普尔热瓦尔斯基和赫定的探险队在他们所取得的科学成就中，对于他们绘制到地图上的那些地方的居民们的生活习性，并没有表明个人态度。虽然普尔热瓦尔斯基渴望描写那些开阔的地带，因为在那些地方他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快乐”和一种自由感，1但他在描写在那些地方所见到的人时却言辞尖刻：“这个中国人是犹太人和俄国扒手的混合体，两种人都古板守旧。”他还吹嘘说，来复枪子弹“对这些人如何具有迷人的效力”。2《亚洲腹地：帕米尔之旅与体育》的作者拉尔夫·科博尔德(Ralph Cobbold)于1900年在他的书中从当地天气的角度出发描写了喀什噶尔人：“从5月到9月，天气酷热，而在冬季，气温降到了零摄氏度。这种反差极大的温度是由于这个地方处于大陆的中心位置，远离海洋的调节作用所致。然而，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这里的人具有不受这种极端温度影响的特点。他们天生不爱活动，对什么事情都无动于衷，缺乏应有的热情。他们的需要太容易得到满足，以至于他们认为不值得花费精力和时间去劳动，所有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引水灌溉，使之能流过贫瘠的沙地，以换来水果的丰收。群山使喀什噶尔避免了外来商人的激烈竞争，而且在平原上居住着的也是跟他们一样漠然的民族。喀什噶尔人就这样继续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对过往的事情漠不关心，他们看待革命就像懒散的旁观者看待他们自己人发生的斗殴一样。”3
　　中亚的政治，如大清帝国开始崩溃，很多当地的领导人争夺最高统治权等足以使任何人感到混乱而变得麻木，但是，如科博尔德所说，俄国领事对中国人采取了直截了当的态度，因为那时清朝对新疆的控制有名无实。“对清朝统治者，彼得洛夫斯基极其不尊敬。他认为清朝腐败无能，他声称再也不能让这样一个国家继续做一个有统治力的强国。他援引了一个实例：一位道台(清廷的巡行官员)完全掌控在他的手中，所以不得不完全按照他的意愿办事。有一次，在这位中国道台去清查反动人士者的一次事件中，彼得洛夫斯基越俎代庖，结果让道台很不高兴。他告诉我说，有一次这位道台在一个注定应该放弃的小问题上顽固不化，而且拒绝听从警告，他就安排另一位官员(他们是朋友)，把这个顽固不化的人带到俄国领事馆洗蒸气浴。就在他沐浴之时他被抓住，四个高大健壮的哥萨克人把他狠狠地鞭打了一顿。‘幸运的是，’这位总领事补充说，‘这位道台被说服并作了让步，所以再采取极端措施就没有必要了。’”4
　　就在科博尔德的书问世后不久，美国地理学家艾尔斯沃斯·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曾经在白沙瓦同奥雷尔·斯坦因相会。当斯坦因进行第二次探险时，他一直在比喀什噶尔更远的沙漠中进行勘测)在《亚洲的脉搏：探索地理对历史的决定作用的中亚之行》一书中，发表了勘察的结果以及基于这些地理因素而形成的历史观。
　　亨廷顿曾在公元1903至1904年参加拉斐尔·帕姆普利率领的探险队，考察了俄属中亚地区。在1905年他跟罗伯特·巴莱特一起，随一支探险队考察中国的新疆。他描写了在第二次探险中走过哈剌和林要隘的悲惨情景：“在21英里的路程中，我数了数有474匹死马，更不用说无数肢体分散的骸骨、32包货物和1具人尸了。他的同行者没有时间也没有力气埋葬他，他们简单地用布把他包起来放在地上，使他的脸朝向麦加。”
　　后来亨廷顿考察了丝绸之路南线上的古老绿洲城市的废墟，向他所说的“未经探索的罗布沙漠”前进，这时他忽视了普尔热瓦尔斯基和赫定两人的经历。当他们骑行穿越盐滩时，他几乎损失了一峰骆驼。“当我们前行时，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种较清新的、白色的景观，开始时看上去还有点潮湿。我正骑着最大的骆驼，它驮载的木材和冰这时已用掉了一部分。突然我向后翻了个筋斗摔下了驼背，骆驼的后腿踩穿了盐壳，陷入污泥中有一码深。当它笨重地挣扎着要拔出腿来时，前腿也陷了进去。油状的水在泥浆中冒着气泡向上涌，浸满了趴卧着的骆驼的腹部，同时另外两峰骆驼也陷进淤泥之中。慌乱之中，我们开始卸下它们的驮载物，我都忘了检查一下它们的脖子是否被摔伤。在卸掉负载之后，两峰小骆驼从泥浆中解脱出来，然而我那峰大而重的骆驼由于陷得太深，我们不得不用绳子拴住它的腿把它拉到了毡上，这毡是我们为了防止它再次下陷而事先铺到软泥上的。这是大自然跟我们开的一个冷酷的玩笑：在零摄氏度的天气中，在如此寒冷而干燥的地区，它却把我们领进一个没有结冰却有水的盐沼中，而且当时我们还带着足够充作10至12天饮用水的冰块。”5
　　在地面较硬的地方，亨廷顿探险队的骆驼的脚受了伤。“一峰最小的骆驼，它是一头非常漂亮的小动物，最近在它柔软的脚垫上长出了很大的显然是很痛的水泡。为了防止小骆驼失去作用，探险队员把一双当地人穿的高筒靴(就像我们穿的那种)的上半部分割掉，非常巧妙地把下半截做成了骆驼鞋。当队员们把小骆驼的腿捆绑起来并把它向一侧掀翻在地时，这头可怜的动物尖叫着，活像一个发了怒且受了惊吓的孩子。而当它站起来之后，它发现它的蹄子没有那么痛了，它好像又明显地表现出感激之情。这峰小骆驼摇晃着它难看的蹄子，就像一个小男孩把纸系在猫爪上时猫摇摆爪子一样，然后走路时它的两只后腿分开约有一码远。这让我们笑得浑身无力。”它的靴子一定比直接缝在它们蹄垫上的皮革更舒服，而其他的骆驼就不得不承受缝皮革的痛苦了。柔软的骆驼蹄一旦驮载过重，就会引起鞍疮化脓，使得它们有时不太实用。
　　尽管盐滩面积广阔，但靠着融雪供水的河流仍能使当地居民用泥和芦苇建造房屋并形成小村落，可以在铁干力克(Tikkenlik)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在罗布泊湖仅存的水中捕鱼。这里给人们留下的主要印象就是曾经烟波浩瀚的内陆海的退缩。“植物显示出干涸的迹象，柽柳通常竖立在土丘上，杨树已经死亡或正在死亡。只有最潮湿的地方例外，其他地方到处都是干死了的芦苇枝叶……17条河流中，有13条在其下游河道中存在着从一千多年前的佛教时代以来的古城废墟。从各种情况来看，这些古城都比它们的后继者要大，尤其是尼雅……安迪尔，且末……和米兰。古老的城市能如此远地深入沙漠，或处于如此小的盐河边，以至于几乎无法在相同的地点确定同样大小的城镇的范围……”7塔里木河改道影响了这个湖的大小，这个湖曾经养育过当地以种植、狩猎和打鱼为业的居民区，如位于楼兰的居民区。楼兰在公元300年后被遗弃。
　　亨廷顿总结说，中亚气候“一直受各种显著变化的影响”。他还形成了一套理论，“不仅仅中亚人的生活习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性格似乎都是受自然地理环境影响而形成的。”这又导致他形成了一种观点，即“气候的变化必然会引起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人类族群的分布上，也体现在其居住、习俗甚至性格方面”，这就是他的“地理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及其相当大胆却过分笼统的论点。“我们已经看到，中亚高原和沙漠使吉尔吉斯人适应了游牧生活，又进而形成了他们所特有的性格，如刚毅大胆、好客、懒惰、重道德、重家庭感情等。而另一方面，盆地绿洲使得当地(西部绿洲如莎车和喀什噶尔)的居民从事细耕农业，其定居、安逸的生活似乎使得他们善良而胆小、性格稳重、弱化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一些联系，进而忽视了对成长中的一代的细心培养。”8
　　亨廷顿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探讨。他问：“为什么曾经跟古罗马有很多相同的道德标准的波斯，现在变成了最堕落的国家之一呢?”他把波斯人描写成爱说谎的人，虽然“一位古希腊历史学家宣称波斯人以说实话著称。说实话的习惯只能靠长期的实践，靠持之以恒的抵制恐惧、贪婪或其他情感的意志才能形成。所以，这或许是‘气候原因’使然。很显然的推论是：在最近两千年中，波斯气候的变化对当地人民性格的变化可能起了很大的作用”。9
　　亨廷顿之气候变化影响人类的“科学依据”来自美国人的一项研究，即“各种不同的天气条件会对学校儿童的行为、犯罪率和银行职员的差错率等造成影响”。根据这一理论，晴朗、凉爽的天气会产生有利的影响，潮湿的天气会降低人的工作效率，干燥的天气“会刺激人的生理机能”，但“当干燥到极端时，人的神经平衡就会被打乱，控制各种情绪冲动的能力就会降低”。所以“我们应该期待去发现，在极端干、热、有大量烘烤似的热风的国家，如波斯人是神经质、易激动和缺乏自制力的。实际上，他们没有想象的那样神经质，但他们确实非常易激动而且缺乏自制力”。10
　　在相对安全的地方，亨廷顿还是一个对大自然很敏锐的观察者。在9月一个平静的日子里，他发现沙漠非常美丽，还把在天山发现的野花以列表的方式记录下来，但他把他所有见到的东西都用自己的观点加以阐释。“出版一本关于这里的植物的书或许是值得的……这些野生植物都生长在罗布盆地东北方群山的低山坡上，但在欧洲和美国它们却是栽培植物。它们包括苹果树、杏树、李树和橄榄树(不是商业树种)；石刁柏、洋葱和大黄；屈曲花、菊花、藏红花、天芥菜、芍药、福禄考和郁金香；多种蓝色和紫色的耧斗菜属植物；紫色和黄色的蝴蝶花和三色堇；还有红、白和黄色的罂粟和蔷薇……”鉴于他引起很大争议的理论，即中亚是欧洲主要种族的发源地之说，这个植物名单反倒使人更感兴趣。而且到目前为止，这个植物单还支持他的人类学理论，因为它证明，最初中亚的移民携带着这些在当地遍地生长的植物而迁徙，在他们最终定居的新土地上这些植物被栽培生长……11
　　寻找植物的人确实在丝绸之路上有了新发现，就像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发现一样，而且喜马拉雅山麓和中国云南省毗邻地区的新物种最丰富。但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大山中最吸引人的亮点之一是大型动物，帕米尔高原上到处都是“捻角山羊、羱羊和棕熊”。“在吉尔吉特，在印度帝国最远端正规军驻扎的地方……冬季他们可以进行世界上最好的野味狩猎，而山鹬和鸭也一直吸引他们使用猎枪。”不搜索、猎捕野味时，“还有黄金，还可以和当地人踢足球、在草坪上打网球……”
　　拉尔夫·科博尔德在他的狩猎回忆录中写道：“最近几年已经证明，帕米尔地区物种的主要特征就是野生动物的多样性。在这个地区到处都有大量的动物，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盘羊。这是一种体形很大的野羊，在帕米尔高原大部分地区都有发现。这种动物的独特之处是它们的角，它们有时能长到非常大的尺寸。罗伯特收藏的一只盘羊头骨上的角，其根部到尖端长75英寸，根部周长16英寸，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标本。”12这种羊是以马可·波罗的名字命名的。在科博尔德拍的照片(是在枪杀它们之后)中显示它们都有硕大的角，角朝下卷曲，垂挂在耳朵之上。在一些更早的标本中，其角向外卷曲得更长，呈“S”型。
　　它们也引起了马戏团经理卡尔·海艮贝克的注意。他曾在19世纪80年代资助过探险队，目的是捕捉普尔热瓦尔斯基野马，用于马戏表演。几年后，他又组织了一支探险队去猎捕盘羊。他为此花了5000英镑，捕获了60只盘羊。但在回欧洲的路上，许多盘羊都死于腹泻，所以它们所害怕的不仅仅是枪。13
　　拉尔夫·科博尔德在经过长距离的搜寻，“走过松散的土地，常常摔跤，不断听到石头滚动的声音”之后，第一次看到了盘羊。噪音似乎已使得他的猎物警觉起来，突然间，“米尔扎·拜伊抓住了我的胳膊，用中亚突厥语叫了起来，‘看，阁下，就在那里。’的的确确，它们就在那里，越过一些岩石所能看到的只是它们的角，它们正在岩石后面休息，在我们下面约400码远的地方……山坡非常陡峭，而且会出现声响，我每时每刻都在担心，我们脚下滚动的石头发出的声音会惊动猎物。我们下了一半之后，停了下来，脱掉了靴子，这样走路声就可以更轻微。这时我注意到，向山下吹的风突然改变了风向，现在正从峡谷吹上来。我意识到盘羊肯定会闻到那位吉尔吉斯人的气味，于是他被留在了下面照看我们的行李。这个念头刚刚在我脑海中闪了一下，我所预料的事情就变成了现实，因为我看到两只大羊笨拙地从峡谷向上直冲我们这个方向跑来。很明显，它们急于逃离后面的那个人，却放松了平时的那种谨慎，没有注意到前面的动静。鉴于它们必须经过距我们50码以内的地方，我坐了下来，用枪瞄准了两只羊中最白的那一只，我知道它也是最大的一只。它们乱哄哄地走过来，几乎一直到跟我们并肩的地方才上气不接下气地停了下来。我在扣板机时，手激动得发抖，我还担心会因为太心切而击不中目标，但那只公羊倒地死了。第二只羊停了下来，又突然转身穿越峡谷飞逃而去。我又开了一枪，这一枪没能打中，200码的瞄准距离转瞬即逝。我又开了第三枪，这回击中了它，这就证明了我这支小小的曼力彻猎枪名副其实，它在各个方面都是非常完美的。我的向导立即被兴奋所压倒，他看到面前摆着这么多好肉，狂喜不止，抓住我的手吻了又吻，然后又吻了我的脚……我们几个砍下了两只羊头，把其余的肉分成了四份……我高兴地发现，它们是比我想象中还要好的标本，较大的(猎获物的角)有64英寸长，较小的一个有56英寸长。”14
　　“经过一个星期的猎捕之后，猎物开始变得稀少。”科博尔德写道。他曾经炫耀过他猎获的“羱羊、普通狐狸、狼、棕熊、金色土拨鼠、西藏兔、鹮、鸥、猫头鹰、鸢以及很多鸻科和百灵科鸟类”。在他看来，“帕米尔高原是爱好运动的人的伊甸园，来这一地区的旅游者很少不带一些猎物回去。”15
　　当科博尔德遇上喀什噶尔的道台时，他才发现猎物的各个部分都有药用或食用价值，这使他很感兴趣。这位道台“求我在返程的时候带回一些老虎内脏以作药用，最主要的是用于包缠孕妇来帮助她们生产。还有熊掌，他认为这是最上等的美味”。科博尔德曾打算从喀什噶尔前往丝绸之路北线上的天山山脉，因为“M.戈尔代特告诉我，他在天山猎杀了很多盘羊，他告诉我天山盘羊数量非常多。它们的角，虽然更粗大，却不如在帕米尔发现的盘羊角那么长。在大部分陡峭的山谷中也遇上了羱羊。除此之外，那里还有两种熊，有一种是体形庞大的棕熊，只产于这些大山之中，这种熊可靠其前腿上长长的白色爪子来辨认，赛弗尔采夫把这一特殊的物种命名为马熊。雪豹的数量也很多。所有这些动物都可以在几天之内猎捕到，这对于一个喜爱捕猎的人来说是绝妙的开端。从跨越亚洲铁路的终点站塔什干到天山只有几天的车程，我却非常急于猎捕天山马鹿……”16但是，让马鹿和其他野生动物十分幸运的是，俄国政局的变化和其后获取护照的困难迫使科博尔德返回了帕米尔高原。这一次他在帕米尔拍到了一幅照片，标题为“活着的盘羊——以前从未拍到过的照片”(可能是因为此前大部分人只忙于猎杀)。科博尔德蹒跚而行，因为“可怕的巴塘峡谷的通道已经磨穿了我的靴底，脚底已经暴露出来”，他只好返回印度。
　　截止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R.C.F.斯科姆伯格探索喀喇昆仑山脉时，盘羊已经很稀少了：“由于无情的屠杀，这些体态优美的羊在中国的帕米尔高原上几乎已绝迹了。”他唯一看到的几只都是死羊，“在山口两边的一两个地方有一些盘羊角。塔吉克人说那些动物都死于疾病，这明显是在撒谎，因为没有发现骨骸。在冬天，这些羊都被严寒和雪逼进低处的峡谷，在那里它们就被游牧者杀死”——但他们根本不懂得衡量一下这些战利品的角的价值。17
　　斯科姆伯格对穿越群山的商旅小道很感兴趣。这些小道一直通向“这个地区不同的商业中心。前往和田的商队分道东行，前往莎车和喀什噶尔的商队则西行……喀喇昆仑山以北的所有路线在叶尔羌河源头的阿克塔盖汇合。在这里，和田线转而向东到达苏盖特山口，前往喀什噶尔和莎车的商队再顺叶尔羌河走一段路程即可……然而在以前……来往中亚的商队并没有被限制在喀喇昆仑山口。我相信只要有可能，目前的路线是可以避免的。这条路一直是一条绝径，沿途尽是峡谷，一连走几天，没有燃料，没有草木，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藏身之处，一旦遇上灾难便无处求助。从我所看到的穆斯塔格峡谷中，确实有一条常有人走的路……因为我们发现一条精心铺成的石路是用于驮畜行走的”。18
　　斯科姆伯格两次前往喀喇昆仑山的目的，是要探索叶尔羌河的三个源头，但他在描述这一地区时遇到了困难，这就是“这些山脉没有名称……在《地理杂志》中……杰出的登山者T.G.朗斯达夫反对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禁止以个人的名字给山峰命名的规定。我不适合评论这种态度的是非曲直，然而我可以指出，除非我们做一些事情，否则外国旅行家们也会给这些没有取名的山峰命名的，这些山峰也会被收入外国的地图中，最终我们却发现这是位于我们自己的版图中的地方。除非要采取一些措施，否则，很快地，在那些画在地图上但没有命名的大英帝国的山谷中旅行的人就会发现，他们正在过‘希特勒’山口，正在下‘戈林’冰川，正在仰慕‘墨索里尼’山。而且，非常正确的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业余爱好者和局外人士来说，很难理解为什么以著名的旅行家如扬哈斯本、斯坦因或迈森等人的名字命名他们所发现的地方不合适”。19
　　大角逐在那时已经结束了，但斯科姆伯格再一次回到了他的老主题上来，这就是：由于管理中心缺乏想像力，我们会面临令人毛骨悚然的地理被纳粹化。“印度测绘局和皇家地理学会都把给不知名的山峰命名列为禁忌，并主张用字母和数字给雪山贴标签，就像在展览会上给牛做标记或在行李寄存处给存放的物品贴标签一样。科学的特权常常使人感到消沉，既没有生气，也使人困惑，为什么用一连串无意义的字母和数字来增加公众记忆的负担、玷污他们的地图呢?这位纯粹的业余爱好者不理解，为什么纪念前往未被命名的大山的伟大登山运动家或探险家是不合适的。教皇庇护十一世、道格拉斯·弗莱什菲尔德先生、康威、奥雷尔·斯坦因先生和平易近人的皇家地理学会秘书亚瑟·欣克斯先生等的名字应该用于命名大山以示纪念，为什么史密斯山是错误的，而K999就是正确的呢?”20
　　命名的问题依然存在，在这一地区也出现了一些混合地名。埃弗莱斯特山峰是根据设在加尔各答的大三角测绘局的第二任主管乔治·埃弗莱斯特先生(1790—1866)的名字命名的，这座山峰现在越来越多地以藏语“珠穆朗玛峰”被提及；还有喀钦章嘎山，而(其另一个名称)K2却似乎没有受到“伤害”，这或许会引起斯科姆伯格的不满。
　　斯科姆伯格发现，丝绸之路西端的野生动物非常稀少，这主要是很多冒险运动家们携带非常精良的枪支寻找猎物而造成的后果。与此相比，寥寥几个寻找食物的当地旅行者的影响要小得多。的确，一位早期的旅行家因为过度热衷于狩猎而没能获得丝绸之路奖中最大的一笔奖金。巴龙·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Baron Carl Gustav Mannerheim，1867—1951)是一位芬兰人，他在1906到1908年间在中亚进行了探险，他的此次探险得到了俄国总参谋部、芬兰乌戈尔语学会和安泰尔基金会的赞助。在这个地方进行调查与收集情报的界限很难被划清，曼纳海姆就有两项独特的任务：为俄国人从事军事情报搜集任务，而为芬兰学会，他则要“拓印铭文，购买古代写本、考古学和人种学物品，对不同的种族类型进行人体测量和拍照，收集关于中国北方不为外界所知的人种的人种学和语言学实物”。21他从俄属中亚出发，跨越新疆，经丝绸之路北线进入河西走廊，到达中国西北方的陕西和山西省。他在和田购买了古币和其他古物，在党项人和吉尔吉斯人居住过的地区对石刻和岩画拍了照。他游历了交河故城等很多地方，对当地已经受到的考古浩劫感到十分震惊。他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对古迹造成进一步的破坏。他买了很多回鹘语、汉语和中古波斯语的文书，这时他可能在吐鲁番地区。1907年11月2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打算去参观一个叫千佛洞的庙宇，它处于大山之中……然而，野鸡和瞪羚太诱人了，因打猎而浪费了太多时间之后，我们到达了这个峡谷口。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了，所以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放弃了参观‘千佛洞’的打算，争取在天黑之前找到回旅店的路。”
　　他或许不知道，在不到六个月前，奥雷尔·斯坦因已经从千佛洞中搜罗了满满29箱价值连城的丝织品、绘画、中国早期的印刷和手抄文书。恰如他的传记作者以悲伤的语调总结说：“如此珍贵的科学宝藏竟被烤野鸡和瞪羚而取代了。”22
　　尽管此前的探险遭受了失败，曼纳海姆仍继续担任芬兰军队的总司令，并在1944到1946年间任芬兰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