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技术，使丝织工艺和印染技术逐步发展。通过缫丝、练丝、染丝、织丝等工序，制成各式各样绚丽的丝织品。它的工艺发展，大致经历了手工编织到机械织丝的过程。从出土的文物和有关的文献记载中，我们约略地可以看出它的脉络。
　　江苏吴兴钱三漾遗址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细丝丝带，其结构与现在编的草帽辫一样，有着两条平行的人字形织纹，体扁，靠近尾端呈圆形①。到商、周以后，已开始采用简单的机织，发明了提花装置。《诗经·小雅·大东》中说：“小东大东，杼柚其空。”朱熹注：“杼，持纬者也；柚，受经者也。”到了西汉，织机有了更大改进。相传西汉巨鹿(今河北省平乡县)人陈宝光妻能织葡萄锦、散花绫，大将军霍光妻将她召至长安织作。她用的织机有一百二十个镊子，六十天可织绫一匹②。这种能织图案花纹的技术，无疑是纺织业的新工艺。从山东、江苏、成都保存的汉画像石和浮雕石上的织机图看，当时已经采用脚踏板，表明这种织机已相当进步。而这一点在欧洲到公元六世纪才出现，十三世纪才广泛采用。汉代陈宝光妻的织机虽然能织出上好的锦、绫，但由于用镊太多，费时费工，虽经改进，后来的织机也有五、六十镊，仍然非常复杂。所以三国时扶风(今陕西省兴平县)的发明家马钧，将旧绫机改进成十二镊，不仅大大地提高了工效，而且“奇文异变”③。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就是用这种织机，织出了更加华美的闻名世界的丝绸。这些丝织物，直到今天还在放射着奇光异彩，不断地引起人们的赞叹。如前边提到的从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葬*(左弓右鱼)伯之妾倪墓室中发现有很鲜艳的朱红和石黄两种颜色的刺绣④，编织的针法，是辫子股绣法。这种针法，今天还被采用。*(左弓右鱼)伯墓的丝织品，都是平纹织法，倪墓室游泥印痕第一层的丝织物，花纹则是提花的简单菱形图案⑤，说明了丝织技术已相当发达。秦都成阳出土的丝绸，质地细致，大多为平纹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物更是惊人，其中具有强烈质感和立体效应的绒圈锦，薄如蝉翼的素纱，明暗两重花纹的菱纹罗，用阳板套印彩色花卉的印花织物⑦，都代表了当时纺织工艺所达到的高度水平。
　　丝绸的印染，在我国古代一开始用的是植物染料。《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齐鲁千亩桑麻，……千亩巵茜。”注解中说：“茜，音倩，一名红兰花，其花染缯赤黄也。”茜就是茜草，多年生的草本植物，根可以做红色染料。上引《诗经》中说“载玄载黄，我朱孔阳”，大约就是这类颜料染出的。染织的过程，《史记·夏本纪》郑玄注中说：“凡织者先染其丝，织之即成文矣。”《吕氏春秋·当染》记载：“墨子见染素丝者，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以入者变，其色亦变。”应该都用的是茜草和其它植物原料。这些引文也表明，当时染织的工序，是先染好丝，再织成绸绢的。在织物上加刺绣，是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刺绣似乎已成为一个重要行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虽然批评的是“末业”寝盛，但把刺绣与农、工、商并举，正说明刺绣成了人民生产事业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汉书·食货志下》记载：武帝“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万余匹。”每匹幅宽是二尺二寸，长四丈。汉代皇帝在出巡中，能拿出大量丝绸来作赏赐，也可见全国丝织业是非常发达的。
　　由于丝织业在国家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历代政府都设有管理组织。如汉代就曾在丝织业特别发达，有“齐纨”、“鲁缟”之称的山东地方，设置了专门机构，即《汉书·元帝纪》中说的“齐三服官”。李斐注说：“齐国旧有三服之官。春献冠帻縰为首服，纨素为冬服，轻绢为夏服，凡三。”另外，汉时设东织室、西织室，各置令丞，“主织作缯帛”，专门为政府纺织丝绸。到了唐代，机构更为严密。唐朝在少府监下设织染署，分工非常细致。《唐六典·少府监》说：织纴之作有十：一曰布，二曰绢，三曰*，四曰纱，五曰绫，六曰罗，七曰锦，八曰绮，九曰*(左纟右间)，十曰褐。组绶之作有五：一曰组，二曰绶，三曰绦，四曰绳，五曰缨。*(左糸右由)线之作有四：一曰*(左糸右由)，二曰线，三曰弦，四曰网。练染之作有六：一曰青，二曰绛，三曰黄，四曰白，五曰皂，六曰紫。凡染，大抵以草木而成，有以花叶，有以茎实，有以根皮。出有方土，采以时月。”同书《太府寺》中说：“凡绢布出有方土，类有精粗，绢分为八等，布分为九等。”在官府的管理、示范和提倡下，全国各地的丝织产品，竞放异彩，各有特色。《新唐书·地理志》说，仅江南东道(今浙江、江苏一带)各州所产就有水纹绫、方纹绫、鱼口绫、绣叶绫、花纹绫、乌眼绫、绯绫、白编绫、文绫、交梭绫、十样花纹绫、吴绫、绸绢、八蚕丝、轻容、生*、花纱、吴绢、衫罗、宝花罗、花纹罗等花色品种。特别名贵的丝绸花纹有盘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兰草、万字、双胜、透背等。
　　丝绸的花纹，隋唐以前主要是织花和绣花。到唐时发展了一种新的印染工艺，叫彩缬。缬在六朝时已经出现，到唐时，有了更显著的发展⑧。《唐语林·贤媛》：“玄宗柳婕妤有才学，上甚重之。婕妤妹适赵氏，性巧惠，因使工镂板为染花象之，而为夹缬。因婕妤生日，献王皇后一匹。上见而赏之，因敕宫中依样制之。当时甚秘，后渐出，遍于天下，乃为至贱所服。”这里，柳婕妤的妹妹，吸收了民间的技巧，加以改造，制出了新的产品。经过皇帝的提倡，虽然秘不示人，但终于普及到了全国，不唯富贵的人可以穿，连“至贱”的人也能穿了。这既反映了这种夹缬的印染技术的产生、发展和迅速普及的过程，也表明了这种新的生产工艺所具有的巨大生命力。
　　彩缬的方法，《资治通鉴》德宗贞元三年(公元七八七年)“请发左藏恶缯染为彩缬”条下注说：“恶缯积于库藏，年深以致脆恶者，撮彩以线结之，而后染色。既染则解其结，凡结处皆无色，余则入染色矣。其色斑烂，谓之缬。”彩缬之方法，有绞缬、夹缬、蜡缬三种。绞缬是把要染的布，用针线缝成不同花纹，染色后解去线结，即出现保留底色的花纹。夹缬是把要染的布，分段折叠，夹上好看的植物叶子，用木棒捶打，凡有叶的地方即不着色，或着不同的颜色。蜡缬是以刻花木板放在布上，以熔化的蜡或豆面粉涂在板花空隙的布上，染色后，凡有蜡或豆面的地方，即不着色，而现出各种花纹。这种印染方法，简单易行，是古代中国民间发明的，俗名“印花”，至今农村中仍然保留着这种方法。
　　丝织业的发达，引起了诗人们很大的兴趣，他们反复吟咏，或颂扬织丝刺绣的精美无比，或赞叹印染花纹的艳丽天成。杜甫在《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一诗中说这条缎褥：“开缄风涛涌，中有掉尾鲸。逶迤罗水族，琐细不足名。”自居易在《缭绫》一诗中，歌颂了江南一种水色般的丝织物：“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可见其花色之清丽，质地之优越。在《红线毯》一诗中，诗人咏叹了宣州所产用丝线作成巨大而精美的红线毯：“红线毯，择茧缫丝清水煮，拣丝，拣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花，织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殿铺。”胡令能的《咏绣障》诗说：“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刺绣的花纹，栩栩如生，同真花真假莫辨，连黄莺也被引动了。鲍溶的《采葛行》：“春溪几回葛花黄，黄麝引子山山香。蛮女不惜手足损，钩刀一一牵柔长。葛丝茸茸春雪体，深涧择泉清处洗。殷勤十指蚕吐丝，当窗**声高机。织成一尺无一两，进供天子五月衣。水精夏殿开凉户，冰山绕座犹难御。衣亲玉体又何如?杳然独对秋风曙。镜湖女儿嫁鲛人，鲛绡逼肖也不分。吴中角簟泛清水，摇曳胜被三素云。自兹贡荐无人惜，那敢更争龙手迹。蛮女将来海市头，卖与岭南贫估客。”细葛织成布，一尺长还不到一两重，质地已经很好了，但还比不上更加出色的鲛绡。
　　这些诗歌并未过分夸张，应该都是写实之笔，近年出土的唐代织物，就是最好的证明。新疆吐鲁番唐墓中出土的公元八世纪的不少彩条纹锦，底色多样，有绿、黄，也有白、蓝，其中一件施晕*(左纟右间)彩，上面还以金黄色纬线浮起四瓣小花。这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块提花晕*(左纟右间)锦⑨。与彩条纹锦同时出土的还有黄、赭黄、绿和白色纱蜡染，其中一条暗绿纱饰以粉条绿色狩猎纹，另一件娇黄纱饰以金黄色对鸟花束，形象很生动。还有一双用变体宝相花纹锦缝制的云头锦鞋，鞋的尖端夹缀了一条红地花鸟纹锦。鞋的里衬，是六色线纹花鸟流云纹织锦，其中蓝、绿、浅红三色用晕*(左纟右间)彩，而且是现在所知最绚丽的一件晕*(左纟右间)彩⑩。这些都说明，丝绸印染技术在我国唐代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了。
　　周、秦、汉时代，黄河流域的蚕业比较发达。到南北朝时期，随着北方人民的大量南迁，养蚕织绸事业逐步在江南盛行起来。《三国志·吴书·华覈传》记载，华覈给孙皓的上疏中，已有“宜暂息众役，专心农桑”这样的话。到了隋、唐两朝，南方的养蚕织绸业已有很大的发展。《唐国史补》里有一个故事，说明了这种发展趋向：“薛兼训为江南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
　　当时南方的丝织业总的来说较为落后，但也有例外，如成都平原就是我国蚕桑事业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这里所生产的巴缎蜀锦，在秦、汉时期已驰名全国，因而很早之前，成都便被称为“锦城”，成都城外的一段岷江，被称为“锦江”。这里发达的丝织业，后来又传到了云南等地。据《新唐书·南蛮传》说，太和三年(公元八二九年)南诏陷成都，“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自是工女织。”《蛮书》卷六说，这次“虏巧儿及女工非少，如今悉解织罗也”。养蚕织丝事业在全国的普遍发展，使丝织品大量积聚。白居易《重赋》一诗说，官府中“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虽说的是官府中的横征暴敛，也反映了丝绸生产的繁荣。
　　丝绸生产从数量、质量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就给丝绸的输出提供了物质基础。因此，汉代打通了的丝绸之路，到唐代达到全盛阶段，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①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三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②《西京杂记》卷一。
　　③《三国志·杜夔传》注。
　　④⑤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发掘队：《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发掘简报》及李也贞等《有关西周丝绸和刺绣的重要发现》，载《文物》1976年第4期。
　　⑥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载《文物》1976年第11期。
　　⑦湖南省博物馆：《三十年来湖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载文物出版社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⑧《东瀛珠光》第一册，转引自李浴《中国美术史纲》第125页。
　　⑨⑩新学：《新疆吐鲁番晋唐墓中发现的主要文物》，载1972年2月23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