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中西人民友谊的丝绸之路，历经汉代的经营和唐代的建设，达到了鼎盛时期。唐朝在西域设置都护府、都督府和州县等，有效地在西域地区行使政治权力，推行唐朝中央的政令。从考古发掘发现的埋藏在高昌阿斯塔那墓等地的唐代文书看，唐代的租佃、户籍、均田等制度，都曾在这一带付之实施。加之唐朝加强了对丝绸之路的保护，在凡是名为“军”“镇”“城”和“守捉”的地方，都驻有军队，往来客商比较安全，就进一步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因此，在唐朝时期，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丝绸之路沿线也是全国著名的繁华和富庶的区域。《资治通鉴》天宝十二年(公元七五三年)条记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开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路，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郑棨《开天传信记略》与此记载略同：“开元(公元七一三——七四一年)初，上厉精图治，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胡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数。”唐陇右道包括天水、武都、陇西、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有“州十九，都护府二，县六十”①。《南部新书》记载：“平时开远门外立堠，上书‘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戎人不为万里之行。”既是鼓励人们献身边疆，也表明丝绸之路的起点正是长安。开远门为长安西门，西方各国人民到长安，即由此门入城。因此他们多住长安城西边的长安县，活动也多在西市。西市有波斯人开设的波斯邸。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发掘的西方外国人的墓葬，也多在今西安城西。所谓“西尽唐境”，当指安西都护府所辖碎叶镇。唐陇右道属于干旱多沙碛地区，自然环境古今当无多大变化。其所以如此富庶，应和当时移民屯田开荒，修渠灌溉，人工经营，以及来往行人众多有关。
　　在这几条道路上，随着经济的繁荣，也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城市。岑参诗句说“凉州七里十万家”，每家以五口计，凉州当时应是有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这自然是诗人的夸张之词，但也反映了当时凉州的繁华盛况②。元稹也有“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的诗句③。岑参是盛唐时人，记的是当时凉州的情形。元稹是中唐时人，说的是过去的盛况，故曰“吾闻”。此外，甘州、肃州、沙州等郡人口也都不在少数。北庭都护府的治所庭州，安西都护府的治所高昌，或龟兹，以及交通枢纽弓月城等遗址，范围都很大，想必也都是人口众多的大城市，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文献记载高昌“厥土良沃，谷麦岁再熟，有葡萄酒、宜王果。有草名白*(左叠右毛)，国人采其花(棉花)织以为布。有文字，知书计”④。
　　丝绸之路沿线各城市，文化也很发达。它的文化包括有中国传统的“历代子史”，当地政府“集学官府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诗”⑤。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中出土的十二岁的孩子卜天寿手抄的《论语郑氏注》、《三台词》、《千字文》和他作的诗：“写诗今日了，先生莫碱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以及婼羌县米兰古城中发现的坎尔曼抄的白居易的《卖炭翁》和他作的五言诗，都充分说明丝绸之路上边远地区的文化与内地也是一样的。即使是楚水流域的素叶(碎叶，今苏联托克马克)城西几百里的地方，“有小城三百，本华人为突厥所掠，群保此，尚华语”⑥。诗人李白出生于碎叶，他的高度文学修养，应该说与他少年时代在当地所受的教育有关。近年考古发掘中，从这些地方发现的古代中国丝绸、文物，都说明西域之地，在唐时已是经济、文化相当发达的地方，这无疑是东西文化交流的成果。一九五三年，笔者去新疆调查中，在伊犁、库车、喀什、和阗、吐鲁番等地，看到千佛洞及一些古城遗址，对唐时丝绸之路的繁华，更增添了感性认识。如在吐鲁番伯子克里克千佛洞，看到它的洞窟建筑一部分依崖岸凿成，一部分用泥坯修成，作明屋形，共编号五十一个，残存壁画较多，颜色亦颇鲜艳，壁画供养菩萨的服饰都和唐人相同，表现为典型的唐代文化。
　　由于唐王朝的大力经营，为中西交通事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而在这条大道上的商旅和行人络绎不绝。通过各国人民长时期的努力，除在音乐、舞蹈、绘画、体育运动、建筑、医药、历法、宗教等文化领域产生了空前广泛的交流之外，从物质方面说，东罗马、大食、印度、波斯等地的玻璃、香料、药材、犀角、象牙、驯象、狮子、骏马、白鹦鹉、胡椒、白豆蔻，以及从甘蔗中榨糖的技术等，大量传入中国；中国的丝绸、金银器、漆器、竹器、瓷器、茶叶，以及造纸术、提炼制火药的硝的技术等，也大量传入西方各国。前引张籍《凉州词》“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正生动地表现了当日运载丝绸等货品的骆驼商队，不畏艰苦，日夜兼程，穿越沙漠向西方前进的情景。
　　骆驼是古代沙漠中的主要运输工具，因而被称誉为“沙漠之舟”。解放后唐代墓葬出土的明器中有很多骆驼俑，说明了当时人们对这种主要活动于丝绸之路上的交通工具的重视。唐墓出土牵驼人俑，大多是深目高鼻的西方人形象。这是由于西方劳动人民熟悉大戈壁中的地理情况，能够在漫无边际的大沙漠中辨认方向、寻找水源和掌握骆驼的习性，因而骆驼队大多由他们作向导。杜甫《寓目》诗“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指的就是他们。
　　唐代西方的东罗马及大食、印度和波斯等国家，都经由丝绸之路与唐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波斯为例，当波斯的萨珊王朝于公元六五一年被大食灭亡之后，波斯王子卑路斯还曾在唐高宗咸亨年间(公元六七〇——六七三年)和武则天景龙二年(公元七〇八年)前来长安，被封为唐王朝的右武卫将军和左威卫将军。
　　中西人民的友谊交往在各国的语言词汇中都留下深刻的印记，如阿剌伯语中将硝称作“中国雪”，表明了它的来源。中文中的“塔”、“和尚”、“刹那”、“菩萨”等，都是印度梵文的音译。而梵文中的“桃”、“梨”、“钢”、“樟脑”等词前都加“汉”或“秦地”字样，表示是从中国传去的。
　　唐时，中国的海上交通已经比较发展，《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通四夷之路有七⑦。五代以后，随着我国南方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多从海上外销。宋太祖在广州设市舶司，并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⑧，丝绸之路相对冷落。即使如此，丝绸之路作为维系我国内地与西域以及同西方的友好关系的桥梁，作为维护祖国统一的大道，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宋真宗天禧元年(公元一〇一七年)，阿刺伯商人麻思利等，从丝绸之路来中原进行贸易。宋朝对西域，通过丝绸之路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明朝时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有意大利、波斯、土耳其等国商人。明成祖永乐元年(公元一四〇三年)哈密贡马四千七百四十匹⑨。景泰七年(公元一四五六年)，明政府规定：对西域“所进阿鲁骨马每匹彩缎四表里、绢八匹，驼三表里、绢十匹，达达马不分等第，每匹紵丝一匹、绢八匹，折纱绢一匹，中等马如之，下等者亦递减如之”。“所贡玉石，……五斤赐绢一匹”⑩。这说明丝绸仍是这条路上的主要货物。
　　五代时有高居诲出于阗。宋代王延德，在太平兴国六年(公元九八一年)五月到雍熙元年(公元九八四年)四月，从夏州(今陕西横山县)经伊州(今新疆哈密县)到高昌。在高昌城内，他看到“善马一匹，直绢一匹，其驽马充食，才值一丈”(11)。王延德这次出使，著有《高昌行记》(见《宋史·西域传·高昌传》)，是研究宋代西域的重要参考资料。元时，去西域的人尤其多，长春真人邱处机(道教全真派的创始者王重阳的学生。全真派的祖庭在现在陕西户县的祖庵镇)，应元太祖成吉思汗的诏令，由居庸关出发，过张家口，横穿内蒙古，到吉木萨尔、乌鲁木齐，直至今中亚和阿富汗地区。《长春真人西游记》是他的弟子李志常所编，记录了他的沿途见闻。刘郁的《西使记》记录了常德出使西域的经过。另外，耶律楚材也有关于出使西域的著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他从欧洲的威尼斯出发，经地中海，过伊斯坦布尔到黑海，再越过帕米尔，经喀什、莎车、和阗、沙州、肃州、甘州、居延海到上都，并在元朝做官多年。以后他将自己在国外的经历请人代笔，写成了《马可波罗行记》一书，后被称为“世界奇书”，译成好多国文字。明朝的陈诚出使哈烈(今阿富汗西部之赫拉特城)，及葡萄牙人鄂本笃到中国来，也都走过丝绸之路。清朝鸦片战争时期的著名抗英英雄林则徐被清廷“遣戌伊犁”，在新疆“周历南八城，浚水源，辟沟渠，垦田三万七千余顷”(12)。一九五三年，笔者去新疆调查，除发现汉、唐故址外，宋、元、明、清的遗物所见更多。在库车以南属今新和、沙雅两县的许多废城遗址中，收集到了“五铢”、“开元”钱币，也曾收集到“大观”、“景祐”、“大元”等钱币。在玛扎尔(今新疆霍县城东北十五里)看到成吉斯汗七世孙吐虎鲁克铁木儿的祠墓。墓屋全用砖砌成，有许多精美的美术图案。又曾看到了清乾隆时修的伊犁九城。这九个城距离很近，取意联城，可以想见清对对这个地区政治统治的加强。以上事实都说明，即使在宋代以后，海运大开，丝绸之路仍然起着沟通中西人民友谊的作用。因此，它在中外人民的心中，至今仍保留着美好的回忆。如土耳其朋友就说，他们国家的历史名城伊斯坦布尔(即唐代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古代丝绸之路东去的起点；并指出伊斯坦布尔东南二百余里的布尔萨城，由于最早从中国传入蚕桑，盛产丝绸，因而又名丝绸城等等(13)。
　　①《新唐书·地理志》。
　　②据《通典》记载，在唐代天宝十四年(公元七五五年)，即“安史之乱”前的极盛时期，凉州所在的陇右道有121，413户，人536，361口。唐分天下为十道，陇右道包括东接秦州，西逾流沙，南连蜀汉及吐蕃，北界朔漠，统十九州、六十县的广大地区，因而凉州的人口肯定要比五十万多。岑参为公元七一五——七七〇年间人，正是这一时期到凉州的。
　　③《元氏长庆集·西凉伎》。
　　④《旧唐书·高昌传》。
　　⑤《通典·边防典·车师附高昌》。
　　⑥《新唐书·龟兹传》。
　　⑦这七条路是：“一曰营州入安车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
　　⑧《明史·西域四》。
　　⑨王延德：《使高昌记》。
　　⑩《宋会要辑稿·职官》卷四四之二四。
　　(11)《明史·西域一》。
　　(12)《清史稿》卷三六七《林则徐传》。
　　(13)《访土耳其丝绸之城》，载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