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经国共两党协商，1937年9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从9月2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告成立，一直到1950年1月19日撤销，共历时12年又4个月。德高望重的林伯渠连选连任政府主席。张国焘、高自立、李鼎铭、刘景范、杨明轩曾任副主席。政府机关设在延安南关。组织机构有：办公厅、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高等法院、保安处等。
    边区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参议会，议员依据选举法由各级群众代表民主选举产生。从1939年2月到1946年4月，边区参议会共召开过三届四次会议。高岗为议长，张邦英、谢觉哉、安文钦曾任副议长。历届参议会选举产生边区政府。1941年10月，在边区政府北侧建起了一座可容一千多人的大礼堂。议员们在此参政议政，研究决定边区建设的大政方针。因此人们亲切地称它为“民主之宫”。
    为了增强抗战力量，1941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提出在各级政权机关中贯彻“三三制”政策。即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非党左派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毛泽东在第二届参议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民主人士的意见，克服自己的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边区政府发出了《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要求在政府选举中严格执行三三制政策，多选的共产党员应立即退出。
    人民群众十分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候选人名单公布后争相观看，在酝酿讨论的基础上，用投票、投豆等多种形式选举出自己称心如意的代表。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严格遵守《政务人员公约》，处处以人民的重托为已任，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如朱德总司令所说：“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政府主席林伯渠，以身作则，被群众誉为“老黄牛”。
    为了厉行廉洁政治，边区政府制定了《惩治贪污条例》，明令：“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动，禁止任何假公济私行为，共产党员有违犯者从重治罪”，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为了克服机构臃肿，入不敷出的矛盾，边区政府采纳了党外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毛泽东还专门为《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经实施，使政府工作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五个目的。
    八路军主力出师抗日后，为了加强边区的军事防御力量，组成了留守兵团司令部，肖劲光任司令员。留守兵团召开了党代会，制定了“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积蓄与培养干部”的方针。部队经严格的军事训练，增强了军事素质。1942年，留守兵团改组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贺龙任司令员。兵力出最初的9千人发展到数万人。留守兵团成为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一支劲旅。
    为了配合正规部队执行保卫河防、反顽剿匪、维护地方治安的任务，各地普遍组建了保安队、自卫军、儿童团等地方武装。县设大队、区设营、乡设连，定期统一整训。
    为加强军政、军民团结，边区政府制定了拥军优属公约。林伯渠主席亲带慰问团去南泥湾劳军。留守兵团制定了拥政爱民公约，主动为群众做好事。双拥活动的开展、大大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为人民军队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抗战前，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识字率仅占1％左右。为了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政府拨出整个经费的20％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在毛泽东“为教育新后代而努力”的号召下，小学由1937年前的120所，迅速发展到1945年的1395所，中等学校也由1所发展到7所，学生人数成倍增加。
    烈士遗孤与抗日将士的子女在延安儿童保育院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培养。孩子们享受着中央委员的待遇，成长为建设新中国的主人。转战陕北途中，毛泽东曾为延安中学学生任远志写了“光明在前”的题词。
    在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同时，以扫盲为中心的社会教育也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识字班、夜校、冬学、读报组遍及乡村。到处出现了孩子教妈妈识字、夫妻互教互学的动人场面。
    抗战以来，边区先后成立了中央医院、边区医院、留守兵团野战医院、八路军后方医院、中医研究所、八路军总卫生部门诊部、枣园医务所等医疗单位。毛泽东、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经常去医院检查工作。美籍医生马海德、苏联医生米勒、阿洛夫、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华等、加拿大著名的胸外科专家白求恩等先后来延，支援抗战。广大医务工作者以白求恩为榜样，精心治疗病人，而且下乡为群众送医送药，使边区的卫生事业与人民健康水平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
    抗战后，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汇集于延安，成为活跃在陕甘宁边区的一支文艺大军。其中有丁玲、艾思奇、茅盾、肖三、周立波等。延安成立了许多文艺团体，建起了抗日剧社、延安平剧院、民众剧团、青年艺术剧院、延安电影团等机构。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发展抗战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为宗旨，深入实际，“为大众文艺的创作而努力”，创作、演出了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与剧目。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秦腔剧“血泪仇”、“穷人恨”、歌剧“白毛女”、话剧“雷雨”、“日出”、“带枪的人”以及交响乐“黄河大合唱”等相继上演，使延安舞台呈现一派群星灿烂的繁荣景象。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如火如荼。秧歌队遍及城乡，秧歌剧“兄妹开荒”轰动了延安街头。陕北翻身农民李有源创作的“东方红”歌曲，响彻陕北高原。韩起祥的陕北说书深受群众欢迎。
    位于延安城东北方向的清凉山，不仅是名胜古迹的荟萃之地，也是延安时期新闻出版机构的集中地。以博古为社长的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中央印刷厂、新华广播电台均设在这里。
    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在条件简陋、纸张缺乏、技术落后的条件下，编辑出版了大量的书报杂志，发行了大批马列著作与刊物。党中央的声音通过报纸、电台迅速传遍各抗日根据地。为了向全世界人民宣传中国抗战，在英国教授林迈可的指导下，成立了英语广播部。清凉山在延安与各根据地及世界各国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陈毅曾赋诗说：
    百年积弱叹华夏，  八载干戈仗延安。
    试问九州谁作主，  万众瞩目清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