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瑞金到遵义
在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下，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了，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率领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000余人，带着坛坛罐罐，分别从瑞金、于都地区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毛泽东是10月16日黄昏离开于都的。他本来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主要缔造者，领导苏区的军民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二、三次“围剿”，但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解除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再一次失去了对红军的领导权，仅挂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一职，背着一大摞“罪名”，早于中央机关大转移前到于都养病的。在于都，毛泽东又一次向中共中央决策者建议，为粉碎敌之第五次“围剿”，应率主力红军向湖南中部突进，调“围剿”中央苏区之敌一部至该地加以歼灭，引敌其余主力移师解救湖南中部时，红军再乘机回师江西。但是主持筹划战略转移的“三人团”却再一次拒绝了毛泽东的正确建议，计划沿红六军团走过的沿赣、粤、湘、桂边境路线，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国民党发觉了红军的意向，沿赣、粤、湘、桂边层层设防堵截尾追。至12月初，红军虽连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损失极为惨重，转眼之间，86000多人的中央红军，损失过半，仅剩下3万多人了!
湘江血战之后，“左”倾领导者仍按“原定计划”，指挥红军，经湖南通道，北进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开创根据地。
此时，蒋介石已在通道以北、以东、以南三面重兵布防。只有通道以西的湘黔边境，敌军兵力薄弱，仅有黔军两个团。在此态势下，毛泽东说服了王稼祥，王稼祥又说服了张闻天，通过他们向中央政治局和军委陈述，力主放弃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西进贵州，以寻求战略上的机动。
12月12日，军委在湖南通道县芙蓉镇开会讨论毛泽东的转兵主张。与会者多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西进贵州，寻求机动。会议还决定，五、八军团合编，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调回军委工作。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城内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重申了他在通道会议前向中央提出的主张，除了继续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赞同以外，还得到了“三人团”中周恩来的支持，使“三人团”中的博古、李德陷于孤立。周恩来站到毛泽东一边，是遵义会议前的重大事件，意义极其深远。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明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通道转兵的主张，否定了北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湘西根据地的“原定计划”。1935年1月1日，政治局又在猴场开会作出决定，军委的一切军事计划和行动，必须事先报告政治局。经审查批准后方可执行。这就在实际上把“最高的三人团”置于了中央政治局领导之下。
1月7日，红军攻占贵州第二大城遵义。1月15日至l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解决了最紧迫的军事问题，着重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组了中央领导，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会议还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
二、从遵义到懋功
1935年1月18日，毛泽东协助周恩来部署红军自遵义地区北进，以执行遵义会议所决定的北渡长江方针。
19日晨，毛泽东途经娄山关北进。娄山关是贵州北部娄山山脉大娄山小娄山结合部的一处险要之关口，川黔交通的咽喉要道，是在红军占领遵义的当天占了的。红军北进后，1月27日至29日的土城一战没有打好，北渡长江计划严重受挫。毛泽东等当即决定，迅速就地西渡赤水，力争自宜宾、泸州间北渡长江。不料，永宁一战又告失利，红一军团主力被敌分割切断，首尾不能相顾，处境困难。毛泽东等决定迅速向扎西地区转移，以争取战略主动权。
2月5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再次分工。张闻天提议由毛泽东取代博古，毛泽东从团结大局出发，经与周恩来等商量，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博古负总责。并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毛泽东等于2月16日在赤水河北岸的白沙，以军委名义电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说明中央红军决定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川滇黔边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
从2月18日起，毛泽东等指挥红军二渡赤水，发起遵义战役，一举灭敌3000。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空前胜利，给了黔蒋两敌以沉重打击。红军指战员因遵义大捷，情绪高昂，军威大震。
遵义战役胜利后，中央决定迅速发起另一个大战役——挥师西进，歼灭蒋军周浑元部。周浑元部是薛岳集团的两大主力之一，拥有4个师18个团4万余人，位于遵义以西坛场地区。为打好歼灭周浑元战役，中央于3月4日下午6时以军委名义发布命令：“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毛泽东和朱德随即率前敌司令部离开遵义，红军主力向西转移。但因周浑元奉蒋介石电令隐蔽待命，所以伏击周敌之作战计划虽经几度变更部署，终未得实现。
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领导人联名致电朱德，建议向打鼓新场进攻，以消灭西安寨、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当日，中央在鸭溪召开会议讨论一军团的建议。毛泽东认为敌人在该地重兵设防，我冒险进攻没有把握取得胜利。但是其他与会者不听毛泽东的话，一致决定打这一仗，毛泽东只好“少数服从多数”。可是，会后他仍不安心，担忧党中央和仅存的3万多红军的命运，又去找在军事上拥有最后决定权的周恩来商量。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停止了这个冒险计划的执行。
3月11日，中央在贵州鸭溪地区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毛泽东为核心、王稼祥为成员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同日，遵义城被川军廖泽旅占领。吴奇伟部郭思演师自刀把水向鸭溪前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等指挥红军迅速撤离鸭溪地区，自仁怀之茅台三渡赤水西进。红军刚刚到达赤水河左岸，川滇两敌已堵住了西进或北出的道路。蒋敌和川敌各一部，也已从南面和东面围拢过来。形势危急。毛泽东等断然决定，挥师沿赤水河西岸北进，自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回渡赤水。
3月21日，红军开始四渡赤水。22日，毛泽东等获悉蒋介石密电，得知敌之遵义、仁怀封锁线即将合拢，企图把红军围堵在赤水河以东地区，相机消灭。毛泽东等迅即决定，红军沿赤水河东岸南下，抢在敌人封锁线合拢之前，突破遵仁封锁线。29日，红一军团前锋已经到达乌江北岸。毛泽东等决定，留红九军团在马鬃岭地区掩护，主力南渡乌江，威逼贵阳。
毛泽东等在贵阳城外，声东击西，虚晃一枪，挥兵进入云南，佯攻昆明，甩开追敌，于5月初间，渡过了金沙江。
5月12日至13日，毛泽东等在金沙江北岸会理城外一个叫做铁厂的村庄，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遵义会议以后在战略指导、战略行动上的反对意见问题。遵义会议后的兴风作浪者，甚至扬言要把毛泽东“拉下马”的英雄好汉们，因毛泽东指挥北渡金沙江的决定性胜利，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表示认输。收回了种种错误意见，声明愿意跟着毛泽东好好干。
会后，毛泽东等指挥红军继续北进。单独执行任务的红九军团，在西昌以北与主力会合。中央红军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于6月14日、18日，在达维、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见面。
三、从懋功到巴西
达维、懋功会师之初，毛泽东等同张国焘即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毛泽东等主张力争岷江、嘉陵江两江之间的上游地区，以图向甘陕发展；张国焘主张南下大邑、邛崃、名山、雅安，尔后再北上甘青。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在北进建立甘南根据地这个“川陕甘”战略方针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7月10日，先头部队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但张国焘又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并提出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公然向党争权，并策动一部分人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要求由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中央拒绝了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把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毛泽东、周恩来等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等随左路军行动。
8月28日，右路军到达大草地东北部边缘巴西地区。立足未稳，胡宗南部伍诚仁师的两个团从右侧后翼追了上来。毛泽东当机立断，指令徐向前、陈昌浩组织力量，在来敌必经之包座设伏，伺机聚歼该敌。30日至31日的包座之战，一举歼灭伍诚仁师两个团和胡宗南西北补充旅第二团共3个团，毙敌4000余名，俘敌800余名，获枪1500余支、电台1部。
包座之战胜利，使敌之近距离威胁解除。可谓：形势大好!然而，不幸的事情紧接着发生了。
9月3日，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表示他不仅拒绝向右路军靠拢，而且拒绝执行整个夏洮战役计划和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说他已下令北抵黄河曲、东向噶曲河的左路军各部，“决于明晨分3天全部赶回阿坝”，准备回头南下。
张国焘倒转180度的态度，引起了右路军指挥员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的极大不安。首先是徐向前、陈昌浩连电张国焘，劝请以“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继之，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王稼祥，联名致电张国焘，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其前途将极端不利。”
张国焘非但不听劝告，反而撇开党中央，直接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陈昌浩即转到张国焘一边。徐向前感到率兵南下事关重大，遂请陈昌浩亲自去党中央报告。
9月9日，毛泽东等以党中央的名义致电张国焘并徐向前、陈昌浩：“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北上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9月9日，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发现张国焘给右路军指挥员的一封密电。内容是：“妄图裹胁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南下，如果党中央不南下，就用‘武力解决’。”(徐向前：《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1977年9月17日《人民日报》)。
叶剑英是“吕端大事不糊涂”。他不露声色，机警而快速的将“密电”送给毛泽东。恰巧，彭德怀亦在向毛泽东报告他在前敌总部所发现的“异常”动向。毛泽东决定，亲自到前敌总部走一趟，探听虚实，作作工作，只要前总领导人能率部跟随中央北上，张国焘的罪恶阴谋，就无法实现。彭、叶2人则紧急而又简单的商量了应变方案。接着，叶剑英返回前敌总部，彭德怀回三军团。
毛泽东先后拜访了徐向前和陈昌浩。他们都明确表示，不愿意率部随党中央北上。
毛泽东判定，前总领导人还没有掌握张国焘企图以武力危害党中央的密电。但时间拖长了，张国焘会发现“密电”失控。当日夜，中央政治局在巴西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为执行党的北上方针，中央直接指挥并率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从10日凌晨起，迅速脱离危险区(巴西)，单独北上。
四、从巴西到吴起
脱离巴西危险区的第一步，是到达俄界。俄界位于川甘边界甘境一边。红一军团已先期占领该地。
9月12日晚，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党中央与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的情况及今后行动方针的报告。会议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并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9月16日，红一军团前锋部队攻克岷县腊子口。红军突破腊子口，毛泽东舒了一口气。他在《忆秦娥·娄山关》一首词的自注中写道：“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9月18日，红军占领宕昌县哈达铺。在此，毛泽东从国民党方面的报纸上首次看到国民党军队围剿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中央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要到陕北去会合刘志丹。同时，中央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支队下辖3个纵队，一军团为一纵队，三军团为二纵队，军委纵队为三纵队。哈达铺又称白龙镇、白水镇。故，哈达铺整编在敌方资料上，被称之为“白水镇改编”。
9月23日，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一纵队为前锋，24日到达漳县之新寺镇，25日抵武山县之鸳鸯镇，26日进占通渭县之榜罗镇。27日，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举行会议。这时，毛泽东等根据新的材料和信息，知道了陕北有较大的苏区和红军，于是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和哈达铺会议关于会合陕北红军之后，将部队(包括陕北红军在内)带到靠近苏联之地区，与苏联取得联系再图发展的决定，而以陕北苏区为落脚点。
9月29日，毛泽东、彭德怀率陕甘支队攻占通渭城。10月4日到界石铺，5日过葫芦河，进入回民区兴隆镇、常家集。回民群众对红军极表欢迎，热情支援，亲如一家。
10月6日，毛泽东率陕甘支队一纵队沿葫芦河东岸北上，自将台堡以南折转东进，当日到达六盘山西侧之张易堡。彭德怀率二、三纵队自兴隆镇沿深沟东进，当日到达六盘山西侧之官庄附近。
10月7日，彭德怀率二、三纵队自官庄东进，翻六盘山，经大湾，于当日下午到达六盘山东侧的青石嘴附近。同时，毛泽东率一纵队自张易堡东进，翻六盘山，到达开城以南，侦知青石嘴有敌约一个营。毛泽东和彭德怀指挥所部南北夹击，将其歼灭，获战马百余匹。
毛泽东翻越六盘山，感慨万千，遂吟诗一首：“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成为一曲绝唱。
10月8日，陕甘支队东进至白阳城，击溃敌邓宝珊部1个团，10日抵镇原县三岔镇。
10月11日，陕甘支队在三岔镇再分两路北进。13日，彭德怀所率左路到达环县县城以西约20公里处之虎家湾宿营。于当晚8时致电毛泽东，认为“目前，我们向陕北前进会合二十六军是唯一正确的行动方针，因此应经耿家湾、木瓜城向靖边、横山方向前进，决不宜向正北再走，过多迂回给敌先我占领木瓜城、环县、靖边，隔断支队与二十六军会合。”
10月16日，毛泽东率右路沿彭德怀建议的路线，出甘肃环县之耿家湾，到达陕北定边县属之木瓜城。18日进至铁边城，支队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准备进入西北苏区的《训令》。
10月19日晨，毛泽东率部抵达西北根据地的吴起镇。22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指出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大革命。
(尤大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