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陕北的冬天，“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严寒的风刀霜剑，虽然无情地斩断了草木的生机，但又底蕴着万物复苏的新的春天。1936年的冬天，同时也蕴含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春天。
    12月12日近午，毛泽东在紧张伏案工作的间隙，站起身来，一边活动着身体的关节，一边欣赏着窑洞外面的雪景。尽管他体魄强健，精力过人，为民族革命事业呕心沥血，不知疲倦，但由于操劳过度，在雪光的反射下，还是略显几分憔悴。正当他凝神赏景静思时，机要员送来一份“西安急电”，略谓：“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集结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北进。”同时发来有“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并要求中共速派代表去西安，“共商救国大计”。落款署名为张学良、杨虎城。
    毛泽东看完电文，又惊又喜，不由自主地又看了一遍。尽管他希望在国共合作方面出现某种奇迹，但事件出现得却有些突然。他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连声说：真是义举!真是义举!“一举手便旋转乾坤!”
    与毛泽东为邻而居的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张国焘等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闻声后，都不约而同的来到毛泽东的窑洞，争相传看电报，对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纷纷感到震惊。有些人觉得非常解恨，就高兴地大声说：“蒋介石也有今日!”随即有些人赞叹地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也有人迫不及待地说：“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要杀蒋氏等人的说法，立即遭到反对，便有人主张请示共产国际，有些人甚至主张“先推测一下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么看?”周恩来则冷静地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作主，主要是要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毛泽东亦表示同意周恩来的看法，指出张、杨事变与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一致性，他最后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谈论持续进行着，窑洞里的气氛兴奋而热烈，与天寒地冻的外部世界，形成鲜明的反差。
    下午，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窑洞里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毛泽东利用上午议论的话题，首先肯定西安事变的性质是抗日起义，是革命的，是推动全国抗日的。接着他分析了当前政治军事形势，认为张、杨扣蒋后，势必会引起西安、南京之间政治上的对立与军事上的对抗。为了配合张、杨事变，逼迫蒋氏抗日，毛泽东提示中央采取军事上防御、政治上进攻的策略方针。经过讨论研究，会议最后决定：中央采取不与南京方面对立的方针；中央暂不发表宣言；由中央军委将蒋氏被扣一事电告各军团，让其加紧准备，待命行动；致电张、杨2将军表示支持；致电莫斯科请示共产国际；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3人为代表，赴西安与张、杨协商“大计”。
    (二)
    当天上午10时许，“兵谏”的消息在西安传开，古城立刻沸腾起来，各界群众纷纷涌上街头，支持张、杨的革命行动及其八项救国主张，强烈要求惩办蒋介石。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引起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极大震动，南京政府立刻陷入震惊与混乱之中。亲日派人物何应钦利用军政部长的军事实权，于当天召集军政首脑会议，宣布褫夺张、杨本兼各职，对西安进行武力讨伐，并电召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气势汹汹。宋美龄、宋子文兄妹等，既为蒋氏的生命安危担忧，又为汪精卫集团借机篡权的阴谋而恐慌，因此为营救蒋氏而极力奔走。两派之间，明争暗斗，异常激烈。
    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多持观望态度，闻讯后迟迟不发表看法，有的甚至致电指责。蒋介石被拘后，态度强硬，拒不与张、杨对话，使张、杨2人暂时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
    事变当天下午，即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与周恩来立即致电张、杨，对他们扣蒋的抗日义举表示欢迎和支持，提议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立即调集平凉、西安、潼关一线，以防南京方面的军事进攻；告知拟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协商大计”；叮嘱张、杨要把蒋氏押在“自己的卫队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尤不可交其他部队”，以免节外生枝。
    12月13日，驻守陕西东部的十七路军冯钦哉部叛变，潼关被中央军占领。当天下午，毛泽东与周恩来遂致电张、杨，表示红军愿作他们的后盾，若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由北面向南压迫，“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又于14日致电张、杨，向他们指出：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若与敌决战时要各个击破之，只要打几个胜仗，即可打开局面；提议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组成抗日援绥联军，结成军事上的三位一体。这一天，周恩来肩负着中共中央的重托，带领随员，冒着漫天风雪，离开保安(今志丹)，经延安前往西安。
    为了从政治舆论上积极支持西安事变，相机促进国共抗日之合作，毛泽东与朱德等15名红军将领联名，于15日致电国民党及其政府，奉劝其“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若是，则鄙人等虽不敏，愿率人民红军20万众，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
    由于中共方面的声援与支持，张、杨首先开始在西安实行其主张。13日，他们接管了由国民党陕西中统特务机关主办的《西京日报》，创办《解放日报》，宣传抗日思想。14日，他们取消反共的“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委会；改组陕西省政府，释放“政治犯”等，使西安民主抗日的气氛更为高涨。
    (三)
    12月16日，南京方面在亲日派的操纵下，推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下令讨伐西安，出动军队、飞机，向渭南一带进犯。日本关东军亦于17日发表声明，引诱南京政府“共同防共”，挑动中国内战。全国人民出于抗日义愤，也纷纷要求惩办蒋氏。而宋氏兄妹为营救蒋介石，经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的斡旋，表示愿意到西安与张、杨会商。这时，全国政治形势极其错综复杂，如何解决事变，的确关系重大。
    12月17日，周恩来及随员一行9人，从延安乘张学良所派专机飞抵西安，遂与张学良进行会谈。周恩来在洞察时局的基础上，根据毛泽东军事上防御、政治上进攻及联蒋抗日的原则，向张学良表明中共捐弃前嫌、和平解决事变的坚定主张。同时他与张学良商定：东北军与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准备迎击南京方面的讨伐军；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支援关中，并加入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委会，真正形成和平解决事变的三位一体。会谈后，周恩来连夜把情况电告远在保安的毛泽东。电报中说：“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同日，讨伐军在华县赤水一带与东北军交锋，遭到迎头痛击；讨伐军的飞机亦对渭南狂轰滥炸，内战的序幕已经拉开。而端纳受宋氏兄妹委托，于先一天飞抵西安，向蒋氏转交了宋美龄的信函。蒋氏得知渭南战事消息，采纳了宋美龄的意见，立即致书何应钦，令其“停止轰炸”，与西安方面“万不可冲突”。遂派蒋鼎文当日持函飞往南京。
    12月18日，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开始会谈时得知以上情况，遂于上午9时致电毛泽东，说明南京亲日派的目的在于造成内乱，而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条件来西安”；蒋氏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已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
    毛泽东善于抓住矛盾，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在收阅周恩来这一电报后，他认为这是打击亲日派，争取联蒋抗日的好机会，便即时发表《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毛泽东在电文中指出：“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如蒋氏“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中，向党内重申了“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2月20日，宋子文以私人身份飞抵西安，见过蒋氏及张、杨，又同周恩来交换了意见，始知张、杨对蒋并无恶意，以及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诚意；反觉南京某些人对蒋图谋不轨。他于21日飞返南京后，又于22日偕宋美龄飞到西安。蒋氏即授意宋氏兄妹代表他，与张、杨进行谈判。
    12月2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他与张、杨商定：1.南京政府“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2.“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3.“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5.“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要求他以中共代表资格，公开与蒋、宋等人谈判。
    12月23日，张、杨、周与宋子文谈判。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的5个条件，制定出中共与红军6项主张，要求宋子文转告蒋氏保证实行。张、杨相继阐明扣蒋的动机与目的，赞同周恩来所提各项主张。宋子文最后表示个人同意，承允如实向蒋氏转达。谈判之后，周恩来随即将情况电告毛泽东。
    12月24日，张、杨、周与宋氏兄妹继续谈判。周恩来根据毛泽东逼蒋抗日的和平方针，既坚持原则，又机智灵活，充分阐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与国家、民族及蒋氏安危、命运的重大关系，重申中共6项和平主张。张、杨亦力主抗战，反对内战，对周恩来所提条件表示赞同并作了补充。宋氏兄妹在蒋氏授意下，出于对蒋氏集团利益的考虑，表示愿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谈判进展顺利，遂达成9项协议：1.“孔、宋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2.中央军撤兵并调离西北。3.“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4.“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5.“开放政权”，召集救国会议。6.“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7.“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8.“联俄，与英美法联络。”9.“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
    谈判之后，蒋氏面见张学良，就9条协议作了答复：1.明令中央军调出潼关。2.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3.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4.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5.立即释放上海被捕各爱国领袖。6.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负责。同时表示“以领袖的人格担保”上述6项承诺的实现，“言必信，行必果。”
    蒋氏为了尽快恢复自由，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下，于当日晚与周恩来会晤。寒喧过后，蒋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话。”周回答说：“当前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只要蒋先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抗日。”蒋介石当即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宋美龄接过话说：“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啊!”蒋介石最后表示，由宋氏兄妹与张学良为全权代表，与周恩来具体办理一切。西安事变遂告以和平解决。
    12月25日，张学良以信义为重，在未通知周恩来的情况下，决定亲自送蒋飞往南京，杨虎城等人到机场送行。在机场，蒋氏对张、杨复述了“六项承诺”，然后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人格保证实现；今天以前发生的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的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说完便登上飞机，离开西安。但是蒋介石一飞抵洛阳就变了卦，于26日在洛阳发表了所谓《对张杨的训词》。认为西安事变是“内乱”，称西安事变的发动者为“反动派”。27日，这个声明在南京报刊上公开发表。
    毛泽东看了这个声明后，对蒋氏的这种作法极不满意。他于28日在保安发表谈话，对蒋氏的所谓声明进行抨击。这就是毛泽东著名的《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他在谈话中指出：“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
    “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蒋氏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将卷蒋氏以去。”
    时间过去了8年多。毛泽东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4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王文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