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天游》荡漾草原上
明清时代的西北皮毛贸易，不仅包括“西口皮货”，也包括“北口皮货”，所以《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中“西北两口皮货发客”的“两口”之一就是北口皮货。
北口皮货起源很早。明初政府对蒙古实行经济封锁政策，蒙汉贸易处于停滞状态。嘉靖初，明政府与蒙古盟旗议定：“蒙汉交界开设互市11处，汉商以烟、茶、布、绸缎等上市；蒙古以牛、羊、绒毛、皮张等上市”，榆林红山市为其一，这一互市贸易维系20多年。明隆庆五年(1571)，明政府再续对蒙古的封贡互市政策，相继在延绥镇开设神木市、皇甫川市，并在榆林筑古梁、易马二城，蒙汉贸易至此延续了下去。当时蒙汉贸易以陕西关中商人和晋商为主，他们从东部和南方运来布帛、绸缎、烟茶和日用杂货与蒙民的牛羊皮毛等畜产品交换，榆林的商人也积极参与其中，这就决定了他们以皮毛贸易为主的特色。
清朝建立后，统一了蒙古，榆林地区不再是边防要塞，因为靠近内蒙古伊克昭盟各旗，此地再次成为南北经济交流的中转地。特别是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政府允许汉民到长城以北地带租种蒙古土地后，榆林各县的农民在输出劳力的同时，边商开始大量行贩于内蒙古伊盟各旗，“伊克昭盟各旗几乎到处有本县(神木)经商的大字号和小商贩”①，榆林边商在经营规模、范围和影响力上不断扩大。当时在蒙地从事皮毛贸易的主要是神木、榆林的边商，当地人叫“跑边子”，也叫“边客”，因他们是一拨一拨去的，蒙古人称他们为“出拨子”。这样的边商，仅神木就有20余万人。有文章记载这些陕北边商的活动是“他们出发时，将各种商品载于牛车，三五人一群，一直向蒙古地方西进，他们既晓蒙古语言，又晓蒙古风情，沿途都有他们结交的知己，待至目的地，即宿于知己之家，展开帐篷，陈列货品，招徕主顾，他们把蒙人需要的货品带入蒙地，又把蒙地出产的皮毛牲畜带回，反复买卖，往往转手就可获得数倍利润。”故《延绥览胜》中记载：
每岁跑边的边客七月回家，秋高牛马肥硕，均牵归贩卖，届期晋商及南路秦川的客人辇金群来，争购牛马，交易畅旺，牛马成群，故有七、八、九、十四大集会。蒙汉麇集，商贾辐辏，皮毛货物满载汇聚，因之经纪栈店，奔走关税，乘交过付之人赖以生活，觅利者充斥市场，驶驱道路。②
明清时期，赴伊克昭盟旗做生意的陕北边商，在扎萨克旗、郡王旗多为府谷、神木人；在乌审旗、鄂托克旗多为榆林、横山人。《西北论衡》中曾有统计：
在这些陕北边商中，还有不少规模颇大的边行，他们将商行开到了蒙地王府的附近，贷款给王府的王爷、贝勒，当他们还不起债务时，就以土地抵押，这样就逐渐成为蒙地经济的实际控制者。如神木的呼掌柜，他在蒙地的商号叫“天成号”，许多王爷都曾经是他的债务人，并拥有王府附近的土地3万余亩；还有定边的者家，是靖定地方的首富，他家的字号主要在伊盟草原，家里的钱多得放不下，干脆就堆放在庭院的墙角下。有一次，者家从包头运回十八包金叶子，途中有一包丢失了，者家者四爷连夜赶往包头，找到当地的土匪问讯。第二天早上，就有一包金叶子放在了者家的店铺前。故《神木县志》记载这些边行是：
凡土著贾人每赴蒙古各旗，贩驼马牛羊往他地转卖，有一种边行，专于蒙古交易，携带茶烟布疋出口贩卖，其蒙古驼运盐碱进口税于其家，谓之“主道”，至赴远省贸易，只有皮货一行。③
从明中后期至民国初，榆林边商倚重于皮货贸易，具体种类有：
第一，马、牛、羊与皮毛等畜产品和布帛、烟、茶等日用杂货。畜产品多数由蒙地运回，日用杂货多由山西转运而来。“边商每年由蒙地运回榆林的计有春毛约六十万至一百万斤，秋毛五六十万斤，羊绒四五千包(每包一百斤)，驼毛八万至十万斤，山羊板皮五六千捆(每捆一百张)，冬山羊绒皮五万至七万张，绵羊皮二十万至三十万张，白羔皮两万至三万张，黑猾皮五至七万张(内有能出口地流水道即肚羔皮，每张能售银洋十几元)，狐皮一万张，猫皮(即野狸子)二三万张。獾皮二三千张，黄鼬皮五六百张……绵、山羊五万至十万来只，马一万至三万多匹，牛二万多头，驴三千多头，骆驼五千多只，麻籽一万石左右，以及其他油(包括酥油)、肉、糜子、熟米等。”④
第二，药材。据《榆林文史资料》(第三辑)记载：清咸丰年间，边商贾瑢和侄儿贾春生开始在蒙地卖药，以后又传给杜黄拴等发展成了八家。在蒙地卖药，除会说蒙古话外，还要识藏文，懂医理，会翻译，一般边商无此技。这八家卖药的边商，唯贾家资金大，经营时间久。销售的地方较广，遍及伊盟各旗和五原、陕坝。杜黄拴走得更远，西至内蒙的阿拉善旗和阴山后的乌拉特旗。他们每年在蒙地售药材约四五千斤。⑤
第三，盐碱。明朝时榆林相继食用河东解盐(山西)、陕西灵州池盐(隆庆年间)和当地盐。清朝时食用河东盐和榆林本地永乐仓锅盐。乾隆元年(1736)，蒙盐允许行销榆林等地，边商的贸易种类又增添了这一重要的商品，“其盐行于府谷、神木及河东七协河曲偏关，……蒙古驼盐进城，各投素日交易之家，谓之主道。将盐或估堆，或量石照时价给与蒙古，得价后旋即折回”。⑥
边商在蒙地一般采用串户贩卖的方式集散货物，另外通过庙会交易货物。边商的经营方式是赊欠贸易，《府谷县志》中提及“全县大小边商百余家，有的深入蒙地开商号，设分店，办(草)场，肩挑边客(小贩)数百人。当时交易的方式多系赊欠，向少定期，一方收欠尽讨尽交，一方需货尽取尽赊，辗转不绝，有至数十年不结一次账者”。⑦
明清时期榆林边商的贸易活动持续了四五百年的历史，他们的商贸活动满足了榆、蒙人民的生活需求，推动了内蒙古和陕北各县经济的发展。以横山县为例，《横山县志》记载：
农家牛马驴骡户必饲养，而牧羊目的注重壅粪。每年成群滋生最繁，近年皮毛昂腾，养户利倍寻常，顾牧者恒多边外伙盘居民水草便利，大半以畜牧牛马为生活上主要营业，马，则五十成群……羊，则一户有牧千余者，秋高肥硕咸至内地贸易利极居奇。⑧
同时也促进了蒙汉民族融合。边商的贸易对象以蒙民为主，他们公平交易、讲求信义，双方维持着长期合作的贸易伙伴关系。清朝康熙年间允许蒙汉合伙耕种，大量的榆林边商进入蒙地，和蒙人交朋友，拜兄弟，通婚姻，关系很密切。边商有将自己的牛羊群放置在蒙地寄牧的，有在“伙盘地”和蒙人合伙经营畜牧业的，双方保持着友好相处的关系。《靖边县志稿》中记载：
邑跨沙漠，蒙番狎处，渐通语言，中外一家，迥殊宋明以前寇略情形。今县民多租耕边外合盘地，世业其业，而腹地各村乡牛马寄牧，茶、盐、乳酥互市络绎，了无猜忌。⑨
有趣的是，当陕西商人突破“蒙汉不相交接”的禁区，进入鄂尔多斯大草原时，草原的风情使他们倍感新奇，有一首陕西商人编写的《蒙古三字经》这样描绘陕西人眼中的草原民众生活，读起来活泼风趣，不妨赘录于下：
蒙古北，戈壁滩，再往北，才进番；
沙漠地，是高原，天气冷，尿冻鞭；
七十万，人口添，百万里，面积宽；
论风俗，爱敬神，广敬神，喇嘛多；
行抢婚，似掠夺，兴天葬，没奈何；
论出产，牛马驼，牛羊肉，燕麦窝；
吃罢饭，把奶喝，高汉子，壮胳膊；
牛皮包，他住着，夜间冷，笼大火；
蒙古人，这生活。⑩
① 《西北论衡》卷9，第1期。
② 嘉庆《定边县志》卷4《艺文》。
③ 道光《神木县志》卷2。
④⑤ 《榆林文史资料》第3辑，第22—23页。
⑥ 《神木乡土志》，第52页。
⑦ 乾隆《府谷县志》卷4。
⑧ 民国《横山县志》卷6。
⑨ 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
⑩ 《西北论衡》卷5，第11期。
北口皮货起源很早。明初政府对蒙古实行经济封锁政策，蒙汉贸易处于停滞状态。嘉靖初，明政府与蒙古盟旗议定：“蒙汉交界开设互市11处，汉商以烟、茶、布、绸缎等上市；蒙古以牛、羊、绒毛、皮张等上市”，榆林红山市为其一，这一互市贸易维系20多年。明隆庆五年(1571)，明政府再续对蒙古的封贡互市政策，相继在延绥镇开设神木市、皇甫川市，并在榆林筑古梁、易马二城，蒙汉贸易至此延续了下去。当时蒙汉贸易以陕西关中商人和晋商为主，他们从东部和南方运来布帛、绸缎、烟茶和日用杂货与蒙民的牛羊皮毛等畜产品交换，榆林的商人也积极参与其中，这就决定了他们以皮毛贸易为主的特色。
清朝建立后，统一了蒙古，榆林地区不再是边防要塞，因为靠近内蒙古伊克昭盟各旗，此地再次成为南北经济交流的中转地。特别是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政府允许汉民到长城以北地带租种蒙古土地后，榆林各县的农民在输出劳力的同时，边商开始大量行贩于内蒙古伊盟各旗，“伊克昭盟各旗几乎到处有本县(神木)经商的大字号和小商贩”①，榆林边商在经营规模、范围和影响力上不断扩大。当时在蒙地从事皮毛贸易的主要是神木、榆林的边商，当地人叫“跑边子”，也叫“边客”，因他们是一拨一拨去的，蒙古人称他们为“出拨子”。这样的边商，仅神木就有20余万人。有文章记载这些陕北边商的活动是“他们出发时，将各种商品载于牛车，三五人一群，一直向蒙古地方西进，他们既晓蒙古语言，又晓蒙古风情，沿途都有他们结交的知己，待至目的地，即宿于知己之家，展开帐篷，陈列货品，招徕主顾，他们把蒙人需要的货品带入蒙地，又把蒙地出产的皮毛牲畜带回，反复买卖，往往转手就可获得数倍利润。”故《延绥览胜》中记载：
每岁跑边的边客七月回家，秋高牛马肥硕，均牵归贩卖，届期晋商及南路秦川的客人辇金群来，争购牛马，交易畅旺，牛马成群，故有七、八、九、十四大集会。蒙汉麇集，商贾辐辏，皮毛货物满载汇聚，因之经纪栈店，奔走关税，乘交过付之人赖以生活，觅利者充斥市场，驶驱道路。②
明清时期，赴伊克昭盟旗做生意的陕北边商，在扎萨克旗、郡王旗多为府谷、神木人；在乌审旗、鄂托克旗多为榆林、横山人。《西北论衡》中曾有统计：
在这些陕北边商中，还有不少规模颇大的边行，他们将商行开到了蒙地王府的附近，贷款给王府的王爷、贝勒，当他们还不起债务时，就以土地抵押，这样就逐渐成为蒙地经济的实际控制者。如神木的呼掌柜，他在蒙地的商号叫“天成号”，许多王爷都曾经是他的债务人，并拥有王府附近的土地3万余亩；还有定边的者家，是靖定地方的首富，他家的字号主要在伊盟草原，家里的钱多得放不下，干脆就堆放在庭院的墙角下。有一次，者家从包头运回十八包金叶子，途中有一包丢失了，者家者四爷连夜赶往包头，找到当地的土匪问讯。第二天早上，就有一包金叶子放在了者家的店铺前。故《神木县志》记载这些边行是：
凡土著贾人每赴蒙古各旗，贩驼马牛羊往他地转卖，有一种边行，专于蒙古交易，携带茶烟布疋出口贩卖，其蒙古驼运盐碱进口税于其家，谓之“主道”，至赴远省贸易，只有皮货一行。③
从明中后期至民国初，榆林边商倚重于皮货贸易，具体种类有：
第一，马、牛、羊与皮毛等畜产品和布帛、烟、茶等日用杂货。畜产品多数由蒙地运回，日用杂货多由山西转运而来。“边商每年由蒙地运回榆林的计有春毛约六十万至一百万斤，秋毛五六十万斤，羊绒四五千包(每包一百斤)，驼毛八万至十万斤，山羊板皮五六千捆(每捆一百张)，冬山羊绒皮五万至七万张，绵羊皮二十万至三十万张，白羔皮两万至三万张，黑猾皮五至七万张(内有能出口地流水道即肚羔皮，每张能售银洋十几元)，狐皮一万张，猫皮(即野狸子)二三万张。獾皮二三千张，黄鼬皮五六百张……绵、山羊五万至十万来只，马一万至三万多匹，牛二万多头，驴三千多头，骆驼五千多只，麻籽一万石左右，以及其他油(包括酥油)、肉、糜子、熟米等。”④
第二，药材。据《榆林文史资料》(第三辑)记载：清咸丰年间，边商贾瑢和侄儿贾春生开始在蒙地卖药，以后又传给杜黄拴等发展成了八家。在蒙地卖药，除会说蒙古话外，还要识藏文，懂医理，会翻译，一般边商无此技。这八家卖药的边商，唯贾家资金大，经营时间久。销售的地方较广，遍及伊盟各旗和五原、陕坝。杜黄拴走得更远，西至内蒙的阿拉善旗和阴山后的乌拉特旗。他们每年在蒙地售药材约四五千斤。⑤
第三，盐碱。明朝时榆林相继食用河东解盐(山西)、陕西灵州池盐(隆庆年间)和当地盐。清朝时食用河东盐和榆林本地永乐仓锅盐。乾隆元年(1736)，蒙盐允许行销榆林等地，边商的贸易种类又增添了这一重要的商品，“其盐行于府谷、神木及河东七协河曲偏关，……蒙古驼盐进城，各投素日交易之家，谓之主道。将盐或估堆，或量石照时价给与蒙古，得价后旋即折回”。⑥
边商在蒙地一般采用串户贩卖的方式集散货物，另外通过庙会交易货物。边商的经营方式是赊欠贸易，《府谷县志》中提及“全县大小边商百余家，有的深入蒙地开商号，设分店，办(草)场，肩挑边客(小贩)数百人。当时交易的方式多系赊欠，向少定期，一方收欠尽讨尽交，一方需货尽取尽赊，辗转不绝，有至数十年不结一次账者”。⑦
明清时期榆林边商的贸易活动持续了四五百年的历史，他们的商贸活动满足了榆、蒙人民的生活需求，推动了内蒙古和陕北各县经济的发展。以横山县为例，《横山县志》记载：
农家牛马驴骡户必饲养，而牧羊目的注重壅粪。每年成群滋生最繁，近年皮毛昂腾，养户利倍寻常，顾牧者恒多边外伙盘居民水草便利，大半以畜牧牛马为生活上主要营业，马，则五十成群……羊，则一户有牧千余者，秋高肥硕咸至内地贸易利极居奇。⑧
同时也促进了蒙汉民族融合。边商的贸易对象以蒙民为主，他们公平交易、讲求信义，双方维持着长期合作的贸易伙伴关系。清朝康熙年间允许蒙汉合伙耕种，大量的榆林边商进入蒙地，和蒙人交朋友，拜兄弟，通婚姻，关系很密切。边商有将自己的牛羊群放置在蒙地寄牧的，有在“伙盘地”和蒙人合伙经营畜牧业的，双方保持着友好相处的关系。《靖边县志稿》中记载：
邑跨沙漠，蒙番狎处，渐通语言，中外一家，迥殊宋明以前寇略情形。今县民多租耕边外合盘地，世业其业，而腹地各村乡牛马寄牧，茶、盐、乳酥互市络绎，了无猜忌。⑨
有趣的是，当陕西商人突破“蒙汉不相交接”的禁区，进入鄂尔多斯大草原时，草原的风情使他们倍感新奇，有一首陕西商人编写的《蒙古三字经》这样描绘陕西人眼中的草原民众生活，读起来活泼风趣，不妨赘录于下：
蒙古北，戈壁滩，再往北，才进番；
沙漠地，是高原，天气冷，尿冻鞭；
七十万，人口添，百万里，面积宽；
论风俗，爱敬神，广敬神，喇嘛多；
行抢婚，似掠夺，兴天葬，没奈何；
论出产，牛马驼，牛羊肉，燕麦窝；
吃罢饭，把奶喝，高汉子，壮胳膊；
牛皮包，他住着，夜间冷，笼大火；
蒙古人，这生活。⑩
① 《西北论衡》卷9，第1期。
② 嘉庆《定边县志》卷4《艺文》。
③ 道光《神木县志》卷2。
④⑤ 《榆林文史资料》第3辑，第22—23页。
⑥ 《神木乡土志》，第52页。
⑦ 乾隆《府谷县志》卷4。
⑧ 民国《横山县志》卷6。
⑨ 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
⑩ 《西北论衡》卷5，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