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手同走经商路
在农业社会守望相助的村社制度下，人们头脑中的“世界”与血缘家族网络和村社关系相牵涉，并由此一跃跨入宇宙神天。于是，儒风的醇厚，道风的超逸，无不介乎其间。
陕商出身农民，他们是利用明政府“食盐开中”政策，将自家的粮食贩运边关而转化为商人。因此，他们是农民进城经商，他们身上更多带有农业村社制度的底蕴和历史痕迹。陕西作为中国精耕农业的发祥地，自古以来就形成“守望相互，资表比服”的村社制度，人们劳动中耦耕互助，财产上“同居共财”，外出则“危则相扶，难则相救”，每岁田事毕则为醵会，“每岁腊月下旬，田里小民，一岁勤苦已毕，乃每村各为会，及富家僮仆之类亦预焉，人出米五升，纳于轮当会首，多造美酒，于正月一日，呼集少壮，广设酒食，鼓吹喧闹”①。这种村社制度使陕商多注重地缘亲情联系，而少血宗宗法关系，乡缘常常重于亲缘。还在唐代，长安巨富王元宝“每年冬月，大雪之际，令仆夫自本家坊巷口扫雪为路径，躬亲立于坊巷前近揖宾客，就本家具酒类宴乐之，为暖寒之会”。②这种村社暖会遗风在陕商身上得到很好传承，当他们在“开中”制感召下走上输粟换引的经商道路时，因所运米谷面广量大，个体家庭力有不逮，便自然将地域村社合会相助的村社遗风引入商业经营，以村社亲情动员姻戚朋友，共同走上经商道路，这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以地域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
陕西人自古以来，群体参与意识很强，举凡春种、夏锄、秋收、冬藏，婚丧嫁娶，盖房修路等活动中，一般都是全村而动，一哄而上。有些村社为维持本村社集体道德，每年定期举行祭社神活动，让每个人在那种神圣而肃穆酌情境中认识和体验“群之可聚，相与利之”的重要性。这种群体而动，总体关照的群体意识，使陕西人长期以来形成浓郁的村社观念，“进出相友，守望相助”，形成“患难相助，有无相贷，饭食相招”的亲情联系，从而使陕帮商人在产生之初能够以“互相联引”的乡土亲缘关系而形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商帮。
如陕西商人在从事明代边境贸易崛起时，就具有明显的家族和地域性质。这首先表现为明清陕西商人轻去其乡，经商远游往往呈现出父业子承、母命子贾、兄商弟随的家族共识。如三原石耆宾其父河浒公以商起家，令君商，君商三原会宁间，已用盐筴起赀淮上；渭南刘香享习贾金雨镇，子仲木，业盐筴于淮阳；高陵程希仁祖以贸易起家，早年从父客城固；张忠轩父子商游岷州；刘承渠从父近渠公入广陵；蒲城张于逵父自清业盐，乃弃儒为贾；泾阳张巍代父为贾，用盐筴便输粟塞下，这是父业子承的例子。母命子贾的例子则有，三原温朝凤稍长，母若兄命之服贾；罗隐以父祖意，商贩转生息；王勣君母杨老家曰，削无从供朝夕，乃弃去为商。叔携侄贾的例子如三原梁竹亭先世主计者为君叔父徽仕公，徽仕公于盐筴利无遗裒然，魁师老而授荚君，君筹划微；高尧山幼嗣叔父携资游蜀中。兄领弟贾也有不少例子，三原王一鹤与弟一鸿、一鸣俱以家窘故市布邑及吴越无闲言，赀日起，犹共贾共居，里中人指数兄若弟友爱善起家者，必首曰王某云云；另有郭氏兄弟，长曰金，次曰荣，次曰镇三人以贾起家，累千金；咸阳张臻与兄弟泰风西走河东，东止辽阳浮淮海而南，率以盐贾；大荔张德炳见弟德纯幼不率，教德炳携至蜀……就茶商事，德纯益加勤俭，终克起家。③
一家一族因商发家后，在合族同亲，祸灾相恤，资表比服的乡土宗族观念支配下，往往会带动四邻，惠及乡党，形成一邑一县的经商风气，并因相互联引而形成富于传统的经商方向。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中世纪的商人……像他一切的同时人一样，本质上是结合主义者”。如泾阳县西北殷实小康诸户又多以商起家，其乡之娴戚子弟从而之蜀之陇之湘之鄂者十居六七……推而计之数不知其凡几；三原民逐末于外者八九，商贾远出，数年不归，由于泾阳商民多经商陇青，故该地多“西客”；渭南富者皆弃本逐末，各以服贾起其家，蜀卓宛孔之流，甲于通省，因同州府商民多贸易川省，故该地多“川客”；户县牛东附近各村在炉(打箭炉，即后之康定)，从事商业者，可以上溯约三百年的历史，在康定经营商铺者，户县人占十之八九，故户县多“炉客”。这些便构成明清陕西商帮形成的人文社会条件。
陕西富平商人李月峰家是最好的例证。明代初年，李月峰家供应着陕北定边营柳树涧堡一个营堡的军粮所需，该堡有军士1084名，战马340匹，所需军粮动辄“千万石”，以一家之力搬运千万石粮食，不远千里到定边，力量不足，只好动员亭口村李家，磐石村刘家，王家一起“益治边事”，走上共同致富的道路，被称为富平北乡四大富户。这种一村一邑的地缘村社联合又会扩而张之为一县一府，进而一州一省最终形成以地域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商人集团化经营模式，即商帮。因此，陕商是中国产生最早的天下第一商帮。④
① 刘秋根：《中国古代合伙制初探》，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② 《太平广记》卷1232。
③ 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4—87页。
④ 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114页。
陕商出身农民，他们是利用明政府“食盐开中”政策，将自家的粮食贩运边关而转化为商人。因此，他们是农民进城经商，他们身上更多带有农业村社制度的底蕴和历史痕迹。陕西作为中国精耕农业的发祥地，自古以来就形成“守望相互，资表比服”的村社制度，人们劳动中耦耕互助，财产上“同居共财”，外出则“危则相扶，难则相救”，每岁田事毕则为醵会，“每岁腊月下旬，田里小民，一岁勤苦已毕，乃每村各为会，及富家僮仆之类亦预焉，人出米五升，纳于轮当会首，多造美酒，于正月一日，呼集少壮，广设酒食，鼓吹喧闹”①。这种村社制度使陕商多注重地缘亲情联系，而少血宗宗法关系，乡缘常常重于亲缘。还在唐代，长安巨富王元宝“每年冬月，大雪之际，令仆夫自本家坊巷口扫雪为路径，躬亲立于坊巷前近揖宾客，就本家具酒类宴乐之，为暖寒之会”。②这种村社暖会遗风在陕商身上得到很好传承，当他们在“开中”制感召下走上输粟换引的经商道路时，因所运米谷面广量大，个体家庭力有不逮，便自然将地域村社合会相助的村社遗风引入商业经营，以村社亲情动员姻戚朋友，共同走上经商道路，这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以地域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
陕西人自古以来，群体参与意识很强，举凡春种、夏锄、秋收、冬藏，婚丧嫁娶，盖房修路等活动中，一般都是全村而动，一哄而上。有些村社为维持本村社集体道德，每年定期举行祭社神活动，让每个人在那种神圣而肃穆酌情境中认识和体验“群之可聚，相与利之”的重要性。这种群体而动，总体关照的群体意识，使陕西人长期以来形成浓郁的村社观念，“进出相友，守望相助”，形成“患难相助，有无相贷，饭食相招”的亲情联系，从而使陕帮商人在产生之初能够以“互相联引”的乡土亲缘关系而形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商帮。
如陕西商人在从事明代边境贸易崛起时，就具有明显的家族和地域性质。这首先表现为明清陕西商人轻去其乡，经商远游往往呈现出父业子承、母命子贾、兄商弟随的家族共识。如三原石耆宾其父河浒公以商起家，令君商，君商三原会宁间，已用盐筴起赀淮上；渭南刘香享习贾金雨镇，子仲木，业盐筴于淮阳；高陵程希仁祖以贸易起家，早年从父客城固；张忠轩父子商游岷州；刘承渠从父近渠公入广陵；蒲城张于逵父自清业盐，乃弃儒为贾；泾阳张巍代父为贾，用盐筴便输粟塞下，这是父业子承的例子。母命子贾的例子则有，三原温朝凤稍长，母若兄命之服贾；罗隐以父祖意，商贩转生息；王勣君母杨老家曰，削无从供朝夕，乃弃去为商。叔携侄贾的例子如三原梁竹亭先世主计者为君叔父徽仕公，徽仕公于盐筴利无遗裒然，魁师老而授荚君，君筹划微；高尧山幼嗣叔父携资游蜀中。兄领弟贾也有不少例子，三原王一鹤与弟一鸿、一鸣俱以家窘故市布邑及吴越无闲言，赀日起，犹共贾共居，里中人指数兄若弟友爱善起家者，必首曰王某云云；另有郭氏兄弟，长曰金，次曰荣，次曰镇三人以贾起家，累千金；咸阳张臻与兄弟泰风西走河东，东止辽阳浮淮海而南，率以盐贾；大荔张德炳见弟德纯幼不率，教德炳携至蜀……就茶商事，德纯益加勤俭，终克起家。③
一家一族因商发家后，在合族同亲，祸灾相恤，资表比服的乡土宗族观念支配下，往往会带动四邻，惠及乡党，形成一邑一县的经商风气，并因相互联引而形成富于传统的经商方向。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中世纪的商人……像他一切的同时人一样，本质上是结合主义者”。如泾阳县西北殷实小康诸户又多以商起家，其乡之娴戚子弟从而之蜀之陇之湘之鄂者十居六七……推而计之数不知其凡几；三原民逐末于外者八九，商贾远出，数年不归，由于泾阳商民多经商陇青，故该地多“西客”；渭南富者皆弃本逐末，各以服贾起其家，蜀卓宛孔之流，甲于通省，因同州府商民多贸易川省，故该地多“川客”；户县牛东附近各村在炉(打箭炉，即后之康定)，从事商业者，可以上溯约三百年的历史，在康定经营商铺者，户县人占十之八九，故户县多“炉客”。这些便构成明清陕西商帮形成的人文社会条件。
陕西富平商人李月峰家是最好的例证。明代初年，李月峰家供应着陕北定边营柳树涧堡一个营堡的军粮所需，该堡有军士1084名，战马340匹，所需军粮动辄“千万石”，以一家之力搬运千万石粮食，不远千里到定边，力量不足，只好动员亭口村李家，磐石村刘家，王家一起“益治边事”，走上共同致富的道路，被称为富平北乡四大富户。这种一村一邑的地缘村社联合又会扩而张之为一县一府，进而一州一省最终形成以地域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商人集团化经营模式，即商帮。因此，陕商是中国产生最早的天下第一商帮。④
① 刘秋根：《中国古代合伙制初探》，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② 《太平广记》卷1232。
③ 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4—87页。
④ 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