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古代市场及其市场经济因素发育的需要
第二章 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形成的基础 第一节 中国古代市场及其市场经济因素发育的需要
诚信作为一种市场经营规则，是以一定的市场发展程度为前提。诚信作为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也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中国传统商人的诚信文化说到底是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必然产物。
在中国，市场产生得很早。还在原始社会中期，就有“神农氏召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财，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①的记载。不过这里的“市”是草野之市，是人们在田野里找一块地方，聚在一起进行交换，史称“聚者为市”，孟子在《滕文公·上》记载，那时的交换形态是“有贱丈夫垄断而登之，以罔市利”，就是说，在田野里才有垄断，商人才可以站在高坡上左顾右盼。由于此时市场不固定，人们交换东聚西散，往返跑路，极大增加了交易成本。为了节省交易成本，要求市场能够固定下来，人们发现有井的地方，一方面有水，可以洗涤商品，反映了交换空间的扩大；另一方面，有水的地方有人家就会有需求，于是人们开始把市搬到有井的地方，叫“因井成市”，孟子就说过“在国为市井之臣”②的话。不过，此时的“市井”还在田野里，只不过从过去不固定的市场变为固定的市场罢了，表现了交换的进步。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阶级为了保护他们的财富，开始筑“城”，为了满足城里人交换的需要，便将田野的“市”搬进城里，叫“城中设市”。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由于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市场的建设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必须尊崇“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形制，表现了统治者重本抑末，压制商业的意志。并且全国统一模式，体现了大一统帝国的特点。
而且，在中国周秦汉唐的漫长历史岁月里，为了加强对市场和商业的管理，长期采取“坊市制”的管理模式，居民居住的坊巷与市场是分离的，市场在固定的地点，还要用墙与之隔离，叫“阛”，“阛者，市墙也”，③还有市门叫“阓”，所以后来“阛阓”就演变为市场的代名词。这种市场建制的制度安排，使市场交易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极大限制。从空间上讲，交易必须到市场里进行，场外交易是不允许的，是要受到制裁的；从时间上讲，有市门就有关闭之时，市里设有“望楼”，有专人击钟司鼓，“晨钟暮鼓”的成语就是由此而来。这样既限制了交换，又增加了交易成本，使买和卖都处于不便利的条件下。市场内部的交易也是严格管制，同一种类商品集中在一起，称做“肆”，交易形式是“坐肆列贩”，中间用道路分开，班固写《西都赋》描写汉长安的市场是“市开九场，货别而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说明各肆之间的道路很狭窄，市场很拥挤。在这种市场管理体制下，市场很难得到有力的扩展和发育，完全是政府管制下的非自由贸易体制。
尽管农村市场官府管理比较疏松，时空自由度比较高，但由于受农业生产时间的限制，“日中为市”以不误农时；加之受农村购买力低下的制约，还主要停留在农村集市贸易的初级市场阶段，交换还主要是为满足需要之间的互通有无，而非大规模地获取价值增值，即是说交换还主要是为了“谋生”，而不是为了“谋利”，市场还处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留下一亩种豆子，换回豆腐换回油”和“打得柴来街前卖，换得油盐换得茶”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经济下的低级阶段。北宋僧人释道潜曾经写过一首《归宗道中》诗，为我们记载了这种农村集市的具体情形：“逶迤转谷口，悠悠见前村。农夫争道来，聒聒更笑喧。数辰竞一墟，邸店如云屯。或携布与楮，或驱鸡与肫。纵横箕帚材，琐细难俱论。老翁主贸易，俯仰众所尊。”④
在这种市场总体构架下，城市市场在坊市里有官府的市长、市令、贾师的严格管理，在农村市场，有“老翁主贸易，俯仰众所尊”，坑蒙拐骗的商业欺诈行为由于受到官府的强力压制和熟人社会的制约，自古有之，却不可能大规模发生。因为在熟人社会里，低头不见抬头见，一旦失去信用，在熟人面前丢尽颜面，就很难东山再起。商业欺诈行为所要支付的经济和道德成本远高于利益收获，比较交易成本的效应悬殊，使商人们不得不远离欺诈，在总体上还能坚持诚信经营的原则，这就是在唐宋以前商事纠纷不甚多见，官商之间还能维系清明政治的原因。并且在这一历史时期，官府的贱商政策高压，使商人处于社会最底层，备受歧视，动辄得咎，也使商人不得不收敛自己的行为，以诚信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换回社会的同情和欢颜。以诚信为主要内容的市场规则虽然在萌生之中，却发展缓慢。因为在一个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社会里，市场行为主要不是靠制度的强制，而是靠社会主流道德进行约束。
这种情况，到宋元明清以后，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是社会生产力在宋代发展到最高峰的后滞影响，使明清两代社会经济总量扩张到历史上最高点。中国的GDP总量在当时的世界名列前茅，保持了一个西方世界望尘莫及的发展速度。1818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30％；1820年，中国的产品总量占世界产品总量的30％。⑤据黄启臣先生研究，万历二十二年(1594)全国海外贸易总值约为100万两白银。乾隆十年(1745)粤、闽、江、浙四港贸易总值高达3657万余两白银。⑥明清以后中国经济在总量上的扩张主要不是来自于技术进步，宋元以后中国抱残守缺，技术创新乏善可陈，经济总量扩张主要来自人口激增而产生的需求拉动。宋元明清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历史时期，尤其是清代满族贵族入主中原所实行的“兹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奖励人口增殖政策，加之百年没有战事，社会安定，使中国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起来。明代万历年间人口总量从9000万增长到1.4亿，突破了亿万大关，从此一路攀升，到道光十一年(1831)，人口总量达到了4.1亿⑦。这既是明清两代中国生产力急剧发展的主要力量，又是拉动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满足4亿人的生活所需，使社会商品总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据吴承明先生的统计，清代国内市场流通的粮食245亿斤，棉花255万担，棉布30517万匹，茶叶260万担，食盐32亿斤，总价值38762.4万两白银，“总的印象数量很大”，⑧流通如此巨量的商品，就使中国传统商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有史家称之为“商业革命”。
其次，中国商业形态的变革。宋以后人口激增，流通商品数量增大，前朝的“坊市制”已无法容纳如此数量的人口与商品交易，终于被冲破。宋代已出现“推倒坊墙，临街设市”的自由市场形态，明清更成为普遍的商业形式，商人们到处摆摊设点，沿街开店，更有走街串巷的流动货郎，前朝官府控制下的非自由贸易形式一下子被自由贸易所代替；由于人口激增，满足4亿人的生活所需，使得商业内容从过去的奢侈品为主“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人参古玩好生涯，交易无非帝王家”一变为以民生日用品为主，无非“养生送死之具”、柴米油盐之属。而民生用品面广量大，粮食动辄千万斤，布匹动辄千万匹，而且产地不一，南米北柴，北棉南布，商船行走乱如麻，这就使得商业突破前朝地域性市场的封闭性而走向全国性市场，打破“十里不贩樵，百里不贩籴”的传统模式，走上服牛格马、跨州越县、周流天下的大规模经营道路。而挟资江湖、客外经商、流寓逆旅、借地求财，就打破了原先“方圆十里，早出晚归”的熟人社会，开始进入一个陌生人社会，原先熟人社会建立的一系列规范受到了顽强的挑战。加之在全国范围内搬运如此巨量的商品，非商人个体家庭所能承担，只得动员血缘关系以外的亲缘和乡缘关系的更多力量加入商业营运，使商业出现了集团化经营的新形式，各地产生了以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承担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商品交换的繁重任务，成为连接全国市场的主要商业力量，形成了“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⑨的全国商品大流转局面。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因子”⑩即市场经济因素的出现，表明中国传统社会进入了深刻的社会转型期。
再次，商业经营意识的转型和扭曲。在市场经济因素产生的社会条件下，利益驱动的刺激将经商获利、赚钱发财推广到社会广大的范围之内。而且跨地区越州县的域外经营也冲破了熟人社会的障碍，熟人社会逐渐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商业经营不再更多地受熟人关系的制约，从而使传统商业经营意识发生了三方面的逆转。
一是商业经营目的从“利义兼得”转向“唯利是图”。在宋元以前，中国传统商人还能够在社会主流道德(伦理诚信观)引导下，通过商业经营技巧(利益诚信观)贩贱鬻贵，贱买贵卖，赚取不同经济区之间的地区差价和同一商品的供求和质量差价的合理利润，在汉武帝“告缗”运动的教训和打击下，商人们还能坚持以义取利的主流商业道德和职业操守，“上以利人，下以利己”，将商业经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联系，尚不因谋利而引起社会太大的反感。明清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因素的产生，人们从过去追求使用价值为目的，开始转变为追求价值增值为目的，对财富的占有不再受人们消费力的限制，占有货币的欲望迅速膨胀起来。明代沈寿卿《三元记》传奇，第十五出《断金》咏叹银子功能的一段唱词，颇能反映时代变迁的痕迹：
〔红衲袄〕银子，你是天地间造化根：人为你费尽了辛与勤，人为你餐风宿水忧成病，人为你戴月披星晓夜行，人为你似鱼鳖渡海滨，人为你伴虎狼登峻岭。银子，人若一日无君也，壮士无颜人所轻。
〔前腔〕银子，人为你父与子伤了天性恩，人为你兄和弟伤了手足情；丈夫无你妻不敬，主若无伊仆慢轻，君子儒因无你失了朋友信，贞洁妇为你做了失节人。银子，人若一日无君也，伶俐聪明做了懵懂人。
〔前腔〕银子，多少读书人为你把纲常紊，多少廉能官为你把公论倾，多少强求的为你丧了贱生命，多少善求的为你忘了廉耻情；那成家子为你多悭吝，那败家子把你如粪土轻。银子，人若一日无君也，说得乱坠天花也人不听。我想起来：
〔前腔〕那子孙贤何须用你，那子孙愚任你积如山也易倾。竟不知荣枯得失皆前定，何必劳劳苦用心。那匿爱的为你图侥幸，贪得的为你常不平，一团和气为你成仇也，重义轻财有几人?(11)
在追求货币无限增值利益驱动下，为获取赢利，赚钱发财，商人的灵魂被扭曲，赚取货币和追求价值增值的“法西斯式积累”冲动，使商人开始抛弃社会良知，“富人无不起于商者，于是人争驰鹜奔走，竟习为商。而商日益众，亦日益饶，近则党里之间，宾朋之际，街谈巷议，无非权子母”。(12)明清小说《今古奇观》“徐老仆义愤成家”借商人之口将商人求利的目的说得很直白：“大凡经商，本钱多便大做，本钱少便小做……只拣有利息的就做。”(13)这种唯利是图的本性使商人灵魂扭曲，以追求货币为目的，明清小说《常言道》借商人之口道出了商人价值取向的变化：
一更里呀，思量这个钱，今来古往独推先，惹人怜。说来个个口流涎，形如坤与乾，又如地与天，世人谁敢来轻贱。算来正与命相连，今夜教我怎样眠。我的钱啊，提起你，谁勿羡。二更里呀，思量这个钱，钦心久仰在先前，实通仙。一文能化万千千，好换柴和米，能置地与田，随身所欲般般便。教人怎不把情牵，胜如爹娘共祖先。我的钱啊，称卖命，是古谚。三更里呀，思量这个钱，朦胧如在眼睛前，乐无边。精神强健骨头颤，心中真爽快，眉间喜色添，此时才得如我念。谁知却是梦魂颠，依旧身儿在炕眠。我的钱啊，醒转来，越留恋。四更里呀，思想这个钱，怎生落在水中间，恨绵绵。心头无计泪涟涟，一时得勿着，心思想万千，如何设法来谋面。越思越想越凄然，这件东西非等闲。我的钱啊，要见你，何时见。五更里呀，思量这个钱，心中许愿意甚虔，告苍天。千愁万绪若无边，区区若到手，时时供佛前，焚香跪拜心无厌。至诚至敬不虚言，伏望钱神赐悯怜。我的钱啊，早早来，如吾愿。一夜里呀，思量这个钱，翻来覆去不安眠，意心坚。腹中好似火油煎，黄昏思想起，直到五更天，东方发白心难变。几时飞到吾跟前，弄得区区心想偏。我的钱啊，勿负我，心一片。(14)
商人对金钱的追求已经达到“胜如爹娘共祖先”的程度，其必然刺激和引发不正当市场行为，猛烈冲击着传统的商业道德。
二是商业操作方式从“阳光经营”转向“暗箱操作”。在宋元以前，伦理诚信观和利益诚信观的交互作用，使商人们的商场操作还能坚持“实事求是”(15)的阳光经营。商鞅是先秦商人的著名代表，变法之初，恐民不信，商鞅把一根三丈之木立于国都之南门，然后宣布能将此木徙置北门者赐十金。搬动一根木头，何须如此重赏，人们自然不信，于是他又下令，将赏金加至五十。有人将信将疑把木头搬到北门，他即当众赏五十金，以示不欺。(16)宋以后，在市场经济因素的利益驱动下，社会开始陷入对价值增值疯狂的追求，一部分商人发生灵魂的嬗变，追求赢利已经达到不顾礼义廉耻的程度。
在这种疯狂追逐利益的刺激下，商业操作一变为“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暗箱操作，“连只值一两六钱银子的棺材，也要讨价三两”，(17)有的商人连当面唱价都收起不用，而行“袖筒捏指交易法”，交易过程变成了鬼鬼祟祟的个人过程。清人徐献忠写过一首《布赋》描绘了这种“袖筒捏指交易法”：“长夜凄然，得尺望尺，寒鸡喔喔，解轴趋市；匹夫怀饥，奔走长路，织妇抱冻，龟手不顾；敷施粉黛，以媚贾师，腾手捏指，以为售我；幸而入选，如释重负，坐守风帘，平明反顾。”(18)这里“平明反顾”说明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进行交易，由于看不清对方，才只好“腾手捏指，以为售我”进行袖筒捏指交易法，两人将手指伸入对方的袖筒内，进行指拇比价，心理博弈，别人不知就里，是典型的“暗袖操作”。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鬼市”，借夜幕掩盖，进行黑暗交易。西安清代的东城角就是有名的“鬼市”，“夜色朦胧，繁星在天，已是人影幢幢，借夜色进行以次充好的交易，归来大喊上当，叫苦连天”。(19)这说明，传统的交易形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各种不正当交易行为如雨后杂草般遍地滋生起来。
三是官商关系从“不相交接”转向“官商勾结”。在宋元以前，士农工商的社会职业分层和官府的“贱商”高压政策，使官员与商人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虽说从齐国仲“官盐铁”以来，政府对盐铁等生利事业实行专卖，但那是政府有组织的行为，官员个人经商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社会职业目标分层的指向下，为社会所不齿。汉代文人扬挥就记载了自己经商的亲身体会，他在《报孙会宗书》中说：“挥幸有余禄，方粜贵贩贱，逐十一之利，此贾竖之事，侮辱之处，挥亲行之，众毁所归，不寒而栗。”(20)官商之间还能维持一种“不相交接”、“各行其道”的清明形态。明清以后，在利益驱动的刺激下，全社会弥漫着逐利的风气，士农工商职业分层的固态被不同职业之间的流动所打破，士的向下移动与商的向上移动杂糅交错，互相交叉。在学而优则仕因官员职数有限被堵塞后，一部分儒生开始抛弃“不言利”的清高虚饰而转向“弃儒经商”，徽商代言人汪道昆所说“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盖绌者力不足于贾，去而为儒，赢者财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21)反映了这种士商之间的职位变化。而官员在利润刺激下，利用手中的权力，纷纷下海经商，与民争利，上至皇室贵戚，下至书吏皂隶，莫不以权子母为念，许多官员寡廉鲜耻，将仕途作为钱权交易的筹码，公然渔利，“方今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交易，计美恶，计大小，计贫富，计迟速”，(22)衙门几与市场无异。而商人为逃避官府需索，亦需要借官府之威以为保护，也纷纷通过捐纳卖官鬻爵，为其子弟求得一官半职，使“商道”与“官道”交织重叠，商道胶合了官道得“尔虞我诈”，更加阴暗多蹇；官道汲取了商道的唯利是图，更加贪得无厌，社会呈现出官商上下交乘盘剥渔利的邪恶风气。
《二刻拍案惊奇》“韩侍郎婢作夫人，顾提控椽居郎署”中就记录了一位徽商为了巴结官府不惜将女儿献给官员当妾的故事：
一个徽州商人……只在扬州开当中盐……该商收江爱娘为义女等待寻个好姻缘配着，图个往来……恰好凑巧，韩侍郎带领家眷上任，舟过扬州，夫人有病，要娶个偏房……元来徽州人有个僻性，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事不争银子，其余诸事悭吝了。听见说个韩侍郎娶妾，先自软瘫了半边……巴不得就成了。韩府也叫人看过，看得十分中意。徽商认做自己女儿，不争财物，反陪嫁妆。只贪个纱帽往来，便自心满意足。韩府仕宦人家，做事不小，又见徽商行径冠冕，不说身价，反轻易不得了，连钗环首饰缎匹银两，也下了三四百金礼物。徽商受了，增添嫁事，自己穿了大服，大吹大擂，将爱娘送下官船上来。侍郎与夫人看见人物标致，更加礼仪齐备，心下喜欢，另眼看待。……到了京中，不料夫人病重不起，一应家事尽属爱娘掌管。爱娘处得井井有条，胜过夫人在日。内外大小无不喜欢。韩相公得意，拣个吉日，立为继房。恰遇弘治改元覃恩，竟将江氏入册报去，请下了夫人封诰，从此内外俱称夫人了。……那徽商(被)认做干爷，兀自往来不绝。(23)
而且，明代还有一种突出的市场现象，即“乌纱帽”商品化的繁盛。按明代官制规定，凡是年老退休的官员，以及侍奉父母辞闲之官，允许继续戴乌纱帽，从而导致市场上制作和买卖乌纱帽生意兴隆。有首《折桂令·冠帽铺》的曲子谓：“大规模内苑传来，簪弁缨，一例安排。窄比宽量，轻漆谩烙，正剪斜裁。乌纱帽平添光色，皂头巾宜用轻胎。帐不虚开，价不高抬。修饰朝仪，壮观人才。”(24)不仅如此，乌纱帽滔滔天下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假乌纱的问世，民歌《桂枝儿·假纱帽》对此作了辛辣的嘲讽：“真纱帽戴来胆气壮，你戴着只觉得脸上无光。整年间也没个升也没个降，死了好传影，打醮好行香。若坐席尊也，放屁也不响。”(25)透过乌纱帽这种商品生意兴隆，生动形象地说明了明清以后官商勾结的一般状态。
明初宰相刘伯温《卖柑者言》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杭有卖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溃，出之哗然，玉质而金色。剖其中，干若败絮。予怪而问之曰：“若所示于人者，将以实笾豆，奉祭祀，供宾客手?将炫外以惑愚瞽乎?甚是哉，为欺也!”卖者笑曰：“吾业是有年亦，吾款是以食吾驱，吾售之，人取之，未尚有言?而独不足子所乎!世之为欺者不为寡矣，而独我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之略耶?山峨大冠，托长钟者，昂昂乎庙堂之器，果能建伊、皋之业耶?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弛而不知理，坐靡廪粟而不知耻。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醴而饮肥鲜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今子世不察，而以察吾柑。”(26)
这个故事揭示了当时官、商皆假，朝野相欺的黑暗现状。所以，清代有一叫郑广的贼通过花钱买官，做了通判的县级二把手，他写了一首《官府叹》的诗曰：“天下世事言说难，官府贼窝一般般。众官做官亦做贼，郑广做贼亦做官。”反映了明清官贼不分的丑恶现实。
凡此皆说明，在中国产生市场经济因素的历史条件下，利益驱动的刺激所导致的传统商业发生逆转，社会道德失范，必然要求建立以诚信为主要内容的市场规则和道德范式，构建诚信的社会文化，才能促使市场经济正常发育和维系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这是传统商人诚信文化产生和确立的时代历史条件。
① 《易经·系辞》。
② 《孟子·滕文公(上)》。
③ 《说文》。
④ 释道潜：《参寥子诗集》卷一。
⑤ 孙长青：《中国经济长周期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
⑥ 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⑦ 谢文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7页。
⑧ 吴承明：《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页。
⑨ 李鼎：《李长卿集》卷一。
⑩ 吴承明：《市场与现代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3页。
(11) 沈寿卿：《三元记》第十五出，汲古阁原刊本影印。
(12) 《安西县志》卷六《风俗》。
(13) 抱瓮老人：《今古奇观》卷二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4) 落魄道人：《常言道》卷二十五，清光绪元年(1875)得成堂刻本。
(15) 《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
(16) 《中国古代诚信故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
(17) 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二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18) 引自许涤新《广义政治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4页。
(19) [美]尼克尔斯：《穿越神秘的陕西》，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页。
(20) 《汉书·扬挥传》。
(21) 汪道昆：《太涵集》卷五十四。
(22) 李乐：《续见闻杂记》卷十。
(23)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中华书局1999年版。
(24) 路工编：《明代歌曲选》，第13页。
(25) 冯梦龙：《桂枝儿》卷九《谑部》。
(26) 刘基：《诚意伯文集·卖柑者言》。
诚信作为一种市场经营规则，是以一定的市场发展程度为前提。诚信作为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也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中国传统商人的诚信文化说到底是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必然产物。
在中国，市场产生得很早。还在原始社会中期，就有“神农氏召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财，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①的记载。不过这里的“市”是草野之市，是人们在田野里找一块地方，聚在一起进行交换，史称“聚者为市”，孟子在《滕文公·上》记载，那时的交换形态是“有贱丈夫垄断而登之，以罔市利”，就是说，在田野里才有垄断，商人才可以站在高坡上左顾右盼。由于此时市场不固定，人们交换东聚西散，往返跑路，极大增加了交易成本。为了节省交易成本，要求市场能够固定下来，人们发现有井的地方，一方面有水，可以洗涤商品，反映了交换空间的扩大；另一方面，有水的地方有人家就会有需求，于是人们开始把市搬到有井的地方，叫“因井成市”，孟子就说过“在国为市井之臣”②的话。不过，此时的“市井”还在田野里，只不过从过去不固定的市场变为固定的市场罢了，表现了交换的进步。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阶级为了保护他们的财富，开始筑“城”，为了满足城里人交换的需要，便将田野的“市”搬进城里，叫“城中设市”。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由于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市场的建设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必须尊崇“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形制，表现了统治者重本抑末，压制商业的意志。并且全国统一模式，体现了大一统帝国的特点。
而且，在中国周秦汉唐的漫长历史岁月里，为了加强对市场和商业的管理，长期采取“坊市制”的管理模式，居民居住的坊巷与市场是分离的，市场在固定的地点，还要用墙与之隔离，叫“阛”，“阛者，市墙也”，③还有市门叫“阓”，所以后来“阛阓”就演变为市场的代名词。这种市场建制的制度安排，使市场交易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极大限制。从空间上讲，交易必须到市场里进行，场外交易是不允许的，是要受到制裁的；从时间上讲，有市门就有关闭之时，市里设有“望楼”，有专人击钟司鼓，“晨钟暮鼓”的成语就是由此而来。这样既限制了交换，又增加了交易成本，使买和卖都处于不便利的条件下。市场内部的交易也是严格管制，同一种类商品集中在一起，称做“肆”，交易形式是“坐肆列贩”，中间用道路分开，班固写《西都赋》描写汉长安的市场是“市开九场，货别而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说明各肆之间的道路很狭窄，市场很拥挤。在这种市场管理体制下，市场很难得到有力的扩展和发育，完全是政府管制下的非自由贸易体制。
尽管农村市场官府管理比较疏松，时空自由度比较高，但由于受农业生产时间的限制，“日中为市”以不误农时；加之受农村购买力低下的制约，还主要停留在农村集市贸易的初级市场阶段，交换还主要是为满足需要之间的互通有无，而非大规模地获取价值增值，即是说交换还主要是为了“谋生”，而不是为了“谋利”，市场还处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留下一亩种豆子，换回豆腐换回油”和“打得柴来街前卖，换得油盐换得茶”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经济下的低级阶段。北宋僧人释道潜曾经写过一首《归宗道中》诗，为我们记载了这种农村集市的具体情形：“逶迤转谷口，悠悠见前村。农夫争道来，聒聒更笑喧。数辰竞一墟，邸店如云屯。或携布与楮，或驱鸡与肫。纵横箕帚材，琐细难俱论。老翁主贸易，俯仰众所尊。”④
在这种市场总体构架下，城市市场在坊市里有官府的市长、市令、贾师的严格管理，在农村市场，有“老翁主贸易，俯仰众所尊”，坑蒙拐骗的商业欺诈行为由于受到官府的强力压制和熟人社会的制约，自古有之，却不可能大规模发生。因为在熟人社会里，低头不见抬头见，一旦失去信用，在熟人面前丢尽颜面，就很难东山再起。商业欺诈行为所要支付的经济和道德成本远高于利益收获，比较交易成本的效应悬殊，使商人们不得不远离欺诈，在总体上还能坚持诚信经营的原则，这就是在唐宋以前商事纠纷不甚多见，官商之间还能维系清明政治的原因。并且在这一历史时期，官府的贱商政策高压，使商人处于社会最底层，备受歧视，动辄得咎，也使商人不得不收敛自己的行为，以诚信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换回社会的同情和欢颜。以诚信为主要内容的市场规则虽然在萌生之中，却发展缓慢。因为在一个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社会里，市场行为主要不是靠制度的强制，而是靠社会主流道德进行约束。
这种情况，到宋元明清以后，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是社会生产力在宋代发展到最高峰的后滞影响，使明清两代社会经济总量扩张到历史上最高点。中国的GDP总量在当时的世界名列前茅，保持了一个西方世界望尘莫及的发展速度。1818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30％；1820年，中国的产品总量占世界产品总量的30％。⑤据黄启臣先生研究，万历二十二年(1594)全国海外贸易总值约为100万两白银。乾隆十年(1745)粤、闽、江、浙四港贸易总值高达3657万余两白银。⑥明清以后中国经济在总量上的扩张主要不是来自于技术进步，宋元以后中国抱残守缺，技术创新乏善可陈，经济总量扩张主要来自人口激增而产生的需求拉动。宋元明清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历史时期，尤其是清代满族贵族入主中原所实行的“兹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奖励人口增殖政策，加之百年没有战事，社会安定，使中国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起来。明代万历年间人口总量从9000万增长到1.4亿，突破了亿万大关，从此一路攀升，到道光十一年(1831)，人口总量达到了4.1亿⑦。这既是明清两代中国生产力急剧发展的主要力量，又是拉动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满足4亿人的生活所需，使社会商品总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据吴承明先生的统计，清代国内市场流通的粮食245亿斤，棉花255万担，棉布30517万匹，茶叶260万担，食盐32亿斤，总价值38762.4万两白银，“总的印象数量很大”，⑧流通如此巨量的商品，就使中国传统商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有史家称之为“商业革命”。
其次，中国商业形态的变革。宋以后人口激增，流通商品数量增大，前朝的“坊市制”已无法容纳如此数量的人口与商品交易，终于被冲破。宋代已出现“推倒坊墙，临街设市”的自由市场形态，明清更成为普遍的商业形式，商人们到处摆摊设点，沿街开店，更有走街串巷的流动货郎，前朝官府控制下的非自由贸易形式一下子被自由贸易所代替；由于人口激增，满足4亿人的生活所需，使得商业内容从过去的奢侈品为主“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人参古玩好生涯，交易无非帝王家”一变为以民生日用品为主，无非“养生送死之具”、柴米油盐之属。而民生用品面广量大，粮食动辄千万斤，布匹动辄千万匹，而且产地不一，南米北柴，北棉南布，商船行走乱如麻，这就使得商业突破前朝地域性市场的封闭性而走向全国性市场，打破“十里不贩樵，百里不贩籴”的传统模式，走上服牛格马、跨州越县、周流天下的大规模经营道路。而挟资江湖、客外经商、流寓逆旅、借地求财，就打破了原先“方圆十里，早出晚归”的熟人社会，开始进入一个陌生人社会，原先熟人社会建立的一系列规范受到了顽强的挑战。加之在全国范围内搬运如此巨量的商品，非商人个体家庭所能承担，只得动员血缘关系以外的亲缘和乡缘关系的更多力量加入商业营运，使商业出现了集团化经营的新形式，各地产生了以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承担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商品交换的繁重任务，成为连接全国市场的主要商业力量，形成了“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⑨的全国商品大流转局面。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因子”⑩即市场经济因素的出现，表明中国传统社会进入了深刻的社会转型期。
再次，商业经营意识的转型和扭曲。在市场经济因素产生的社会条件下，利益驱动的刺激将经商获利、赚钱发财推广到社会广大的范围之内。而且跨地区越州县的域外经营也冲破了熟人社会的障碍，熟人社会逐渐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商业经营不再更多地受熟人关系的制约，从而使传统商业经营意识发生了三方面的逆转。
一是商业经营目的从“利义兼得”转向“唯利是图”。在宋元以前，中国传统商人还能够在社会主流道德(伦理诚信观)引导下，通过商业经营技巧(利益诚信观)贩贱鬻贵，贱买贵卖，赚取不同经济区之间的地区差价和同一商品的供求和质量差价的合理利润，在汉武帝“告缗”运动的教训和打击下，商人们还能坚持以义取利的主流商业道德和职业操守，“上以利人，下以利己”，将商业经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联系，尚不因谋利而引起社会太大的反感。明清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因素的产生，人们从过去追求使用价值为目的，开始转变为追求价值增值为目的，对财富的占有不再受人们消费力的限制，占有货币的欲望迅速膨胀起来。明代沈寿卿《三元记》传奇，第十五出《断金》咏叹银子功能的一段唱词，颇能反映时代变迁的痕迹：
〔红衲袄〕银子，你是天地间造化根：人为你费尽了辛与勤，人为你餐风宿水忧成病，人为你戴月披星晓夜行，人为你似鱼鳖渡海滨，人为你伴虎狼登峻岭。银子，人若一日无君也，壮士无颜人所轻。
〔前腔〕银子，人为你父与子伤了天性恩，人为你兄和弟伤了手足情；丈夫无你妻不敬，主若无伊仆慢轻，君子儒因无你失了朋友信，贞洁妇为你做了失节人。银子，人若一日无君也，伶俐聪明做了懵懂人。
〔前腔〕银子，多少读书人为你把纲常紊，多少廉能官为你把公论倾，多少强求的为你丧了贱生命，多少善求的为你忘了廉耻情；那成家子为你多悭吝，那败家子把你如粪土轻。银子，人若一日无君也，说得乱坠天花也人不听。我想起来：
〔前腔〕那子孙贤何须用你，那子孙愚任你积如山也易倾。竟不知荣枯得失皆前定，何必劳劳苦用心。那匿爱的为你图侥幸，贪得的为你常不平，一团和气为你成仇也，重义轻财有几人?(11)
在追求货币无限增值利益驱动下，为获取赢利，赚钱发财，商人的灵魂被扭曲，赚取货币和追求价值增值的“法西斯式积累”冲动，使商人开始抛弃社会良知，“富人无不起于商者，于是人争驰鹜奔走，竟习为商。而商日益众，亦日益饶，近则党里之间，宾朋之际，街谈巷议，无非权子母”。(12)明清小说《今古奇观》“徐老仆义愤成家”借商人之口将商人求利的目的说得很直白：“大凡经商，本钱多便大做，本钱少便小做……只拣有利息的就做。”(13)这种唯利是图的本性使商人灵魂扭曲，以追求货币为目的，明清小说《常言道》借商人之口道出了商人价值取向的变化：
一更里呀，思量这个钱，今来古往独推先，惹人怜。说来个个口流涎，形如坤与乾，又如地与天，世人谁敢来轻贱。算来正与命相连，今夜教我怎样眠。我的钱啊，提起你，谁勿羡。二更里呀，思量这个钱，钦心久仰在先前，实通仙。一文能化万千千，好换柴和米，能置地与田，随身所欲般般便。教人怎不把情牵，胜如爹娘共祖先。我的钱啊，称卖命，是古谚。三更里呀，思量这个钱，朦胧如在眼睛前，乐无边。精神强健骨头颤，心中真爽快，眉间喜色添，此时才得如我念。谁知却是梦魂颠，依旧身儿在炕眠。我的钱啊，醒转来，越留恋。四更里呀，思想这个钱，怎生落在水中间，恨绵绵。心头无计泪涟涟，一时得勿着，心思想万千，如何设法来谋面。越思越想越凄然，这件东西非等闲。我的钱啊，要见你，何时见。五更里呀，思量这个钱，心中许愿意甚虔，告苍天。千愁万绪若无边，区区若到手，时时供佛前，焚香跪拜心无厌。至诚至敬不虚言，伏望钱神赐悯怜。我的钱啊，早早来，如吾愿。一夜里呀，思量这个钱，翻来覆去不安眠，意心坚。腹中好似火油煎，黄昏思想起，直到五更天，东方发白心难变。几时飞到吾跟前，弄得区区心想偏。我的钱啊，勿负我，心一片。(14)
商人对金钱的追求已经达到“胜如爹娘共祖先”的程度，其必然刺激和引发不正当市场行为，猛烈冲击着传统的商业道德。
二是商业操作方式从“阳光经营”转向“暗箱操作”。在宋元以前，伦理诚信观和利益诚信观的交互作用，使商人们的商场操作还能坚持“实事求是”(15)的阳光经营。商鞅是先秦商人的著名代表，变法之初，恐民不信，商鞅把一根三丈之木立于国都之南门，然后宣布能将此木徙置北门者赐十金。搬动一根木头，何须如此重赏，人们自然不信，于是他又下令，将赏金加至五十。有人将信将疑把木头搬到北门，他即当众赏五十金，以示不欺。(16)宋以后，在市场经济因素的利益驱动下，社会开始陷入对价值增值疯狂的追求，一部分商人发生灵魂的嬗变，追求赢利已经达到不顾礼义廉耻的程度。
在这种疯狂追逐利益的刺激下，商业操作一变为“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暗箱操作，“连只值一两六钱银子的棺材，也要讨价三两”，(17)有的商人连当面唱价都收起不用，而行“袖筒捏指交易法”，交易过程变成了鬼鬼祟祟的个人过程。清人徐献忠写过一首《布赋》描绘了这种“袖筒捏指交易法”：“长夜凄然，得尺望尺，寒鸡喔喔，解轴趋市；匹夫怀饥，奔走长路，织妇抱冻，龟手不顾；敷施粉黛，以媚贾师，腾手捏指，以为售我；幸而入选，如释重负，坐守风帘，平明反顾。”(18)这里“平明反顾”说明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进行交易，由于看不清对方，才只好“腾手捏指，以为售我”进行袖筒捏指交易法，两人将手指伸入对方的袖筒内，进行指拇比价，心理博弈，别人不知就里，是典型的“暗袖操作”。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鬼市”，借夜幕掩盖，进行黑暗交易。西安清代的东城角就是有名的“鬼市”，“夜色朦胧，繁星在天，已是人影幢幢，借夜色进行以次充好的交易，归来大喊上当，叫苦连天”。(19)这说明，传统的交易形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各种不正当交易行为如雨后杂草般遍地滋生起来。
三是官商关系从“不相交接”转向“官商勾结”。在宋元以前，士农工商的社会职业分层和官府的“贱商”高压政策，使官员与商人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虽说从齐国仲“官盐铁”以来，政府对盐铁等生利事业实行专卖，但那是政府有组织的行为，官员个人经商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社会职业目标分层的指向下，为社会所不齿。汉代文人扬挥就记载了自己经商的亲身体会，他在《报孙会宗书》中说：“挥幸有余禄，方粜贵贩贱，逐十一之利，此贾竖之事，侮辱之处，挥亲行之，众毁所归，不寒而栗。”(20)官商之间还能维持一种“不相交接”、“各行其道”的清明形态。明清以后，在利益驱动的刺激下，全社会弥漫着逐利的风气，士农工商职业分层的固态被不同职业之间的流动所打破，士的向下移动与商的向上移动杂糅交错，互相交叉。在学而优则仕因官员职数有限被堵塞后，一部分儒生开始抛弃“不言利”的清高虚饰而转向“弃儒经商”，徽商代言人汪道昆所说“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盖绌者力不足于贾，去而为儒，赢者财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21)反映了这种士商之间的职位变化。而官员在利润刺激下，利用手中的权力，纷纷下海经商，与民争利，上至皇室贵戚，下至书吏皂隶，莫不以权子母为念，许多官员寡廉鲜耻，将仕途作为钱权交易的筹码，公然渔利，“方今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交易，计美恶，计大小，计贫富，计迟速”，(22)衙门几与市场无异。而商人为逃避官府需索，亦需要借官府之威以为保护，也纷纷通过捐纳卖官鬻爵，为其子弟求得一官半职，使“商道”与“官道”交织重叠，商道胶合了官道得“尔虞我诈”，更加阴暗多蹇；官道汲取了商道的唯利是图，更加贪得无厌，社会呈现出官商上下交乘盘剥渔利的邪恶风气。
《二刻拍案惊奇》“韩侍郎婢作夫人，顾提控椽居郎署”中就记录了一位徽商为了巴结官府不惜将女儿献给官员当妾的故事：
一个徽州商人……只在扬州开当中盐……该商收江爱娘为义女等待寻个好姻缘配着，图个往来……恰好凑巧，韩侍郎带领家眷上任，舟过扬州，夫人有病，要娶个偏房……元来徽州人有个僻性，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事不争银子，其余诸事悭吝了。听见说个韩侍郎娶妾，先自软瘫了半边……巴不得就成了。韩府也叫人看过，看得十分中意。徽商认做自己女儿，不争财物，反陪嫁妆。只贪个纱帽往来，便自心满意足。韩府仕宦人家，做事不小，又见徽商行径冠冕，不说身价，反轻易不得了，连钗环首饰缎匹银两，也下了三四百金礼物。徽商受了，增添嫁事，自己穿了大服，大吹大擂，将爱娘送下官船上来。侍郎与夫人看见人物标致，更加礼仪齐备，心下喜欢，另眼看待。……到了京中，不料夫人病重不起，一应家事尽属爱娘掌管。爱娘处得井井有条，胜过夫人在日。内外大小无不喜欢。韩相公得意，拣个吉日，立为继房。恰遇弘治改元覃恩，竟将江氏入册报去，请下了夫人封诰，从此内外俱称夫人了。……那徽商(被)认做干爷，兀自往来不绝。(23)
而且，明代还有一种突出的市场现象，即“乌纱帽”商品化的繁盛。按明代官制规定，凡是年老退休的官员，以及侍奉父母辞闲之官，允许继续戴乌纱帽，从而导致市场上制作和买卖乌纱帽生意兴隆。有首《折桂令·冠帽铺》的曲子谓：“大规模内苑传来，簪弁缨，一例安排。窄比宽量，轻漆谩烙，正剪斜裁。乌纱帽平添光色，皂头巾宜用轻胎。帐不虚开，价不高抬。修饰朝仪，壮观人才。”(24)不仅如此，乌纱帽滔滔天下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假乌纱的问世，民歌《桂枝儿·假纱帽》对此作了辛辣的嘲讽：“真纱帽戴来胆气壮，你戴着只觉得脸上无光。整年间也没个升也没个降，死了好传影，打醮好行香。若坐席尊也，放屁也不响。”(25)透过乌纱帽这种商品生意兴隆，生动形象地说明了明清以后官商勾结的一般状态。
明初宰相刘伯温《卖柑者言》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杭有卖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溃，出之哗然，玉质而金色。剖其中，干若败絮。予怪而问之曰：“若所示于人者，将以实笾豆，奉祭祀，供宾客手?将炫外以惑愚瞽乎?甚是哉，为欺也!”卖者笑曰：“吾业是有年亦，吾款是以食吾驱，吾售之，人取之，未尚有言?而独不足子所乎!世之为欺者不为寡矣，而独我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之略耶?山峨大冠，托长钟者，昂昂乎庙堂之器，果能建伊、皋之业耶?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弛而不知理，坐靡廪粟而不知耻。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醴而饮肥鲜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今子世不察，而以察吾柑。”(26)
这个故事揭示了当时官、商皆假，朝野相欺的黑暗现状。所以，清代有一叫郑广的贼通过花钱买官，做了通判的县级二把手，他写了一首《官府叹》的诗曰：“天下世事言说难，官府贼窝一般般。众官做官亦做贼，郑广做贼亦做官。”反映了明清官贼不分的丑恶现实。
凡此皆说明，在中国产生市场经济因素的历史条件下，利益驱动的刺激所导致的传统商业发生逆转，社会道德失范，必然要求建立以诚信为主要内容的市场规则和道德范式，构建诚信的社会文化，才能促使市场经济正常发育和维系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这是传统商人诚信文化产生和确立的时代历史条件。
① 《易经·系辞》。
② 《孟子·滕文公(上)》。
③ 《说文》。
④ 释道潜：《参寥子诗集》卷一。
⑤ 孙长青：《中国经济长周期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
⑥ 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⑦ 谢文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7页。
⑧ 吴承明：《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页。
⑨ 李鼎：《李长卿集》卷一。
⑩ 吴承明：《市场与现代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3页。
(11) 沈寿卿：《三元记》第十五出，汲古阁原刊本影印。
(12) 《安西县志》卷六《风俗》。
(13) 抱瓮老人：《今古奇观》卷二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4) 落魄道人：《常言道》卷二十五，清光绪元年(1875)得成堂刻本。
(15) 《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
(16) 《中国古代诚信故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
(17) 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二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18) 引自许涤新《广义政治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4页。
(19) [美]尼克尔斯：《穿越神秘的陕西》，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页。
(20) 《汉书·扬挥传》。
(21) 汪道昆：《太涵集》卷五十四。
(22) 李乐：《续见闻杂记》卷十。
(23)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中华书局1999年版。
(24) 路工编：《明代歌曲选》，第13页。
(25) 冯梦龙：《桂枝儿》卷九《谑部》。
(26) 刘基：《诚意伯文集·卖柑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