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保持优良行为节操的道德规范
第五章 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的作用 第二节 保持优良行为节操的道德规范
光绪五年(1879)刊刻的乾隆年间王秉元《贸易须知》一书中，告诫商人：“商亦有道，敦信义，重然诺，习勤劳，尚节俭。此四者，士农工皆然，而商则尤贵，守则勿失。”①这里王秉元将“敦信义、重然诺”的诚信放在“四道”之首，并指出“而商尤贵，守则勿失”，说明商人保持诚信的优良行为节操，已经成为当时商人道德建设的首要问题。
而商人“敦信义，重然诺”在明清碰到的现实问题就是如何面对“义”和“利”的关系问题。中国自明清以降，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萌芽所导致的利益驱动，使全社会陷入了疯狂的逐利浪潮之中，上至皇亲国戚，下至穷黎百姓，莫不苟苟赢利，人间的一切都被“沉浸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在社会新兴起的“重商”、“射利”的风气下，传统道德所倡导的“君子不言利”的俗套被打破，追求利益的正当性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商人更是首当其冲，“商贾以竞利为鹄的，垄断饮羊自周已然”。问题在于商人怎么获利和获利以后财富怎么坚守?面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见利忘义”和“为富不仁”，明清商人非常注意以伦理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特别强调不能见利忘义。这一要求在明清流传的商书条文中经常见到，如《客商一览醒迷》一再强调：“钱财物业，来之有道，义所当得者，必安享永远。若剥削贫穷，蒙昧良善，智术巧取，贪嗜非义，虽得之，亦守之不坚。”尤其信用为本的诚信观受到重视。商书反复强调在商业运作过程中，不仅要公平交易，光明正大，而且要诚实无欺，重恩守信。双方买卖交易时，“好歹莫瞒牙侩，交易要自酌量”，“货之精粗，实告经纪，使彼裁夺售卖，若昧而不言，希图侥幸，恐自误也”，而“买卖既已成交，又云价贱不卖，希望主家损用增补，此非公平正大人也”。②同时明清流传的商业教科书也非常强调商人自我道德的修养，告诫商贾“宁甘清淡，不以利禄关心，正大光明，惟求洁白”，“凡处财治事，须宽宏大度”，“怀人以德”，“恩德之债，尤当加倍奉偿”。③
但在具体的商业操作层面，“义”和“利”又是有矛盾的。清人祁顺在《巽川祁先生文集》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甲与乙鬻毯太平街。甲坐肆不出户，货不饰，价不二。有来市毯者，以定价语之，偿不足，则使去。市者弗察，皆率而之它。故终日不鬻一毯，而甲之肆寂如也。乙所毯事整饬，染之而良，薰薰而馨，拂拭之而鲜明。日负数十，走河濡，遇往来人，辄出相示。人问之价，宜百钱，必曰五百，复之以其半，则佯怒，怒则复来，巧迭出，少增其直，即鬻去。顾而他适，得利亦如之。乙见甲，遇其故，勉使效也。甲笑而不答。夫两家居同地，艺同等，人与物不相上下，而所得大相远如此，岂不饰诈求售者易，存诚待价者难焉?”④这说明坚守传统道德要联系到时代的变迁，要赋予传统道德以新的时代内容。甲坚守货不二价的传统经营道德，但抱残守缺，墨守成规，经营手段老化，竞争乏术，搞得生意死气沉沉，“终日不鬻一毯”；而乙在坚持传统道德“染之而良，薰薰而馨，拂拭之而鲜明”的同时，勇于创新，实行开放式经营，“日负数十，走河濡，遇往来人，辄出相示”，加大产品的广告宣传力度，又讲求经营技巧，“人问之价，宜百钱，必曰五百，复之以其半，则佯怒，怒则复来，巧迭出，少增其直，即鬻去。顾而他适，得利亦如之”，并没有谋取不义暴利，结果效益产生极大差异，“两家居同地，艺同等，人与物不相上下，而所得大相远如此”。这说明，优良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要有所更新和调整，要有适合新时代条件的新内容，才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同时，在发财后的财富坚守上，也有“富”和“贫”的关系问题。明人李乐率先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说：“家有仁义道德，则其富不骤，其贫不促，自然气象悠长。若无仁义道德，则其富也勃焉，其贫也亦忽焉。”⑤意思是说，家有“仁义道德”，富裕和贫困都是一个悠长的过程?既不会一夜暴富，也不会倏然贫穷；如果没有“仁义道德”支撑，就会骤富骤贫，富不过三代。李乐的问题，他的老师唐枢作了回答。据载唐枢有一位同宗的侄子打算经商，苦于没有资金，就与唐枢商量。唐枢就对他说：“汝往市中问许多业贾者，其资本皆自己有之，抑借诸富人者乎?”他的宗侄就去了一趟市场，并作了调查，回来告诉唐枢：“十有六七是从富人那里借来的资本。”唐枢就说：“富人有本，只欲生利，但苦人失信负之尔!未暇求本，先须立信；信立，则我不求富人，而富人当先觅汝矣。”⑥这一段记载说明，唐枢认为获得财富和坚守财富的前提都是信用。穷人“先须立信”，有了市场信用“我不求富人，而富人当先觅汝”，因为富人知道“钱不停留利自生”的道理，穷人因此就会以贫求富。反之，富人更多地贷出资本，生意越做越大，就会更多地获取财富，从而实现贫富的良性转化。后来，东林党人顾宪成对此有很好的总结。他认为言“富”并不足讳。富而好礼，可以提躬；富而好行其德，可以泽物。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以义诎利，以利诎义，离而相倾，抗而两敌。以义主利，以利佐义，合而两成，通为一脉”。⑦就是说，“义”和“利”的关系处理好了，就会相生不克，“以义主利”，仁义经商，不取不义之财，获得了广泛的市场信义，就会扩张和推进商贸事业，赚取更多的赢利，所谓“义者，利也”。反之“以利佐义”，富而好行其德，富而不忘乡里，乐善好施，资助贫困，就会更好地获得“义声”，所谓“利者，义也”，“合而两成，通为一脉”。正因为东林党人说出了商人们的心里话，他们的活动才得到了山陕商人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说明，诚信依然是明清以降商人们保持优良行为节操的道德规范。
① 王秉元：《贸易须知》，光绪五年(1879)刊本(一卷)。
② 吴中孚：《商贾便览》卷一《江湖必读原书》。
③ 同上。
④ 祁顺：《巽川祁先生文集》卷三，清康熙二年(1663)在滋堂刻本。
⑤ 李乐：《续见闻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11页。
⑥ 同上书，第745页。
⑦ 顾宪成：《泾皋藏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光绪五年(1879)刊刻的乾隆年间王秉元《贸易须知》一书中，告诫商人：“商亦有道，敦信义，重然诺，习勤劳，尚节俭。此四者，士农工皆然，而商则尤贵，守则勿失。”①这里王秉元将“敦信义、重然诺”的诚信放在“四道”之首，并指出“而商尤贵，守则勿失”，说明商人保持诚信的优良行为节操，已经成为当时商人道德建设的首要问题。
而商人“敦信义，重然诺”在明清碰到的现实问题就是如何面对“义”和“利”的关系问题。中国自明清以降，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萌芽所导致的利益驱动，使全社会陷入了疯狂的逐利浪潮之中，上至皇亲国戚，下至穷黎百姓，莫不苟苟赢利，人间的一切都被“沉浸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在社会新兴起的“重商”、“射利”的风气下，传统道德所倡导的“君子不言利”的俗套被打破，追求利益的正当性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商人更是首当其冲，“商贾以竞利为鹄的，垄断饮羊自周已然”。问题在于商人怎么获利和获利以后财富怎么坚守?面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见利忘义”和“为富不仁”，明清商人非常注意以伦理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特别强调不能见利忘义。这一要求在明清流传的商书条文中经常见到，如《客商一览醒迷》一再强调：“钱财物业，来之有道，义所当得者，必安享永远。若剥削贫穷，蒙昧良善，智术巧取，贪嗜非义，虽得之，亦守之不坚。”尤其信用为本的诚信观受到重视。商书反复强调在商业运作过程中，不仅要公平交易，光明正大，而且要诚实无欺，重恩守信。双方买卖交易时，“好歹莫瞒牙侩，交易要自酌量”，“货之精粗，实告经纪，使彼裁夺售卖，若昧而不言，希图侥幸，恐自误也”，而“买卖既已成交，又云价贱不卖，希望主家损用增补，此非公平正大人也”。②同时明清流传的商业教科书也非常强调商人自我道德的修养，告诫商贾“宁甘清淡，不以利禄关心，正大光明，惟求洁白”，“凡处财治事，须宽宏大度”，“怀人以德”，“恩德之债，尤当加倍奉偿”。③
但在具体的商业操作层面，“义”和“利”又是有矛盾的。清人祁顺在《巽川祁先生文集》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甲与乙鬻毯太平街。甲坐肆不出户，货不饰，价不二。有来市毯者，以定价语之，偿不足，则使去。市者弗察，皆率而之它。故终日不鬻一毯，而甲之肆寂如也。乙所毯事整饬，染之而良，薰薰而馨，拂拭之而鲜明。日负数十，走河濡，遇往来人，辄出相示。人问之价，宜百钱，必曰五百，复之以其半，则佯怒，怒则复来，巧迭出，少增其直，即鬻去。顾而他适，得利亦如之。乙见甲，遇其故，勉使效也。甲笑而不答。夫两家居同地，艺同等，人与物不相上下，而所得大相远如此，岂不饰诈求售者易，存诚待价者难焉?”④这说明坚守传统道德要联系到时代的变迁，要赋予传统道德以新的时代内容。甲坚守货不二价的传统经营道德，但抱残守缺，墨守成规，经营手段老化，竞争乏术，搞得生意死气沉沉，“终日不鬻一毯”；而乙在坚持传统道德“染之而良，薰薰而馨，拂拭之而鲜明”的同时，勇于创新，实行开放式经营，“日负数十，走河濡，遇往来人，辄出相示”，加大产品的广告宣传力度，又讲求经营技巧，“人问之价，宜百钱，必曰五百，复之以其半，则佯怒，怒则复来，巧迭出，少增其直，即鬻去。顾而他适，得利亦如之”，并没有谋取不义暴利，结果效益产生极大差异，“两家居同地，艺同等，人与物不相上下，而所得大相远如此”。这说明，优良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要有所更新和调整，要有适合新时代条件的新内容，才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同时，在发财后的财富坚守上，也有“富”和“贫”的关系问题。明人李乐率先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说：“家有仁义道德，则其富不骤，其贫不促，自然气象悠长。若无仁义道德，则其富也勃焉，其贫也亦忽焉。”⑤意思是说，家有“仁义道德”，富裕和贫困都是一个悠长的过程?既不会一夜暴富，也不会倏然贫穷；如果没有“仁义道德”支撑，就会骤富骤贫，富不过三代。李乐的问题，他的老师唐枢作了回答。据载唐枢有一位同宗的侄子打算经商，苦于没有资金，就与唐枢商量。唐枢就对他说：“汝往市中问许多业贾者，其资本皆自己有之，抑借诸富人者乎?”他的宗侄就去了一趟市场，并作了调查，回来告诉唐枢：“十有六七是从富人那里借来的资本。”唐枢就说：“富人有本，只欲生利，但苦人失信负之尔!未暇求本，先须立信；信立，则我不求富人，而富人当先觅汝矣。”⑥这一段记载说明，唐枢认为获得财富和坚守财富的前提都是信用。穷人“先须立信”，有了市场信用“我不求富人，而富人当先觅汝”，因为富人知道“钱不停留利自生”的道理，穷人因此就会以贫求富。反之，富人更多地贷出资本，生意越做越大，就会更多地获取财富，从而实现贫富的良性转化。后来，东林党人顾宪成对此有很好的总结。他认为言“富”并不足讳。富而好礼，可以提躬；富而好行其德，可以泽物。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以义诎利，以利诎义，离而相倾，抗而两敌。以义主利，以利佐义，合而两成，通为一脉”。⑦就是说，“义”和“利”的关系处理好了，就会相生不克，“以义主利”，仁义经商，不取不义之财，获得了广泛的市场信义，就会扩张和推进商贸事业，赚取更多的赢利，所谓“义者，利也”。反之“以利佐义”，富而好行其德，富而不忘乡里，乐善好施，资助贫困，就会更好地获得“义声”，所谓“利者，义也”，“合而两成，通为一脉”。正因为东林党人说出了商人们的心里话，他们的活动才得到了山陕商人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说明，诚信依然是明清以降商人们保持优良行为节操的道德规范。
① 王秉元：《贸易须知》，光绪五年(1879)刊本(一卷)。
② 吴中孚：《商贾便览》卷一《江湖必读原书》。
③ 同上。
④ 祁顺：《巽川祁先生文集》卷三，清康熙二年(1663)在滋堂刻本。
⑤ 李乐：《续见闻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11页。
⑥ 同上书，第745页。
⑦ 顾宪成：《泾皋藏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