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历史
3(上).5清代的陕西烟草商
第三章 清代陕西商帮的鼎盛发展(上) 第五节 清代的陕西烟草商
40年代，北京大学教授吴祖湘先生曾写过一篇散文《烟》，把吸食水烟的风俗情趣描写的精采细腻。其文曰：
“你得会装烟，掐这么一个小球球，不多不少，在拇指食指之间一团一揉，不轻不重；而后放入烟杯子，恰如其份的捺它一下——否则你别想吸出烟来。接着，你要吹纸捻儿，‘卜陀’一口，吹着了那点火星儿，百发百中，这比变戏法还有趣。当然这吹的功夫，和搓纸捻的艺术有着关系，那纸，必须裁得不宽不窄，搓时不松不紧。从这全过程上，一个人可以发挥他的天才，并且从而表现他的个性和风格。有胡子的老伯伯，慢腾腾地掐着烟丝，团着揉着，用它的拇指轻轻按进杯子，而后迟迟地吹着纸捻，吸出柔和的声响；这就表现了一种神韵，淳厚、圆润、老拙，有点像刘石庵的书法。年轻美貌的婶子，拈着纸捻，微微掀开口，‘甫得’，舌头轻轻探出牙齿，或是低头调整着纸捻的松紧，那手腕上的饰物颤动着：这风姿韵味自有一种秾纤柔媚之致，使你仿佛读到一章南唐诗……”(654)。
而把这个被称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结晶”的水烟推向全国乃至南洋的，则是清代以来的陕西烟草商。这是陕西商人对我们民族物质文明所做出的一个贡献。
一、清代兰州水烟业的兴盛及其经营概况
烟草，又名淡巴菰，是舶来品。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西力东渐，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商人从北美洲将烟草种植及吸食传入南洋，明末万历年间才自南洋(吕宋)传入我国闽广，故陆濯《烟谱》云“烟草处处有之，其初来自吕宋国，名淡巴菰，明季入中土”(655)。入清后广为种植和吸食，“今则山陬海噬，男女大小，莫不吃烟”(656)。传入陕西的时间就更晚(657)，明末“晋人流寓闽者，得其种制之法，得而教其曲沃人嗣而传其法于秦，富平人种焉”(658)。因此，陕西渭南、汉中在清代是重要烟叶产地，所产烟叶为“邓州烟”，品质最佳。颜色淡黄，被称为“黄金叶”。但兰州水烟起源于何时仍是一个存疑难断的问题。一说是诸葛亮征南蛮后六出祁山将防岚祛瘴的九叶芸香草北传甘肃，便成为后世之水烟叶，故后世业水烟者多供奉诸葛亮牌位，称为“芸香事业”(659)。另一说法为西方殖民商人传入淡巴菰，先入闽广再逐渐传入陕甘。故我国南方沿海仍有仙女传水烟筒于渔夫的传说。著者以为兰州水烟系清代由陕西传入较为可信。因为，其一，兰州水烟若系诸葛孔明所传，为什么在此后的近二千年岁月里未见发展，只是在清代中叶才得以蓬勃呢?万历三十五年的刻本《延绥镇志》并没有烟的记载，只是康熙十二年刻本才增修烟税一节，而《余壶六墨全记》中也说“乾隆中兰州特产烟种，铝铜为管，贮水而吸之，谓之水烟”(660)，可见水烟盛行始于清代中期。其二，从烟草西传的时间和路线看，与陕西商人的活动有关。清代初叶烟草种植从山西传入陕西，试种于富平等渭北各县，使之很快成为陕西烟叶的重要产地，而这一带恰是后来在兰州垄断水烟产销“同朝商人”的故乡。后来陕西商人到甘肃经商，便将烟草的种植和吸食传入兰州，对此陈琮《烟草谱》中有记载“水烟出甘肃之五泉，一名西尖，从陕中来……”(661)，而康熙十二年刻本《延绥镇志》中更有详细记载，烟“岭南、江东诸州及齐鲁秦晋间往往有之……黄甫川市口比他处较盛。昔年行茶者与烟并至，每岁额课千余斤。不数年边口既众，市利甚微，又从而征之，商遂大困。康熙二年，总督白如梅疏请蠲免，从之”(662)。陕西商人所以贩烟到陇甘是因为当时边关和边贸有这种需要。沈李龙《食物本草会纂》云烟“解山岚瘴气，塞外边瘴之地，食此最宜”(663)，《蚓庵琐话》也提到“烟叶出自闽中，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664)。而我国第一部由康雍年间人汪师韩编撰的烟草专著——《金丝录》中更指出“边卒携……烟草三四斤易一牛……秋尽，俄罗斯来互市，易缣布、烟草、姜椒、糖饧诸物以去”(665)。可见，清康雍年间是陕西商人促使水烟的种植和吸食在陇甘兴起的。
但水烟在兰州的繁盛却是清朝后期道咸同光年间的事。这与当时中国的政情民风有关。
首先，道咸以后，清王朝已经走出乾嘉盛世，国内政治腐败，各阶层都处于紧张的人际关系中，人们朝不保夕，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借吸食水烟来镇定情绪，在腾云驾雾中忘却尘世的苦难。因为根据行为科学，当人们现实愿望受到压抑和得不到满足时，便产生心理的冲突和不满，需要从行为上寻找发泄的办法以取得心理上的暂时补偿。而烟草所包含的尼古丁具有麻醉神经的镇定作用，给人们提供一种新的镇定补偿形式。如时人李伦恩所言：“弄烟如丸，按指而藏，就灯取火，入口闻香，呵成云雾，直绕肺肠。飘飘乎似欲鹤化而丁，蘧蘧然似欲蝶梦而庄，遂令炙*(左车右果)者隐其辩，谈天者敛其狂”(666)。所以“公卿大夫，下逮舆隶妇女莫不吃烟”(667)。而水烟，用水烟袋吸之，烟从水过，比吸旱烟叶“烟性虽烈而不受其毒”(668)更有利于健康，因此各阶层都喜吸水烟。先是皇帝贵族带头吸水烟。进入清代后期，清统治者改变了禁种和禁吸烟草的初衷，驰烟草之禁，带头吸食水烟。慈禧太后就喜吸水烟，东陵出土的文物中有老佛爷用过的铜水烟袋、银水烟袋；光绪皇帝也爱吸水烟，1900年慈禧携光绪逃难西安时“光绪着清兰绉大褂，手携一赤金水烟袋，神色沮丧”(669)，据伺候过他们的太监马德清回忆说：“那时候宫里的主子抽水烟、旱烟成了生活中的常事。一般是饭后抽水烟，平时抽旱烟”(670)。在他们的放纵下，上行下效，清室的王公贵族也多吸水烟，宣统皇帝叔父载涛在其《清末贵族之生活》一文中说“平日消遣，计分烟茶两项，为一般最普通之嗜好。烟分水、旱、潮三种及鼻烟。水烟，用铜水烟袋，以兰州皮丝、青丝、幼丝燃吸之”(671)，其次，文人学士喜吸水烟。清代大行文字狱，文人思想苦闷，无法排遗心中的积愤，便借吸水烟聊以自慰。清末做过渭南知县的樊增祥就咏叹过一考官以水烟袋将试题泄露给一应试好友的故事。“太保陆风石前辈，同治癸酉拔，春秋联捷，遂魁天下。夙与湖南李拔贡同年相善，李试京兆，不售。光绪乙亥春，将还湘，陆饯之于丰楼。酒次，意甚郁悒，陆曰：‘若我主湘闱者，子必获售’。李请关节，陆方吸烟，即曰：‘水烟袋嵌于试帖句，可矣?’末几，充湖南副考官先以书抵李曰：‘颇忆水烟否?’李发函狂喜，置书屉中，雀跃而出，其妻睨其旁，疑为外舍情书，苦不识字，持归母家。母览戎之，曰‘慎勿泄也’。母有三女，所天皆诸生，乃使长次女各告其婿。是科诗题为“惟善为宝”。得‘书’字，陆得三卷，皆如所援，乃皆取之，独一卷后至，置副本。及拆封，李副榜第一，正榜两卷则其僚婿也”(672)。至于乡间老农，手工劳动，体力消乏，多吸水烟解除疲劳。包世坐《安吴四种》中曰“作工之人，莫不吸烟，耕耘末几，坐田畔，开火闲片”(673)。因此到清末吸食水烟已极普遍。据剑雄称”土人无论男女，皆嗜水烟，每入人家或饮食肆中，烟气四布，如在雾中，校中诸生，亦各有烟袋，置诸案上，一至清晨，洗涤之声，千百并作”(674)。像兰州这样的僻塞之地尚且如此，全国水烟市场之广大便可概见。
其次，吸水烟者的宣传玩味对水烟吸食与种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封建社会末期，农作者少，吃食者多，尤其是一些喜好吸烟的文人以吸烟为一种雅好，多层玩味咏叹，如《烟草谱》云“烟之为用，其利最薄，辟瘴祛寒之外，坐而闲窗，饭余散步，可以遗寂除烦；挥尘闲吟，篝灯夜读，可以远避睡魔；醉筵醒客，夜雨蓬窗可以佐欢解饮；斗室之中，执沉耘，饮荠片，而一斑管呼吸纡徐，未始为寂中一助也”(675)。在文人们的宣传推动下，吸烟成为馈赠和交往手段，“款客莫输茶，客来先敬烟”，有人以拟人化的手法写《烟奴叹》表现了烟草的社会文化功能，其歌曰：“叹只叹，世态炎凉人薄幸，用俺时俺好似金屋藏娇为玉颜，有事托情算机关，使奴作引线，友人相见欢言，先使奴向前……人前贬奴似砒霜，如毒剑，人后又同奴纠缠，道是‘快活似神仙”(676)。这也使得烟草吸食同社会礼仪相结合，成为一种社会文化行为，从而不断创造和拓宽着吸食烟草的市场机会。
其三，水烟种植和制作的丰厚利润是推动兰州水烟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水烟在推广初期是高效益产品，“关外至以匹马易烟一斤”(677)，到清中期的边贸中仍是“烟草三、四斤换一牛”(678)。乾隆朝文人舒拉在《兰州水烟》中更指出种制水烟的利润是种五谷的三倍，其诗曰“兰州水烟天下无，五泉所产尤绝殊，居民业此利三倍，耕烟绝胜耕田夫”(679)。由于种制水烟利大于谷，在市场利益驱动下发展很快。清后期梁章巨曾在甘肃为藩司，因烟夺民田，“屡次申兰州水烟之禁”都不能止，“询之绅士，皆以为断不能禁，而徒以扰民……其利甚巨，利愈厚则逐未者愈多”(680)，使兰州水烟因有利可图而从自种自吸逐渐发展为商品生产输出外地，舒拉说“迩来兼得供宾客，千金争卖青铜壶”，“贾舶捆载行江湖”，到清中后期已是“今日吃水烟者遍天下”(681)，使水烟成为兰州地区的新兴产业而蓬勃发展起来。
清代兰州水烟最初植种于兰州、永登、榆中、靖边、临洮、永靖等府县，而以兰州所产为最优良，因兰州附近的土壤，最适应种植这种烟叶。烟叶多生长于大田中，以粪便、油渣为主要肥料，烟农对于每株烟叶之灌溉、施肥、除草、剔苗、松土、摘心，除害、驱虫等工作无不倾全心而为之，以期丰收、获利、俾备还债、活家、献纳、婚嫁以及送死养生之用，“据过去估计，兰州及兰州附近七县市烟田约千万亩左右，每年烟叶产量在7百万斤以上”(682)。最初是自种自吸，后来一些商贾见贩烟有利，便设烟坊收买烟叶，大概在乾隆初年已有专制烟叶的烟坊，到嘉道之际出现第一个高峰，嘉道后有“数十家厂商，雇工人数亦有数千人之多”(683)。由于刨烟丝的推刨购自陕西富平，而富平又是陕西最早植烟的地区，因此水烟的制作技术很可能清初传自陕西，从而使清代以降在兰州经营水烟的主要是陕西同州、朝邑的商人，被称为“同朝帮”，他们“在兰州的烟行以财力富足而处垄断地位”(684)，陕帮商人主要经营行销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青烟”。因此，“兰烟在嘉道之际最远销止汉口一带”(685)，陕西商人以烟叶加工起家的不乏其人。
太平天国后，兰州水烟业经历了光绪二十年(1891)和民国十年(1921)的黄金时代，迅速发展到历史上的最高峰。这是因为光绪后，左宗棠的部队调防西北，他们以湘人为多，把兰州特产水烟，带到南方赠送亲友，一些有闲阶级视为珍品，互相宣传称赞，使长江下游的水烟市场迅速兴起。当时上海富商德隆彰见是个发财致富的机会，挟巨资来甘运销水烟。陕西渭南孝义赵家见大利所在，急起直追，在兰州投资设立“丰盛兴(兴记)”水烟坊，收购当地小烟坊的产品，并设厂制造水烟丝，装箱运沪；另一陕商又投资开办了“丰盛源(源记)”烟号，被称为“丝子客”(686)，加上湘人的“德隆彰”形成兰州水烟业“三老行家”。自从陕商“兴记”、“源记”两烟号兴起后，陕西大荔朝邑合阳各县有资力者如蚁附膻，多逐利趋向烟叶一途，兰州市大小烟坊都是同朝各县人的企业，资方既是同朝人，后来遂以亲朋关系互相援引，坊内的管理人员也成了同朝的清一色。当时兰州有烟坊80余家，每年可产水烟2万余担，合920万斤(687)。其中陕西人办的“青烟坊”，大厂如“一林丰、义聚隆、祥盛和、天生德、德泰盖、协和成、福源厚、正兴泰、合顺成、兰草芳等烟坊均为大荔县人所经营；聚兴泰、德记、德性瑞、福生德等烟坊，均为朝邑人所经营，此外临洮则有义泉隆、天成德等陕西大荔人办的烟庄”(688)。其中一林丰、协和成“资本达一百万两银子”(689)，成为水烟业中独领风骚的娇娇者。从1923年到1928年，兰州水烟业达到前所未有地辉煌时期，这一时期，开厂营业者猛增至130—140家之多(690)，临洮烟丝坊竟有150余家(691)，每年产量约十万担以上，还供不应求，被称为“水烟史上的黄金时代”(692)。
于此同时，陕西凤翔陈村也形成投资设厂生产水烟的高潮。同治年间富平人冯琼亭由家乡迁凤翔作商，同治十三年与伙友刘某在陈村镇创办“生荣德”水烟作坊，生产以“生”字为商标的生字水烟。因生意兴旺，引起商界人士瞩目羡慕，遂逐年在陈村镇争先开设水烟作坊，由光绪年间至民国初年陆续开设烟房的如：最早冯家的生原德、王堡村张家的义成生、李家的同成生、陈村镇王家的益盛生、苟家的德合生、谭家庄谭家的复盛生、南指挥刘家的太盛生，曹家庄曾家的大成生、小海子波孔家的太盛生、仁义生等，“每家烟坊的资金大都在万两白银以上，甚至有十万银元之多。各家烟坊雇佣的制烟工人、榨油工人连同全体号伙共约一百至三百人”(693)，因投资数量大，民间形成“千金不开酒坊，万金不开烟坊”的俗语。
这些购自兰州附近各县的烟叶，先由烟坊雇工进行撕绺、晾晒、焖烟、刨丝、压方、出风、包装，加工焙制成“丝、色、味”三绝的水烟丝，由烟坊交过载行运往全国各地。兰州最早的行栈“恒丰”店其创立和业务发达，就与运送兰州水烟有直接关系。由于陕帮经营的“青烟”主要销售江南地区，其运送路线多走东线，由兰州、平凉、西安、龙驹寨、老河口、汉口、苏州、南通而抵上海。其中泾阳是兰烟下江南的必经之路和集散中心。“每年冬由各烟坊制成水烟，于次年春、夏二季运沪销售，凡经过陕西省须先至泾阳加以改装……每年过境我县数量在250万公斤”(694)。因此泾阳是“商贾四集，肆店连衢”(695)，尤其是东门至西街一带，买卖最盛，在泾阳设分庄相奉庄经营“烟业者，计有15家之多，以祥盛永、丰盛源、丰盛兴等为巨擎”(696)。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军围攻泾阳县，“不意城内先以水烟箱累砌木城数十丈为备”，足见其经营规模之巨(697)。兰州水烟出泾阳走龙驹寨运汉口，再由汉口装船运兰州水烟本庄在江南的销烟分庄，上市销售。清末民初陕西烟帮在上海、南通、苏州设立的销烟分庄多达18家，其中上海9家、南通5家、苏州4家(698)，比较著名的分庄堂号有一林丰、义聚隆、祥盛永、德记、协和记、福生德、天生德、正兴泰、德泰益、德发涌、德生瑞等。在这些销烟分庄中，尤以集中在上海的丰盛兴分庄一林丰，丰盛源的分庄协和成，德隆全的分庄德隆彩，祥盛永的分庄永生瑞，义源厚的分庄义德厚业务最为兴隆，执烟业在江南的牛耳，被称为上海“五大烟行”，地址设在上海新开河一带。此外陕西烟商还在镇江、常州、无锡、嘉兴、松扛设有门市商，坐庄待沽，使业务很快发展到鼎盛时期。如渭南孝义赵家在兰州设立的烟庄“丰盛兴”，在泾阳有分号，在上海分庄叫“一林丰”，在南通、苏州、石港、平湖设有支号，在汉口、天津、包头、洛阳、太原、成都、重庆、潼关、泗水、安化、宝鸡设有临时驻庄，这种层次分明，密如蛛网般地销售网络，使一林奉与另一烟庄协和成的销售量由原来2000多担，增加到3000—4000担，最高时多达5000担，资本亦由原先的30—40万两银子增加到100多万两银子，成为兰州和陕西有名的“百万富翁”(699)。其东家赵某因财丰钱广曾在上海遭绑架。被勒索现银40多万元，成为当时上海影响很大的事件之一。
在清代陕西烟商除了经营兰州水烟外，同时亦在各地经营旱烟生意。陕西的渭南、汉中是“邓州烟”的产地之一，汉中“城固胥水以北沃土腴田，尽植烟草”(700)，“民有田数十亩之家必栽烟苗数亩”(701)，因此汉中城里的商贾十居三四是烟铺，每当秋烟上市，连云充栋，“南郑城固大商重载此物，历金洲以抵襄樊鄂诸者，舳舻相连，岁糜十万金”(702)，仅他们在湖南贩烟草就“有九堂十二号。每堂出入资本岁十余万金”(703)做的都是大生意。
进入晚清后，西方机制卷烟大量涌入中国市场。由于纸烟味道清香，吸食和携带均较为方便，而水烟既要买烟丝，又要购置昂贵的水烟袋，同时又不便携带，便很快被机制卷烟所代替，使兴盛了近百年的兰州水烟很快衰落下去，到宣统年间“纸烟既经盛行，则水烟袋可弃之无用”(704)，陕西烟商因水烟市场变化，销路日渐萎缩，各类烟商庄相继歇业，本世纪中期只剩下“三大家、四小家，二十四个毛毛家”(705)了。
二、清代陕西烟商的经营方式
清代在兰州经营青烟的陕西烟商，因为资金充足，经营一般都采取了“联号”的形式，即大厂设总号、分号、驻庄等组织形式，以控制水烟产销的各个环节。
在供的方面，他们以“预买”的方式培植烟叶产地和控制烟农生产。每当下种之前，他们即派人赴农村向烟农提供低息贷款，使农民有钱能去买豆渣肥田，保证烟叶质量，这种方式叫“占叶子”。待烟叶收割上场，他们又派人前去压价收购，因为烟农是他们的债务人，已无权讨价还价，因而兰州水烟叶的收购是不等价的，不是双方共同协商议价，而是烟商单方面说了算，还有收时“黑秤”、“剔耗”等随规的盘剥。这种以“预买”方式剥削烟农的做法，为他们降低成本做了准备。不过，在中国封建社会，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十分微弱，迫使工商资本多向农村渗透，形成农工商一体化经营模式，这是中国式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清代的陕西烟商亦无法超越这种历史的限制。
在产的方面，兰州水烟素以作工精细，用料考究而闻名于世。烟叶入厂后，必须经过六道加工焙制工序。一是撕绺分级，就是将烟叶分别撕绺挑选，将墨叶、绿叶拣出，将最黄的叶子选出以备卷皮之用。这项工作多雇佣女工和童工为之，最盛时兰州各大烟坊雇佣的拣叶女工和童工就有7千余人(706)。二是晾晒入库，指定专人负责，既不能使烟叶发霉变质，又不能使烟叶太大而破碎。三是焖烟配料，即将烟叶加配一定原料，进行初步加工，这是保证烟叶质量的一道关键工序。四是压捆刨丝。即将烟叶分层装进木箱内经过焙杆挂榨，压成烟坯。再上板推刨成丝，一副板由两人组成，称为上下手，上手为师付，下手为徒弟，专门使用从富平传入的推刨，上推下拉，将刨好的烟丝装入特制的木匣内。这是水烟生产中最关键的工序，由专门的技术工人承担。兰州水烟最盛时此类工人达3千余人(707)。五是出风装箱。即装刨好成匣的烟丝放在特制的烟板上晾干，称为出风，一般须40天左右，然后装箱待售，每架烟重七千二百斤，一般可装120箱。这套严格精细的加工方法，清初从陕西传入兰州后，百余年没有多大变化，使兰州水烟始终以质量上乘而走俏全国。
在配料上兰州水烟很讲究色味俱佳，香味独特。如青烟丝，要配合辅料“绿沫子”。所谓绿沫子，是由白沫子、槐籽、紫花、纯碱、白矾五种原料配合成的综合辅料。白沫子产于永登，它的特点是性凉质软，容易碾棉而且有粘性，与其他辅料配合上于烟叶，可使烟丝碧绿光泽，凉爽醇香，成为兰烟的独特风味，并由官府颁发谕示，形成规范。兰州五泉山下的五昌宫内还有清朝官府对“缘沫子”配料的谕示和解答碑文。并且绿沫子配料上料都很讲究。当时配制绿沫子的配方是白沫子1000斤，配槐籽16斤(主要来自陕西)紫花1斤，纯碱8斤，白矾3.8斤。烫制时先在开水中放入槐籽，再倒纯碱，随后放入紫花和白矾，再入木槽与白沫子搅拌，凉干翻磨，入库备用。在上料时1000斤青烟叶用绿沫子240斤，胡油50—80斤，焖烟时先将烟叶用开水潮软，再摊平喷上胡油，然后上绿沫子，反复摊叶、喷油、上沫子，经3—4次搅拌，放成刨丝原料。这套独特配方和技艺使兰州水烟色美味香，回味幽长，所以“水烟，皋兰五泉山下产者特佳”(708)，夺得长期市场垄断地位。
在销售方面，唯陕帮经营的青烟在各地有销烟分庄。他们在泾阳设分庄转运改装，在汉口、上海设销售分庄，在苏州、南通、常州设支店，在各州县镇市设驻座门市，形成结构合理，分布适中的销售网络，使兰烟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逐步推进，取得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如上海就有一林丰、协和成、德隆彰、永生瑞、义源厚五大烟行，在上海新开河一带开店批发，为本庄推销产品，一时风糜沪上，使陕商成为上海商界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其中又以一林丰、协和成以店老资雄而占据烟业鳌头。后来福生德见新开河五行密集，竞争于咫尺，难以发展，便跳出重围，在王家码头另开新店，又在苏州、南通两地设分店，因多财善贾而跃居同帮之首，被上海人呼为“水烟大王”。而陕西朝邑朱家办的“昶利和”见上海五行并集，无法抗衡，遂避实击雇，在江北另辟奚经，总店设在南通，销路扩展到如皋、泰兴一带，大获暴利，也成了百万富翁(709)，很是反映了陕西商人灵活机动，不拘一格的经营风格。
三、清代陕西烟商的经营经验和烟业利润
陕西烟商经营的兰州水烟所以能在清代的百余年里迅速崛起，走俏全国，与他们把陕西数百年形成的经营经验与水烟新兴产业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经营经验关系极大。这些经验虽具有剥削性，却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成为陕西烟商兴利乘便的保证。
(一)注重特味，名牌效应
烟草是消耗品，只有那些色味适合人们口脾嗜好的产品，才能获得稳定的销路。百年前，陕西商人所以能把产于西北偏僻一偶的水烟成功地推广于全国，并受到各阶层的欢迎，这同他们注重产品独特品味，形成：“兰州水烟天下无，五泉所产尤绝殊”的特味优势产品有绝大关系。兰州水烟这种独特品味表现在水烟生产的各个方面。
首先，烟叶独特。古老的黄河谷地，土质松软，水分适宜，典型的温带半干旱大陆季风气候，成为水烟叶生长的独特环境。烟农们利用这一优越自然条件，精心培植，先于小满前后将烟籽种于田中，小暑前后又将烟苗移植土质肥沃的大田，烟叶长大后还要反复打尖去枝，这就形成兰州水烟既叶厚油足又耐寒性强的特点。并且烟农们为便烟叶成色美观，巧妙利用季节差异，在霜降前拔下上笼为青烟，在小雪后收烟为黄烟，为烟坊进一步加工烟丝打下了基础。
其次，配料怍工独特。兰州水烟配料最为讲究，五种辅料与烟叶反复喷油、上沫，而且配料比例形成制度，由官府勒石谕示，令各家格尊划一，形成规模定势，成为兰州水烟色味整体独特的重要保证。而且配方比例还随季节变化灵活增减，辅料产地固定，非特产莫选，如槐籽必来陕西，紫药仅选中卫，姜黄出自城固，使兰州水烟具有别家无法仿效的纯正美色香味。水烟刨制更是技出陕西独创，选料考究，制作精细，质量管理严格“青烟丝凡重量达到标准，烟方地面条显色亮。棱色整齐平匀，为一级品；凡重量达到标准，烟方条显色亮，而烟方底面稍差，墙子不够硬帮为二级品；凡重量达标准，而烟方底面均不顺，亦不平匀，色泽暗淡，棱角毛草为三级品”(710)。这便保证了兰州水烟的质量优异，人莫与竞。
其三，品种销路独特。吸食烟草为口脾享受，各地人们水土不同，食性各异，口味有别。兰州水烟经营者的难能之处在于他们能根据各地消费者的不同嗜好，选销不同品种，投其听好，形成各种品种不同的经销区域。如我国南方，水田纵横，地气潮湿，农民下水田耕作，易受潮染病，吸食水烟可消湿防毒，预防蚊虫叮咬，故色浅味浓的“青烟”多销江南华东。而北方各地气候干燥，人们终日劳作，疲惫不堪，且口味浓烈，故加料配制的“棉烟”多销往西北各省以及四川、河南、山东、内蒙各地。甘肃本土民众贫苦，购买力有限，多销由各种烟丝残屑制成的“麻烟”。这些成色各异，种类不同的水烟因经营者的细心调剂而形成稳定销路，满足了各阶层的需要，上逮宫廷大内，下至贩夫室女，吃水烟者几遍天下。清官贵族必吸兰州皮丝、青烟，京都妇女受其影响更是吸烟成瘾，有《都门新竹枝词》为证“水烟成瘾复何妨，镇日相随味倍尝；讵意闺中尤酷好，也会檀口挹清香”(711)。而松南更形成“葵盖茶杯开建片，铜鞋水管吸兰烟，闲话渡光年”的生活方式(712)。在扬州更有人以“匡子驾小艇游湖上，以卖水烟为生”(713)。
在商品经济下，名特产品往往同经营者的信誉联系在一起。清代在兰州经营烟坊的陕西商人们很注重把创制名特产品与创造名牌字号联系在一起，各烟场推陈出新，不断形成自己独特的名牌产品，并以烟坊字号头一字作为烟丝牌名，名牌产品与名牌字号交相晖映，推销产品即扩大企业知名度，而字号知名度的提高又为名牌产品开辟更广阔的销路，使产品获得稳定的市场占有率。如一林丰有“一字青烟”，福生德有“福字青烟”，昶利和有“昶字青烟”，祥盛永有“祥字青烟”，凤翔生德荣则有“生字水烟”，这些水烟在全国各地销路很广，深入人心，在消费者中形成稳定的购买偏好，非其莫选。以致别的厂商很难取代他们，如本世纪30年代山西曲沃水烟兴起后，不得不仿照陕商的名牌字号借以打开销路，有的干脆将产品卖给陕商在上海的“老五行”，交由陕商去推销(714)，充分表现了名牌产品的市场魅力。
(二)以察尽财，经营灵活
在清代兰州水烟经营者中唯有陕商资金充盈，在外地设有分庄支号，其总号驻座兰坦，而销庄遍布江南沿海，相隔千里。要使总号在西北一偶对全国市场胸中有数，有的放矢的组织营销，派人进行市场凋查和互通情况便成为他们克敌致胜的法宝。如一林丰、协和成这些大烟坊，总号经理、副经理每年要不定期的到各地分庄巡视业务，了解行情变化．进行业务指导。平时总号与各地分庄之间主要通过“号信”以互通情报，进行经营管理。“号信”是体现上下级管理关系，汇报行情变化和经营情况的主要形式。每周一期，分庄要按时向总号汇报业务，如遇特殊情况还需用“加期信”请示汇报。总号则有专门处理号信的文书班子，对号信编号留底，由负责人签字盖章，形同公文处理程序。同时总号规定每月、每季、每年汇报大帐清单，总号根据汇报材料，综合计算盈亏，每年或每三年向股东提出结帐红单，商讨红利分配，决定今后经营状况和人事安排，这便形成字号特有的“万金帐”(715)。
这套信息传递和反馈制度，使兰州陕西烟商对全国水烟市场行情变化反应灵活，能够及时进行正确决策和因地制宜地组织营销，取得经营的主动权。如临洮最早由陕西大荔商人兴办的义聚隆烟坊，先是生产主销粤、湘、鄂、川的黄烟，后来他们从号信中了解到华南水烟市场疲软，而天津的青烟市场尚有空档，当即掉头转产“青烟”，通过皮筏运往包头转输天津，很快占领了天津市场，并在天津设立驻座分庄(716)。又如上海的一林丰，协合成等陕西大烟商在上海城市市场疲滞时，便弃城就乡，以广大农村作为推销场所，主力向长江下游一带伸展，农村小商贩来上海购烟，便极力拉拢、招待，并以先取货后付款的赊帐办法和销售水烟一箱赠送精制水烟袋一支的办法，扩大推销范围，又租船带货下集镇，摆摊设点，一有销路即驻庄设号，很快打开了南通、石港、平湖、苏州等市场(717)。再如，汉中有大荔商人田金瑞，先在汉中褒城办典当，太平天国革命时，“金瑞埋金于隐处……寇退急归，启埋金以再整生涯，当告病归时因炎暑残伤之躯迟留旅舍，值烟叶价大减，每斤15文，金瑞急嘱旅主购50万斤，函肆索所窖金给半值，余约秋来偿。而烟草忽普生害虫，烟叶骤涨，每斤50余钱，金瑞所著烟叶尽售之，除敷母金外，获利万余金”(718)。
(三)合谐内部，物质刺激
在清代以同州、朝邑人为主的兰州陕西烟商，尽管其烟坊内部存在有“非同朝人莫用”的封建亲缘关系陋规，但为了赚取利润，他们在内部亦不得不采取一些有利于经营发展的体制。如在字号内部管理体制上，主要采取了“东西制”，由财东出钱，雇掌柜经营，财东不直接干预店务，只是三年结账分红；掌柜则从财东手中领取资金，全权负责经营管理。但兰州水烟业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即财东与掌柜之间没有人身依附关系，“没有契约，也没有合同，财东可以随时辞退掌柜，同时还规定‘人不占银，银不占人’，即掌柜有钱不能向本号投资或占银股红利”(719)。这种掌柜叫“水牌子掌柜”，更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性质，因为掌柜在本质上仍是字号的雇佣人员，它比领东掌柜少了一份人身依附，字号可以更自由地选拔人才，而掌柜亦可以更随意的选择字号，使掌柜获得更多的。人身自由。但这种体制又会诱发掌柜的短期行为，使资东必须在利益上找到与掌柜的结合点，才会促使掌柜死心踏地地为其服务，这就是入股分红的办法，即财东对那些他认为忠心耿耿的掌柜采取记名入股的办法，即掌柜以人身作为资本加入企业，由人股变为财股，计名分红，一般是“财六人四”，即获利10万元，财东得6万，掌柜如被入股获利4万。人股部分又分为40厘，由掌柜或二柜三柜根据各人所占的厘数，共同分配，大掌柜一般占14或10厘不等。这种分红办法，把字号效益与掌柜的利益结合起来，从物质利益调动掌柜的经营积极性，搞好业务，争取获得利润。有的大烟坊如一林丰，对职工不但工资高，而且还采取春节、中秋、端阳三大节发放双薪，即一年发十五个月薪金奖励办法，从物质利益上刺激职工的积极性(720)。
这些成功的营销经验为烟坊老板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以陕商在兰州办的两个最大烟坊一林丰和协和成的情况看，当其销售量从2000担增加到5000担时，资本总额就从原来的30—40万两银子增加到100万两银两，即是说当其销售额增长2.5倍时，积累亦同期增长2.5倍弱(721)，这还不算烟商用于奢侈性消费的部分。当时同朝两县若谁家子弟进了烟坊，则亲友们群趋道贺称赞说：“你们今后即将光耀门庭，置良田盖大房是不成问题了”(722)。同朝两县80％以上的富户，基本上都是在兰州办烟坊发的大财。而渭南孝义镇的赵家，朝邑的朱家，凤翔陈村镇的冯家以及泾阳的刘孟姚于四大家族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654)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西北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9页，下称《集林》。
(655)《饮食起居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页。
(656)包世臣：《安吴四种》，《集林》第13页。
(657)关于烟草在中国的种植与传播，见拙作《论烟茶在中西方的移植其经验教训》，《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658)焦立夏：《岁寒集》第35页。
(659)杜景琦：《兰州之水烟业》第1页。
(660)黄均宰：《金壶七墨全记》卷一，《烟草》。
(661)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第253页。
(662)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第18页。
(663)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第253页。
(664)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第17页。
(665)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第30页。
(666)李伦恩：《寒烟筒赋》，引自《集林》第221页。
(667)王世桢：《世香笔记》卷三。
(668)陈濯：《烟草谱》，《集林》第248页。
(669)岳超：《庚子—辛丑随銮记实》，《集林》第106页。
(670)马德清：《清官太监回忆录》，《集林》第106页。
(671)马德清：《清官太监回忆录》，《集林》第107页。
(672)《集林》第158页。
(673)《安吴四种》卷二十六。
(674)剑雄：《兰州琐记》，《新游记汇刊》卷三十二。
(675)《集林》第19页。
(676)陈松锋：《烟史闻见录》第143页。
(677)《蚓庵琐话》，《集林》第18页。
(678)《蚓庵琐话》，《集林》第10页。
(679)《蚓庵琐话》，《集林》第198页。
(680)《退庵随笔》，《集林》第25页。
(681)《退庵随笔》，《集林》第25页。
(682)姜志杰、聂丰年：《兰州水烟业的历史概况》，《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15页。
(683)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85页。
(684)魏永理等《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第247页。
(685)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经济史研究》第285页。
(686)胡伯益：《烟茶布三帮在西北产销概况》，《陕西议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51页。
(687)《兰州风物集》，《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75页。
(688)杜景渝：《兰州水烟业》第18页。
(689)严树棠：《解放前的兰州水烟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68页。
(690)《兰州风物集》，《兰州文史资料选辑》卷七，第175页。
(691)杜景渝：《兰州水烟业》第12页。
(692)姜志杰、聂丰年：《兰州水烟业概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15页。
(693)冯国琛，李思仁：《凤翔陈村镇的生字水烟》，《凤翔文史资料》第3辑，第61—62页。
(694)《泾阳县商业志》第158页。
(695)宣统《泾阳县志》第13页。
(696)《泾阳县商业志》第158页。
(697)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259页。
(698)杜景琦：《兰州之水烟业》第11页。
(699)杨重琦：《兰州经济史》第202页。
(700)《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第894页。
(701)卢坤：《秦疆治略》卷八。
(702)同治《衡阳县图志》卷十一。
(70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2册，第481页。
(704)《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第894页。
(705)《集林》第255页。
(706)杜景琦：《兰州水烟之研究》第20页。
(707)杜景琦：《兰州水烟之研究》第21页。
(708)《甘肃新通志》卷二。
(709)胡伯益文，见《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51页。
(710)姜志平：《兰州水烟叶的历史概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15页。
(711)《集林》第268页。
(712)《湘南乐府》第16页。
(713)李斗：《扬州画舫录》第32页。
(714)姜志平：《兰州水烟业的历史概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28页。
(715)严树棠、李建基：《解放前的兰州水烟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69页。
(716)张慎微：《水烟史话》，《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87页。
(717)姜志杰：《兰州水烟业的历史概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26页。
(718)《大荔县志》卷十一，第16页。
(719)严树棠：《解放前的兰州水烟》，《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60页。
(720)严树棠：《解放前的兰州水烟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60页。
(721)杨重琦：《兰州经济史》第202页。
(722)胡伯益文，见《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56页。
40年代，北京大学教授吴祖湘先生曾写过一篇散文《烟》，把吸食水烟的风俗情趣描写的精采细腻。其文曰：
“你得会装烟，掐这么一个小球球，不多不少，在拇指食指之间一团一揉，不轻不重；而后放入烟杯子，恰如其份的捺它一下——否则你别想吸出烟来。接着，你要吹纸捻儿，‘卜陀’一口，吹着了那点火星儿，百发百中，这比变戏法还有趣。当然这吹的功夫，和搓纸捻的艺术有着关系，那纸，必须裁得不宽不窄，搓时不松不紧。从这全过程上，一个人可以发挥他的天才，并且从而表现他的个性和风格。有胡子的老伯伯，慢腾腾地掐着烟丝，团着揉着，用它的拇指轻轻按进杯子，而后迟迟地吹着纸捻，吸出柔和的声响；这就表现了一种神韵，淳厚、圆润、老拙，有点像刘石庵的书法。年轻美貌的婶子，拈着纸捻，微微掀开口，‘甫得’，舌头轻轻探出牙齿，或是低头调整着纸捻的松紧，那手腕上的饰物颤动着：这风姿韵味自有一种秾纤柔媚之致，使你仿佛读到一章南唐诗……”(654)。
而把这个被称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结晶”的水烟推向全国乃至南洋的，则是清代以来的陕西烟草商。这是陕西商人对我们民族物质文明所做出的一个贡献。
一、清代兰州水烟业的兴盛及其经营概况
烟草，又名淡巴菰，是舶来品。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西力东渐，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商人从北美洲将烟草种植及吸食传入南洋，明末万历年间才自南洋(吕宋)传入我国闽广，故陆濯《烟谱》云“烟草处处有之，其初来自吕宋国，名淡巴菰，明季入中土”(655)。入清后广为种植和吸食，“今则山陬海噬，男女大小，莫不吃烟”(656)。传入陕西的时间就更晚(657)，明末“晋人流寓闽者，得其种制之法，得而教其曲沃人嗣而传其法于秦，富平人种焉”(658)。因此，陕西渭南、汉中在清代是重要烟叶产地，所产烟叶为“邓州烟”，品质最佳。颜色淡黄，被称为“黄金叶”。但兰州水烟起源于何时仍是一个存疑难断的问题。一说是诸葛亮征南蛮后六出祁山将防岚祛瘴的九叶芸香草北传甘肃，便成为后世之水烟叶，故后世业水烟者多供奉诸葛亮牌位，称为“芸香事业”(659)。另一说法为西方殖民商人传入淡巴菰，先入闽广再逐渐传入陕甘。故我国南方沿海仍有仙女传水烟筒于渔夫的传说。著者以为兰州水烟系清代由陕西传入较为可信。因为，其一，兰州水烟若系诸葛孔明所传，为什么在此后的近二千年岁月里未见发展，只是在清代中叶才得以蓬勃呢?万历三十五年的刻本《延绥镇志》并没有烟的记载，只是康熙十二年刻本才增修烟税一节，而《余壶六墨全记》中也说“乾隆中兰州特产烟种，铝铜为管，贮水而吸之，谓之水烟”(660)，可见水烟盛行始于清代中期。其二，从烟草西传的时间和路线看，与陕西商人的活动有关。清代初叶烟草种植从山西传入陕西，试种于富平等渭北各县，使之很快成为陕西烟叶的重要产地，而这一带恰是后来在兰州垄断水烟产销“同朝商人”的故乡。后来陕西商人到甘肃经商，便将烟草的种植和吸食传入兰州，对此陈琮《烟草谱》中有记载“水烟出甘肃之五泉，一名西尖，从陕中来……”(661)，而康熙十二年刻本《延绥镇志》中更有详细记载，烟“岭南、江东诸州及齐鲁秦晋间往往有之……黄甫川市口比他处较盛。昔年行茶者与烟并至，每岁额课千余斤。不数年边口既众，市利甚微，又从而征之，商遂大困。康熙二年，总督白如梅疏请蠲免，从之”(662)。陕西商人所以贩烟到陇甘是因为当时边关和边贸有这种需要。沈李龙《食物本草会纂》云烟“解山岚瘴气，塞外边瘴之地，食此最宜”(663)，《蚓庵琐话》也提到“烟叶出自闽中，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664)。而我国第一部由康雍年间人汪师韩编撰的烟草专著——《金丝录》中更指出“边卒携……烟草三四斤易一牛……秋尽，俄罗斯来互市，易缣布、烟草、姜椒、糖饧诸物以去”(665)。可见，清康雍年间是陕西商人促使水烟的种植和吸食在陇甘兴起的。
但水烟在兰州的繁盛却是清朝后期道咸同光年间的事。这与当时中国的政情民风有关。
首先，道咸以后，清王朝已经走出乾嘉盛世，国内政治腐败，各阶层都处于紧张的人际关系中，人们朝不保夕，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借吸食水烟来镇定情绪，在腾云驾雾中忘却尘世的苦难。因为根据行为科学，当人们现实愿望受到压抑和得不到满足时，便产生心理的冲突和不满，需要从行为上寻找发泄的办法以取得心理上的暂时补偿。而烟草所包含的尼古丁具有麻醉神经的镇定作用，给人们提供一种新的镇定补偿形式。如时人李伦恩所言：“弄烟如丸，按指而藏，就灯取火，入口闻香，呵成云雾，直绕肺肠。飘飘乎似欲鹤化而丁，蘧蘧然似欲蝶梦而庄，遂令炙*(左车右果)者隐其辩，谈天者敛其狂”(666)。所以“公卿大夫，下逮舆隶妇女莫不吃烟”(667)。而水烟，用水烟袋吸之，烟从水过，比吸旱烟叶“烟性虽烈而不受其毒”(668)更有利于健康，因此各阶层都喜吸水烟。先是皇帝贵族带头吸水烟。进入清代后期，清统治者改变了禁种和禁吸烟草的初衷，驰烟草之禁，带头吸食水烟。慈禧太后就喜吸水烟，东陵出土的文物中有老佛爷用过的铜水烟袋、银水烟袋；光绪皇帝也爱吸水烟，1900年慈禧携光绪逃难西安时“光绪着清兰绉大褂，手携一赤金水烟袋，神色沮丧”(669)，据伺候过他们的太监马德清回忆说：“那时候宫里的主子抽水烟、旱烟成了生活中的常事。一般是饭后抽水烟，平时抽旱烟”(670)。在他们的放纵下，上行下效，清室的王公贵族也多吸水烟，宣统皇帝叔父载涛在其《清末贵族之生活》一文中说“平日消遣，计分烟茶两项，为一般最普通之嗜好。烟分水、旱、潮三种及鼻烟。水烟，用铜水烟袋，以兰州皮丝、青丝、幼丝燃吸之”(671)，其次，文人学士喜吸水烟。清代大行文字狱，文人思想苦闷，无法排遗心中的积愤，便借吸水烟聊以自慰。清末做过渭南知县的樊增祥就咏叹过一考官以水烟袋将试题泄露给一应试好友的故事。“太保陆风石前辈，同治癸酉拔，春秋联捷，遂魁天下。夙与湖南李拔贡同年相善，李试京兆，不售。光绪乙亥春，将还湘，陆饯之于丰楼。酒次，意甚郁悒，陆曰：‘若我主湘闱者，子必获售’。李请关节，陆方吸烟，即曰：‘水烟袋嵌于试帖句，可矣?’末几，充湖南副考官先以书抵李曰：‘颇忆水烟否?’李发函狂喜，置书屉中，雀跃而出，其妻睨其旁，疑为外舍情书，苦不识字，持归母家。母览戎之，曰‘慎勿泄也’。母有三女，所天皆诸生，乃使长次女各告其婿。是科诗题为“惟善为宝”。得‘书’字，陆得三卷，皆如所援，乃皆取之，独一卷后至，置副本。及拆封，李副榜第一，正榜两卷则其僚婿也”(672)。至于乡间老农，手工劳动，体力消乏，多吸水烟解除疲劳。包世坐《安吴四种》中曰“作工之人，莫不吸烟，耕耘末几，坐田畔，开火闲片”(673)。因此到清末吸食水烟已极普遍。据剑雄称”土人无论男女，皆嗜水烟，每入人家或饮食肆中，烟气四布，如在雾中，校中诸生，亦各有烟袋，置诸案上，一至清晨，洗涤之声，千百并作”(674)。像兰州这样的僻塞之地尚且如此，全国水烟市场之广大便可概见。
其次，吸水烟者的宣传玩味对水烟吸食与种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封建社会末期，农作者少，吃食者多，尤其是一些喜好吸烟的文人以吸烟为一种雅好，多层玩味咏叹，如《烟草谱》云“烟之为用，其利最薄，辟瘴祛寒之外，坐而闲窗，饭余散步，可以遗寂除烦；挥尘闲吟，篝灯夜读，可以远避睡魔；醉筵醒客，夜雨蓬窗可以佐欢解饮；斗室之中，执沉耘，饮荠片，而一斑管呼吸纡徐，未始为寂中一助也”(675)。在文人们的宣传推动下，吸烟成为馈赠和交往手段，“款客莫输茶，客来先敬烟”，有人以拟人化的手法写《烟奴叹》表现了烟草的社会文化功能，其歌曰：“叹只叹，世态炎凉人薄幸，用俺时俺好似金屋藏娇为玉颜，有事托情算机关，使奴作引线，友人相见欢言，先使奴向前……人前贬奴似砒霜，如毒剑，人后又同奴纠缠，道是‘快活似神仙”(676)。这也使得烟草吸食同社会礼仪相结合，成为一种社会文化行为，从而不断创造和拓宽着吸食烟草的市场机会。
其三，水烟种植和制作的丰厚利润是推动兰州水烟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水烟在推广初期是高效益产品，“关外至以匹马易烟一斤”(677)，到清中期的边贸中仍是“烟草三、四斤换一牛”(678)。乾隆朝文人舒拉在《兰州水烟》中更指出种制水烟的利润是种五谷的三倍，其诗曰“兰州水烟天下无，五泉所产尤绝殊，居民业此利三倍，耕烟绝胜耕田夫”(679)。由于种制水烟利大于谷，在市场利益驱动下发展很快。清后期梁章巨曾在甘肃为藩司，因烟夺民田，“屡次申兰州水烟之禁”都不能止，“询之绅士，皆以为断不能禁，而徒以扰民……其利甚巨，利愈厚则逐未者愈多”(680)，使兰州水烟因有利可图而从自种自吸逐渐发展为商品生产输出外地，舒拉说“迩来兼得供宾客，千金争卖青铜壶”，“贾舶捆载行江湖”，到清中后期已是“今日吃水烟者遍天下”(681)，使水烟成为兰州地区的新兴产业而蓬勃发展起来。
清代兰州水烟最初植种于兰州、永登、榆中、靖边、临洮、永靖等府县，而以兰州所产为最优良，因兰州附近的土壤，最适应种植这种烟叶。烟叶多生长于大田中，以粪便、油渣为主要肥料，烟农对于每株烟叶之灌溉、施肥、除草、剔苗、松土、摘心，除害、驱虫等工作无不倾全心而为之，以期丰收、获利、俾备还债、活家、献纳、婚嫁以及送死养生之用，“据过去估计，兰州及兰州附近七县市烟田约千万亩左右，每年烟叶产量在7百万斤以上”(682)。最初是自种自吸，后来一些商贾见贩烟有利，便设烟坊收买烟叶，大概在乾隆初年已有专制烟叶的烟坊，到嘉道之际出现第一个高峰，嘉道后有“数十家厂商，雇工人数亦有数千人之多”(683)。由于刨烟丝的推刨购自陕西富平，而富平又是陕西最早植烟的地区，因此水烟的制作技术很可能清初传自陕西，从而使清代以降在兰州经营水烟的主要是陕西同州、朝邑的商人，被称为“同朝帮”，他们“在兰州的烟行以财力富足而处垄断地位”(684)，陕帮商人主要经营行销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青烟”。因此，“兰烟在嘉道之际最远销止汉口一带”(685)，陕西商人以烟叶加工起家的不乏其人。
太平天国后，兰州水烟业经历了光绪二十年(1891)和民国十年(1921)的黄金时代，迅速发展到历史上的最高峰。这是因为光绪后，左宗棠的部队调防西北，他们以湘人为多，把兰州特产水烟，带到南方赠送亲友，一些有闲阶级视为珍品，互相宣传称赞，使长江下游的水烟市场迅速兴起。当时上海富商德隆彰见是个发财致富的机会，挟巨资来甘运销水烟。陕西渭南孝义赵家见大利所在，急起直追，在兰州投资设立“丰盛兴(兴记)”水烟坊，收购当地小烟坊的产品，并设厂制造水烟丝，装箱运沪；另一陕商又投资开办了“丰盛源(源记)”烟号，被称为“丝子客”(686)，加上湘人的“德隆彰”形成兰州水烟业“三老行家”。自从陕商“兴记”、“源记”两烟号兴起后，陕西大荔朝邑合阳各县有资力者如蚁附膻，多逐利趋向烟叶一途，兰州市大小烟坊都是同朝各县人的企业，资方既是同朝人，后来遂以亲朋关系互相援引，坊内的管理人员也成了同朝的清一色。当时兰州有烟坊80余家，每年可产水烟2万余担，合920万斤(687)。其中陕西人办的“青烟坊”，大厂如“一林丰、义聚隆、祥盛和、天生德、德泰盖、协和成、福源厚、正兴泰、合顺成、兰草芳等烟坊均为大荔县人所经营；聚兴泰、德记、德性瑞、福生德等烟坊，均为朝邑人所经营，此外临洮则有义泉隆、天成德等陕西大荔人办的烟庄”(688)。其中一林丰、协和成“资本达一百万两银子”(689)，成为水烟业中独领风骚的娇娇者。从1923年到1928年，兰州水烟业达到前所未有地辉煌时期，这一时期，开厂营业者猛增至130—140家之多(690)，临洮烟丝坊竟有150余家(691)，每年产量约十万担以上，还供不应求，被称为“水烟史上的黄金时代”(692)。
于此同时，陕西凤翔陈村也形成投资设厂生产水烟的高潮。同治年间富平人冯琼亭由家乡迁凤翔作商，同治十三年与伙友刘某在陈村镇创办“生荣德”水烟作坊，生产以“生”字为商标的生字水烟。因生意兴旺，引起商界人士瞩目羡慕，遂逐年在陈村镇争先开设水烟作坊，由光绪年间至民国初年陆续开设烟房的如：最早冯家的生原德、王堡村张家的义成生、李家的同成生、陈村镇王家的益盛生、苟家的德合生、谭家庄谭家的复盛生、南指挥刘家的太盛生，曹家庄曾家的大成生、小海子波孔家的太盛生、仁义生等，“每家烟坊的资金大都在万两白银以上，甚至有十万银元之多。各家烟坊雇佣的制烟工人、榨油工人连同全体号伙共约一百至三百人”(693)，因投资数量大，民间形成“千金不开酒坊，万金不开烟坊”的俗语。
这些购自兰州附近各县的烟叶，先由烟坊雇工进行撕绺、晾晒、焖烟、刨丝、压方、出风、包装，加工焙制成“丝、色、味”三绝的水烟丝，由烟坊交过载行运往全国各地。兰州最早的行栈“恒丰”店其创立和业务发达，就与运送兰州水烟有直接关系。由于陕帮经营的“青烟”主要销售江南地区，其运送路线多走东线，由兰州、平凉、西安、龙驹寨、老河口、汉口、苏州、南通而抵上海。其中泾阳是兰烟下江南的必经之路和集散中心。“每年冬由各烟坊制成水烟，于次年春、夏二季运沪销售，凡经过陕西省须先至泾阳加以改装……每年过境我县数量在250万公斤”(694)。因此泾阳是“商贾四集，肆店连衢”(695)，尤其是东门至西街一带，买卖最盛，在泾阳设分庄相奉庄经营“烟业者，计有15家之多，以祥盛永、丰盛源、丰盛兴等为巨擎”(696)。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军围攻泾阳县，“不意城内先以水烟箱累砌木城数十丈为备”，足见其经营规模之巨(697)。兰州水烟出泾阳走龙驹寨运汉口，再由汉口装船运兰州水烟本庄在江南的销烟分庄，上市销售。清末民初陕西烟帮在上海、南通、苏州设立的销烟分庄多达18家，其中上海9家、南通5家、苏州4家(698)，比较著名的分庄堂号有一林丰、义聚隆、祥盛永、德记、协和记、福生德、天生德、正兴泰、德泰益、德发涌、德生瑞等。在这些销烟分庄中，尤以集中在上海的丰盛兴分庄一林丰，丰盛源的分庄协和成，德隆全的分庄德隆彩，祥盛永的分庄永生瑞，义源厚的分庄义德厚业务最为兴隆，执烟业在江南的牛耳，被称为上海“五大烟行”，地址设在上海新开河一带。此外陕西烟商还在镇江、常州、无锡、嘉兴、松扛设有门市商，坐庄待沽，使业务很快发展到鼎盛时期。如渭南孝义赵家在兰州设立的烟庄“丰盛兴”，在泾阳有分号，在上海分庄叫“一林丰”，在南通、苏州、石港、平湖设有支号，在汉口、天津、包头、洛阳、太原、成都、重庆、潼关、泗水、安化、宝鸡设有临时驻庄，这种层次分明，密如蛛网般地销售网络，使一林奉与另一烟庄协和成的销售量由原来2000多担，增加到3000—4000担，最高时多达5000担，资本亦由原先的30—40万两银子增加到100多万两银子，成为兰州和陕西有名的“百万富翁”(699)。其东家赵某因财丰钱广曾在上海遭绑架。被勒索现银40多万元，成为当时上海影响很大的事件之一。
在清代陕西烟商除了经营兰州水烟外，同时亦在各地经营旱烟生意。陕西的渭南、汉中是“邓州烟”的产地之一，汉中“城固胥水以北沃土腴田，尽植烟草”(700)，“民有田数十亩之家必栽烟苗数亩”(701)，因此汉中城里的商贾十居三四是烟铺，每当秋烟上市，连云充栋，“南郑城固大商重载此物，历金洲以抵襄樊鄂诸者，舳舻相连，岁糜十万金”(702)，仅他们在湖南贩烟草就“有九堂十二号。每堂出入资本岁十余万金”(703)做的都是大生意。
进入晚清后，西方机制卷烟大量涌入中国市场。由于纸烟味道清香，吸食和携带均较为方便，而水烟既要买烟丝，又要购置昂贵的水烟袋，同时又不便携带，便很快被机制卷烟所代替，使兴盛了近百年的兰州水烟很快衰落下去，到宣统年间“纸烟既经盛行，则水烟袋可弃之无用”(704)，陕西烟商因水烟市场变化，销路日渐萎缩，各类烟商庄相继歇业，本世纪中期只剩下“三大家、四小家，二十四个毛毛家”(705)了。
二、清代陕西烟商的经营方式
清代在兰州经营青烟的陕西烟商，因为资金充足，经营一般都采取了“联号”的形式，即大厂设总号、分号、驻庄等组织形式，以控制水烟产销的各个环节。
在供的方面，他们以“预买”的方式培植烟叶产地和控制烟农生产。每当下种之前，他们即派人赴农村向烟农提供低息贷款，使农民有钱能去买豆渣肥田，保证烟叶质量，这种方式叫“占叶子”。待烟叶收割上场，他们又派人前去压价收购，因为烟农是他们的债务人，已无权讨价还价，因而兰州水烟叶的收购是不等价的，不是双方共同协商议价，而是烟商单方面说了算，还有收时“黑秤”、“剔耗”等随规的盘剥。这种以“预买”方式剥削烟农的做法，为他们降低成本做了准备。不过，在中国封建社会，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十分微弱，迫使工商资本多向农村渗透，形成农工商一体化经营模式，这是中国式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清代的陕西烟商亦无法超越这种历史的限制。
在产的方面，兰州水烟素以作工精细，用料考究而闻名于世。烟叶入厂后，必须经过六道加工焙制工序。一是撕绺分级，就是将烟叶分别撕绺挑选，将墨叶、绿叶拣出，将最黄的叶子选出以备卷皮之用。这项工作多雇佣女工和童工为之，最盛时兰州各大烟坊雇佣的拣叶女工和童工就有7千余人(706)。二是晾晒入库，指定专人负责，既不能使烟叶发霉变质，又不能使烟叶太大而破碎。三是焖烟配料，即将烟叶加配一定原料，进行初步加工，这是保证烟叶质量的一道关键工序。四是压捆刨丝。即将烟叶分层装进木箱内经过焙杆挂榨，压成烟坯。再上板推刨成丝，一副板由两人组成，称为上下手，上手为师付，下手为徒弟，专门使用从富平传入的推刨，上推下拉，将刨好的烟丝装入特制的木匣内。这是水烟生产中最关键的工序，由专门的技术工人承担。兰州水烟最盛时此类工人达3千余人(707)。五是出风装箱。即装刨好成匣的烟丝放在特制的烟板上晾干，称为出风，一般须40天左右，然后装箱待售，每架烟重七千二百斤，一般可装120箱。这套严格精细的加工方法，清初从陕西传入兰州后，百余年没有多大变化，使兰州水烟始终以质量上乘而走俏全国。
在配料上兰州水烟很讲究色味俱佳，香味独特。如青烟丝，要配合辅料“绿沫子”。所谓绿沫子，是由白沫子、槐籽、紫花、纯碱、白矾五种原料配合成的综合辅料。白沫子产于永登，它的特点是性凉质软，容易碾棉而且有粘性，与其他辅料配合上于烟叶，可使烟丝碧绿光泽，凉爽醇香，成为兰烟的独特风味，并由官府颁发谕示，形成规范。兰州五泉山下的五昌宫内还有清朝官府对“缘沫子”配料的谕示和解答碑文。并且绿沫子配料上料都很讲究。当时配制绿沫子的配方是白沫子1000斤，配槐籽16斤(主要来自陕西)紫花1斤，纯碱8斤，白矾3.8斤。烫制时先在开水中放入槐籽，再倒纯碱，随后放入紫花和白矾，再入木槽与白沫子搅拌，凉干翻磨，入库备用。在上料时1000斤青烟叶用绿沫子240斤，胡油50—80斤，焖烟时先将烟叶用开水潮软，再摊平喷上胡油，然后上绿沫子，反复摊叶、喷油、上沫子，经3—4次搅拌，放成刨丝原料。这套独特配方和技艺使兰州水烟色美味香，回味幽长，所以“水烟，皋兰五泉山下产者特佳”(708)，夺得长期市场垄断地位。
在销售方面，唯陕帮经营的青烟在各地有销烟分庄。他们在泾阳设分庄转运改装，在汉口、上海设销售分庄，在苏州、南通、常州设支店，在各州县镇市设驻座门市，形成结构合理，分布适中的销售网络，使兰烟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逐步推进，取得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如上海就有一林丰、协和成、德隆彰、永生瑞、义源厚五大烟行，在上海新开河一带开店批发，为本庄推销产品，一时风糜沪上，使陕商成为上海商界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其中又以一林丰、协和成以店老资雄而占据烟业鳌头。后来福生德见新开河五行密集，竞争于咫尺，难以发展，便跳出重围，在王家码头另开新店，又在苏州、南通两地设分店，因多财善贾而跃居同帮之首，被上海人呼为“水烟大王”。而陕西朝邑朱家办的“昶利和”见上海五行并集，无法抗衡，遂避实击雇，在江北另辟奚经，总店设在南通，销路扩展到如皋、泰兴一带，大获暴利，也成了百万富翁(709)，很是反映了陕西商人灵活机动，不拘一格的经营风格。
三、清代陕西烟商的经营经验和烟业利润
陕西烟商经营的兰州水烟所以能在清代的百余年里迅速崛起，走俏全国，与他们把陕西数百年形成的经营经验与水烟新兴产业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经营经验关系极大。这些经验虽具有剥削性，却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成为陕西烟商兴利乘便的保证。
(一)注重特味，名牌效应
烟草是消耗品，只有那些色味适合人们口脾嗜好的产品，才能获得稳定的销路。百年前，陕西商人所以能把产于西北偏僻一偶的水烟成功地推广于全国，并受到各阶层的欢迎，这同他们注重产品独特品味，形成：“兰州水烟天下无，五泉所产尤绝殊”的特味优势产品有绝大关系。兰州水烟这种独特品味表现在水烟生产的各个方面。
首先，烟叶独特。古老的黄河谷地，土质松软，水分适宜，典型的温带半干旱大陆季风气候，成为水烟叶生长的独特环境。烟农们利用这一优越自然条件，精心培植，先于小满前后将烟籽种于田中，小暑前后又将烟苗移植土质肥沃的大田，烟叶长大后还要反复打尖去枝，这就形成兰州水烟既叶厚油足又耐寒性强的特点。并且烟农们为便烟叶成色美观，巧妙利用季节差异，在霜降前拔下上笼为青烟，在小雪后收烟为黄烟，为烟坊进一步加工烟丝打下了基础。
其次，配料怍工独特。兰州水烟配料最为讲究，五种辅料与烟叶反复喷油、上沫，而且配料比例形成制度，由官府勒石谕示，令各家格尊划一，形成规模定势，成为兰州水烟色味整体独特的重要保证。而且配方比例还随季节变化灵活增减，辅料产地固定，非特产莫选，如槐籽必来陕西，紫药仅选中卫，姜黄出自城固，使兰州水烟具有别家无法仿效的纯正美色香味。水烟刨制更是技出陕西独创，选料考究，制作精细，质量管理严格“青烟丝凡重量达到标准，烟方地面条显色亮。棱色整齐平匀，为一级品；凡重量达到标准，烟方条显色亮，而烟方底面稍差，墙子不够硬帮为二级品；凡重量达标准，而烟方底面均不顺，亦不平匀，色泽暗淡，棱角毛草为三级品”(710)。这便保证了兰州水烟的质量优异，人莫与竞。
其三，品种销路独特。吸食烟草为口脾享受，各地人们水土不同，食性各异，口味有别。兰州水烟经营者的难能之处在于他们能根据各地消费者的不同嗜好，选销不同品种，投其听好，形成各种品种不同的经销区域。如我国南方，水田纵横，地气潮湿，农民下水田耕作，易受潮染病，吸食水烟可消湿防毒，预防蚊虫叮咬，故色浅味浓的“青烟”多销江南华东。而北方各地气候干燥，人们终日劳作，疲惫不堪，且口味浓烈，故加料配制的“棉烟”多销往西北各省以及四川、河南、山东、内蒙各地。甘肃本土民众贫苦，购买力有限，多销由各种烟丝残屑制成的“麻烟”。这些成色各异，种类不同的水烟因经营者的细心调剂而形成稳定销路，满足了各阶层的需要，上逮宫廷大内，下至贩夫室女，吃水烟者几遍天下。清官贵族必吸兰州皮丝、青烟，京都妇女受其影响更是吸烟成瘾，有《都门新竹枝词》为证“水烟成瘾复何妨，镇日相随味倍尝；讵意闺中尤酷好，也会檀口挹清香”(711)。而松南更形成“葵盖茶杯开建片，铜鞋水管吸兰烟，闲话渡光年”的生活方式(712)。在扬州更有人以“匡子驾小艇游湖上，以卖水烟为生”(713)。
在商品经济下，名特产品往往同经营者的信誉联系在一起。清代在兰州经营烟坊的陕西商人们很注重把创制名特产品与创造名牌字号联系在一起，各烟场推陈出新，不断形成自己独特的名牌产品，并以烟坊字号头一字作为烟丝牌名，名牌产品与名牌字号交相晖映，推销产品即扩大企业知名度，而字号知名度的提高又为名牌产品开辟更广阔的销路，使产品获得稳定的市场占有率。如一林丰有“一字青烟”，福生德有“福字青烟”，昶利和有“昶字青烟”，祥盛永有“祥字青烟”，凤翔生德荣则有“生字水烟”，这些水烟在全国各地销路很广，深入人心，在消费者中形成稳定的购买偏好，非其莫选。以致别的厂商很难取代他们，如本世纪30年代山西曲沃水烟兴起后，不得不仿照陕商的名牌字号借以打开销路，有的干脆将产品卖给陕商在上海的“老五行”，交由陕商去推销(714)，充分表现了名牌产品的市场魅力。
(二)以察尽财，经营灵活
在清代兰州水烟经营者中唯有陕商资金充盈，在外地设有分庄支号，其总号驻座兰坦，而销庄遍布江南沿海，相隔千里。要使总号在西北一偶对全国市场胸中有数，有的放矢的组织营销，派人进行市场凋查和互通情况便成为他们克敌致胜的法宝。如一林丰、协和成这些大烟坊，总号经理、副经理每年要不定期的到各地分庄巡视业务，了解行情变化．进行业务指导。平时总号与各地分庄之间主要通过“号信”以互通情报，进行经营管理。“号信”是体现上下级管理关系，汇报行情变化和经营情况的主要形式。每周一期，分庄要按时向总号汇报业务，如遇特殊情况还需用“加期信”请示汇报。总号则有专门处理号信的文书班子，对号信编号留底，由负责人签字盖章，形同公文处理程序。同时总号规定每月、每季、每年汇报大帐清单，总号根据汇报材料，综合计算盈亏，每年或每三年向股东提出结帐红单，商讨红利分配，决定今后经营状况和人事安排，这便形成字号特有的“万金帐”(715)。
这套信息传递和反馈制度，使兰州陕西烟商对全国水烟市场行情变化反应灵活，能够及时进行正确决策和因地制宜地组织营销，取得经营的主动权。如临洮最早由陕西大荔商人兴办的义聚隆烟坊，先是生产主销粤、湘、鄂、川的黄烟，后来他们从号信中了解到华南水烟市场疲软，而天津的青烟市场尚有空档，当即掉头转产“青烟”，通过皮筏运往包头转输天津，很快占领了天津市场，并在天津设立驻座分庄(716)。又如上海的一林丰，协合成等陕西大烟商在上海城市市场疲滞时，便弃城就乡，以广大农村作为推销场所，主力向长江下游一带伸展，农村小商贩来上海购烟，便极力拉拢、招待，并以先取货后付款的赊帐办法和销售水烟一箱赠送精制水烟袋一支的办法，扩大推销范围，又租船带货下集镇，摆摊设点，一有销路即驻庄设号，很快打开了南通、石港、平湖、苏州等市场(717)。再如，汉中有大荔商人田金瑞，先在汉中褒城办典当，太平天国革命时，“金瑞埋金于隐处……寇退急归，启埋金以再整生涯，当告病归时因炎暑残伤之躯迟留旅舍，值烟叶价大减，每斤15文，金瑞急嘱旅主购50万斤，函肆索所窖金给半值，余约秋来偿。而烟草忽普生害虫，烟叶骤涨，每斤50余钱，金瑞所著烟叶尽售之，除敷母金外，获利万余金”(718)。
(三)合谐内部，物质刺激
在清代以同州、朝邑人为主的兰州陕西烟商，尽管其烟坊内部存在有“非同朝人莫用”的封建亲缘关系陋规，但为了赚取利润，他们在内部亦不得不采取一些有利于经营发展的体制。如在字号内部管理体制上，主要采取了“东西制”，由财东出钱，雇掌柜经营，财东不直接干预店务，只是三年结账分红；掌柜则从财东手中领取资金，全权负责经营管理。但兰州水烟业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即财东与掌柜之间没有人身依附关系，“没有契约，也没有合同，财东可以随时辞退掌柜，同时还规定‘人不占银，银不占人’，即掌柜有钱不能向本号投资或占银股红利”(719)。这种掌柜叫“水牌子掌柜”，更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性质，因为掌柜在本质上仍是字号的雇佣人员，它比领东掌柜少了一份人身依附，字号可以更自由地选拔人才，而掌柜亦可以更随意的选择字号，使掌柜获得更多的。人身自由。但这种体制又会诱发掌柜的短期行为，使资东必须在利益上找到与掌柜的结合点，才会促使掌柜死心踏地地为其服务，这就是入股分红的办法，即财东对那些他认为忠心耿耿的掌柜采取记名入股的办法，即掌柜以人身作为资本加入企业，由人股变为财股，计名分红，一般是“财六人四”，即获利10万元，财东得6万，掌柜如被入股获利4万。人股部分又分为40厘，由掌柜或二柜三柜根据各人所占的厘数，共同分配，大掌柜一般占14或10厘不等。这种分红办法，把字号效益与掌柜的利益结合起来，从物质利益调动掌柜的经营积极性，搞好业务，争取获得利润。有的大烟坊如一林丰，对职工不但工资高，而且还采取春节、中秋、端阳三大节发放双薪，即一年发十五个月薪金奖励办法，从物质利益上刺激职工的积极性(720)。
这些成功的营销经验为烟坊老板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以陕商在兰州办的两个最大烟坊一林丰和协和成的情况看，当其销售量从2000担增加到5000担时，资本总额就从原来的30—40万两银子增加到100万两银两，即是说当其销售额增长2.5倍时，积累亦同期增长2.5倍弱(721)，这还不算烟商用于奢侈性消费的部分。当时同朝两县若谁家子弟进了烟坊，则亲友们群趋道贺称赞说：“你们今后即将光耀门庭，置良田盖大房是不成问题了”(722)。同朝两县80％以上的富户，基本上都是在兰州办烟坊发的大财。而渭南孝义镇的赵家，朝邑的朱家，凤翔陈村镇的冯家以及泾阳的刘孟姚于四大家族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654)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西北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9页，下称《集林》。
(655)《饮食起居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页。
(656)包世臣：《安吴四种》，《集林》第13页。
(657)关于烟草在中国的种植与传播，见拙作《论烟茶在中西方的移植其经验教训》，《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658)焦立夏：《岁寒集》第35页。
(659)杜景琦：《兰州之水烟业》第1页。
(660)黄均宰：《金壶七墨全记》卷一，《烟草》。
(661)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第253页。
(662)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第18页。
(663)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第253页。
(664)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第17页。
(665)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第30页。
(666)李伦恩：《寒烟筒赋》，引自《集林》第221页。
(667)王世桢：《世香笔记》卷三。
(668)陈濯：《烟草谱》，《集林》第248页。
(669)岳超：《庚子—辛丑随銮记实》，《集林》第106页。
(670)马德清：《清官太监回忆录》，《集林》第106页。
(671)马德清：《清官太监回忆录》，《集林》第107页。
(672)《集林》第158页。
(673)《安吴四种》卷二十六。
(674)剑雄：《兰州琐记》，《新游记汇刊》卷三十二。
(675)《集林》第19页。
(676)陈松锋：《烟史闻见录》第143页。
(677)《蚓庵琐话》，《集林》第18页。
(678)《蚓庵琐话》，《集林》第10页。
(679)《蚓庵琐话》，《集林》第198页。
(680)《退庵随笔》，《集林》第25页。
(681)《退庵随笔》，《集林》第25页。
(682)姜志杰、聂丰年：《兰州水烟业的历史概况》，《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15页。
(683)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85页。
(684)魏永理等《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第247页。
(685)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经济史研究》第285页。
(686)胡伯益：《烟茶布三帮在西北产销概况》，《陕西议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51页。
(687)《兰州风物集》，《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75页。
(688)杜景渝：《兰州水烟业》第18页。
(689)严树棠：《解放前的兰州水烟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68页。
(690)《兰州风物集》，《兰州文史资料选辑》卷七，第175页。
(691)杜景渝：《兰州水烟业》第12页。
(692)姜志杰、聂丰年：《兰州水烟业概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15页。
(693)冯国琛，李思仁：《凤翔陈村镇的生字水烟》，《凤翔文史资料》第3辑，第61—62页。
(694)《泾阳县商业志》第158页。
(695)宣统《泾阳县志》第13页。
(696)《泾阳县商业志》第158页。
(697)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第259页。
(698)杜景琦：《兰州之水烟业》第11页。
(699)杨重琦：《兰州经济史》第202页。
(700)《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第894页。
(701)卢坤：《秦疆治略》卷八。
(702)同治《衡阳县图志》卷十一。
(70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2册，第481页。
(704)《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第894页。
(705)《集林》第255页。
(706)杜景琦：《兰州水烟之研究》第20页。
(707)杜景琦：《兰州水烟之研究》第21页。
(708)《甘肃新通志》卷二。
(709)胡伯益文，见《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51页。
(710)姜志平：《兰州水烟叶的历史概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15页。
(711)《集林》第268页。
(712)《湘南乐府》第16页。
(713)李斗：《扬州画舫录》第32页。
(714)姜志平：《兰州水烟业的历史概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28页。
(715)严树棠、李建基：《解放前的兰州水烟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69页。
(716)张慎微：《水烟史话》，《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87页。
(717)姜志杰：《兰州水烟业的历史概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26页。
(718)《大荔县志》卷十一，第16页。
(719)严树棠：《解放前的兰州水烟》，《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60页。
(720)严树棠：《解放前的兰州水烟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60页。
(721)杨重琦：《兰州经济史》第202页。
(722)胡伯益文，见《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