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历史
5.2清末陕西商帮的大分化大改组
清末西方资本主义对陕西以商品输出为主的经济侵略，造成商品流通结构的巨大变化，以及封建剥削加强造成陕西经济的破坏，使陕西商帮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挑战。在这种千古未有之大变局面前，他们被迫要么“采用资产阶级的方式”(34)，要么被消灭，从而造成陕西商帮出现大分化、大改组的复杂局面，导致了陕西商帮的衰落。
首先，陕西盐商因分化瓦解而一蹶不振。在明代和清代中前期，经营食盐贩运曾是陕帮商人的主要业务之一。进入清代末叶后，陕西盐商在全国各大盐厂的实力急剧衰退。在两淮盐场，陕西盐商因徽商的压迫而日趋衰微，乾隆时尚有王太来等数十家陕西盐商勉强支持，到道光后已是人数廖廖，仅三原的胡历廉、泾阳的安吴寡妇尚在淮扬业盐外，其他陕商已是人迹罕至，使陕商在两淮盐场已不能成帮。在陕西本土，盐业则为晋甘盐商东西包抄。同州、西安、商洛以食山西解池盐为主，市场为晋商独占。凤翔、汉中、鄜州以食甘肃花马池盐为主，来路为甘肃盐商垄断，陕帮盐商除在各州县零星贩运外，已难成气候。
在清末，变化最大的是四川井盐业中的陕西盐商。在咸同之前，陕西盐商无论是在川盐的运销还是井盐的生产方面都占主导地位。四岸行商悉是陕西大贾，井盐生产秦人占十之七八。咸丰年间，太平天国革命使湖楚淡食，川盐有数十年的济楚过程，陕西盐商抓住机会，曾有一度较快的发展。但不久云南回民起义以及各地土匪倡乱历廿余年，“延蔓阖省，地方全行糜烂，户口逃亡几尽，其时西商遭害者亦十之八九，遂各歇业不前，黔省盐务势以中绝”(35)。接着陕西又有回民起义，清军镇剿，兵祸连接数十载，使陕商在故乡“家产荡然，不能重整口岸”，造成陕西商人在川省实力的急剧衰落，大量资金被抽回本土“救死不暇”(36)，又“本籍被灾，资产悉付兵燹”(37)，使陕西盐商在川省几乎退撤净尽。入光绪后，为了充裕国库，恢复川盐，清廷实行“官运商销”的川盐政策，招商承揽。由于各地私税林立“招商无一人顾至”，负责官盐运销的唐炯“不得已而招西商”，但陕商因元气大伤，“皆畏累裹足不前”(38)。后来只好由“川黔主人，凑资朋充本”，但因本身非殷实，资本有限，使川盐运销不能畅行。在资金困顿的压迫下，川省称贷不易，川黔朋充设立的字号只得再次“称贷西商”，形成陕商第二次入川的浪潮。但已是今非昔比，“边岸行号向属西商，自军兴以来，口岸废驰，于是川黔陕之人凑本朋充，设立行号”(39)，已是位列川黔各帮之末。而在川盐生产方面则是“井灶分秦蜀楚三帮”(40)三分天下，由陕帮称霸一方的时代已是昨日黄花，说明清末陕西商帮在川盐运销领域已不可阻挡地萎缩下去。
其次，陕西茶商因西部茶叶市场变化而分化改组。在明代到清前中期的漫长岁月里，无论是西北边茶还是川藏边茶基本上是由陕商垄断经营。清朝末年后，这两路茶叶市场都发生了不利于陕商的逆转，造成陕商的巨大分化和重组。在西北茶叶市场“旧设东西两柜，东柜之商均籍山陕，西柜则回民充商，而陕籍尤重”(41)。清末陕甘回民起义遭到清政府的剿抚镇压，“回商多迫胁，死亡相继，存者廖廖”(42)，西柜只剩下魁秦通一家，不能成帮，只得依附东柜”，而东柜则因战乱“逃散避匿，焚掠之后，资本荡然”(43)，元气伤损，茶引“两柜均无人承课”(44)。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因其旧部多系湘籍，遂利用陕商战乱伤残喘息不定之机，整理茶务，实行西北茶制改革，改茶引制为茶票制，“以督印官茶票代引，不分何省商贩，均准领票运销”(45)，并发行茶票835张，一票茶800封，每封5斤，计重4000斤。这里“不分何省商贩，均准领票运销”，为湖南茶商挤入西北边茶运销提供了条件，使以湘人为主的“南柜”急剧兴起，占尽天时地利的优越条件。一则南柜多系以湘军为基础的官僚资本组成，由于左宗棠的关系，湖南大小官员遍布天山南北，使南柜在政治上有凭借。如光绪朝左宗棠率军征新疆，南柜的“乾益升”“天泰和”随部前往，占据了边茶的新疆销路，每封比别家高出一二两银子，还销路很好(46)。二则南柜均系湖南人，在安化茶叶产地人地两熟，捷足先登，购价低廉。遂使南柜一时势力扩张，“承领茶票几占每案发出总票的一半”(47)，其中乾益升、天泰运资金雄厚，“每案领票达数百张，常年派人驻山收购”，“每票竟赚一千两之巨”(48)，南柜一时发了不少横财。由于南柜依靠官府在西北茶市一时炙手可热，东柜被压制排挤，实力衰微，每商茶号领票不超过50张，以前独占西北边茶鳌头的大引商马合盛亦不过领票引张，尚不如并入东柜的回商魁泰通(49)，说明西北茶叶市场被南柜分割，陕商势力已不能与之抗衡。辛亥革命后，南柜因不改其官僚作风而作鸟兽散，陕商因市场畅展而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是在张广建督甘后，南柜完全失败，陕商凭借张广建的财政厅长富多寿为陕人的关系，不独东柜业务有发展，就连原先经营布皮杂货的一些商号业纷纷加入茶叶运销，遂为新柜。但好景不长，进入民国后，军阀官僚为敛财滥发茶票，每案已发到二千余张，茶叶大量积压，价格跌落，许多陕西茶商倒闭歇业，使兴盛了五百余年的西北边茶贸易失去了往日辉煌，西北陕西茶商亦陷入苟延残喘之中。西北茶市衰落后，作为西北茶叶运销加工中心的泾阳茶业因“销售来源均陷于停顿壮态。我县茶业帮号大多歇业散伙，此后业此者为数甚鲜耳”(50)。
在西南边茶领域尤其是南路的五属边茶素以陕商为重。但进入清末后陕帮茶叶市场却受到英商经营的印茶挑战。中国茶叶自1834年传入印度后试种于阿萨姆省，后迅速推广到印度各地及锡兰和印度尼西亚，由于他们采取科学培植，机器生产，产品质高价低，到19世纪70年代就取代了华茶在国际茶叶市场占主导地位。然后开始侵入中国茶叶市场，光绪初年印茶开始销售西藏，但因西藏人民长期喜好华茶，对印度茶叶不惯饮用，印茶基本上没有销路。为了打开印茶销路，他们派人调查边茶制造方法，甚至仿照华茶的品名和商标，使印茶逐渐进入西藏市场，特别是1890年鉴定《藏印条约》后，英国取得在西藏亚东开埠通商的特权，印茶销藏数量激增，1889年包括茶叶在内的印英货物入藏总值从149254卢比，增加到1894年的701348卢比，6年之间几乎增加了4倍，而与之同时藏区运行到打箭炉交换华茶及其货品的价值从黄金8千盎斯减为4千盎斯，整整减少了一倍(51)。到1944年印茶的销售已达850担以上，并且跨越西藏而入青海升堂入室，逐渐形成燎原之势。光绪三十一年川藏总督赵尔丰曾对印茶的入侵形势有过说明“炉茶行销藏卫，为川省一大利源而印度以种植之繁，焙制之精，运输之便，又立一绝大公司，论商智、团商力，以困我茶商，夺我茶利，若不设法抵制，势且骎骎东下，不独失我西藏大销场，亦将摇我炉边之根据地”(52)。为此在他倡导下成立以陕商为主体的“边茶公司”，1910年4月在雅安正式挂牌“开市之日，雅城商界……为之一振”(53)。但好景不长，设立不到一年，便因辛亥革命而解体。人民国后，军阀混战，各自为政，滥发货币，掠夺工商，使边茶产量锐减，茶引减为69420张，较之清代最盛时的11万张减少了40％，雅属茶商也因之先后倒闭，计有恒泰明、恒春仁等20余家，西南边茶呈现出雕零败落的局面，曾经在四川经济史上轰轰烈烈五百余年的“五属边茶”终于成为历史的陈迹。
其三，陕西布商在外国洋布的打击下急剧死亡。在明清之际贩运江南或楚豫土布到西北各省是陕西商人大宗贸易的主要业务。但到清末后，土布市场受到了外国洋布的侵夺而迅速衰落。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鄂豫土布产地，土布生产被洋货扼杀。在湖北府布主要产地的安陆，”清末已改用洋纱织布，洋经土纬”(54)，使土布发生质变，进入民国后“走私的日本洋布比土布更便宜”(55)，农家纺纱织布已失去了经济意义，人们纷纷弃织罢纺，从织布走向买布，安陆的商品土布生产终于被洋布扼杀了。另一方面，西北市场上的土布销量锐减。由于洋布系用机器生产“幅宽、质细、价廉”，无论在品种、规格、质量和价格方面均胜于土布。土布系手工织就．幅宽受人力抛物力量的限制，只有一尺五寸或更窄。而洋布系机器生产，幅宽常在一码以上，在规格方面已胜于土布。土布拈棉，纺线、分经、打纬、织梭、卷布均由手工操作，用24支以下的粗纱方可减少断头，故土布粗而不匀，洋布是机器连续生产均用24支以上的细纱，故布“细而匀”，在质量上土布已不能与之匹敌。加之洋布便宜，清末土布在湖北“卖价每卷约十三两”(56)，而洋布“汉口卖价每板约银五两八钱”(57)，洋布比土布便宜一倍多。在兰州销售市场，每卷32疋的白府庄布售价52元，而同等规格的白十斤洋布售价才36.4元，洋布比土布便宜2／3强。因此土布的市场多为洋布所夺，到清末已是“陕西所行之湖北布无人买用”(58)。人民国后土布更是奄奄一息，“府布前销数约28万卷，每卷以现价计之，共值1456万元，现在销数减至2万4千卷，约居前数十二分之一，大有一落千丈不堪回首之势”(59)。一年以后“所贩土布去年仅销售一万卷……原有销布市场，完全被洋货疋头所侵占，故土布兰少问津也”(60)。若具体来说，情况更凄惨。“德安府布以前每年销兰州、狄河诸府四万卷，现在为零，销场被永机布、洋布侵占。孝感新改布以前销甘、凉、肃诸州二万卷，现在为零，该布系从前运至三原染蓝西销，现已绝迹。云梦染出之苏庄布，以前每年销中卫、宁夏三万卷，现在为零；岳口所产之干布以前每年销西安咸阳三万卷，现在为三千卷，被洋纱布抵制”(61)。故萧氏所说“不唯奄奄一息之鄂布，愈见退却，即国内他种布疋，亦受压迫”(62)当为确论。
布市既以锐减，经营土布的陕西布商当然失败，在洋布打击下纷纷破产歇业。清末已是“陕西土布行，家家倒闭，每岁百万之利益为外人夺去”(63)。进入民国后，“三原布市兴盛时，多至40余家，现仅存10余家”(64)；一年后“目下营此土布者，仅存8家”(65)，抚今忆昔，判若宵壤。而西安东关正街还有“焕兴布店、乾顺布店、德顺土布店，都是卷湖北土布业务，自洋布上市，这些行业都淘汰了”(66)。这说明在外国洋布打击下，经营土布业务的陕西布商急剧的走向衰亡，使曾经奔波于南北中国的陕西布商从此消声匿迹，退出了历史舞台。
其四，经营兰州水烟的陕西烟商在外国机制卷烟的打击下纷纷破产，处于风雨飘摇的悲惨境地。从乾嘉以来在兰州、凤翔、泾阳经营水烟的主要是陕西同朝帮商人，虽说水烟业兴盛于光绪年间，并延续到民国，但到光绪末年已开始呈现出某些衰弱的迹象。这一方面来自反动政府苛重的税收政策。据李恩藻民国五年《烟酒税法提纲》云“烟之为物品，属奢侈又含毒性，不用之初无关系于生活，多用之转有害于卫生，各国对于烟酒两项均取重税主义，无非示国家寓禁于征之意。故有值百抽七八十，更有值百抽百或百以上”，该《提纲》又专列水烟一项，指出“水烟一项为甘肃出产大宗，按照百货捐则值百抽五为率，但于出口之烟照税则减十分之二抽收，并按货色之贵贱分为七等，省城棉烟、条烟为一等，每担(350市斤为一担)征银四两三钱二分，金家崖条烟为二等，每担征银二两五钱……”(67)使兰州水烟成为甘肃省税收的重要来源，但重征烟税，压抑了烟商的经营积极性。另一方面，进入民国后，山西曲沃仿照兰州青烟制造方法，并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成为兰州水烟的劲敌，曲沃水烟向长江下游各埠的推进，分割了陕西烟商的市场，到1947年兰州青烟在上海销售7750箱，合计886075市斤，而曲沃水烟在上海同期销售为12600箱，合计1449000市斤(68)，其市场占有率已凌驾于陕商之上，从别一侧面反映了陕西烟商势力的衰弱。而在近代导致陕西兰州水烟商衰落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外国机制香烟的流行和最终占领烟草市场。水烟虽然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骄傲”，但其吸食手续麻烦，既要购置水烟袋，水烟丝，又得购买卷制纸吹，且携带不便，不为劳动大众喜欢，“终天辛苦劳动者们忙里偷闲，急着抢着，脸红脖子粗地狼吞虎咽几口，勿勿丢开，这总是为了过瘾。但这必用的是毛竹旱烟杆，水烟的妙不在此”(69)。这从根本上限制了水烟的。市场。到光绪末年，西方机制香烟开始在中国流行并推广开来，英美烟公司“诱导国人放弃吸惯的黄烟、水烟，改吸他们努力推销的纸卷烟，他们的攻势由沿海各埠而内地，以至穷乡僻壤，推销的手段是廉价普销，甚至在城门口拉往来人等奉送白吸”(70)。因此，洋烟先在有钱阶层里推广，清末的上海已是“机制香烟广及时，青年争买口衔之，沪商多学样人款，知己相逢赠一支”(71)。不久便传入北京，并在下层民众中普及，《北京竹枝词》记述说，“贫富人人抽纸烟，每天至少几铜钱，兰花潮味香无比，冷落当年万宝泉”(72)。机制纸烟所以普及迅速是因为机制纸烟吸食方便，味道清香。更便于携带和应酬，故1911年5月6日《捷报》报道说一般英美人士对中国“很多地方普遍接受外国纸烟的迅速感到惊异”(73)，到民国元年外国烟草输入达1221万两，其中卷烟367万两，烟叶308万两，雪茄烟46万两(74)。西方机制纸烟的普及与流行给予陕西烟商以致命打击，使上海交易的水烟“在很短的时间内便由十万担成到六七担”，解放前又“由六七万担成到三万多担”(75)，可谓一落千丈。水烟应市量的锐减，使陕西水烟商亦面临破产歇业的历史结局，陕西凤翔陈村水烟业“因纸烟的畅行……步入每况愈下的道路，烟坊的工人由多减少，由少到无，各大烟房在民国30年前后相继歇业倒闭”(76)。而驻上海、天津的陕西水烟商，1930年“水烟销售陷于停顿状态，有些较小烟商都赔累破产，许多驻天津等地庄客，由于烟价跌落无法销出，几个月后烟价已不敷支付积欠旅栈食宿和仓库的费用，有的弃货逃走……有的勉强维持，但也赔累颇巨”(77)。到1931年“9.18”事变后东北水烟市场丢失，水烟市场大见缩小，1929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总危机，波及我国各个重要商埠，一时银根奇紧，市场凋零，烟厂倒闭很多。兴旺发达了百年以上的陕西兰州水烟商从此飘零散落，只有在市场投机中惨淡经营，从原先最盛时的大小烟庄130余家，锐减到只剩下十数家的悲凉境地。
其五，陕西秦巴山区内的木商则因林业资源枯竭而彻底死亡。嘉庆四年后，清政府的“放垦山林”政策，使千里苍茫的秦巴老林资源存量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利用，遂使秦巴山区内各州府县的铁冶、制锅、木厢、柴扒等经营红火火爆了百数十年，木厢业成为陕商的四人经营项目之一，获利无算。但是，陕西秦巴山区的开发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资源掠夺式采伐模式，山产业主为贪微利，只要求租山者“木尽留土，木尽留山”，使开厂设厢者只有“刮木见土”的权利却不承担植树造林的义务，造成千年生长的秦巴植被被一朝采伐净尽，呈现出“沟岔无余土，但剩老青岗”的结局，遂使山内木厢柴扒各业皆因资源枯竭而迅速衰落。如户县涝峪内的木厢业“咸同年间木枋每年销三四千副”，到光绪年间“南山木材近已砍伐殆尽，做厢者寥寥数家”，每年约销桦柏枋块约七八百副，“今之销数不及半，贸易之衰大都类此”(78)。沿汉江各山口“铁矿到处皆有”，到光绪末年“老林渐已烧尽，有山皆童，虽有佳矿无从烧烁，以故矿场大都停办”(79)。而旬阳、留坝的铁冶死亡更早，还在乾嘉年间已是“老林渐次开空，虽则有矿石，不能煽出，亦无用矣，近日旬阳骆家河、留坝光化山铁厂皆歇业，坐是之故”(80)。留坝的木厢业在嘉道年间“业此者十余号，所需工匠役设及小负贩往来期间者常川一二万人，”到同光年间后“诸商号焚掠一空，继其业者资微力绵相继到闭”(81)。白河县各商“拳拳于木厢纸厂”，光绪后“深崖老林剡削既遍，濯濯牛山”，“木厢则业以绝迹……生意尽失矣”(82)。佛坪虽说林深箐密，也开发最晚，但到光绪末年“山外销路不畅，木商歇业而去，本境别无大宗货物可通有元，以致地方日益凋敝”(83)。秦巴山区木厢、铁治迅速死亡，是陕西木商铁商违背自然和经济发展规律，受到了规律惩罚的结果。
其六，陕西皮货商因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走上买办化为西方资本主义服务的畸型道路。清代在陕西泾阳、大荔、礼泉以及兰州经营“西口皮货”的主要是陕西商人。但进入近代社会后，洋货入侵对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使中国经济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轨道，光绪末年后，西方毛纺织业发展对原料的需求，使外商洋行开始深入中国西部各牧区收购羊毛，贩运天津出口，故“天津可称为西北羊毛之终点市场，包头西安为西北羊毛转运天津必经之地”(84)。在外商贩运中国羊毛过程中，许多陕西皮货商走上买办化的道路，沦为替外国洋行转运羊毛的贩运商。
宁夏为西北羊毛外销最早的省分，光绪末年天津、包头之羊毛商号亦至定远营、石嘴山、平罗、宁夏等地相继设庄收购羊毛，贩运天津，天津经营羊毛出口之洋行不下40余家，而在中卫、中宁、同心城设庄收购羊毛的外国洋行不下数10家，他们派人常川驻守，深入阿拉善、甘、州、凉州、西宁、洮州附近收购羊毛输入天津出口，其中“有陕帮商人数家亦经营此种业务”(85)，成为为外商掠夺中国羊毛服务的转运商。青海的“歇家”原为内地商人与牧区经济进行商品交换的中介和货物堆放行栈。入近代社会后，歇家被迫加入统一民族市场的轨道，成为羊毛贸易的经济人，有的歇家亦自己直接深入藏区收购羊毛，贩运他市。民国十一年，世界大战期间，西北市场的洋行相率撤回，仍由回民商人和陕商数家担负起继续为洋行收买羊毛的任务，转化成“买办化商人”。其羊毛转易程序为：牧民——歇家——陕回帮贩运商——天津毛栈——天津洋行。
在这个羊毛市场运作下，陕西皮货商完全沦为联接藏区牧民和洋行的贸易中介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工具。到清末又把羊毛贩运的领域扩大到兰州和平凉，“兰州多由陕西商人开设的皮货店兼营羊毛贸易，派人赴产地收购，转销天津”(86)，平凉毛市之皮过栈行，“系回民开设，各地毛客驻行内收购羊毛，然后交由陕西大荔人兴办的羊毛过载行用骡马驮运西安转销天津”(87)。兰州、平凉的陕西皮货商亦走上买办化的经营道路。
陕北是羊毛贸易的另一个重要地区。蒙地的陕西边商携带生活日用区深入伊盟各旗收购羊毛．然后转运榆林，“使榆林在北方及皮毛市场上居于重要地位”(88)。集中在榆林的羊毛由陕北的毛商分别运销包头或山西，“或有一部分聪明有资本商人，自行经绥平路运往天津”(89)。也有天津、包头、山西的商号“委托榆林殷实商店代办(羊毛)或助榆商大批贩运”(90)，从而形成陕北经济胥以羊毛贸易逆顺为转移的局面。由于陕西商人多赴蒙地贩运皮毛，故在清末民初陕北多流行《蒙古三字经》的歌谣，其歌曰“陕西北，黄河边，蒙古北，戈壁滩，再往北，才进番，沙漠地，是高原，百万里，面积宽……论出产，牛马驼，牛皮包，他住着，夜间冷，笼大火，蒙古人，这生活”(91)，颇能反映陕西商人对蒙地经济生活观察的有趣态度。
随羊毛贸易的加深，西方资本主义又在中国设立熟皮公司和皮革工厂，为本国的制革工业提供原料。如1882年设立的上海熟皮公司就因“大量收购皮革，进行便日趋顺利”(92)，1876年设立的汉口压革厂“使用压机压缩皮革，以便运去英国时节省费用”(93)，为了经营皮革，掠夺中国工业原料，各国的洋行纷纷派买办商人深入西北畜牧区坐庄收购生熟皮革，或到陕西泾阳、礼泉、大荔和愉林收购皮革，如礼泉百屯镇为甘产皮毛集中地之一，因此“京津沪汉及河北河南等处皮商多来贩买”，遂使陕西皮革“大部分售人洋行而运销国外者”(94)。陕西毛商的买办化和西方洋行对皮革的掠夺使陕西皮革来源锐减．陕西的皮革加工业随之而衰微。泾阳的皮革业从最盛时“皮工齐聚不下万人”，作坊四十余家，到同光后“仅存六七家”(95)，辛亥革命后更是一落千丈，基本上归于消失。大荔的皮革作坊从繁荣时的130家，到民国后“仅存20余家，其中较大的仅五六家”(96)，已失去了往昔商民鬻皮为生的繁荣局面。
凡此均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洋货入侵所造成的传统市场结构的巨大变化是陕西商帮在近代衰落解体的最主要原因。在陕西商帮主营的盐、茶、布、烟、皮、木、药、钱八大产业中，除木业是陕商自食其果，药业因系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产业，西方资本主义无缘插手而得到保留外，其他各业均系在洋货打击和洋商掠夺下因大分化、大改组而归于失败。这一历史过程深刻的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所导致的自然经济解体和传统商品经济的扭曲，无情抽掉了陕西商帮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和社会基础，从根本上斩断了中国传统商品经济正常的发展道路，从而彻底毁灭了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幻想。市可以知治乱。任何商业团体的兴勃亡忽都同民族和国家前途命运休戚相关。国弱则商衰，国盛则商兴，这是被陕西商帮发展史充分证明了的历史规律。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35)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续编》卷一，第7—8页。
(36)《三原新志》卷四，第32页。
(37)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1册，第61页。
(38)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续编》卷一，第7—8页。
(39)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续编》卷一，第2页。
(40)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续编》卷二十七，第9页。
(41)《甘肃新通志》卷二十二。
(42)《甘肃新通志》卷二十二。
(43)《甘肃新通志》卷二十二。
(44)《清史稿·食贷五》。
(45)《甘肃新通志》卷二十二。
(46)杨自舟：《清末到抗战期间副茶行销西北简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21页。
(47)胡伯益文：《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63页。
(48)杨自舟：《清末到抗战期间副茶行销西北简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21页。
(49)李万禄：《西北茶马市与马合盛茶号》，《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24—125页。
(50)泾阳县商业局：《泾阳商业志》第156页。
(51)四川民族志编辑组：《清代四川藏区的边茶贸易》，《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42—43页。
(52)四川民族志编辑组：《清代四川藏区的边茶贸易》，《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43页。
(53)《赵尔丰边务档案资料》第71页。
(54)李肇植：《德安府布史话》，《安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89页。
(55)李肇植：《德安府布史话》，《安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89页。
(56)仇继恒：《汉江贸易册》第4页。
(57)仇继恒：《汉江贸易册》第9页。
(58)《清续文献通考》卷三百八十三，第11293页。
(59)萧梅性：《兰州商业调查》第58页。
(60)潘益民：《兰州商业与金融业》第57页。
(61)萧梅性：《兰州商业调查》第57—58页。
(62)萧梅性：《兰州商业调查》第56页。
(63)《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八十三，第11297页。
(64)萧梅性：《兰州商业调查》第58页。
(65)潘益民：《兰州商业与金融业》第56页。
(66)郭敬仪：《旧社会西安东关商业情形》，《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116页。
(67)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第255页。
(68)杨国安：《中国烟草文集林》第251页。
(69)杨国安：《中国烟草文集林》第36页。
(70)杨国安：《中国烟草文集林》第202页。
(71)《上海竹枝词》。
(72)杨国安：《中国烟草文集林》第202页。
(73)杨安国：《中国烟草文集林》第36页。
(74)杨安国：《中国烟草文集林》第38页。
(75)胡伯盖文：《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52页。
(76)冯国琛：《凤翔陈村镇的‘生’字水烟》，《陕西文史资料》第23辑，第65页。
(77)姜志杰：《兰州水烟业的历史概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27页。
(78)《户县乡土志》第13页。
(79)仇继恒：《汉江贸易册》第26页。
(80)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81)《留坝厅乡土志》第3页。
(82)仇继恒：《汉江贸易册》第83页。
(83)《佛坪乡土志》第19页。
(84)《西北羊毛调查》，《中农月刊》卷三，第9期。
(85)《西北羊毛调查》，《中农月刊》卷三，第9期。
(86)《西北羊毛调查》，《中农月刊》卷三，第9期。
(87)《西北羊毛调查》，《中农月刊》卷三，第9期。
(88)尹人甫：《榆林皮毛利用问题》，《西北论衡》卷九，第9期。
(89)尹人甫：《榆林皮毛利用问题》，《西北论衡》卷九，第9期。
(90)尹人甫：《榆林皮毛利用问题》，《西北论衡》卷九，第9期。
(91)《西北论街》卷五，第11—12期。
(92)孙疏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辑，第86页。
(93)孙疏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辑，第86页。
(94)《陕西西口皮货概况》，《工商通讯》卷一，第16页。
(95)泾阳县商业局：《泾阳商业志》第151页。
(96)《陕西省实业调查》第438—439页。
首先，陕西盐商因分化瓦解而一蹶不振。在明代和清代中前期，经营食盐贩运曾是陕帮商人的主要业务之一。进入清代末叶后，陕西盐商在全国各大盐厂的实力急剧衰退。在两淮盐场，陕西盐商因徽商的压迫而日趋衰微，乾隆时尚有王太来等数十家陕西盐商勉强支持，到道光后已是人数廖廖，仅三原的胡历廉、泾阳的安吴寡妇尚在淮扬业盐外，其他陕商已是人迹罕至，使陕商在两淮盐场已不能成帮。在陕西本土，盐业则为晋甘盐商东西包抄。同州、西安、商洛以食山西解池盐为主，市场为晋商独占。凤翔、汉中、鄜州以食甘肃花马池盐为主，来路为甘肃盐商垄断，陕帮盐商除在各州县零星贩运外，已难成气候。
在清末，变化最大的是四川井盐业中的陕西盐商。在咸同之前，陕西盐商无论是在川盐的运销还是井盐的生产方面都占主导地位。四岸行商悉是陕西大贾，井盐生产秦人占十之七八。咸丰年间，太平天国革命使湖楚淡食，川盐有数十年的济楚过程，陕西盐商抓住机会，曾有一度较快的发展。但不久云南回民起义以及各地土匪倡乱历廿余年，“延蔓阖省，地方全行糜烂，户口逃亡几尽，其时西商遭害者亦十之八九，遂各歇业不前，黔省盐务势以中绝”(35)。接着陕西又有回民起义，清军镇剿，兵祸连接数十载，使陕商在故乡“家产荡然，不能重整口岸”，造成陕西商人在川省实力的急剧衰落，大量资金被抽回本土“救死不暇”(36)，又“本籍被灾，资产悉付兵燹”(37)，使陕西盐商在川省几乎退撤净尽。入光绪后，为了充裕国库，恢复川盐，清廷实行“官运商销”的川盐政策，招商承揽。由于各地私税林立“招商无一人顾至”，负责官盐运销的唐炯“不得已而招西商”，但陕商因元气大伤，“皆畏累裹足不前”(38)。后来只好由“川黔主人，凑资朋充本”，但因本身非殷实，资本有限，使川盐运销不能畅行。在资金困顿的压迫下，川省称贷不易，川黔朋充设立的字号只得再次“称贷西商”，形成陕商第二次入川的浪潮。但已是今非昔比，“边岸行号向属西商，自军兴以来，口岸废驰，于是川黔陕之人凑本朋充，设立行号”(39)，已是位列川黔各帮之末。而在川盐生产方面则是“井灶分秦蜀楚三帮”(40)三分天下，由陕帮称霸一方的时代已是昨日黄花，说明清末陕西商帮在川盐运销领域已不可阻挡地萎缩下去。
其次，陕西茶商因西部茶叶市场变化而分化改组。在明代到清前中期的漫长岁月里，无论是西北边茶还是川藏边茶基本上是由陕商垄断经营。清朝末年后，这两路茶叶市场都发生了不利于陕商的逆转，造成陕商的巨大分化和重组。在西北茶叶市场“旧设东西两柜，东柜之商均籍山陕，西柜则回民充商，而陕籍尤重”(41)。清末陕甘回民起义遭到清政府的剿抚镇压，“回商多迫胁，死亡相继，存者廖廖”(42)，西柜只剩下魁秦通一家，不能成帮，只得依附东柜”，而东柜则因战乱“逃散避匿，焚掠之后，资本荡然”(43)，元气伤损，茶引“两柜均无人承课”(44)。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因其旧部多系湘籍，遂利用陕商战乱伤残喘息不定之机，整理茶务，实行西北茶制改革，改茶引制为茶票制，“以督印官茶票代引，不分何省商贩，均准领票运销”(45)，并发行茶票835张，一票茶800封，每封5斤，计重4000斤。这里“不分何省商贩，均准领票运销”，为湖南茶商挤入西北边茶运销提供了条件，使以湘人为主的“南柜”急剧兴起，占尽天时地利的优越条件。一则南柜多系以湘军为基础的官僚资本组成，由于左宗棠的关系，湖南大小官员遍布天山南北，使南柜在政治上有凭借。如光绪朝左宗棠率军征新疆，南柜的“乾益升”“天泰和”随部前往，占据了边茶的新疆销路，每封比别家高出一二两银子，还销路很好(46)。二则南柜均系湖南人，在安化茶叶产地人地两熟，捷足先登，购价低廉。遂使南柜一时势力扩张，“承领茶票几占每案发出总票的一半”(47)，其中乾益升、天泰运资金雄厚，“每案领票达数百张，常年派人驻山收购”，“每票竟赚一千两之巨”(48)，南柜一时发了不少横财。由于南柜依靠官府在西北茶市一时炙手可热，东柜被压制排挤，实力衰微，每商茶号领票不超过50张，以前独占西北边茶鳌头的大引商马合盛亦不过领票引张，尚不如并入东柜的回商魁泰通(49)，说明西北茶叶市场被南柜分割，陕商势力已不能与之抗衡。辛亥革命后，南柜因不改其官僚作风而作鸟兽散，陕商因市场畅展而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是在张广建督甘后，南柜完全失败，陕商凭借张广建的财政厅长富多寿为陕人的关系，不独东柜业务有发展，就连原先经营布皮杂货的一些商号业纷纷加入茶叶运销，遂为新柜。但好景不长，进入民国后，军阀官僚为敛财滥发茶票，每案已发到二千余张，茶叶大量积压，价格跌落，许多陕西茶商倒闭歇业，使兴盛了五百余年的西北边茶贸易失去了往日辉煌，西北陕西茶商亦陷入苟延残喘之中。西北茶市衰落后，作为西北茶叶运销加工中心的泾阳茶业因“销售来源均陷于停顿壮态。我县茶业帮号大多歇业散伙，此后业此者为数甚鲜耳”(50)。
在西南边茶领域尤其是南路的五属边茶素以陕商为重。但进入清末后陕帮茶叶市场却受到英商经营的印茶挑战。中国茶叶自1834年传入印度后试种于阿萨姆省，后迅速推广到印度各地及锡兰和印度尼西亚，由于他们采取科学培植，机器生产，产品质高价低，到19世纪70年代就取代了华茶在国际茶叶市场占主导地位。然后开始侵入中国茶叶市场，光绪初年印茶开始销售西藏，但因西藏人民长期喜好华茶，对印度茶叶不惯饮用，印茶基本上没有销路。为了打开印茶销路，他们派人调查边茶制造方法，甚至仿照华茶的品名和商标，使印茶逐渐进入西藏市场，特别是1890年鉴定《藏印条约》后，英国取得在西藏亚东开埠通商的特权，印茶销藏数量激增，1889年包括茶叶在内的印英货物入藏总值从149254卢比，增加到1894年的701348卢比，6年之间几乎增加了4倍，而与之同时藏区运行到打箭炉交换华茶及其货品的价值从黄金8千盎斯减为4千盎斯，整整减少了一倍(51)。到1944年印茶的销售已达850担以上，并且跨越西藏而入青海升堂入室，逐渐形成燎原之势。光绪三十一年川藏总督赵尔丰曾对印茶的入侵形势有过说明“炉茶行销藏卫，为川省一大利源而印度以种植之繁，焙制之精，运输之便，又立一绝大公司，论商智、团商力，以困我茶商，夺我茶利，若不设法抵制，势且骎骎东下，不独失我西藏大销场，亦将摇我炉边之根据地”(52)。为此在他倡导下成立以陕商为主体的“边茶公司”，1910年4月在雅安正式挂牌“开市之日，雅城商界……为之一振”(53)。但好景不长，设立不到一年，便因辛亥革命而解体。人民国后，军阀混战，各自为政，滥发货币，掠夺工商，使边茶产量锐减，茶引减为69420张，较之清代最盛时的11万张减少了40％，雅属茶商也因之先后倒闭，计有恒泰明、恒春仁等20余家，西南边茶呈现出雕零败落的局面，曾经在四川经济史上轰轰烈烈五百余年的“五属边茶”终于成为历史的陈迹。
其三，陕西布商在外国洋布的打击下急剧死亡。在明清之际贩运江南或楚豫土布到西北各省是陕西商人大宗贸易的主要业务。但到清末后，土布市场受到了外国洋布的侵夺而迅速衰落。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鄂豫土布产地，土布生产被洋货扼杀。在湖北府布主要产地的安陆，”清末已改用洋纱织布，洋经土纬”(54)，使土布发生质变，进入民国后“走私的日本洋布比土布更便宜”(55)，农家纺纱织布已失去了经济意义，人们纷纷弃织罢纺，从织布走向买布，安陆的商品土布生产终于被洋布扼杀了。另一方面，西北市场上的土布销量锐减。由于洋布系用机器生产“幅宽、质细、价廉”，无论在品种、规格、质量和价格方面均胜于土布。土布系手工织就．幅宽受人力抛物力量的限制，只有一尺五寸或更窄。而洋布系机器生产，幅宽常在一码以上，在规格方面已胜于土布。土布拈棉，纺线、分经、打纬、织梭、卷布均由手工操作，用24支以下的粗纱方可减少断头，故土布粗而不匀，洋布是机器连续生产均用24支以上的细纱，故布“细而匀”，在质量上土布已不能与之匹敌。加之洋布便宜，清末土布在湖北“卖价每卷约十三两”(56)，而洋布“汉口卖价每板约银五两八钱”(57)，洋布比土布便宜一倍多。在兰州销售市场，每卷32疋的白府庄布售价52元，而同等规格的白十斤洋布售价才36.4元，洋布比土布便宜2／3强。因此土布的市场多为洋布所夺，到清末已是“陕西所行之湖北布无人买用”(58)。人民国后土布更是奄奄一息，“府布前销数约28万卷，每卷以现价计之，共值1456万元，现在销数减至2万4千卷，约居前数十二分之一，大有一落千丈不堪回首之势”(59)。一年以后“所贩土布去年仅销售一万卷……原有销布市场，完全被洋货疋头所侵占，故土布兰少问津也”(60)。若具体来说，情况更凄惨。“德安府布以前每年销兰州、狄河诸府四万卷，现在为零，销场被永机布、洋布侵占。孝感新改布以前销甘、凉、肃诸州二万卷，现在为零，该布系从前运至三原染蓝西销，现已绝迹。云梦染出之苏庄布，以前每年销中卫、宁夏三万卷，现在为零；岳口所产之干布以前每年销西安咸阳三万卷，现在为三千卷，被洋纱布抵制”(61)。故萧氏所说“不唯奄奄一息之鄂布，愈见退却，即国内他种布疋，亦受压迫”(62)当为确论。
布市既以锐减，经营土布的陕西布商当然失败，在洋布打击下纷纷破产歇业。清末已是“陕西土布行，家家倒闭，每岁百万之利益为外人夺去”(63)。进入民国后，“三原布市兴盛时，多至40余家，现仅存10余家”(64)；一年后“目下营此土布者，仅存8家”(65)，抚今忆昔，判若宵壤。而西安东关正街还有“焕兴布店、乾顺布店、德顺土布店，都是卷湖北土布业务，自洋布上市，这些行业都淘汰了”(66)。这说明在外国洋布打击下，经营土布业务的陕西布商急剧的走向衰亡，使曾经奔波于南北中国的陕西布商从此消声匿迹，退出了历史舞台。
其四，经营兰州水烟的陕西烟商在外国机制卷烟的打击下纷纷破产，处于风雨飘摇的悲惨境地。从乾嘉以来在兰州、凤翔、泾阳经营水烟的主要是陕西同朝帮商人，虽说水烟业兴盛于光绪年间，并延续到民国，但到光绪末年已开始呈现出某些衰弱的迹象。这一方面来自反动政府苛重的税收政策。据李恩藻民国五年《烟酒税法提纲》云“烟之为物品，属奢侈又含毒性，不用之初无关系于生活，多用之转有害于卫生，各国对于烟酒两项均取重税主义，无非示国家寓禁于征之意。故有值百抽七八十，更有值百抽百或百以上”，该《提纲》又专列水烟一项，指出“水烟一项为甘肃出产大宗，按照百货捐则值百抽五为率，但于出口之烟照税则减十分之二抽收，并按货色之贵贱分为七等，省城棉烟、条烟为一等，每担(350市斤为一担)征银四两三钱二分，金家崖条烟为二等，每担征银二两五钱……”(67)使兰州水烟成为甘肃省税收的重要来源，但重征烟税，压抑了烟商的经营积极性。另一方面，进入民国后，山西曲沃仿照兰州青烟制造方法，并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成为兰州水烟的劲敌，曲沃水烟向长江下游各埠的推进，分割了陕西烟商的市场，到1947年兰州青烟在上海销售7750箱，合计886075市斤，而曲沃水烟在上海同期销售为12600箱，合计1449000市斤(68)，其市场占有率已凌驾于陕商之上，从别一侧面反映了陕西烟商势力的衰弱。而在近代导致陕西兰州水烟商衰落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外国机制香烟的流行和最终占领烟草市场。水烟虽然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骄傲”，但其吸食手续麻烦，既要购置水烟袋，水烟丝，又得购买卷制纸吹，且携带不便，不为劳动大众喜欢，“终天辛苦劳动者们忙里偷闲，急着抢着，脸红脖子粗地狼吞虎咽几口，勿勿丢开，这总是为了过瘾。但这必用的是毛竹旱烟杆，水烟的妙不在此”(69)。这从根本上限制了水烟的。市场。到光绪末年，西方机制香烟开始在中国流行并推广开来，英美烟公司“诱导国人放弃吸惯的黄烟、水烟，改吸他们努力推销的纸卷烟，他们的攻势由沿海各埠而内地，以至穷乡僻壤，推销的手段是廉价普销，甚至在城门口拉往来人等奉送白吸”(70)。因此，洋烟先在有钱阶层里推广，清末的上海已是“机制香烟广及时，青年争买口衔之，沪商多学样人款，知己相逢赠一支”(71)。不久便传入北京，并在下层民众中普及，《北京竹枝词》记述说，“贫富人人抽纸烟，每天至少几铜钱，兰花潮味香无比，冷落当年万宝泉”(72)。机制纸烟所以普及迅速是因为机制纸烟吸食方便，味道清香。更便于携带和应酬，故1911年5月6日《捷报》报道说一般英美人士对中国“很多地方普遍接受外国纸烟的迅速感到惊异”(73)，到民国元年外国烟草输入达1221万两，其中卷烟367万两，烟叶308万两，雪茄烟46万两(74)。西方机制纸烟的普及与流行给予陕西烟商以致命打击，使上海交易的水烟“在很短的时间内便由十万担成到六七担”，解放前又“由六七万担成到三万多担”(75)，可谓一落千丈。水烟应市量的锐减，使陕西水烟商亦面临破产歇业的历史结局，陕西凤翔陈村水烟业“因纸烟的畅行……步入每况愈下的道路，烟坊的工人由多减少，由少到无，各大烟房在民国30年前后相继歇业倒闭”(76)。而驻上海、天津的陕西水烟商，1930年“水烟销售陷于停顿状态，有些较小烟商都赔累破产，许多驻天津等地庄客，由于烟价跌落无法销出，几个月后烟价已不敷支付积欠旅栈食宿和仓库的费用，有的弃货逃走……有的勉强维持，但也赔累颇巨”(77)。到1931年“9.18”事变后东北水烟市场丢失，水烟市场大见缩小，1929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总危机，波及我国各个重要商埠，一时银根奇紧，市场凋零，烟厂倒闭很多。兴旺发达了百年以上的陕西兰州水烟商从此飘零散落，只有在市场投机中惨淡经营，从原先最盛时的大小烟庄130余家，锐减到只剩下十数家的悲凉境地。
其五，陕西秦巴山区内的木商则因林业资源枯竭而彻底死亡。嘉庆四年后，清政府的“放垦山林”政策，使千里苍茫的秦巴老林资源存量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利用，遂使秦巴山区内各州府县的铁冶、制锅、木厢、柴扒等经营红火火爆了百数十年，木厢业成为陕商的四人经营项目之一，获利无算。但是，陕西秦巴山区的开发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资源掠夺式采伐模式，山产业主为贪微利，只要求租山者“木尽留土，木尽留山”，使开厂设厢者只有“刮木见土”的权利却不承担植树造林的义务，造成千年生长的秦巴植被被一朝采伐净尽，呈现出“沟岔无余土，但剩老青岗”的结局，遂使山内木厢柴扒各业皆因资源枯竭而迅速衰落。如户县涝峪内的木厢业“咸同年间木枋每年销三四千副”，到光绪年间“南山木材近已砍伐殆尽，做厢者寥寥数家”，每年约销桦柏枋块约七八百副，“今之销数不及半，贸易之衰大都类此”(78)。沿汉江各山口“铁矿到处皆有”，到光绪末年“老林渐已烧尽，有山皆童，虽有佳矿无从烧烁，以故矿场大都停办”(79)。而旬阳、留坝的铁冶死亡更早，还在乾嘉年间已是“老林渐次开空，虽则有矿石，不能煽出，亦无用矣，近日旬阳骆家河、留坝光化山铁厂皆歇业，坐是之故”(80)。留坝的木厢业在嘉道年间“业此者十余号，所需工匠役设及小负贩往来期间者常川一二万人，”到同光年间后“诸商号焚掠一空，继其业者资微力绵相继到闭”(81)。白河县各商“拳拳于木厢纸厂”，光绪后“深崖老林剡削既遍，濯濯牛山”，“木厢则业以绝迹……生意尽失矣”(82)。佛坪虽说林深箐密，也开发最晚，但到光绪末年“山外销路不畅，木商歇业而去，本境别无大宗货物可通有元，以致地方日益凋敝”(83)。秦巴山区木厢、铁治迅速死亡，是陕西木商铁商违背自然和经济发展规律，受到了规律惩罚的结果。
其六，陕西皮货商因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走上买办化为西方资本主义服务的畸型道路。清代在陕西泾阳、大荔、礼泉以及兰州经营“西口皮货”的主要是陕西商人。但进入近代社会后，洋货入侵对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使中国经济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轨道，光绪末年后，西方毛纺织业发展对原料的需求，使外商洋行开始深入中国西部各牧区收购羊毛，贩运天津出口，故“天津可称为西北羊毛之终点市场，包头西安为西北羊毛转运天津必经之地”(84)。在外商贩运中国羊毛过程中，许多陕西皮货商走上买办化的道路，沦为替外国洋行转运羊毛的贩运商。
宁夏为西北羊毛外销最早的省分，光绪末年天津、包头之羊毛商号亦至定远营、石嘴山、平罗、宁夏等地相继设庄收购羊毛，贩运天津，天津经营羊毛出口之洋行不下40余家，而在中卫、中宁、同心城设庄收购羊毛的外国洋行不下数10家，他们派人常川驻守，深入阿拉善、甘、州、凉州、西宁、洮州附近收购羊毛输入天津出口，其中“有陕帮商人数家亦经营此种业务”(85)，成为为外商掠夺中国羊毛服务的转运商。青海的“歇家”原为内地商人与牧区经济进行商品交换的中介和货物堆放行栈。入近代社会后，歇家被迫加入统一民族市场的轨道，成为羊毛贸易的经济人，有的歇家亦自己直接深入藏区收购羊毛，贩运他市。民国十一年，世界大战期间，西北市场的洋行相率撤回，仍由回民商人和陕商数家担负起继续为洋行收买羊毛的任务，转化成“买办化商人”。其羊毛转易程序为：牧民——歇家——陕回帮贩运商——天津毛栈——天津洋行。
在这个羊毛市场运作下，陕西皮货商完全沦为联接藏区牧民和洋行的贸易中介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工具。到清末又把羊毛贩运的领域扩大到兰州和平凉，“兰州多由陕西商人开设的皮货店兼营羊毛贸易，派人赴产地收购，转销天津”(86)，平凉毛市之皮过栈行，“系回民开设，各地毛客驻行内收购羊毛，然后交由陕西大荔人兴办的羊毛过载行用骡马驮运西安转销天津”(87)。兰州、平凉的陕西皮货商亦走上买办化的经营道路。
陕北是羊毛贸易的另一个重要地区。蒙地的陕西边商携带生活日用区深入伊盟各旗收购羊毛．然后转运榆林，“使榆林在北方及皮毛市场上居于重要地位”(88)。集中在榆林的羊毛由陕北的毛商分别运销包头或山西，“或有一部分聪明有资本商人，自行经绥平路运往天津”(89)。也有天津、包头、山西的商号“委托榆林殷实商店代办(羊毛)或助榆商大批贩运”(90)，从而形成陕北经济胥以羊毛贸易逆顺为转移的局面。由于陕西商人多赴蒙地贩运皮毛，故在清末民初陕北多流行《蒙古三字经》的歌谣，其歌曰“陕西北，黄河边，蒙古北，戈壁滩，再往北，才进番，沙漠地，是高原，百万里，面积宽……论出产，牛马驼，牛皮包，他住着，夜间冷，笼大火，蒙古人，这生活”(91)，颇能反映陕西商人对蒙地经济生活观察的有趣态度。
随羊毛贸易的加深，西方资本主义又在中国设立熟皮公司和皮革工厂，为本国的制革工业提供原料。如1882年设立的上海熟皮公司就因“大量收购皮革，进行便日趋顺利”(92)，1876年设立的汉口压革厂“使用压机压缩皮革，以便运去英国时节省费用”(93)，为了经营皮革，掠夺中国工业原料，各国的洋行纷纷派买办商人深入西北畜牧区坐庄收购生熟皮革，或到陕西泾阳、礼泉、大荔和愉林收购皮革，如礼泉百屯镇为甘产皮毛集中地之一，因此“京津沪汉及河北河南等处皮商多来贩买”，遂使陕西皮革“大部分售人洋行而运销国外者”(94)。陕西毛商的买办化和西方洋行对皮革的掠夺使陕西皮革来源锐减．陕西的皮革加工业随之而衰微。泾阳的皮革业从最盛时“皮工齐聚不下万人”，作坊四十余家，到同光后“仅存六七家”(95)，辛亥革命后更是一落千丈，基本上归于消失。大荔的皮革作坊从繁荣时的130家，到民国后“仅存20余家，其中较大的仅五六家”(96)，已失去了往昔商民鬻皮为生的繁荣局面。
凡此均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洋货入侵所造成的传统市场结构的巨大变化是陕西商帮在近代衰落解体的最主要原因。在陕西商帮主营的盐、茶、布、烟、皮、木、药、钱八大产业中，除木业是陕商自食其果，药业因系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产业，西方资本主义无缘插手而得到保留外，其他各业均系在洋货打击和洋商掠夺下因大分化、大改组而归于失败。这一历史过程深刻的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所导致的自然经济解体和传统商品经济的扭曲，无情抽掉了陕西商帮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和社会基础，从根本上斩断了中国传统商品经济正常的发展道路，从而彻底毁灭了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幻想。市可以知治乱。任何商业团体的兴勃亡忽都同民族和国家前途命运休戚相关。国弱则商衰，国盛则商兴，这是被陕西商帮发展史充分证明了的历史规律。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35)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续编》卷一，第7—8页。
(36)《三原新志》卷四，第32页。
(37)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1册，第61页。
(38)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续编》卷一，第7—8页。
(39)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续编》卷一，第2页。
(40)唐炯：《四川官运盐案续编》卷二十七，第9页。
(41)《甘肃新通志》卷二十二。
(42)《甘肃新通志》卷二十二。
(43)《甘肃新通志》卷二十二。
(44)《清史稿·食贷五》。
(45)《甘肃新通志》卷二十二。
(46)杨自舟：《清末到抗战期间副茶行销西北简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21页。
(47)胡伯益文：《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63页。
(48)杨自舟：《清末到抗战期间副茶行销西北简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21页。
(49)李万禄：《西北茶马市与马合盛茶号》，《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24—125页。
(50)泾阳县商业局：《泾阳商业志》第156页。
(51)四川民族志编辑组：《清代四川藏区的边茶贸易》，《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42—43页。
(52)四川民族志编辑组：《清代四川藏区的边茶贸易》，《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43页。
(53)《赵尔丰边务档案资料》第71页。
(54)李肇植：《德安府布史话》，《安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89页。
(55)李肇植：《德安府布史话》，《安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89页。
(56)仇继恒：《汉江贸易册》第4页。
(57)仇继恒：《汉江贸易册》第9页。
(58)《清续文献通考》卷三百八十三，第11293页。
(59)萧梅性：《兰州商业调查》第58页。
(60)潘益民：《兰州商业与金融业》第57页。
(61)萧梅性：《兰州商业调查》第57—58页。
(62)萧梅性：《兰州商业调查》第56页。
(63)《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八十三，第11297页。
(64)萧梅性：《兰州商业调查》第58页。
(65)潘益民：《兰州商业与金融业》第56页。
(66)郭敬仪：《旧社会西安东关商业情形》，《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116页。
(67)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第255页。
(68)杨国安：《中国烟草文集林》第251页。
(69)杨国安：《中国烟草文集林》第36页。
(70)杨国安：《中国烟草文集林》第202页。
(71)《上海竹枝词》。
(72)杨国安：《中国烟草文集林》第202页。
(73)杨安国：《中国烟草文集林》第36页。
(74)杨安国：《中国烟草文集林》第38页。
(75)胡伯盖文：《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52页。
(76)冯国琛：《凤翔陈村镇的‘生’字水烟》，《陕西文史资料》第23辑，第65页。
(77)姜志杰：《兰州水烟业的历史概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27页。
(78)《户县乡土志》第13页。
(79)仇继恒：《汉江贸易册》第26页。
(80)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81)《留坝厅乡土志》第3页。
(82)仇继恒：《汉江贸易册》第83页。
(83)《佛坪乡土志》第19页。
(84)《西北羊毛调查》，《中农月刊》卷三，第9期。
(85)《西北羊毛调查》，《中农月刊》卷三，第9期。
(86)《西北羊毛调查》，《中农月刊》卷三，第9期。
(87)《西北羊毛调查》，《中农月刊》卷三，第9期。
(88)尹人甫：《榆林皮毛利用问题》，《西北论衡》卷九，第9期。
(89)尹人甫：《榆林皮毛利用问题》，《西北论衡》卷九，第9期。
(90)尹人甫：《榆林皮毛利用问题》，《西北论衡》卷九，第9期。
(91)《西北论街》卷五，第11—12期。
(92)孙疏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辑，第86页。
(93)孙疏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辑，第86页。
(94)《陕西西口皮货概况》，《工商通讯》卷一，第16页。
(95)泾阳县商业局：《泾阳商业志》第151页。
(96)《陕西省实业调查》第438—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