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历史
5.1近代陕西经济的恶化
第五章 近代陕西商帮的衰落 第一节 近代陕西经济的恶化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洋货开始在陕西滥饬，加之封建剥削使陕西经济恶化以及秦巴山区资源的枯竭，使兴盛了近五百年的陕西商帮面临着大分化、大改组的千百年未遇之大变局。除个别行业在依附西方资本主义过程中苟延残喘外，绝大多数行业纷纷破产和竭业，又中经同治初年陕甘回民起义的扫荡，纷纭篷勃了数个世纪的陕西商帮终于风流云散，走上衰落解体的历史道路。
第一节 近代陕西经济的恶化
清代前中期，陕西仍属全国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入清后，清朝统治者在陕西实行的一系列奖励垦殖，滋生人丁政策以及乾嘉朝秦巴老林的开发都进一步增强了陕西的经济实力。嘉道之世，关中人口激增，地不敷种，道光九年将旗人牧地开放，是年武功八旗厂地放垦3980亩，二十六年又放垦3346亩，次年再放武功、兴平、周至等地厂地6504亩，秦地男耕女织，鸡犬相闻。加之乾隆以来，重熙累治，“关陇腹地不见兵革者近百年”①，使陕西生产力尚能保持发展的势头，“岐雍之地，俗厚民庞，近二年来遍地麦禾，收成丰稔，官则仓库足额，民则藏盖充盈，夜不闭户，路鲜丐者”②，就是在道光初年仍然是“关中自户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登谷甚多”③。
但步入近代后，封建剥削的苛重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加深却造成陕西经济迅速逆转。
首先，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横征暴敛是造成陕西农业经济破坏的主要原因。自18世纪以来，陕西农民最沉重的负担是田赋附加的剥削。清代的田赋附加，始于康熙六十一年，当时每正赋银一两加征“耗羡”二钱。到了乾隆年间，于正耗之外，又加征“平余”。陕西的平余始于乾隆四十年，当时正赋银一两加征三分，不久又加征一钱一分，从此以后，巧立名目，摊派重叠，至嘉、道间，于正赋一两之上，连同“正耗”，“平余”加至一两五六钱之多，换言之，田赋附加增到了正赋的百分之一百六十④。
除民田外，陕西还有元、明二代留下来的“屯田”和“更名田”，即为官田。农民种官田而纳“本色”者，有“样粮”、“土粮”、“余粮”，纳“折色”者，有“牌价”、“片价”等陋规。以同治前省城附近的“永丰”“敬录”两仓道来说，每年政府所收入的征粮不过十八万担，而官吏对纳粮农民的剥削量就有二十几万串之多。此外，有些屯田更名田的农户对官府既纳“折色”，又纳“本色”，如大荔一佃户，每耕屯田一亩，披科折色银一分一厘二毫，又另征米豆三项，二升至三斗。沉重的赋税负担，使“民力愈形不支……以有地为累，争先贱售”⑤。
清代陕西的农民在各种田赋附加的剥削之外，还有差徭的剥削。
陕西从明代以来就苦于转输，至清代差徭更为沉重，清廷多次用兵西域，陕西供应繁重，如乾隆十年，为供应索伦锡伯军队过境，西、同、凤、泾、彬、乾、商、鄜等府州派遣马骡一万一千九百头。此后如大小金川之役，廓尔喀之役陕西各府州县的兵徭都极繁重⑥。
兵差之外，还有流差。流差包括三品以下官员过境，府县公出交卸，国外贡使过境，国内潘属及改流地方所属喇麻土司贡差过境，委员往来衙署，批解钱粮厘金，各衙门丁役公干，递解人犯要案，呈送地方土产及一切差徭，这些差费则由农民按地亩摊派。
除上述正差外，又有各种额外浮派，无名中饱的“黑差”，如差使的铺设费、酒宴费、馈送费，随从的钞牌、送站礼、门色、管厨等费，少者银几十两，多者几百两。又州县里的管粮房书和班头、户首、里书、店主、书役，各有中饱费、酒饭钱、灯茶钱，都得由农民供给。这些差徭科派，使农民不堪负担，故有人曾总结说“陕民之力竭，苦在差徭，役车载道，摊派颇仍，官吏借此开销，书役从此需索，脂膏竭矣”⑦。
其次，生态失调，灾害频仍是陕西清末生产力破坏的自然和社会原因。陕西地处黄土高原，风刚土厚，水比金贵。入清后，特别是嘉道年间秦巴山区的乱砍乱伐，使植被大破坏，生态平衡系统失调，导致陕西进入光绪年间后灾害频仍。据统计，陕西在从1881—1901年29年间，基本上是年年有灾。特别是光绪初年以来连续三年的大旱，陕西赤地千里，颗粒不收，人犬相食，“秦叠构奇荒，饿殍载道，枕籍死亡，凡不可以数计”⑧，仅高陵县一县“饿毙男妇三千余人”⑨，大荔县“西北某村有童养媳在灾年中因惧怕被翁姑杀食，逃至母家，结果乃被母家杀食，次日翁来询，女父答曰‘勿复问，但朝夕可也’，因相于其饱一餐”⑩。至光绪三年”同州府所辖之大荔、朝邑、合阳、澄城、韩城、蒲城及附近各州县，民有菜色，俱不聊生，饥民相率抢粮，甚而至于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11)。这实际上是反动政府一手造成的社会惨象，真实反映了陕西农业经济的破坏。
其三，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加剧是造成清末陕西工商业破坏的另一主要原因。1840年《南京条约》的签定位西方商品在中国“贸易通商无碍”；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定又允许西方商人在中国各地“任便设厂制造”，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如同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即便是陕西和西北这样的内陆和边塞之地，其洋货泛滥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就大宗商品贸易而言，湖北的府布、河南的土布是输向西北的主要商品，但到清末洋布、洋纱对西北市场的侵蚀已十分沉重。洋布到清末已是“近城市之人喜用东洋布”，“竹布，西洋花旗为最”，仅白河榷关一口流入陕西洋布每年13572疋(12)。若以个别县份而论情况更严重。礼泉“输入货品以洋布印花布为多数，购自西安”(13)；兴平“布以洋布为多”(14)，南郑“布业……贩卖大布为大宗……近年不得不改变宗首，代卖机织洋布”(15)。不独陕西市场洋布渐占优势，就连兰州布市也是“俄国布由新疆进口，盛行陇西，日本布自天津运来，充塞市面，前门入虎，后门进狼，不唯奄奄一息之鄂布，愈见退却，即国产他种布疋，亦受压迫”(16)。随洋布同时俱来的是洋纱，“陕人谓之洋线一物，其始来自印度，人以其质细无力，滞而不销，久之渐有图其简便而购以织布者，买主亦乐其精，于是盛行”(17)。光绪年间每年仅汉江一口入陕77290斤(18)。洋纱在陕西盛行造成陕西棉花出口的急剧壅滞，“从前汉中及川北附近陕省等处纺线拈线皆用陕省河北一带所产之棉，每至秋冬，凤县、留坝一路驮运棉花入川者络绎不绝……后一律改用洋纱洋线，陕花遂不入川……此种驮盈已绝迹矣”(19)，仅此一项陕西每年损失的利益就是“大宗巨万”。随洋纱而来的还有洋棉，“户产多乡棉，俗称乡花，嗣后洋棉输入，俗称洋花……宣统间洋棉普及而乡棉日少”(20)，陕西以及西北的土布、土纱市场几为其所夺矣。
不独棉纺织市场形势严峻，其他各业市场均不见乐观。陕北、陇青的羊毛，“近来洋行遣人常驻靖(边)定(边)一带，平时先给定银至今则收取皮毛而去，相沿既久，诚恐北山牧务将尽把持于洋人之手”(21)。在陇青“天津洋行来西北收羊毛者计有英商居里、兴隆、仁记、高林、新泰兴、德商瑞记、平和等七家”(22)，大量收购陇青羊毛贩运天津出口，使中国商人几乎无法插足。兰州织绒，由于“洋绒可以造毡，秦州人以羊毛纺织者谓之褐子……与洋货之哗叽无甚区别，然同州已鲜，关以东则绝无矣”(23)。其他如陕西皮革“亦有大部分售入洋行而运销国外者”(24)；兰靛，咸阳“产于南乡，岁可售金数万近因洋蓝充斥，几灭种”(25)。此外，洋烟代替水烟，“泾阳烟业……一落千丈”(26)；洋酒代替烧酒，使凤翔陈村酿酒业迅速衰落。洋货在陕西及西北地区的泛滥，使素以经营传统产品见常的陕西商帮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洋货冲击下纷纷改组歇业，它是造成陕西商帮衰落解体重要原因之一。
其四，秦巴山植披资源的枯竭，更进一步削弱了陕西及陕帮的经济实力。在乾嘉年间，陕西木商曾依托秦巴山丰富的植被，在木材加工转运领域急剧兴起，成为陕帮商人的四大经营之一。咸同年间，秦巴山区资源迅速破坏，千年积累的绿色植被一朝毁灭净尽。到咸同年间，秦巴山已经是“老林渐已烧尽，有山皆童”(27)，“深崖老林剡削既遍，濯濯牛山”(28)。造成这种资源大破坏的原因有二。一是对资源的粗放经营。老林开发初期，山内土著甚少，棚户或厂商向业主租山往往采取“脚踏手指”的方法，“地经手指脚踏为界，往往有数两契价买地数里，数十里者”(29)，或“数钱包垦数山数岭者”，使资源成本低廉，经营粗放。二是对资源的掠夺开发。老林开发时“山主贪其微值，懵懂莫辨”，租山契券往往写明“刮木见土”“木尽留山”字样，租山者只有采伐的权利，并不承担复植的义务，必然采取乱砍乱伐的掠夺性资源开发方式，使短短的百余年时间里“南山木材近已砍伐殆尽”(30)，“境内皆山，开垦无遗，即山坳石隙，无不遍及”(31)。秦巴山植被资源的迅速破坏不仅抽掉了山内工商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又因生态环境破坏而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南山一带老林开空，每当大水时，山水徒涨，夹沙带石，而末治河地屡被冲压”(32)，这些都巨大削弱了陕西的经济实力，使陕西“山童土燥，地瘠人贫”(33)，社会经济遭受了巨大破坏。
①白寿彝：《回民起义》，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册，第247页。
②白寿彝：《回民起义》第4册，第253页。
③《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九，第7页。
④《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二十六，《田赋一》。
⑤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选辑》第1册，第319页。
⑥《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三十，第1—4页。
⑦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选辑》第1册，第381页。
⑧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选辑》第1册，第735—736页。
⑨《清史稿》卷十九，《灾异五》。
⑩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卷五，第166页。
(11)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选辑》第1册，第746页。
(12)仇继恒：《汉江贸易州》第12页。
(13)《陕行汇刊》第1期，第137页。
(14)《陕行汇刊》第1期，第166页。
(15)《陕行汇刊》第1期，第192页。
(16)萧梅性：《兰州商业调查》第58页。
(17)《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八十三，第11297页。
(18)仇继恒：《汉江贸易册》第16页。
(19)仇继恒：《汉江贸易册》第17页。
(20)《户县县志·物产》第88页。
(21)仇继恒：《汉江贸易州》第54页。
(22)《西北羊毛调查》，《中农月刊》卷三，第9期。
(23)仇继恒：《汉江贸易州》第55页。
(24)《陕西西口皮货概况》，《工商通讯》第1卷，第16页。
(25)《咸阳县志·物产》。
(26)《泾阳商业志》第158页。
(27)仇继恒：《汉江贸易册》第26页。
(28)仇继恒：《汉江贸易册》第93页。
(29)《宁陕厅风俗志》第54页。
(30)《户县乡土志》中，第13页。
(31)《岚皋乡土志》第31页。
(32)卢坤：《秦疆治略》第2页。
(33)《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第10595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洋货开始在陕西滥饬，加之封建剥削使陕西经济恶化以及秦巴山区资源的枯竭，使兴盛了近五百年的陕西商帮面临着大分化、大改组的千百年未遇之大变局。除个别行业在依附西方资本主义过程中苟延残喘外，绝大多数行业纷纷破产和竭业，又中经同治初年陕甘回民起义的扫荡，纷纭篷勃了数个世纪的陕西商帮终于风流云散，走上衰落解体的历史道路。
第一节 近代陕西经济的恶化
清代前中期，陕西仍属全国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入清后，清朝统治者在陕西实行的一系列奖励垦殖，滋生人丁政策以及乾嘉朝秦巴老林的开发都进一步增强了陕西的经济实力。嘉道之世，关中人口激增，地不敷种，道光九年将旗人牧地开放，是年武功八旗厂地放垦3980亩，二十六年又放垦3346亩，次年再放武功、兴平、周至等地厂地6504亩，秦地男耕女织，鸡犬相闻。加之乾隆以来，重熙累治，“关陇腹地不见兵革者近百年”①，使陕西生产力尚能保持发展的势头，“岐雍之地，俗厚民庞，近二年来遍地麦禾，收成丰稔，官则仓库足额，民则藏盖充盈，夜不闭户，路鲜丐者”②，就是在道光初年仍然是“关中自户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登谷甚多”③。
但步入近代后，封建剥削的苛重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加深却造成陕西经济迅速逆转。
首先，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横征暴敛是造成陕西农业经济破坏的主要原因。自18世纪以来，陕西农民最沉重的负担是田赋附加的剥削。清代的田赋附加，始于康熙六十一年，当时每正赋银一两加征“耗羡”二钱。到了乾隆年间，于正耗之外，又加征“平余”。陕西的平余始于乾隆四十年，当时正赋银一两加征三分，不久又加征一钱一分，从此以后，巧立名目，摊派重叠，至嘉、道间，于正赋一两之上，连同“正耗”，“平余”加至一两五六钱之多，换言之，田赋附加增到了正赋的百分之一百六十④。
除民田外，陕西还有元、明二代留下来的“屯田”和“更名田”，即为官田。农民种官田而纳“本色”者，有“样粮”、“土粮”、“余粮”，纳“折色”者，有“牌价”、“片价”等陋规。以同治前省城附近的“永丰”“敬录”两仓道来说，每年政府所收入的征粮不过十八万担，而官吏对纳粮农民的剥削量就有二十几万串之多。此外，有些屯田更名田的农户对官府既纳“折色”，又纳“本色”，如大荔一佃户，每耕屯田一亩，披科折色银一分一厘二毫，又另征米豆三项，二升至三斗。沉重的赋税负担，使“民力愈形不支……以有地为累，争先贱售”⑤。
清代陕西的农民在各种田赋附加的剥削之外，还有差徭的剥削。
陕西从明代以来就苦于转输，至清代差徭更为沉重，清廷多次用兵西域，陕西供应繁重，如乾隆十年，为供应索伦锡伯军队过境，西、同、凤、泾、彬、乾、商、鄜等府州派遣马骡一万一千九百头。此后如大小金川之役，廓尔喀之役陕西各府州县的兵徭都极繁重⑥。
兵差之外，还有流差。流差包括三品以下官员过境，府县公出交卸，国外贡使过境，国内潘属及改流地方所属喇麻土司贡差过境，委员往来衙署，批解钱粮厘金，各衙门丁役公干，递解人犯要案，呈送地方土产及一切差徭，这些差费则由农民按地亩摊派。
除上述正差外，又有各种额外浮派，无名中饱的“黑差”，如差使的铺设费、酒宴费、馈送费，随从的钞牌、送站礼、门色、管厨等费，少者银几十两，多者几百两。又州县里的管粮房书和班头、户首、里书、店主、书役，各有中饱费、酒饭钱、灯茶钱，都得由农民供给。这些差徭科派，使农民不堪负担，故有人曾总结说“陕民之力竭，苦在差徭，役车载道，摊派颇仍，官吏借此开销，书役从此需索，脂膏竭矣”⑦。
其次，生态失调，灾害频仍是陕西清末生产力破坏的自然和社会原因。陕西地处黄土高原，风刚土厚，水比金贵。入清后，特别是嘉道年间秦巴山区的乱砍乱伐，使植被大破坏，生态平衡系统失调，导致陕西进入光绪年间后灾害频仍。据统计，陕西在从1881—1901年29年间，基本上是年年有灾。特别是光绪初年以来连续三年的大旱，陕西赤地千里，颗粒不收，人犬相食，“秦叠构奇荒，饿殍载道，枕籍死亡，凡不可以数计”⑧，仅高陵县一县“饿毙男妇三千余人”⑨，大荔县“西北某村有童养媳在灾年中因惧怕被翁姑杀食，逃至母家，结果乃被母家杀食，次日翁来询，女父答曰‘勿复问，但朝夕可也’，因相于其饱一餐”⑩。至光绪三年”同州府所辖之大荔、朝邑、合阳、澄城、韩城、蒲城及附近各州县，民有菜色，俱不聊生，饥民相率抢粮，甚而至于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11)。这实际上是反动政府一手造成的社会惨象，真实反映了陕西农业经济的破坏。
其三，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加剧是造成清末陕西工商业破坏的另一主要原因。1840年《南京条约》的签定位西方商品在中国“贸易通商无碍”；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定又允许西方商人在中国各地“任便设厂制造”，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如同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即便是陕西和西北这样的内陆和边塞之地，其洋货泛滥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就大宗商品贸易而言，湖北的府布、河南的土布是输向西北的主要商品，但到清末洋布、洋纱对西北市场的侵蚀已十分沉重。洋布到清末已是“近城市之人喜用东洋布”，“竹布，西洋花旗为最”，仅白河榷关一口流入陕西洋布每年13572疋(12)。若以个别县份而论情况更严重。礼泉“输入货品以洋布印花布为多数，购自西安”(13)；兴平“布以洋布为多”(14)，南郑“布业……贩卖大布为大宗……近年不得不改变宗首，代卖机织洋布”(15)。不独陕西市场洋布渐占优势，就连兰州布市也是“俄国布由新疆进口，盛行陇西，日本布自天津运来，充塞市面，前门入虎，后门进狼，不唯奄奄一息之鄂布，愈见退却，即国产他种布疋，亦受压迫”(16)。随洋布同时俱来的是洋纱，“陕人谓之洋线一物，其始来自印度，人以其质细无力，滞而不销，久之渐有图其简便而购以织布者，买主亦乐其精，于是盛行”(17)。光绪年间每年仅汉江一口入陕77290斤(18)。洋纱在陕西盛行造成陕西棉花出口的急剧壅滞，“从前汉中及川北附近陕省等处纺线拈线皆用陕省河北一带所产之棉，每至秋冬，凤县、留坝一路驮运棉花入川者络绎不绝……后一律改用洋纱洋线，陕花遂不入川……此种驮盈已绝迹矣”(19)，仅此一项陕西每年损失的利益就是“大宗巨万”。随洋纱而来的还有洋棉，“户产多乡棉，俗称乡花，嗣后洋棉输入，俗称洋花……宣统间洋棉普及而乡棉日少”(20)，陕西以及西北的土布、土纱市场几为其所夺矣。
不独棉纺织市场形势严峻，其他各业市场均不见乐观。陕北、陇青的羊毛，“近来洋行遣人常驻靖(边)定(边)一带，平时先给定银至今则收取皮毛而去，相沿既久，诚恐北山牧务将尽把持于洋人之手”(21)。在陇青“天津洋行来西北收羊毛者计有英商居里、兴隆、仁记、高林、新泰兴、德商瑞记、平和等七家”(22)，大量收购陇青羊毛贩运天津出口，使中国商人几乎无法插足。兰州织绒，由于“洋绒可以造毡，秦州人以羊毛纺织者谓之褐子……与洋货之哗叽无甚区别，然同州已鲜，关以东则绝无矣”(23)。其他如陕西皮革“亦有大部分售入洋行而运销国外者”(24)；兰靛，咸阳“产于南乡，岁可售金数万近因洋蓝充斥，几灭种”(25)。此外，洋烟代替水烟，“泾阳烟业……一落千丈”(26)；洋酒代替烧酒，使凤翔陈村酿酒业迅速衰落。洋货在陕西及西北地区的泛滥，使素以经营传统产品见常的陕西商帮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洋货冲击下纷纷改组歇业，它是造成陕西商帮衰落解体重要原因之一。
其四，秦巴山植披资源的枯竭，更进一步削弱了陕西及陕帮的经济实力。在乾嘉年间，陕西木商曾依托秦巴山丰富的植被，在木材加工转运领域急剧兴起，成为陕帮商人的四大经营之一。咸同年间，秦巴山区资源迅速破坏，千年积累的绿色植被一朝毁灭净尽。到咸同年间，秦巴山已经是“老林渐已烧尽，有山皆童”(27)，“深崖老林剡削既遍，濯濯牛山”(28)。造成这种资源大破坏的原因有二。一是对资源的粗放经营。老林开发初期，山内土著甚少，棚户或厂商向业主租山往往采取“脚踏手指”的方法，“地经手指脚踏为界，往往有数两契价买地数里，数十里者”(29)，或“数钱包垦数山数岭者”，使资源成本低廉，经营粗放。二是对资源的掠夺开发。老林开发时“山主贪其微值，懵懂莫辨”，租山契券往往写明“刮木见土”“木尽留山”字样，租山者只有采伐的权利，并不承担复植的义务，必然采取乱砍乱伐的掠夺性资源开发方式，使短短的百余年时间里“南山木材近已砍伐殆尽”(30)，“境内皆山，开垦无遗，即山坳石隙，无不遍及”(31)。秦巴山植被资源的迅速破坏不仅抽掉了山内工商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又因生态环境破坏而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南山一带老林开空，每当大水时，山水徒涨，夹沙带石，而末治河地屡被冲压”(32)，这些都巨大削弱了陕西的经济实力，使陕西“山童土燥，地瘠人贫”(33)，社会经济遭受了巨大破坏。
①白寿彝：《回民起义》，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册，第247页。
②白寿彝：《回民起义》第4册，第253页。
③《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九，第7页。
④《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二十六，《田赋一》。
⑤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选辑》第1册，第319页。
⑥《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三十，第1—4页。
⑦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选辑》第1册，第381页。
⑧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选辑》第1册，第735—736页。
⑨《清史稿》卷十九，《灾异五》。
⑩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卷五，第166页。
(11)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选辑》第1册，第746页。
(12)仇继恒：《汉江贸易州》第12页。
(13)《陕行汇刊》第1期，第137页。
(14)《陕行汇刊》第1期，第166页。
(15)《陕行汇刊》第1期，第192页。
(16)萧梅性：《兰州商业调查》第58页。
(17)《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八十三，第11297页。
(18)仇继恒：《汉江贸易册》第16页。
(19)仇继恒：《汉江贸易册》第17页。
(20)《户县县志·物产》第88页。
(21)仇继恒：《汉江贸易州》第54页。
(22)《西北羊毛调查》，《中农月刊》卷三，第9期。
(23)仇继恒：《汉江贸易州》第55页。
(24)《陕西西口皮货概况》，《工商通讯》第1卷，第16页。
(25)《咸阳县志·物产》。
(26)《泾阳商业志》第158页。
(27)仇继恒：《汉江贸易册》第26页。
(28)仇继恒：《汉江贸易册》第93页。
(29)《宁陕厅风俗志》第54页。
(30)《户县乡土志》中，第13页。
(31)《岚皋乡土志》第31页。
(32)卢坤：《秦疆治略》第2页。
(33)《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第105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