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历史
5(下).2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在江南地区的活动概况
第五章 陕西商人发展的第三次浪潮——陕西商帮的兴起(下) 第二节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在江南地区的活动概况
江苏扬州是明清陕西商人的起身之地，在“食盐开中”政策下，陕西商人输粮换引，赴扬州贩盐，使陕西商帮在明代中前期成为扬州的第一大商帮，陕西山西商人300余年的努力才造就了秦淮河畔的繁荣。在明代中前期陕西盐商是两准盐商的主要力量，“淮盐以西商为大宗”(37)，淮扬盐场的陕西商人势重于徽商和晋商。对此，宋应星曾有过议论，他说两淮“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38)。这里透载了两个历史信息。一则万历前后，两淮西商势力在徽商之上。当陕西、山西商人输粟贩钞，奔走于塞北淮南之间时，徽商尚在江南鱼盐茶叶为市，积蓄资本，虽有部分徽商投资淮盐，亦往往从西商手中买取盐引。因为明制“计口授盐，引地专卖”，徽商要获取本地以外盐引，除输粟换引外，并无他途。而由安徽江西运粟边地并无经济上的可行性，中国商人早有“千里不贩籴”的古训，徽商从秦晋商人手中分润盐引便成为最佳选择。涂宗睿《边盐壅滞疏》中载“先年盐法通行，或边商安于故土，不乐远涉，则有内商来边收买盐引”(39)可为佐证。二则，陕西盐商势力亦在晋商之上。明代的陕西地域包括陕甘宁川的广袤领域，其综合经济实力当在山西之上。并且陕西三边负担着全边二分之一的军饷粮草，其输粟运草的覆盖面积亦比宣府、大同为广。因此，成化三年“叶淇变法”之前，陕西商帮是淮扬盐场占首位的旅扬盐商。对此日本学者藤井宏亦有相同认识，他说“在明一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其势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40)。
成化三年“叶淇变法”后，秦、晋、徽三帮商人在淮扬盐场的实力对比有了新的变化。徽商势力迅速增长，他们在竞争中力克陕商而坐上了淮扬盐场的第一把交椅，陕西盐商只得屈居第二，位列晋商之上。对此，万历《扬州府志》于若瀛序中有说明“扬水国也……聚四方之民，新都(徽商)最，关以西(陕商)山右(晋商)次之”；而万历《扬州府志》又作了肯定的记述，“扬州皆四方贾人，新安最盛，关陕山西、江右次之”(41)，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明末，也没有发生变化。
陕西商人为扬州的发展作出过不朽的贡献，扬州的许多著名文化景点都原本是陕西人的产业。扬州的大雄宝刹是陕西泾阳商人赵运捐资修建的；“张园”是陕西富平商人张臻在扬州的别室；“康山别墅”是陕西武功商人康海家的私园。至今，扬州还流传着明末陕西商人三救扬州的故事。流寓扬州的陕商何诚，榆林人，明末倭警至，“诚与江都举人杨守诚倡议，扬州为盐课重地而盐运司及商人皆居城外，非策也，请于知府吴桂芳拟筑外城，议未决……而倭犯扬州劫城外一空，于是率从诚等议，工竣，诚自为记勒石，时(嘉靖)二十五年冬也。明年夏倭又大至，望新城雉堞屹然，逡巡引却”(42)，这是筑城保民的善举，因此扬州商民感其德，书之史册曰：“商民安堵至今赖焉”。而高陵陕商刘承渠“入广陵，寓居东廓，时值倭寇数甚猖獗，百姓趋城者如市，而城门已闭，百姓啼号，莫知所之。公叱守者曰：数千人命在旦夕，坐视为救，御暴御河。守者因启门，众乃得入，数千人赖以全活”(43)，这是开城救民的义举，因此承渠“名已藉之广陵矣”。而陕商阎金，当“嘉靖三十七年，倭躏畿辅，知府石茂华发民守城，民望倭薄城率股栗，时西北贾客在扬者数百人，金召其豪共登，陴有郜某者连躬殪其渠魁，倭闻陴多塞上人，疑其矢非边外劲弓不能发，遵守宵遁”(44)，这更是杀敌护民的壮举，因此“金由是名扬江淮”。
在明代和清代前中期，江浙地区是中国棉布的主要产区，而贩运江南棉布到西部地区的主要是陕西和山西商人，被江南人称之为“秦晋大贾”。他们一次携银“数百万或千万两”到江南苏、松、嘉、杭各地设庄收布，使陕西商人的脚步遍布了江浙的大小城镇。
在明代垄断江南标布市场的主要是秦晋布商，其中又以陕商为重。因为，其一，在明代棉布市场上，徽商的势力还在秦晋商人之下，当秦晋大贾携“白银动以数万计或多数十万两”(45)，到江南购布时，徽商在苏松棉布市场上的渗透才刚刚开始。褚华《沪城备考》“神救布商条”载：“万历癸未，邑有新安布商，持银六百两，寄载于田庄船，将往周浦，其银子为舟子所窥，黑夜中，三人共谋，缚客于铁锚，沉之黄浦，而瓜分所有焉”(46)，资料显示直到万历年间徽商往江南贩布所带金额只有600两，尚不及秦晋布商携银的零头，说明在江南棉布市场新安商人的势力刚起步，受到陕西、山西商人的压抑而发展不畅，只是到清代后“标客巨商罕至”(47)，徽商才夺得江南松江布市的优势地位。其二，在秦晋大贾中陕商的势力又重于晋商。因为在明代西部边防军40余万人中，陕西北三边四镇已占一半以上，宣府、大同及辽阳才占另一半，而标布贩鬻主要是面向官家需要的官布，说明陕商承担的贩布任务在晋商之上。其三，从当时人们对布商的称谓变化来讲，明代江南的官私著述、地方史志多称布商为“秦晋大贾”“关陕商人”或“秦晋布商”，其排序总是陕商在先。只是入清后，晋商因与清廷的特殊关系而势力转盛，称谓方一改为“山陕商人”，晋商开始位列陕商之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陕西布商在明代松江布市上的优势地位。
明代从事标布贩运的陕西布商主要是三原、泾阳、渭南、大荔的关中商人。三原因系布业中心，故三原布商不少，如王一鹤、王一鸿、王一鸣一门三仲昆，“市布邑及吴越无闲间，赀日起”(48)，后来一鸿还“化居吴虎间为布贾”(49)；张处士也是贩布起家，“名满邑里及姑苏”(50)；贠伯子“贾吴鬻布，家日起”(51)；还有周梅村，贩布苏州起家，家藏白银36万两，府第华丽(52)。泾阳业布起家的大商人也很多。师庄南“处士贾……往来姑苏于越诸扯，贸迁有无”(53)，其子师从政“随处士贾”“市布崛起，人以君椎也，争斋子钱贾吴越，往来无宁日”(54)，并成为陕西布商在苏州的“伙头”；社树姚家有惠天堂、仁在堂、居敬堂、行仁堂、衍义堂几个堂号，他家经营的布庄也很多(55)。咸宁、高陵也有业布发家的。咸宁朱友槐“贾吴越燕晋……伙至数十百人，家大起”(56)。高陵刘锡也参与贩布，“雄于西吴，金帛以万计”(57)。凤翔毛雄“游江南诸奥区，且贾且学，三四年积千金”(58)。朝邑、大荔、渭南更多业布致富的大财东，他们一般是在三原、泾阳设布庄，在本邑享其成。朝邑多商人，故县志说“秦人皆力农，朝邑颇事贾”(59)，其著名者如赵锐“壮游江海，既雄蓄藏”(60)；赵渡镇的王子正“贸易吴卫荆楚等地，百计经营，辛苦备赏，果获厚利”(61)，与赵渡镇隔河相望的渭南孝义镇赵家，“一门九府，皆是富户”(62)，赵家有不少人也是经营布庄为业。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荔八女井的李姓资本集团，自明代以来就是富户，其家商业以布庄为主。李姓共四门，是由树敏、树本、树德、树口传下来的，后各立一个堂号即永远、明远、致远、志远，其中老二“明远堂”开有“万顺德”布庄，老三“致远堂”开有“万顺贵”布庄，总号设在大荔城东库道，在三原、泾阳有分号。他家靠贩布起家，有银几十万两藏在窑中，咸丰年间仅永远堂后人李游甙捐一万两银子重修同州考院，同治元年，清军多隆阿至大荔，派兵发其家银窑，一次得银一百万两(63)，这是陕西靠贩布发家成为“盖省财东”的典型例证。
当陕西布商挟资亿万由东路至汴梁入大运河，或由南路入龙驹寨趋汉口赴江南购布时都必先集杭州。明人张瀚说“秦晋燕周之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宁布者，必走浙之东也”(64)。然后按《一统路程图记》《水陆路程》等行商路程手册所示泛舟而下，将足迹遍布苏松府各产布城市乡镇。如：
朱泾镇——所产标布质地精细，“明季多标行”(65)，“估客往来多满载”(66)，故“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67)，这里的数百家布号中有不少应是陕西商人开的字号。
枫泾镇——四乡农家多植棉且精于纺织，镇上“收购棉布的字号鳞次栉比，数以百计”(68)，这数以百计的收购棉布字号中属于陕商所办也有不少。
七宝镇——“比户织作，昼夜不辍，乡镇皆为之”(69)，所产“布有小布、稀布……布稀精者为‘尖’，有‘龙华尖’‘七宝尖’名目……其行远者为标布，关、陕及山左诸省，设局于邑广收之”(70)。张春华所撰竹枝词说七宝镇的棉布交易情形是“晓市评量信手拈，二十三尺外问谁添，关山路杳风声远，多少龙华七宝尖”(71)。这些资料都显示七宝镇是当年陕西布商活动的中心之一。因为称布之精者为“尖”是典型的陕西方言，陕西称事物精致美好曰“尖”，如人之有才能者曰“人尖”，水之好者曰“尖水”，故“龙华尖”“七宝尖”应为陕商所命名；在此设庄收布为“关、陕山左诸省”客商，布的去向为“关山”，都是指陕西，故陕商多集“七宝”。
朱家角镇——明万历年间已号称“商贾辐辏，贸易花布，为今巨镇”(72)，是远近闻名的标布贸易中心。该镇“多标行”有数百家布号“京省标客往来不绝”(73)，其“茶楼酒肆，为京洛标客居停之所”(74)。可见，朱家角镇也是陕西布商较集中的市镇。
南翔镇——四乡农家纺纱织布，所产有“浆纱、刷线两种，搓里只刷线，名扣布……布商各字号俱在镇，鉴择尤精，故里中所织甲一邑”(75)。由于南翔扣布“光洁而厚，制衣被耐久，远方珍之”(76)，远销至“蓟、辽、山、陕”(77)，而且在南翔建有“关帝庙”(78)。说明南翔也有不少陕商在此设庄购布。
外冈镇——万历以来外冈所产布曰“冈尖”，名声遐迩，“四方之巨贾富殂贸花布者，皆聚于此，遂称雄镇焉”(79)。这些布商至秋“夜半各肆开列，悬灯张火，蹭接肩摩，人语杂沓，道路拥挤，至晓而散”(80)，成为外冈一景，叫“春秋观市”。而这些“四方之巨贾”中当然有来自西北方的陕西布商。
法华镇——四乡所产稀布最驰名，其乡文人彭汉英《木棉谣》曰“织布成匹可易钱，万商捆裁不计船”(81)。在捆裁布匹的“万商”中有不少是陕西布商，因为其乡土志录朱凤洲《棉布谣》中说“莫辞劳，关中贾来价正高，经长迢迢纬不足，龟手辛苦连夜操”(82)。说明是关中布商促成了该镇棉纺织业的繁荣。
章练塘镇——棉布为镇“出产物之大宗”，“乡妇抱布入市”(83)，镇上布庄大量收购，“秋庄最盛”，因布匹质量好“颇为西贾所争购”(84)。可见章练塘镇争购布匹的陕西商也很多。
月浦镇——农产以棉布为大宗，“乡民赡身家，纳赋税悉赖于是”(85)，该镇是明代陕西布商主要活动的市镇之一，其《月浦志》说“相传在明代最为发达……有陕西巨商来镇设庄，收买布匹，百货充斥”(86)。由于陕商布价高，利润大，乡民便多从织绸转向织布，其邑人陈均《月溪棹歌》曰：“傍岸人家半是楼，机声轧轧五更头，年来布价高于帛，肯令金梭休更休”(87)，是陕商带来月浦产业结构的调整。
大场镇——商业首推布匹，棉花次之，“以前山陕布客，徽商等来此坐贾，市面极为繁盛，收买花布，非至深夜不散”(88)，说明大场镇也是陕西布商比较集中的地区。
这些到江南购布的陕西布商财丰势宏，他们或是“发银于庄而徐收其布”(89)，或是设庄自己收布，一般做的都是大生意。叶梦珠《阅世编》中记载，这些携重资而来的陕西布商“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90)。按复旦大学樊树志教授的估算“以每匹标布值银二钱计，银一万两可买布五万匹，十万两可买布五十万匹，五十万两可买布二百五十万匹。一个标客所带‘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其运销额当在数十万匹至数百万匹之间，决非一般小商贩所可比拟的”(91)。以一个布商一次贩布“数百万匹”这样的大手笔推算，黄印在《锡金识小录》中所说的“一岁交易，不下数十百万”(92)的交易额应当是可信的，而江南各地流播的《竹枝词》中所描绘的“贸易财源赖布商”(93)，“多少龙华七宝尖”(94)，“元宝曾经置大盈，估客往来多满载”(95)，“万商捆载不计船”(96)的标布交易情形也绝非虚语。由此可知，当年陕商在江南确实是财大气粗，势力恢宏，远非徽商一次持银区区600两所能与之匹敌。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在明代江南棉布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是陕西山西商人，而非清代以降后来居上的新安商人。
由于陕西布商在明代江南棉布市场上占优势地位，他们纵横捭阖，多财善贾，出手大方，“关中贾来价更高”(97)，给江南棉纺织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机会和棉布利润。以“往日……日织一匹，赢钱百文”(98)的一般赢利率来匡算，一个布商一次购布“数百万匹”，则一次带给江南地区的利润就至少在10万两左右，遂使苏松“郡人赖以为业”(99)，“其衣食全恃此”(100)，因而江南人民才视一大二土的陕西商人为衣食父母，“奉布商如王侯，争布商如对垒”(101)，对陕西布商的态度很友好，尊称他们为“关陕大贾”，“秦晋商人”。当这些陕西巨商捆载布匹，踏上归途时，留给江南地区棉纺织业的是一派繁荣。换句话说，正是明代陕西商人跨州越县到江南贩运布匹的商贸活动，才极大地刺激了明代江南棉纺业的发展，并对明代江南地区经济的崛起提供了物质基础。对此，明人徐光启有过一个十分中肯的总结，他指出“尝考宋绍兴中，松郡税粮十八万石耳，今平米九十七万石，会计加编，征收耗剩，起解铺垫，诸色役费，当复称是，是宋十倍。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亩之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由供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102)。
湖南、湖北是明清陕西商人赴江南贩茶贩布的又一主要地区。湖南安化盛产红茶，明代以来，在“茶马交易”政策引导下，由于陕西紫阳茶区所产绿茶产量有限，又味淡，不能满足西北游牧民族喜嗜茶的爱好。而安化红茶“粗枝、味浓”，为西北民众所喜好。在这种市场需求驱动下，陕西商人赴安化运购茶叶到泾阳焙炒压制成茶砖，再贩运到西北各地，这就是西北地区民众喜爱的“湖茶”的由来，从而使陕西商人成为湖南商界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安化出产以茶为大宗，初为黑茶，“陕甘两省茶商领引来安采办者甚多”，使安化茶农“藉茶价告粜，以诸生活者十之七八”(103)。陕商捆绑茶叶，经资水入洞庭趋长江，使陕商脚步遍及三湘大地。在省会长沙，从乾隆到同治的几百年间，“其贩卖皮货、金玉玩好，列肆盈廛，则皆山陕之客商”(104)。其几朝府志所载不易一字，说明长期以来陕商是长沙重要的商业力量。在湘潭“山陕客商最多，久滞思归”(105)。在衡阳经营烟草生意的主要是山陕商人，“山西、陕西大商以烟草为货者，有九堂十三号，每堂资本出入岁十余万金”(106)，在醴陵县经营“药材、南货、糕点、豆豉、杂货、银楼、布匹、钱庄、典当各大业，均属西帮”(107)。而武陵县“商贾，江省为多，北直、闽、广、秦、豫次之”(108)。彬县亦产茶，故“西帮、广帮载钱而来，贩茶而去，得利之厚略于烟台”(109)。桃源县有茶油之利，“陕豫之商毕集”(110)，长沙善化县“各省商于邑者，北客西陕……几遍城村”(111)。陕西商人在湖南经商，还留下一段十分凄美动人的故事。陕西巨商任宗，娶长安富户之女郭绍兰为妻，婚后任宗贾于湘中，数年不归，音讯不达，绍兰视堂中双燕戏于梁中，对燕子自语，“我闻燕子自海东来往复飞经湘中，我婿离家数岁不归，生死存亡不可知也”。欲附书于其夫，言讫泪下，燕子飞鸣上下似有所悟，兰对燕子说：“尔能相允，当停于我怀中”，燕飞于膝上，兰遂吟诗一首：“我婿去重湖，临窗泣血书。殷切凭燕翼，寄于薄情夫。”遂小书其字，系于燕子足上，燕遂飞鸣而去。任宗时在荆州，忽见一燕飞鸣于头上，讶而视之，遂泊于肩上，见有一小封书系于足下，解而视之，乃妻所寄之诗也。宗感而泣下，次年归。”(112)这一故事冯梦龙《情史》(113)和林近阳《燕居笔记》都有记载，可见流传之广。
入清后湖北的棉纺织业崛起，陕西商人为了节时省费，纷纷赴湖北贩运棉布经丹江趋龙驹寨运回陕西，使湖北成为陕西商人另一主要的经营区域。
首先，明清以来的人口区域移动，使秦楚之民互相杂居，加强了两省之间的联系。明代初年为了医治元末农民战争给湖北荆襄一带所带来的经济创伤，明政府实行移民政策，将陕西和山西的人民大量迁徙荆襄地区，形成明初有名的“山陕填荆襄”的移民运动。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湖北均州、光化等地，居民鲜少，郊野荒芜，各处商客有自洪武、永乐间潜居于此，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者”(114)，使得湖北的竹溪、郧阳、房县和均州、襄阳一带多山陕之民。《郧阳县志》中记载的很典型，说郧阳的居民是“民多秦音，俗尚楚歌，务农少学，流寓杂处……陕西之民四，江西之民三，山东、河南之民一，土著之民二”(115)。襄阳谷城也是“民多秦音，其俗朴”(116)。竹山“邑中附籍者有秦人、江西人、武昌人、黄州人，各有会馆”(117)。而入清以后，特别是雍正四年所实行的“放垦秦巴”的政策，大量的湖北、广东客民移居流寓秦巴山中，使得陕西兴安、商州多湖广之人，“川楚粤黔安徽无业之民，侨寓其中，数百万计”(118)，又形成历史上有名的“湖广填陕西”移民潮。这两次大的移民运动，使得秦鄂两省人民互相杂居，经济和文化往来日益密切，为山陕商人在湖北从事商贸活动奠定了人文历史基础。
其次，明末清初以来丹江水运的开发，湖北成为山陕商人活动的主要孔道。在明代前丹江水运由于竹林关月儿潭一带有巨石阻隔，其水运尚不具有经济意义。那时山陕商人到江南经商主要走潼关至开封的东官道，然后入运河水运。明末清初为了节省费用，加强西北与作为南北商业总汇的汉口之间的经济联系，清代加强了对丹江水运的整治。乾隆年间商州知府许维汉重点疏通龙驹寨到竹林关航道，疏通险滩29处，特别是排除了月儿潭的巨石阻隔，使丹江货运通畅，丹江水运成为连接湖北和陕西的主要商道。徐霞客在其《徐霞客游记》中指出：“龙驹寨，寨东去武关九十里，西向商州，即陕省简道，马骡商货，不让潼关道中。”(119)一个“不让潼关道中”说明明末丹江水运已具有经济上的意义。入清以后对河道的整治更使得丹江成为陕西与江南联系的黄金水道，“襄阳由汉江溯流而上，虽经二千里而可以大船装载，需用水脚无多”(120)。其商务地位跃居潼关道之上，到道光三十年“厘金岁额曾达银十五万两，居全陕之冠”(121)。丹江水运的繁盛，使龙驹寨成为连接汉口经襄阳到陕西的水陆码头，也成为山陕商人到江南从事商贸活动的主要孔道。乾隆时代陕西巡抚严如煜说：“龙驹寨小河一道，可通舟楫，直达襄阳之老河口，西商之贸易东南者多于此买舟雇驴。”(122)而光绪《襄阳府志》记载更有意思，说在连接陕楚的樊城“地当孔道，为商贾所荟萃，自西来者尚循俭朴，自南来者多习侈糜”(123)。这些都说明湖北明末清初成为山陕商人赴江南贸易的必经之路，他们的足迹踏遍了鄂西的广大区域。《郧阳县志》记载在从襄阳到陕西的陕鄂交界地区“往来而贾者秦人居多，百数十家缘山傍溪列廛为肆，号曰客民”(124)。
其三，进入清代后湖北农村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湖北成为山陕布商活动地区的主要区域和投资的主要场所。在明代由于北方棉纺织业发展无法解决气候干燥，断头颇多的技术困难，棉纺织品的生产基地主要在江南地区。进入清代后，北方开发了“挖掘地窖，以利纺织”的棉纺织新技术，使得棉纺织技术开始向长江以北的湖北和河南普及，湖北和河南农村棉纺织业的发展成为那一时期新的支柱产业。而山陕商人为了节省到江南贩布的运输费用，也开始在湖北推广棉纺织技术，他们采用多种方法引导农村的家庭棉纺织业规范生产，“惟初在各该处提倡织布时，亦颇费苦心：须先将土布尺寸长短宽窄及每匹重量拟一标准，在各乡张贴广告，俾众周知，以便照样仿作，久之一般贫民能照样织布，并努力求精，因是出品良好，销路渐广乃能维持至今而不改”(125)，有力推动了湖北以武昌、襄阳为中心的棉纺织业的发展。在德安、汉阳、黄州等产棉织布的州县以及汉阳府的孝感、花园等地，城乡居民习于织布，其所产土布结实耐穿，布厚起绒，异常暖和，有“暖布”之称，深得北方群众的欢迎，当时“货以府名”，故赢得“府布”的美名。每年春冬两季，山陕帮客商来本地设布行收买。孝感所产土布“细薄如绸，三十尺以下者为椿布，西贾所收也，至呼为孝感布”(126)；云梦“西商于云立店号数十处，与本地贸易市店以布互通有无”(127)；应城“大布粗而宽……四时舟车贩运不绝”(128)；随州“人习为布，秋熟后，贾贩鳞集；随民多持此为生计”(129)。汉阳府的汉阳、汉口、江夏、黄陂、沔阳、汉川以生产扣布著名，多为陕西布贾收购。汉阳“男女老幼机声轧轧……逐什一者盈千累万，至汉口加染造，以应秦晋滇黔远贾之贸”(130)。这里的“滇黔”远贾仍然是陕西人在雅安经营棉布的商人，由他们贩运鄂布到滇黔一带销售。汉川所产大布、小布“秦晋滇黔贾人争市焉”(131)，汉口所产之葛仙布“多输向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汉中地方”(132)。黄州府的黄岗、黄安、衡水、蕲春、麻城、罗山、广济八县以产“景布”著称，分销均县、汉中、郧阳、广元、白河、天水、蜀河口、兰州、兴安、石泉，“汉中等地的客贩，则系运桐油、木耳等山货来老河口，再贩景布折回”(133)。而荆州府的沙市、砖桥、后港、拾回桥等地所产“荆庄大布，清朝中叶，产销鼎盛，畅销全国鄂豫川陕14个省”(134)。这些贩自湖北的“府布”，先运至云梦，进行晾晒、捆载，云梦成为湖北府布的集散地。其县志曰“凡西客来楚贸布，必经云城捆载出疆”(135)，然后运汉口装船沿汉江而上入老河口至龙驹寨，再起旱陆路运至陕西三原。
所有这些都促使从明代以来大量山陕商人到湖北经商贸易，湖北成为山陕商人从事经商贸易的主要区域，他们的足迹遍布湖楚各地。安康“刘盈科，以商贸起家……自楚贩米”(136)。胡大朝最早在秦晋开当铺，后来到湖北经营商贸，“每泛舟江汉”(137)。大荔的厄为林“为富室某司号事，往来于汉口沙市之间”(138)。蒲城的王文宁“业盐家汉口，阅代矣”(139)。大荔八女井李家，“到同治年间已有一二百年历史，他家的商业以布庄为主，从湖北贩布，总号设在三原”(140)。韩城梁有才，清代迁居郧西板桥河，“耕贸起家”(141)。渭南李俊奇“贸易客死湖广”(142)。高陵刘帮祯“出贾荆湖”发财致富，成为高陵第一富户(143)。泾阳商人李元燮“经商于吴楚间”(144)。高陵刘希仁“其祖以贸易起家……权子母于川湖间”(145)。渭南张怡绳“以贫富习商，常游川楚间”(146)。明清山陕商人在湖北的经贸活动，使得山陕商帮成为湖北商贸领域的重要力量，在湖北的明清商业经济发展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在九省通衢的武汉，山陕商人主要从事茶叶、布匹、药材、皮货、典当、纸张等行业，嘉庆年间他们修建汉口山陕会馆时捐资的行帮就有二十三行之多，垄断了汉口贸易的半壁河山。以至于汉口《竹枝词》中带有怨气的说：“典当生涯属老西，蔑条花土尽黄帮。买卖全归汉口去，可怜生意冷沙头。”(147)在沙市商业贸易主要掌握在包括山陕商帮在内的十三帮手中，十三帮组成的办事会馆在旃檀庵挂出当天的行市牌价，整个沙市的商贸市场才能启动(148)。在黄梅县“其工匠无土著，率四方来者，取相通而食，凡开张百货，又皆山陕徽歙之人”(149)。在巴东“商贾依川江之便，民多逐末，然亦无大资本，贫民或为北人负土货出境往来”(150)。在汉阳、黄州、黄陂、孝感、沔阳、汉川等地，从事棉布贸易的主要是“秦晋滇黔远贾”(151)。在宜昌“郡城商市半皆客民，有川帮陕帮建帮徽帮”等(152)。山陕商帮在湖北商贸活动的顺利发展，使得当地土著眼界大开，他们在《荆沙竹枝词》中写道“毕竟客帮最有财，不同本地店难开。只须有个招牌晃，便好各行扯得来。”(153)
广东是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从明代起陕西商人经江西仙霞岭入广东做生意的也不少。明代陕西周至商人杨复，小名杨八老，娶妻不久，对妻子说：“我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家事日渐消乏。祖上原在闽广为商，我欲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154)。”后携货至漳浦，专待收买番禺货物回陕，被倭寇掠往日本，经19年才回归故乡，与家人团聚。明代，陕西西安巨商刘永泰与家仆进兴往潮州府发卖毡绒等货，大获其利，得银千有余两，遂收拾行李回家，在归途中被家奴伙同马夫所害(155)。陕西和山西商人最初集中在广州，专门合建了山陕宾馆，乾隆年间迁至佛山，使佛山升平街成为陕商麇集之区。嘉庆年间兴建山陕会馆捐资的佛山山陕商号有191家，道光年间增加到208家，使佛山经营药材、铁锅的生意，主要掌握在山陕商人手中(156)。
(37)刘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四，第22页。
(38)宋应星：《野议·盐政议》。
(39)《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四十七。
(40)转引自《平淮学刊》，第5辑，田培栋先生文，第618页。
(41)《扬州府志》卷一。
(42)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十四，第1页。
(43)吴钢：《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
(44)嘉庆《扬州府志》卷五十二，第10页。
(45)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
(46)褚华：《沪城备考》卷六，《杂记》。
(47)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
(48)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五。
(49)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五。
(50)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一。
(51)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四。
(52)《孟店古建》，三原县志办油印稿。
(53)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明寿官师庄南公墓志铭》，第13页。
(54)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
(55)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258页。
(56)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一，《明永寿府中尉友槐公墓志铭》。
(57)吴钢：《高陵碑石》，第149—150页。
(58)康海：《康对山先生文集》卷四十二。
(59)嘉庆《朝邑县志》卷一，《风俗》。
(60)韩邦奇：《苑洛集》《明寿官南轩赵公墓表》。
(61)李天受：《来紫堂集》卷一，《五子正七十寿序》。
(62)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44—47页。
(63)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101页。
(64)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65)嘉庆《朱泾志》卷一。
(66)嘉庆《朱泾志》卷一。
(67)顾公燮：《消夏闲记摘钞》卷中。
(68)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69)《蒲溪小志》卷一，《风俗》。
(70)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第19页。
(71)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第19页。
(72)万历《青浦县志》卷二。
(73)《松江府志》卷三，《镇市》。
(74)《珠里小志》卷一。
(75)《南翔镇志·物产志》。
(76)《南翔镇志·物产志》。
(77)万历《嘉定县志》卷六。
(78)嘉庆《南翔镇志》卷二，《建置》。
(79)崇祯《外冈志》卷一。
(80)祟祯《外冈志》卷一。
(81)《清华乡土志》卷三，《土产》。
(82)《清华乡土志》卷三，《土产》。
(83)《章练小志》卷二，《物产》。
(84)《章练小志》卷二，《物产》。
(85)民国《月浦里志》卷五。
(86)《月浦显志》卷五。
(87)光绪《月浦志》卷一。
(88)《宝山县续志》卷一。
(89)《紫堤村志》卷二。
(90)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
(91)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徽》，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92)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二十四。
(93)《马陆竹枝词》，《马陆县志》卷七。
(94)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第19页。
(95)嘉庆《朱泾志》卷一。
(96)《法华乡志》卷三。
(97)嘉庆《松江府志·艺文志》。
(98)史建云：《从棉纺织业看前清江南小农经济的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
(99)乾隆《安县县志·食货志》。
(100)康熙《上海县志·风俗志》。
(101)叶梦珠：《阅世编》卷六。
(102)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五。
(10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选辑》，第1册，第481—482页。
(104)乾隆《长沙府志》卷十一。
(105)《于瑞公政书·武昌书》卷四。
(106)《衡阳县志》卷十一，《食货六》。
(107)民国《醴陵县志》卷六，《食货》。
(108)《武陵县志》卷七。
(109)《湖南各县调查笔记》物产类。
(110)道光《桃源县志》卷三。
(111)光绪《善化县志》卷十八，《风俗》。
(112)林近阳《燕居笔记》(上)，第67页。
(113)冯梦龙：《情史》，岳麓书社1980年版，第867页。
(114)《明英宗实录》卷十六。
(115)同治《郧阳县志》卷一，《风俗》。
(116)光绪《襄阳府志》卷四，第2页。
(117)同治《竹山县志》卷一，《风俗》。
(118)《清经世文编》卷八十一，第2020页。
(119)徐霞客：《徐霞客游记》，转引自《丹凤县志》，第784页。
(120)《续修商志稿》卷八。
(121)《续修商志稿》卷八。
(122)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12页。
(123)光绪《襄阳府志》卷四，《风俗》。
(124)《郧阳县志》卷一，第1页。
(125)潘益民：《兰州之工商业与金融业》，第57页。
(126)《孝感县志·土物志》。
(127)《云梦县志略》卷一，《风俗》。
(128)《应城县志·物产》。
(129)《随州志·土产志》。
(130)《汉阳县志·物产志》
(131)《汉川县志·风俗志》。
(132)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选辑》，第1册，第512页。
(133)《老河口支线经济调查》，第45—46页。
(134)赵振业：《荆庄大布》，《荆门文史资料》，第6辑，第196页。
(135)道光《云梦县志》卷二。
(136)《安康县志》卷十三，人物传。
(137)《安康县志》卷十九。
(138)民国《大荔县志稿》卷十，第3页。
(139)范锴：《汉口丛谈》卷三。
(140)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页。
(141)民国《郧西县志》卷九。
(142)《新续渭南县志》卷九。
(143)吴钢：《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144)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第二编第三卷。
(145)吴钢：《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
(146)贺瑞麟：《清麓文集》卷二十二。
(147)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8页。
(148)毛鸣峰：《沙市的工商业与十三帮》，《北沙市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6页。
(149)《古今图书集成》卷一一七八，《黄州府部》。
(150)同治《巴东县志》卷二，《风俗》。
(151)《汉阳县志》卷二，《物产》。
(152)同治《宜昌府志》卷十一，《风俗》。
(153)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750页。
(154)冯梦龙：《喻世明言》卷十八，《杨八老越国奇遇》，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55)佚名：《详刑公案》，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0页。
(156)《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第201页。
江苏扬州是明清陕西商人的起身之地，在“食盐开中”政策下，陕西商人输粮换引，赴扬州贩盐，使陕西商帮在明代中前期成为扬州的第一大商帮，陕西山西商人300余年的努力才造就了秦淮河畔的繁荣。在明代中前期陕西盐商是两准盐商的主要力量，“淮盐以西商为大宗”(37)，淮扬盐场的陕西商人势重于徽商和晋商。对此，宋应星曾有过议论，他说两淮“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38)。这里透载了两个历史信息。一则万历前后，两淮西商势力在徽商之上。当陕西、山西商人输粟贩钞，奔走于塞北淮南之间时，徽商尚在江南鱼盐茶叶为市，积蓄资本，虽有部分徽商投资淮盐，亦往往从西商手中买取盐引。因为明制“计口授盐，引地专卖”，徽商要获取本地以外盐引，除输粟换引外，并无他途。而由安徽江西运粟边地并无经济上的可行性，中国商人早有“千里不贩籴”的古训，徽商从秦晋商人手中分润盐引便成为最佳选择。涂宗睿《边盐壅滞疏》中载“先年盐法通行，或边商安于故土，不乐远涉，则有内商来边收买盐引”(39)可为佐证。二则，陕西盐商势力亦在晋商之上。明代的陕西地域包括陕甘宁川的广袤领域，其综合经济实力当在山西之上。并且陕西三边负担着全边二分之一的军饷粮草，其输粟运草的覆盖面积亦比宣府、大同为广。因此，成化三年“叶淇变法”之前，陕西商帮是淮扬盐场占首位的旅扬盐商。对此日本学者藤井宏亦有相同认识，他说“在明一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其势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40)。
成化三年“叶淇变法”后，秦、晋、徽三帮商人在淮扬盐场的实力对比有了新的变化。徽商势力迅速增长，他们在竞争中力克陕商而坐上了淮扬盐场的第一把交椅，陕西盐商只得屈居第二，位列晋商之上。对此，万历《扬州府志》于若瀛序中有说明“扬水国也……聚四方之民，新都(徽商)最，关以西(陕商)山右(晋商)次之”；而万历《扬州府志》又作了肯定的记述，“扬州皆四方贾人，新安最盛，关陕山西、江右次之”(41)，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明末，也没有发生变化。
陕西商人为扬州的发展作出过不朽的贡献，扬州的许多著名文化景点都原本是陕西人的产业。扬州的大雄宝刹是陕西泾阳商人赵运捐资修建的；“张园”是陕西富平商人张臻在扬州的别室；“康山别墅”是陕西武功商人康海家的私园。至今，扬州还流传着明末陕西商人三救扬州的故事。流寓扬州的陕商何诚，榆林人，明末倭警至，“诚与江都举人杨守诚倡议，扬州为盐课重地而盐运司及商人皆居城外，非策也，请于知府吴桂芳拟筑外城，议未决……而倭犯扬州劫城外一空，于是率从诚等议，工竣，诚自为记勒石，时(嘉靖)二十五年冬也。明年夏倭又大至，望新城雉堞屹然，逡巡引却”(42)，这是筑城保民的善举，因此扬州商民感其德，书之史册曰：“商民安堵至今赖焉”。而高陵陕商刘承渠“入广陵，寓居东廓，时值倭寇数甚猖獗，百姓趋城者如市，而城门已闭，百姓啼号，莫知所之。公叱守者曰：数千人命在旦夕，坐视为救，御暴御河。守者因启门，众乃得入，数千人赖以全活”(43)，这是开城救民的义举，因此承渠“名已藉之广陵矣”。而陕商阎金，当“嘉靖三十七年，倭躏畿辅，知府石茂华发民守城，民望倭薄城率股栗，时西北贾客在扬者数百人，金召其豪共登，陴有郜某者连躬殪其渠魁，倭闻陴多塞上人，疑其矢非边外劲弓不能发，遵守宵遁”(44)，这更是杀敌护民的壮举，因此“金由是名扬江淮”。
在明代和清代前中期，江浙地区是中国棉布的主要产区，而贩运江南棉布到西部地区的主要是陕西和山西商人，被江南人称之为“秦晋大贾”。他们一次携银“数百万或千万两”到江南苏、松、嘉、杭各地设庄收布，使陕西商人的脚步遍布了江浙的大小城镇。
在明代垄断江南标布市场的主要是秦晋布商，其中又以陕商为重。因为，其一，在明代棉布市场上，徽商的势力还在秦晋商人之下，当秦晋大贾携“白银动以数万计或多数十万两”(45)，到江南购布时，徽商在苏松棉布市场上的渗透才刚刚开始。褚华《沪城备考》“神救布商条”载：“万历癸未，邑有新安布商，持银六百两，寄载于田庄船，将往周浦，其银子为舟子所窥，黑夜中，三人共谋，缚客于铁锚，沉之黄浦，而瓜分所有焉”(46)，资料显示直到万历年间徽商往江南贩布所带金额只有600两，尚不及秦晋布商携银的零头，说明在江南棉布市场新安商人的势力刚起步，受到陕西、山西商人的压抑而发展不畅，只是到清代后“标客巨商罕至”(47)，徽商才夺得江南松江布市的优势地位。其二，在秦晋大贾中陕商的势力又重于晋商。因为在明代西部边防军40余万人中，陕西北三边四镇已占一半以上，宣府、大同及辽阳才占另一半，而标布贩鬻主要是面向官家需要的官布，说明陕商承担的贩布任务在晋商之上。其三，从当时人们对布商的称谓变化来讲，明代江南的官私著述、地方史志多称布商为“秦晋大贾”“关陕商人”或“秦晋布商”，其排序总是陕商在先。只是入清后，晋商因与清廷的特殊关系而势力转盛，称谓方一改为“山陕商人”，晋商开始位列陕商之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陕西布商在明代松江布市上的优势地位。
明代从事标布贩运的陕西布商主要是三原、泾阳、渭南、大荔的关中商人。三原因系布业中心，故三原布商不少，如王一鹤、王一鸿、王一鸣一门三仲昆，“市布邑及吴越无闲间，赀日起”(48)，后来一鸿还“化居吴虎间为布贾”(49)；张处士也是贩布起家，“名满邑里及姑苏”(50)；贠伯子“贾吴鬻布，家日起”(51)；还有周梅村，贩布苏州起家，家藏白银36万两，府第华丽(52)。泾阳业布起家的大商人也很多。师庄南“处士贾……往来姑苏于越诸扯，贸迁有无”(53)，其子师从政“随处士贾”“市布崛起，人以君椎也，争斋子钱贾吴越，往来无宁日”(54)，并成为陕西布商在苏州的“伙头”；社树姚家有惠天堂、仁在堂、居敬堂、行仁堂、衍义堂几个堂号，他家经营的布庄也很多(55)。咸宁、高陵也有业布发家的。咸宁朱友槐“贾吴越燕晋……伙至数十百人，家大起”(56)。高陵刘锡也参与贩布，“雄于西吴，金帛以万计”(57)。凤翔毛雄“游江南诸奥区，且贾且学，三四年积千金”(58)。朝邑、大荔、渭南更多业布致富的大财东，他们一般是在三原、泾阳设布庄，在本邑享其成。朝邑多商人，故县志说“秦人皆力农，朝邑颇事贾”(59)，其著名者如赵锐“壮游江海，既雄蓄藏”(60)；赵渡镇的王子正“贸易吴卫荆楚等地，百计经营，辛苦备赏，果获厚利”(61)，与赵渡镇隔河相望的渭南孝义镇赵家，“一门九府，皆是富户”(62)，赵家有不少人也是经营布庄为业。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荔八女井的李姓资本集团，自明代以来就是富户，其家商业以布庄为主。李姓共四门，是由树敏、树本、树德、树口传下来的，后各立一个堂号即永远、明远、致远、志远，其中老二“明远堂”开有“万顺德”布庄，老三“致远堂”开有“万顺贵”布庄，总号设在大荔城东库道，在三原、泾阳有分号。他家靠贩布起家，有银几十万两藏在窑中，咸丰年间仅永远堂后人李游甙捐一万两银子重修同州考院，同治元年，清军多隆阿至大荔，派兵发其家银窑，一次得银一百万两(63)，这是陕西靠贩布发家成为“盖省财东”的典型例证。
当陕西布商挟资亿万由东路至汴梁入大运河，或由南路入龙驹寨趋汉口赴江南购布时都必先集杭州。明人张瀚说“秦晋燕周之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宁布者，必走浙之东也”(64)。然后按《一统路程图记》《水陆路程》等行商路程手册所示泛舟而下，将足迹遍布苏松府各产布城市乡镇。如：
朱泾镇——所产标布质地精细，“明季多标行”(65)，“估客往来多满载”(66)，故“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67)，这里的数百家布号中有不少应是陕西商人开的字号。
枫泾镇——四乡农家多植棉且精于纺织，镇上“收购棉布的字号鳞次栉比，数以百计”(68)，这数以百计的收购棉布字号中属于陕商所办也有不少。
七宝镇——“比户织作，昼夜不辍，乡镇皆为之”(69)，所产“布有小布、稀布……布稀精者为‘尖’，有‘龙华尖’‘七宝尖’名目……其行远者为标布，关、陕及山左诸省，设局于邑广收之”(70)。张春华所撰竹枝词说七宝镇的棉布交易情形是“晓市评量信手拈，二十三尺外问谁添，关山路杳风声远，多少龙华七宝尖”(71)。这些资料都显示七宝镇是当年陕西布商活动的中心之一。因为称布之精者为“尖”是典型的陕西方言，陕西称事物精致美好曰“尖”，如人之有才能者曰“人尖”，水之好者曰“尖水”，故“龙华尖”“七宝尖”应为陕商所命名；在此设庄收布为“关、陕山左诸省”客商，布的去向为“关山”，都是指陕西，故陕商多集“七宝”。
朱家角镇——明万历年间已号称“商贾辐辏，贸易花布，为今巨镇”(72)，是远近闻名的标布贸易中心。该镇“多标行”有数百家布号“京省标客往来不绝”(73)，其“茶楼酒肆，为京洛标客居停之所”(74)。可见，朱家角镇也是陕西布商较集中的市镇。
南翔镇——四乡农家纺纱织布，所产有“浆纱、刷线两种，搓里只刷线，名扣布……布商各字号俱在镇，鉴择尤精，故里中所织甲一邑”(75)。由于南翔扣布“光洁而厚，制衣被耐久，远方珍之”(76)，远销至“蓟、辽、山、陕”(77)，而且在南翔建有“关帝庙”(78)。说明南翔也有不少陕商在此设庄购布。
外冈镇——万历以来外冈所产布曰“冈尖”，名声遐迩，“四方之巨贾富殂贸花布者，皆聚于此，遂称雄镇焉”(79)。这些布商至秋“夜半各肆开列，悬灯张火，蹭接肩摩，人语杂沓，道路拥挤，至晓而散”(80)，成为外冈一景，叫“春秋观市”。而这些“四方之巨贾”中当然有来自西北方的陕西布商。
法华镇——四乡所产稀布最驰名，其乡文人彭汉英《木棉谣》曰“织布成匹可易钱，万商捆裁不计船”(81)。在捆裁布匹的“万商”中有不少是陕西布商，因为其乡土志录朱凤洲《棉布谣》中说“莫辞劳，关中贾来价正高，经长迢迢纬不足，龟手辛苦连夜操”(82)。说明是关中布商促成了该镇棉纺织业的繁荣。
章练塘镇——棉布为镇“出产物之大宗”，“乡妇抱布入市”(83)，镇上布庄大量收购，“秋庄最盛”，因布匹质量好“颇为西贾所争购”(84)。可见章练塘镇争购布匹的陕西商也很多。
月浦镇——农产以棉布为大宗，“乡民赡身家，纳赋税悉赖于是”(85)，该镇是明代陕西布商主要活动的市镇之一，其《月浦志》说“相传在明代最为发达……有陕西巨商来镇设庄，收买布匹，百货充斥”(86)。由于陕商布价高，利润大，乡民便多从织绸转向织布，其邑人陈均《月溪棹歌》曰：“傍岸人家半是楼，机声轧轧五更头，年来布价高于帛，肯令金梭休更休”(87)，是陕商带来月浦产业结构的调整。
大场镇——商业首推布匹，棉花次之，“以前山陕布客，徽商等来此坐贾，市面极为繁盛，收买花布，非至深夜不散”(88)，说明大场镇也是陕西布商比较集中的地区。
这些到江南购布的陕西布商财丰势宏，他们或是“发银于庄而徐收其布”(89)，或是设庄自己收布，一般做的都是大生意。叶梦珠《阅世编》中记载，这些携重资而来的陕西布商“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90)。按复旦大学樊树志教授的估算“以每匹标布值银二钱计，银一万两可买布五万匹，十万两可买布五十万匹，五十万两可买布二百五十万匹。一个标客所带‘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其运销额当在数十万匹至数百万匹之间，决非一般小商贩所可比拟的”(91)。以一个布商一次贩布“数百万匹”这样的大手笔推算，黄印在《锡金识小录》中所说的“一岁交易，不下数十百万”(92)的交易额应当是可信的，而江南各地流播的《竹枝词》中所描绘的“贸易财源赖布商”(93)，“多少龙华七宝尖”(94)，“元宝曾经置大盈，估客往来多满载”(95)，“万商捆载不计船”(96)的标布交易情形也绝非虚语。由此可知，当年陕商在江南确实是财大气粗，势力恢宏，远非徽商一次持银区区600两所能与之匹敌。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在明代江南棉布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是陕西山西商人，而非清代以降后来居上的新安商人。
由于陕西布商在明代江南棉布市场上占优势地位，他们纵横捭阖，多财善贾，出手大方，“关中贾来价更高”(97)，给江南棉纺织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机会和棉布利润。以“往日……日织一匹，赢钱百文”(98)的一般赢利率来匡算，一个布商一次购布“数百万匹”，则一次带给江南地区的利润就至少在10万两左右，遂使苏松“郡人赖以为业”(99)，“其衣食全恃此”(100)，因而江南人民才视一大二土的陕西商人为衣食父母，“奉布商如王侯，争布商如对垒”(101)，对陕西布商的态度很友好，尊称他们为“关陕大贾”，“秦晋商人”。当这些陕西巨商捆载布匹，踏上归途时，留给江南地区棉纺织业的是一派繁荣。换句话说，正是明代陕西商人跨州越县到江南贩运布匹的商贸活动，才极大地刺激了明代江南棉纺业的发展，并对明代江南地区经济的崛起提供了物质基础。对此，明人徐光启有过一个十分中肯的总结，他指出“尝考宋绍兴中，松郡税粮十八万石耳，今平米九十七万石，会计加编，征收耗剩，起解铺垫，诸色役费，当复称是，是宋十倍。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亩之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由供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102)。
湖南、湖北是明清陕西商人赴江南贩茶贩布的又一主要地区。湖南安化盛产红茶，明代以来，在“茶马交易”政策引导下，由于陕西紫阳茶区所产绿茶产量有限，又味淡，不能满足西北游牧民族喜嗜茶的爱好。而安化红茶“粗枝、味浓”，为西北民众所喜好。在这种市场需求驱动下，陕西商人赴安化运购茶叶到泾阳焙炒压制成茶砖，再贩运到西北各地，这就是西北地区民众喜爱的“湖茶”的由来，从而使陕西商人成为湖南商界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安化出产以茶为大宗，初为黑茶，“陕甘两省茶商领引来安采办者甚多”，使安化茶农“藉茶价告粜，以诸生活者十之七八”(103)。陕商捆绑茶叶，经资水入洞庭趋长江，使陕商脚步遍及三湘大地。在省会长沙，从乾隆到同治的几百年间，“其贩卖皮货、金玉玩好，列肆盈廛，则皆山陕之客商”(104)。其几朝府志所载不易一字，说明长期以来陕商是长沙重要的商业力量。在湘潭“山陕客商最多，久滞思归”(105)。在衡阳经营烟草生意的主要是山陕商人，“山西、陕西大商以烟草为货者，有九堂十三号，每堂资本出入岁十余万金”(106)，在醴陵县经营“药材、南货、糕点、豆豉、杂货、银楼、布匹、钱庄、典当各大业，均属西帮”(107)。而武陵县“商贾，江省为多，北直、闽、广、秦、豫次之”(108)。彬县亦产茶，故“西帮、广帮载钱而来，贩茶而去，得利之厚略于烟台”(109)。桃源县有茶油之利，“陕豫之商毕集”(110)，长沙善化县“各省商于邑者，北客西陕……几遍城村”(111)。陕西商人在湖南经商，还留下一段十分凄美动人的故事。陕西巨商任宗，娶长安富户之女郭绍兰为妻，婚后任宗贾于湘中，数年不归，音讯不达，绍兰视堂中双燕戏于梁中，对燕子自语，“我闻燕子自海东来往复飞经湘中，我婿离家数岁不归，生死存亡不可知也”。欲附书于其夫，言讫泪下，燕子飞鸣上下似有所悟，兰对燕子说：“尔能相允，当停于我怀中”，燕飞于膝上，兰遂吟诗一首：“我婿去重湖，临窗泣血书。殷切凭燕翼，寄于薄情夫。”遂小书其字，系于燕子足上，燕遂飞鸣而去。任宗时在荆州，忽见一燕飞鸣于头上，讶而视之，遂泊于肩上，见有一小封书系于足下，解而视之，乃妻所寄之诗也。宗感而泣下，次年归。”(112)这一故事冯梦龙《情史》(113)和林近阳《燕居笔记》都有记载，可见流传之广。
入清后湖北的棉纺织业崛起，陕西商人为了节时省费，纷纷赴湖北贩运棉布经丹江趋龙驹寨运回陕西，使湖北成为陕西商人另一主要的经营区域。
首先，明清以来的人口区域移动，使秦楚之民互相杂居，加强了两省之间的联系。明代初年为了医治元末农民战争给湖北荆襄一带所带来的经济创伤，明政府实行移民政策，将陕西和山西的人民大量迁徙荆襄地区，形成明初有名的“山陕填荆襄”的移民运动。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湖北均州、光化等地，居民鲜少，郊野荒芜，各处商客有自洪武、永乐间潜居于此，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者”(114)，使得湖北的竹溪、郧阳、房县和均州、襄阳一带多山陕之民。《郧阳县志》中记载的很典型，说郧阳的居民是“民多秦音，俗尚楚歌，务农少学，流寓杂处……陕西之民四，江西之民三，山东、河南之民一，土著之民二”(115)。襄阳谷城也是“民多秦音，其俗朴”(116)。竹山“邑中附籍者有秦人、江西人、武昌人、黄州人，各有会馆”(117)。而入清以后，特别是雍正四年所实行的“放垦秦巴”的政策，大量的湖北、广东客民移居流寓秦巴山中，使得陕西兴安、商州多湖广之人，“川楚粤黔安徽无业之民，侨寓其中，数百万计”(118)，又形成历史上有名的“湖广填陕西”移民潮。这两次大的移民运动，使得秦鄂两省人民互相杂居，经济和文化往来日益密切，为山陕商人在湖北从事商贸活动奠定了人文历史基础。
其次，明末清初以来丹江水运的开发，湖北成为山陕商人活动的主要孔道。在明代前丹江水运由于竹林关月儿潭一带有巨石阻隔，其水运尚不具有经济意义。那时山陕商人到江南经商主要走潼关至开封的东官道，然后入运河水运。明末清初为了节省费用，加强西北与作为南北商业总汇的汉口之间的经济联系，清代加强了对丹江水运的整治。乾隆年间商州知府许维汉重点疏通龙驹寨到竹林关航道，疏通险滩29处，特别是排除了月儿潭的巨石阻隔，使丹江货运通畅，丹江水运成为连接湖北和陕西的主要商道。徐霞客在其《徐霞客游记》中指出：“龙驹寨，寨东去武关九十里，西向商州，即陕省简道，马骡商货，不让潼关道中。”(119)一个“不让潼关道中”说明明末丹江水运已具有经济上的意义。入清以后对河道的整治更使得丹江成为陕西与江南联系的黄金水道，“襄阳由汉江溯流而上，虽经二千里而可以大船装载，需用水脚无多”(120)。其商务地位跃居潼关道之上，到道光三十年“厘金岁额曾达银十五万两，居全陕之冠”(121)。丹江水运的繁盛，使龙驹寨成为连接汉口经襄阳到陕西的水陆码头，也成为山陕商人到江南从事商贸活动的主要孔道。乾隆时代陕西巡抚严如煜说：“龙驹寨小河一道，可通舟楫，直达襄阳之老河口，西商之贸易东南者多于此买舟雇驴。”(122)而光绪《襄阳府志》记载更有意思，说在连接陕楚的樊城“地当孔道，为商贾所荟萃，自西来者尚循俭朴，自南来者多习侈糜”(123)。这些都说明湖北明末清初成为山陕商人赴江南贸易的必经之路，他们的足迹踏遍了鄂西的广大区域。《郧阳县志》记载在从襄阳到陕西的陕鄂交界地区“往来而贾者秦人居多，百数十家缘山傍溪列廛为肆，号曰客民”(124)。
其三，进入清代后湖北农村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湖北成为山陕布商活动地区的主要区域和投资的主要场所。在明代由于北方棉纺织业发展无法解决气候干燥，断头颇多的技术困难，棉纺织品的生产基地主要在江南地区。进入清代后，北方开发了“挖掘地窖，以利纺织”的棉纺织新技术，使得棉纺织技术开始向长江以北的湖北和河南普及，湖北和河南农村棉纺织业的发展成为那一时期新的支柱产业。而山陕商人为了节省到江南贩布的运输费用，也开始在湖北推广棉纺织技术，他们采用多种方法引导农村的家庭棉纺织业规范生产，“惟初在各该处提倡织布时，亦颇费苦心：须先将土布尺寸长短宽窄及每匹重量拟一标准，在各乡张贴广告，俾众周知，以便照样仿作，久之一般贫民能照样织布，并努力求精，因是出品良好，销路渐广乃能维持至今而不改”(125)，有力推动了湖北以武昌、襄阳为中心的棉纺织业的发展。在德安、汉阳、黄州等产棉织布的州县以及汉阳府的孝感、花园等地，城乡居民习于织布，其所产土布结实耐穿，布厚起绒，异常暖和，有“暖布”之称，深得北方群众的欢迎，当时“货以府名”，故赢得“府布”的美名。每年春冬两季，山陕帮客商来本地设布行收买。孝感所产土布“细薄如绸，三十尺以下者为椿布，西贾所收也，至呼为孝感布”(126)；云梦“西商于云立店号数十处，与本地贸易市店以布互通有无”(127)；应城“大布粗而宽……四时舟车贩运不绝”(128)；随州“人习为布，秋熟后，贾贩鳞集；随民多持此为生计”(129)。汉阳府的汉阳、汉口、江夏、黄陂、沔阳、汉川以生产扣布著名，多为陕西布贾收购。汉阳“男女老幼机声轧轧……逐什一者盈千累万，至汉口加染造，以应秦晋滇黔远贾之贸”(130)。这里的“滇黔”远贾仍然是陕西人在雅安经营棉布的商人，由他们贩运鄂布到滇黔一带销售。汉川所产大布、小布“秦晋滇黔贾人争市焉”(131)，汉口所产之葛仙布“多输向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汉中地方”(132)。黄州府的黄岗、黄安、衡水、蕲春、麻城、罗山、广济八县以产“景布”著称，分销均县、汉中、郧阳、广元、白河、天水、蜀河口、兰州、兴安、石泉，“汉中等地的客贩，则系运桐油、木耳等山货来老河口，再贩景布折回”(133)。而荆州府的沙市、砖桥、后港、拾回桥等地所产“荆庄大布，清朝中叶，产销鼎盛，畅销全国鄂豫川陕14个省”(134)。这些贩自湖北的“府布”，先运至云梦，进行晾晒、捆载，云梦成为湖北府布的集散地。其县志曰“凡西客来楚贸布，必经云城捆载出疆”(135)，然后运汉口装船沿汉江而上入老河口至龙驹寨，再起旱陆路运至陕西三原。
所有这些都促使从明代以来大量山陕商人到湖北经商贸易，湖北成为山陕商人从事经商贸易的主要区域，他们的足迹遍布湖楚各地。安康“刘盈科，以商贸起家……自楚贩米”(136)。胡大朝最早在秦晋开当铺，后来到湖北经营商贸，“每泛舟江汉”(137)。大荔的厄为林“为富室某司号事，往来于汉口沙市之间”(138)。蒲城的王文宁“业盐家汉口，阅代矣”(139)。大荔八女井李家，“到同治年间已有一二百年历史，他家的商业以布庄为主，从湖北贩布，总号设在三原”(140)。韩城梁有才，清代迁居郧西板桥河，“耕贸起家”(141)。渭南李俊奇“贸易客死湖广”(142)。高陵刘帮祯“出贾荆湖”发财致富，成为高陵第一富户(143)。泾阳商人李元燮“经商于吴楚间”(144)。高陵刘希仁“其祖以贸易起家……权子母于川湖间”(145)。渭南张怡绳“以贫富习商，常游川楚间”(146)。明清山陕商人在湖北的经贸活动，使得山陕商帮成为湖北商贸领域的重要力量，在湖北的明清商业经济发展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在九省通衢的武汉，山陕商人主要从事茶叶、布匹、药材、皮货、典当、纸张等行业，嘉庆年间他们修建汉口山陕会馆时捐资的行帮就有二十三行之多，垄断了汉口贸易的半壁河山。以至于汉口《竹枝词》中带有怨气的说：“典当生涯属老西，蔑条花土尽黄帮。买卖全归汉口去，可怜生意冷沙头。”(147)在沙市商业贸易主要掌握在包括山陕商帮在内的十三帮手中，十三帮组成的办事会馆在旃檀庵挂出当天的行市牌价，整个沙市的商贸市场才能启动(148)。在黄梅县“其工匠无土著，率四方来者，取相通而食，凡开张百货，又皆山陕徽歙之人”(149)。在巴东“商贾依川江之便，民多逐末，然亦无大资本，贫民或为北人负土货出境往来”(150)。在汉阳、黄州、黄陂、孝感、沔阳、汉川等地，从事棉布贸易的主要是“秦晋滇黔远贾”(151)。在宜昌“郡城商市半皆客民，有川帮陕帮建帮徽帮”等(152)。山陕商帮在湖北商贸活动的顺利发展，使得当地土著眼界大开，他们在《荆沙竹枝词》中写道“毕竟客帮最有财，不同本地店难开。只须有个招牌晃，便好各行扯得来。”(153)
广东是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从明代起陕西商人经江西仙霞岭入广东做生意的也不少。明代陕西周至商人杨复，小名杨八老，娶妻不久，对妻子说：“我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家事日渐消乏。祖上原在闽广为商，我欲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154)。”后携货至漳浦，专待收买番禺货物回陕，被倭寇掠往日本，经19年才回归故乡，与家人团聚。明代，陕西西安巨商刘永泰与家仆进兴往潮州府发卖毡绒等货，大获其利，得银千有余两，遂收拾行李回家，在归途中被家奴伙同马夫所害(155)。陕西和山西商人最初集中在广州，专门合建了山陕宾馆，乾隆年间迁至佛山，使佛山升平街成为陕商麇集之区。嘉庆年间兴建山陕会馆捐资的佛山山陕商号有191家，道光年间增加到208家，使佛山经营药材、铁锅的生意，主要掌握在山陕商人手中(156)。
(37)刘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四，第22页。
(38)宋应星：《野议·盐政议》。
(39)《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四十七。
(40)转引自《平淮学刊》，第5辑，田培栋先生文，第618页。
(41)《扬州府志》卷一。
(42)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十四，第1页。
(43)吴钢：《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
(44)嘉庆《扬州府志》卷五十二，第10页。
(45)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
(46)褚华：《沪城备考》卷六，《杂记》。
(47)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
(48)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五。
(49)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五。
(50)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一。
(51)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四。
(52)《孟店古建》，三原县志办油印稿。
(53)来严然：《自喻堂集》卷二，《明寿官师庄南公墓志铭》，第13页。
(54)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
(55)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258页。
(56)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一，《明永寿府中尉友槐公墓志铭》。
(57)吴钢：《高陵碑石》，第149—150页。
(58)康海：《康对山先生文集》卷四十二。
(59)嘉庆《朝邑县志》卷一，《风俗》。
(60)韩邦奇：《苑洛集》《明寿官南轩赵公墓表》。
(61)李天受：《来紫堂集》卷一，《五子正七十寿序》。
(62)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44—47页。
(63)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101页。
(64)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65)嘉庆《朱泾志》卷一。
(66)嘉庆《朱泾志》卷一。
(67)顾公燮：《消夏闲记摘钞》卷中。
(68)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69)《蒲溪小志》卷一，《风俗》。
(70)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第19页。
(71)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第19页。
(72)万历《青浦县志》卷二。
(73)《松江府志》卷三，《镇市》。
(74)《珠里小志》卷一。
(75)《南翔镇志·物产志》。
(76)《南翔镇志·物产志》。
(77)万历《嘉定县志》卷六。
(78)嘉庆《南翔镇志》卷二，《建置》。
(79)崇祯《外冈志》卷一。
(80)祟祯《外冈志》卷一。
(81)《清华乡土志》卷三，《土产》。
(82)《清华乡土志》卷三，《土产》。
(83)《章练小志》卷二，《物产》。
(84)《章练小志》卷二，《物产》。
(85)民国《月浦里志》卷五。
(86)《月浦显志》卷五。
(87)光绪《月浦志》卷一。
(88)《宝山县续志》卷一。
(89)《紫堤村志》卷二。
(90)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
(91)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徽》，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92)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二十四。
(93)《马陆竹枝词》，《马陆县志》卷七。
(94)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第19页。
(95)嘉庆《朱泾志》卷一。
(96)《法华乡志》卷三。
(97)嘉庆《松江府志·艺文志》。
(98)史建云：《从棉纺织业看前清江南小农经济的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
(99)乾隆《安县县志·食货志》。
(100)康熙《上海县志·风俗志》。
(101)叶梦珠：《阅世编》卷六。
(102)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五。
(10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选辑》，第1册，第481—482页。
(104)乾隆《长沙府志》卷十一。
(105)《于瑞公政书·武昌书》卷四。
(106)《衡阳县志》卷十一，《食货六》。
(107)民国《醴陵县志》卷六，《食货》。
(108)《武陵县志》卷七。
(109)《湖南各县调查笔记》物产类。
(110)道光《桃源县志》卷三。
(111)光绪《善化县志》卷十八，《风俗》。
(112)林近阳《燕居笔记》(上)，第67页。
(113)冯梦龙：《情史》，岳麓书社1980年版，第867页。
(114)《明英宗实录》卷十六。
(115)同治《郧阳县志》卷一，《风俗》。
(116)光绪《襄阳府志》卷四，第2页。
(117)同治《竹山县志》卷一，《风俗》。
(118)《清经世文编》卷八十一，第2020页。
(119)徐霞客：《徐霞客游记》，转引自《丹凤县志》，第784页。
(120)《续修商志稿》卷八。
(121)《续修商志稿》卷八。
(122)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第12页。
(123)光绪《襄阳府志》卷四，《风俗》。
(124)《郧阳县志》卷一，第1页。
(125)潘益民：《兰州之工商业与金融业》，第57页。
(126)《孝感县志·土物志》。
(127)《云梦县志略》卷一，《风俗》。
(128)《应城县志·物产》。
(129)《随州志·土产志》。
(130)《汉阳县志·物产志》
(131)《汉川县志·风俗志》。
(132)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选辑》，第1册，第512页。
(133)《老河口支线经济调查》，第45—46页。
(134)赵振业：《荆庄大布》，《荆门文史资料》，第6辑，第196页。
(135)道光《云梦县志》卷二。
(136)《安康县志》卷十三，人物传。
(137)《安康县志》卷十九。
(138)民国《大荔县志稿》卷十，第3页。
(139)范锴：《汉口丛谈》卷三。
(140)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页。
(141)民国《郧西县志》卷九。
(142)《新续渭南县志》卷九。
(143)吴钢：《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144)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第二编第三卷。
(145)吴钢：《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
(146)贺瑞麟：《清麓文集》卷二十二。
(147)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8页。
(148)毛鸣峰：《沙市的工商业与十三帮》，《北沙市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6页。
(149)《古今图书集成》卷一一七八，《黄州府部》。
(150)同治《巴东县志》卷二，《风俗》。
(151)《汉阳县志》卷二，《物产》。
(152)同治《宜昌府志》卷十一，《风俗》。
(153)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750页。
(154)冯梦龙：《喻世明言》卷十八，《杨八老越国奇遇》，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55)佚名：《详刑公案》，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0页。
(156)《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