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历史
5(下).3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在西部地区的活动概况
第五章 陕西商人发展的第三次浪潮——陕西商帮的兴起(下) 第三节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在西部地区的活动概况
祖国西部地区包括川、陕、甘、宁、青、疆、云、贵、广、蒙等广大区域，又分为西南与西北两个方向。明清以来的陕西商人作为“西商”，主要垄断着西部的商贸活动，因此西部地区才是陕西商人大有作为的快乐老家。
在西南方向，四川是陕西商人实力最为雄厚的地区。
陕西商人赴四川经商起源很早，还在宋代就有很多陕西商人在四川做生意，《宋会要辑稿》载北宋时“陕西兴贩鲜盐入川，却卖川茶于陕西州军，货卖往返，获利最厚”(157)。进入明清后，政府实行招民入川垦殖政策，陕西与四川地界相连，每当川省人口减，移民入川，陕西首当其冲。所以明代以来的“秦民填蜀”移民运动连绵不绝，陕西商民“挈其妻子，随带驴骡，数十成群”(158)，入川垦殖，使陕西商民足迹遍布川北各地，如“阆中毗连陕西，故陕人为多”(159)，达县“土著绝少，而占籍者率多陕西”(160)，三台“隶版籍者为秦为楚”(161)。就连清初的成都“茅舍寥寥，询其居民，大都秦人”(162)。
清初为恢复川盐生产，清政府实行“招商引领，计口授食”的食盐产销政策，为陕西商人“弃淮入川”，挤入川省贸易领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大量陕西商人携资入川，开拓商贸经营的新天地。他们头戴瓜皮帽，肩背钱褡子，在川省到处落户，到处创业，着实在川省大地上刮起过一场商品经济的西北风。在夔州“聚集陕西商人万余名”(163)；在遂宁“前清当商……资本为最雄厚，然皆陕西人也”(164)；在綦江“山陕之客云集”(165)；在荣经“山陕直隶各省客商，每岁必来荣采买”(166)；在隆昌“山陕等省往往来隆兴贩获利”(167)；在南江“山陕客民来山星买”(168)；在涪陵“陕西人挟资而来，放债剥利”(169)，致使“川省正经字号多属陕客”(170)。特别是乾嘉年间，陕西商人抓住“招商承引”，挤入川盐产销，成为自流井盐的主要开发者，“川盐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川人占十之二三”(171)。到咸丰年间，“陕商的盐业投资进入极盛时期，犍乐盐场，专门生产济楚花盐的有十大灶，陕商就控制着其中的六大灶。这样在富荣地区就形成了陕西帮，在经济上有相当大的实力，可以左右盐业”(172)。特别是清初，四川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下，自然经济色彩浓厚“川人不谙行盐”“鲜有自行配运者”(173)，包括陕商在内的各地商帮，抓住这一市场机遇，商贸活动在川省各地获得长足进步，如在成都“四川之典当业，在前清时期颇称发达，当时董斯业者，大都系陕西帮，组织严密，办事认真，加之当时人民朴素，十当九赎，不愿死当，故每年皆有盈余”(174)。在崇庆“商贸旧多江、浙、闽、广、山陕各省为之”(175)。在南充“民、粤、吴、秦各省大商帮携重资云集郡城，仰食者甚众”(176)。在犍为“当铺清时代城内及牛华溪两侧有陕商两家，资本雄厚，除典当外，兼营借放，商场颇形活跃”(177)。在荣经“陕帮商人在自流井牛氏巷开设了第一家当铺，获利很大，本地及荣县、威远的富有大贾及地主老财，看到眼红”(178)。
四川南部雅、灌、名、邛、洪五属州县是我国古老的茶区之一，又与居住在松潘、西藏的藏族地域相连。明初为了以茶易马，在临近藏区的碉门、黎州、雅州设茶马司主持茶马交易，并将这一制度推行于全部川藏边区，“秦蜀之茶，自碉门雅黎抵甘乌恩藏五千余里皆用之”(179)。
雅安是川南茶的主要产区，又是明初茶马互市的交易场所，番人由严州卫入黎州到雅州易茶，故“陕西人在雅安特别多”(180)。他们最初在雅安收茶卖茶，当茶马交易中心移至打箭炉后，这些陕西茶商在雅安等产茶区收茶焙制后运转康定，到民国尚存在20余家，在雅安的就有“义兴、聚诚、天增公、恒春、恒太，五家都是陕西帮”(181)，其中“义兴茶庄，实创于明末，经营边茶之规模信誉，诚为雅安第一家”(182)，到民国“雅康途中，每日所见茶背子，可达七百余人”(183)，足见其贸易之繁盛。
汉源为古黎州，明代番商经此地入雅安换茶，故该地“城势雄伟，城内九街十八巷遗迹尚可访寻，当时汉夷交易即聚于此”(184)。
打箭炉即今日之康定，因诸葛亮征蜀令部将郭达在此造箭而得名。昔日打箭炉仅是一荒凉的小山村，因陕西茶商为接近藏区往往越境贩茶于此，“邛、雅、荣、天、名州县商人，领引边茶，皆于炉城设店出售”(185)，而使该地成为汉藏贸易中心，《四川通志》曰“惟茶商聚于西炉，番众往来交易，以是成为通衢也”(186)。到明末该地已有经营茶业的“锅庄木鸦万千户”，清康熙四十七年造泸定桥，使雅鲁藏布江天堑变通途，“军民商贾之车徙负载，咸得安驱疾驶”(187)，康定遂成川康商业中心，“番夷总汇，因山而成，市井辐凑”(188)，“常年交易，不千数千金，俗以小成都名之”(189)。而该城“贸易则操于陕商之手”(190)，并形成该地商业隆替以边茶贸易为转移的局面。泸河以北为陕西街(常称为老陕街)，“陕西客商经营的店铺有百余家”(191)，是康定商业最繁华的街区。而聚居在陕西街的茶店就有“八十余家，资金最雄厚的是陕西帮”(192)，他们兴增衰减，以大并小，主要的字号有：姜公兴、兰荣泰、王长盛、王怡盛、义兴、恒太、聚诚、天增公、恒春、余孚和、夏永昌、黄福元、高泰原、高德泰、李庆发、杨天德、高泰昌、王兴华、彭裕泰、王恒升、王元记、李胜和、王骥成等。这些设在康定的茶庄实际上只是一家号口，在产地则分为几家茶厂。如黄福元，在康定则一家，在天全则有福元贞、福元太、福元义三家，都各自设厂办茶，三家所产茶运到康定由代表三家的坐庄销售，各家情况相似，不一一列举(193)。
这些在康定由陕商设立的茶庄中历史悠久，资本较大，具有代表性的商号有：
恒盛合：是陕帮中最古老的商号，起初是户县牛东一位姓孙的和阳新村一位姓葛的，每人各出白银二百两合资开设的。孙住康定，葛住木里(藏区)，极盛时资本约白银二万两左右，历史达六百余年。
利盛公：业药材，甘孜、玉树、邓可等地有分号，极盛时资本白银三万两左右，历时四百余年。
魁盛隆：业药材、麝香等，极盛时资本白银三万两，历史三百多年，光绪二十年歇业。
昌义发：业药材，玉树有分号，极盛时有资本四万余两，历时二百年，光绪二十五年倒闭。
茂盛福：业药材，木里有分号，极盛时有资本白银七八万两，历史一百八十余年，民国十五年歇业。
德泰合：业茶、药材，历时二百年，资本最盛时17—18万两，甘孜、雅安、重庆、成都、乐山都有支号，解放初歇业(194)。
这些总店设于康定的陕西茶商，基本上掌握着川康的经济命脉，其“资本雄厚，规模之阔大，态度之佳良，目光之敏锐，在康地商人中，皆为首屈。现在西康商业在陕商之手，殆无不可”(195)。
川南边茶在康定汇总后，分三路输向西藏青海各地。
一路由康定越雅砻江至理塘、巴塘到昌都再行300里至拉萨，为入藏南路。这一输茶路线使巴塘成为川藏边茶的中转市场，“五谷丰壤，桃李竞芳”(196)，自明中叶以来“陕西客户贸易于此”，有街市，建汉城隍庙以及关帝庙，并有专门待陕西商旅的“行馆”，“颇高洁，可眺望，全塘在目，俨如仙地”(197)。理塘的陕西商人也不少，“从前在理塘从事商业的户县人有20余家”(198)，从打箭炉到巴塘途中都有陕西人开设的旅馆或货栈。道光甲申海宁人徐瀛经打箭炉入藏，止东俄洛“宿陕人刘姓店”，抵西俄洛“住陕西泾阳人刘姓店”(199)，以至裹塘。
一路由康定经道孚、甘孜渡金沙江至昌都分为两道，一道与南路汇合入拉萨，一道趋玉树、结石入青海，为入藏北路。这一输茶路线使道孚县成为茶叶转输中心。清人徐珂在《清裨类钞》中指出以“道孚论之，唯贩牛羊、毛革与买换茶叶之商甚巨……道孚汉商颇多饶裕，皆陕人……且有开大餐馆、酒馆与卫生茶馆者”(200)。经道孚而趋炉霍，由于“陕商突破不入夷地的禁令，应邀前往，使炉霍的商情顿行活跃”(201)；由炉霍而走甘孜，因“陕商在打箭炉经营百有余年，资本充裕，习知甘孜北通青海，西通西藏……遂多设分号于甘孜地段，市场因之勃兴”(202)；由甘孜而北上玉树，“市上较大之商店，约三十家……陕商六家，以北隆昌为较大，亦即汉商中较大者”(203)；“玉树贸易全赖此辈流动商人之往返……运外货者，大半为茶商，茶产于四川雅州六属，销售西藏及玉树各族”(204)。
一路是经懋功达茂县趋松潘销茶于甘南藏区，使松潘成为甘南茶叶销售的主要市场。松潘县设于明洪武十二年，“其城外东北，亦有附廓，人烟稠密，商贾辐凑，为西陲一大都会”(205)，其中茶号以“丰盛合、本立生、义合全开业最早，其次为聚盛源、裕国祥，老号二三百年，余百数十年不等”(206)。
由于陕西赴蜀茶商在川、甘、青、藏的广大藏区行销边茶，“行茶之地五千余里”(207)，使四川边茶贸易的数量比西北边茶更为巨大，“嘉靖时每年为240万斤”；隆庆时为340万斤，迄至清中叶更激增为1100万斤(208)，使“五属边茶”成为明清四川经济史上最壮观的一页。
在清代实行“川盐入黔”体制下，陕西商人的势力乘机进入云贵地区，使陕西商帮成云贵地区最有影响的商帮之一。清代初中期，从事“入黔”川盐贩运业务的主要是陕西商人。他们在川黔边岸从事川盐运销和购运当地土特产品的商贸活动，又为“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经济带来新的生机。清末，丁宝桢曾就川盐入黔对贵州的经济意义有过一段论述，他说“黔省土旷人稀，但使边盐畅行，黔中人民逐渐复业，口岸引地不下数十万，而移家就食，置买田地，招徕开垦，相因之至，残破之区，或可藉此转为富庶”(209)，这段议论不无道理。因为川盐入黔对贵州经济的开发确实起了明显作用。一则川盐入黔使川贵沿岸一批城镇逐渐繁荣。如仁怀县茅台村，原本是一个渔村，川盐入黔后成为水陆转运码头，由于“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使茅台村商业繁荣，成为“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210)的商业重镇。遵义府“处万山之中，非通都大邑，无舟楫大利，商贾不至，珍贷蔑闻，边鄙残黎”(211)。自从川盐兴贩后，“仁、纂之盐，裕则牛驮，贫则载道”(212)，加之丝绸贸易回头，“使遵义成为贵州最富饶的地区”(213)。兴义“其境地西接滇南倚粤，商人云集”(214)，以“蜀盐为生”。思南府“商之由陕由江至者，边引蜀盐，陕人主之”(215)。桐梓县“六号盐商，大率皆秦蜀之人”(216)。会城贵阳更是“江广楚蜀，贸易客民，毂击肩摩”(217)，相因岔集，从而为凋残的黔省经济，提供了复兴之机。二则增加了贵州的财政收入，缓解了贵州财政紧张状况。清代“贵州贫甲天下，通省丁粮不及江浙一大州县”(218)，“各项经费均无所出，地方公事又无从措手”(219)，川盐入黔所带来的盐税收入对财政困难的黔省起了输血作用。康熙时贵州征收的落地盐税“六千六百两有奇，率川盐”(220)，思南、威宁、黔西、大定等地每年征盐税“至八九千金”(221)，铜仁、松桃、石阡、镇运“每月可获万余金”(222)。这些都增加了贵州的经济实力，有利于社会的稳定。陕西商人贩盐入黔对贵州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功劳即在于此。
川盐入黔又使云南成为陕西商人纵横的天地。会城昆明“典当业则为陕西、山西帮所开”(223)。昭通县“与黔蜀相邻，地当孔道，商贾廪集，当其盛时，四城均有当铺及毛货店，均系陕人所开”(224)。而云南大、小冰山的陕西回民商人“在永宁皮匠街上以铲、硝牛皮作皮朴、马笼头、皮条等”(225)，为当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西北方向，明代是陕西属地，因此西北地区长期以来是陕西商人的势力范围，陕西商人在这一地区有着无人与之竞争的优势。
在康熙八年陕甘分省以前，陕甘一省，明代的陕西布政使司管辖包括甘肃在内的西北广大区域，明代有人写诗曰“大陇西来万岭横，秦亭何处但荒荆；汧西考牧方分土，陇右山川尽姓嬴。”(226)大致反映了这种历史状况。因此，甘肃作为陕西的一部分，是陕西商帮的发祥地之一，明代以来的陕帮商人，有许多就是甘肃人。如庆阳人高雄“正统间兄通贩淮盐”，王良“父靠远出商贩……偏历江淮，八十，不能归”(227)。阶州人王贤“家贫弃儒，商吴楚间，累致千金”。皋兰人曹佐与西安人张克量“求与公伙，两人经商数年，获得威功”(228)。黄珍“商游江南不归”(229)。最著名者为乾隆年间甘肃人穆士元，他“原籍甘肃威武人，因办茶务居陕西泾阳之时多，我朝定鼎而后茶务繁兴，日无宁刻，为通行领袖数十年”(230)。而陕西商人又视赴兰州经商为本土营生，纷纷远上陇右，独立或与甘肃人合伙作生意，成为那时陕西商人经营的普遍现象，使陕西商人的足迹遍布了甘肃各地。如陕西蒲城人王洪绪“向在肃州日新店开张杂货生理，领凉州陈成章，泾阳何兴邦本钱行运四九年，有店口牌甲可凭”(231)。陕西商人徐子建、师回与甘肃商人李步安、付德和山西商人董某合伙在肃凉两州做玉石生意，“将玉石运往苏州售卖”。咸阳人王才嘉靖年间“贩木陇右诸山间，不年，家日畜”(232)。韩城商人苏含章“幼服贾于西凉”(233)。三原商人马止用“贸易宁州”(234)。泾阳商人张少峰“与同里李扶荆贾于狄道”(235)。渭南商人权允清“先在甘肃庄浪县设有肆”(236)等。这些说明从明代以降，陕西商人在甘肃就有很强的实力。
入清后，平定西域，为了加强边疆建设，康熙八年实行陕甘分省，遂使山陕商人在甘肃的贸易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山西商人由于开辟了沿蒙古草原南端入新疆的新商路，主营南大路贸易，他们在沿丝绸之路入新疆的北路贸易方面实力有所减弱，从而为陕西商人在甘肃的实力增长提供了难得的发展空间，使陕西商人改变了长期屈居山西商人之后的被动局面，取得了在甘肃与山西商人势均力敌的发展态势。对此《新疆商务志》有清晰的分析：“古城商务于新疆为中枢，南北商货悉自转输，……其东自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阗鄂豫蜀商人多出焉，其东北自归绥趋蒙古为一路，燕晋商人多出焉”(237)。同时，入清后，清政府改变了茶叶官营的“茶马交易”政策，实行“兰州道理”的商茶体制，使以主营黑砖茶为主的陕西茶商力量大增，陕西经营布匹、茶叶、皮革和烟草的商人成为贸易大帮，陕西商界当年流传的商谚“少不入川，老不入甘”就真实反映了这种状况，使得陇右商贸长期以来掌握在山西和陕西商人手中。陇人彭英甲在《陇右纪实录》中指出：甘人“家园株守，五百里负贩之人，所以省会及各属，凡商业稍有可观者，山陕人居多”(238)。近人刘向东亦指出：“自上世纪以来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在兰州经商的商人多非兰州本地人或甘肃人，相反多山、陕、平、津商贾。”(239)而对山陕西帮商人在甘肃的经营状况，近人萧梅性在《兰州商业调查》中则有真实记叙：“兰州商业金融之权，操于山陕津帮之手，各大行店，晋商称胜，钱庄药号，秦人居多……制造青条黄烟，陕甘两商，亦足齐驱。”(240)
兰州是甘肃会城和西出长安的西北商业中枢，因而山陕商人沿平凉和天水的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汇聚兰州，出长武趋平凉为丝绸之路入甘孔道，沿途隆德、通渭、榆中是山陕会馆设立最早的区域。隆德居民所需商品主要来自湖北、陕西、河南数省，“铺户多系山陕人营业”，尤其“茶商初多甘陕人”，他们的活动使“街市喧闹，阛阓流通，乡人买卖交易亦觉方便”(241)。通渭做茶叶、布匹的山陕商人很多，县城“东多民居，西多客商……西关中街有山陕会馆”(242)。榆中更是兰州的门户，明天启元年就有山陕客商资集修建的双层歇山式结构“西会馆”(243)。出略阳入秦州(天水)是茶马古道入甘肃的主要通道，明代在河州(临夏市)设茶马司，“命秦陇商领茶引，采茶于汉，运之茶马司”(244)，使这条商路上的两当、徽县、天水、甘谷、夏河、临夏遍布了山陕商人的足迹。两当僻离山林，城无列肆，秦晋外商“持布缕诸物叩门与乡人市……辄获大利以去”(245)。徽州“为水陆通道，商贸辐辏，故四民乐业，百务皆兴”(246)。天水更是“甘省东西衢地……商人以秦晋两帮为多”(247)。每年经凤翔发往天水的“运货骡马年约七八千头”(248)。为了存放货物，食宿打点，他们分别在天水修筑了“陕西会馆”和“山西会馆”，今日仍然保存完好，成为当地名胜。而作为茶马交易重镇的河州更是山陕商人麇聚之区，全城商号有2000余家“又以山陕商号……资本大，握商界牛耳”。他们在河州，经济上旧日甚占势力(249)，凭借雄厚实力，不惜重赀在城内下驴市街购占大片土地，修山陕会馆一处，此馆规模宏大，建筑甚壮丽，成为河州著名景点，解放后长期作为临夏市政府的办公之地(250)。
出兰州的陇西三大都市甘、肃、凉州是山陕商人纵横捭阖的广阔的天地。凉州(武威市)“商人以陕籍为多，晋次之……陕商多贩卖土产及湖北白布、兰布等，本县所需棉花，向持陕西运来”(251)，市面繁盛，“各界假陕西会馆欢宴”(252)。张掖(甘州)为甘新两省之枢纽，甘省原料出产之地“市廛殷阗，人口稠密，商肆货柜横列门首”(253)。山陕商人于光绪年间筑有陕西会馆和山西会馆，现仍有遗址留存。肃州(酒泉市)为甘肃极西之锁钥，商贾往来，蔚成大观，为商品转运市场，“输入品由东大道来者，以陕西之大布及纸张为大宗……商人以晋人为多，秦人次之”(254)，故建有山西和陕西会馆，成为秦晋商人的祀福之地。
山陕商人不仅在甘肃的兰州、宁夏、秦州和甘州四大富区以及张掖、酒泉、武威三大都市的中级市场设有会馆，而且在这些中级市场的周边县、镇初级市场亦设有会馆，使山陕商人的足迹从陇上的通都大邑深入到穷乡僻壤。如凉州的古浪县“商民多陕晋人”，他们在古浪的土门和大靖镇就设有山陕会馆(255)。康县南六十里带镇“其人半秦”，他们在带镇设有“陕甘会馆”，为该镇的名胜之区(256)。景泰县八道泉乡青城村“旧日为繁盛之站”，为“黄河边岸一市场也”，故而山陕商人在该地筑有“三圣庙”即山陕会馆，门前有铜旗杆岿然屹立(257)。
青海西宁作为西北商贸的“金城五路”之一，在明代初期就有山陕商人活动的足迹，这与山陕商人抓住明政府实行“茶马交易”政策的历史机遇，开拓创业有直接联系。
明代初年，为了防范蒙古族鞑靼势力的反扑，羁制边外吐蕃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明政府以茶叶为武器，在西北边地实行“茶马交易”政策，即将陕西紫阳、汉中茶区的茶产，仿效“食盐开中”的方式由商人运到秦州、西宁，交换边外少数民族的马匹，使“戎人得茶，不得为害，中国得马，是为我利”(258)。这就是明代以来长期存在的西北边茶贸易。由于西北边茶最早实行于陕西，使得山陕商人抓住这一政策提供的市场机遇，不畏艰险，远上青藏高原，将陕西茶产资源优势转化为效益优势，特别是洪武三十年改秦州茶马司为西宁茶马司，其机构设在西宁卫城北大街，市马地点在镇海堡后，山陕商人就开始在西宁滥觞开来。《秦疆治略》中载，来西宁交易的“自汉、土、回人而外，藏民甚多”，使西宁市场“牝牡骊黄，伏枥常以万计……负提辇载，交错于道路”(259)，其中“晋益志”“合盛裕”是西宁最早由山陕商人创办的商号。
寻常之物，一经商人“波斯”之眼便价增十倍。山陕商人将内地茶叶布匹运至甘宁，回程又看准青海皮毛资源的市场商机，顺势开发了青海的西口皮货贸易，大量收购了西宁的羊皮、牛皮，贩回陕西的泾阳、大荔，硝制成裘皮畅销内地。最初在西宁做皮张生意的主要是陕西同州(今渭南)和山西大同等地的商人，加之陕西商人又在西宁开发布匹药材生意，“于西宁等地采挖收购，自制成药销售”，使明代西宁“做生意的人，山西省的人为最多，其次是陕西省的人”(260)。他们基本操纵了西宁的商贸活动。
入清后，为了缓和西域草原的民族矛盾，加强边疆建设，雍正二年准许准噶尔藏蒙人民入藏“熬茶”，途经的丹噶尔城贸易开始兴盛起来。“蕃货云集内地，各省名商辐辏，每年进口货价至百二十万之多”(261)。丹噶尔在后200年间成为青海民族贸易的中心市场，有“小北京”之称。大批山陕商人赴湟源做皮毛、布匹、药材生意，在湟源做生意的山陕商人就有230余人，至今湟源的多数居民都是明清以来秦晋商人的后裔(262)。在西宁和湟源的陕西帮商人“大者十一家，聚义成、秦源涌、兴原合……批发京广杂货兼办皮毛或药材和经营颜料纸张或布匹海菜等”(263)。他们生意做得都很大，仅布匹“从三原采办，每年的销售量即一千卷，价银二万五千两，十分之八在丹地售给当地商人，余下在蒙藏销售”(264)。每年经丹运销陕西的羊羔皮十至十五万张，价银八万两，野牲皮四五千张，价值五万两(265)。这些山陕商号多采取“联号”经营方式，将贸易触角深入到草原深处，如山陕商人兴办的“协和商栈”，总号设在西宁，分号包括湟源兴海商栈、贵德生成商栈、同仁兴隆商栈、循化统盛商栈、共和经海商栈、同德协永商栈、上五庄济成商栈、鲁沙尔集成商栈、藏寺益成商栈和乐都、民和、叠源、大通、互助、化隆、海东、八宝、贵德分号(266)。这种蛛网式经营方式，带动了西宁、湟源周边地区湟中、贵德、门源、上五庄、隆务寺等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之成为土特产集散中心，形成以湟源为中心的新的市场网络结构。当时湟源作为汉藏通衢的贸易总汇，已形成东大街、西大街、中大街、仓门街、隍庙街等商业中心市场和东关半里街的牛马骡及西至前街羊毛贸易专业市场，“每年集散的羊毛总额约四千万斤以上，各类皮张，亦不下三十余万张……第逢元宵节，商店用彩布篷街，爆竹通宵，可谓盛一时之极”(267)。
西宁、湟源贸易的繁盛又拉动了青海南部藏区商贸经济的发展。青海的山陕商人和藏商“赶着骡马、携上银元赴西藏及印度经商，横穿藏民区而过的时候，总在西宁或湟源筹措了一切应用之物，于旧历六月初动身，七八两个月穿过藏区……因此青海与西藏通商一年只一二次”(268)。而在青藏商路上从事商贸活动的主要还是山陕商人。玉树的商号“多系陕甘川藏等处行商”，“陕商六家以世昌隆为较大”，连商会会长都是陕西三原人，且“至此已二十余年，娶藏妇，生二子一女”，他们是玉树商业的主要操纵者，“自各地携物来售，售罄后将玉树土产拉往内地……玉树贸易全赖此辈流动商人为之往返”(269)。结石商业“以陕甘为多……民初有山陕商三十余家”(270)。
在青藏民族贸易中，不可忽视“歇家”与“刁郎子”的作用。在明清“藏不入汉，汉不入藏”的贸易管理体制下，山陕商人赴青海少数民族地区做生意，最初只是在汉藏边地设店成廛。后为堆放货物食宿打尖，他们开设了有会馆货栈性质的“私人歇家”(271)。但“汉藏分治”的僵化体制，并不能阻挡以勇毅果敢、轻生重死见长的山陕商人贸易步伐，他们在重利刺激下突破政策雷区，深入藏区与牧民交易。有史料载：“内地歇家，奸贩贪利，潜往贸易”(272)，有的歇家甚至“择山僻处所，私开小店，销变赃物”(273)。加之，介于歇家与蒙藏牧民之间做小本营生的“刁郎子”，他们共同构成青海民族贸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明清时期，青海的山陕商人是从自己的老家三原、泾阳、渭南赴陇右和西宁做生意的，他们在西宁、湟源开的商号许多就是三原、泾阳总号的分庄或分店，当时叫“驻中间，销两头”。这便使得青海经济走出“悬浮域外”的闭塞状态，通过他们的活动使之与内地经济发生密切联系。青海成为西北地区以陕西三原、泾阳为中心市场，以天水、兰州、肃州、宁夏西宁西北五路为中级市场，以湟源、湟中、贵德、民和等县城市集为初级市场的区域市场网络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志就是西北地区山陕商帮长期存在的“标期汇划”流通体制，“每月二十一日的镖期，行店和商号均收讫外欠货款，统一结算；二十三日为走标日期，就是送货款，这几家商号把走镖的银两均装成木匣，由经常驮送镖银的脚夫驮送兰州的庄口，送镖银时还请西宁镇派骑兵七八名护送兰州。兰州庄口每月二十九日分送陕西三原、泾阳、韩城、凤翔等庄口”(274)。每年从甘宁流向三原、泾阳的标期银两就不下二至三千万两(275)。
进入清末后，青海的商贸形式有所变化。一则在山陕商人的引导下，陇青人民的商智初开，他们开始自办商号、自办歇家，分取山陕商帮利润的一杯之羹；二则外国洋行和津商买办对青海商业的渗透，他们为垄断青海羊毛贸易，以青海最大商帮——晋帮为主要打击对象，使晋商力量有所削弱；三则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许多陕西回民开始移民西宁、湟源。据考“青海回民是清代去的，白彦虎曾带二万回民驻西宁的小南川，有少数人留住未走……从事小商小贩，他们资本很小，常向大商货贷，然后深入周围藏区牧区换取土特产品和羊毛等畜产品回镇倒贩，再向批发商归还钱币”(276)。这些是造成陕帮势力在青海大增，开始压倒晋商的因素，有人记述，西宁民初的贸易形势是“西宁各商号，首推河州人……次则陕西帮……次为山西帮”(277)。不独西宁如上，其他地区亦如此。民国十九年结石陕甘公所的献匾上所书各商号名称，“计甘肃13家，陕西9家，四川5家，山西仅汾阳德盛魁一家”(278)。这是山陕商帮在青海力量消长变化的佐证。
地居河套的宁夏府是陕西商人销茶的又一中心市场。陕川茶叶由天水分途北上，经固原、吴忠入宁夏府。固原为三边总督的驻节之地，弘治十五年后增盐池中马，使固原茶商盐商云集，“固原荒凉之地，变为繁华”(279)。由固原北上，吴忠为宁夏茶叶集散市场，该地交通便利，为黄河水运中心，“马车驼队，云屯客集，河中船舶，轴辘相接，市声喧嚣，仓栈林立，中西商贾，络绎不绝”(280)。而宁夏府城至迟到嘉靖时已分坊而货，其中山货在“清和坊”，也就是茶叶的专卖市场。
陕西皮商赴西宁收购羊羔皮的时间很早，当时主要是陕西同州商人。西宁城内的陕西帮商人“大者十一家，聚义成、秦源涌、兴德合……批发京广杂货兼办皮毛或药材”(281)。而青海收购皮毛的外地客商多集于湟源，“当时湟源每年集散的羊毛总额约400万斤以上，各类皮张，亦不下30余万张……每逢元宵节，商店用彩布蓬街，爆竹通宵，可谓盛一时极”(282)。
宁夏在明代就有皮货市场，“清和(坊)……山货、靴帽等皆集于此”(283)，至清代银川城中的四牌坊更是“羊豕、皮毛、驼马等应有尽有”(284)，其周边之中卫、灵州、平罗等地“畜牧之利甚广，其物最著者……香山羊皮”(285)，因此各地皮毛商云集。中卫是皮毛集散的主要市场之一，在中卫驻有不少收购皮毛的陕西客商，如张云“陕之华阴人也，父故贫，早岁来吾地(中卫)业帽为生计……竟染病死，时陕客吾地者聚金买棺权葬之于堡北偏荒地……毡条皮帽犹存”(286)，张云之父与客中卫者多为业皮货者无疑。而平罗则是著名滩羊的主要产地，所产羊皮品质甚佳，“陕商及各地羊客、盐驼，纷至沓来”(287)。
随着清政府经略西域，拓展新疆，陕西商人活动的市场范围进一步扩大。如果说明代陕西商人的脚步尚未逾出嘉峪关，那么到清代，陕西商人则以哈密为中心，形成对新疆北路贸易垄断经营300年之久的繁盛局面。其活动以“南路”和“北路”为干线，“自甘肃省来之孔道于哈密而左右分歧，左沿天山之南麓，西经吐鲁番、喀剌沙尔、库车、阿克苏折而南到叶儿羌为南路；右越天山到巴里坤，沿北麓而西过省城乌鲁木齐，自精河越塔尔奇山到伊犁为北路”(288)，使陕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天山南北的各个主要城镇，与新疆各族人民结成良好的贸易联系，如：
哈密，系由陕赴新疆贸易的门户和入关咽喉。康熙以来，用兵西域，大军云屯，金融流畅，“汉民贩缯帛悄悄随大军出关，久之，辟畴殖谷，流亡还集……流回来自秦陇者亦百有余家”(289)。到清末，“汉民自兵燹后流离散尽”。左宗棠征新疆，在河东筑大营，由是“街道大兴，商随营集……平碛芦构，舍店栉比，市镇喧填，百货街尾辐辏”(290)。由于“土著缠民不知行商业贾，市面铺户皆关内山陕甘凉等处随营来此贸易”(291)，其中仅陕西的回民方就“一百七十四户”，到光绪末年哈密还有“汉商大小百余家，多陕甘人，皆自畜骆驼以资周转，多于甘陇设总号以资联络”(292)。所以《新疆图志·商务志》卷二中说“自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商人多出焉”。
巴里坤，为镇西府治所，“道当冲衢，人民咸集”，“山陕甘肃之商辐辏已极”，并设有“大会馆，系八大商总聚议之所”(293)。在巴里坤经商的陕西人很多。如《陕西艺文志》载，泾阳泾村“里有晏贞女者，幼许字里人某某，客巴里坤久不归，女家贫，戚族将有夺而嫁之，女不可，矢志守贞，泾村(牛振声)知女之无以自赡也，终恐不免于夺，爰置田若干亩为女衣食资，乃详述颠末书数十纸，托里人贾之巴里坤者，遍贴通衢间，某见之感泣而归”(294)。这说明泾阳一个村子就有不少人在巴里坤经商，才有可能托同里贾该地之人捎书，遍贴通衢，而且他们在巴里坤居聚集中，否则“数十纸”便不够贴。而且，有的陕西商人在巴里坤还很有名，如“郭风贤，系陕西富平县人，贸易至坤，因家焉，由军功历保四品花翎，前署奇台县知县”(295)。
乌鲁木齐，俗称“红庙子”，因乾隆三十一年筑迪化城于红山之侧而名之。其全盛时“屯戎相望，华戎商贾，良细挟资斧，往往聚族列阓而错居，以万数百，伪玩好皓侈骈阗，酒肆茶寮倡优杂技充韧乎其中……而秦陇人亦无虑数千户”(296)。由于该城“汉人中直隶人最多，甘肃、陕西、山西、湖南人次之”(297)，争斗不绝，故名曰乌鲁木齐(即争斗之意)。
昌吉，“年来商贾贸易，佣工艺业民人日多一日”(298)，其中“陕甘回民尚有百余户，多经商者”(299)。
绥来，建于乾隆四十二年，“陕西甘肃之回尚在百十余家，为商者较多”(300)。
精河，清中叶已是“郑商秦贾，奇工异匠总集，利于重赀地”(301)。清后期更是“本境回民，先后自内地出关，居于本城南关，耕种者十之一二，贸易者十之八九……陕西籍居其半”(302)。
伊犁，自乾隆三十一年移西安八旗官兵驻扎以来，“置廨库，主廨舍，筑城万堵，列市百重，……人物嬉恬，商贾辐辏，四郊之外，烟火相望”，“所集民人，半集雍凉秦晋，其以贸易来者，各安其业，以技艺至者，亦自食其力，嗜好无殊，狡诈者少”(303)。
塔尔巴哈台，位于新疆之最北处，是与乌里雅苏台蒙地交换之贸易通道，汉人称曰绥靖城，又曰嗒城，其地多“直录、川陕、甘肃商人以杂货来塔贸易者”(304)，商民“自建铺房一百一十一间”(305)。
阿克苏，因处南北疆交通枢纽，“内地商民，外番贸易鳞集星萃，街市纷纭，每逢八栅尔会期，摩肩雨汗，货如雾拥”(306)，其中有不少是陕西商人。
(157)《宋会要辑稿》卷五十五，食货。
(158)《康熙较朱批奏折汇编》第8册，第871页。
(159)《阆中县志》卷三。
(160)《达县县志》卷九。
(161)《三台县志》卷四。
(162)王云《蜀游纪略》卷一。
(163)康熙《咸宁县志》卷五。
(164)民国《遂宁县志》卷五。
(165)道光《綦江县志》卷十。
(166)同治《荣经县志》卷十六。
(167)咸丰《隆昌县志》卷三十八。
(168)道光《南江县志》卷二。
(169)《涪陵文史资料》，第1辑。
(170)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第四章。
(171)光绪《四川盐法志》卷首，《圣喻》。
(172)李从周：《犍场济楚十提的由来》，《五通桥盐业史料选辑》，第2辑。
(173)《四川盐政史》卷五，第99页。
(174)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第四章。
(175)光绪《崇庆州志》卷二。
(176)《南充县志》卷七。
(177)《犍为县志》卷十一。
(178)《自贡市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147页。
(179)《明史·食货·茶法》。
(180)高济昌：《边茶史话》，《四川甘孜文史资料》，第3辑，第125页。
(181)高济昌：《边茶史话》、《四川甘孜文史资料》，第3辑，第125页。
(182)倪长钧：《茶叶销藏问题》，《贸易月刊》1931年八月号。
(183)倪长钧：《茶叶销藏问题》，《贸易月刊》1931年八月号。
(184)李亦人：《西康综览》，第343页。
(185)《打箭炉志略》，《土俗》，第16页。
(186)《皇朝经世文编》卷八，第2004页。
(187)《皇朝经世文编》卷八，第2004页。
(188)魏源：《圣武记》卷五。
(189)徐珂：《清裨类钞》卷一，第1236页。
(190)李亦人：《西康综览》，第342页。
(191)《户县文史资料》，第3辑，第22页。
(192)高济昌：《边茶史话》，《四川甘孜文史资料》，第3辑，第125页。
(193)高济昌：《边茶史话》，《四川甘孜文史资料》，第3辑，第125页。
(194)《户县文史资料》，第3辑，第23—28页。
(195)李亦人：《西康综览》，第346页。
(196)陈翊：《西康问题》，第83页。
(197)魏源：《圣武记》(上)，第232页。
(198)《户县文史资料》，第3辑，第82页。
(199)《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三帙，第55页。
(200)徐珂：《清裨类钞》卷五，第1337页。
(201)《边政公论》，卷二，11—12合刊。
(202)《四川月报》卷九，第2期，《甘孜商业》。
(203)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92—193页。
(204)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92—193页。
(205)《松潘县志》卷一。
(206)《松潘县志》卷二。
(207)《明史·食货》卷八十。
(208)刘孔贵：《边茶贸易今昔》，见《贸易月刊》1933年第一期。
(209)《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三十九。
(210)郑珍：《巢经巢诗钞》。
(211)郑珍：《遵义府志》卷一。
(212)郑珍：《遵义府志》卷一。
(213)《贵州资本主义的产生》，第18页。
(214)《兴义府志》卷四。
(215)《思南府续志》卷二。
(216)民国《桐梓县志》卷十一。
(217)《黔南职方纪略》卷一。
(218)郑珍：《遵义府志·田赋》。
(219)《丁文诚公奏稿》卷二十，第2325页。
(220)《贵州通志》事志卷，第197页。
(221)周者之：《贵州古代史》。
(222)《四川盐法志》卷十。
(223)《云南通志》卷六。
(224)民国《昭通县志稿》卷六。
(225)赖存理：《回民商业史》，第183页。
(226)杨恩：《秦亭》，《古今图书集成》卷一百零六，第29页。
(227)《甘肃通志》卷三十八。
(228)康海：《康对山文集》卷四十二。
(229)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
(230)《兰州府志》卷十。
(231)《史料旬刊》，1931年第28期。
(232)陈鸿杰：《咸阳碑石》卷九十，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页。
(233)《韩城县志》卷一。
(234)乾隆《三原县志》卷十。
(235)乾隆《狄道州志》卷七十二。
(236)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1989年版，第46页。
(237)《新疆志稿》卷二十九。
(238)彭英甲：《陇右纪实录》卷八。
(239)刘向东：《兰州服务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页。
(240)萧梅性：《兰州商业调查》，第2页。
(241)康熙《隆德县志》卷二，《食货》。
(242)光绪《通渭县志》卷三，《地域》。
(243)刘文锋：《山陕商人与梆子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页。
(244)光绪《洮州厅志》卷十六。
(245)道光《两当县志》卷六，《风俗》。
(246)嘉庆《徽州志》卷七，《风俗》。
(247)《西北银行汇刊》第1期。第21—22期。
(248)光绪《天水县志》卷八。
(249)马鹤天：《甘青藏蒙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250)刘甫田：《山陕商人在河州经营土布始末》，《临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37页。
(251)林兢：《蒙新甘宁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252)高良佐：《西北随轺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253)高良佐：《西北随轺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114页。
(254)林兢：《蒙新甘宁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
(255)刘文锋：《山陕商人与梆子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
(256)光绪《康县志》卷九。
(257)林兢：《蒙新甘宁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258)《明史》卷八十，《食货》。
(259)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6页。
(260)《清末民初1912年建省前的西宁商业情况》，青海省图书馆编油印本。
(261)《丹噶尔厅志》卷四百一十五。
(262)焦文彬：《古都长安·长安戏曲》，西安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页。
(263)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
(264)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
(265)《丹噶尔厅志》卷四百一十五。
(266)青海图书馆藏：《青海协和商栈组织规程及经营皮毛药材暂行办法》，铅印本。
(267)廖蔼庭：《解放前西宁一带商业和金融业概况》，《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16—117页。
(268)《雍言》第二卷，第9期，第39页。
(269)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393页。
(270)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8页。
(271)阎成善：《湟源的歇家、洋行、山陕商人与“刁郎子”》，《湟源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1页。
(272)《平番奏议》卷一。
(273)《平番奏议》卷一。
(274)《西宁建省前的商业情况》，青海省图书馆油印本。
(275)刘迈：《西安围城诗解注》，陕西人民出版1992年版，第45页。
(276)赖存理：《回族商业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200页。
(277)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
(278)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8页。
(279)《明经世文编》卷一百一十四，第1069页。
(280)倪良均：《宁夏之茶叶》，见《中农月刊》第4卷，第7期。
(281)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第198页。
(282)廖蔼庭：《解放前西宁一带商业和金融业概况》，《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16页。
(283)嘉庆《宁夏新志》卷一。
(284)乾隆《银川小志》。
(285)乾隆《宁夏府志·建置志》。
(286)《中卫县志》卷十，《张孝子传》。
(287)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第364页。
(288)《新疆地理志》卷三，第127页。
(289)鲁芝田：《新疆建置志》卷二，第22页。
(290)箫常漠：《西疆杂述诗》，第271页。
(291)《新疆乡土志稿》，第271页。
(292)汪亮：《西北地理》，第495页。
(293)《镇西府乡土志》，第206页。
(294)《陕西艺文志》卷二，第18页。
(295)《新疆乡土志稿》，第205页。
(296)鲁之田：《新疆建置志》卷一，第21页。
(297)《新疆地理志》卷五，第165页。
(298)《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一，第1991页。
(299)鲁芝田：《新疆建置志》卷一，第28页。
(300)《绥来乡土志》，《新疆乡土稿》，第136页。
(301)《小方壶舆地丛钞》第六帙，第132页。
(302)《新疆乡土志稿》，第425页。
(303)格奉额：《伊江汇览》，第18页。
(304)《新疆地理志》卷五，第129页。
(305)嘉庆《塔尔巴哈台事宜》卷一，第63页。
(306)《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二帙，第70页。
祖国西部地区包括川、陕、甘、宁、青、疆、云、贵、广、蒙等广大区域，又分为西南与西北两个方向。明清以来的陕西商人作为“西商”，主要垄断着西部的商贸活动，因此西部地区才是陕西商人大有作为的快乐老家。
在西南方向，四川是陕西商人实力最为雄厚的地区。
陕西商人赴四川经商起源很早，还在宋代就有很多陕西商人在四川做生意，《宋会要辑稿》载北宋时“陕西兴贩鲜盐入川，却卖川茶于陕西州军，货卖往返，获利最厚”(157)。进入明清后，政府实行招民入川垦殖政策，陕西与四川地界相连，每当川省人口减，移民入川，陕西首当其冲。所以明代以来的“秦民填蜀”移民运动连绵不绝，陕西商民“挈其妻子，随带驴骡，数十成群”(158)，入川垦殖，使陕西商民足迹遍布川北各地，如“阆中毗连陕西，故陕人为多”(159)，达县“土著绝少，而占籍者率多陕西”(160)，三台“隶版籍者为秦为楚”(161)。就连清初的成都“茅舍寥寥，询其居民，大都秦人”(162)。
清初为恢复川盐生产，清政府实行“招商引领，计口授食”的食盐产销政策，为陕西商人“弃淮入川”，挤入川省贸易领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大量陕西商人携资入川，开拓商贸经营的新天地。他们头戴瓜皮帽，肩背钱褡子，在川省到处落户，到处创业，着实在川省大地上刮起过一场商品经济的西北风。在夔州“聚集陕西商人万余名”(163)；在遂宁“前清当商……资本为最雄厚，然皆陕西人也”(164)；在綦江“山陕之客云集”(165)；在荣经“山陕直隶各省客商，每岁必来荣采买”(166)；在隆昌“山陕等省往往来隆兴贩获利”(167)；在南江“山陕客民来山星买”(168)；在涪陵“陕西人挟资而来，放债剥利”(169)，致使“川省正经字号多属陕客”(170)。特别是乾嘉年间，陕西商人抓住“招商承引”，挤入川盐产销，成为自流井盐的主要开发者，“川盐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川人占十之二三”(171)。到咸丰年间，“陕商的盐业投资进入极盛时期，犍乐盐场，专门生产济楚花盐的有十大灶，陕商就控制着其中的六大灶。这样在富荣地区就形成了陕西帮，在经济上有相当大的实力，可以左右盐业”(172)。特别是清初，四川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下，自然经济色彩浓厚“川人不谙行盐”“鲜有自行配运者”(173)，包括陕商在内的各地商帮，抓住这一市场机遇，商贸活动在川省各地获得长足进步，如在成都“四川之典当业，在前清时期颇称发达，当时董斯业者，大都系陕西帮，组织严密，办事认真，加之当时人民朴素，十当九赎，不愿死当，故每年皆有盈余”(174)。在崇庆“商贸旧多江、浙、闽、广、山陕各省为之”(175)。在南充“民、粤、吴、秦各省大商帮携重资云集郡城，仰食者甚众”(176)。在犍为“当铺清时代城内及牛华溪两侧有陕商两家，资本雄厚，除典当外，兼营借放，商场颇形活跃”(177)。在荣经“陕帮商人在自流井牛氏巷开设了第一家当铺，获利很大，本地及荣县、威远的富有大贾及地主老财，看到眼红”(178)。
四川南部雅、灌、名、邛、洪五属州县是我国古老的茶区之一，又与居住在松潘、西藏的藏族地域相连。明初为了以茶易马，在临近藏区的碉门、黎州、雅州设茶马司主持茶马交易，并将这一制度推行于全部川藏边区，“秦蜀之茶，自碉门雅黎抵甘乌恩藏五千余里皆用之”(179)。
雅安是川南茶的主要产区，又是明初茶马互市的交易场所，番人由严州卫入黎州到雅州易茶，故“陕西人在雅安特别多”(180)。他们最初在雅安收茶卖茶，当茶马交易中心移至打箭炉后，这些陕西茶商在雅安等产茶区收茶焙制后运转康定，到民国尚存在20余家，在雅安的就有“义兴、聚诚、天增公、恒春、恒太，五家都是陕西帮”(181)，其中“义兴茶庄，实创于明末，经营边茶之规模信誉，诚为雅安第一家”(182)，到民国“雅康途中，每日所见茶背子，可达七百余人”(183)，足见其贸易之繁盛。
汉源为古黎州，明代番商经此地入雅安换茶，故该地“城势雄伟，城内九街十八巷遗迹尚可访寻，当时汉夷交易即聚于此”(184)。
打箭炉即今日之康定，因诸葛亮征蜀令部将郭达在此造箭而得名。昔日打箭炉仅是一荒凉的小山村，因陕西茶商为接近藏区往往越境贩茶于此，“邛、雅、荣、天、名州县商人，领引边茶，皆于炉城设店出售”(185)，而使该地成为汉藏贸易中心，《四川通志》曰“惟茶商聚于西炉，番众往来交易，以是成为通衢也”(186)。到明末该地已有经营茶业的“锅庄木鸦万千户”，清康熙四十七年造泸定桥，使雅鲁藏布江天堑变通途，“军民商贾之车徙负载，咸得安驱疾驶”(187)，康定遂成川康商业中心，“番夷总汇，因山而成，市井辐凑”(188)，“常年交易，不千数千金，俗以小成都名之”(189)。而该城“贸易则操于陕商之手”(190)，并形成该地商业隆替以边茶贸易为转移的局面。泸河以北为陕西街(常称为老陕街)，“陕西客商经营的店铺有百余家”(191)，是康定商业最繁华的街区。而聚居在陕西街的茶店就有“八十余家，资金最雄厚的是陕西帮”(192)，他们兴增衰减，以大并小，主要的字号有：姜公兴、兰荣泰、王长盛、王怡盛、义兴、恒太、聚诚、天增公、恒春、余孚和、夏永昌、黄福元、高泰原、高德泰、李庆发、杨天德、高泰昌、王兴华、彭裕泰、王恒升、王元记、李胜和、王骥成等。这些设在康定的茶庄实际上只是一家号口，在产地则分为几家茶厂。如黄福元，在康定则一家，在天全则有福元贞、福元太、福元义三家，都各自设厂办茶，三家所产茶运到康定由代表三家的坐庄销售，各家情况相似，不一一列举(193)。
这些在康定由陕商设立的茶庄中历史悠久，资本较大，具有代表性的商号有：
恒盛合：是陕帮中最古老的商号，起初是户县牛东一位姓孙的和阳新村一位姓葛的，每人各出白银二百两合资开设的。孙住康定，葛住木里(藏区)，极盛时资本约白银二万两左右，历史达六百余年。
利盛公：业药材，甘孜、玉树、邓可等地有分号，极盛时资本白银三万两左右，历时四百余年。
魁盛隆：业药材、麝香等，极盛时资本白银三万两，历史三百多年，光绪二十年歇业。
昌义发：业药材，玉树有分号，极盛时有资本四万余两，历时二百年，光绪二十五年倒闭。
茂盛福：业药材，木里有分号，极盛时有资本白银七八万两，历史一百八十余年，民国十五年歇业。
德泰合：业茶、药材，历时二百年，资本最盛时17—18万两，甘孜、雅安、重庆、成都、乐山都有支号，解放初歇业(194)。
这些总店设于康定的陕西茶商，基本上掌握着川康的经济命脉，其“资本雄厚，规模之阔大，态度之佳良，目光之敏锐，在康地商人中，皆为首屈。现在西康商业在陕商之手，殆无不可”(195)。
川南边茶在康定汇总后，分三路输向西藏青海各地。
一路由康定越雅砻江至理塘、巴塘到昌都再行300里至拉萨，为入藏南路。这一输茶路线使巴塘成为川藏边茶的中转市场，“五谷丰壤，桃李竞芳”(196)，自明中叶以来“陕西客户贸易于此”，有街市，建汉城隍庙以及关帝庙，并有专门待陕西商旅的“行馆”，“颇高洁，可眺望，全塘在目，俨如仙地”(197)。理塘的陕西商人也不少，“从前在理塘从事商业的户县人有20余家”(198)，从打箭炉到巴塘途中都有陕西人开设的旅馆或货栈。道光甲申海宁人徐瀛经打箭炉入藏，止东俄洛“宿陕人刘姓店”，抵西俄洛“住陕西泾阳人刘姓店”(199)，以至裹塘。
一路由康定经道孚、甘孜渡金沙江至昌都分为两道，一道与南路汇合入拉萨，一道趋玉树、结石入青海，为入藏北路。这一输茶路线使道孚县成为茶叶转输中心。清人徐珂在《清裨类钞》中指出以“道孚论之，唯贩牛羊、毛革与买换茶叶之商甚巨……道孚汉商颇多饶裕，皆陕人……且有开大餐馆、酒馆与卫生茶馆者”(200)。经道孚而趋炉霍，由于“陕商突破不入夷地的禁令，应邀前往，使炉霍的商情顿行活跃”(201)；由炉霍而走甘孜，因“陕商在打箭炉经营百有余年，资本充裕，习知甘孜北通青海，西通西藏……遂多设分号于甘孜地段，市场因之勃兴”(202)；由甘孜而北上玉树，“市上较大之商店，约三十家……陕商六家，以北隆昌为较大，亦即汉商中较大者”(203)；“玉树贸易全赖此辈流动商人之往返……运外货者，大半为茶商，茶产于四川雅州六属，销售西藏及玉树各族”(204)。
一路是经懋功达茂县趋松潘销茶于甘南藏区，使松潘成为甘南茶叶销售的主要市场。松潘县设于明洪武十二年，“其城外东北，亦有附廓，人烟稠密，商贾辐凑，为西陲一大都会”(205)，其中茶号以“丰盛合、本立生、义合全开业最早，其次为聚盛源、裕国祥，老号二三百年，余百数十年不等”(206)。
由于陕西赴蜀茶商在川、甘、青、藏的广大藏区行销边茶，“行茶之地五千余里”(207)，使四川边茶贸易的数量比西北边茶更为巨大，“嘉靖时每年为240万斤”；隆庆时为340万斤，迄至清中叶更激增为1100万斤(208)，使“五属边茶”成为明清四川经济史上最壮观的一页。
在清代实行“川盐入黔”体制下，陕西商人的势力乘机进入云贵地区，使陕西商帮成云贵地区最有影响的商帮之一。清代初中期，从事“入黔”川盐贩运业务的主要是陕西商人。他们在川黔边岸从事川盐运销和购运当地土特产品的商贸活动，又为“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经济带来新的生机。清末，丁宝桢曾就川盐入黔对贵州的经济意义有过一段论述，他说“黔省土旷人稀，但使边盐畅行，黔中人民逐渐复业，口岸引地不下数十万，而移家就食，置买田地，招徕开垦，相因之至，残破之区，或可藉此转为富庶”(209)，这段议论不无道理。因为川盐入黔对贵州经济的开发确实起了明显作用。一则川盐入黔使川贵沿岸一批城镇逐渐繁荣。如仁怀县茅台村，原本是一个渔村，川盐入黔后成为水陆转运码头，由于“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使茅台村商业繁荣，成为“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210)的商业重镇。遵义府“处万山之中，非通都大邑，无舟楫大利，商贾不至，珍贷蔑闻，边鄙残黎”(211)。自从川盐兴贩后，“仁、纂之盐，裕则牛驮，贫则载道”(212)，加之丝绸贸易回头，“使遵义成为贵州最富饶的地区”(213)。兴义“其境地西接滇南倚粤，商人云集”(214)，以“蜀盐为生”。思南府“商之由陕由江至者，边引蜀盐，陕人主之”(215)。桐梓县“六号盐商，大率皆秦蜀之人”(216)。会城贵阳更是“江广楚蜀，贸易客民，毂击肩摩”(217)，相因岔集，从而为凋残的黔省经济，提供了复兴之机。二则增加了贵州的财政收入，缓解了贵州财政紧张状况。清代“贵州贫甲天下，通省丁粮不及江浙一大州县”(218)，“各项经费均无所出，地方公事又无从措手”(219)，川盐入黔所带来的盐税收入对财政困难的黔省起了输血作用。康熙时贵州征收的落地盐税“六千六百两有奇，率川盐”(220)，思南、威宁、黔西、大定等地每年征盐税“至八九千金”(221)，铜仁、松桃、石阡、镇运“每月可获万余金”(222)。这些都增加了贵州的经济实力，有利于社会的稳定。陕西商人贩盐入黔对贵州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功劳即在于此。
川盐入黔又使云南成为陕西商人纵横的天地。会城昆明“典当业则为陕西、山西帮所开”(223)。昭通县“与黔蜀相邻，地当孔道，商贾廪集，当其盛时，四城均有当铺及毛货店，均系陕人所开”(224)。而云南大、小冰山的陕西回民商人“在永宁皮匠街上以铲、硝牛皮作皮朴、马笼头、皮条等”(225)，为当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西北方向，明代是陕西属地，因此西北地区长期以来是陕西商人的势力范围，陕西商人在这一地区有着无人与之竞争的优势。
在康熙八年陕甘分省以前，陕甘一省，明代的陕西布政使司管辖包括甘肃在内的西北广大区域，明代有人写诗曰“大陇西来万岭横，秦亭何处但荒荆；汧西考牧方分土，陇右山川尽姓嬴。”(226)大致反映了这种历史状况。因此，甘肃作为陕西的一部分，是陕西商帮的发祥地之一，明代以来的陕帮商人，有许多就是甘肃人。如庆阳人高雄“正统间兄通贩淮盐”，王良“父靠远出商贩……偏历江淮，八十，不能归”(227)。阶州人王贤“家贫弃儒，商吴楚间，累致千金”。皋兰人曹佐与西安人张克量“求与公伙，两人经商数年，获得威功”(228)。黄珍“商游江南不归”(229)。最著名者为乾隆年间甘肃人穆士元，他“原籍甘肃威武人，因办茶务居陕西泾阳之时多，我朝定鼎而后茶务繁兴，日无宁刻，为通行领袖数十年”(230)。而陕西商人又视赴兰州经商为本土营生，纷纷远上陇右，独立或与甘肃人合伙作生意，成为那时陕西商人经营的普遍现象，使陕西商人的足迹遍布了甘肃各地。如陕西蒲城人王洪绪“向在肃州日新店开张杂货生理，领凉州陈成章，泾阳何兴邦本钱行运四九年，有店口牌甲可凭”(231)。陕西商人徐子建、师回与甘肃商人李步安、付德和山西商人董某合伙在肃凉两州做玉石生意，“将玉石运往苏州售卖”。咸阳人王才嘉靖年间“贩木陇右诸山间，不年，家日畜”(232)。韩城商人苏含章“幼服贾于西凉”(233)。三原商人马止用“贸易宁州”(234)。泾阳商人张少峰“与同里李扶荆贾于狄道”(235)。渭南商人权允清“先在甘肃庄浪县设有肆”(236)等。这些说明从明代以降，陕西商人在甘肃就有很强的实力。
入清后，平定西域，为了加强边疆建设，康熙八年实行陕甘分省，遂使山陕商人在甘肃的贸易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山西商人由于开辟了沿蒙古草原南端入新疆的新商路，主营南大路贸易，他们在沿丝绸之路入新疆的北路贸易方面实力有所减弱，从而为陕西商人在甘肃的实力增长提供了难得的发展空间，使陕西商人改变了长期屈居山西商人之后的被动局面，取得了在甘肃与山西商人势均力敌的发展态势。对此《新疆商务志》有清晰的分析：“古城商务于新疆为中枢，南北商货悉自转输，……其东自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阗鄂豫蜀商人多出焉，其东北自归绥趋蒙古为一路，燕晋商人多出焉”(237)。同时，入清后，清政府改变了茶叶官营的“茶马交易”政策，实行“兰州道理”的商茶体制，使以主营黑砖茶为主的陕西茶商力量大增，陕西经营布匹、茶叶、皮革和烟草的商人成为贸易大帮，陕西商界当年流传的商谚“少不入川，老不入甘”就真实反映了这种状况，使得陇右商贸长期以来掌握在山西和陕西商人手中。陇人彭英甲在《陇右纪实录》中指出：甘人“家园株守，五百里负贩之人，所以省会及各属，凡商业稍有可观者，山陕人居多”(238)。近人刘向东亦指出：“自上世纪以来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在兰州经商的商人多非兰州本地人或甘肃人，相反多山、陕、平、津商贾。”(239)而对山陕西帮商人在甘肃的经营状况，近人萧梅性在《兰州商业调查》中则有真实记叙：“兰州商业金融之权，操于山陕津帮之手，各大行店，晋商称胜，钱庄药号，秦人居多……制造青条黄烟，陕甘两商，亦足齐驱。”(240)
兰州是甘肃会城和西出长安的西北商业中枢，因而山陕商人沿平凉和天水的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汇聚兰州，出长武趋平凉为丝绸之路入甘孔道，沿途隆德、通渭、榆中是山陕会馆设立最早的区域。隆德居民所需商品主要来自湖北、陕西、河南数省，“铺户多系山陕人营业”，尤其“茶商初多甘陕人”，他们的活动使“街市喧闹，阛阓流通，乡人买卖交易亦觉方便”(241)。通渭做茶叶、布匹的山陕商人很多，县城“东多民居，西多客商……西关中街有山陕会馆”(242)。榆中更是兰州的门户，明天启元年就有山陕客商资集修建的双层歇山式结构“西会馆”(243)。出略阳入秦州(天水)是茶马古道入甘肃的主要通道，明代在河州(临夏市)设茶马司，“命秦陇商领茶引，采茶于汉，运之茶马司”(244)，使这条商路上的两当、徽县、天水、甘谷、夏河、临夏遍布了山陕商人的足迹。两当僻离山林，城无列肆，秦晋外商“持布缕诸物叩门与乡人市……辄获大利以去”(245)。徽州“为水陆通道，商贸辐辏，故四民乐业，百务皆兴”(246)。天水更是“甘省东西衢地……商人以秦晋两帮为多”(247)。每年经凤翔发往天水的“运货骡马年约七八千头”(248)。为了存放货物，食宿打点，他们分别在天水修筑了“陕西会馆”和“山西会馆”，今日仍然保存完好，成为当地名胜。而作为茶马交易重镇的河州更是山陕商人麇聚之区，全城商号有2000余家“又以山陕商号……资本大，握商界牛耳”。他们在河州，经济上旧日甚占势力(249)，凭借雄厚实力，不惜重赀在城内下驴市街购占大片土地，修山陕会馆一处，此馆规模宏大，建筑甚壮丽，成为河州著名景点，解放后长期作为临夏市政府的办公之地(250)。
出兰州的陇西三大都市甘、肃、凉州是山陕商人纵横捭阖的广阔的天地。凉州(武威市)“商人以陕籍为多，晋次之……陕商多贩卖土产及湖北白布、兰布等，本县所需棉花，向持陕西运来”(251)，市面繁盛，“各界假陕西会馆欢宴”(252)。张掖(甘州)为甘新两省之枢纽，甘省原料出产之地“市廛殷阗，人口稠密，商肆货柜横列门首”(253)。山陕商人于光绪年间筑有陕西会馆和山西会馆，现仍有遗址留存。肃州(酒泉市)为甘肃极西之锁钥，商贾往来，蔚成大观，为商品转运市场，“输入品由东大道来者，以陕西之大布及纸张为大宗……商人以晋人为多，秦人次之”(254)，故建有山西和陕西会馆，成为秦晋商人的祀福之地。
山陕商人不仅在甘肃的兰州、宁夏、秦州和甘州四大富区以及张掖、酒泉、武威三大都市的中级市场设有会馆，而且在这些中级市场的周边县、镇初级市场亦设有会馆，使山陕商人的足迹从陇上的通都大邑深入到穷乡僻壤。如凉州的古浪县“商民多陕晋人”，他们在古浪的土门和大靖镇就设有山陕会馆(255)。康县南六十里带镇“其人半秦”，他们在带镇设有“陕甘会馆”，为该镇的名胜之区(256)。景泰县八道泉乡青城村“旧日为繁盛之站”，为“黄河边岸一市场也”，故而山陕商人在该地筑有“三圣庙”即山陕会馆，门前有铜旗杆岿然屹立(257)。
青海西宁作为西北商贸的“金城五路”之一，在明代初期就有山陕商人活动的足迹，这与山陕商人抓住明政府实行“茶马交易”政策的历史机遇，开拓创业有直接联系。
明代初年，为了防范蒙古族鞑靼势力的反扑，羁制边外吐蕃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明政府以茶叶为武器，在西北边地实行“茶马交易”政策，即将陕西紫阳、汉中茶区的茶产，仿效“食盐开中”的方式由商人运到秦州、西宁，交换边外少数民族的马匹，使“戎人得茶，不得为害，中国得马，是为我利”(258)。这就是明代以来长期存在的西北边茶贸易。由于西北边茶最早实行于陕西，使得山陕商人抓住这一政策提供的市场机遇，不畏艰险，远上青藏高原，将陕西茶产资源优势转化为效益优势，特别是洪武三十年改秦州茶马司为西宁茶马司，其机构设在西宁卫城北大街，市马地点在镇海堡后，山陕商人就开始在西宁滥觞开来。《秦疆治略》中载，来西宁交易的“自汉、土、回人而外，藏民甚多”，使西宁市场“牝牡骊黄，伏枥常以万计……负提辇载，交错于道路”(259)，其中“晋益志”“合盛裕”是西宁最早由山陕商人创办的商号。
寻常之物，一经商人“波斯”之眼便价增十倍。山陕商人将内地茶叶布匹运至甘宁，回程又看准青海皮毛资源的市场商机，顺势开发了青海的西口皮货贸易，大量收购了西宁的羊皮、牛皮，贩回陕西的泾阳、大荔，硝制成裘皮畅销内地。最初在西宁做皮张生意的主要是陕西同州(今渭南)和山西大同等地的商人，加之陕西商人又在西宁开发布匹药材生意，“于西宁等地采挖收购，自制成药销售”，使明代西宁“做生意的人，山西省的人为最多，其次是陕西省的人”(260)。他们基本操纵了西宁的商贸活动。
入清后，为了缓和西域草原的民族矛盾，加强边疆建设，雍正二年准许准噶尔藏蒙人民入藏“熬茶”，途经的丹噶尔城贸易开始兴盛起来。“蕃货云集内地，各省名商辐辏，每年进口货价至百二十万之多”(261)。丹噶尔在后200年间成为青海民族贸易的中心市场，有“小北京”之称。大批山陕商人赴湟源做皮毛、布匹、药材生意，在湟源做生意的山陕商人就有230余人，至今湟源的多数居民都是明清以来秦晋商人的后裔(262)。在西宁和湟源的陕西帮商人“大者十一家，聚义成、秦源涌、兴原合……批发京广杂货兼办皮毛或药材和经营颜料纸张或布匹海菜等”(263)。他们生意做得都很大，仅布匹“从三原采办，每年的销售量即一千卷，价银二万五千两，十分之八在丹地售给当地商人，余下在蒙藏销售”(264)。每年经丹运销陕西的羊羔皮十至十五万张，价银八万两，野牲皮四五千张，价值五万两(265)。这些山陕商号多采取“联号”经营方式，将贸易触角深入到草原深处，如山陕商人兴办的“协和商栈”，总号设在西宁，分号包括湟源兴海商栈、贵德生成商栈、同仁兴隆商栈、循化统盛商栈、共和经海商栈、同德协永商栈、上五庄济成商栈、鲁沙尔集成商栈、藏寺益成商栈和乐都、民和、叠源、大通、互助、化隆、海东、八宝、贵德分号(266)。这种蛛网式经营方式，带动了西宁、湟源周边地区湟中、贵德、门源、上五庄、隆务寺等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之成为土特产集散中心，形成以湟源为中心的新的市场网络结构。当时湟源作为汉藏通衢的贸易总汇，已形成东大街、西大街、中大街、仓门街、隍庙街等商业中心市场和东关半里街的牛马骡及西至前街羊毛贸易专业市场，“每年集散的羊毛总额约四千万斤以上，各类皮张，亦不下三十余万张……第逢元宵节，商店用彩布篷街，爆竹通宵，可谓盛一时之极”(267)。
西宁、湟源贸易的繁盛又拉动了青海南部藏区商贸经济的发展。青海的山陕商人和藏商“赶着骡马、携上银元赴西藏及印度经商，横穿藏民区而过的时候，总在西宁或湟源筹措了一切应用之物，于旧历六月初动身，七八两个月穿过藏区……因此青海与西藏通商一年只一二次”(268)。而在青藏商路上从事商贸活动的主要还是山陕商人。玉树的商号“多系陕甘川藏等处行商”，“陕商六家以世昌隆为较大”，连商会会长都是陕西三原人，且“至此已二十余年，娶藏妇，生二子一女”，他们是玉树商业的主要操纵者，“自各地携物来售，售罄后将玉树土产拉往内地……玉树贸易全赖此辈流动商人为之往返”(269)。结石商业“以陕甘为多……民初有山陕商三十余家”(270)。
在青藏民族贸易中，不可忽视“歇家”与“刁郎子”的作用。在明清“藏不入汉，汉不入藏”的贸易管理体制下，山陕商人赴青海少数民族地区做生意，最初只是在汉藏边地设店成廛。后为堆放货物食宿打尖，他们开设了有会馆货栈性质的“私人歇家”(271)。但“汉藏分治”的僵化体制，并不能阻挡以勇毅果敢、轻生重死见长的山陕商人贸易步伐，他们在重利刺激下突破政策雷区，深入藏区与牧民交易。有史料载：“内地歇家，奸贩贪利，潜往贸易”(272)，有的歇家甚至“择山僻处所，私开小店，销变赃物”(273)。加之，介于歇家与蒙藏牧民之间做小本营生的“刁郎子”，他们共同构成青海民族贸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明清时期，青海的山陕商人是从自己的老家三原、泾阳、渭南赴陇右和西宁做生意的，他们在西宁、湟源开的商号许多就是三原、泾阳总号的分庄或分店，当时叫“驻中间，销两头”。这便使得青海经济走出“悬浮域外”的闭塞状态，通过他们的活动使之与内地经济发生密切联系。青海成为西北地区以陕西三原、泾阳为中心市场，以天水、兰州、肃州、宁夏西宁西北五路为中级市场，以湟源、湟中、贵德、民和等县城市集为初级市场的区域市场网络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志就是西北地区山陕商帮长期存在的“标期汇划”流通体制，“每月二十一日的镖期，行店和商号均收讫外欠货款，统一结算；二十三日为走标日期，就是送货款，这几家商号把走镖的银两均装成木匣，由经常驮送镖银的脚夫驮送兰州的庄口，送镖银时还请西宁镇派骑兵七八名护送兰州。兰州庄口每月二十九日分送陕西三原、泾阳、韩城、凤翔等庄口”(274)。每年从甘宁流向三原、泾阳的标期银两就不下二至三千万两(275)。
进入清末后，青海的商贸形式有所变化。一则在山陕商人的引导下，陇青人民的商智初开，他们开始自办商号、自办歇家，分取山陕商帮利润的一杯之羹；二则外国洋行和津商买办对青海商业的渗透，他们为垄断青海羊毛贸易，以青海最大商帮——晋帮为主要打击对象，使晋商力量有所削弱；三则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许多陕西回民开始移民西宁、湟源。据考“青海回民是清代去的，白彦虎曾带二万回民驻西宁的小南川，有少数人留住未走……从事小商小贩，他们资本很小，常向大商货贷，然后深入周围藏区牧区换取土特产品和羊毛等畜产品回镇倒贩，再向批发商归还钱币”(276)。这些是造成陕帮势力在青海大增，开始压倒晋商的因素，有人记述，西宁民初的贸易形势是“西宁各商号，首推河州人……次则陕西帮……次为山西帮”(277)。不独西宁如上，其他地区亦如此。民国十九年结石陕甘公所的献匾上所书各商号名称，“计甘肃13家，陕西9家，四川5家，山西仅汾阳德盛魁一家”(278)。这是山陕商帮在青海力量消长变化的佐证。
地居河套的宁夏府是陕西商人销茶的又一中心市场。陕川茶叶由天水分途北上，经固原、吴忠入宁夏府。固原为三边总督的驻节之地，弘治十五年后增盐池中马，使固原茶商盐商云集，“固原荒凉之地，变为繁华”(279)。由固原北上，吴忠为宁夏茶叶集散市场，该地交通便利，为黄河水运中心，“马车驼队，云屯客集，河中船舶，轴辘相接，市声喧嚣，仓栈林立，中西商贾，络绎不绝”(280)。而宁夏府城至迟到嘉靖时已分坊而货，其中山货在“清和坊”，也就是茶叶的专卖市场。
陕西皮商赴西宁收购羊羔皮的时间很早，当时主要是陕西同州商人。西宁城内的陕西帮商人“大者十一家，聚义成、秦源涌、兴德合……批发京广杂货兼办皮毛或药材”(281)。而青海收购皮毛的外地客商多集于湟源，“当时湟源每年集散的羊毛总额约400万斤以上，各类皮张，亦不下30余万张……每逢元宵节，商店用彩布蓬街，爆竹通宵，可谓盛一时极”(282)。
宁夏在明代就有皮货市场，“清和(坊)……山货、靴帽等皆集于此”(283)，至清代银川城中的四牌坊更是“羊豕、皮毛、驼马等应有尽有”(284)，其周边之中卫、灵州、平罗等地“畜牧之利甚广，其物最著者……香山羊皮”(285)，因此各地皮毛商云集。中卫是皮毛集散的主要市场之一，在中卫驻有不少收购皮毛的陕西客商，如张云“陕之华阴人也，父故贫，早岁来吾地(中卫)业帽为生计……竟染病死，时陕客吾地者聚金买棺权葬之于堡北偏荒地……毡条皮帽犹存”(286)，张云之父与客中卫者多为业皮货者无疑。而平罗则是著名滩羊的主要产地，所产羊皮品质甚佳，“陕商及各地羊客、盐驼，纷至沓来”(287)。
随着清政府经略西域，拓展新疆，陕西商人活动的市场范围进一步扩大。如果说明代陕西商人的脚步尚未逾出嘉峪关，那么到清代，陕西商人则以哈密为中心，形成对新疆北路贸易垄断经营300年之久的繁盛局面。其活动以“南路”和“北路”为干线，“自甘肃省来之孔道于哈密而左右分歧，左沿天山之南麓，西经吐鲁番、喀剌沙尔、库车、阿克苏折而南到叶儿羌为南路；右越天山到巴里坤，沿北麓而西过省城乌鲁木齐，自精河越塔尔奇山到伊犁为北路”(288)，使陕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天山南北的各个主要城镇，与新疆各族人民结成良好的贸易联系，如：
哈密，系由陕赴新疆贸易的门户和入关咽喉。康熙以来，用兵西域，大军云屯，金融流畅，“汉民贩缯帛悄悄随大军出关，久之，辟畴殖谷，流亡还集……流回来自秦陇者亦百有余家”(289)。到清末，“汉民自兵燹后流离散尽”。左宗棠征新疆，在河东筑大营，由是“街道大兴，商随营集……平碛芦构，舍店栉比，市镇喧填，百货街尾辐辏”(290)。由于“土著缠民不知行商业贾，市面铺户皆关内山陕甘凉等处随营来此贸易”(291)，其中仅陕西的回民方就“一百七十四户”，到光绪末年哈密还有“汉商大小百余家，多陕甘人，皆自畜骆驼以资周转，多于甘陇设总号以资联络”(292)。所以《新疆图志·商务志》卷二中说“自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商人多出焉”。
巴里坤，为镇西府治所，“道当冲衢，人民咸集”，“山陕甘肃之商辐辏已极”，并设有“大会馆，系八大商总聚议之所”(293)。在巴里坤经商的陕西人很多。如《陕西艺文志》载，泾阳泾村“里有晏贞女者，幼许字里人某某，客巴里坤久不归，女家贫，戚族将有夺而嫁之，女不可，矢志守贞，泾村(牛振声)知女之无以自赡也，终恐不免于夺，爰置田若干亩为女衣食资，乃详述颠末书数十纸，托里人贾之巴里坤者，遍贴通衢间，某见之感泣而归”(294)。这说明泾阳一个村子就有不少人在巴里坤经商，才有可能托同里贾该地之人捎书，遍贴通衢，而且他们在巴里坤居聚集中，否则“数十纸”便不够贴。而且，有的陕西商人在巴里坤还很有名，如“郭风贤，系陕西富平县人，贸易至坤，因家焉，由军功历保四品花翎，前署奇台县知县”(295)。
乌鲁木齐，俗称“红庙子”，因乾隆三十一年筑迪化城于红山之侧而名之。其全盛时“屯戎相望，华戎商贾，良细挟资斧，往往聚族列阓而错居，以万数百，伪玩好皓侈骈阗，酒肆茶寮倡优杂技充韧乎其中……而秦陇人亦无虑数千户”(296)。由于该城“汉人中直隶人最多，甘肃、陕西、山西、湖南人次之”(297)，争斗不绝，故名曰乌鲁木齐(即争斗之意)。
昌吉，“年来商贾贸易，佣工艺业民人日多一日”(298)，其中“陕甘回民尚有百余户，多经商者”(299)。
绥来，建于乾隆四十二年，“陕西甘肃之回尚在百十余家，为商者较多”(300)。
精河，清中叶已是“郑商秦贾，奇工异匠总集，利于重赀地”(301)。清后期更是“本境回民，先后自内地出关，居于本城南关，耕种者十之一二，贸易者十之八九……陕西籍居其半”(302)。
伊犁，自乾隆三十一年移西安八旗官兵驻扎以来，“置廨库，主廨舍，筑城万堵，列市百重，……人物嬉恬，商贾辐辏，四郊之外，烟火相望”，“所集民人，半集雍凉秦晋，其以贸易来者，各安其业，以技艺至者，亦自食其力，嗜好无殊，狡诈者少”(303)。
塔尔巴哈台，位于新疆之最北处，是与乌里雅苏台蒙地交换之贸易通道，汉人称曰绥靖城，又曰嗒城，其地多“直录、川陕、甘肃商人以杂货来塔贸易者”(304)，商民“自建铺房一百一十一间”(305)。
阿克苏，因处南北疆交通枢纽，“内地商民，外番贸易鳞集星萃，街市纷纭，每逢八栅尔会期，摩肩雨汗，货如雾拥”(306)，其中有不少是陕西商人。
(157)《宋会要辑稿》卷五十五，食货。
(158)《康熙较朱批奏折汇编》第8册，第871页。
(159)《阆中县志》卷三。
(160)《达县县志》卷九。
(161)《三台县志》卷四。
(162)王云《蜀游纪略》卷一。
(163)康熙《咸宁县志》卷五。
(164)民国《遂宁县志》卷五。
(165)道光《綦江县志》卷十。
(166)同治《荣经县志》卷十六。
(167)咸丰《隆昌县志》卷三十八。
(168)道光《南江县志》卷二。
(169)《涪陵文史资料》，第1辑。
(170)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第四章。
(171)光绪《四川盐法志》卷首，《圣喻》。
(172)李从周：《犍场济楚十提的由来》，《五通桥盐业史料选辑》，第2辑。
(173)《四川盐政史》卷五，第99页。
(174)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第四章。
(175)光绪《崇庆州志》卷二。
(176)《南充县志》卷七。
(177)《犍为县志》卷十一。
(178)《自贡市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147页。
(179)《明史·食货·茶法》。
(180)高济昌：《边茶史话》，《四川甘孜文史资料》，第3辑，第125页。
(181)高济昌：《边茶史话》、《四川甘孜文史资料》，第3辑，第125页。
(182)倪长钧：《茶叶销藏问题》，《贸易月刊》1931年八月号。
(183)倪长钧：《茶叶销藏问题》，《贸易月刊》1931年八月号。
(184)李亦人：《西康综览》，第343页。
(185)《打箭炉志略》，《土俗》，第16页。
(186)《皇朝经世文编》卷八，第2004页。
(187)《皇朝经世文编》卷八，第2004页。
(188)魏源：《圣武记》卷五。
(189)徐珂：《清裨类钞》卷一，第1236页。
(190)李亦人：《西康综览》，第342页。
(191)《户县文史资料》，第3辑，第22页。
(192)高济昌：《边茶史话》，《四川甘孜文史资料》，第3辑，第125页。
(193)高济昌：《边茶史话》，《四川甘孜文史资料》，第3辑，第125页。
(194)《户县文史资料》，第3辑，第23—28页。
(195)李亦人：《西康综览》，第346页。
(196)陈翊：《西康问题》，第83页。
(197)魏源：《圣武记》(上)，第232页。
(198)《户县文史资料》，第3辑，第82页。
(199)《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三帙，第55页。
(200)徐珂：《清裨类钞》卷五，第1337页。
(201)《边政公论》，卷二，11—12合刊。
(202)《四川月报》卷九，第2期，《甘孜商业》。
(203)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92—193页。
(204)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92—193页。
(205)《松潘县志》卷一。
(206)《松潘县志》卷二。
(207)《明史·食货》卷八十。
(208)刘孔贵：《边茶贸易今昔》，见《贸易月刊》1933年第一期。
(209)《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三十九。
(210)郑珍：《巢经巢诗钞》。
(211)郑珍：《遵义府志》卷一。
(212)郑珍：《遵义府志》卷一。
(213)《贵州资本主义的产生》，第18页。
(214)《兴义府志》卷四。
(215)《思南府续志》卷二。
(216)民国《桐梓县志》卷十一。
(217)《黔南职方纪略》卷一。
(218)郑珍：《遵义府志·田赋》。
(219)《丁文诚公奏稿》卷二十，第2325页。
(220)《贵州通志》事志卷，第197页。
(221)周者之：《贵州古代史》。
(222)《四川盐法志》卷十。
(223)《云南通志》卷六。
(224)民国《昭通县志稿》卷六。
(225)赖存理：《回民商业史》，第183页。
(226)杨恩：《秦亭》，《古今图书集成》卷一百零六，第29页。
(227)《甘肃通志》卷三十八。
(228)康海：《康对山文集》卷四十二。
(229)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
(230)《兰州府志》卷十。
(231)《史料旬刊》，1931年第28期。
(232)陈鸿杰：《咸阳碑石》卷九十，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页。
(233)《韩城县志》卷一。
(234)乾隆《三原县志》卷十。
(235)乾隆《狄道州志》卷七十二。
(236)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1989年版，第46页。
(237)《新疆志稿》卷二十九。
(238)彭英甲：《陇右纪实录》卷八。
(239)刘向东：《兰州服务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页。
(240)萧梅性：《兰州商业调查》，第2页。
(241)康熙《隆德县志》卷二，《食货》。
(242)光绪《通渭县志》卷三，《地域》。
(243)刘文锋：《山陕商人与梆子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页。
(244)光绪《洮州厅志》卷十六。
(245)道光《两当县志》卷六，《风俗》。
(246)嘉庆《徽州志》卷七，《风俗》。
(247)《西北银行汇刊》第1期。第21—22期。
(248)光绪《天水县志》卷八。
(249)马鹤天：《甘青藏蒙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250)刘甫田：《山陕商人在河州经营土布始末》，《临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37页。
(251)林兢：《蒙新甘宁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252)高良佐：《西北随轺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253)高良佐：《西北随轺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114页。
(254)林兢：《蒙新甘宁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
(255)刘文锋：《山陕商人与梆子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
(256)光绪《康县志》卷九。
(257)林兢：《蒙新甘宁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258)《明史》卷八十，《食货》。
(259)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6页。
(260)《清末民初1912年建省前的西宁商业情况》，青海省图书馆编油印本。
(261)《丹噶尔厅志》卷四百一十五。
(262)焦文彬：《古都长安·长安戏曲》，西安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页。
(263)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
(264)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
(265)《丹噶尔厅志》卷四百一十五。
(266)青海图书馆藏：《青海协和商栈组织规程及经营皮毛药材暂行办法》，铅印本。
(267)廖蔼庭：《解放前西宁一带商业和金融业概况》，《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16—117页。
(268)《雍言》第二卷，第9期，第39页。
(269)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393页。
(270)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8页。
(271)阎成善：《湟源的歇家、洋行、山陕商人与“刁郎子”》，《湟源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1页。
(272)《平番奏议》卷一。
(273)《平番奏议》卷一。
(274)《西宁建省前的商业情况》，青海省图书馆油印本。
(275)刘迈：《西安围城诗解注》，陕西人民出版1992年版，第45页。
(276)赖存理：《回族商业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200页。
(277)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
(278)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8页。
(279)《明经世文编》卷一百一十四，第1069页。
(280)倪良均：《宁夏之茶叶》，见《中农月刊》第4卷，第7期。
(281)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第198页。
(282)廖蔼庭：《解放前西宁一带商业和金融业概况》，《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16页。
(283)嘉庆《宁夏新志》卷一。
(284)乾隆《银川小志》。
(285)乾隆《宁夏府志·建置志》。
(286)《中卫县志》卷十，《张孝子传》。
(287)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第364页。
(288)《新疆地理志》卷三，第127页。
(289)鲁芝田：《新疆建置志》卷二，第22页。
(290)箫常漠：《西疆杂述诗》，第271页。
(291)《新疆乡土志稿》，第271页。
(292)汪亮：《西北地理》，第495页。
(293)《镇西府乡土志》，第206页。
(294)《陕西艺文志》卷二，第18页。
(295)《新疆乡土志稿》，第205页。
(296)鲁之田：《新疆建置志》卷一，第21页。
(297)《新疆地理志》卷五，第165页。
(298)《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一，第1991页。
(299)鲁芝田：《新疆建置志》卷一，第28页。
(300)《绥来乡土志》，《新疆乡土稿》，第136页。
(301)《小方壶舆地丛钞》第六帙，第132页。
(302)《新疆乡土志稿》，第425页。
(303)格奉额：《伊江汇览》，第18页。
(304)《新疆地理志》卷五，第129页。
(305)嘉庆《塔尔巴哈台事宜》卷一，第63页。
(306)《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二帙，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