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历史
9.1陕西商人与传统物质文明
第九章 陕西商人与传统文明 第一节 陕西商人与传统物质文明
在商品经济下，是商人把产品变成了商品。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下，商人在不同经济共同体之间进行交换，对于沟通产品交流、传递技术信息，促进产品更新换代起了重要的作用。物质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商人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陕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和十三朝国府帝都，陕西商人长期以来是鸟瞰全国的帝国商人，他们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求珠驾苍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鹰……经游遍天下，却到长安城”，对外传播中国的先进技术与文化，扬国威于海外，对内沟通供需，传达信息，组织物品交流，丰富着华夏文明的物质内涵，对中国传统物质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上古时期，经陕西商人之手，将陕西的产品和技术传往全国和世界的主要有：
煤 陕西是我国煤炭开采和利用最早的地区，宝鸡出土的西周墓葬里已有用煤制作的雕饰。成书于战国的《山海经》里记载有“女床之山”，女床之山在陕西。
石油 陕西延安是我国发现石油最早的地区。《汉书·地理志》记载“高奴、有淆水，可燃”，人们接而用之。高奴即延安。《大元一统志》载：“在延长县南迎河有凿开石油井，其油可燃，兼治六畜疥癣”，可见陕西是凿井取油最早的地区。
酒 陕西是我国产酒最早的地区。据传“周公造酒”，尤其是凤翔距秦雍城十八里之柳林镇在周秦时代酿酒已很著名，被视为秦之国宝。汉代祭五畴，每年在凤翔举行百礼之会，“非酒不行”。唐代凤翔西街昌振顺号以酿制名酒而素负盛名，有“开坛十里香，隔壁醉三家”的美誉。所酿“凤酒”被列为“皇家御酒”。
糖 糖为陕西所产，西周陕西已有产糖之物叫“堇”和“荼”。《诗经·大雅》载“周原朊朊，堇荼如饴”，东汉扬雄著《方言》中讲“凡饴谓之饧，自关而东陈楚宋卫之通语也”。这里的“饴”即麦芽糖，“关”即陕西之函谷关。
盐 秦属巴国是最早出产井盐的地方。《华阳国志》载：“秦孝公令李冰守蜀，冰查地脉，知有咸泉，因于广都等县穿凿盐井”。
纸 陕西是中国纸的故乡，洋县人蔡伦造纸，1957年在陕西灞桥所出“灞桥纸”为我国发现最早的纤维纸。
茶 陕西是全国饮茶和植茶最早的地区之一。“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得荼而解”，说明饮茶自陕人始。迄至秦汉，秦并巴蜀，使饮茶开始在民间风行。顾炎武《日知录》说“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到了隋唐时代，饮茶更是以陕西为中心遍及全国，封演著《封氏闻见录》记述长安的饮茶风气是“自邹、齐、沧、隶，渐至京师，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因此，陕西也是全国植茶较早的地区。春秋时，秦属巴国，“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台雉，黄涧鲜粉，皆纳贡之”。到唐代，唐王朝在陕南汉江流域设金州，其境内“西城、安康二县山谷”为唐代陕南茶区的一部分。
蚕桑 陕西是我国古代蚕桑的主要发祥地。作为周人先妣的“嫘氏兴蚕”就说的陕西人的故事。《诗经·豳风》中载“春日载阳，有女执筐，采取柔桑，为公子裳”，说明关中蚕桑事业的兴盛，使得陕西在古代漫长岁月里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植棉 陕西是全国植棉最早地区。宋元时代，木棉籽种从西域传入陕西，褚华《木棉谱》指出：“汉唐之世木棉虽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宋元间传其种关陕闽广，首得其利，……关陕接壤西域故也”。到元代已开始推广种植，成书元代的《农桑辑要》也说“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疑”。
上古经长安商人之手传入陕西的南方和国外物品与技术主要有：
茄子 晋代已有印度和泰国所产茄子传入陕西，唐代诗人黄庭坚有一首咏茄子的诗“君家水茄白银色，绝胜坝里紫彭瓜”。
黄瓜 从印度传入，故称“胡瓜”，黄瓜正名从唐代起。
菠菜 唐贞观二十一年有记载菠菜由尼泊尔传入。
荔枝 汉代由中原输入，汉武帝破西皋，在长安造“扶荔宫”，从南方移植荔枝。
甘蔗 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修“扶荔宫”，栽有甘蔗十二枝，可见甘蔗已传入陕西。
枇杷 汉代从四川传入，司马相如《上林赋》已记载有这种水果。
葡萄 张骞通西域，葡萄随其东归，引种陕西，南北朝时，西安一带已是“园种户植，接荫连架”了。
石榴 原产波斯，叫“安石榴”，汉代由张骞带回，晋时陕西种植已很普遍。
核桃 产于西亚、南欧一带，《开宝本草》中说“张骞由西域得来”。
进入明清后，陕西商帮兴起，他们在全国各地做生意，进一步促进南北物质交流，对促进中国传统产品的改朝换代起了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的丰富与发展。其主要有：
一、陕西商人与茅台酒
相传唐朝仪凤年间，吏部侍郎裴行俭送波斯王子回国，一路送到扶风郡首府雍县(今凤翔县)，第二天郡守在城西十里长亭送行。当时正值暮春三月。裴侍郎突然发现沿路彩蝶蜜蜂纷纷附地而卧，当时心中不乐。郡守忙溯风而上查访缘故，他走过离城十五里的柳林镇，仔细查问，原来柳林镇一家作坊正在大兴土木，工人从土中挖出窖藏300多年的陈酒一坛，颜色清碧透明，气味浓香无比，饮者无不醉倒。酒味随风飘去，镇东十里之遥，蜂蝶闻味纷纷醉卧不起，当时郡守即将这坛美酒送给裴侍郎，侍郎官喜之不尽，当即乘兴吟诗一首：
送客亭子头，
蜂醉蝶不舞。
三阳开国泰，
美哉柳林酒。
回朝后，裴侍郎又将这坛美酒敬送高宗皇帝。柳林酒从此列为国宴珍品。北宋时，大文学家苏轼在凤翔“植湖柳，饮此酒”。此后，凤翔民间流传有“东湖柳，西凤酒，妇人手”(凤翔女工草编、刺绣、香包等制品亦源远流长)为三宝之佳话。
进入清代后，陕西商人利用清政府对川盐实行“计口授盐”“认承办”的政策机遇，纷纷赴四川承办川盐产销，使四川盐井的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川人占十之二三”。入康乾年间，清政府准许“川盐入滇(黔)”，陕西商人遂乘机进入川盐运销，把持垄断着从涪州到贵阳千里的川盐运销业务。而当时贵州省仁怀县茅台村是川盐运转的水陆码头，川盐经赤水河转运到茅台村，再由茅台村起旱用骡马驮运到贵州各地，所以许多陕西商人汇聚茅台村贩盐，有诗描绘当时的情形是“盐走赤水河，秦商聚茅台”，其中陕西商人刘绍棠、田荆荣与自贡富商李三畏合办的贩盐商号“协兴隆”总号就设在仁怀县，它的子号70余家，分设于从仁怀到贵阳的沿途州县。因此，陕西商人在茅台村还修筑了华丽的“陕西会馆”作为商帮办公之地。由于陕西商人来自酒的故乡，喜好饮酒。而贵州由于山陡水荒没有好酒，唯有一名叫“羊柯曲”的酒，辛辣难以下咽。唐代诗人黄庭坚曾对此酒有过咏叹。协兴隆的财东刘绍棠见贵州没有好酒，一气之下回到故乡，到凤翔柳林镇振昌顺酒坊，高薪聘请一田姓陕西酒师，携带西凤酒的配方和工艺技术来到茅台村，用洁净的优质高粱为曲，配以赤水河纯洌之水，经九次勾兑，酿造出佳酿“茅台烧锅”，这便是中国名酒“茅台酒”的原生形态。从此茅台酒在当地名声鹊起，茅台镇酿制茅名酒的烧坊不下数十处，基本上是山陕商人投资办的。入近代后，太平天国蓝大顺部占领了茅台镇，陕西酒坊人散业毁，茅台酒曾一度失传。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山西平遥一盐商华某到四川贩盐，因其母亲爱喝茅台酒，多年未能见到。华某特意赴茅台镇想为其母捎几瓶茅台酒以尽孝心，谁知到茅台镇后发现陕西商人办的茅台烧坊已是人去楼空。为了振兴中华名酒，华某决意重兴茅台酒，他找来流失的陕西酒师，又寻来山西“汾酒”的配方和工艺，在两种名酒的基础上酿制出次生的“茅台烧锅”，这就是后来“华茅”茅台酒的由来，即茅台酒的次生形态。当时的茅台酒仅仅是作为商家的自酿酒，小批量在贵州及全国销售。进入民国后，1915年在巴拿马国际赛会上，茅台酒作为中国之酒参展，但由于包装很土，加之中国社会地位低下，并没有引起评委的注意。一位姓王的中国报聘员急中生智，提着两瓶茅台酒挤入评酒大厅，将酒瓶向地上一摔，茅台酒香气四溢，外国评酒员们才相信中国竟然有这样的好酒，一致评茅台酒为金奖。从此，茅台酒一举成名，走出贵州的深山，成为中国酒的代表。这是陕西商人对中华民族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①。
二、陕西商人与泾砖茶
我国西部的少数民族游牧为生，喝奶酪，吃牛羊肉，以喝红茶生津解渴，消食去腻。而且红茶茶汁艳红，成为西部少数民族生活礼仪不可缺少的物品。儿女结婚要敬茶，艳红的茶汁象征爱情的美满与甜蜜；小孩出生要献茶，艳红的茶汁祝祐儿女漂亮健康。但西部不产茶，而且距内地路途遥远，一般的散装绿茶味淡又不宜于保存。只有紧压的红茶味厚又经过去霉的工艺处理，便于运输和长期保存。而当时名闻西部的泾阳砖茶就是陕西商人对中华民族的又一贡献。
陕西长期以来作为国都汇集了全国的能工巧匠，从唐代以来陕西已掌握了紧压茶即被唐代称之为“饼茶”的技术和经验，加之泾阳水好，“用水为井水，味咸，虽不能作饮料，而炒茶则特殊”②。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使泾阳成为西部湖茶焙制中心和陕甘茶叶转输枢纽。到清代所产“天泰牌”青砖茶，成为西北名牌，在西部少数民族中很有影响，长期占据着垄断地位。“泾阳青砖”的生产过程非常复杂。从湖南安化特选茶叶运到陕西泾阳后，须在茶店(茶场)经过当地人叫作“簸”“杂”“吊”“锅”“装”的焙制过程。“簸”就是将茶叶切碎，筛过，除去尘土和其他杂质。第二道工序是“吊”，就是用秤分成每封五斤四两。第三道工序是“锅”，就是炒茶，炒时陆续在茶叶中倾注用茶梗、茶籽熬成的水，这道工序需要较高的技术，炒时不能过干过湿，以柔润合宜为度。第四道工序是“装”，需要较好的技术，也特别重要，就是将茶制成砖型，装成封子，每封老秤五斤四两。第五道工序叫“杂”，包括许多方面的零碎手续，首先是将茶从上到底穿一个孔，便于通风，其次在茶砖封皮上印上招牌名称重量。这时候封皮内的茶叶还是湿润的，先在楼上摆成单层(茶店都有楼，专为制茶之用)。晾过两三天之后，茶砖已经比较干燥了，再将这些茶砖垒成三至五层，垒时须注意通风，一星期以后底面交互倒翻一次，隔半月后再倒换一次③，这种技术叫“发花”，花初显白绿色，一周后即成黄色，有此黄在制造技术上算是最成功。这样制造出来的茶叫“泾砖”，或叫“副茶”。
在中国，饮茶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同时又是一种文化现象，人们因地域文化和社会诸因素往往会形成对某一产品的购买偏好，这在茶业经营上尤显突出。因此，善为商者，往往注意形成产品名牌，迎合民众的购买心理需求，以取得先声夺人的经营效果。茶商马合盛是成功的例证。庚子年间，慈禧逃亡陕西，马合盛以百峰骆驼参与从龙驹寨到西安运送官粮，得到西太后的奖励。他便利用封建时代人们的皇权思想，借风扬帆，在茶砖的封面上印上“大引商人马合盛”七个字，和一般茶商只印“官商”二字不同，这种名随货走的传媒方式，使马合盛在民众中树立了很好的信誉，群众互相传说，“马合盛大引商人，是慈禧太后金口玉牙封下的”，更增长了他的声势，甘宁蒙地民众均喜饮“老马家副茶”④。由于马合盛信誉好，此茶在民众中很有影响。
三、陕西商人与西口皮货
陕西十三朝京兆皇都，自秦献公徙栎邑，北却戎狄便畜牧为天下饶，秦汉以降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又多以陕西为京都，使陕西五方杂处，胡服骑射，秦陇以鞍马福著称，自古积淀了硝制皮货的技术存量。陕西蒲城、扶风“产皮硝”，“适于硝皮之用”⑤，而泾水、洛水所泡熟皮革“较他处所制者逾格轻软，自昔已然，此乃水性关系”⑥。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陕西同州、泾阳、凤翔以及礼泉等县拥有雄厚的熟硝毛皮的技术力量。如泾阳“东乡一带皮毛工匠甚多……每于二三月起至八九月止，皮工齐聚其间不下万人”⑦。大荔同城、羌白诸镇“以造皮驰名”，各地皮匠多聚于此，尤以冀州枣强、南宫、武邑、街水等地匠人为多，硝皮作“最盛时代有120家之多”⑧。陕西西安、渭北诸县的回民尤精于硝制皮货，他们不仅是陕西皮货硝制的重要技术力量，而且在清代还把皮货硝制技术传播到祖国各地。此外，陕北之榆林神木皮匠亦不少，神木“除盐碱皮货而外，并无出产……至趋远省者，只有皮货一行”⑨。由于陕西自古以来积淀了皮货硝制的技术存量，使陕西成为西北地区的皮货硝制加工中心，这便为陕西皮货商在清代的崛起准备了技术基础。
明中叶，兰州织绒和西部皮货开始兴起，许多陕西商人在各地从事皮货贩运。如“毡货有称为伍少西家者，明陕人伍姓，开店南京，发卖毛绒货甚佳，永乐中承办大内铺陈称旨，上喜，御笔亲题曰伍少西家，令永为世业，今江南扬州一带此字号甚多，皆其分店”⑩。但西北皮货的大规模发展和走俏全国乃是清代以后的事。因为清代以后，满族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满族长期生活在黑龙江一带，那里天气寒冷，人们多衣裘皮御寒。入关后，满族贵族亦把这一喜好带入关内，使穿翻毛的“马褂”成为衣着风尚，从而有力促使西口皮货的迅速兴起。
陕西皮货加工技术十分精湛。皮货生产有较强的季节性，每年农历五六月气候炎热，是生皮加工熟制的最好季节，而农历七八月秋凉后则是缝制皮衣的季节。因此，皮货硝熟缝制往往采取季节性集中大规模生产的形态。皮货运送不得脱节，需适时供货，否则“已过硝熟之期，而客商亦已星散”(11)，必候来年夏季方能硝买。因之，每年夏初后，各硝皮州县皮匠齐聚，皮货作坊届时招工硝制，动辄数百家，招工动辄“数万人”，规模十分可观。其硝制方法是，先将生皮逐一去掉灰土油污，运到河边水洗，洗净后再浸泡几天，待其柔软下缸。为此水源、水质就成为皮货生产的先决条件。泾阳、大荔(同州)所以成为西北皮毛加工中心，就是因流经两地的泾水、洛水便于洗漂皮张，然后是熟皮，其法有二。一是冷缸，即是在露天摆若干大缸，盛满清水，配适量硝、盐和黄米面搅均，再将皮张入缸，旋翻旋晒，约一月即成。二是“热缸”，即用同样配料，放在大锅内，慢火煨，待水温适度，边泡边翻，约十天即成。皮张出缸后，在阳光下晒晾，打扫净皮上硝、面，再用特别铲刃铲去皮板上的油污印迹，保持皮张洁白柔软，然后放在木板上铺平，在四周加钉，使干后不收缩，不打皱，再用铁梳子抓去毛根沉毛，防止皮毛杆毡，使之整齐美观。
皮货加工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缝制成件，即将熟好的皮张裁成男、女、长、短皮袍、皮袄，然后缝纫成件，统称“皮筒”。一般长皮衣需羊皮五张，短的三张，缝成一件皮衣需五六个工时。至于狐皮，则按狐身部位为头、腿、嗉、肷等分别裁成窄条，然后归类编成皮衣，一件约需八九个缝工。由于皮货实行按季集中生产，一般劳动生产率也不低，如大荔敬义仁皮庄，“每年可出产七八百件袍料”(12)，大荔一年加工生皮“十万张”；兰州陕商办的积生德皮店“年加工生皮五千张”，“兰州各皮货店，年产销在两万件以上”(13)。
这些熟制加工过的皮货经陕西的技术分解而轻柔华贵，尤其是宁夏白二毛滩羊长皮筒子，因皮板毛色雪白，长毛细密，所谓天然九道弯而风行全国。或是在泾阳、大荔卖于前来贩卖的津、汉、沪、河南等各地皮商，或是由皮货庄在各地设分庄销售。如陕西皮货商伍少西家在扬州、南京、上海等地设有分店字号，专门销售皮货绒羯，扬州的皮货店就设在最热闹繁华的下河街，是扬州有名的字号，故《扬州竹枝词》记述说“驼酒驼茶未息肩，又驼皮货又驼毡。饥餐白滚安江杜，饱吃乾烘玉峡泉”(14)。而汉口经营皮货的陕西商人规模颇不小，“陕西帮多客商，其输入品以牛、羊皮、羊毛、牛油、生漆等为大宗……年贸易额约七八百万两”(15)。陕西皮商在湖南的庄口也不少，如湖南攸县“昔时士大夫家居，非严寒不御裘，今关中裘商来做，岁可得银万余两”(16)。而兰州各陕商办的皮货店，裘皮袍褂均在自家店铺销售，还专门设有皮货市场，主要供应西北各地(17)。
四、陕西商人与兰州水烟
20世纪40年代，北京大学教授吴祖缃先生曾写过一篇散文《烟》，把吸食水烟的风俗情趣描写得精彩细腻。其文曰：
“你得会装烟，掐这么一个小球球，不多不少，在拇指食指之间一团一揉，不轻不重；而后放入烟杯子，恰如其分地捺它一下——否则你别想吸出烟来。接着，你要吹纸捻儿，‘卜陀’一口，吹着了那点火星儿，百发百中，这比变戏法还有趣。当然这吹的功夫，和搓纸捻的艺术有着关系，那纸，必须裁得不宽不窄，搓时不松不紧。从这全过程上，一个人可以发挥他的天才，并且从而表现他的个性和风格。有胡子的老伯伯，慢腾腾地掐着烟丝，团着揉着，用他的拇指轻轻按进杯子，而后迟迟地吹着纸捻，吸出柔和的声响，这就表现了一种神韵，淳厚、圆润、老拙，有点像刘石庵的书法。年青美貌的婶子，拈着纸捻，微微掀开口，‘甫得’，舌头轻轻探出牙齿，或是低头调整着纸捻的松紧，那手腕上的饰物颤动着，这风姿韵味自有一种秾纤柔媚之致，使你仿佛读到一章南唐诗……”(18)
而把这个被称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结晶”的水烟推向全国乃至南洋的，则是清代以来的陕西烟草商。这是陕西商人对我们民族物质文明所作出的又一个贡献。
烟草，又名淡巴菰，是舶来品。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西风东渐，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商人从北美洲将烟草种植及吸食传入南洋，明末万历年间才自南洋(吕宁)传入我国闽广，故陆濯《烟谱》云：“烟草处处有之，其初来自吕宋国，名淡巴菰，明季入中土”(19)。入清后广为种植和吸食，“今则山陬海噬，男女大小，莫不吃烟”(20)。传入陕西的时间就更晚(21)，明末“晋人流寓闽者，得其种制之法，得而教其曲沃人嗣而传其法于秦，富平人种焉”(22)。因此，陕西渭南汉中在清代是重要的烟叶产地，所产烟叶为“邓州烟”，品质最佳，颜色淡黄，被称为“黄金叶”。但兰州水烟起源于何时仍是一个存疑难断的问题。一说是诸葛亮征南蛮后六出祁山，将防岚祛瘴的九叶芸香草北传甘肃，便成为后世之水烟叶，故后世业水烟者多供奉诸葛亮牌位，称为“芸香事业”(23)。另一说法为西方殖民商人传入淡巴菰，先入闽广再逐渐传入陕甘。故我国南方沿海仍有仙女传水烟筒于渔夫的传说。著者以为兰州水烟系清代由陕西传入较为可信。因为：其一，兰州水烟若系诸葛孔明所传，为什么在此后的近二千年岁月里未见发展，只是在清代中叶才得以蓬勃呢?万历三十五年的刻本《延绥镇志》并没有烟的记载，只是康熙十二年刻本才增修烟税一节，而《金壶六墨全记》中也说：“乾隆中兰州特产烟种，铝铜为管，贮水而吸之，谓之水烟”(24)，可见水烟盛行始于清代中期。其二，从烟草西传的时间和路线看，与陕西商人的活动有关。清代初叶烟草种植从山西传入陕西，试种于富平等渭北各县，使之很快成为陕西烟叶的重要产地，而这一带恰是后来在兰州垄断水烟产销“同朝商人”的故乡。后来陕西商人到甘肃经商，便将烟草的种植和吸食传入兰州，对此陈琮《烟草谱》中有记载“水烟出甘肃之五泉，一名西尖，从陕中来……”(25)，而康熙十二年刻本《延绥镇志》中更有详细记载，烟“岭南、江东诸州及齐鲁秦晋间往往有之……黄甫川市口比他处较盛。昔年行茶者与烟并至，每岁额课千余斤。不数年边口既众，市利甚微，又从而征之，商遂大困。康熙二年，总督白如梅疏请蠲免，从之”(26)。陕西商人所以贩烟到陇甘，是因为当时边关和边贸有这种需要。沈李龙《食物本草会纂》云：烟“解山岚瘴气，塞外边瘴之地，食此最宜”(27)，《蚓庵琐话》也提示“烟叶出自闽中，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28)。而我国第一部由康雍年间人汪师韩编撰的烟草专著——《金丝录》中更指出“边卒携……烟草三四斤易一牛……秋尽，俄罗斯来互市，易缣布、烟草、姜椒、糖饧诸物以去”(29)。可见，清康雍年间是陕西商人促使水烟的种植和吸食在陇甘兴起的。
烟草是消耗品，只有那些色味适合人们口脾嗜好的产品，才能获得稳定的销路。百年前，陕西商人所以能把产于西北偏僻一隅的水烟成功地推广于全国，并受到各阶层的欢迎，这同他们注重产品独特品味，形成“兰州水烟天下无，五泉所产尤绝殊”的特殊优势产品有绝大关系。兰州水烟这种独特品味表现在水烟生产的各个方面。
首先，烟叶独特。古老的黄河谷地，土质松软，水分适宜，属典型的温带半干旱大陆季风气候，成为水烟叶生长的独特环境。烟农们利用这一优越自然条件，精心培植，先于小满前后将烟籽种于田中，小暑前后又将烟苗移植土质肥沃的大田，烟叶长大后还要反复打尖去枝，这就形成兰州水烟既叶厚油足又耐寒性强的特点。并且烟农们为使烟叶成色美观，巧妙利用季节差异，在霜降前拔下上笼为青烟，在小雪后收烟为黄烟，为烟坊进一步加工烟丝打下了基础。
其次，配料做工独特。兰州水烟配料最为讲究，五种辅料与烟叶反复喷油、上沫，而且配料比例形成制度，由官府勒石谕示，令各家格尊划一，形成规模定势，成为兰州水烟色味整体独特的重要保证。而且配方比例还随季节变化灵活增减，辅料产地固定，非特产莫选，如槐籽必来陕西，紫药仅选中卫，姜黄出自城固，使兰州水烟具有别家无法仿效的纯正美色香味。水烟炮制更是技出陕西，选料考究，制作精细，质量管理严格，“青烟丝凡重量达到标准，烟方地面条显色亮，棱色整齐平匀，为一级品；凡重量达到标准，烟方条显色亮，而烟方底面稍差，墙子不够硬帮为二级品；凡重量达标准，而烟方底面均不顺，亦不平匀，色泽暗淡，棱角毛草为三级品”(30)。这便保证了兰州水烟的质量优异，人莫与竞。
其三，品种销路独特。吸食烟草为口脾享受，各地人们水土不同，食性各异，口味有别。兰州水烟经营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能根据各地消费者的不同嗜好，选销不同品种，投其所好，形成各种品种不同的经销区域。如我国南方，水田纵横，地气潮湿，农民下水田耕作，易受潮染病，吸食水烟可消湿防毒，预防蚊虫叮咬，故色浅味浓的“青烟”多销江南华东。而北方各地气候干燥，人们终日劳作，疲惫不堪，且口味浓烈，故加料配制的“棉烟”多销往西北各省以及四川、河南、山东、内蒙各地。甘肃本土民众贫苦，购买力有限，多销由各种烟丝残屑制成的“麻烟”。这些成色各异，种类不同的水烟因经营者的细心调剂而形成稳定销路，满足了各阶层的需要，上逮宫廷大内，下至贩夫室女，吃水烟者几遍天下。清宫贵族必吸兰州皮丝、青烟，京都妇女受其影响更是吸烟成瘾，有《都门新竹枝词》为证：“水烟成瘾复何妨，镇日相随味倍尝。讵意闺中尤酷好，也会檀口挹清香”(31)。而江南更形成“葵盖茶杯开建片，铜鞋水管吸兰烟，闲话渡光年”的生活方式(32)。在扬州更有人以“匡子驾小艇游湖上，以卖水烟为生”(33)。
在商品经济下，名特产品往往同经营者的信誉联系在一起。清代在兰州经营烟坊的陕西商人们很注重把创制名特产品和创造名牌字号联系在一起，各烟场推陈出新，不断形成自己独特的名牌产品，并以烟坊字号头一字作为烟丝牌名，名牌产品与名牌字号交相辉映，推销产品即扩大企业知名度，而字号知名度的提高又为名牌产品开辟更广阔的销路，使产品获得稳定的市场占有率。如一林丰有“一字青烟”，福生德有“福字青烟”，昶利和有“昶字青烟”，祥盛永有“祥字青烟”，凤翔生德荣则有“生字水烟”，这些水烟在全国各地销路很广，深入人心，在消费者中形成稳定的购买偏好，非其莫选。以致别的厂商很难取代他们，如20世纪30年代山西曲沃水烟兴起后，不得不仿照陕商的名牌字号借以打开销路，有的干脆将产品卖给陕商在上海的“老五行”，交由陕商去推销(34)，充分表现了名牌产品的市场魅力。
五、陕西商人与西口药材
西北山川峻，秦地无闲草。陕原以西之广大西北地区高山巨川，长河深涧，天苍野茫，水洌泉甘，尤以秦岭、巴山、鸟鼠、祁连、天山首尾相连，浓荫覆盖，碧草滴翠，是各种中药材生长的天然生态环境，历来以盛产药材而著称于世。并形成陕西以秦岭为中心，甘肃以岷山为中心两个药材集中产区，所产药材以质优量大而被冠以“西口药材”的美称。陕西秦岭巴山，山高势峥嵘，碧树潭溪声，崖头溪畔奇草丛生，盛产500多种药材，尤以党参、当归、大黄、车前、乌药、木贼、金银花、白芷、通草、厚朴、黄芩、黄药、天麻、桔梗、杜仲、柴胡、桂皮、苍术、枸杞、五味天下驰名，其中凤县所产之党参，安康、汉中、汉阴所产之杜仲，洛南、澄城所产之秦艽更为医家所珍视，不仅药力纯正，而且规格齐全，成为秦地药材的代表，到近代每年出产的药材达640多万斤(35)。甘肃之洮河流域，岷山之中是中药的主要产地，以所产大黄、甘草、当归、枸杞为最著名，其中大黄年产360万斤，以岷县所产为巨；当归年产500万斤，以岷乡为主要产地，甘草年产600万斤，以武威为多，都是质纯量巨的药材大路细货，“每年由碧口出者一万石”(36)。入明清后，由于疆域空前扩大，人口急剧增加，从明代的1亿人增长到清中叶的4亿人，对药材的需求量大量增加。同时药材为生活必需品，医藏家备，以备不测，是最容易商品化的经营项目，到清代中叶已形成全国性市场，出现了祁州、亳州、长沙、禹城四大药市；加之明中叶后西风东渐，国外市场进一步开拓，如大黄每年输向俄罗斯和西欧、美洲就数量甚巨。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西口药材”自清代中叶秦巴陇坂植被开发后，在全国迅速崛起，成为陕西商人经营的主要项目之一。
三原为西北药材炮制加工中心，也是药行总号汇集之地。药材店一般都是采取“东西制”的管理体制，财东多三原人和同朝人，而掌柜则多华阴人和长安人。因此药材炮制手法在技术上亦区分为“长安派”和“华阴派”。财东与掌柜采取分账制，立有合同和万金账，每年利润“提八余二”，将二成作为企业赢利滚算，增加资本积累，八成东西两柜按股均分。药材行店为产销联营，因此用人较多，少则五六十人，多则百余人以上，三原的德太药材店“共有人员百余名”，分为柜务、刀房、斗房、库房若干组织。柜房管经营，有大柜、二柜、书记、走街等人员。刀房、斗房管生产，设刀头、斗头负责生药的淋、洗、泡、切和熟药炮、炙、煨、炒。刀头、斗头多为熟练技术工人，常由药店高薪聘就。药材炮制根据药性、药味分门别类精选加工。由于陕西药商经营当归、党参、黄芪、大黄、枸杞、秦艽均为中药材的大路细货，加工炮制方法也十分讲究。如：
当归：分甘肃岷县所产的后山当归和西和、礼县、眉县所产的前山当归，尤以前者身长、皮细、骨气重、粉白茬为优质。加工时去掉腿子，留身长提装为葫首，分为全当归、会盒子归和小面子归等级别。全当归挑大的，拈去细股，提装为10支狂五、20支狂五等。
党参：分为野生和家种两种。岷县所产为老山党，皮松子大，最为优质，徽县、两当所产为家种，皮紧条细为家种，叫泥党参。其加工方法是先将党参绑成小把长一尺，烘干后用黄酒、白酒渗了，用蒸笼一蒸再蒸，再装包发运。
黄芪：以岷县石官所产最佳，挑选两头平的用刀切齐，用红绳绑成小把，装箱出口。
枸杞子：以宁夏中卫等地所产为佳，按等级分为贡果、枣王、参元、顶王、大捡、分类装箱。
大黄：产地西宁、岷县、西藏、武都、文县、铨水、华亭等地，分野生家种，野生为佳，西宁所产为优，经过加工按产品式样分级，以槟榔茬，无糠心为佳，名称分为中吉、京吉、蛋吉、鸭蛋吉、相黄、比黄、加工刀切，装箱发运(37)。
这些在三原加工的药材装成90斤一箱，经西安运往禹州、祁州、汉口、上海等地销售，药店在这些销货市场往往驻有推销员或设有销货分庄，如兰州陕商办的德盛公药店，在重庆和天水均设有分庄，亦叫“德盛公”。西安长春丰药店在汉口和重庆设有分庄，亦冠之长春丰。有的药铺从三原购得药材后，又在陕西各地设分号推销药材。如由药行转化而来的宝鸡万顺和药铺，在甘肃徽县设有分号，命名为诚顺西，又在陕西武功开设有盛裕药店。成顺西后来几乎垄断了甘肃徽县、成县的中药市场。而和盛裕号店员七八十人，货堆如山，前店后场，秩序井然，运粮拉磨有驮畜3头，掌柜出门，坐骑搭雕鞍系彩辔，苏铃铜灯，后又在武功西街设分号，店名和顺恒，主力推销西口药材(38)。华阴县北演村党家，在黄河流域各大城镇开有十家药号，批零兼营，号称“十大广济”，尤以徐州“永记广济堂”最为著名。
①《话说茅台酒》，《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②《陕行汇刊》第三卷，第1—2期，《泾阳湖茶情形》。
③杨自舟：《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20页。
④杨自舟：《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19页。
⑤《扶风县志·物产》。
⑥《大荔县志稿》卷四，第6页。
⑦卢坤：《秦疆治略》，第17—18页。
⑧《西北资源》第1期，第57页。
⑨《神木乡土志》，第5页。
⑩铁庵：《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126页。
(11)林永匡：《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第120页。
(12)《陕西实业调查》，第438页。
(13)《兰州私营皮货业》，《兰州城关文史资料》，第1辑，第90页。
(14)潘西风：《扬州竹枝词》，见雷梦水等编《中国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5页。
(15)杨锋：《武汉经济漫谈》，《武汉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33页。
(16)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831页。
(17)《兰州私营皮货业》，《兰州城关文史资料》，第1辑，第91页。
(18)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西北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9页。
(19)《饮食起居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页。
(20)包世臣：《安吴四种》，《集林》，第13页。
(21)关于烟草在中国的种植与传播，见李刚：《论烟茶在中西方的移植及其经验教训》，《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22)焦立夏：《岁寒集》，第35页。
(23)杜景琦：《兰州之水烟业》，第1页。
(24)黄均宰：《金壶六墨全记》卷一，《烟草》。
(25)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第253页。
(26)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第18页。
(27)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第253页。
(28)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第17页。
(29)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第30页。
(30)姜志平：《兰州水烟叶的历史概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15页。
(31)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第268页。
(32)《湘南乐府》，第16页。
(33)李斗：《杨州画舫录》，第32页。
(34)姜志平：《兰州水烟业的历史概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28页。
(35)《陕行汇刊》第七卷，第1期《陕西特产》。
(36)《陇右纪实录》卷八。
(37)石仁斋：《解放前我经营西北药材的情况》，《西安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135—136页。
(38)《中华百年老药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483—484页。
在商品经济下，是商人把产品变成了商品。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下，商人在不同经济共同体之间进行交换，对于沟通产品交流、传递技术信息，促进产品更新换代起了重要的作用。物质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商人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陕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和十三朝国府帝都，陕西商人长期以来是鸟瞰全国的帝国商人，他们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求珠驾苍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鹰……经游遍天下，却到长安城”，对外传播中国的先进技术与文化，扬国威于海外，对内沟通供需，传达信息，组织物品交流，丰富着华夏文明的物质内涵，对中国传统物质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上古时期，经陕西商人之手，将陕西的产品和技术传往全国和世界的主要有：
煤 陕西是我国煤炭开采和利用最早的地区，宝鸡出土的西周墓葬里已有用煤制作的雕饰。成书于战国的《山海经》里记载有“女床之山”，女床之山在陕西。
石油 陕西延安是我国发现石油最早的地区。《汉书·地理志》记载“高奴、有淆水，可燃”，人们接而用之。高奴即延安。《大元一统志》载：“在延长县南迎河有凿开石油井，其油可燃，兼治六畜疥癣”，可见陕西是凿井取油最早的地区。
酒 陕西是我国产酒最早的地区。据传“周公造酒”，尤其是凤翔距秦雍城十八里之柳林镇在周秦时代酿酒已很著名，被视为秦之国宝。汉代祭五畴，每年在凤翔举行百礼之会，“非酒不行”。唐代凤翔西街昌振顺号以酿制名酒而素负盛名，有“开坛十里香，隔壁醉三家”的美誉。所酿“凤酒”被列为“皇家御酒”。
糖 糖为陕西所产，西周陕西已有产糖之物叫“堇”和“荼”。《诗经·大雅》载“周原朊朊，堇荼如饴”，东汉扬雄著《方言》中讲“凡饴谓之饧，自关而东陈楚宋卫之通语也”。这里的“饴”即麦芽糖，“关”即陕西之函谷关。
盐 秦属巴国是最早出产井盐的地方。《华阳国志》载：“秦孝公令李冰守蜀，冰查地脉，知有咸泉，因于广都等县穿凿盐井”。
纸 陕西是中国纸的故乡，洋县人蔡伦造纸，1957年在陕西灞桥所出“灞桥纸”为我国发现最早的纤维纸。
茶 陕西是全国饮茶和植茶最早的地区之一。“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得荼而解”，说明饮茶自陕人始。迄至秦汉，秦并巴蜀，使饮茶开始在民间风行。顾炎武《日知录》说“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到了隋唐时代，饮茶更是以陕西为中心遍及全国，封演著《封氏闻见录》记述长安的饮茶风气是“自邹、齐、沧、隶，渐至京师，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因此，陕西也是全国植茶较早的地区。春秋时，秦属巴国，“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台雉，黄涧鲜粉，皆纳贡之”。到唐代，唐王朝在陕南汉江流域设金州，其境内“西城、安康二县山谷”为唐代陕南茶区的一部分。
蚕桑 陕西是我国古代蚕桑的主要发祥地。作为周人先妣的“嫘氏兴蚕”就说的陕西人的故事。《诗经·豳风》中载“春日载阳，有女执筐，采取柔桑，为公子裳”，说明关中蚕桑事业的兴盛，使得陕西在古代漫长岁月里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植棉 陕西是全国植棉最早地区。宋元时代，木棉籽种从西域传入陕西，褚华《木棉谱》指出：“汉唐之世木棉虽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宋元间传其种关陕闽广，首得其利，……关陕接壤西域故也”。到元代已开始推广种植，成书元代的《农桑辑要》也说“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疑”。
上古经长安商人之手传入陕西的南方和国外物品与技术主要有：
茄子 晋代已有印度和泰国所产茄子传入陕西，唐代诗人黄庭坚有一首咏茄子的诗“君家水茄白银色，绝胜坝里紫彭瓜”。
黄瓜 从印度传入，故称“胡瓜”，黄瓜正名从唐代起。
菠菜 唐贞观二十一年有记载菠菜由尼泊尔传入。
荔枝 汉代由中原输入，汉武帝破西皋，在长安造“扶荔宫”，从南方移植荔枝。
甘蔗 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修“扶荔宫”，栽有甘蔗十二枝，可见甘蔗已传入陕西。
枇杷 汉代从四川传入，司马相如《上林赋》已记载有这种水果。
葡萄 张骞通西域，葡萄随其东归，引种陕西，南北朝时，西安一带已是“园种户植，接荫连架”了。
石榴 原产波斯，叫“安石榴”，汉代由张骞带回，晋时陕西种植已很普遍。
核桃 产于西亚、南欧一带，《开宝本草》中说“张骞由西域得来”。
进入明清后，陕西商帮兴起，他们在全国各地做生意，进一步促进南北物质交流，对促进中国传统产品的改朝换代起了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的丰富与发展。其主要有：
一、陕西商人与茅台酒
相传唐朝仪凤年间，吏部侍郎裴行俭送波斯王子回国，一路送到扶风郡首府雍县(今凤翔县)，第二天郡守在城西十里长亭送行。当时正值暮春三月。裴侍郎突然发现沿路彩蝶蜜蜂纷纷附地而卧，当时心中不乐。郡守忙溯风而上查访缘故，他走过离城十五里的柳林镇，仔细查问，原来柳林镇一家作坊正在大兴土木，工人从土中挖出窖藏300多年的陈酒一坛，颜色清碧透明，气味浓香无比，饮者无不醉倒。酒味随风飘去，镇东十里之遥，蜂蝶闻味纷纷醉卧不起，当时郡守即将这坛美酒送给裴侍郎，侍郎官喜之不尽，当即乘兴吟诗一首：
送客亭子头，
蜂醉蝶不舞。
三阳开国泰，
美哉柳林酒。
回朝后，裴侍郎又将这坛美酒敬送高宗皇帝。柳林酒从此列为国宴珍品。北宋时，大文学家苏轼在凤翔“植湖柳，饮此酒”。此后，凤翔民间流传有“东湖柳，西凤酒，妇人手”(凤翔女工草编、刺绣、香包等制品亦源远流长)为三宝之佳话。
进入清代后，陕西商人利用清政府对川盐实行“计口授盐”“认承办”的政策机遇，纷纷赴四川承办川盐产销，使四川盐井的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川人占十之二三”。入康乾年间，清政府准许“川盐入滇(黔)”，陕西商人遂乘机进入川盐运销，把持垄断着从涪州到贵阳千里的川盐运销业务。而当时贵州省仁怀县茅台村是川盐运转的水陆码头，川盐经赤水河转运到茅台村，再由茅台村起旱用骡马驮运到贵州各地，所以许多陕西商人汇聚茅台村贩盐，有诗描绘当时的情形是“盐走赤水河，秦商聚茅台”，其中陕西商人刘绍棠、田荆荣与自贡富商李三畏合办的贩盐商号“协兴隆”总号就设在仁怀县，它的子号70余家，分设于从仁怀到贵阳的沿途州县。因此，陕西商人在茅台村还修筑了华丽的“陕西会馆”作为商帮办公之地。由于陕西商人来自酒的故乡，喜好饮酒。而贵州由于山陡水荒没有好酒，唯有一名叫“羊柯曲”的酒，辛辣难以下咽。唐代诗人黄庭坚曾对此酒有过咏叹。协兴隆的财东刘绍棠见贵州没有好酒，一气之下回到故乡，到凤翔柳林镇振昌顺酒坊，高薪聘请一田姓陕西酒师，携带西凤酒的配方和工艺技术来到茅台村，用洁净的优质高粱为曲，配以赤水河纯洌之水，经九次勾兑，酿造出佳酿“茅台烧锅”，这便是中国名酒“茅台酒”的原生形态。从此茅台酒在当地名声鹊起，茅台镇酿制茅名酒的烧坊不下数十处，基本上是山陕商人投资办的。入近代后，太平天国蓝大顺部占领了茅台镇，陕西酒坊人散业毁，茅台酒曾一度失传。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山西平遥一盐商华某到四川贩盐，因其母亲爱喝茅台酒，多年未能见到。华某特意赴茅台镇想为其母捎几瓶茅台酒以尽孝心，谁知到茅台镇后发现陕西商人办的茅台烧坊已是人去楼空。为了振兴中华名酒，华某决意重兴茅台酒，他找来流失的陕西酒师，又寻来山西“汾酒”的配方和工艺，在两种名酒的基础上酿制出次生的“茅台烧锅”，这就是后来“华茅”茅台酒的由来，即茅台酒的次生形态。当时的茅台酒仅仅是作为商家的自酿酒，小批量在贵州及全国销售。进入民国后，1915年在巴拿马国际赛会上，茅台酒作为中国之酒参展，但由于包装很土，加之中国社会地位低下，并没有引起评委的注意。一位姓王的中国报聘员急中生智，提着两瓶茅台酒挤入评酒大厅，将酒瓶向地上一摔，茅台酒香气四溢，外国评酒员们才相信中国竟然有这样的好酒，一致评茅台酒为金奖。从此，茅台酒一举成名，走出贵州的深山，成为中国酒的代表。这是陕西商人对中华民族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①。
二、陕西商人与泾砖茶
我国西部的少数民族游牧为生，喝奶酪，吃牛羊肉，以喝红茶生津解渴，消食去腻。而且红茶茶汁艳红，成为西部少数民族生活礼仪不可缺少的物品。儿女结婚要敬茶，艳红的茶汁象征爱情的美满与甜蜜；小孩出生要献茶，艳红的茶汁祝祐儿女漂亮健康。但西部不产茶，而且距内地路途遥远，一般的散装绿茶味淡又不宜于保存。只有紧压的红茶味厚又经过去霉的工艺处理，便于运输和长期保存。而当时名闻西部的泾阳砖茶就是陕西商人对中华民族的又一贡献。
陕西长期以来作为国都汇集了全国的能工巧匠，从唐代以来陕西已掌握了紧压茶即被唐代称之为“饼茶”的技术和经验，加之泾阳水好，“用水为井水，味咸，虽不能作饮料，而炒茶则特殊”②。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使泾阳成为西部湖茶焙制中心和陕甘茶叶转输枢纽。到清代所产“天泰牌”青砖茶，成为西北名牌，在西部少数民族中很有影响，长期占据着垄断地位。“泾阳青砖”的生产过程非常复杂。从湖南安化特选茶叶运到陕西泾阳后，须在茶店(茶场)经过当地人叫作“簸”“杂”“吊”“锅”“装”的焙制过程。“簸”就是将茶叶切碎，筛过，除去尘土和其他杂质。第二道工序是“吊”，就是用秤分成每封五斤四两。第三道工序是“锅”，就是炒茶，炒时陆续在茶叶中倾注用茶梗、茶籽熬成的水，这道工序需要较高的技术，炒时不能过干过湿，以柔润合宜为度。第四道工序是“装”，需要较好的技术，也特别重要，就是将茶制成砖型，装成封子，每封老秤五斤四两。第五道工序叫“杂”，包括许多方面的零碎手续，首先是将茶从上到底穿一个孔，便于通风，其次在茶砖封皮上印上招牌名称重量。这时候封皮内的茶叶还是湿润的，先在楼上摆成单层(茶店都有楼，专为制茶之用)。晾过两三天之后，茶砖已经比较干燥了，再将这些茶砖垒成三至五层，垒时须注意通风，一星期以后底面交互倒翻一次，隔半月后再倒换一次③，这种技术叫“发花”，花初显白绿色，一周后即成黄色，有此黄在制造技术上算是最成功。这样制造出来的茶叫“泾砖”，或叫“副茶”。
在中国，饮茶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同时又是一种文化现象，人们因地域文化和社会诸因素往往会形成对某一产品的购买偏好，这在茶业经营上尤显突出。因此，善为商者，往往注意形成产品名牌，迎合民众的购买心理需求，以取得先声夺人的经营效果。茶商马合盛是成功的例证。庚子年间，慈禧逃亡陕西，马合盛以百峰骆驼参与从龙驹寨到西安运送官粮，得到西太后的奖励。他便利用封建时代人们的皇权思想，借风扬帆，在茶砖的封面上印上“大引商人马合盛”七个字，和一般茶商只印“官商”二字不同，这种名随货走的传媒方式，使马合盛在民众中树立了很好的信誉，群众互相传说，“马合盛大引商人，是慈禧太后金口玉牙封下的”，更增长了他的声势，甘宁蒙地民众均喜饮“老马家副茶”④。由于马合盛信誉好，此茶在民众中很有影响。
三、陕西商人与西口皮货
陕西十三朝京兆皇都，自秦献公徙栎邑，北却戎狄便畜牧为天下饶，秦汉以降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又多以陕西为京都，使陕西五方杂处，胡服骑射，秦陇以鞍马福著称，自古积淀了硝制皮货的技术存量。陕西蒲城、扶风“产皮硝”，“适于硝皮之用”⑤，而泾水、洛水所泡熟皮革“较他处所制者逾格轻软，自昔已然，此乃水性关系”⑥。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陕西同州、泾阳、凤翔以及礼泉等县拥有雄厚的熟硝毛皮的技术力量。如泾阳“东乡一带皮毛工匠甚多……每于二三月起至八九月止，皮工齐聚其间不下万人”⑦。大荔同城、羌白诸镇“以造皮驰名”，各地皮匠多聚于此，尤以冀州枣强、南宫、武邑、街水等地匠人为多，硝皮作“最盛时代有120家之多”⑧。陕西西安、渭北诸县的回民尤精于硝制皮货，他们不仅是陕西皮货硝制的重要技术力量，而且在清代还把皮货硝制技术传播到祖国各地。此外，陕北之榆林神木皮匠亦不少，神木“除盐碱皮货而外，并无出产……至趋远省者，只有皮货一行”⑨。由于陕西自古以来积淀了皮货硝制的技术存量，使陕西成为西北地区的皮货硝制加工中心，这便为陕西皮货商在清代的崛起准备了技术基础。
明中叶，兰州织绒和西部皮货开始兴起，许多陕西商人在各地从事皮货贩运。如“毡货有称为伍少西家者，明陕人伍姓，开店南京，发卖毛绒货甚佳，永乐中承办大内铺陈称旨，上喜，御笔亲题曰伍少西家，令永为世业，今江南扬州一带此字号甚多，皆其分店”⑩。但西北皮货的大规模发展和走俏全国乃是清代以后的事。因为清代以后，满族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满族长期生活在黑龙江一带，那里天气寒冷，人们多衣裘皮御寒。入关后，满族贵族亦把这一喜好带入关内，使穿翻毛的“马褂”成为衣着风尚，从而有力促使西口皮货的迅速兴起。
陕西皮货加工技术十分精湛。皮货生产有较强的季节性，每年农历五六月气候炎热，是生皮加工熟制的最好季节，而农历七八月秋凉后则是缝制皮衣的季节。因此，皮货硝熟缝制往往采取季节性集中大规模生产的形态。皮货运送不得脱节，需适时供货，否则“已过硝熟之期，而客商亦已星散”(11)，必候来年夏季方能硝买。因之，每年夏初后，各硝皮州县皮匠齐聚，皮货作坊届时招工硝制，动辄数百家，招工动辄“数万人”，规模十分可观。其硝制方法是，先将生皮逐一去掉灰土油污，运到河边水洗，洗净后再浸泡几天，待其柔软下缸。为此水源、水质就成为皮货生产的先决条件。泾阳、大荔(同州)所以成为西北皮毛加工中心，就是因流经两地的泾水、洛水便于洗漂皮张，然后是熟皮，其法有二。一是冷缸，即是在露天摆若干大缸，盛满清水，配适量硝、盐和黄米面搅均，再将皮张入缸，旋翻旋晒，约一月即成。二是“热缸”，即用同样配料，放在大锅内，慢火煨，待水温适度，边泡边翻，约十天即成。皮张出缸后，在阳光下晒晾，打扫净皮上硝、面，再用特别铲刃铲去皮板上的油污印迹，保持皮张洁白柔软，然后放在木板上铺平，在四周加钉，使干后不收缩，不打皱，再用铁梳子抓去毛根沉毛，防止皮毛杆毡，使之整齐美观。
皮货加工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缝制成件，即将熟好的皮张裁成男、女、长、短皮袍、皮袄，然后缝纫成件，统称“皮筒”。一般长皮衣需羊皮五张，短的三张，缝成一件皮衣需五六个工时。至于狐皮，则按狐身部位为头、腿、嗉、肷等分别裁成窄条，然后归类编成皮衣，一件约需八九个缝工。由于皮货实行按季集中生产，一般劳动生产率也不低，如大荔敬义仁皮庄，“每年可出产七八百件袍料”(12)，大荔一年加工生皮“十万张”；兰州陕商办的积生德皮店“年加工生皮五千张”，“兰州各皮货店，年产销在两万件以上”(13)。
这些熟制加工过的皮货经陕西的技术分解而轻柔华贵，尤其是宁夏白二毛滩羊长皮筒子，因皮板毛色雪白，长毛细密，所谓天然九道弯而风行全国。或是在泾阳、大荔卖于前来贩卖的津、汉、沪、河南等各地皮商，或是由皮货庄在各地设分庄销售。如陕西皮货商伍少西家在扬州、南京、上海等地设有分店字号，专门销售皮货绒羯，扬州的皮货店就设在最热闹繁华的下河街，是扬州有名的字号，故《扬州竹枝词》记述说“驼酒驼茶未息肩，又驼皮货又驼毡。饥餐白滚安江杜，饱吃乾烘玉峡泉”(14)。而汉口经营皮货的陕西商人规模颇不小，“陕西帮多客商，其输入品以牛、羊皮、羊毛、牛油、生漆等为大宗……年贸易额约七八百万两”(15)。陕西皮商在湖南的庄口也不少，如湖南攸县“昔时士大夫家居，非严寒不御裘，今关中裘商来做，岁可得银万余两”(16)。而兰州各陕商办的皮货店，裘皮袍褂均在自家店铺销售，还专门设有皮货市场，主要供应西北各地(17)。
四、陕西商人与兰州水烟
20世纪40年代，北京大学教授吴祖缃先生曾写过一篇散文《烟》，把吸食水烟的风俗情趣描写得精彩细腻。其文曰：
“你得会装烟，掐这么一个小球球，不多不少，在拇指食指之间一团一揉，不轻不重；而后放入烟杯子，恰如其分地捺它一下——否则你别想吸出烟来。接着，你要吹纸捻儿，‘卜陀’一口，吹着了那点火星儿，百发百中，这比变戏法还有趣。当然这吹的功夫，和搓纸捻的艺术有着关系，那纸，必须裁得不宽不窄，搓时不松不紧。从这全过程上，一个人可以发挥他的天才，并且从而表现他的个性和风格。有胡子的老伯伯，慢腾腾地掐着烟丝，团着揉着，用他的拇指轻轻按进杯子，而后迟迟地吹着纸捻，吸出柔和的声响，这就表现了一种神韵，淳厚、圆润、老拙，有点像刘石庵的书法。年青美貌的婶子，拈着纸捻，微微掀开口，‘甫得’，舌头轻轻探出牙齿，或是低头调整着纸捻的松紧，那手腕上的饰物颤动着，这风姿韵味自有一种秾纤柔媚之致，使你仿佛读到一章南唐诗……”(18)
而把这个被称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结晶”的水烟推向全国乃至南洋的，则是清代以来的陕西烟草商。这是陕西商人对我们民族物质文明所作出的又一个贡献。
烟草，又名淡巴菰，是舶来品。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西风东渐，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商人从北美洲将烟草种植及吸食传入南洋，明末万历年间才自南洋(吕宁)传入我国闽广，故陆濯《烟谱》云：“烟草处处有之，其初来自吕宋国，名淡巴菰，明季入中土”(19)。入清后广为种植和吸食，“今则山陬海噬，男女大小，莫不吃烟”(20)。传入陕西的时间就更晚(21)，明末“晋人流寓闽者，得其种制之法，得而教其曲沃人嗣而传其法于秦，富平人种焉”(22)。因此，陕西渭南汉中在清代是重要的烟叶产地，所产烟叶为“邓州烟”，品质最佳，颜色淡黄，被称为“黄金叶”。但兰州水烟起源于何时仍是一个存疑难断的问题。一说是诸葛亮征南蛮后六出祁山，将防岚祛瘴的九叶芸香草北传甘肃，便成为后世之水烟叶，故后世业水烟者多供奉诸葛亮牌位，称为“芸香事业”(23)。另一说法为西方殖民商人传入淡巴菰，先入闽广再逐渐传入陕甘。故我国南方沿海仍有仙女传水烟筒于渔夫的传说。著者以为兰州水烟系清代由陕西传入较为可信。因为：其一，兰州水烟若系诸葛孔明所传，为什么在此后的近二千年岁月里未见发展，只是在清代中叶才得以蓬勃呢?万历三十五年的刻本《延绥镇志》并没有烟的记载，只是康熙十二年刻本才增修烟税一节，而《金壶六墨全记》中也说：“乾隆中兰州特产烟种，铝铜为管，贮水而吸之，谓之水烟”(24)，可见水烟盛行始于清代中期。其二，从烟草西传的时间和路线看，与陕西商人的活动有关。清代初叶烟草种植从山西传入陕西，试种于富平等渭北各县，使之很快成为陕西烟叶的重要产地，而这一带恰是后来在兰州垄断水烟产销“同朝商人”的故乡。后来陕西商人到甘肃经商，便将烟草的种植和吸食传入兰州，对此陈琮《烟草谱》中有记载“水烟出甘肃之五泉，一名西尖，从陕中来……”(25)，而康熙十二年刻本《延绥镇志》中更有详细记载，烟“岭南、江东诸州及齐鲁秦晋间往往有之……黄甫川市口比他处较盛。昔年行茶者与烟并至，每岁额课千余斤。不数年边口既众，市利甚微，又从而征之，商遂大困。康熙二年，总督白如梅疏请蠲免，从之”(26)。陕西商人所以贩烟到陇甘，是因为当时边关和边贸有这种需要。沈李龙《食物本草会纂》云：烟“解山岚瘴气，塞外边瘴之地，食此最宜”(27)，《蚓庵琐话》也提示“烟叶出自闽中，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28)。而我国第一部由康雍年间人汪师韩编撰的烟草专著——《金丝录》中更指出“边卒携……烟草三四斤易一牛……秋尽，俄罗斯来互市，易缣布、烟草、姜椒、糖饧诸物以去”(29)。可见，清康雍年间是陕西商人促使水烟的种植和吸食在陇甘兴起的。
烟草是消耗品，只有那些色味适合人们口脾嗜好的产品，才能获得稳定的销路。百年前，陕西商人所以能把产于西北偏僻一隅的水烟成功地推广于全国，并受到各阶层的欢迎，这同他们注重产品独特品味，形成“兰州水烟天下无，五泉所产尤绝殊”的特殊优势产品有绝大关系。兰州水烟这种独特品味表现在水烟生产的各个方面。
首先，烟叶独特。古老的黄河谷地，土质松软，水分适宜，属典型的温带半干旱大陆季风气候，成为水烟叶生长的独特环境。烟农们利用这一优越自然条件，精心培植，先于小满前后将烟籽种于田中，小暑前后又将烟苗移植土质肥沃的大田，烟叶长大后还要反复打尖去枝，这就形成兰州水烟既叶厚油足又耐寒性强的特点。并且烟农们为使烟叶成色美观，巧妙利用季节差异，在霜降前拔下上笼为青烟，在小雪后收烟为黄烟，为烟坊进一步加工烟丝打下了基础。
其次，配料做工独特。兰州水烟配料最为讲究，五种辅料与烟叶反复喷油、上沫，而且配料比例形成制度，由官府勒石谕示，令各家格尊划一，形成规模定势，成为兰州水烟色味整体独特的重要保证。而且配方比例还随季节变化灵活增减，辅料产地固定，非特产莫选，如槐籽必来陕西，紫药仅选中卫，姜黄出自城固，使兰州水烟具有别家无法仿效的纯正美色香味。水烟炮制更是技出陕西，选料考究，制作精细，质量管理严格，“青烟丝凡重量达到标准，烟方地面条显色亮，棱色整齐平匀，为一级品；凡重量达到标准，烟方条显色亮，而烟方底面稍差，墙子不够硬帮为二级品；凡重量达标准，而烟方底面均不顺，亦不平匀，色泽暗淡，棱角毛草为三级品”(30)。这便保证了兰州水烟的质量优异，人莫与竞。
其三，品种销路独特。吸食烟草为口脾享受，各地人们水土不同，食性各异，口味有别。兰州水烟经营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能根据各地消费者的不同嗜好，选销不同品种，投其所好，形成各种品种不同的经销区域。如我国南方，水田纵横，地气潮湿，农民下水田耕作，易受潮染病，吸食水烟可消湿防毒，预防蚊虫叮咬，故色浅味浓的“青烟”多销江南华东。而北方各地气候干燥，人们终日劳作，疲惫不堪，且口味浓烈，故加料配制的“棉烟”多销往西北各省以及四川、河南、山东、内蒙各地。甘肃本土民众贫苦，购买力有限，多销由各种烟丝残屑制成的“麻烟”。这些成色各异，种类不同的水烟因经营者的细心调剂而形成稳定销路，满足了各阶层的需要，上逮宫廷大内，下至贩夫室女，吃水烟者几遍天下。清宫贵族必吸兰州皮丝、青烟，京都妇女受其影响更是吸烟成瘾，有《都门新竹枝词》为证：“水烟成瘾复何妨，镇日相随味倍尝。讵意闺中尤酷好，也会檀口挹清香”(31)。而江南更形成“葵盖茶杯开建片，铜鞋水管吸兰烟，闲话渡光年”的生活方式(32)。在扬州更有人以“匡子驾小艇游湖上，以卖水烟为生”(33)。
在商品经济下，名特产品往往同经营者的信誉联系在一起。清代在兰州经营烟坊的陕西商人们很注重把创制名特产品和创造名牌字号联系在一起，各烟场推陈出新，不断形成自己独特的名牌产品，并以烟坊字号头一字作为烟丝牌名，名牌产品与名牌字号交相辉映，推销产品即扩大企业知名度，而字号知名度的提高又为名牌产品开辟更广阔的销路，使产品获得稳定的市场占有率。如一林丰有“一字青烟”，福生德有“福字青烟”，昶利和有“昶字青烟”，祥盛永有“祥字青烟”，凤翔生德荣则有“生字水烟”，这些水烟在全国各地销路很广，深入人心，在消费者中形成稳定的购买偏好，非其莫选。以致别的厂商很难取代他们，如20世纪30年代山西曲沃水烟兴起后，不得不仿照陕商的名牌字号借以打开销路，有的干脆将产品卖给陕商在上海的“老五行”，交由陕商去推销(34)，充分表现了名牌产品的市场魅力。
五、陕西商人与西口药材
西北山川峻，秦地无闲草。陕原以西之广大西北地区高山巨川，长河深涧，天苍野茫，水洌泉甘，尤以秦岭、巴山、鸟鼠、祁连、天山首尾相连，浓荫覆盖，碧草滴翠，是各种中药材生长的天然生态环境，历来以盛产药材而著称于世。并形成陕西以秦岭为中心，甘肃以岷山为中心两个药材集中产区，所产药材以质优量大而被冠以“西口药材”的美称。陕西秦岭巴山，山高势峥嵘，碧树潭溪声，崖头溪畔奇草丛生，盛产500多种药材，尤以党参、当归、大黄、车前、乌药、木贼、金银花、白芷、通草、厚朴、黄芩、黄药、天麻、桔梗、杜仲、柴胡、桂皮、苍术、枸杞、五味天下驰名，其中凤县所产之党参，安康、汉中、汉阴所产之杜仲，洛南、澄城所产之秦艽更为医家所珍视，不仅药力纯正，而且规格齐全，成为秦地药材的代表，到近代每年出产的药材达640多万斤(35)。甘肃之洮河流域，岷山之中是中药的主要产地，以所产大黄、甘草、当归、枸杞为最著名，其中大黄年产360万斤，以岷县所产为巨；当归年产500万斤，以岷乡为主要产地，甘草年产600万斤，以武威为多，都是质纯量巨的药材大路细货，“每年由碧口出者一万石”(36)。入明清后，由于疆域空前扩大，人口急剧增加，从明代的1亿人增长到清中叶的4亿人，对药材的需求量大量增加。同时药材为生活必需品，医藏家备，以备不测，是最容易商品化的经营项目，到清代中叶已形成全国性市场，出现了祁州、亳州、长沙、禹城四大药市；加之明中叶后西风东渐，国外市场进一步开拓，如大黄每年输向俄罗斯和西欧、美洲就数量甚巨。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西口药材”自清代中叶秦巴陇坂植被开发后，在全国迅速崛起，成为陕西商人经营的主要项目之一。
三原为西北药材炮制加工中心，也是药行总号汇集之地。药材店一般都是采取“东西制”的管理体制，财东多三原人和同朝人，而掌柜则多华阴人和长安人。因此药材炮制手法在技术上亦区分为“长安派”和“华阴派”。财东与掌柜采取分账制，立有合同和万金账，每年利润“提八余二”，将二成作为企业赢利滚算，增加资本积累，八成东西两柜按股均分。药材行店为产销联营，因此用人较多，少则五六十人，多则百余人以上，三原的德太药材店“共有人员百余名”，分为柜务、刀房、斗房、库房若干组织。柜房管经营，有大柜、二柜、书记、走街等人员。刀房、斗房管生产，设刀头、斗头负责生药的淋、洗、泡、切和熟药炮、炙、煨、炒。刀头、斗头多为熟练技术工人，常由药店高薪聘就。药材炮制根据药性、药味分门别类精选加工。由于陕西药商经营当归、党参、黄芪、大黄、枸杞、秦艽均为中药材的大路细货，加工炮制方法也十分讲究。如：
当归：分甘肃岷县所产的后山当归和西和、礼县、眉县所产的前山当归，尤以前者身长、皮细、骨气重、粉白茬为优质。加工时去掉腿子，留身长提装为葫首，分为全当归、会盒子归和小面子归等级别。全当归挑大的，拈去细股，提装为10支狂五、20支狂五等。
党参：分为野生和家种两种。岷县所产为老山党，皮松子大，最为优质，徽县、两当所产为家种，皮紧条细为家种，叫泥党参。其加工方法是先将党参绑成小把长一尺，烘干后用黄酒、白酒渗了，用蒸笼一蒸再蒸，再装包发运。
黄芪：以岷县石官所产最佳，挑选两头平的用刀切齐，用红绳绑成小把，装箱出口。
枸杞子：以宁夏中卫等地所产为佳，按等级分为贡果、枣王、参元、顶王、大捡、分类装箱。
大黄：产地西宁、岷县、西藏、武都、文县、铨水、华亭等地，分野生家种，野生为佳，西宁所产为优，经过加工按产品式样分级，以槟榔茬，无糠心为佳，名称分为中吉、京吉、蛋吉、鸭蛋吉、相黄、比黄、加工刀切，装箱发运(37)。
这些在三原加工的药材装成90斤一箱，经西安运往禹州、祁州、汉口、上海等地销售，药店在这些销货市场往往驻有推销员或设有销货分庄，如兰州陕商办的德盛公药店，在重庆和天水均设有分庄，亦叫“德盛公”。西安长春丰药店在汉口和重庆设有分庄，亦冠之长春丰。有的药铺从三原购得药材后，又在陕西各地设分号推销药材。如由药行转化而来的宝鸡万顺和药铺，在甘肃徽县设有分号，命名为诚顺西，又在陕西武功开设有盛裕药店。成顺西后来几乎垄断了甘肃徽县、成县的中药市场。而和盛裕号店员七八十人，货堆如山，前店后场，秩序井然，运粮拉磨有驮畜3头，掌柜出门，坐骑搭雕鞍系彩辔，苏铃铜灯，后又在武功西街设分号，店名和顺恒，主力推销西口药材(38)。华阴县北演村党家，在黄河流域各大城镇开有十家药号，批零兼营，号称“十大广济”，尤以徐州“永记广济堂”最为著名。
①《话说茅台酒》，《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②《陕行汇刊》第三卷，第1—2期，《泾阳湖茶情形》。
③杨自舟：《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20页。
④杨自舟：《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19页。
⑤《扶风县志·物产》。
⑥《大荔县志稿》卷四，第6页。
⑦卢坤：《秦疆治略》，第17—18页。
⑧《西北资源》第1期，第57页。
⑨《神木乡土志》，第5页。
⑩铁庵：《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126页。
(11)林永匡：《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第120页。
(12)《陕西实业调查》，第438页。
(13)《兰州私营皮货业》，《兰州城关文史资料》，第1辑，第90页。
(14)潘西风：《扬州竹枝词》，见雷梦水等编《中国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5页。
(15)杨锋：《武汉经济漫谈》，《武汉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33页。
(16)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831页。
(17)《兰州私营皮货业》，《兰州城关文史资料》，第1辑，第91页。
(18)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西北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9页。
(19)《饮食起居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页。
(20)包世臣：《安吴四种》，《集林》，第13页。
(21)关于烟草在中国的种植与传播，见李刚：《论烟茶在中西方的移植及其经验教训》，《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22)焦立夏：《岁寒集》，第35页。
(23)杜景琦：《兰州之水烟业》，第1页。
(24)黄均宰：《金壶六墨全记》卷一，《烟草》。
(25)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第253页。
(26)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第18页。
(27)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第253页。
(28)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第17页。
(29)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第30页。
(30)姜志平：《兰州水烟叶的历史概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15页。
(31)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第268页。
(32)《湘南乐府》，第16页。
(33)李斗：《杨州画舫录》，第32页。
(34)姜志平：《兰州水烟业的历史概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28页。
(35)《陕行汇刊》第七卷，第1期《陕西特产》。
(36)《陇右纪实录》卷八。
(37)石仁斋：《解放前我经营西北药材的情况》，《西安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135—136页。
(38)《中华百年老药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483—4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