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历史
9.2陕西商人与传统文化
第九章 陕西商人与传统文明 第二节 陕西商人与传统文化
在商品经济下，商人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而且是传播文化的使者。商人奔走于全国各地，浪迹于海角天涯，在从事商品交换的过程中，扩大了信息交流，促进了文化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交往和融通。因此，商人在封建社会往往成为文化交往的推动者和传播者。加之，商人又是社会最富有的阶层，在士农工商的社会身份等级定位下，商人向其他阶层的移动并不顺畅，也迫使商人在追求声色犬马的娱乐活动中耗散财富，发泄心中的郁闷，从而为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就是其中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他们为祖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过历史性的贡献。
一、陕西商人与秦腔戏
秦腔是形成于明代中叶的古老剧种之一，康乾年间盛行全国。又形成西府秦腔、同州梆子、汉调桄桄、西安乱弹等不同流派，是覆盖三秦，为陕西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吃光光面，揣大老碗，吼秦腔戏”是陕西人基本生活的写照。明清以来的陕西商人抛妻别子，远离家乡，流离各地做生意，“同在异乡为异客”，在客地人地生疏，语音不通，习俗不同的另类生活，使他们把对父母的牵挂，对妻儿的思念，对家乡的感情往往郁结为浓浓的乡愁，化解不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把听秦腔戏，观秦腔剧作为寄托乡情，化解乡愁的主要形式，从而有力推动了秦腔艺术在全国的发展与传播。
首先，听戏、写戏、养戏班是陕西商人对秦腔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听戏观剧是陕西商人基本爱好，明代中叶当陕西商人赴扬州贩盐时，就把秦腔这一家乡戏带到了扬州，有《江南竹枝词》描写当年扬州的文化活动是：“由来河朔饮粗豪，邗上彩歌节节高。舞罢乱敲梆子响，秦声惊落广陵潮。”许多陕商及其后裔，还自演和编导秦腔戏。乾隆年间以秦腔之声名震京华的秦腔大师魏三，本身就是陕商出身。魏三叫魏长生，家贫，13岁到西安西大街一烟铺充当学徒，后因与邻家烟铺学徒斗殴，畏责潜逃至蒲城，适逢某戏班演社戏，入班学艺，成秦腔名角，以《滚楼》一剧轰动京华，在京城掀起魏三热，使秦腔在京都风靡一时。武功富商康氏家族之康海，在扬州经商，一方面做生意，一方面演戏编剧排遣心中郁闷，每次演戏都亲操琵琶，被称为“琵琶圣手”(39)，清初诗人吴梅村称他是“琵琶声响多秦声，对山慷慨称入神”，后成为秦腔著名剧作家，所编名剧《中山狼》成为秦腔著名剧目。与康海齐名的户县陕商后裔王九恩，也是秦剧著名作家，所编《中山狼》秦腔剧与康海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了化解乡愁，排遣寂寞，许多陕西商人还组成自乐班，掌柜与伙计一起吹拉弹唱，自娱自乐。旅甘陇的陕西商家字号，一般都有自发组织的戏班子，打烊后的业余时间，使吼几声秦腔，故《甘肃竹枝词》中记载说，兰州山陕商家是“廛肆鳞鳞两面分，门前官柳绿似云。夜深灯火人归后，几处琵琶月下闻”。并且作者自注说：“富商大贾聚居旧城南北关，夜市既罢，往往吹竹弹丝，云息劳苦，土俗然也”。(40)
但真正使秦腔走向专业化发展道路，则与陕西商人供养戏班有直接的关系。陕西商人经商发财后，往往在家中设戏楼，供养戏班，使堂会戏成为秦腔重要的演出形式。陕西明清以来的富室巨户一般都供养有私家戏班。板桥常家有戏班，秦剧名角金叶子长期供养在他家。武功的康海家有戏班，拥有随身四大名家叫“四大帅”，康海死后家徒四壁，惟遗各种乐器300多件。苏州的陕西富商柏小坡为苏州唐市首富，建有占地40多亩的“柏园”，豪华无比，他家所在地被称为“柏家弄”，关中来的琴师咸集于中，“主人每夜张灯开宴，家有男女梨园，按次演剧”(41)。陕西渭南孝义镇赵家就养有自己专门的戏班子，他们家的大院里有华丽的戏楼，高一丈三尺，陕西著名的秦腔小生王长喜就是在他家的捧场下走红的。渭北焦、常、曹三家都有自己的戏班子。光绪末年，曹家的曹老太太去世，曹家搭台唱戏三日，当时正值光绪皇帝驾崩，国丧期间，禁止娱乐，曹家不为所动，照唱不误，后此事被人告到同州府衙，曹家搬来陕西巡抚从中调停，家丧国丧一起办，戏照唱，同州府衙也毫无办法。这些都有力推动了秦腔朝着正规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如：同州梆子的著名戏班“德盛班”就是由蒲城商人陈福儿在光绪年间举办的。陈家在西安开有“德盛堂”商号，财力雄厚，陈福儿酷爱秦腔，他用重金聘请了秦腔名角党金良、李云厅、十八红等组成德盛班，演出的《法门寺》《火焰驹》《黑叮本》名噪一时，声震长安。西府秦腔四大名班之一的“永顺班”，也是为陕西岐山富商高玢所办。高玢酷爱戏曲，光绪四年他出巨资购得全新戏箱，聘请四方名角，以自家的商号“永顺号”为班号，组成家庭戏班，长期活跃在陕西西府和甘肃陇东一带，很有影响。高家为了支持戏班，专门拨出五十亩稻田，收入供戏班开支，还专门修了三间大房，供艺人们居住，这个戏班一直唱到20世纪50年代，后来被政府接管，就是今天的岐山县人民剧团。
其次，戏路即商路。商人们离家经商的悲欢离合成为秦腔剧创作的生活源泉，许多秦腔剧反映了陕西商人的实际生活，唱出了商人的企盼和精神追求，所以商人对秦腔剧充满了热望，百看不厌。如：
《贩马记》说的是陕西汉中商人李奇去四川贩马，其继室姚三春不甘寂寞，与地保田旺私通，虐待前妻子女，使姐弟二人逃离家门。李奇归来，不见儿女，拷问丫鬟春花，春花不敢说出实情，悬梁自尽，姚三春与田旺贿赂知县，诬陷李奇，逼陷春花致死，李奇被屈打成招，判为死刑。
《三滴血》说的是山西商人周仁瑞在陕西韩城经商，娶妻生子。后因妻子病故，生意亏本，携子归乡，其弟周仁祥怀疑哥哥收养外姓之人，谋占家产，告于官府，县官晋信书昏庸，以滴血认亲之法拆散了周家父子。
《汗衫记》是说咸阳商人余宽出门经商，客商陈士武见其妻周兰英貌美，贿通阎婆，灌醉周兰英，窃取周家祖传宝物珍珠衫给陈士武，陈回家的路上，与余宽在客栈相遇，闲谈中拿出珍珠衫以炫耀他与周兰英的私情，余宽未查详情，回家将周兰英休弃，后陈病故，其妻唐氏改嫁余宽，对余宽讲出盗衫事情，余宽痛悔不及，这时周兰英已许配千岁李芳文为妻，余宽赴兰州寻妻认错，误伤门卫，周兰英为此求情，千岁知道详情后，令其夫妻团圆。
《双刀传》写陕商杜德外出做生意数年后回乡，不幸遇无赖李横同行，李见民女水莲貌美，欲逼奸被杜劝阻，李怒，将杜打死。
《新金玉缘》写陕商廉洁由四川经商归乡，途中被土匪抢劫一空事。
《平乐园》写同州书生李尔德弃学经商，数年后得家书回乡与未婚妻冯荇采成亲，途中遭陕西巡抚追捕罪犯，李助阵立功受封，婚期即至，冯荇采不见婿归，随母至铁尾庙烧香问讯，途中巧遇李尔德归来，喜出望外，大摆宴席。
这些戏文正是商人们所经历的生活在舞台上的艺术化，怎能不引起离乡在外商人们心灵上的共鸣。而秦腔剧《张连卖布》中的一段唱词，更唱出了陕西商人们的梦想和追求：
先把那渭南县当铺坐下，
西安府开盐店咱的东家。
兰州城京货铺招牌悬挂，
西口外金刚钻发上几车。
穿皮袄套褐衫骑驴压马，
烧黄酒猪羊肉美味有加。
娶妻小赛过那南京俏画，
买丫环和小子装烟倒茶。
清早起人参汤先把口下，
到晌午把燕窝拌成疙瘩。
张口兽琉璃瓦高楼大厦，
置几顷水浇地百不值下。
银子多使不了这该怎咋?
寻几个好伙计四路访查。
幸喜得四路里粮食涨价，
百十名走粟行银赚万八。
捐功名只要那官高势大，
访巡抚坐总督布政按察。
其三，会馆戏是推动秦腔在全国流播的重要形式。会馆有一个功能就是演家乡戏，因此各地的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都建有豪华的大戏楼，山东聊城的山陕会馆有大戏楼，为三层三间歇山式建筑，前面有遮雨楼，雕梁画栋，上面刻有《三结义》《三顾茅庐》《灞桥挑袍》《夜读春秋》等秦腔戏文。洛阳山陕会馆戏楼宽十一米，长五米，高十四米，远看宏伟壮丽，近看富丽堂皇。河南周口的山陕会馆本身就叫“花戏楼”，戏楼长四十米，宽十米，高三米，戏楼中间悬有“声震云霄”的四字横匾，戏台两侧刻有草书楹联：“还将旧事重新演，聊借俳优做古人”。戏楼成为会馆的主体建筑，戏楼前边的天井就是看台。四川自贡西秦会馆的看台可以容纳上千人，两旁的看楼是女眷们看戏的地方。山东聊城的山陕会馆更有意思，戏楼前面的看台是男人们看戏的地方，看台后三层高的石阶拜殿上是女眷们看戏的地方，中间还要用木栅栏将他们隔开，以防止男女混杂，有伤风化。汉口山陕会馆更在后院建有两个小戏台，是会首与他的家眷看戏的地方，防止一般商人偷窥其家人。一个小小的戏楼生动地展现了人世间的等级炎凉。正像社旗山陕会馆的戏楼旁所刻楹联写的那样：“幻即是真，世态人情描写得淋漓尽致；今亦犹昔，新闻旧事扮演来毫发无差”。
会馆祭祀过会的时候要演秦腔戏，每年五月十三日是关公的诞辰，会馆便要请来家乡有名戏班演三天大戏，以宣扬关公的忠诚意气，巩固山陕商人的团结，并祈祷关公的神灵保佑生意兴隆，发财添富，这叫会馆戏。商人们年关算账的时候要唱秦腔戏。当时山陕商人业务上讲究四季表，三月底为一季表，六月底为二季表，九月底为三季表，腊月为四季表。这腊月对各商号都很重要，他们要盘点货物，回收赊欠，清理业务上的瓜葛，算清总账，这时候商号总有一些为难的事情，需要拖欠账务，这个时候就需要请客唱戏，借以联络感情，解决问题，这叫做写桌子，就是由欠账的商家出钱请戏班子唱秦腔戏，作为酬谢。商人们入会的时候要唱戏，违犯行规要罚戏，社旗山陕会馆的行规就有凡违犯本行规者，罚请唱戏一台的规定，使唱秦腔戏，看秦腔剧成为陕西商人们最基本的文化活动。清代的《成都竹枝词》就写道：“会馆曾多属陕西，秦腔梆子响高低。观场人多坐板凳，炮响酬神散一齐。”
商路即戏路，陕西商人们的经商活动和文化活动有力推动了秦腔剧在祖国各地的传播，明清时期陕西商人活动的主要区域是祖国西部，西部的主要戏种就是秦腔，除了秦腔外没有其他戏，这不能不说是陕西商人的功劳。
四川是陕西商人活动的主要区域，因此陕西商人把秦腔带到了四川各地。在成都戏馆最多的戏是秦腔戏，《成都竹枝词》中记载说：“戏班最怕陕西馆，纸爆三声要出台。算学京都戏园子，迎台吹罢两通来。”在雅安唱的也是秦腔，《雅安竹枝词》说：“秦腔叠唱间三弦，荡浆人来望欲仙。喜得一城狂拍手，大家随着采莲船。”在绵阳人们唱的还是秦腔戏，《绵州竹枝词》也记载说：“山村社戏赛神童，铁钹檀槽拓作梆。一派秦声浑不断，有时低去说吹腔。”
甘肃是陕西商人活动的基本区域，因此人们唱的除了秦腔戏，再没有其他戏。一首《湟中竹枝词》中说：“东关大贾善生财，百货分六门市开。传说兰城新货到，昨宵商贩自东来。”
随着陕西商人在外地的商贸活动，也把秦腔戏带到了西部以外的地方。
河南是清代陕西商人活动最多的区域，因此河南的许多地方唱的也是秦腔戏。河南沁阳知县写的一首诗中描写当年的陕西会馆是：“千间广厦群回廊，百货喧陈大会场。自昔祠基传水府，于今庙貌壮西商。摊钱估客居成肆，入市游人浆列行。最是繁华逢九月，开棚九日醉梨觞。”
湖北是陕西商人贩布的主要场所，陕西商人也把秦腔戏带到了湖北。一首《汉口竹枝词》记载说，当时山陕会馆的演戏活动是：“沈家庙里戏酬神，一节于官二百文。求福人多还愿众，戏台压得一包银。”
扬州是陕西商人活动的起点，扬州唱的戏也是秦腔戏。康熙年间的《江南竹枝词》中说：“由来河朔饮粗豪，邛上彩歌节节高。舞罢乱敲梆子响，秦声惊落广陵潮。”
陕西商人还把秦腔剧带到了北京，陕西梆子要比徽班进京早一百多年，秦腔名角魏长生是在北京最早唱红的戏剧演员，一首北京《竹枝词》中记载说，当时北京的关中会馆，也叫老鹳庙，唱秦腔是：“妙令花档十三春，听到边关最怜神。却怪老鹳飞四座，勤楼谁是意中人。”
二、陕西商人与明清市井文学
明清时期出现了市场经济的萌芽，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市民阶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而反映市民阶层生活的市井小说成为明清文学发展史上最耀眼动人的亮点。在明清的市井小说中，有不少是以陕西商人为原型进行创作的。这些以陕西商人为原型的市井小说，既说明陕西商人在当时的商界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足以引起小说家的注意。同时，这些以陕商为题材的小说又反映了当时陕西商人的实际生活，试举几例以略见一斑。
(一)《歧路灯》
清代李绿园著，书中对开封的山陕会馆作了许多描述，先后七次提及山陕会馆。清乾隆时期，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资本主义萌芽显著增长。位居中原交通要道的开封，在明末遭到洪水洗劫后，此时又重新振兴起来。经济的繁荣，商业的发展，吸引了全国各地大批商人到开封经商，尤其山、陕商人居多。《歧路灯》里写道：“焦丹是山西一个小商，父亲在省城开京货铺”(第五十回)；金尔音，山西汾州府的一个客商(第四十三回)；阎楷，关中武功人，随父在开封做生意，后来在开封开一个大书店(第九十七回)。还写道：“省城做生意的人，多是山、陕、江、浙。”这就反映了乾隆时期，在汴的山、陕、江、浙籍商人不但人数多，而且拥有大量的资本。这些外地富商大贾，为了便于洽谈贸易，联络同乡，纷纷在开封修建会馆，如两湖会馆、安徽会馆、江苏会馆、山东会馆、江西公馆、浙江会馆、八旗会馆等，还有某些行帮的盐梅会馆、炉食会馆等等。山陕会馆就是其中影响最大、势力最强、延续时间最久的会馆之一。山西、陕西的富商大贾的最初组织叫山陕社。他们在明代“开国元勋第一家”的中山王徐达裔孙奉敕修建的徐府旧址上，集资建成一座规模宏伟的山陕会馆。这座会馆与其他会馆不同的是，它除了聚会、经商之外，还特别尊奉山西籍的“关圣帝君”——关羽，在会馆的前半部分修了“关帝庙”，人们又叫它“山陕庙”，庙里经常演戏，成了群众文化娱乐的场所。
《歧路灯》第四十九回写道：“谭绍闻与王隆吉中表北兄，与妗母说些家常，耳朵内只听得锣鼓喧天，谭绍闻道：‘那里唱哩?’王隆吉道：‘山陕庙，是油房曹相公还愿哩。’绍闻道：‘谁家的戏?’王隆吉道：‘苏州新来的班子……’。”这里所说的山陕庙，即当时的山陕会馆。书中还写道：“且说谭、王二中表出了壮缪庙回家，午饭已熟，妗母酌令食讫。谭绍闻仍欲看戏，王隆吉不肯，说些家常闲话。”这“壮缪庙”亦是指的山陕庙。因关羽谥号壮缪侯，故将关帝庙称作壮缪庙。
进得关帝庙的照壁里边就是一座坐南朝北的大戏楼。每逢节日、祭祀、还愿、祝寿等活动，就在戏楼上演戏庆贺，无论白天夜晚都是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烧香的、看戏的络绎不绝。《歧路灯》里的主人公谭绍闻就是山陕庙的常客。该书第四十九回里就有详尽的描述：“‘就说咱上山陕庙看戏，王中敢拦阻不成……’一面说着，早已到了庙门。谭绍闻听的鼓板吹弹，便说道：‘这牌子是《集贤宾》。’……进的庙院，更比瘟神庙演戏热闹，院落也宽敞，戏台也高耸。不说男人看戏的多，只甬路东边女人，也敌住瘟神庙一院子人了。……只这庙唱戏，勿论白日夜间，总来看的。瘟神庙距山陕庙只一条街，在西小阁东口对过，鲁班庙的北侧，与山陕庙东西相望，鼓乐相闻，然而远远不如山陕庙的戏红火、招人。”
《歧路灯》里写道：“俺曲米街东头巫家，有个好闺女，他舅对我说，那遭山陕庙看戏，甬路西边一大片妇女，只显得这巫家闺女人材出众。”根据刘益安的《<歧路灯>中开封街巷小考》一文所述：“开封在明清无以曲米名街巷者，只有属宋门隅的炒米胡同，书中曲米街当系炒米胡同。”炒米胡同距山陕会馆甚远，到山陕庙看戏，要穿过几条街巷，而且白天晚上都看，若不是戏唱得好，场面大，封建社会很难出门的妇女是不会争相去看戏的，更何况那些“人才出众”的黄花闺女。
山陕庙唱戏，除了山陕社的人“写戏”以外，地方士绅，殷实富户也常因祝寿、还愿等活动给这里“写戏”。“写戏’，就是请戏班子来唱戏。《歧路灯》第二十四回写道：“夏逢若就中抽了写戏的长分子。后来又写了几宗山陕会馆的戏，江浙会馆的戏。”当时，各会馆、神庙竞相演戏之风很盛。山陕庙不但在正院建个大戏楼，而且在东西两别院还设有堂戏楼，在这里说书演唱，夜以继日，风雨无阻，丝竹之声不绝于耳。
山陕庙在乾隆年间创建之后，不断营建、维修，逐渐扩大，所需资金全部由山陕社的商人筹集，捐资人都要刻石留念。这些集资一时不用的，还放债生息。《歧路灯》第六十九回中这样写道：“这一千两，是昨天揭到关帝庙山陕商人积的修理拜殿舞楼银，每月一分行息……”由此可见山陕商人很会做生意。
(二)《杨八老越国奇逢》
见《喻世明言》第十八卷。小说描写陕西商人杨八老到闽广经商，在漳州又娶檗氏为妾，妻妾各生一子。杨八老在经商途中被倭寇掳去，在异国他乡生活了十九年。后被迫随倭寇入侵，被元军俘虏，幸得妻妾所生二子已长大成人，救了他的老命，一家团圆。
小说中陕西商人杨八老夫妻间的商议是很有文化内容的：杨八老对妻子说：“我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家事日渐消乏，祖上原在闽、广为商，我欲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以为赡家之资。不知娘子意下如何?”妻子欣然道：“妾闻治家以勤俭为本，守株待兔，岂是良图?乘此壮年，正堪跋涉；速整行李，不必迟疑也。”这些商人不讳言私己的个人打算，也不讳言赚钱图利，对经商无一点自我解嘲与贬抑，更没有流露出所谓“以利存心”的戒惧不安，而对不能治生令家事消乏怀有一种愧疚之心。经商是他们谋生之道，是他们的立身之本，是他们矢志不移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表现了“好货利”的合理性与社会价值。
(三)《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
见《二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一卷。小说描写盐商王禄在外酒色过度，客死他乡，留下大笔钱财，兄弟王爵携银扶柩回家，途中死于非命。
小说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一种有代表性的官商关系。王家的钱财被车户李旺偷走，州官“即差快手李彪随着王爵跟捕贼人，必要擒获，方准销牌”；店主张善蒙冤，察院许公明察秋毫，捉拿真凶，既报了王家之仇，又伸了张善之冤；既追回了失盗的财物，又指明了藏银的秘密，替商仆王惠摆脱了干系。正直、能干的官吏为商家主持公道，惩恶扬善，利用政治权力保护了商人的利益。这种官商关系对商人来说无疑是有益的，受到商家的欢迎和感激：“亏得许公神明，仇既得报，银又得归。”
小说中陕西商人王禄出生于盐商家庭。兄弟“爵、禄两人幼年俱读书，爵进学为生员。禄废业不成，却精于商贾榷算之事，其父就带他去山东相帮种盐，见他能事，后来其父不出去了，将银一千两托他自往山东做盐商去”。商人手上的钱有时是祸，“自古道：饱暖思淫欲。王禄手头饶裕，又见财物易得，便思量淫荡起来”。嫖妓染病，弄得染病而亡。
(四)《蜂申冤》
小说描写放银子的段老陕饱暖思淫欲，妄想陈卖饼之妻何氏的美色，惹下一场摆不脱的干系。小说中“放银子，顺便做兑换生意”的商人段老陕，“只讲财利”，“平生片善不修，一文不舍”。但到妄想陈卖饼之妻何氏的美色时，他所依仗的只能是自己在财力上的优势。以财茹色，这是好色的富商惯用的伎俩。
商人段老陕蒙冤入狱，官府借机敲诈，“虽知此案有冤，他想银子，故意苦打成招，命人示意”，想利用自己政治上的权力在商人身上捞取经济上的好处。“那知段老陕以财为命，宁肯受刑。在卡中百般私刑，俱已受过，只出十两银子，卡犯把他弄得不死不活”。商人在官府的权力面前，不出钱就难以消灾：“官见段老陕不肯舍财，把他三日一拷，五日一逼，问要头首，打得两腿稀烂，现出筋骨，还是一文不肯”。这是官商关系中一个有代表性的类型：官强商弱，官吏恃权敲诈欺凌商人。
(五)《小韩负心报》
见明代文言小说集《狯园》，作者钱希言。书成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马之骏付刻。卷七《小韩负心报》叙杭州一个叫小韩的青年，青春年少，长相出众，但父母双亡，流落无家，幸得陕西盐商贾老收留。小韩恩将仇报，与盐商贾老之妾荆娘私通，首尾三年，并生一子，从荆娘手中谋取其私房钱数千金。他不久又移情别恋，娶一女别居，使荆娘气得呕血而亡。后来又诬告贾老，使其入狱，自己尽吞其财。贾老出狱后，返归陕西，一年后使其子来杭州营算。小韩又百般引诱贾老之子作花柳之游，并且使用诬陷手段，借助官府的力量，把贾老之子吓得逃离杭州。小韩至此以为可以无所顾忌，于是广张典库。谁知上天报应不爽，小韩眼睛自盲，冤魂缠身，不得善终。他生前拐骗来的财物全部回到贾老之子手中。小说表现对财色的贪婪如何腐蚀商人的道德和良心，抨击了晚明社会的世风浇薄。
(六)《雅观楼全传》
题檀园主人编，道光元年维扬同文堂刊本。写主人公扬州商人吴义礼，外号钱是命，积财数千金，开设文盛钱庄，他对门有位西商，在扬州多年，以贩盐致富，积有约二三十万金，后与吴义礼共营引钱交易，这位西商背着自己东家将私下赚得十万金密寄吴处，意欲隐瞒独得，并膝地恳求，事平来取。后吴与妻昧心图财，否认其事，因当时未立字据，西商口说无凭，其财为吴吞没，西商终至抑郁而死。
三、陕西商人与陕北民歌
陕北民歌包括陕北道情、信天游、山陕山曲，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奇葩，而在陕北民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咏叹明清山陕商民“走西口”赴河套、甘陇、内蒙的生活遭遇与人生感受。既有走口外经商的山陕商人对家中妻儿老小的牵挂，又有家中妻儿对远方商人的眷恋和怀念；既有真知大胆的感情表白，又有细腻真实的生活白描。如果抽去当时山陕商人走西口经商的内容，陕北民歌就绝不会唱得那么深情凄美、委婉动人。
在陕北民歌中，有大量内容是描写家中亲人对山陕商人远离家乡赴口外经商前途未卜生活的担忧。这里歌唱的主题并不是一般痴女旷男的相思调，而是成家夫妇发自内心深处对对方的思念和关怀。如那一首脍炙人口的《走西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实难留，
双手拉着哥哥手，
送哥送到大门口。
《赶牲灵》
白脖子的哈巴哟，
汪汪地咬，
赶牲灵的哥哥哟，
回来了!
你若是我的哥哥哟，
招一招手，
你若不是我的哥哥哟，
你就走你的路。
也有走西口的商人们对自己抛妻别子无奈心态的表白和对妻子担心的回报。如一首《信天游》所唱那样：
常言说树挪死来人挪活，
又不是哥哥一人走西口，
啊亲亲!
我挣上七斗八斗就往回走。
再如另一首《信天游》：
走遍了千山万水才知道妹最美，
跨遍了七州八县才知道妹的情最贵。
我要像兔子一样回到妹身边，
搂着妹妹美美地睡一回。
而流传于晋陕黄河两岸的山曲，在叙事和寄情方面有更大的伸展余地和发展空间，更是山陕商人及其妻女抒情的普遍方式。而在这些山曲中有不少是商人夫妇之间的对答叙怀，听起来更让人伤感和动容：
商人走西口是穷困生活所迫，所以他们唱道：
富人有钱不离家，
穷汉没钱到处刮。
辈辈坟墓里不埋男，
穷骨头撒在了河套川。
万般出在无其奈，
扔下妹妹走口外。
算盘一响捆铺盖，
两眼眼流泪哭回来。
更有商人妻子对丈夫离去独守空房的哀怨和痛彻心脾的思念：
前三天过门后四天走，
你叫妹妹把谁守?
井水头清水浇白菜，
白手手拉住哥哥红腰带。
叫声哥哥你朝后瞭，
妹妹唱的尽是想你的调。
山在水在石头在，
人家都在你不在。
山高路高云头高，
人家都在你走了。
人头前想你哈哈笑，
背后想你泪蛋蛋掉。
爬山虎碰上了红豆蔓，
你缠我绕永不断。
了解了明清之际山陕商人的走西口，才能真正了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陕北民歌为什么会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
(39)《吴梅村诗集》卷四。
(40)叶丰：《甘肃竹枝词》，雷梦水编 《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五册，第3711—3712页。
(41)乾隆《唐市志》卷一，《园亭》。
在商品经济下，商人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而且是传播文化的使者。商人奔走于全国各地，浪迹于海角天涯，在从事商品交换的过程中，扩大了信息交流，促进了文化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交往和融通。因此，商人在封建社会往往成为文化交往的推动者和传播者。加之，商人又是社会最富有的阶层，在士农工商的社会身份等级定位下，商人向其他阶层的移动并不顺畅，也迫使商人在追求声色犬马的娱乐活动中耗散财富，发泄心中的郁闷，从而为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就是其中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他们为祖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过历史性的贡献。
一、陕西商人与秦腔戏
秦腔是形成于明代中叶的古老剧种之一，康乾年间盛行全国。又形成西府秦腔、同州梆子、汉调桄桄、西安乱弹等不同流派，是覆盖三秦，为陕西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吃光光面，揣大老碗，吼秦腔戏”是陕西人基本生活的写照。明清以来的陕西商人抛妻别子，远离家乡，流离各地做生意，“同在异乡为异客”，在客地人地生疏，语音不通，习俗不同的另类生活，使他们把对父母的牵挂，对妻儿的思念，对家乡的感情往往郁结为浓浓的乡愁，化解不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把听秦腔戏，观秦腔剧作为寄托乡情，化解乡愁的主要形式，从而有力推动了秦腔艺术在全国的发展与传播。
首先，听戏、写戏、养戏班是陕西商人对秦腔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听戏观剧是陕西商人基本爱好，明代中叶当陕西商人赴扬州贩盐时，就把秦腔这一家乡戏带到了扬州，有《江南竹枝词》描写当年扬州的文化活动是：“由来河朔饮粗豪，邗上彩歌节节高。舞罢乱敲梆子响，秦声惊落广陵潮。”许多陕商及其后裔，还自演和编导秦腔戏。乾隆年间以秦腔之声名震京华的秦腔大师魏三，本身就是陕商出身。魏三叫魏长生，家贫，13岁到西安西大街一烟铺充当学徒，后因与邻家烟铺学徒斗殴，畏责潜逃至蒲城，适逢某戏班演社戏，入班学艺，成秦腔名角，以《滚楼》一剧轰动京华，在京城掀起魏三热，使秦腔在京都风靡一时。武功富商康氏家族之康海，在扬州经商，一方面做生意，一方面演戏编剧排遣心中郁闷，每次演戏都亲操琵琶，被称为“琵琶圣手”(39)，清初诗人吴梅村称他是“琵琶声响多秦声，对山慷慨称入神”，后成为秦腔著名剧作家，所编名剧《中山狼》成为秦腔著名剧目。与康海齐名的户县陕商后裔王九恩，也是秦剧著名作家，所编《中山狼》秦腔剧与康海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了化解乡愁，排遣寂寞，许多陕西商人还组成自乐班，掌柜与伙计一起吹拉弹唱，自娱自乐。旅甘陇的陕西商家字号，一般都有自发组织的戏班子，打烊后的业余时间，使吼几声秦腔，故《甘肃竹枝词》中记载说，兰州山陕商家是“廛肆鳞鳞两面分，门前官柳绿似云。夜深灯火人归后，几处琵琶月下闻”。并且作者自注说：“富商大贾聚居旧城南北关，夜市既罢，往往吹竹弹丝，云息劳苦，土俗然也”。(40)
但真正使秦腔走向专业化发展道路，则与陕西商人供养戏班有直接的关系。陕西商人经商发财后，往往在家中设戏楼，供养戏班，使堂会戏成为秦腔重要的演出形式。陕西明清以来的富室巨户一般都供养有私家戏班。板桥常家有戏班，秦剧名角金叶子长期供养在他家。武功的康海家有戏班，拥有随身四大名家叫“四大帅”，康海死后家徒四壁，惟遗各种乐器300多件。苏州的陕西富商柏小坡为苏州唐市首富，建有占地40多亩的“柏园”，豪华无比，他家所在地被称为“柏家弄”，关中来的琴师咸集于中，“主人每夜张灯开宴，家有男女梨园，按次演剧”(41)。陕西渭南孝义镇赵家就养有自己专门的戏班子，他们家的大院里有华丽的戏楼，高一丈三尺，陕西著名的秦腔小生王长喜就是在他家的捧场下走红的。渭北焦、常、曹三家都有自己的戏班子。光绪末年，曹家的曹老太太去世，曹家搭台唱戏三日，当时正值光绪皇帝驾崩，国丧期间，禁止娱乐，曹家不为所动，照唱不误，后此事被人告到同州府衙，曹家搬来陕西巡抚从中调停，家丧国丧一起办，戏照唱，同州府衙也毫无办法。这些都有力推动了秦腔朝着正规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如：同州梆子的著名戏班“德盛班”就是由蒲城商人陈福儿在光绪年间举办的。陈家在西安开有“德盛堂”商号，财力雄厚，陈福儿酷爱秦腔，他用重金聘请了秦腔名角党金良、李云厅、十八红等组成德盛班，演出的《法门寺》《火焰驹》《黑叮本》名噪一时，声震长安。西府秦腔四大名班之一的“永顺班”，也是为陕西岐山富商高玢所办。高玢酷爱戏曲，光绪四年他出巨资购得全新戏箱，聘请四方名角，以自家的商号“永顺号”为班号，组成家庭戏班，长期活跃在陕西西府和甘肃陇东一带，很有影响。高家为了支持戏班，专门拨出五十亩稻田，收入供戏班开支，还专门修了三间大房，供艺人们居住，这个戏班一直唱到20世纪50年代，后来被政府接管，就是今天的岐山县人民剧团。
其次，戏路即商路。商人们离家经商的悲欢离合成为秦腔剧创作的生活源泉，许多秦腔剧反映了陕西商人的实际生活，唱出了商人的企盼和精神追求，所以商人对秦腔剧充满了热望，百看不厌。如：
《贩马记》说的是陕西汉中商人李奇去四川贩马，其继室姚三春不甘寂寞，与地保田旺私通，虐待前妻子女，使姐弟二人逃离家门。李奇归来，不见儿女，拷问丫鬟春花，春花不敢说出实情，悬梁自尽，姚三春与田旺贿赂知县，诬陷李奇，逼陷春花致死，李奇被屈打成招，判为死刑。
《三滴血》说的是山西商人周仁瑞在陕西韩城经商，娶妻生子。后因妻子病故，生意亏本，携子归乡，其弟周仁祥怀疑哥哥收养外姓之人，谋占家产，告于官府，县官晋信书昏庸，以滴血认亲之法拆散了周家父子。
《汗衫记》是说咸阳商人余宽出门经商，客商陈士武见其妻周兰英貌美，贿通阎婆，灌醉周兰英，窃取周家祖传宝物珍珠衫给陈士武，陈回家的路上，与余宽在客栈相遇，闲谈中拿出珍珠衫以炫耀他与周兰英的私情，余宽未查详情，回家将周兰英休弃，后陈病故，其妻唐氏改嫁余宽，对余宽讲出盗衫事情，余宽痛悔不及，这时周兰英已许配千岁李芳文为妻，余宽赴兰州寻妻认错，误伤门卫，周兰英为此求情，千岁知道详情后，令其夫妻团圆。
《双刀传》写陕商杜德外出做生意数年后回乡，不幸遇无赖李横同行，李见民女水莲貌美，欲逼奸被杜劝阻，李怒，将杜打死。
《新金玉缘》写陕商廉洁由四川经商归乡，途中被土匪抢劫一空事。
《平乐园》写同州书生李尔德弃学经商，数年后得家书回乡与未婚妻冯荇采成亲，途中遭陕西巡抚追捕罪犯，李助阵立功受封，婚期即至，冯荇采不见婿归，随母至铁尾庙烧香问讯，途中巧遇李尔德归来，喜出望外，大摆宴席。
这些戏文正是商人们所经历的生活在舞台上的艺术化，怎能不引起离乡在外商人们心灵上的共鸣。而秦腔剧《张连卖布》中的一段唱词，更唱出了陕西商人们的梦想和追求：
先把那渭南县当铺坐下，
西安府开盐店咱的东家。
兰州城京货铺招牌悬挂，
西口外金刚钻发上几车。
穿皮袄套褐衫骑驴压马，
烧黄酒猪羊肉美味有加。
娶妻小赛过那南京俏画，
买丫环和小子装烟倒茶。
清早起人参汤先把口下，
到晌午把燕窝拌成疙瘩。
张口兽琉璃瓦高楼大厦，
置几顷水浇地百不值下。
银子多使不了这该怎咋?
寻几个好伙计四路访查。
幸喜得四路里粮食涨价，
百十名走粟行银赚万八。
捐功名只要那官高势大，
访巡抚坐总督布政按察。
其三，会馆戏是推动秦腔在全国流播的重要形式。会馆有一个功能就是演家乡戏，因此各地的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都建有豪华的大戏楼，山东聊城的山陕会馆有大戏楼，为三层三间歇山式建筑，前面有遮雨楼，雕梁画栋，上面刻有《三结义》《三顾茅庐》《灞桥挑袍》《夜读春秋》等秦腔戏文。洛阳山陕会馆戏楼宽十一米，长五米，高十四米，远看宏伟壮丽，近看富丽堂皇。河南周口的山陕会馆本身就叫“花戏楼”，戏楼长四十米，宽十米，高三米，戏楼中间悬有“声震云霄”的四字横匾，戏台两侧刻有草书楹联：“还将旧事重新演，聊借俳优做古人”。戏楼成为会馆的主体建筑，戏楼前边的天井就是看台。四川自贡西秦会馆的看台可以容纳上千人，两旁的看楼是女眷们看戏的地方。山东聊城的山陕会馆更有意思，戏楼前面的看台是男人们看戏的地方，看台后三层高的石阶拜殿上是女眷们看戏的地方，中间还要用木栅栏将他们隔开，以防止男女混杂，有伤风化。汉口山陕会馆更在后院建有两个小戏台，是会首与他的家眷看戏的地方，防止一般商人偷窥其家人。一个小小的戏楼生动地展现了人世间的等级炎凉。正像社旗山陕会馆的戏楼旁所刻楹联写的那样：“幻即是真，世态人情描写得淋漓尽致；今亦犹昔，新闻旧事扮演来毫发无差”。
会馆祭祀过会的时候要演秦腔戏，每年五月十三日是关公的诞辰，会馆便要请来家乡有名戏班演三天大戏，以宣扬关公的忠诚意气，巩固山陕商人的团结，并祈祷关公的神灵保佑生意兴隆，发财添富，这叫会馆戏。商人们年关算账的时候要唱秦腔戏。当时山陕商人业务上讲究四季表，三月底为一季表，六月底为二季表，九月底为三季表，腊月为四季表。这腊月对各商号都很重要，他们要盘点货物，回收赊欠，清理业务上的瓜葛，算清总账，这时候商号总有一些为难的事情，需要拖欠账务，这个时候就需要请客唱戏，借以联络感情，解决问题，这叫做写桌子，就是由欠账的商家出钱请戏班子唱秦腔戏，作为酬谢。商人们入会的时候要唱戏，违犯行规要罚戏，社旗山陕会馆的行规就有凡违犯本行规者，罚请唱戏一台的规定，使唱秦腔戏，看秦腔剧成为陕西商人们最基本的文化活动。清代的《成都竹枝词》就写道：“会馆曾多属陕西，秦腔梆子响高低。观场人多坐板凳，炮响酬神散一齐。”
商路即戏路，陕西商人们的经商活动和文化活动有力推动了秦腔剧在祖国各地的传播，明清时期陕西商人活动的主要区域是祖国西部，西部的主要戏种就是秦腔，除了秦腔外没有其他戏，这不能不说是陕西商人的功劳。
四川是陕西商人活动的主要区域，因此陕西商人把秦腔带到了四川各地。在成都戏馆最多的戏是秦腔戏，《成都竹枝词》中记载说：“戏班最怕陕西馆，纸爆三声要出台。算学京都戏园子，迎台吹罢两通来。”在雅安唱的也是秦腔，《雅安竹枝词》说：“秦腔叠唱间三弦，荡浆人来望欲仙。喜得一城狂拍手，大家随着采莲船。”在绵阳人们唱的还是秦腔戏，《绵州竹枝词》也记载说：“山村社戏赛神童，铁钹檀槽拓作梆。一派秦声浑不断，有时低去说吹腔。”
甘肃是陕西商人活动的基本区域，因此人们唱的除了秦腔戏，再没有其他戏。一首《湟中竹枝词》中说：“东关大贾善生财，百货分六门市开。传说兰城新货到，昨宵商贩自东来。”
随着陕西商人在外地的商贸活动，也把秦腔戏带到了西部以外的地方。
河南是清代陕西商人活动最多的区域，因此河南的许多地方唱的也是秦腔戏。河南沁阳知县写的一首诗中描写当年的陕西会馆是：“千间广厦群回廊，百货喧陈大会场。自昔祠基传水府，于今庙貌壮西商。摊钱估客居成肆，入市游人浆列行。最是繁华逢九月，开棚九日醉梨觞。”
湖北是陕西商人贩布的主要场所，陕西商人也把秦腔戏带到了湖北。一首《汉口竹枝词》记载说，当时山陕会馆的演戏活动是：“沈家庙里戏酬神，一节于官二百文。求福人多还愿众，戏台压得一包银。”
扬州是陕西商人活动的起点，扬州唱的戏也是秦腔戏。康熙年间的《江南竹枝词》中说：“由来河朔饮粗豪，邛上彩歌节节高。舞罢乱敲梆子响，秦声惊落广陵潮。”
陕西商人还把秦腔剧带到了北京，陕西梆子要比徽班进京早一百多年，秦腔名角魏长生是在北京最早唱红的戏剧演员，一首北京《竹枝词》中记载说，当时北京的关中会馆，也叫老鹳庙，唱秦腔是：“妙令花档十三春，听到边关最怜神。却怪老鹳飞四座，勤楼谁是意中人。”
二、陕西商人与明清市井文学
明清时期出现了市场经济的萌芽，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市民阶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而反映市民阶层生活的市井小说成为明清文学发展史上最耀眼动人的亮点。在明清的市井小说中，有不少是以陕西商人为原型进行创作的。这些以陕西商人为原型的市井小说，既说明陕西商人在当时的商界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足以引起小说家的注意。同时，这些以陕商为题材的小说又反映了当时陕西商人的实际生活，试举几例以略见一斑。
(一)《歧路灯》
清代李绿园著，书中对开封的山陕会馆作了许多描述，先后七次提及山陕会馆。清乾隆时期，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资本主义萌芽显著增长。位居中原交通要道的开封，在明末遭到洪水洗劫后，此时又重新振兴起来。经济的繁荣，商业的发展，吸引了全国各地大批商人到开封经商，尤其山、陕商人居多。《歧路灯》里写道：“焦丹是山西一个小商，父亲在省城开京货铺”(第五十回)；金尔音，山西汾州府的一个客商(第四十三回)；阎楷，关中武功人，随父在开封做生意，后来在开封开一个大书店(第九十七回)。还写道：“省城做生意的人，多是山、陕、江、浙。”这就反映了乾隆时期，在汴的山、陕、江、浙籍商人不但人数多，而且拥有大量的资本。这些外地富商大贾，为了便于洽谈贸易，联络同乡，纷纷在开封修建会馆，如两湖会馆、安徽会馆、江苏会馆、山东会馆、江西公馆、浙江会馆、八旗会馆等，还有某些行帮的盐梅会馆、炉食会馆等等。山陕会馆就是其中影响最大、势力最强、延续时间最久的会馆之一。山西、陕西的富商大贾的最初组织叫山陕社。他们在明代“开国元勋第一家”的中山王徐达裔孙奉敕修建的徐府旧址上，集资建成一座规模宏伟的山陕会馆。这座会馆与其他会馆不同的是，它除了聚会、经商之外，还特别尊奉山西籍的“关圣帝君”——关羽，在会馆的前半部分修了“关帝庙”，人们又叫它“山陕庙”，庙里经常演戏，成了群众文化娱乐的场所。
《歧路灯》第四十九回写道：“谭绍闻与王隆吉中表北兄，与妗母说些家常，耳朵内只听得锣鼓喧天，谭绍闻道：‘那里唱哩?’王隆吉道：‘山陕庙，是油房曹相公还愿哩。’绍闻道：‘谁家的戏?’王隆吉道：‘苏州新来的班子……’。”这里所说的山陕庙，即当时的山陕会馆。书中还写道：“且说谭、王二中表出了壮缪庙回家，午饭已熟，妗母酌令食讫。谭绍闻仍欲看戏，王隆吉不肯，说些家常闲话。”这“壮缪庙”亦是指的山陕庙。因关羽谥号壮缪侯，故将关帝庙称作壮缪庙。
进得关帝庙的照壁里边就是一座坐南朝北的大戏楼。每逢节日、祭祀、还愿、祝寿等活动，就在戏楼上演戏庆贺，无论白天夜晚都是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烧香的、看戏的络绎不绝。《歧路灯》里的主人公谭绍闻就是山陕庙的常客。该书第四十九回里就有详尽的描述：“‘就说咱上山陕庙看戏，王中敢拦阻不成……’一面说着，早已到了庙门。谭绍闻听的鼓板吹弹，便说道：‘这牌子是《集贤宾》。’……进的庙院，更比瘟神庙演戏热闹，院落也宽敞，戏台也高耸。不说男人看戏的多，只甬路东边女人，也敌住瘟神庙一院子人了。……只这庙唱戏，勿论白日夜间，总来看的。瘟神庙距山陕庙只一条街，在西小阁东口对过，鲁班庙的北侧，与山陕庙东西相望，鼓乐相闻，然而远远不如山陕庙的戏红火、招人。”
《歧路灯》里写道：“俺曲米街东头巫家，有个好闺女，他舅对我说，那遭山陕庙看戏，甬路西边一大片妇女，只显得这巫家闺女人材出众。”根据刘益安的《<歧路灯>中开封街巷小考》一文所述：“开封在明清无以曲米名街巷者，只有属宋门隅的炒米胡同，书中曲米街当系炒米胡同。”炒米胡同距山陕会馆甚远，到山陕庙看戏，要穿过几条街巷，而且白天晚上都看，若不是戏唱得好，场面大，封建社会很难出门的妇女是不会争相去看戏的，更何况那些“人才出众”的黄花闺女。
山陕庙唱戏，除了山陕社的人“写戏”以外，地方士绅，殷实富户也常因祝寿、还愿等活动给这里“写戏”。“写戏’，就是请戏班子来唱戏。《歧路灯》第二十四回写道：“夏逢若就中抽了写戏的长分子。后来又写了几宗山陕会馆的戏，江浙会馆的戏。”当时，各会馆、神庙竞相演戏之风很盛。山陕庙不但在正院建个大戏楼，而且在东西两别院还设有堂戏楼，在这里说书演唱，夜以继日，风雨无阻，丝竹之声不绝于耳。
山陕庙在乾隆年间创建之后，不断营建、维修，逐渐扩大，所需资金全部由山陕社的商人筹集，捐资人都要刻石留念。这些集资一时不用的，还放债生息。《歧路灯》第六十九回中这样写道：“这一千两，是昨天揭到关帝庙山陕商人积的修理拜殿舞楼银，每月一分行息……”由此可见山陕商人很会做生意。
(二)《杨八老越国奇逢》
见《喻世明言》第十八卷。小说描写陕西商人杨八老到闽广经商，在漳州又娶檗氏为妾，妻妾各生一子。杨八老在经商途中被倭寇掳去，在异国他乡生活了十九年。后被迫随倭寇入侵，被元军俘虏，幸得妻妾所生二子已长大成人，救了他的老命，一家团圆。
小说中陕西商人杨八老夫妻间的商议是很有文化内容的：杨八老对妻子说：“我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家事日渐消乏，祖上原在闽、广为商，我欲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以为赡家之资。不知娘子意下如何?”妻子欣然道：“妾闻治家以勤俭为本，守株待兔，岂是良图?乘此壮年，正堪跋涉；速整行李，不必迟疑也。”这些商人不讳言私己的个人打算，也不讳言赚钱图利，对经商无一点自我解嘲与贬抑，更没有流露出所谓“以利存心”的戒惧不安，而对不能治生令家事消乏怀有一种愧疚之心。经商是他们谋生之道，是他们的立身之本，是他们矢志不移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表现了“好货利”的合理性与社会价值。
(三)《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
见《二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一卷。小说描写盐商王禄在外酒色过度，客死他乡，留下大笔钱财，兄弟王爵携银扶柩回家，途中死于非命。
小说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一种有代表性的官商关系。王家的钱财被车户李旺偷走，州官“即差快手李彪随着王爵跟捕贼人，必要擒获，方准销牌”；店主张善蒙冤，察院许公明察秋毫，捉拿真凶，既报了王家之仇，又伸了张善之冤；既追回了失盗的财物，又指明了藏银的秘密，替商仆王惠摆脱了干系。正直、能干的官吏为商家主持公道，惩恶扬善，利用政治权力保护了商人的利益。这种官商关系对商人来说无疑是有益的，受到商家的欢迎和感激：“亏得许公神明，仇既得报，银又得归。”
小说中陕西商人王禄出生于盐商家庭。兄弟“爵、禄两人幼年俱读书，爵进学为生员。禄废业不成，却精于商贾榷算之事，其父就带他去山东相帮种盐，见他能事，后来其父不出去了，将银一千两托他自往山东做盐商去”。商人手上的钱有时是祸，“自古道：饱暖思淫欲。王禄手头饶裕，又见财物易得，便思量淫荡起来”。嫖妓染病，弄得染病而亡。
(四)《蜂申冤》
小说描写放银子的段老陕饱暖思淫欲，妄想陈卖饼之妻何氏的美色，惹下一场摆不脱的干系。小说中“放银子，顺便做兑换生意”的商人段老陕，“只讲财利”，“平生片善不修，一文不舍”。但到妄想陈卖饼之妻何氏的美色时，他所依仗的只能是自己在财力上的优势。以财茹色，这是好色的富商惯用的伎俩。
商人段老陕蒙冤入狱，官府借机敲诈，“虽知此案有冤，他想银子，故意苦打成招，命人示意”，想利用自己政治上的权力在商人身上捞取经济上的好处。“那知段老陕以财为命，宁肯受刑。在卡中百般私刑，俱已受过，只出十两银子，卡犯把他弄得不死不活”。商人在官府的权力面前，不出钱就难以消灾：“官见段老陕不肯舍财，把他三日一拷，五日一逼，问要头首，打得两腿稀烂，现出筋骨，还是一文不肯”。这是官商关系中一个有代表性的类型：官强商弱，官吏恃权敲诈欺凌商人。
(五)《小韩负心报》
见明代文言小说集《狯园》，作者钱希言。书成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马之骏付刻。卷七《小韩负心报》叙杭州一个叫小韩的青年，青春年少，长相出众，但父母双亡，流落无家，幸得陕西盐商贾老收留。小韩恩将仇报，与盐商贾老之妾荆娘私通，首尾三年，并生一子，从荆娘手中谋取其私房钱数千金。他不久又移情别恋，娶一女别居，使荆娘气得呕血而亡。后来又诬告贾老，使其入狱，自己尽吞其财。贾老出狱后，返归陕西，一年后使其子来杭州营算。小韩又百般引诱贾老之子作花柳之游，并且使用诬陷手段，借助官府的力量，把贾老之子吓得逃离杭州。小韩至此以为可以无所顾忌，于是广张典库。谁知上天报应不爽，小韩眼睛自盲，冤魂缠身，不得善终。他生前拐骗来的财物全部回到贾老之子手中。小说表现对财色的贪婪如何腐蚀商人的道德和良心，抨击了晚明社会的世风浇薄。
(六)《雅观楼全传》
题檀园主人编，道光元年维扬同文堂刊本。写主人公扬州商人吴义礼，外号钱是命，积财数千金，开设文盛钱庄，他对门有位西商，在扬州多年，以贩盐致富，积有约二三十万金，后与吴义礼共营引钱交易，这位西商背着自己东家将私下赚得十万金密寄吴处，意欲隐瞒独得，并膝地恳求，事平来取。后吴与妻昧心图财，否认其事，因当时未立字据，西商口说无凭，其财为吴吞没，西商终至抑郁而死。
三、陕西商人与陕北民歌
陕北民歌包括陕北道情、信天游、山陕山曲，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奇葩，而在陕北民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咏叹明清山陕商民“走西口”赴河套、甘陇、内蒙的生活遭遇与人生感受。既有走口外经商的山陕商人对家中妻儿老小的牵挂，又有家中妻儿对远方商人的眷恋和怀念；既有真知大胆的感情表白，又有细腻真实的生活白描。如果抽去当时山陕商人走西口经商的内容，陕北民歌就绝不会唱得那么深情凄美、委婉动人。
在陕北民歌中，有大量内容是描写家中亲人对山陕商人远离家乡赴口外经商前途未卜生活的担忧。这里歌唱的主题并不是一般痴女旷男的相思调，而是成家夫妇发自内心深处对对方的思念和关怀。如那一首脍炙人口的《走西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实难留，
双手拉着哥哥手，
送哥送到大门口。
《赶牲灵》
白脖子的哈巴哟，
汪汪地咬，
赶牲灵的哥哥哟，
回来了!
你若是我的哥哥哟，
招一招手，
你若不是我的哥哥哟，
你就走你的路。
也有走西口的商人们对自己抛妻别子无奈心态的表白和对妻子担心的回报。如一首《信天游》所唱那样：
常言说树挪死来人挪活，
又不是哥哥一人走西口，
啊亲亲!
我挣上七斗八斗就往回走。
再如另一首《信天游》：
走遍了千山万水才知道妹最美，
跨遍了七州八县才知道妹的情最贵。
我要像兔子一样回到妹身边，
搂着妹妹美美地睡一回。
而流传于晋陕黄河两岸的山曲，在叙事和寄情方面有更大的伸展余地和发展空间，更是山陕商人及其妻女抒情的普遍方式。而在这些山曲中有不少是商人夫妇之间的对答叙怀，听起来更让人伤感和动容：
商人走西口是穷困生活所迫，所以他们唱道：
富人有钱不离家，
穷汉没钱到处刮。
辈辈坟墓里不埋男，
穷骨头撒在了河套川。
万般出在无其奈，
扔下妹妹走口外。
算盘一响捆铺盖，
两眼眼流泪哭回来。
更有商人妻子对丈夫离去独守空房的哀怨和痛彻心脾的思念：
前三天过门后四天走，
你叫妹妹把谁守?
井水头清水浇白菜，
白手手拉住哥哥红腰带。
叫声哥哥你朝后瞭，
妹妹唱的尽是想你的调。
山在水在石头在，
人家都在你不在。
山高路高云头高，
人家都在你走了。
人头前想你哈哈笑，
背后想你泪蛋蛋掉。
爬山虎碰上了红豆蔓，
你缠我绕永不断。
了解了明清之际山陕商人的走西口，才能真正了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陕北民歌为什么会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
(39)《吴梅村诗集》卷四。
(40)叶丰：《甘肃竹枝词》，雷梦水编 《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五册，第3711—3712页。
(41)乾隆《唐市志》卷一，《园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