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历史
10.2明清时期陕西商帮对西部开发的历史性贡献
第十章 陕西商人与西部开发 第二节 明清时期陕西商帮对西部开发的历史性贡献
祖国西部是明清陕西商帮的发家之地和主要活动区域，陕西商人由于长期垄断着西部的贸易活动，在左宗棠征新疆之前，西部关山险远，基本上没有南方商人的足迹，因此，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一起统称为“西商”，即西部贸易商人，这便使得明清之际陕西商帮对西部经济的开发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明清时代，陕西商人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包括甘、宁、青、疆、蒙、藏在内的广大西部地区。这一地区在明代还是人烟稀少，天苍野茫，高山巨涧，羊肠小道，人们视之为边外畏途。明人解缙写诗说：“只道河州天尽头，谁知更有许多州。八千里外泥巴国，行客经年未得休”③。陕西商人为利润所驱，北上陇坂，在千里黄尘古道上扬鞭走马，载货辇重，以“羊皮快枪英雄胆”的风貌与当地陕西人民一道艰难地开发着西部经济，说他们是中国西部历史上的第一批“西部牛仔”也许并不过分。因为陕西风刚土瘠，求生也艰的生态环境催化了秦人轻生重死，不辞艰险的强悍民风，从而迅速适应了中国西部恶劣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商人素质的要求，使他们在西部贸易环境里如鱼得水进退自如，成为从事西部商贸活动的主要社会力量，取得独占西部商贸活动五百余年的优势地位。直到清末民初，陇上“吴越贾客，为数无几……东南士人，未能深入西北”④，就是对这种情况的最好证明。因此，在西北，明代陕西商人已把商贸活动的触角深入到远上凉肃的嘉峪关，使陇地商业与“陕西人关系独多”⑤。入清后他们又随大军出关屯垦哈密和巴里坤，使该地区成为陕商北趋新疆的堡垒，然后沿丝绸古道，走瀚海戈壁，将商贸活动深入到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和叶儿羌，使新疆的商人多秦晋之人，当时有人写诗形容陕商的驼队是“草豆为刍又食盐，镇番人惯走**。载来纸布茶棉货，卸去泾阳又肃甘”⑥。在西南陕西商人沿千里栈道走蜀地趋川边，在川藏边界取得商业垄断地位，并随川盐入黔，将商贸活动又推进到云南、贵州，使陕西商人开的铺店字号遍布川贵沿途各个重要城镇，到清末仅在贵州仁怀做生意的陕西泾阳商人就有500多。而陕北的陕西边商带着干粮帐篷，驱着牛马沿毛乌素沙漠向西进发，在蒙地荒原的大昭寺和王府附近摆摊设店，成立市廛，使伊克昭盟诸旗的商业活动掌握在陕商手中。这样从明代以来，陕西商人与当地人民一起全方位的开发着尚处于原始洪荒状态的西部经济，为中国西部经济的开发起了历史先驱者和使之与中部经济接轨的历史拉链作用。
首先，陕西商人开发并培植了甘肃经济。甘人彭英甲在《陇右纪实录》中说，甘人在建省初期，“家园株守，无百里负贩之人，所以省会及各属，凡商业稍有可观者，山陕人居多”。尤其是陕西商人，他们主要从事甘宁各地药材、皮毛的外销业务，使陇上经济与中原经济接轨，为贫瘠的西部驱动了市场购买能力，从而把西部纳入了全国经济的运转轨道。仅1932年甘省一地“水烟外销者共计约8833096斤，价值2174099元；药材外销5878500斤，价值820426元；皮毛外销699120斤，价值642990元，三项归齐总价值为7637506元”⑦，这无疑对甘省经济起了输血作用。特别是同朝的陕西商人在兰州一手培植的水烟生产，使“甘省外销货物之最有希望者为水烟丝，最能够影响甘省一般经济之荣枯者亦为水烟丝……水烟为甘省一大利源矣”⑧!不仅如此，水烟业在兰州的兴起又为甘肃提供了极大的就业市场，使“甘肃省内，直接间接依赖水烟为生者，总计男女幼人数约30万人，仅兰州一地至少也有5万人以上，……已占兰州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⑨。
其次，陕西商人一手开发了川边经济。明清明期地处松潘和毛尔盖草地的川藏边地仍是不毛之地，川人不谙贸易又尤畏远途，故从元代起就有不少陕西商人取道甘宁洮州至西康经商，从此一代又一代的炉客千里投荒赴打箭炉贸易，使陕西商人在康定经商已有600年的历史，经历有八代以上。在他们的努力下，打箭炉由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变为因山而城的川藏贸易总汇地，仅炉河东岸的“陕西街”就有陕商字号80余家，“川康商业实为陕人所开发，即在今日采办茶布、绸缎之大商号，仍多陕籍也”⑩，使川康商业操之于陕商之手，其“资本之雄厚，规模之阔大，态度之佳良，目光之敏锐，在康地商业中，皆为首屈”(11)。并且在陕商带动下，川商“居住之久，羡慕陕商，而以小资本尝试成功者，或川人之为陕商司柜存钞后，自己经营者”(12)。入清后，陕西商人又把贸易活动推进到深入藏区的道孚、东西果洛、巴塘乃至青藏边区的玉树、结石，使陕西人的店号遍布藏区各地。清末陕商又赴甘孜和炉霍做生意，使该地区的商情顿行活跃，市场因之勃兴。
其三，陕西商人促进了伊盟草原畜牧经济的开发。居住在河套和鄂尔多斯草原的蒙古族民众，“遂水草而居”，以骑射为生。自隆庆五年俺答汗率部降明，明廷在北三边设十大马市加强与草原的联系后，大量陕北榆林、神木、定边的边商携带中原产品闯入草原，在伊克昭盟各旗的王府和大昭寺附近摆摊设点，开展商贸活动。有的陕商还在草原设屋购地，放账给蒙古王公贵族，逐渐掌握了蒙地的经济命脉。他们在草原上的商贸活动，为蒙地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大量布匹、茶叶等中原产品输入草原，使蒙古族“岁无二衣”的穷困状况得到了改善，而他们贩回蒙地的皮革、药材又进一步促进了塞北草原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蒙古草原与内地经济的联系。同时又进一步开发了陕北的皮毛经济，促进了陕北经济的发展，如皮毛贸易正常则陕北经济就显得活泼，使陕北边地经济与草原经济形成兴衰与共的互动互利关系。这些都充分证明陕北边商在开发蒙地商业上是成功的。
其四，陕西商人还促使贵州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清代初中期，从事“入黔”川盐贩运业务的主要是陕西商人。他们在川黔边岸从事川盐运销和购运当地土特产品的商贸活动，又为“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经济带来新的生机。清末丁宝桢曾就川盐入黔对贵州的经济意义有过一段论述，他说“黔省土旷人稀，但使边盐畅行，黔中人民逐渐复业，口岸引地不下数十万，而移家就食，置买田地，招徕开垦，相因之至，残破之区，或可藉此转为富庶”(13)，这段议论不无道理。因为川盐入黔对贵州经济的开发确实起了明显作用。一则，川盐入黔使川贵沿岸一批城镇逐渐繁荣。如仁怀县茅台村，原本是一个渔村，川盐入黔后成为水陆转运码头，由于“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使茅台村商业繁荣，成为“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14)的商业重镇。遵义府“处万山之中，非通都大邑，无舟楫大利，商贾不至，珍货蔑饲，边鄙残黎”(15)；自从川盐兴贩后，“仁、纂之盐，裕则牛驮，贫则载道”(16)，加之丝绸贸易回头，“使遵义成为贵州最富饶的地区”(17)。兴义“其境地西接滇南倚粤，商人云集”(18)，以“蜀盐为生”。会城贵阳更是“江广楚蜀，贸易客民，毂击肩摩”(19)，相因岔集，从而为凋残的黔省经济，提供了复兴之机。二则增加了贵州的财政收入，缓解了贵州财政紧张状况。清代“贵州贫甲天下，通省丁粮不及江浙一大州县”(20)，“各项经费均无所出，地方公事又无从措手”(21)，川盐入黔所带来的盐税收入对财政困难的黔省起了输血作用。康熙时贵州征收的落地盐税“六千六百两有奇，率川盐”(22)，思南、威宁、黔西、大定等地每年征盐税“至八九千金”(23)；铜仁、松桃、石阡、镇运“每月可获万余金”(24)。这些都增加了贵州的经济实力，有利于社会的稳定，陕西商人贩盐入黔对贵州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其功劳即在于此。
其五，陕西商人加强了中原和江南地区与西部地区经济的联系，对中原和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起了催化剂作用。在明清，陕西商人把大量江南、楚豫土布贩往西北，使西北的银钱流入中原和江南，为这两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陕西布商“挟资亿万”到江南贩布，一个布商带到江南的白银就有十万两乃至数十万两，这无疑极大支持了江南棉纺织业的发展。所以徐光启曾中肯地总结说，江南“供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存视息者”(25)，全靠大量棉布赢利的支持。入清后，陕西布商又转向楚豫购布，“每年约有十七八万两银子流入安陆，而且是分到每一家农户，对安陆人民生活的积极作用是非常明显的”(26)。在河南大量陕西商人挟资入农村购布，刺激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南阳城东二十里菱角池村，有一家姓梁的，家有妇女三人，每天连明彻夜的织布，每隔一集就要去大桥街卖一匹二丈八(尺)的土棉布，再从集上换回或买回棉花，继续纺织，他们就这样循环不已，……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就买了黄土地六亩”(27)，这些都充分显示了陕西商人在形成中西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能动作用。
其六，陕西商帮对陕西经济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陕西既是明清陕西商帮的发祥地，又是陕西商帮的叶落归宿。500年来，陕西商人跋山涉海，闯荡天涯，鬻货觅财，历经艰险，都是为了这块厚重的黄土地。《古今小说》里的一首《古风》诗，把行商的乡情乡愁描绘得淋漓尽致，用以形容陕西商人并不过分。其诗曰：“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载月时奔忙。水路风波殊未稳，陆路鸡犬惊安寝；平生豪气尽销磨，歌不发声酒不饮。少资薄利多资累，匹夫怀璧将为罪；偶然小恙卧床帏，乡关万里书谁寄?一年三载不回程，梦魄颠倒妻孥惊；灯花忽报行人至，阖门相庆如更生”(28)，作为以陕西为依托，以秦俗为纽带所形成的陕帮商人，他们500年的历史活动，对明清陕西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历史推动作用。
明清的陕西商人以其开放性经营活动润滑了陕西经济的发展。在明清之际纵横全国的十大帮中，唯有陕西商帮是依靠本土的资源和地域优势发展起来的著名商帮。因此，陕西商人在500年的商贸活动中，能够从本省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在完成“三个转换”，即把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把地域优势转换为效益优势；把技术、资本存量转换为技术和资本增量的过程中，有力推动了陕西经济的发展。
陕西关中沃野千里，号称陆海，有素称发达的农业资源。明清的陕西商人在经营中注重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靠山吃山，靠土食土，在把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过程中，推动陕西经济的开发和发展。在明代，他们利用陕西农业丰收、土厚水深挖掘土窑藏粮甚丰的优势，纳粟中盐，在把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过程中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从而有力地刺激了关中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各地深耕积粟，纳粟中盐的热情甚高。同时又发挥陕南兴安汉中素产茶叶的优势，大量贩运陕西茶产到边关各地，有力推动了陕南茶区的蓬勃发展，使深山穷谷，多半荒芜的陕南金州、汉中一带“人烟萃聚”，“深山邃谷到外有人，寸地皆耕”(29)，经济十分活跃。入清后，他们又自备资本入秦巴山矿冶铸铁，伐木作厢，沤竹造纸，作扒广种木耳、药材，使沉寂千年的秦巴老林第一次进入全面开发，山内农业和手工业兴盛红火了百余年之久。同时，他们又在陕北培植农、牧兼营的皮毛经济，使三秦大地呈现出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繁荣景象，像石泉农民王国相“有地百亩，专务棉……且种棉之地围以包谷，间以芝麻菜蔬，令地无遗利而食有赖，其不足者以布易之，食指虽繁，无丰歉而皆能自给”(30)的多种经营专业户各县均有。这都极大增强了陕西的经济实力，推动了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使陕西在陕甘回民起义前的数百年间，保持着潼关以西既富且饶的经济发展态势。
陕西位于中西部经济区的结合部，西通陇青，南接蜀楚，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又有周秦汉唐以来十三朝皇都的历史积淀和沟通西域的丝绸古道，处于西部地区的龙头地位。明清以来的陕西商人充分发挥陕西这一地域优势，大力发展中西部转运贸易，在对不同经济区域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31)的过程中，赚取地区差价的中间利润，并在500年贸易通商中居于通行领袖地位，实现了陕西地域优势向效益优势的转换。在从明初到清末的500年时间中，陕西商人在陕、甘、青、新、藏、川、蒙、黔、贵的广大范围内，结驷连骑，纵横驰骋，他们挟资千万，全面出击，贩茶于川湘，运布于江浙，销盐于云贵，鬻皮于陇伊，承担着沟通中西部经济联系的繁重任务。在他们数百年的努力下，一手开通了以苏松嘉杭为起点，经襄汉达于龙驹、三原又北上陇坂直趋新疆、俄罗斯中亚的国际贸易通道。而在这条横跨欧亚的贸易通道上千里贩粜，买贱鬻贵的主要是陕西商人。他们肩挑车载，奔走于道，每年把大量江南、中原的茶叶、土布、丝绸、珍玩贩往陕西而货于西北，又把西部的皮革、药材、烟草、木材运回陕西而贾于东南，使陕西的泾阳、三原成为西部商品集散总汇和金融划汇中心，发挥着西北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马克思说：“只要商业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人资本占据了剩余产品的绝大部分”(32)。在明清由于各地产品价格差额很大，故商业利润丰厚，每年以三原为“标期”流回陕西的银钱在2000万—3000万两之间，使渭北各县富室连栋，保持着在全省的优越地位，对此明人张瀚有过中肯总结，他说：“关中之地当九州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一，量其富厚，什居其二，闾阎贫窭，甚于他省，而生理殷繁，则贾人所居也”(33)。
陕西是中华民族科技文化的发祥地，十三朝京兆皇都的历史地位，使陕西集中了全国的能工巧匠，积淀了极其丰富的技术和文化存量，相对西部的原始洪荒状态，陕西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明清以来的陕西商人充分利用这一技术文化优势，将各地农产原料贩回陕西加工制造，再转卖他省，使陕西成为西部大宗日用商品的加工制造中心，在实行来料加工中把技术存量转化为技术增量，极大增强了陕西的经济实力。在明清陕西三原、泾阳、大荔是全省的手工业中心，拥塞了成千上万的布匠、皮工和茶师，背负转运的闲人更多。每年陕西商人把东西各地的茶叶、布匹、皮革、烟草运回陕西交由他们加工制造，使陕西制造的“泾砖”“三原大布”“泾阳青丝”和“大荔皮甬”成为走俏全国的名牌产品，拥有稳定的市场流向和极高的市场占有率，500年长盛不衰。这都有力促进了陕西城镇手工业的发展，充分显示了陕西作为西部科技文化龙头的优越地位，使陕西“市无惰农，田无荒土”，保持着当时中国西部经济最发达地区的优势地位。
③《兰州府志》卷二，第4页。
④萧梅性：《兰州商业调查》，第2页。
⑤萧梅性：《兰州商业调查》，第2页。
⑥张澍：《橐驼曲》。
⑦杨重琦：《兰州经济史》，第204页。
⑧杨重琦：《兰州经济史》，第205页。
⑨杨重琦：《兰州经济史》，第204页。
⑩李亦人：《西康综览》，第364页。
(11)李亦人：《西康综览》，第364页。
(12)李亦人：《西康综览》，第364页。
(13)《贵州通志》卷三十九，《前事志》。
(14)郑珍：《巢经巢诗钞》。
(15)郑珍：《遵义府志》卷一。
(16)郑珍：《遵义府志》卷一。
(17)《贵州资本主义的产生》，第18页。
(18)《兴义府志》卷四。
(19)《黔南职方纪略》卷一。
(20)郑珍：《遵义府志·田赋》。
(21)《丁文诚公奏稿》卷二十，第2325页。
(22)《四川盐法志》卷十。
(23)《贵州通志》事志卷，第197页。
(24)周者之：《贵州古代史》。
(25)《农政全书》卷三十五。
(26)李肇植：《安陆土布史话》，《安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89页。
(27)罗余三：《南阳民间棉布》，《南阳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15页。
(28)《古今小说》卷十八。
(29)康熙《紫阳县志·风俗志》。
(30)道光《石泉县志》卷三。
(31)《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9页。
(32)《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9页。
(33)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祖国西部是明清陕西商帮的发家之地和主要活动区域，陕西商人由于长期垄断着西部的贸易活动，在左宗棠征新疆之前，西部关山险远，基本上没有南方商人的足迹，因此，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一起统称为“西商”，即西部贸易商人，这便使得明清之际陕西商帮对西部经济的开发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明清时代，陕西商人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包括甘、宁、青、疆、蒙、藏在内的广大西部地区。这一地区在明代还是人烟稀少，天苍野茫，高山巨涧，羊肠小道，人们视之为边外畏途。明人解缙写诗说：“只道河州天尽头，谁知更有许多州。八千里外泥巴国，行客经年未得休”③。陕西商人为利润所驱，北上陇坂，在千里黄尘古道上扬鞭走马，载货辇重，以“羊皮快枪英雄胆”的风貌与当地陕西人民一道艰难地开发着西部经济，说他们是中国西部历史上的第一批“西部牛仔”也许并不过分。因为陕西风刚土瘠，求生也艰的生态环境催化了秦人轻生重死，不辞艰险的强悍民风，从而迅速适应了中国西部恶劣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商人素质的要求，使他们在西部贸易环境里如鱼得水进退自如，成为从事西部商贸活动的主要社会力量，取得独占西部商贸活动五百余年的优势地位。直到清末民初，陇上“吴越贾客，为数无几……东南士人，未能深入西北”④，就是对这种情况的最好证明。因此，在西北，明代陕西商人已把商贸活动的触角深入到远上凉肃的嘉峪关，使陇地商业与“陕西人关系独多”⑤。入清后他们又随大军出关屯垦哈密和巴里坤，使该地区成为陕商北趋新疆的堡垒，然后沿丝绸古道，走瀚海戈壁，将商贸活动深入到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和叶儿羌，使新疆的商人多秦晋之人，当时有人写诗形容陕商的驼队是“草豆为刍又食盐，镇番人惯走**。载来纸布茶棉货，卸去泾阳又肃甘”⑥。在西南陕西商人沿千里栈道走蜀地趋川边，在川藏边界取得商业垄断地位，并随川盐入黔，将商贸活动又推进到云南、贵州，使陕西商人开的铺店字号遍布川贵沿途各个重要城镇，到清末仅在贵州仁怀做生意的陕西泾阳商人就有500多。而陕北的陕西边商带着干粮帐篷，驱着牛马沿毛乌素沙漠向西进发，在蒙地荒原的大昭寺和王府附近摆摊设店，成立市廛，使伊克昭盟诸旗的商业活动掌握在陕商手中。这样从明代以来，陕西商人与当地人民一起全方位的开发着尚处于原始洪荒状态的西部经济，为中国西部经济的开发起了历史先驱者和使之与中部经济接轨的历史拉链作用。
首先，陕西商人开发并培植了甘肃经济。甘人彭英甲在《陇右纪实录》中说，甘人在建省初期，“家园株守，无百里负贩之人，所以省会及各属，凡商业稍有可观者，山陕人居多”。尤其是陕西商人，他们主要从事甘宁各地药材、皮毛的外销业务，使陇上经济与中原经济接轨，为贫瘠的西部驱动了市场购买能力，从而把西部纳入了全国经济的运转轨道。仅1932年甘省一地“水烟外销者共计约8833096斤，价值2174099元；药材外销5878500斤，价值820426元；皮毛外销699120斤，价值642990元，三项归齐总价值为7637506元”⑦，这无疑对甘省经济起了输血作用。特别是同朝的陕西商人在兰州一手培植的水烟生产，使“甘省外销货物之最有希望者为水烟丝，最能够影响甘省一般经济之荣枯者亦为水烟丝……水烟为甘省一大利源矣”⑧!不仅如此，水烟业在兰州的兴起又为甘肃提供了极大的就业市场，使“甘肃省内，直接间接依赖水烟为生者，总计男女幼人数约30万人，仅兰州一地至少也有5万人以上，……已占兰州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⑨。
其次，陕西商人一手开发了川边经济。明清明期地处松潘和毛尔盖草地的川藏边地仍是不毛之地，川人不谙贸易又尤畏远途，故从元代起就有不少陕西商人取道甘宁洮州至西康经商，从此一代又一代的炉客千里投荒赴打箭炉贸易，使陕西商人在康定经商已有600年的历史，经历有八代以上。在他们的努力下，打箭炉由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变为因山而城的川藏贸易总汇地，仅炉河东岸的“陕西街”就有陕商字号80余家，“川康商业实为陕人所开发，即在今日采办茶布、绸缎之大商号，仍多陕籍也”⑩，使川康商业操之于陕商之手，其“资本之雄厚，规模之阔大，态度之佳良，目光之敏锐，在康地商业中，皆为首屈”(11)。并且在陕商带动下，川商“居住之久，羡慕陕商，而以小资本尝试成功者，或川人之为陕商司柜存钞后，自己经营者”(12)。入清后，陕西商人又把贸易活动推进到深入藏区的道孚、东西果洛、巴塘乃至青藏边区的玉树、结石，使陕西人的店号遍布藏区各地。清末陕商又赴甘孜和炉霍做生意，使该地区的商情顿行活跃，市场因之勃兴。
其三，陕西商人促进了伊盟草原畜牧经济的开发。居住在河套和鄂尔多斯草原的蒙古族民众，“遂水草而居”，以骑射为生。自隆庆五年俺答汗率部降明，明廷在北三边设十大马市加强与草原的联系后，大量陕北榆林、神木、定边的边商携带中原产品闯入草原，在伊克昭盟各旗的王府和大昭寺附近摆摊设点，开展商贸活动。有的陕商还在草原设屋购地，放账给蒙古王公贵族，逐渐掌握了蒙地的经济命脉。他们在草原上的商贸活动，为蒙地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大量布匹、茶叶等中原产品输入草原，使蒙古族“岁无二衣”的穷困状况得到了改善，而他们贩回蒙地的皮革、药材又进一步促进了塞北草原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蒙古草原与内地经济的联系。同时又进一步开发了陕北的皮毛经济，促进了陕北经济的发展，如皮毛贸易正常则陕北经济就显得活泼，使陕北边地经济与草原经济形成兴衰与共的互动互利关系。这些都充分证明陕北边商在开发蒙地商业上是成功的。
其四，陕西商人还促使贵州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清代初中期，从事“入黔”川盐贩运业务的主要是陕西商人。他们在川黔边岸从事川盐运销和购运当地土特产品的商贸活动，又为“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经济带来新的生机。清末丁宝桢曾就川盐入黔对贵州的经济意义有过一段论述，他说“黔省土旷人稀，但使边盐畅行，黔中人民逐渐复业，口岸引地不下数十万，而移家就食，置买田地，招徕开垦，相因之至，残破之区，或可藉此转为富庶”(13)，这段议论不无道理。因为川盐入黔对贵州经济的开发确实起了明显作用。一则，川盐入黔使川贵沿岸一批城镇逐渐繁荣。如仁怀县茅台村，原本是一个渔村，川盐入黔后成为水陆转运码头，由于“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使茅台村商业繁荣，成为“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14)的商业重镇。遵义府“处万山之中，非通都大邑，无舟楫大利，商贾不至，珍货蔑饲，边鄙残黎”(15)；自从川盐兴贩后，“仁、纂之盐，裕则牛驮，贫则载道”(16)，加之丝绸贸易回头，“使遵义成为贵州最富饶的地区”(17)。兴义“其境地西接滇南倚粤，商人云集”(18)，以“蜀盐为生”。会城贵阳更是“江广楚蜀，贸易客民，毂击肩摩”(19)，相因岔集，从而为凋残的黔省经济，提供了复兴之机。二则增加了贵州的财政收入，缓解了贵州财政紧张状况。清代“贵州贫甲天下，通省丁粮不及江浙一大州县”(20)，“各项经费均无所出，地方公事又无从措手”(21)，川盐入黔所带来的盐税收入对财政困难的黔省起了输血作用。康熙时贵州征收的落地盐税“六千六百两有奇，率川盐”(22)，思南、威宁、黔西、大定等地每年征盐税“至八九千金”(23)；铜仁、松桃、石阡、镇运“每月可获万余金”(24)。这些都增加了贵州的经济实力，有利于社会的稳定，陕西商人贩盐入黔对贵州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其功劳即在于此。
其五，陕西商人加强了中原和江南地区与西部地区经济的联系，对中原和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起了催化剂作用。在明清，陕西商人把大量江南、楚豫土布贩往西北，使西北的银钱流入中原和江南，为这两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陕西布商“挟资亿万”到江南贩布，一个布商带到江南的白银就有十万两乃至数十万两，这无疑极大支持了江南棉纺织业的发展。所以徐光启曾中肯地总结说，江南“供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存视息者”(25)，全靠大量棉布赢利的支持。入清后，陕西布商又转向楚豫购布，“每年约有十七八万两银子流入安陆，而且是分到每一家农户，对安陆人民生活的积极作用是非常明显的”(26)。在河南大量陕西商人挟资入农村购布，刺激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南阳城东二十里菱角池村，有一家姓梁的，家有妇女三人，每天连明彻夜的织布，每隔一集就要去大桥街卖一匹二丈八(尺)的土棉布，再从集上换回或买回棉花，继续纺织，他们就这样循环不已，……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就买了黄土地六亩”(27)，这些都充分显示了陕西商人在形成中西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能动作用。
其六，陕西商帮对陕西经济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陕西既是明清陕西商帮的发祥地，又是陕西商帮的叶落归宿。500年来，陕西商人跋山涉海，闯荡天涯，鬻货觅财，历经艰险，都是为了这块厚重的黄土地。《古今小说》里的一首《古风》诗，把行商的乡情乡愁描绘得淋漓尽致，用以形容陕西商人并不过分。其诗曰：“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载月时奔忙。水路风波殊未稳，陆路鸡犬惊安寝；平生豪气尽销磨，歌不发声酒不饮。少资薄利多资累，匹夫怀璧将为罪；偶然小恙卧床帏，乡关万里书谁寄?一年三载不回程，梦魄颠倒妻孥惊；灯花忽报行人至，阖门相庆如更生”(28)，作为以陕西为依托，以秦俗为纽带所形成的陕帮商人，他们500年的历史活动，对明清陕西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历史推动作用。
明清的陕西商人以其开放性经营活动润滑了陕西经济的发展。在明清之际纵横全国的十大帮中，唯有陕西商帮是依靠本土的资源和地域优势发展起来的著名商帮。因此，陕西商人在500年的商贸活动中，能够从本省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在完成“三个转换”，即把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把地域优势转换为效益优势；把技术、资本存量转换为技术和资本增量的过程中，有力推动了陕西经济的发展。
陕西关中沃野千里，号称陆海，有素称发达的农业资源。明清的陕西商人在经营中注重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靠山吃山，靠土食土，在把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过程中，推动陕西经济的开发和发展。在明代，他们利用陕西农业丰收、土厚水深挖掘土窑藏粮甚丰的优势，纳粟中盐，在把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过程中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从而有力地刺激了关中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各地深耕积粟，纳粟中盐的热情甚高。同时又发挥陕南兴安汉中素产茶叶的优势，大量贩运陕西茶产到边关各地，有力推动了陕南茶区的蓬勃发展，使深山穷谷，多半荒芜的陕南金州、汉中一带“人烟萃聚”，“深山邃谷到外有人，寸地皆耕”(29)，经济十分活跃。入清后，他们又自备资本入秦巴山矿冶铸铁，伐木作厢，沤竹造纸，作扒广种木耳、药材，使沉寂千年的秦巴老林第一次进入全面开发，山内农业和手工业兴盛红火了百余年之久。同时，他们又在陕北培植农、牧兼营的皮毛经济，使三秦大地呈现出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繁荣景象，像石泉农民王国相“有地百亩，专务棉……且种棉之地围以包谷，间以芝麻菜蔬，令地无遗利而食有赖，其不足者以布易之，食指虽繁，无丰歉而皆能自给”(30)的多种经营专业户各县均有。这都极大增强了陕西的经济实力，推动了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使陕西在陕甘回民起义前的数百年间，保持着潼关以西既富且饶的经济发展态势。
陕西位于中西部经济区的结合部，西通陇青，南接蜀楚，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又有周秦汉唐以来十三朝皇都的历史积淀和沟通西域的丝绸古道，处于西部地区的龙头地位。明清以来的陕西商人充分发挥陕西这一地域优势，大力发展中西部转运贸易，在对不同经济区域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31)的过程中，赚取地区差价的中间利润，并在500年贸易通商中居于通行领袖地位，实现了陕西地域优势向效益优势的转换。在从明初到清末的500年时间中，陕西商人在陕、甘、青、新、藏、川、蒙、黔、贵的广大范围内，结驷连骑，纵横驰骋，他们挟资千万，全面出击，贩茶于川湘，运布于江浙，销盐于云贵，鬻皮于陇伊，承担着沟通中西部经济联系的繁重任务。在他们数百年的努力下，一手开通了以苏松嘉杭为起点，经襄汉达于龙驹、三原又北上陇坂直趋新疆、俄罗斯中亚的国际贸易通道。而在这条横跨欧亚的贸易通道上千里贩粜，买贱鬻贵的主要是陕西商人。他们肩挑车载，奔走于道，每年把大量江南、中原的茶叶、土布、丝绸、珍玩贩往陕西而货于西北，又把西部的皮革、药材、烟草、木材运回陕西而贾于东南，使陕西的泾阳、三原成为西部商品集散总汇和金融划汇中心，发挥着西北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马克思说：“只要商业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人资本占据了剩余产品的绝大部分”(32)。在明清由于各地产品价格差额很大，故商业利润丰厚，每年以三原为“标期”流回陕西的银钱在2000万—3000万两之间，使渭北各县富室连栋，保持着在全省的优越地位，对此明人张瀚有过中肯总结，他说：“关中之地当九州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一，量其富厚，什居其二，闾阎贫窭，甚于他省，而生理殷繁，则贾人所居也”(33)。
陕西是中华民族科技文化的发祥地，十三朝京兆皇都的历史地位，使陕西集中了全国的能工巧匠，积淀了极其丰富的技术和文化存量，相对西部的原始洪荒状态，陕西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明清以来的陕西商人充分利用这一技术文化优势，将各地农产原料贩回陕西加工制造，再转卖他省，使陕西成为西部大宗日用商品的加工制造中心，在实行来料加工中把技术存量转化为技术增量，极大增强了陕西的经济实力。在明清陕西三原、泾阳、大荔是全省的手工业中心，拥塞了成千上万的布匠、皮工和茶师，背负转运的闲人更多。每年陕西商人把东西各地的茶叶、布匹、皮革、烟草运回陕西交由他们加工制造，使陕西制造的“泾砖”“三原大布”“泾阳青丝”和“大荔皮甬”成为走俏全国的名牌产品，拥有稳定的市场流向和极高的市场占有率，500年长盛不衰。这都有力促进了陕西城镇手工业的发展，充分显示了陕西作为西部科技文化龙头的优越地位，使陕西“市无惰农，田无荒土”，保持着当时中国西部经济最发达地区的优势地位。
③《兰州府志》卷二，第4页。
④萧梅性：《兰州商业调查》，第2页。
⑤萧梅性：《兰州商业调查》，第2页。
⑥张澍：《橐驼曲》。
⑦杨重琦：《兰州经济史》，第204页。
⑧杨重琦：《兰州经济史》，第205页。
⑨杨重琦：《兰州经济史》，第204页。
⑩李亦人：《西康综览》，第364页。
(11)李亦人：《西康综览》，第364页。
(12)李亦人：《西康综览》，第364页。
(13)《贵州通志》卷三十九，《前事志》。
(14)郑珍：《巢经巢诗钞》。
(15)郑珍：《遵义府志》卷一。
(16)郑珍：《遵义府志》卷一。
(17)《贵州资本主义的产生》，第18页。
(18)《兴义府志》卷四。
(19)《黔南职方纪略》卷一。
(20)郑珍：《遵义府志·田赋》。
(21)《丁文诚公奏稿》卷二十，第2325页。
(22)《四川盐法志》卷十。
(23)《贵州通志》事志卷，第197页。
(24)周者之：《贵州古代史》。
(25)《农政全书》卷三十五。
(26)李肇植：《安陆土布史话》，《安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89页。
(27)罗余三：《南阳民间棉布》，《南阳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15页。
(28)《古今小说》卷十八。
(29)康熙《紫阳县志·风俗志》。
(30)道光《石泉县志》卷三。
(31)《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9页。
(32)《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9页。
(33)张瀚：《松窗梦语》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