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清代—民国河套的拓荒者陕商——甄玉、袁祖荣、郑万福
清代至民国，是河套平原开发的高潮时期。陕北榆林、神木、府谷的军民商人，出长城各关口，到河套种地开荒，成为河套平原的第一批拓荒者，他们为河套经济的发轫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其中陕商甄玉、袁祖荣、郑万福更成为200万“走西口”陕西商民的优秀代表。
一、清代至民国河套平原开发的三次浪潮
河套平原位于内蒙古和宁夏境内，又称后套平原，通常是指内蒙古高原中部黄河沿岸的平原，西到贺兰山，东至呼和浩特市以东，北到狼山、大青山，南界鄂尔多斯高原，又称河套地区。狭义的河套平原仅指后套平原，临河市位于其核心位置，特别是乌兰乡胜丰村就称为大后套。广义的河套平原，还包括宁夏的银川平原和内蒙古的土默川平原(前套平原)。
在明代，明王朝对河套中的蒙古族民众长期坚持“汉蒙不相交接”的限制政策，使套内长期处于原始洪荒状态。尽管到明代中叶，俺答汗部降明，套内形势趋于安静，陕西巡抚余子俊听命陕北榆林、鄜州边民出长城各关口，开发长城外五十里无人区的“黑土地”，形成中国明清历史上的第一次“走西口”浪潮。但由于明王朝对蒙古族始终怀有戒备心态，致使“蒙汉不相交接”的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被打破。
到了清代乾嘉年间，关内人口激增，地不够种，才对河套平原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垦殖政策，形成了河套平原开发的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清初到乾嘉时期(1644—1820)。
早在清军入关之初，一些坚持抗清斗争的陕西人，在反抗失败后，为了躲避清军的缉捕来到河套地区，“耕稼其中”①。其后，在康熙时代西征准噶尔部的清军路经河套的时候，在沿途设立骤站，“设骤于杀虎口，由归化城西抵包镇，北出狼山”②，给内地汉族人进入河套地区提供了有利条件，“内地民人多有随大军而沿兵站大路西入河套，从此套内地户较前增多”③。
到雍正年间，受清廷在蒙地推行“借地养民”政策的影响，涌入河套地区垦荒谋生的内地民人日益增多。此后，随着黄河的改道以及北河的渐趋淤塞，“后套平野面积骤广，而地质肥沃，故道河渠，天成河堰。山陕之民，争相佃种”④。他们“于近河处，以桔棒取水浇田，试行种植，大适其利，于是来者日众”⑤，这在清代河套移民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山陕民人，宋者日众，不仅达拉特、杭锦两旗所属套地有大批汉族农民垦荒种地，而且连乌拉特三公旗也于乾隆三十年将沿河牧地私租民人耕种。
第二次浪潮：道光以迄清末(1821—1911)。
这一时期河套地区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开始出现了农田水利工程。道光五年(1825)，在河套缠金开设商号做蒙古生意的旅蒙商甄玉、魏羊等人，开挖了“缠金渠”，对河套地区农业和农田水利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在后套地方开通渠道，实行灌溉农业，对于缺雨地带的农业发展贡献很大，更促使春来秋去的季节性农民定居下来”⑥，从而拉启了清代以来河套移民高潮的帷幕。
到光绪时，河套八大干渠——河套地区水利设施的主体最终完成，同时开浚了其他数十道小干渠，据《五原厅志稿》记载，此时直接从黄河开口并明确提到渠名的大小干渠就有17条，从而使河套地区形成了河水“中间交互回注，枝渠极多”⑦，进一步改善了河套地区的农业耕作环境。
从光绪初年起，内地频发自然灾害，使“赖有渠水浇灌，人有积粮，无乏食逃亡者”⑧，成为北方各省灾民理想的乐土。大量灾民携儿带女，背负肩挑，纷纷来到河套谋生。1899年，当时仅隆兴四大诏庙一带聚集的难民就达45000多人，河套其他地方尚不能尽数。这些灾民因在河套地区易于谋生而定居下来，五原县城关的“十二牛惧村”就是此时因灾民聚居而形成的。
到1901年，清廷终于改变了“封禁蒙地”的基本国策，下诏放垦口外蒙古牧地，同时任命贻谷为蒙旗垦务督办大臣，主持绥远及察哈尔地区的垦务，从而揭开了清末全面放垦蒙荒的高潮。“白开办垦务后，浚渠开地，谋生之路日广，该客民等或携亲属，或约乡朋，被负而来……约计每岁入境之数……(达)三四千人”，其中仅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下旬到二月中旬，直鲁豫等省农民“或二三百人，或四五百人，结伴成群……赴套以自求口食……考之入境者，已在二万以上，而项背相望络绎于道者，方兴未艾……为历年所未有”⑨。
第三次浪潮：民国元年(1912)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
进入民国以后，河套地区的移民开始放慢了步伐，进而呈现出“回流”的反复发展态势。
1912年，民国成立后，五原厅改为县。此时清末贻谷等人，在河套办垦以来所施行各项措施的负面效应开始呈现出来，清末放垦时，将河套地区的大小渠道收归官有，至民国元年又因公家无力兴修渠道，改为民户包租。但因其领户多系官户，不善经营，以致各渠渐行淤塞，不能引水灌溉，大好膏膄变为石田，垦地面积随之逐渐缩减。加之民国元年以来土匪横行，使得该地社会秩序极不安定，“匪患频仍，牛惧迁徙一空”⑩。在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下，河套地区此前高速运作的移民进程急速逆转。农民开始大量外流，导致民国初年河套地区出现了“旧渐荒芜，前此之一村五、六十户者，今则仅存数户”(11)的荒凉情形。
民国四年以后，河套地区设水利专局，管理渠务并开挖新的渠道，河套地区的水利事业“复有起色”。与此同时，民国政府针对蒙旗荒地放垦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制订了《垦辟蒙荒奖励办法七条》等，大力提倡移民垦荒。河套地区“比户流亡”的情况开始有所缓解。加之这一时期内地各省又灾荒频生，灾民亦大量涌入河套地区，“民国六年秋，直省大水，灾民逃难至此……指不胜数”(12)。到民国九年前后，随着由内地到河套地区的移民日渐增多，直到民国十四年河套地区的开发已渐臻“成熟”，人口规模也已达到了设置三个行政区的标准(13)。
而在河套地区的开垦中，陕西商人甄玉、魏羊则起了拓荒者的领头羊作用。
二、甄玉、袁祖荣、郑万福在河套的拓荒过程
陕西陕北地区的边民进入套内借地耕作，由来已久。他们多在离蒙旗王府较远的黄河支流岔河沿岸落脚，其中，尤以缠金地(今临河市西部，约在新华镇、狼山一带)附近为集中。他们春天来到蒙地，借地耕种，被称为“伙盘地”，秋天返回关内，被称为“春种秋归”的“雁行人”。但也有些有心计的陕北“雁行人”，他们将春天在套内放牧的马牛或羊群，到秋季赶回关内贩卖，开始走上经商的道路。《横山县志》记载：口外伙盘地“马则五十成群，羊则一户有牧至千余者”，每到秋季，边外伙盘地的农民“咸至内地贸易”，大获其利(14)。
更有不少人开始在套内设店立廛，甄玉、魏羊就是其中的先行者。清嘉庆年间，陕西府谷商人甄玉、魏羊，在达特达旗王府旁边开设“永盛兴”、“锦永和”两商号，主要做王府的生意，收购旗内的羊皮、牛皮贩回府谷。达旗贝子永咙多尔济，曾向甄玉和魏羊借银五万两，由于无力偿还，便于“道光五年咨部情愿将本旗后套缠金地开放，抵换银债，经部奏议，奉旨俞准”(15)。甄玉、魏羊极有经营头脑，他们在取得缠金地方的土地使用权后，两人便招僱流民，在刚目河西的黄河湾子上直接开了一段引水新口，把旧道用工挑浚，修了“南至黄河、东北至补隆卓尔，约长一百七八十里的大渠四道，东渠、中渠、西渠三道……经营数年，资费钜万，始能引水到田”(16)。由于河套水田亩产能抵关内山田十亩，因此甄玉、魏羊获利颇多。
甄玉、魏羊的这一举措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引黄入套，使套内干旱的土地得到了灌溉，真正由荒地变成了熟地，套内借地耕种的农民，才开始从“秋去春来”的移民，变成了定居下来的“居民”，从而拉开了河套平原大规模开发的序幕。甄玉、魏羊对河套平原开发的首创精神功不可没。在甄玉、魏羊的带动下，缠金地一带逐渐形成了以48家商号为中心的48个村落，这些村落各开田地数十顷至数百顷不等，仅缠金渠一渠就每年灌地三四千顷，所收粮食达数十万石。因此后人所称“道光、咸丰年间，后套因经多年之经营，地方颇为繁盛”(17)，应该是对甄玉、魏羊历史功勋的肯定。与甄玉、魏羊同样，关中商人袁祖荣，“顾国家隐祸，深忧实在北河套……仿前明法，招淮商如君等数十人，大兴屯粟”(18)，以固关陕门户。
与之同时，陕商郑万福在前套南部经营碱湖与农垦，“为前套之冠，以采办碱湖著名……凡前套所有经营殆遍，最著者有二三十处。岁入极富”(19)。
在甄玉、袁祖荣、郑万福这些先行者的带领下，在各地入套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河套地区的耕地基本被开发出来，农业经济得到复苏和发展，康熙朝后期已是“向日口外蒙古穷困，人不聊生……今已家给人足，乐业安生”(20)。到雍正朝更是“连岁口外收成颇好”(21)，“归化城土默特地方，年来五谷丰登”(22)，充分彰显了陕西商人在开发河套平原过程中的历史功勋。
三、甄玉、袁祖荣、郑万福开发河套的历史经验
甄玉、袁祖荣、郑万福是河套平原的拓荒者，他们在河套平原的开发中筚路蓝缕，艰辛备尝，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一)大义在前，国事为重
甄玉、袁祖荣、郑万福等人之所以能先行一步，成为河套平原的拓荒者，就在于他们经商不忘报国，在商言政，以义取利，有浓郁的“家国一体”意识。泾阳商人袁祖荣，区区一介商贾，能只身前往草莱的河套洪荒之地，迈开垦殖的步伐，就在于他把经商垦殖与国家需要联系在一起。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区区利润，而是看到“国家隐患”，看到当时边防的忧患在“北河套”。河套安，则关陕固，关陕固，则天下安。陕西是边地门户，与河套地缘相连。
明朝政府治边的失策就在于，放弃大青山套外防线，退守长城边墙，将广大河套地区放手蒙地，致使套内兵祸连接，每每威胁到关中重地。要保关陕安全，就必须移民垦殖套内，增强套内的防患力量，才能使天下无事。在这种清晰的认识之下，他才以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千里迢迢到套内，招民垦种，投资屯垦，表现了陕西人“以国事为重”的国家意识。而郑万福眼光更为远大，他将眼光更放大到前套南部，以招民采办碱湖为名，屯垦边地，“为前套之冠”，为边地安全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二)善于经营，不辞艰难
陕西商人入套经营商贸事业，并非一帆风顺。由于明清政府的“汉蒙隔绝”政策，使汉蒙人民有着深深的心理隔阂，尤其是蒙地民族对汉族人民有浓厚的防范心理。陕北的边商们，驾着牛车，载着货物，深入到草原深处，为了便于蒙地民众了解他们的行为，他们常常是到蒙地王府的附近摆摊设店，想方设法地满足王府的需求，结缘王府上层，得到王府的认同和支持。甄玉、魏羊所以经营成功，就在于他们在经商过程中，与永咙多尔济贝子结交成好朋友，贝子需要银钱，他们就解囊相助，还帮助永咙多尔济贝子巩固应该继承的王位，才博得了贝子的好感，以地偿债，开放了蒙地的土地所有权，使他们因为获得了土地，才在蒙地永久性地居住下来，(23)。在河套处于原始洪荒的条件下，开垦屯种也绝非易事。没有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也无法在这一块不毛之地上生存并开创出一番事业。拿甄玉、魏羊开渠引黄来说，在荒辟之中，开掘七道大渠，工程浩大，耗资费工，他们硬是靠着秦人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经营数年，“资费钜万，始能引水到田”，方才取得了成功。就是郑万福在前套南部经营碱湖，也是“凡前套所有经营殆遍”，吃遍万般苦，才摸索出了成功的经验。
(三)引黄济套，创新思维
河套地区处于干旱与半干旱区、荒漠与草原的过渡地带，是我国北方的生态环境脆弱带，干旱风多，植被稀少，风蚀强烈。要在这一地区屯垦种植，就需求解决灌溉问题。尽管在此前，已经有人“于近河处，以桔棒取水浇田，试行种植”(24)，但“桔棒取水”技术落后，费时费力，效果极为有限。而甄玉、魏羊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们敢于解放思想、创新思维，他们没有走“桔棒取水”的老路，而是采取了“开渠引黄”的大胆设想，大幅度地提升套内上地的灌溉面积，“南至黄河、东北至补隆卓尔，约长一百七八十里的大渠四道，东渠、中渠、西渠三道”，首次在河套平原引入了“开渠引黄”的崭新技术，对河套平原的开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开渠引黄使套内大片干旱的土地因为得到黄河水的滋润灌溉，而成为旱涝保收的水田，可以迅速提高土地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改变了人们以前因套内风劲少雨、干旱撂荒的春种秋走的流动式垦殖方式，可以因旱涝保收而定居下来，才迎来了河套大规模垦殖的新高，实现了“千里黄河富宁夏”的理想，并为后来套内“八大干渠”的灌溉体系形成开创了历史的先河。
陕西商人作为河套平原拓荒者的丰功伟绩，将永远被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之上。
①张植华：《内蒙古垦务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辑，第21页。
②金天融，冯际隆：《河套新编》，民国十年版，第214页。
③廖兆骏：《绥远志略》，正中书局民国二十六年版，第16页。
④朴学斋：《后套实业调查记》，民国十二年版，《水利》。
⑤绥远省民众教育馆：《绥远省河套调查记》，民国二十三年版，第33页。
⑥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83页。
⑦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⑧绥远省政府：《绥远概况》，民国二十二年版，第2页。
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⑩周晋熙：《绥远河套治要》，民国十三年版，第28页。
(11)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版，第2辑，第66页。
(12)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版，第2辑，第439页。
(13)陶继波：《清代至民国前期河套地区的移民进程与分析》，《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14)民国：《横山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3，《实业》。
(15)内蒙古档案馆藏：《钦命垦务大臣卷宗》，目录号433，卷号281。
(16)《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八日西蒙垦务总局详覆后套乐善渠系经永盛兴等报效详册》，内蒙古档案馆藏。
(17)绥远省政府：《绥远概况》，民国二十二年版，第16页。
(18)刘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关中丛书本，卷4，第22页。
(19)汪亮：《西北地理》，中正书局民国二十三年版，第289页。
(20)《清圣祖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195。
(21)《清世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34。
(22)《清世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34。
(23)张植华：《清代河套地区农业及农田水利概况》，《内蒙古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24)绥远省民众教育馆：《绥远省河套调查记》，民国二十三年版，第33页。
一、清代至民国河套平原开发的三次浪潮
河套平原位于内蒙古和宁夏境内，又称后套平原，通常是指内蒙古高原中部黄河沿岸的平原，西到贺兰山，东至呼和浩特市以东，北到狼山、大青山，南界鄂尔多斯高原，又称河套地区。狭义的河套平原仅指后套平原，临河市位于其核心位置，特别是乌兰乡胜丰村就称为大后套。广义的河套平原，还包括宁夏的银川平原和内蒙古的土默川平原(前套平原)。
在明代，明王朝对河套中的蒙古族民众长期坚持“汉蒙不相交接”的限制政策，使套内长期处于原始洪荒状态。尽管到明代中叶，俺答汗部降明，套内形势趋于安静，陕西巡抚余子俊听命陕北榆林、鄜州边民出长城各关口，开发长城外五十里无人区的“黑土地”，形成中国明清历史上的第一次“走西口”浪潮。但由于明王朝对蒙古族始终怀有戒备心态，致使“蒙汉不相交接”的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被打破。
到了清代乾嘉年间，关内人口激增，地不够种，才对河套平原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垦殖政策，形成了河套平原开发的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清初到乾嘉时期(1644—1820)。
早在清军入关之初，一些坚持抗清斗争的陕西人，在反抗失败后，为了躲避清军的缉捕来到河套地区，“耕稼其中”①。其后，在康熙时代西征准噶尔部的清军路经河套的时候，在沿途设立骤站，“设骤于杀虎口，由归化城西抵包镇，北出狼山”②，给内地汉族人进入河套地区提供了有利条件，“内地民人多有随大军而沿兵站大路西入河套，从此套内地户较前增多”③。
到雍正年间，受清廷在蒙地推行“借地养民”政策的影响，涌入河套地区垦荒谋生的内地民人日益增多。此后，随着黄河的改道以及北河的渐趋淤塞，“后套平野面积骤广，而地质肥沃，故道河渠，天成河堰。山陕之民，争相佃种”④。他们“于近河处，以桔棒取水浇田，试行种植，大适其利，于是来者日众”⑤，这在清代河套移民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山陕民人，宋者日众，不仅达拉特、杭锦两旗所属套地有大批汉族农民垦荒种地，而且连乌拉特三公旗也于乾隆三十年将沿河牧地私租民人耕种。
第二次浪潮：道光以迄清末(1821—1911)。
这一时期河套地区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开始出现了农田水利工程。道光五年(1825)，在河套缠金开设商号做蒙古生意的旅蒙商甄玉、魏羊等人，开挖了“缠金渠”，对河套地区农业和农田水利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在后套地方开通渠道，实行灌溉农业，对于缺雨地带的农业发展贡献很大，更促使春来秋去的季节性农民定居下来”⑥，从而拉启了清代以来河套移民高潮的帷幕。
到光绪时，河套八大干渠——河套地区水利设施的主体最终完成，同时开浚了其他数十道小干渠，据《五原厅志稿》记载，此时直接从黄河开口并明确提到渠名的大小干渠就有17条，从而使河套地区形成了河水“中间交互回注，枝渠极多”⑦，进一步改善了河套地区的农业耕作环境。
从光绪初年起，内地频发自然灾害，使“赖有渠水浇灌，人有积粮，无乏食逃亡者”⑧，成为北方各省灾民理想的乐土。大量灾民携儿带女，背负肩挑，纷纷来到河套谋生。1899年，当时仅隆兴四大诏庙一带聚集的难民就达45000多人，河套其他地方尚不能尽数。这些灾民因在河套地区易于谋生而定居下来，五原县城关的“十二牛惧村”就是此时因灾民聚居而形成的。
到1901年，清廷终于改变了“封禁蒙地”的基本国策，下诏放垦口外蒙古牧地，同时任命贻谷为蒙旗垦务督办大臣，主持绥远及察哈尔地区的垦务，从而揭开了清末全面放垦蒙荒的高潮。“白开办垦务后，浚渠开地，谋生之路日广，该客民等或携亲属，或约乡朋，被负而来……约计每岁入境之数……(达)三四千人”，其中仅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下旬到二月中旬，直鲁豫等省农民“或二三百人，或四五百人，结伴成群……赴套以自求口食……考之入境者，已在二万以上，而项背相望络绎于道者，方兴未艾……为历年所未有”⑨。
第三次浪潮：民国元年(1912)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
进入民国以后，河套地区的移民开始放慢了步伐，进而呈现出“回流”的反复发展态势。
1912年，民国成立后，五原厅改为县。此时清末贻谷等人，在河套办垦以来所施行各项措施的负面效应开始呈现出来，清末放垦时，将河套地区的大小渠道收归官有，至民国元年又因公家无力兴修渠道，改为民户包租。但因其领户多系官户，不善经营，以致各渠渐行淤塞，不能引水灌溉，大好膏膄变为石田，垦地面积随之逐渐缩减。加之民国元年以来土匪横行，使得该地社会秩序极不安定，“匪患频仍，牛惧迁徙一空”⑩。在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下，河套地区此前高速运作的移民进程急速逆转。农民开始大量外流，导致民国初年河套地区出现了“旧渐荒芜，前此之一村五、六十户者，今则仅存数户”(11)的荒凉情形。
民国四年以后，河套地区设水利专局，管理渠务并开挖新的渠道，河套地区的水利事业“复有起色”。与此同时，民国政府针对蒙旗荒地放垦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制订了《垦辟蒙荒奖励办法七条》等，大力提倡移民垦荒。河套地区“比户流亡”的情况开始有所缓解。加之这一时期内地各省又灾荒频生，灾民亦大量涌入河套地区，“民国六年秋，直省大水，灾民逃难至此……指不胜数”(12)。到民国九年前后，随着由内地到河套地区的移民日渐增多，直到民国十四年河套地区的开发已渐臻“成熟”，人口规模也已达到了设置三个行政区的标准(13)。
而在河套地区的开垦中，陕西商人甄玉、魏羊则起了拓荒者的领头羊作用。
二、甄玉、袁祖荣、郑万福在河套的拓荒过程
陕西陕北地区的边民进入套内借地耕作，由来已久。他们多在离蒙旗王府较远的黄河支流岔河沿岸落脚，其中，尤以缠金地(今临河市西部，约在新华镇、狼山一带)附近为集中。他们春天来到蒙地，借地耕种，被称为“伙盘地”，秋天返回关内，被称为“春种秋归”的“雁行人”。但也有些有心计的陕北“雁行人”，他们将春天在套内放牧的马牛或羊群，到秋季赶回关内贩卖，开始走上经商的道路。《横山县志》记载：口外伙盘地“马则五十成群，羊则一户有牧至千余者”，每到秋季，边外伙盘地的农民“咸至内地贸易”，大获其利(14)。
更有不少人开始在套内设店立廛，甄玉、魏羊就是其中的先行者。清嘉庆年间，陕西府谷商人甄玉、魏羊，在达特达旗王府旁边开设“永盛兴”、“锦永和”两商号，主要做王府的生意，收购旗内的羊皮、牛皮贩回府谷。达旗贝子永咙多尔济，曾向甄玉和魏羊借银五万两，由于无力偿还，便于“道光五年咨部情愿将本旗后套缠金地开放，抵换银债，经部奏议，奉旨俞准”(15)。甄玉、魏羊极有经营头脑，他们在取得缠金地方的土地使用权后，两人便招僱流民，在刚目河西的黄河湾子上直接开了一段引水新口，把旧道用工挑浚，修了“南至黄河、东北至补隆卓尔，约长一百七八十里的大渠四道，东渠、中渠、西渠三道……经营数年，资费钜万，始能引水到田”(16)。由于河套水田亩产能抵关内山田十亩，因此甄玉、魏羊获利颇多。
甄玉、魏羊的这一举措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引黄入套，使套内干旱的土地得到了灌溉，真正由荒地变成了熟地，套内借地耕种的农民，才开始从“秋去春来”的移民，变成了定居下来的“居民”，从而拉开了河套平原大规模开发的序幕。甄玉、魏羊对河套平原开发的首创精神功不可没。在甄玉、魏羊的带动下，缠金地一带逐渐形成了以48家商号为中心的48个村落，这些村落各开田地数十顷至数百顷不等，仅缠金渠一渠就每年灌地三四千顷，所收粮食达数十万石。因此后人所称“道光、咸丰年间，后套因经多年之经营，地方颇为繁盛”(17)，应该是对甄玉、魏羊历史功勋的肯定。与甄玉、魏羊同样，关中商人袁祖荣，“顾国家隐祸，深忧实在北河套……仿前明法，招淮商如君等数十人，大兴屯粟”(18)，以固关陕门户。
与之同时，陕商郑万福在前套南部经营碱湖与农垦，“为前套之冠，以采办碱湖著名……凡前套所有经营殆遍，最著者有二三十处。岁入极富”(19)。
在甄玉、袁祖荣、郑万福这些先行者的带领下，在各地入套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河套地区的耕地基本被开发出来，农业经济得到复苏和发展，康熙朝后期已是“向日口外蒙古穷困，人不聊生……今已家给人足，乐业安生”(20)。到雍正朝更是“连岁口外收成颇好”(21)，“归化城土默特地方，年来五谷丰登”(22)，充分彰显了陕西商人在开发河套平原过程中的历史功勋。
三、甄玉、袁祖荣、郑万福开发河套的历史经验
甄玉、袁祖荣、郑万福是河套平原的拓荒者，他们在河套平原的开发中筚路蓝缕，艰辛备尝，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一)大义在前，国事为重
甄玉、袁祖荣、郑万福等人之所以能先行一步，成为河套平原的拓荒者，就在于他们经商不忘报国，在商言政，以义取利，有浓郁的“家国一体”意识。泾阳商人袁祖荣，区区一介商贾，能只身前往草莱的河套洪荒之地，迈开垦殖的步伐，就在于他把经商垦殖与国家需要联系在一起。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区区利润，而是看到“国家隐患”，看到当时边防的忧患在“北河套”。河套安，则关陕固，关陕固，则天下安。陕西是边地门户，与河套地缘相连。
明朝政府治边的失策就在于，放弃大青山套外防线，退守长城边墙，将广大河套地区放手蒙地，致使套内兵祸连接，每每威胁到关中重地。要保关陕安全，就必须移民垦殖套内，增强套内的防患力量，才能使天下无事。在这种清晰的认识之下，他才以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千里迢迢到套内，招民垦种，投资屯垦，表现了陕西人“以国事为重”的国家意识。而郑万福眼光更为远大，他将眼光更放大到前套南部，以招民采办碱湖为名，屯垦边地，“为前套之冠”，为边地安全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二)善于经营，不辞艰难
陕西商人入套经营商贸事业，并非一帆风顺。由于明清政府的“汉蒙隔绝”政策，使汉蒙人民有着深深的心理隔阂，尤其是蒙地民族对汉族人民有浓厚的防范心理。陕北的边商们，驾着牛车，载着货物，深入到草原深处，为了便于蒙地民众了解他们的行为，他们常常是到蒙地王府的附近摆摊设店，想方设法地满足王府的需求，结缘王府上层，得到王府的认同和支持。甄玉、魏羊所以经营成功，就在于他们在经商过程中，与永咙多尔济贝子结交成好朋友，贝子需要银钱，他们就解囊相助，还帮助永咙多尔济贝子巩固应该继承的王位，才博得了贝子的好感，以地偿债，开放了蒙地的土地所有权，使他们因为获得了土地，才在蒙地永久性地居住下来，(23)。在河套处于原始洪荒的条件下，开垦屯种也绝非易事。没有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也无法在这一块不毛之地上生存并开创出一番事业。拿甄玉、魏羊开渠引黄来说，在荒辟之中，开掘七道大渠，工程浩大，耗资费工，他们硬是靠着秦人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经营数年，“资费钜万，始能引水到田”，方才取得了成功。就是郑万福在前套南部经营碱湖，也是“凡前套所有经营殆遍”，吃遍万般苦，才摸索出了成功的经验。
(三)引黄济套，创新思维
河套地区处于干旱与半干旱区、荒漠与草原的过渡地带，是我国北方的生态环境脆弱带，干旱风多，植被稀少，风蚀强烈。要在这一地区屯垦种植，就需求解决灌溉问题。尽管在此前，已经有人“于近河处，以桔棒取水浇田，试行种植”(24)，但“桔棒取水”技术落后，费时费力，效果极为有限。而甄玉、魏羊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们敢于解放思想、创新思维，他们没有走“桔棒取水”的老路，而是采取了“开渠引黄”的大胆设想，大幅度地提升套内上地的灌溉面积，“南至黄河、东北至补隆卓尔，约长一百七八十里的大渠四道，东渠、中渠、西渠三道”，首次在河套平原引入了“开渠引黄”的崭新技术，对河套平原的开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开渠引黄使套内大片干旱的土地因为得到黄河水的滋润灌溉，而成为旱涝保收的水田，可以迅速提高土地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改变了人们以前因套内风劲少雨、干旱撂荒的春种秋走的流动式垦殖方式，可以因旱涝保收而定居下来，才迎来了河套大规模垦殖的新高，实现了“千里黄河富宁夏”的理想，并为后来套内“八大干渠”的灌溉体系形成开创了历史的先河。
陕西商人作为河套平原拓荒者的丰功伟绩，将永远被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之上。
①张植华：《内蒙古垦务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辑，第21页。
②金天融，冯际隆：《河套新编》，民国十年版，第214页。
③廖兆骏：《绥远志略》，正中书局民国二十六年版，第16页。
④朴学斋：《后套实业调查记》，民国十二年版，《水利》。
⑤绥远省民众教育馆：《绥远省河套调查记》，民国二十三年版，第33页。
⑥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83页。
⑦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⑧绥远省政府：《绥远概况》，民国二十二年版，第2页。
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⑩周晋熙：《绥远河套治要》，民国十三年版，第28页。
(11)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版，第2辑，第66页。
(12)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版，第2辑，第439页。
(13)陶继波：《清代至民国前期河套地区的移民进程与分析》，《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14)民国：《横山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3，《实业》。
(15)内蒙古档案馆藏：《钦命垦务大臣卷宗》，目录号433，卷号281。
(16)《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八日西蒙垦务总局详覆后套乐善渠系经永盛兴等报效详册》，内蒙古档案馆藏。
(17)绥远省政府：《绥远概况》，民国二十二年版，第16页。
(18)刘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关中丛书本，卷4，第22页。
(19)汪亮：《西北地理》，中正书局民国二十三年版，第289页。
(20)《清圣祖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195。
(21)《清世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34。
(22)《清世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34。
(23)张植华：《清代河套地区农业及农田水利概况》，《内蒙古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24)绥远省民众教育馆：《绥远省河套调查记》，民国二十三年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