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从状元到盐商的武功人——康海
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商界出现了文人下海经商的新浪潮，在这些下海经商的文人中，有一位在中国文化界极有影响的人物，他就是陕西武功的康海。康海不仅是明代的钦点状元，官授翰林院修编，而且是明代前期文化代表的“前七子”之一。他为救友而遭人陷害，贬官到扬州为商，创设扬州“康山草堂”，并在家乡开创了秦腔的新局面。其叔父康銮在中国商业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贾道”的新理念，从而有力提升了陕西商人的文化素养和整体素质，为中国传统商业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一、明代扬州的陕西商人
自明初以来，明政府在陕西实施以粮食换盐引的“食盐开中”政策，导致了陕西盐商在全国各大盐场的急剧兴起。而两淮是全国最大的盐区，在明代中前期，陕西盐商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两淮盐场，陕西盐商对于明代扬州的发展作出过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在明代中前期，陕西盐商是两淮盐商的主力军，位列诸帮之首。这是因为，明代陕西地处西北边陲，肩负着维护帝国西部安全的重任，明廷深知，河陇不守则关中动摇，若关中动摇则中原、京师可虑，因此把边防建设的重点放在陕西。率先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的特殊政策，这一有利条件，促使陕西商人利用食盐开中所提供的历史机遇，“输粟塞上，得捆盐于淮南北”，踊跃前往两淮盐场支盐贩卖。因此，在明代中前期，“淮盐以西商为大宗”，明人宋应星也说，两淮盐场“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①。
明弘治五年“叶琪变法”后，秦、晋、徽三帮商人在淮扬盐场的实力对比有了新的变化。纳银运司，有钱即可购买盐引，输粟屯垦在经济上失去了实际的意义，原来垦种塞上的陕西商人，大部分都放弃了垦殖而移居淮扬，以便就近购买盐引获利。这时徽商势力迅速增长，他们在竞争中力克陕商而坐上了淮扬盐场的第一把交椅，陕西盐商只得屈居第二，位列晋商之上。对此，万历《扬州府志》所云极是：“扬，水国也……聚四方之民，新都(徽商)最，关以西(陕商)、山右(晋商)次之”②，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明末，而没有发生变化。
明代前中期的“食盐开中”政策，是以输粮换取盐引来调动商人担负边关驻军粮饷的积极性，因此，成化以前的陕西盐商，主要集中在泾阳、三原、富平、临潼、渭南、朝邑等几个陕西关中北部的产粮大县。三原“沃野千里，多盐筴高赀贾人”。因此，《三原县志》中指出商贾大利“西北在茶，东南在盐”。并由此羽化成“民多商贾”的重商风气；泾阳禾麦盈阡，川原秀错，故“富者趋于贾”、“富商大贾群聚骈辏”，并形成“慕懋迁之美富，忘稼穑之艰难”的经商传统；渭南平野旷畴，物产丰盈，故“富者皆弃本逐末，各以服贾起其家”；富平“地沃丰收”，故巨商大贾不在少数；朝邑为产粮大县，加之物产丰富，故“人多服贾”，“商业遍及东南各省，巨富颇多，风俗奢华”。此外，咸阳、蒲城、韩城、合阳等县也有不少商人因输粮换引，而由大地主转化为大盐商，咸宁人李渲曾说“吾乡人往由淮扬起家者甚多”③。
明代陕商寓籍扬州者，纳银运司，入场配盐，是侨居淮扬的专业盐商。他们买引后，并不直接贩盐，而是把盐引转手倒卖给行盐贩鬻的江南湖广等地的“水商”，使得陕西盐商们免去了前往湘、鄂、赣、皖各地亲销食盐的颠沛流离，专门从事“盐引许可证贸易”，在扬州坐拥其利。
这些寓居扬州的陕西盐商，在扬州与陕西“田宅奴婢南北居半数，往来省视以为常”，好似“鸿雁，而翔鹜南北”④。这些大盐商在扬州都置有园林别业与家产，所谓“美田与芦荡，娶扬州妇女为妻妾”，“视广陵犹别业也”⑤。嘉庆《江都县续志》载“陕商凌元所置园林别业特别精美”，⑥为扬州的市政建设和地方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1493年陕西商人出资新建大明寺一翼、大明寺中的一座塑金佛像以及1557年建成的新城墙，他们还资助了1528年仪征县学的修复、1529年扬州一座大钟的制造和1535年维扬书院的创建⑦。
陕西天下都会，文风荟萃的历史传统曾经培育了陕商知书达理、诗书传家的儒商形象，使他们崇教化，重教育，而在鬻盐于两淮时，陕西盐商也把这种精神理念带到了淮扬盐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就是以诗画唱和、文风炽烈而传名淮扬的。如临潼的张四科，弃文业肆“就屋淮扬西湖间，所至名流争倒屐，觞咏无虚日，结诗社，相酬答，极淹雅博”⑧；泾阳的张恂“诗古人诗又善画，居江都最久，与之游者多喜其乐，易而挥毫泼墨素缣淋漓，故家筒麓中珍藏之”⑨；高陵的张忠轩“涉泗淮……身寄贾服，心潜儒术，即沐雨栉风，诗书不辍”⑩；三原的孙豹人“流寓广陵……居董相祠，扃户读书”(11)；凤翔的毛雄“游江南诸奥区，且贾且学，三四十年积千金，书数十百卷”(12)。
封建社会的商人地位低下，因此一般商人致富后往往重视培育后代，望子成儒，通过科举考试而寄身儒林。明代官府为了表彰山陕商人对国防建设所作出的贡献，专门为西商在扬州设立“商籍”，特许山陕商人子弟可以参加本地的科举考试。又因盐商广有资财，有条件聘请名师、成立私塾，所以他们的子弟在科举考试中入考的人数大大超过了扬州当地土著。据嘉庆《两淮盐法志》卷49《科举志》统计如下：
这些数字表明，扬州盐商，势力最大为徽商，其次是陕商，而山西商人又较陕西商人为小。
根据康熙《两淮盐法志》卷16《选举》、乾隆《两淮盐法志》卷47和卷48《科第志》、同治《两淮盐法志》卷47《科第志方》统计，明代历朝陕西两淮商籍出身的进士如下：
陕西商人在扬州的活动对扬州地方文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他们将秦腔引入扬州，对扬州“乱弹”的兴起提供了基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明代初期，陕西商人在扬州做盐业生意的就有五、六百人之多，以至于扬州盐商中说的话，都是安徽话和陕西话，这些旅扬的陕西盐商们以雄厚的资财在扬州东门外安家巷设立了“山陕会馆”，闲暇时演戏观剧，将秦腔带到了扬州。《扬州竹枝词》记述了扬州当时的文艺盛况：“邗上舞罢梆子响，秦声压倒广陵潮。”(13)秦腔以其高亢、粗犷、大气而给听惯了婉约昆曲的江南人们带去了一股新风，深受江南人民的喜爱，大有压倒昆曲之势，以至于后来官府不得不下令禁止秦腔在江南演唱。嘉庆三年的《翼宿神祠碑》载：“奉谕旨，元明以来流传剧本皆系昆戈两腔……今日倡有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此等强调虽起自秦皖而各处转辗流传，竞相仿效，即苏州扬州，向习昆腔，近有厌旧喜新，皆以乱弹等腔为新奇可喜，转将素习昆腔抛弃，流风日下，不可不严行禁止……兹后乱弹梆子秦腔等戏，概不准再行演唱。”(14)
有资料表明，扬州的缠足习俗，也可能是陕商留下的影响之一。17世纪的作家李渔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予遍游四方，见足之最小而无累，与最小而得用者，莫过于秦之兰州、晋之大同。”(15)大同和兰州都是扬州山陕盐商的来源地。西北各省多以普遍缠足著称，淮扬地区的乡村妇女则通常不缠足。但明以后扬州裹足之风较他处尤为普遍，即便力役、佣人、女裁缝、老弱穷困者亦裹足。这与陕商的流入也应有某种联系。
当然，陕西商人在与扬州人民抵御倭寇、保护家园中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保护扬州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明朝末年，倭寇屡犯江浙沿海，危及扬州。陕西盐商在危难关头敢于举身赴死、杀敌退寇、保境安民，在扬州商民心中留下了不灭的英武形象。如流寓扬州的陕商何诚，榆林人也，明末倭警至，“诚与江都举人杨守诚倡议，以扬州盐课重地而盐运司及商人皆居城外，非策也，请于知府吴桂芳拟筑外城，议未决……而倭犯扬州，劫城外一空，于是率从诚等议，新的城墙耗资46000余两白银，其中3万两来自商人们的腰包。工竣，诚自为记勒石，时(嘉靖)二十五年冬也。明年夏，倭又大至，望新城堆碟屹然，退巡引却”。这是筑城保民的善举，因此扬州商民感戴其德，书之史册曰：“商民安堵至今赖焉。”(16)高陵陕商刘承渠“入广陵，寓居东廓，时值倭寇数甚猖獗，百姓趋城者如市，而城门已闭，百姓啼号，莫知所之。公叱守者曰：数千人命在旦夕，坐视为救，御暴御河。守者因启门，众乃得入，数千人赖以全活”。正是这一开城救民的义举，使得刘承渠“名己籍之广陵矣”(17)。而陕商阎金，当“嘉靖三十七年，倭蹂畿辅，知府石茂华发民守城，民望倭薄城率股粟，时西北贾客在扬者数百人，金召其豪共登，俾有邰某者连躬殪其渠魁，楼闻俾多塞上人，疑其矢非边外劲弓不能发，遂宵遁”。这更是杀敌护民的壮举，因此“金由是名扬江淮”。(18)
而在所有这些寓居扬州的陕商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莫过于康海与他的“康山草堂”。
二、康海家族的商业经营活动
康海的历史活动在《明史·列传》中有所记载：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十五年殿试第一，授修撰。与梦阳辈相唱和，訾议诸先达，忌者颇众。正德初，刘瑾乱政。以海同乡，慕其才，欲招致之，海不肯往。会梦阳下狱，书片纸招海曰：‘对山救我。’对山者，海别号也。海乃谒瑾，瑾大喜，为倒屐迎。海因设诡辞说之，瑾意解，明日释梦阳。逾年，瑾败，海坐党，落职。”(19)
据此可知，康海(1475—1540)字德涵，号对山，陕西武功县浒西庄康家河人。康海家是元末从河南迁入陕西的，曾祖父康年和叔父康銮都是富商大贾。祖父康健在英宗时为通政司知事，父亲康镛为平阳(山西临汾)知府，康家在政治上、经济上同朱明王朝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康海家也是利用“食盐开中”发家的陕西富商。康海的高祖康汝辑，初为县学训导，后应燕王之招，入王府供职，任燕王朱棣的老师。靖难之役后升任北京行在衙门左侍郎，兼任太保，辅导太子朱高升。汝辑的三个儿子皆高官，长子及幼子官拜上林苑监和监副，次子康年在扬州经商，主营盐业和木材，皇帝赐白银数千两，商税全免，富甲一方。康海的祖父康健，任政通司知事，叔祖父康佐，精于医，特长脉法，以脉象能预决患者隔年生死，历千百人不爽，誉满城里。明成化年间，被推荐任县医学训导，著有《医问三卷》、《杂治略五卷》、《脉法一卷》。
到了父辈这一代，家业大兴。尤其是叔父康銮“经商资助戍边军队二次受封”(20)，“经商资助戍边军队”应当是输粟换引边地，数量巨大，才受到政府的褒奖，被称为“长安人言善贾者”(21)，并长期在扬州经商，顾祖训的《明状元图考》中说康海“尝贾于维扬，以混其迹”(22)。
康銮在中国商业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他第一次提出了“贾道”的概念，他在批评一个待价而沽的商人时说：“彼不知贾道也。俟直而后贾，此庸贾术不失也。可终岁不成一贾。凡吾所为，岁可数十贾，息固可数十倍也。”(23)意思是说，那些投机取巧、待价而沽的商人虽然得到了眼前利益，但他们并不知道经商规律，甚至连商业操作的技巧都不了解，因此他们没有树立商业信义，得不到人们的相信，做一次买卖就没有市场了。而那些按诚信商业规律办事的商人，由于懂得诚实待人、薄利多销，取得了良好的商业信义，“岁可数十贾，息固可数十倍也”。这里康銮已经把“贾道”提升到价值理性的高度进行论说，并将薄利多销、转快利多作为“贾道”的基本内涵，表现了极高的经营灵性和职业自觉。康銮的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台湾学者余英时在其所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说，这是反映了中国商业的“理性化过程”(24)。在康銮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明代陕西才涌现出诸如贾云山“贸迁有道，财乃大归”、秦后渠“为商也善节缩，视时高下”、师从政“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之”(25)等一大批按商业经营规律办事的经商才俊，成为明清时期陕西优秀商人的代表。这也自然影响到了康海，使他能够正确地对待商人，他曾多次为商人作传，如《明故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张公墓志铭》、《扶风者宾樊翁墓志铭》、《凤翔处士毅庵毛君墓志铭》、《叔父第四府君墓志铭》。而且，康海曾亲自参与商业活动，在他移居家乡后，“尝病武功贸易之寂寥也，乃于城东神庙报赛，数日间乐工集者千人，商贾集者千余人，四方宾客男女长幼来观者数千人”(26)。
在这样一个官商兼得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康海，从小就受到严格管束和精心栽培。他的启蒙老师牛东原，是一位理学先生，要求他“言切视听皆有典则”。一次，在康海写的日记本里发现了一阕词：
闲散步，过村庄，见一妇女碾黄粱，
玉笋干头稳，金莲足下忙，
汗流粉面花含露，糠埃娥眉柳带霜。
轻着扫，慢簸扬，站在一旁整容装。
这是康海按老师出的作文题《秋望农家》另外填写的一首词。他把“玉笋素手，金莲小足，粉面柳眉”等常用于描写妇女的词汇自然地融入了忙碌的碾米之中，展现了一幅颇有地方特色的劳动场景，表现了康海的聪慧才智和细腻的观察能力。康海从小伶俐好学，机敏过人。一天巡按大人莅临武功，县老爷邀集督学等随同巡按去一个乡绅家观花赏景。巡按见一花盆中的佛手向来人伸出，见景生情，随口吟了一句上联：“佛手伸手要甚?”朴实中藏有奇妙，一时无人能对答得上，督学忙差人去找康海。康海和几个同学在河边玩水，玩得正愉快，忽听有人呼喊：“康海，快！快回学堂，督学说巡按大人发下题啦！”康海一伙回校，见督学、先生和几个学生正搔头挠耳，绞尽脑汁。便问：“巡按大人发的啥题?”“佛手伸手要甚?你能对出来吗?”督学说罢，康海想到花椒老来时，皮儿绽开黑糊糊的籽儿露出半边，像睁开的眼睛，当即答曰：“花椒睁眼望谁?”“妙！妙极了！对的工整，好！好！”督学赞叹不已。音讯立即传到巡按耳里，巡按非常高兴，发下请帖，叫康海翌日到县衙赴宴，他要亲眼目睹这个少年才子。第二天康海慢条斯理地走到巡按席前，施礼、问好，巡按见他小小年纪，一身秀气，喜爱至极，把他留坐自己身边。酒过三巡，巡按又对康海吟出一句联语：“是三更打五更更鼓不同。”这是巡按听到的一个笑传：武功县城上阁寺有口大钟，由一位老僧主办，每晚一到几更，钟鸣几下。巡按来到的当晚，老僧人将三更钟不慎敲了四下，等弄清楚已无法挽救，后悔不迭，突然寻思：“我刚刚多敲了一下，不如再敲一下，以抵消这多敲的一下。”结果画蛇添足，三更敲成了五更，惹起城内市民官商大哗，成了人们谈笑找乐的话柄。巡按以这个嗤笑作上联，新颖有趣。宴席上不担干系的人听了，乐得咯咯直笑；一些时常舞笔弄墨的人直瞪眼睛，这是个不见诗书经传的新掌故，一个小娃娃如何对得上来?都为康海握着一把汗。哪知康海眉头一展，厉声吟道：“南六斗北七斗斗星各异。”“好！”全宴席上的人都欢跃起来。巡按大人拈着胡须直点头：“才子，才子呀！”(27)
周至哑柏玉皇楼也流传着康海少时的聪慧故事。康海父亲早年谢世，母亲孀居，省吃俭用，佣工度日，供小康海在哑柏玉皇楼私塾读书。康海家距哑柏玉皇楼私塾有条河，雨后河水上涨，列石已被水淹。康海走到河岸，见一女子啼哭，便上前问道：“姑娘啼哭，何也?”那女子道：“水深流急，过不了河，奈何?”康海听罢，顾不了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说：“我背你过河，可否?”女子答应。康海就脱鞋赤脚背女子过了河。到了对岸，女子道声谢后便登程而去。康海穿好鞋袜向学校走去。这个过程被站在高处的先生看在眼里，他把康海叫到跟前斥问：“你在路上干了什么事?”康海答道：“一女子无法过河，我背了过去。”先生又问：“是什么关系?”答：“素不相识。”老师又问道：“你背不相识的女子过河，当时有何心思?”康海见先生不断逼问，当即吟诗道：
淑女过河恨碧流，对山暂作渡人舟。
一朵鲜花插背上，十分春色满河洲。
贵手高攀纤纤身，恰是龙首对凤头。
轻轻落在尘埃地，不言不语各自休。
先生听罢，拍手称奇：“天才！”康海中了状元后，为了报答母校和先生的教导，为玉皇楼后殿捐赠精制的铁莲花灯一对。据悉，一盏灯民国初年被盗，另一盏灯直到解放后还高悬殿堂。(28)
孝宗弘治七年(1494)，康海入县学，时提学副使杨一清督学陕西，见康海文章，盛赞其才，言必中状元。康海24岁时与三原马理同举于乡，次年赴京会试落榜。弘治十五年(1502)，康海复参与会试，顺利通过殿试对策称旨，遂登进士第一，大魁天下。
康海在27岁中状元的廷试《对策》中，充分反映了他清除弊政、改革社会的思想愿望。《对策》中从关系国家兴衰的选才用人，以至礼乐、教化、征赋、兵刑等社会重大问题，都作了具有创见性的论述。他根据吏治腐败的现状强调指出，选贤任能的关键在皇帝能否识别君子与小人。他指出凡小人见利就钻，见害就避，其特点是隐蔽不外露。识别的办法是在关键时刻考验，广泛听取群臣议论，然后决定是否起用。他又大声疾呼要求改革用人制度，把“冗懦不职之徒一一谢去，选惟其才而不尽拘流品”。康海这一切中时弊、尤尽情理的策论轰动了京都考场。众官先是惊诧，后是赞赏，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份策论是“自有制策以来，鲜见其比”的高论。康海依此而升为翰林院修撰兼经筵讲官，曾参与修宪宗、孝宗两朝实录。
正德初年，刘瑾擅权，作恶多端，遭到朝廷官员的强烈反对。户部主事李梦阳因代尚书韩文草拟奏疏弹劾刘瑾，而被捕下狱，刘瑾欲置李梦阳于死地。在这生死关头，李梦阳写了“对山救我”的条子，托人带给康海，请求营救。平素与刘瑾本无来往的康海，出于义愤，抱着“吾何惜一官，而弃一命”的精神去见刘瑾。刘瑾非常热情，倒履相迎，奉为上宾。康海以浩气凛然的状元气度和正义感、虚怀若谷的君子之风、雄辩的辞令据理力争。刘瑾自觉理亏，于翌日释放了李梦阳，并把接见康海的客厅悬匾为“康来厅”，以示荣幸。刘瑾案发被处死，作为同乡的康海被反对派诬为瑾党，丢官落职。康海失官后，被他救援的李梦阳却不曾进一言施救。康海身心俱碎，遂以文为身累，倦于修辞。曾有人劝他向朝廷申辩其冤，以图起复，康海断然拒绝。
有一次，兵部侍郎杨廷仪(杨廷和之弟，杨慎之叔)自家乡赴京，路过武功县，前来拜访。康海很高兴，便留下饮酒。两人都很愉快。饮至中途，康状元自己站起来，一边唱着自制的新词，一边亲自弹琵琶助兴，气氛十分热烈。杨侍郎酒酣耳热，乘兴对康海说：“家兄在内阁(当时杨廷和为首席大学士)，很想念您，您为什么不写封信去通个消息?只要您去封信作点表示，我再到翰林院帮您疏通一下，您一定能重新回京做官。”康海不等他说完，立即火冒三丈，抡起琵琶就朝他打过去。杨廷仪大惊失色，急忙站起来，踉踉跄跄往外就跑。琵琶在胡床上摔得粉碎，康海仍不解气，一边追赶，一边骂道：“混账东西，我康某人难道像王维那样，假装乐工，借弹琵琶讨官做么?你这西蜀小子，太小看人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你！”康海摔琵琶一举，既充分显露了他疾恶如仇，且容易冲动的个性，也表明了他不肯再与朱明王朝合作的坚决态度。(29)
《明史》中记述康海回乡后，“挟声伎酣饮，制乐造歌曲，自比俳优，以寄其怫郁……(弹琵琶)尤善，后人转相仿效，大雅之道微矣”。虽然是名教说法，却也言简意赅地写出了他的生活。
三、康海的历史文化遗产
丢官后的康海忘情于山水之间，荡漾于扬州、陕西之途，为扬州和家乡的文化建设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扬州老城区东南隅，有一条历史上名声很响的古街，这就是康山街。在康山形成至今的600年历史中，与康海结下了不解之缘。扬州本无山，据史籍载，明朝永乐年间坐镇淮安总理漕务的陈瑄率领扬州军民疏通扬州城河，把挖出来的土方置扬州城外东南一隅，形成一座无名土丘，就是后来的康山，当时也不叫“康山”，就是一土堆。康海被放逐后，已无意为官，由于其叔父长期在扬州经商，就下海“尝贾于维扬，以混其迹”，一度隐居在扬州康山街，建造山馆，招养了一批女乐，置腰鼓三百副，经常在这里手挥琵琶，与众女乐欢唱，宴请宾客；或者登康山望运河，目睹帆船来往，以排除胸中闷气。他对李梦阳的背信弃义、投井下石始终难以释怀，因而在康山写下了为世人瞩目的戏曲《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杂剧。从此，“康山”因之而得名。《重修扬州府志》记载：“康山……以武功失职后来此地。”(30)袁枚《随园诗话》中说：“扬州城内有康山，俗传康对山曾读书其处，故名。”(31)钱泳《履园丛话》说：“康山在扬州徐宁、阙口两门之间，相传为明状元康对山读书处，故名。”(32)后来礼部尚书、大书法家董其昌来扬州，为这里题写了“康山草堂”的横额，还题写了堂前的“数帆亭”，康山从此成为扬州的胜迹。
故宫博物院至今收藏着康海在扬州的遗物，即最大的根雕作品“流云槎”。“流云槎”用天然榆树根制成，形似紫云，可作卧榻，原藏于扬州康山。入清后先归江春，阮元购得后转赠麟庆，麟庆将它携回北京半亩园，其后人捐赠给故宫博物院。
康海与秦腔有着不解之缘。他的高祖康汝辑曾为燕王的老师，并且曾为燕王朱棣管理戏曲。这种家传因素使康海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三十年家居期间，力振秦声，在县城乐伎巷创办“自乐班”，不仅亲自坐鼓，且有“琵琶圣手”的美誉。武功县城内“乐伎巷(月菊巷)”，即以此而得名。康海是“康王腔”的创始人。他同王九思合作，将自己创作的杂剧和曲词，配乐用“秦声”演唱，为后来的武、眉、周、户西路秦腔所继承，以至发展为“四大声腔”之一的“眉户”。
康海从扬州回到家乡后，经常在其家乡沜东及周至、鄠县一带，携带歌姬舞女畅饮，以寄托其忧郁苦闷的心情。时人说他“咏歌、舞蹈于泉石间”，“屡为乐章……然后宣以五音，舞以六羽，使声伎并作，宾观者无弗叹赏”。他把诗乐“定图画谱”，偕友共演。
康海家里主要经营盐业和木业，家资殷实，他出资广招演员，创建了自家戏班子，人称“康家班社”。为了演出，他购置了许多文武场面，亲手绘制了301幅秦腔脸谱。蒲城县苏坊乡大联村农民张新民收藏了130多幅《康海秦腔彩色绘画戏剧脸谱手稿》，保存至今已有440余年历史。该《手稿》造型生动逼真，人物个性鲜明，绘画手法娴熟，笔墨设色讲究，对秦腔戏剧脸谱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充分证明了现代戏剧、社火、竹马、绘画等一直沿用的明代脸谱正是康海的杰作。康海还经常带着自己的“康家班社”外出演出，行迹遍至关中西府的武功、周至、户县等地。康海的继室张氏，出身乐户，能歌善舞，声振秦中。“康家班社”培养出的较有名的演员有双蛾、小蛮、春娥、端端、雪儿、燕燕等，更有“随身四帅”金菊、小斗、芙蓉、采莲，深受观众所喜爱。康海晚年所得二青衣，号称“绝艺”，更欣喜若狂。
康海晚年时家道中落，于是将“康家班社”转让给周至的张于朋、王兰卿。张于朋喜爱秦腔，多才多艺，潜心研究戏曲，其妻子王兰卿为周至城乐户王锦之女，唱做俱佳，为西府剧坛之冠，成为明代中叶最著名的秦腔女演员。当时关中名流学者如王九思、张治道、胡蒙溪、何景明、王廷相、马理、吕泾野等，都曾亲临聆听。这个戏班又名华庆班，在历史上活动长达500年之久，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以此为班底，组建了眉县秦剧团。
康海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曲，结集《沜东乐府》，其曲作的主要内容是抒发其愤世嫉俗的情怀。康海著述还有《武功县志》及诗文集《对山集》、杂著《纳凉余兴》、《春游余录》等，尤以《武功县志》最为有名。评者认为康海编纂的《武功县志》体例严谨，源出《汉书》，“乡国之史，莫良于此”。后世编纂地方志多以康氏此志作为楷模。
①宋应星：《野议·盐法》，明刻本。
②万历《扬州府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杨若瀛序》。
③均见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155页。
④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嘉靖年间刻本，卷10。
⑤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嘉靖年间刻本，卷11。
⑥嘉庆《江都县续志》，巴蜀书社1999年版，卷12。
⑦安东篱：《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页。
⑧《陕西艺文志》，关中丛书刊本，卷4，第3页。
⑨张万寿：《扬州府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卷53，第40页。
⑩吴钢：《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197页。
(11)孟森：《清代野史》，巴蜀书社1987年版，卷5，第173页。
(12)康海：《康对山先生文集》，关中丛书刊本，卷43。
(13)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7页。
(14)江苏省档案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5页。
(15)李渔：《闲情偶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选姿第一》。
(16)嘉庆《两淮盐法志》，扬州书局重刊本，卷44，第1页。
(17)吴钢：《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
(18)嘉庆《扬州府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卷52，第10页。
(19)《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286，列传174，第7346-7349页。
(20)米里拜尔：《明代地方官及文官制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9页。
(21)康海：《康对山先生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卷40，第442页。
(22)顾祖训：《明状元图考》，卷2，《状元康海》。
(23)康海：《康对山先生文集》，关中丛书刊本，卷13。
(24)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54页。
(25)来俨然：《自愉堂集》，关中丛书刊本，卷25-29。
(26)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续修四库全书，卷10，第295页。
(27)以上据康希善主编：《镇原康氏家谱》，2006年3月所编。
(28)王庚辰：《康海与哑柏玉皇楼》，哑柏镇文化站网页。
(29)康希善主编：《镇原康氏家谱》，2006年3月编。
(30)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
(31)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卷8。
(32)钱泳：《履园丛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卷20。
一、明代扬州的陕西商人
自明初以来，明政府在陕西实施以粮食换盐引的“食盐开中”政策，导致了陕西盐商在全国各大盐场的急剧兴起。而两淮是全国最大的盐区，在明代中前期，陕西盐商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两淮盐场，陕西盐商对于明代扬州的发展作出过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在明代中前期，陕西盐商是两淮盐商的主力军，位列诸帮之首。这是因为，明代陕西地处西北边陲，肩负着维护帝国西部安全的重任，明廷深知，河陇不守则关中动摇，若关中动摇则中原、京师可虑，因此把边防建设的重点放在陕西。率先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的特殊政策，这一有利条件，促使陕西商人利用食盐开中所提供的历史机遇，“输粟塞上，得捆盐于淮南北”，踊跃前往两淮盐场支盐贩卖。因此，在明代中前期，“淮盐以西商为大宗”，明人宋应星也说，两淮盐场“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①。
明弘治五年“叶琪变法”后，秦、晋、徽三帮商人在淮扬盐场的实力对比有了新的变化。纳银运司，有钱即可购买盐引，输粟屯垦在经济上失去了实际的意义，原来垦种塞上的陕西商人，大部分都放弃了垦殖而移居淮扬，以便就近购买盐引获利。这时徽商势力迅速增长，他们在竞争中力克陕商而坐上了淮扬盐场的第一把交椅，陕西盐商只得屈居第二，位列晋商之上。对此，万历《扬州府志》所云极是：“扬，水国也……聚四方之民，新都(徽商)最，关以西(陕商)、山右(晋商)次之”②，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明末，而没有发生变化。
明代前中期的“食盐开中”政策，是以输粮换取盐引来调动商人担负边关驻军粮饷的积极性，因此，成化以前的陕西盐商，主要集中在泾阳、三原、富平、临潼、渭南、朝邑等几个陕西关中北部的产粮大县。三原“沃野千里，多盐筴高赀贾人”。因此，《三原县志》中指出商贾大利“西北在茶，东南在盐”。并由此羽化成“民多商贾”的重商风气；泾阳禾麦盈阡，川原秀错，故“富者趋于贾”、“富商大贾群聚骈辏”，并形成“慕懋迁之美富，忘稼穑之艰难”的经商传统；渭南平野旷畴，物产丰盈，故“富者皆弃本逐末，各以服贾起其家”；富平“地沃丰收”，故巨商大贾不在少数；朝邑为产粮大县，加之物产丰富，故“人多服贾”，“商业遍及东南各省，巨富颇多，风俗奢华”。此外，咸阳、蒲城、韩城、合阳等县也有不少商人因输粮换引，而由大地主转化为大盐商，咸宁人李渲曾说“吾乡人往由淮扬起家者甚多”③。
明代陕商寓籍扬州者，纳银运司，入场配盐，是侨居淮扬的专业盐商。他们买引后，并不直接贩盐，而是把盐引转手倒卖给行盐贩鬻的江南湖广等地的“水商”，使得陕西盐商们免去了前往湘、鄂、赣、皖各地亲销食盐的颠沛流离，专门从事“盐引许可证贸易”，在扬州坐拥其利。
这些寓居扬州的陕西盐商，在扬州与陕西“田宅奴婢南北居半数，往来省视以为常”，好似“鸿雁，而翔鹜南北”④。这些大盐商在扬州都置有园林别业与家产，所谓“美田与芦荡，娶扬州妇女为妻妾”，“视广陵犹别业也”⑤。嘉庆《江都县续志》载“陕商凌元所置园林别业特别精美”，⑥为扬州的市政建设和地方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1493年陕西商人出资新建大明寺一翼、大明寺中的一座塑金佛像以及1557年建成的新城墙，他们还资助了1528年仪征县学的修复、1529年扬州一座大钟的制造和1535年维扬书院的创建⑦。
陕西天下都会，文风荟萃的历史传统曾经培育了陕商知书达理、诗书传家的儒商形象，使他们崇教化，重教育，而在鬻盐于两淮时，陕西盐商也把这种精神理念带到了淮扬盐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就是以诗画唱和、文风炽烈而传名淮扬的。如临潼的张四科，弃文业肆“就屋淮扬西湖间，所至名流争倒屐，觞咏无虚日，结诗社，相酬答，极淹雅博”⑧；泾阳的张恂“诗古人诗又善画，居江都最久，与之游者多喜其乐，易而挥毫泼墨素缣淋漓，故家筒麓中珍藏之”⑨；高陵的张忠轩“涉泗淮……身寄贾服，心潜儒术，即沐雨栉风，诗书不辍”⑩；三原的孙豹人“流寓广陵……居董相祠，扃户读书”(11)；凤翔的毛雄“游江南诸奥区，且贾且学，三四十年积千金，书数十百卷”(12)。
封建社会的商人地位低下，因此一般商人致富后往往重视培育后代，望子成儒，通过科举考试而寄身儒林。明代官府为了表彰山陕商人对国防建设所作出的贡献，专门为西商在扬州设立“商籍”，特许山陕商人子弟可以参加本地的科举考试。又因盐商广有资财，有条件聘请名师、成立私塾，所以他们的子弟在科举考试中入考的人数大大超过了扬州当地土著。据嘉庆《两淮盐法志》卷49《科举志》统计如下：
这些数字表明，扬州盐商，势力最大为徽商，其次是陕商，而山西商人又较陕西商人为小。
根据康熙《两淮盐法志》卷16《选举》、乾隆《两淮盐法志》卷47和卷48《科第志》、同治《两淮盐法志》卷47《科第志方》统计，明代历朝陕西两淮商籍出身的进士如下：
陕西商人在扬州的活动对扬州地方文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他们将秦腔引入扬州，对扬州“乱弹”的兴起提供了基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明代初期，陕西商人在扬州做盐业生意的就有五、六百人之多，以至于扬州盐商中说的话，都是安徽话和陕西话，这些旅扬的陕西盐商们以雄厚的资财在扬州东门外安家巷设立了“山陕会馆”，闲暇时演戏观剧，将秦腔带到了扬州。《扬州竹枝词》记述了扬州当时的文艺盛况：“邗上舞罢梆子响，秦声压倒广陵潮。”(13)秦腔以其高亢、粗犷、大气而给听惯了婉约昆曲的江南人们带去了一股新风，深受江南人民的喜爱，大有压倒昆曲之势，以至于后来官府不得不下令禁止秦腔在江南演唱。嘉庆三年的《翼宿神祠碑》载：“奉谕旨，元明以来流传剧本皆系昆戈两腔……今日倡有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此等强调虽起自秦皖而各处转辗流传，竞相仿效，即苏州扬州，向习昆腔，近有厌旧喜新，皆以乱弹等腔为新奇可喜，转将素习昆腔抛弃，流风日下，不可不严行禁止……兹后乱弹梆子秦腔等戏，概不准再行演唱。”(14)
有资料表明，扬州的缠足习俗，也可能是陕商留下的影响之一。17世纪的作家李渔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予遍游四方，见足之最小而无累，与最小而得用者，莫过于秦之兰州、晋之大同。”(15)大同和兰州都是扬州山陕盐商的来源地。西北各省多以普遍缠足著称，淮扬地区的乡村妇女则通常不缠足。但明以后扬州裹足之风较他处尤为普遍，即便力役、佣人、女裁缝、老弱穷困者亦裹足。这与陕商的流入也应有某种联系。
当然，陕西商人在与扬州人民抵御倭寇、保护家园中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保护扬州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明朝末年，倭寇屡犯江浙沿海，危及扬州。陕西盐商在危难关头敢于举身赴死、杀敌退寇、保境安民，在扬州商民心中留下了不灭的英武形象。如流寓扬州的陕商何诚，榆林人也，明末倭警至，“诚与江都举人杨守诚倡议，以扬州盐课重地而盐运司及商人皆居城外，非策也，请于知府吴桂芳拟筑外城，议未决……而倭犯扬州，劫城外一空，于是率从诚等议，新的城墙耗资46000余两白银，其中3万两来自商人们的腰包。工竣，诚自为记勒石，时(嘉靖)二十五年冬也。明年夏，倭又大至，望新城堆碟屹然，退巡引却”。这是筑城保民的善举，因此扬州商民感戴其德，书之史册曰：“商民安堵至今赖焉。”(16)高陵陕商刘承渠“入广陵，寓居东廓，时值倭寇数甚猖獗，百姓趋城者如市，而城门已闭，百姓啼号，莫知所之。公叱守者曰：数千人命在旦夕，坐视为救，御暴御河。守者因启门，众乃得入，数千人赖以全活”。正是这一开城救民的义举，使得刘承渠“名己籍之广陵矣”(17)。而陕商阎金，当“嘉靖三十七年，倭蹂畿辅，知府石茂华发民守城，民望倭薄城率股粟，时西北贾客在扬者数百人，金召其豪共登，俾有邰某者连躬殪其渠魁，楼闻俾多塞上人，疑其矢非边外劲弓不能发，遂宵遁”。这更是杀敌护民的壮举，因此“金由是名扬江淮”。(18)
而在所有这些寓居扬州的陕商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莫过于康海与他的“康山草堂”。
二、康海家族的商业经营活动
康海的历史活动在《明史·列传》中有所记载：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十五年殿试第一，授修撰。与梦阳辈相唱和，訾议诸先达，忌者颇众。正德初，刘瑾乱政。以海同乡，慕其才，欲招致之，海不肯往。会梦阳下狱，书片纸招海曰：‘对山救我。’对山者，海别号也。海乃谒瑾，瑾大喜，为倒屐迎。海因设诡辞说之，瑾意解，明日释梦阳。逾年，瑾败，海坐党，落职。”(19)
据此可知，康海(1475—1540)字德涵，号对山，陕西武功县浒西庄康家河人。康海家是元末从河南迁入陕西的，曾祖父康年和叔父康銮都是富商大贾。祖父康健在英宗时为通政司知事，父亲康镛为平阳(山西临汾)知府，康家在政治上、经济上同朱明王朝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康海家也是利用“食盐开中”发家的陕西富商。康海的高祖康汝辑，初为县学训导，后应燕王之招，入王府供职，任燕王朱棣的老师。靖难之役后升任北京行在衙门左侍郎，兼任太保，辅导太子朱高升。汝辑的三个儿子皆高官，长子及幼子官拜上林苑监和监副，次子康年在扬州经商，主营盐业和木材，皇帝赐白银数千两，商税全免，富甲一方。康海的祖父康健，任政通司知事，叔祖父康佐，精于医，特长脉法，以脉象能预决患者隔年生死，历千百人不爽，誉满城里。明成化年间，被推荐任县医学训导，著有《医问三卷》、《杂治略五卷》、《脉法一卷》。
到了父辈这一代，家业大兴。尤其是叔父康銮“经商资助戍边军队二次受封”(20)，“经商资助戍边军队”应当是输粟换引边地，数量巨大，才受到政府的褒奖，被称为“长安人言善贾者”(21)，并长期在扬州经商，顾祖训的《明状元图考》中说康海“尝贾于维扬，以混其迹”(22)。
康銮在中国商业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他第一次提出了“贾道”的概念，他在批评一个待价而沽的商人时说：“彼不知贾道也。俟直而后贾，此庸贾术不失也。可终岁不成一贾。凡吾所为，岁可数十贾，息固可数十倍也。”(23)意思是说，那些投机取巧、待价而沽的商人虽然得到了眼前利益，但他们并不知道经商规律，甚至连商业操作的技巧都不了解，因此他们没有树立商业信义，得不到人们的相信，做一次买卖就没有市场了。而那些按诚信商业规律办事的商人，由于懂得诚实待人、薄利多销，取得了良好的商业信义，“岁可数十贾，息固可数十倍也”。这里康銮已经把“贾道”提升到价值理性的高度进行论说，并将薄利多销、转快利多作为“贾道”的基本内涵，表现了极高的经营灵性和职业自觉。康銮的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台湾学者余英时在其所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说，这是反映了中国商业的“理性化过程”(24)。在康銮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明代陕西才涌现出诸如贾云山“贸迁有道，财乃大归”、秦后渠“为商也善节缩，视时高下”、师从政“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之”(25)等一大批按商业经营规律办事的经商才俊，成为明清时期陕西优秀商人的代表。这也自然影响到了康海，使他能够正确地对待商人，他曾多次为商人作传，如《明故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张公墓志铭》、《扶风者宾樊翁墓志铭》、《凤翔处士毅庵毛君墓志铭》、《叔父第四府君墓志铭》。而且，康海曾亲自参与商业活动，在他移居家乡后，“尝病武功贸易之寂寥也，乃于城东神庙报赛，数日间乐工集者千人，商贾集者千余人，四方宾客男女长幼来观者数千人”(26)。
在这样一个官商兼得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康海，从小就受到严格管束和精心栽培。他的启蒙老师牛东原，是一位理学先生，要求他“言切视听皆有典则”。一次，在康海写的日记本里发现了一阕词：
闲散步，过村庄，见一妇女碾黄粱，
玉笋干头稳，金莲足下忙，
汗流粉面花含露，糠埃娥眉柳带霜。
轻着扫，慢簸扬，站在一旁整容装。
这是康海按老师出的作文题《秋望农家》另外填写的一首词。他把“玉笋素手，金莲小足，粉面柳眉”等常用于描写妇女的词汇自然地融入了忙碌的碾米之中，展现了一幅颇有地方特色的劳动场景，表现了康海的聪慧才智和细腻的观察能力。康海从小伶俐好学，机敏过人。一天巡按大人莅临武功，县老爷邀集督学等随同巡按去一个乡绅家观花赏景。巡按见一花盆中的佛手向来人伸出，见景生情，随口吟了一句上联：“佛手伸手要甚?”朴实中藏有奇妙，一时无人能对答得上，督学忙差人去找康海。康海和几个同学在河边玩水，玩得正愉快，忽听有人呼喊：“康海，快！快回学堂，督学说巡按大人发下题啦！”康海一伙回校，见督学、先生和几个学生正搔头挠耳，绞尽脑汁。便问：“巡按大人发的啥题?”“佛手伸手要甚?你能对出来吗?”督学说罢，康海想到花椒老来时，皮儿绽开黑糊糊的籽儿露出半边，像睁开的眼睛，当即答曰：“花椒睁眼望谁?”“妙！妙极了！对的工整，好！好！”督学赞叹不已。音讯立即传到巡按耳里，巡按非常高兴，发下请帖，叫康海翌日到县衙赴宴，他要亲眼目睹这个少年才子。第二天康海慢条斯理地走到巡按席前，施礼、问好，巡按见他小小年纪，一身秀气，喜爱至极，把他留坐自己身边。酒过三巡，巡按又对康海吟出一句联语：“是三更打五更更鼓不同。”这是巡按听到的一个笑传：武功县城上阁寺有口大钟，由一位老僧主办，每晚一到几更，钟鸣几下。巡按来到的当晚，老僧人将三更钟不慎敲了四下，等弄清楚已无法挽救，后悔不迭，突然寻思：“我刚刚多敲了一下，不如再敲一下，以抵消这多敲的一下。”结果画蛇添足，三更敲成了五更，惹起城内市民官商大哗，成了人们谈笑找乐的话柄。巡按以这个嗤笑作上联，新颖有趣。宴席上不担干系的人听了，乐得咯咯直笑；一些时常舞笔弄墨的人直瞪眼睛，这是个不见诗书经传的新掌故，一个小娃娃如何对得上来?都为康海握着一把汗。哪知康海眉头一展，厉声吟道：“南六斗北七斗斗星各异。”“好！”全宴席上的人都欢跃起来。巡按大人拈着胡须直点头：“才子，才子呀！”(27)
周至哑柏玉皇楼也流传着康海少时的聪慧故事。康海父亲早年谢世，母亲孀居，省吃俭用，佣工度日，供小康海在哑柏玉皇楼私塾读书。康海家距哑柏玉皇楼私塾有条河，雨后河水上涨，列石已被水淹。康海走到河岸，见一女子啼哭，便上前问道：“姑娘啼哭，何也?”那女子道：“水深流急，过不了河，奈何?”康海听罢，顾不了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说：“我背你过河，可否?”女子答应。康海就脱鞋赤脚背女子过了河。到了对岸，女子道声谢后便登程而去。康海穿好鞋袜向学校走去。这个过程被站在高处的先生看在眼里，他把康海叫到跟前斥问：“你在路上干了什么事?”康海答道：“一女子无法过河，我背了过去。”先生又问：“是什么关系?”答：“素不相识。”老师又问道：“你背不相识的女子过河，当时有何心思?”康海见先生不断逼问，当即吟诗道：
淑女过河恨碧流，对山暂作渡人舟。
一朵鲜花插背上，十分春色满河洲。
贵手高攀纤纤身，恰是龙首对凤头。
轻轻落在尘埃地，不言不语各自休。
先生听罢，拍手称奇：“天才！”康海中了状元后，为了报答母校和先生的教导，为玉皇楼后殿捐赠精制的铁莲花灯一对。据悉，一盏灯民国初年被盗，另一盏灯直到解放后还高悬殿堂。(28)
孝宗弘治七年(1494)，康海入县学，时提学副使杨一清督学陕西，见康海文章，盛赞其才，言必中状元。康海24岁时与三原马理同举于乡，次年赴京会试落榜。弘治十五年(1502)，康海复参与会试，顺利通过殿试对策称旨，遂登进士第一，大魁天下。
康海在27岁中状元的廷试《对策》中，充分反映了他清除弊政、改革社会的思想愿望。《对策》中从关系国家兴衰的选才用人，以至礼乐、教化、征赋、兵刑等社会重大问题，都作了具有创见性的论述。他根据吏治腐败的现状强调指出，选贤任能的关键在皇帝能否识别君子与小人。他指出凡小人见利就钻，见害就避，其特点是隐蔽不外露。识别的办法是在关键时刻考验，广泛听取群臣议论，然后决定是否起用。他又大声疾呼要求改革用人制度，把“冗懦不职之徒一一谢去，选惟其才而不尽拘流品”。康海这一切中时弊、尤尽情理的策论轰动了京都考场。众官先是惊诧，后是赞赏，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份策论是“自有制策以来，鲜见其比”的高论。康海依此而升为翰林院修撰兼经筵讲官，曾参与修宪宗、孝宗两朝实录。
正德初年，刘瑾擅权，作恶多端，遭到朝廷官员的强烈反对。户部主事李梦阳因代尚书韩文草拟奏疏弹劾刘瑾，而被捕下狱，刘瑾欲置李梦阳于死地。在这生死关头，李梦阳写了“对山救我”的条子，托人带给康海，请求营救。平素与刘瑾本无来往的康海，出于义愤，抱着“吾何惜一官，而弃一命”的精神去见刘瑾。刘瑾非常热情，倒履相迎，奉为上宾。康海以浩气凛然的状元气度和正义感、虚怀若谷的君子之风、雄辩的辞令据理力争。刘瑾自觉理亏，于翌日释放了李梦阳，并把接见康海的客厅悬匾为“康来厅”，以示荣幸。刘瑾案发被处死，作为同乡的康海被反对派诬为瑾党，丢官落职。康海失官后，被他救援的李梦阳却不曾进一言施救。康海身心俱碎，遂以文为身累，倦于修辞。曾有人劝他向朝廷申辩其冤，以图起复，康海断然拒绝。
有一次，兵部侍郎杨廷仪(杨廷和之弟，杨慎之叔)自家乡赴京，路过武功县，前来拜访。康海很高兴，便留下饮酒。两人都很愉快。饮至中途，康状元自己站起来，一边唱着自制的新词，一边亲自弹琵琶助兴，气氛十分热烈。杨侍郎酒酣耳热，乘兴对康海说：“家兄在内阁(当时杨廷和为首席大学士)，很想念您，您为什么不写封信去通个消息?只要您去封信作点表示，我再到翰林院帮您疏通一下，您一定能重新回京做官。”康海不等他说完，立即火冒三丈，抡起琵琶就朝他打过去。杨廷仪大惊失色，急忙站起来，踉踉跄跄往外就跑。琵琶在胡床上摔得粉碎，康海仍不解气，一边追赶，一边骂道：“混账东西，我康某人难道像王维那样，假装乐工，借弹琵琶讨官做么?你这西蜀小子，太小看人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你！”康海摔琵琶一举，既充分显露了他疾恶如仇，且容易冲动的个性，也表明了他不肯再与朱明王朝合作的坚决态度。(29)
《明史》中记述康海回乡后，“挟声伎酣饮，制乐造歌曲，自比俳优，以寄其怫郁……(弹琵琶)尤善，后人转相仿效，大雅之道微矣”。虽然是名教说法，却也言简意赅地写出了他的生活。
三、康海的历史文化遗产
丢官后的康海忘情于山水之间，荡漾于扬州、陕西之途，为扬州和家乡的文化建设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扬州老城区东南隅，有一条历史上名声很响的古街，这就是康山街。在康山形成至今的600年历史中，与康海结下了不解之缘。扬州本无山，据史籍载，明朝永乐年间坐镇淮安总理漕务的陈瑄率领扬州军民疏通扬州城河，把挖出来的土方置扬州城外东南一隅，形成一座无名土丘，就是后来的康山，当时也不叫“康山”，就是一土堆。康海被放逐后，已无意为官，由于其叔父长期在扬州经商，就下海“尝贾于维扬，以混其迹”，一度隐居在扬州康山街，建造山馆，招养了一批女乐，置腰鼓三百副，经常在这里手挥琵琶，与众女乐欢唱，宴请宾客；或者登康山望运河，目睹帆船来往，以排除胸中闷气。他对李梦阳的背信弃义、投井下石始终难以释怀，因而在康山写下了为世人瞩目的戏曲《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杂剧。从此，“康山”因之而得名。《重修扬州府志》记载：“康山……以武功失职后来此地。”(30)袁枚《随园诗话》中说：“扬州城内有康山，俗传康对山曾读书其处，故名。”(31)钱泳《履园丛话》说：“康山在扬州徐宁、阙口两门之间，相传为明状元康对山读书处，故名。”(32)后来礼部尚书、大书法家董其昌来扬州，为这里题写了“康山草堂”的横额，还题写了堂前的“数帆亭”，康山从此成为扬州的胜迹。
故宫博物院至今收藏着康海在扬州的遗物，即最大的根雕作品“流云槎”。“流云槎”用天然榆树根制成，形似紫云，可作卧榻，原藏于扬州康山。入清后先归江春，阮元购得后转赠麟庆，麟庆将它携回北京半亩园，其后人捐赠给故宫博物院。
康海与秦腔有着不解之缘。他的高祖康汝辑曾为燕王的老师，并且曾为燕王朱棣管理戏曲。这种家传因素使康海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三十年家居期间，力振秦声，在县城乐伎巷创办“自乐班”，不仅亲自坐鼓，且有“琵琶圣手”的美誉。武功县城内“乐伎巷(月菊巷)”，即以此而得名。康海是“康王腔”的创始人。他同王九思合作，将自己创作的杂剧和曲词，配乐用“秦声”演唱，为后来的武、眉、周、户西路秦腔所继承，以至发展为“四大声腔”之一的“眉户”。
康海从扬州回到家乡后，经常在其家乡沜东及周至、鄠县一带，携带歌姬舞女畅饮，以寄托其忧郁苦闷的心情。时人说他“咏歌、舞蹈于泉石间”，“屡为乐章……然后宣以五音，舞以六羽，使声伎并作，宾观者无弗叹赏”。他把诗乐“定图画谱”，偕友共演。
康海家里主要经营盐业和木业，家资殷实，他出资广招演员，创建了自家戏班子，人称“康家班社”。为了演出，他购置了许多文武场面，亲手绘制了301幅秦腔脸谱。蒲城县苏坊乡大联村农民张新民收藏了130多幅《康海秦腔彩色绘画戏剧脸谱手稿》，保存至今已有440余年历史。该《手稿》造型生动逼真，人物个性鲜明，绘画手法娴熟，笔墨设色讲究，对秦腔戏剧脸谱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充分证明了现代戏剧、社火、竹马、绘画等一直沿用的明代脸谱正是康海的杰作。康海还经常带着自己的“康家班社”外出演出，行迹遍至关中西府的武功、周至、户县等地。康海的继室张氏，出身乐户，能歌善舞，声振秦中。“康家班社”培养出的较有名的演员有双蛾、小蛮、春娥、端端、雪儿、燕燕等，更有“随身四帅”金菊、小斗、芙蓉、采莲，深受观众所喜爱。康海晚年所得二青衣，号称“绝艺”，更欣喜若狂。
康海晚年时家道中落，于是将“康家班社”转让给周至的张于朋、王兰卿。张于朋喜爱秦腔，多才多艺，潜心研究戏曲，其妻子王兰卿为周至城乐户王锦之女，唱做俱佳，为西府剧坛之冠，成为明代中叶最著名的秦腔女演员。当时关中名流学者如王九思、张治道、胡蒙溪、何景明、王廷相、马理、吕泾野等，都曾亲临聆听。这个戏班又名华庆班，在历史上活动长达500年之久，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以此为班底，组建了眉县秦剧团。
康海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曲，结集《沜东乐府》，其曲作的主要内容是抒发其愤世嫉俗的情怀。康海著述还有《武功县志》及诗文集《对山集》、杂著《纳凉余兴》、《春游余录》等，尤以《武功县志》最为有名。评者认为康海编纂的《武功县志》体例严谨，源出《汉书》，“乡国之史，莫良于此”。后世编纂地方志多以康氏此志作为楷模。
①宋应星：《野议·盐法》，明刻本。
②万历《扬州府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杨若瀛序》。
③均见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155页。
④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嘉靖年间刻本，卷10。
⑤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嘉靖年间刻本，卷11。
⑥嘉庆《江都县续志》，巴蜀书社1999年版，卷12。
⑦安东篱：《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页。
⑧《陕西艺文志》，关中丛书刊本，卷4，第3页。
⑨张万寿：《扬州府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卷53，第40页。
⑩吴钢：《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197页。
(11)孟森：《清代野史》，巴蜀书社1987年版，卷5，第173页。
(12)康海：《康对山先生文集》，关中丛书刊本，卷43。
(13)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7页。
(14)江苏省档案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5页。
(15)李渔：《闲情偶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选姿第一》。
(16)嘉庆《两淮盐法志》，扬州书局重刊本，卷44，第1页。
(17)吴钢：《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
(18)嘉庆《扬州府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卷52，第10页。
(19)《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286，列传174，第7346-7349页。
(20)米里拜尔：《明代地方官及文官制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9页。
(21)康海：《康对山先生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卷40，第442页。
(22)顾祖训：《明状元图考》，卷2，《状元康海》。
(23)康海：《康对山先生文集》，关中丛书刊本，卷13。
(24)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54页。
(25)来俨然：《自愉堂集》，关中丛书刊本，卷25-29。
(26)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续修四库全书，卷10，第295页。
(27)以上据康希善主编：《镇原康氏家谱》，2006年3月所编。
(28)王庚辰：《康海与哑柏玉皇楼》，哑柏镇文化站网页。
(29)康希善主编：《镇原康氏家谱》，2006年3月编。
(30)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
(31)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卷8。
(32)钱泳：《履园丛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卷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