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的《唐代交通图考》第三卷，是研究秦岭古道交通史的旷世巨著。在《蓝田武关驿道》中严耕望先生写道：“此道交通所及之地区，就其范围而言，占全国面积二分之一以上，就经济文化而言，又为全国最繁荣蔚盛之域。”诚哉其言!秦岭古道，水陆兼涉，其辐射的文化地理空间，既地处腹心关键位置，又占了华夏中国的半壁河山。
　　秦岭地处华夏中心，东西雄跨五省，绵延1500公里。华夏中国，正式形成于西周时代(许倬云《西周史》)。周武王伐纣，秦岭南坡的巴蜀诸国是同盟性质的出兵部队。“周武王伐纣时，有八个部族自动派兵加入伐纣大军。这八个部族中，就有居于今商洛地区和湖北省西北部的濮、彭、庸、卢等四个族国，此即《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庸、卢、彭、濮等族国‘从周师伐殷’之事。卢族居于今湖北襄樊市一带，参加伐殷走何路线，不能确知，但濮、彭、庸是要沿丹江通道至关中。”(《商洛地区交通志》)。关于著名的商周牧野大战，《尚书·牧誓》记载道：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牧誓》是周武王伐纣在与纣王决战前的誓师词。“牧”指牧野，在商朝都城朝歌(今河南淇县)以南35公里。这次决战以周武王大胜、殷王朝覆灭告终。在这篇誓词中，周武王勉励军士和助战的诸侯勇往直前。“冢君”是对诸侯联合部队中各邦国君主的尊称。“御事”指邦国的治事大臣。“司徒、司马、司空”为古代官名。司徒管理臣民，司马管理军队，司空管理国土。“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为带有军事色彩的官名。“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为牧野之战的八个诸侯国联军。“庸：西南方诸侯国，在今湖北房县境内。蜀：西南方诸侯国，在今四川西部。羌：西南方诸侯国，在今甘肃东南。髳(máo)：西南方诸侯国，在今四川、甘肃交界地区。微：西南方诸侯国，在今陕西眉县境内。卢：西南方诸侯国，在今湖北南彰境内。彭：西南方诸侯国，在今甘肃镇原东。濮：西南方诸侯国，在今湖北郧县与河南邓县之间。”除了“微”之外，其他七个国家皆在秦岭南部，必须通过秦岭古道，才能完成牧野大决战。对于上述诸侯国，殷墟甲骨与周原甲骨的出土，已有现代考古证实。周人兴起于关中西部，在“汧渭之会”定都。“汧”，即今日宝鸡千阳县千河。“汧渭之会”，即汧河与渭河相汇的地方，形成了亮相文明舞台的周原。“周原膴膴，瑾荼如怡”，即此深情优美的国家诗唱。继“汧渭之会”后，又“既伐于崇，作邑于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诗经·文王有声》)。周人起自西北，战略方向是东南——更为确切地说，是先南后东：渡过渭水，穿过秦岭，联合秦岭南坡的巴蜀诸国，完成灭商建国伟业。以双方当时地域、人口、经济、军事力量相比，周人似不及殷商的三分之一。以决定性的商周牧野大战为例，商朝70万军队，周人联合部队仅10万人。《史记·周本纪》的记载是：“于是武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拒武王”，力量对比的悬殊显而易见。因此许倬云教授的《西周史》认为，周人赢在战略而非实力。如果是这样，那秦岭无疑成了周人建朝立国的战略重心和地利关键。古人战略论“天时，地利，人和”，突出“地利”，良有依啊!秦岭乃周人最大的“地利”。周人能以秦岭之“地”，取得最大之“利”的关键，就是秦岭交通——秦岭古道的开辟与通行!由于相关战略情报的绝密性，因此历史文献对此记载甚少。商朝灭夏桀的美人巧计、特工卧底，《古本竹书纪年》有明确记载。周大臣散宜生送美女骏马给殷纣王，营救了被囚禁于河南羑里(今安阳市汤阴县北)的周文王。“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是周文王的思想体系，也是人类最早最深刻的密码系统。关于秦岭的战略地位和意义，《周易·坤卦》写道：“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章学诚曾言：“六经皆史。”秦岭南坡巴蜀诸国的同盟出兵历史，证实了这种经史关系的正确。由于有了《周易》，源于秦岭的更多秘密与细节只是“藏之深山”“秘不示人”。做过周朝史官的老子总结道：“国之利器，不可示与人。”
　　周人兴起于西秦岭(陇东)，获胜于东秦岭(洛邑)，东西横跨1500公里。陇东塞外为西戎，在历史上长期是华夷的西部分界。关中是周人老家，其北边的陕北黄土高原为北蛮边境。西秦岭的陇东和关中北边的陕北黄土高原，既是农牧分界线，也是华夏边境线。周人的战略目标是秦岭南北的区域空间，整体连通的血脉即秦岭古道。以秦岭为中心，东西1500公里，南北1500公里的区域空间即周人的核心国土，也是华夏文化的形成母体，占了整个华夏领土的半壁河山。周人建立和奠定的这一华夏国家与领土格局，是中国的基本形象。华夏中国奠定于西周，已成为学界共识(许倬云，唐晓峰)。秦岭之于华夏中国的历史形成，意义凸显!
　　秦岭知道，周人“蕞尔小国”能够剪灭“皇皇殷商”的秘密就在于秦岭!秦岭古道乃解密的符号和密码。《诗经》300篇，据统计有57首关于“车”的诗歌，换句话说，《诗经》几乎每5首诗作中，就有一篇与“道路”相关的诗作。与秦岭古道相关的诗篇，主要有：《周南》《召南》《小雅》和《大雅》。我们仅以《大雅》中的《桑柔》和《皇矣》，来看周人的秦岭古道景象。先看《皇矣》(二、三段)：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柽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迁明德，串夷载路。
　　(砍伐灌丛清理杂树，去掉横七竖八的枯木。将丛丛灌木修齐，将簇簇枝杈剪平。将棵棵柽木挖去，将株株椐木芟去。将野桑除掉，将杂藤剔去。上帝派来明德的文王，打败了犬戎。)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
　　(上帝省视周地青山，柞树棫树都已砍完，苍松翠柏栽种路边。上帝佑周兴邦开疆，太伯文王始将功建。)
　　《诗经·天作》唱云：“天作高山，大王荒之。”《皇矣》一般作为描写周文王在关中西府的岐山修筑道路的诗作，其实也完全可以看做是在开辟秦岭古道来欣赏。《诗经·皇矣》题材内容的重要性有三点：其一，《诗经·皇矣》中周文王修筑秦岭道路的内容景象，历史上至少延续了近3000年；其二，修筑秦岭道路，被看做与帝王皇业直接相关，是所谓“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其三，《汉书·贾山传》谈论秦驰道时的“树以青松”，其路政的文明源头在《皇矣》已经出现了(“松柏斯兑”)。与《皇矣》相比，《桑柔》中的秦岭古道氛围，更为浓郁了：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以谮，不胥以榖。人亦有言，进退维谷。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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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风有隧，有空大谷。维此良人，作为式榖。……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桑柔》“自西徂东，靡所定处”，是说周人向东西方向继续开拓的战略困境。“多我觏*(外疒里昬)，孔棘我圉”，是说秦岭南北边境的战略重要性。“大风有隧，有空大谷，维此良人，作为式榖”，是在肯定秦岭古道南北连通工程的嘉举。“大风有隧”，两番出现，良有依啊!还能有什么比用“大风有隧”形容秦岭古道更生动传神的呢?秦岭古道不是普通的道路，它带有军事机密性。因此，才有“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圣人能够高瞻远瞩，愚人不知祸患将临，又狂又喜。如果不是有话不能说，为何如此畏忌?)。与《皇矣》的铺陈晓畅比，《桑柔》则非常机警深沉。“人亦有言，进退维谷”，道随谷行，秦岭古道也和盘托出了。纵观《桑柔》中的“瞻彼中林，甡甡其鹿”“人亦有言，进退维谷。维此圣人，瞻言百里”“大风有隧，有空大谷”，这样的诗歌语汇差不多是秦岭古道最优美的景观描绘了。进是谷，退也是谷，描述秦岭古道，还有比“进退维谷”更好的概括吗?几千年来，迂腐的书房文人非要把“谷”通假成“穷”，想必是他们未到过秦岭，也未走过古道的缘故吧。从汉朝到清朝，还未弄清牧野之战八个诸侯国联军的进军道路。其实，《诗经·崧高》已经吐露得够分明了：“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申伯信迈，王饯于郿。”“王饯于郿”是陕西眉县，“崧高维岳，骏极于天”就是太白山哪!
　　秦岭是周人真正的屏障和靠山。秦岭古道是周人获得天下的奥秘和路径。由此，文武王的周朝才以秦岭，而不是以“中岳”为华夏中国的京畿中心。在很大程度上，秦岭古道乃周人立国之道，华夏国家之道。著名的青铜器“散氏盘”铭文，有“周道”字样。王国维考证，“周道”即“故道”——连通四川、陕西两个天府之国的秦岭交通要道。周人以秦岭建国的丰功伟绩，很快不再是秘密：秦人克隆成功，汉朝克隆成功，大唐克隆同样获得成功，但一个鲜明的区别是，周人在秦岭古道上的历史形象异常完美，“周道如砥”“上帝临女”——“替天行道”，连春秋孔子也由衷赞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史记·孔子世家》)其后的秦汉就从“天道”降至“人道”：一个以“石牛粪金”的诈术和刀光剑影的武力，演绎人间“霸道”；一个以“暗度陈仓”的智术和“潜龙勿用”的忍力，演绎人间“柔道”。无论周的“天道”，秦的“霸道”和汉的“柔道”，还是后来唐的“正道”，都是以秦岭古道为中心对华夏国家与文明的开拓经营。尤其在唐朝，其以天下十道命名(唐太宗贞观年间设十道，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一年改为十五道)和管理国家领土，既是国家政区命名之创造，也是李家道体基因之显扬，更源自秦岭古道之灵感吧。在周秦汉唐的2000年历史中，秦岭南山是国脉圣山，秦岭古道是京畿国道。由于秦岭古道的开辟与通行，华夏中国才有可能是一个完整的社稷河山形象。这一完整的“中国”形象，实现于秦岭古道的开辟与通行。完整中国之形成和奠基，秦岭古道为一基础、关键和战略的工程。它奠定于周秦，筑固于汉唐；即之邦强，离之国弱，已是古代历史的鲜明对照案例。遥遥现代，饮水思源，清楚宛然，念之深长也。正像长征道路的跋涉是现代中国的战略基础一样，秦岭古道的开辟乃古代中国的根本磐石。
　　《禹贡》是古代地理学的经典权威。华夏文化中的九州概念，即出自《禹贡》。《禹贡》的九州视野里，其中的“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惟豫州”和“既载壶口，治梁及岐”的冀州，乃是由秦岭古道联络成整体性的文化地理空间。李唐盛世，把华夏领土分为十道：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其中的关内、河南、山南、陇右和剑南五道的广袤领土，是由秦岭古道实现南北东西的融合联通。
　　秦岭古道的辐射范围，西起甘肃天水，东至河南洛邑，北起陕北高原，南至江汉平原，地处天下腹心，连通江河，位置关键，占踞了华夏中国的半壁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