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考古与古典文献皆表明，远在两周春秋时期，先民们已在今日陕西、甘肃与四川省之间的秦蜀古道上翻山越岭、南来北往、坚毅而行。然而，秦蜀古道真正走向历史与文明，应该还是在战国时代——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司马错的伐蜀之战。
　　蜀作为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春秋大国，司马迁《史记·秦本纪》的最早记载是：“厉共公二年，蜀人来赂。”“厉共公二年”，为公元前475年。韩兆琦先生对“蜀人来赂”的评注写道：“蜀：古国名，国都即今四川成都市。赂：赠送财物。这是蜀与内地国家发生联系的最早的记载。”实际上，《尚书·牧誓》已经出现了蜀与周共同作战的内容。《尚书》出现的年代，学界认为下限是在战国时期。“厉共公二年，蜀人来赂”，作为秦蜀“发生联系的最早的记载”应该没错。春秋时代，蜀国强大，与秦国有抗衡之举。在春秋年间蜀王杜宇氏时期(约为公元前670年前后)，蜀国的北部疆界是“以褒斜为前门”。开明氏初期，也是蜀国最强盛的时期，有过“卢帝攻秦至雍”的事件。卢帝为开明氏二世，其势力已达到秦国都城附近。
　　秦厉公二年(前475年)，以韩、赵、魏三家分晋为标志，进入了战国时期。《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厉公二年，蜀人来赂(进献贡物)；二十六年(前451年)城南郑。”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年)，攻楚汉中，置汉中郡。这说明在战国前期，褒斜道曾是秦、蜀间友好往来之路，也是秦蜀、秦楚为争夺汉中而用作军事攻伐之路。秦惠文王称“王”前后(前325年称“王”，更元九年灭巴、蜀)，今日汉中之地为秦蜀两国所分有，秦、蜀两王打猎曾会于谷中。在此之前，秦厉公二十六年(前451年)，秦夺取楚国之南郑——今日陕南西部的汉中地区一带。这是史载秦国涉足秦岭之南的最早记录。此时，陕南东部(安康市以东)地区属楚国境。秦攻南郑所选择的秦岭古道不会在关中东部，最可能的路线是秦蜀古道。其一，相比于东边的褒斜道，秦蜀道(陈仓道)北陡南缓更为明显。在沿今日宝鸡清姜河抵达大散关之后，即沿陕西、甘肃两省边境的嘉陵江直取汉中西边的略阳县，可东望南郑。其二，楚国的重心在南郑县以东，从秦蜀道(陈仓道)出兵有较大的战略隐蔽性与突击性。其三，秦人起家于甘肃成纪，陕甘边境地理之熟悉，无出其右者。据孙启祥研究，先秦的金牛道就在今日四川省青川县东北的白水关。楚国当时非常强大，《史记·秦本纪》记载“当是之时，楚霸，为会盟合诸侯”。然而，楚国之战略重心在河洛一带，是“逐鹿中原”的格局眼光。这就为秦国从故道伐蜀，既保留了较大的地理空间，也提供了战略空间。当时的秦国，在中原战区是有胜有败，甚至是胜少败多。而在秦岭陕南战场，“秦躁公二年(前441年)，南郑叛秦”。南郑叛秦的主谋应该不是楚国，而是蜀国，“秦厉公二年，蜀人来赂”，“秦惠公十三年(前387年)，蜀攻南郑”，“十三年，伐蜀，取南郑”。与东北方被“吴起占领秦之洛阴、合阳”及其他五城相比，秦国在西南方的军事态度要更为强硬、积极，秦惠公十三年，南郑刚刚丢失，同一年又“伐蜀，取南郑”。秦国在陈仓故道通往的西南巴蜀战场，显示了最为积极强硬的国家姿态。
　　春秋时代，秦岭以南，非楚即蜀，秦国未有染指，甚至于蜀国“卢帝攻秦至雍”，即宝鸡渭河流域。到了战国时代，秦国是“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最后统一全中国。秦朝统一中国，完全有别于夏商周三代的一国取代另一国，它面对的是春秋乱邦和战国群雄。国家外交政策、政治步骤与战略选择极其关键。或者东北用兵，逐鹿中原，或者西南征战，攻取巴蜀，这是对秦国战略智慧最为关键的考验。《战国策》有《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即秦国战略智慧的著名争论和关键记录。全文内容如下：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宝鼎，安图籍，挟天子以今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伦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副，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听子。”
　　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此重大战略选择事件，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也有记载。历史事实表明，秦惠王的战略眼光异常高明，完全正确。秦厉公二年(前475年)，以韩、赵、魏三家分晋为标志，战国群雄，逐鹿中原，混战一起；秦国却着力西南一隅，选择了秦蜀古道，攻取巴蜀成功。我们不知道秦惠王作出战略决定的具体过程，但他阅读《周易》可以完全肯定。《周易·坤卦》占卜曰：“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秦惠王对此彻悟，心明眼亮。秦蜀通道乃周人故道，也是华夏一统之道。问题解决了：西南巴蜀，即秦国的战略抉择。公元前451年，秦厉公又夺取楚国之南郑，与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司马错伐蜀，都是秦蜀古道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伐蜀的成功，不仅使秦国在西南方无后顾之忧，且获得了巴蜀丰富的经济资源，成为一个军事力量与经济基础都更为强大与平衡的秦国——这就是由于秦蜀古道，而奠基形成的!不久，秦循此谷道进兵灭蜀，兼灭苴巴。秦惠文王之后，经秦武王至秦昭襄王。昭襄王四十一年(前266年)用范雎为相。这一期间，秦国把巴蜀作为经营云南、贵州，进攻楚国以及与东方各国争霸的基地，因而对联系首都咸阳和汉中、成都间的秦蜀通道，修凿不遗余力。从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灭巴蜀，到范雎相秦昭襄王的末年(前250年)，不过66年。范雎相秦不过十余年，《战国策·秦策三》记述就用“今君相秦……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
　　没有秦蜀古道，其他的秦岭古道可能只是普通的高山间道，而不会是辉煌的秦岭古道。没有秦蜀古道，可能不会有长安京畿文明，历史完全可能重写。秦蜀古道在华夏历史文明，真正成了立国之道，战略之道和奇迹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