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蜀古道，以汉中宁强县为界，北为陈仓道(秦栈)，南为金牛道(蜀栈)。如果我们站在秦岭主脊玉皇山一带来观察秦蜀古道，则可发现它是由北流的清姜河(黄河水系)与南淌的嘉陵江(长江水系)这两大河谷组成的。清姜河与嘉陵江都是炎帝神农的活动生息区域：清姜河之“姜”取自炎帝的姜姓；嘉陵江之“陵”，即指炎帝灵寝之地。从这个角度看，秦蜀古道，可谓南北皆帝事。
　　秦蜀古道，从陈仓沿清姜河而上，经大散关至秦岭梁分水岭后，沿嘉陵江下行至故道(今凤县)，经褒城到南郑(汉中)与金牛道相连接。陈仓道是古时候长安到汉中最长也是比较平坦的一条道路，如今宝鸡到凤县的212省道，在凤县接316国道至汉中，基本上是沿古陈仓道而行的。从宝鸡市区到秦岭主梁海拔由600多米升到1530米，长40公里的栈道就行走在清姜河畔。岁月的风风雨雨将古栈道的遗址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茂密的树林灌木遮蔽了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只有残留在山崖上的槽孔，还顽强地记忆着古栈道上如织的人流、飞奔的战马和曾经的厮杀战斗场面。隋唐定都长安(今西安)后，汉中及四川成为大后方，陈仓道上运输繁忙，驿站也很多。清姜河，渭河的一级支流，长43公里，激荡着中华文明史长河中几多美丽的浪花。大约5000年前，炎帝部落生息在今宝鸡一带。炎帝部落以宝鸡为中心，沿渭河向周边拓展。炎帝神农生于姜水，长于姜水，即今天的清姜河。炎帝在九龙泉沐浴后，头上牛角隐去，天资更加聪颖，后来成了姜氏部落的首领。炎帝教民制陶，始作耒耜，教民稼穑，被誉为农业之神。他还教民立日中为市，开创了原始贸易，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鼻祖，被誉为太阳之神。他还在天台山采药，尝百草，和药济世，发明原始医药，被誉为医药之神。后炎帝部落一部分南迁，一部分留在黄河流域。早在唐朝时期，姜水流域就有神农庙、炎帝祠等。现在清姜河右岸的常羊山上，筑有炎帝陵，供炎黄子孙祭奠拜祖(常崇信)。
　　嘉陵江与炎帝神农的渊源关系，唐群在《炎帝和炎帝陵》有翔实叙述。嘉陵江发源自秦岭南麓之陕西凤县境内的天台山，是汇入长江的重要支流之一，全长1119公里。天台山因传说是炎帝神农氏升天之台而得名，天台山有炎帝之陵，故曰嘉陵。滔滔嘉陵江，从千里之外逶迤而来，到北碚形成著名的嘉陵江小三峡，一道美丽的拐弯，绕城而过，拐出一座玲珑小城，也拐出一所美丽的大学来。山因水而幽，水因山而秀，山水相依，集流成河。“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河流因此而表达了一种文化与自然、人伦与时空的依存关系。为什么说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道理即在于此。嘉陵江在重庆朝天门处汇入长江时，有一个明显而奇特的景观：清澈处为嘉陵江，浑浊处为长江。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嘉陵江在缙云、北碚一段涵养的林泉之清澈与润和。从秦蜀古道和嘉陵江道的关系看，四川广元市是一个转折点：广元市以北，秦蜀古道和嘉陵江道大体上平行依偎；广元市以南，秦蜀古道西南向通向成都，嘉陵江道东南向流到重庆。一些学者认为，“炎帝神农诞生在茶树生长的秦岭之南”，正如《帝王世纪》所云：“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娇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生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著名茶史专家朱自振先生根据神农氏的活动范围探讨茶的起源，认为神农这个氏族或部落最早可能生息在川东和鄂西山区(梁中效)。无论成都还是重庆，其与炎帝神农文明的久远关系，完全可以肯定。
　　张春生先生《山海经研究》一书，也将岷江下游的四川宜宾市作为炎帝的初居地，可谓创见异举。从文明撒播学看，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从秦蜀古道这一历史文明的大通道来看，炎帝在嘉陵江下游四川南充市留下踪迹的可能，应该要大于岷江下游的宜宾市。至于炎帝部落在秦蜀古道的迁徙路线，是普遍公认的先清姜河流域，后嘉陵江流域，还是如张春生先生认为的先秦岭之南后秦岭之北，鉴于现有文献的有限性，自然仁智各有其据。如果从新的考古资料看，则先北而南的传统观点更为合理(《栈道历史研究与3S技术应用》)。
　　史党社和周振鹤在《故道的早期历史》中，通过一种特殊陶器——尖底罐，在“*(左弓右魚)国墓(宝鸡)—凤县—城固—重庆忠县—巫山”的分布，得出巴蜀文明从秦岭古道北上流布的研究结论。并且推测，此种秦蜀古道尖底罐遗址的分布，与盐的生产有关，“应该属于一种意识的传播……而不是器物的直接扩散”。此种具有巴蜀文化特色的尖底罐，其北端的分布，在古道口的*(左弓右魚)国墓地戛然而止，在关中及其以外的地方没有分布。尖底罐陶器的功用，作者推测是与盐的生产有关。从尖底罐来自于重庆峡江地区看，则可能与巫文化及其生殖意识有关。重庆峡江地区，今有巫山县、巫溪县，有举世闻名的巫峡。《山海经》和《路史》都记载有，孟涂在巴做巫教主的内容。巫文化的一个特殊现象，即生殖崇拜，后世概括的“巫山云雨”即是。“还有尖底杯……流行年代为商代后期至西汉初期。”《栈道历史研究与3S技术应用》)《汉书·地理志》：“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西汉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倡“乐而不淫”以来，与淫乐有关的尖底杯遂于西汉告别历史，理固宜然。
　　作为西汉尖底杯的祖源，重庆市忠县发掘出土的大量尖底罐之所以也在古道口的宝鸡蒙峪、茹家沟一带停止传播，也源于巴巫的生殖意识(尖底罐)无法面对关中高度发达的生产意识(彩陶盆)和天地意识(三足鼎)。宝鸡秦岭有天台山和炎帝嘉陵，文明道德已经是天人关系而非巫山的男女关系，已经是崆峒山问道和炎帝神农的仁爱德音；尖底罐散发的巫乐气息，已无播散空间。战国《庄子·盗直》指出：“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除了儒家文化的排斥外，神农文明的仁爱也无疑超越了“巫山的具象生殖崇拜”。以尖底罐器物为代表的巴巫生殖文明，越巴山、穿秦岭，在秦岭古道北口的*(左弓右魚)国便安息了。其对秦蜀古道开辟的作用，巨大宛然。而以炎帝神农为领袖的关中文明更为发达强大，从清姜河到嘉陵江，从宝鸡天台山到湖北神农架，沿着秦岭古道——包括秦蜀古道，广泛传播。秦岭南北，古道上空，炎帝德音，千古流响。秦蜀古道，从关中宝鸡到四川成都，南北皆帝事。对于寻找心灵故乡的现代人，秦蜀古道上的神农精神具有特别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