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有趣的旅途，为了寻觅古道残存的人文遗迹，庚寅初夏，我又一次地投入到秦岭的怀抱之中。短短几天与秦岭肌肤相亲，移步换景观山岚美色，拥林入怀浴山野野风，真是不亦乐哉!当你融入大秦岭中，您不仅可以细细品尝野山野味，捕捉到野情野趣带来的乐趣，亦可以放纵情怀笑傲风月。“云驻云飞随尔便，潮起潮落奈我何”。再有兴趣时，还可以驾舟江上登筏漫游，此时长天一色，微波不兴。“万籁寂中观水动，禅心息后觉凉来”。此时，你会感觉同大自然完完全全地融在一起，体验到平日意想不到的快感与乐趣，愉悦之情从心头暗生。正是这次走进了秦岭之中，我方才明白了为什么徐霞客立志要绝意仕途，一生好做大山游。他在北谒太华之后，即匆匆而行南朝武当，由洛南经老君峡，自龙驹寨起航，而漂游了龙驹寨以下的丹江全程。大自然的美轮美奂，完全征服了这个旅行家的心。诗人白居易也寄情于山水之间，如顽童野麋，在蓝田王顺山“一游五昼夜，欲返仍盘桓”。还有历史上被称为“诗家天子”的浪漫诗人李白，在商洛山中，将自己同秦岭的灵山秀水完完全全融为了一体，荡舟仙娥溪，留下了许多流传千古的名句。
　　然而，这次商洛之行，最令我牵肠挂肚的，却是沿公路两侧的悬岩上，那镶嵌在半山腰中黑黝黝的山洞。有的孤零零的一座，有的则三五成群，大小不等，如雁形排开，而且每行十数里，总是可以窥到相似的悬洞群落。起初我并不在意，总认为这是大自然鬼斧神工在商山砂砾崖上的杰作。后来，见得多了，不仅商州的杨斜、棣花、罗公碥，蓝田的葛牌也存在着这样的洞穴，而且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古老的商洛仅镇安县就有200多处山寨，并有人工凿洞40余处。这些悬洞和寨子雄踞于各险要山头和峭壁之上，景象十分壮观。
　　商洛之行结束后，我回到蓝田，开始留意先民最早在商洛的活动履印及有关秦岭悬洞的记载。而商洛最早有关人类活动的遗址，是被列为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洛南石器地点群，随之的是东龙山夏商周遗址，它几乎包括了仰韶、龙山、夏、商、周五个时代的文化遗址。但是，最早的先民们是如何在这里的山洞之中岩居穴栖的，由于无法获得准确详细的文献资料记载，不好妄加阐述。然而，这里最有趣的遗址，是有关巴人部落的记载：巴人部落曾经生活在巴山汉水间，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他们生息繁衍的触角，最早也涉及到商洛一带。巴人曾创造了同中原文明相媲美的巴人文化，而且一直过着部落群居岩居穴栖的生活，突然之间，巴人部落从人间蒸发，如水银泻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巴人究竟去了何方，一直是历史上一个千古之谜，至今无一个明确的答案。然而可以肯定地说，商洛的悬洞，绝对生活过聪明的巴人部落。然而，有关秦岭悬洞形成以及它的作用最多的记载，是在中国封建时代的晚期明清时代。自五代开始，由于国都东迁，商山道已经不再是一条通向首都的重要交通线，北宋时尽管出现过短暂的商贸繁荣景象，但是到了北宋末至南宋直到元代期间，商洛山区的商贸活动日渐萧条。特别是明代前期，对秦岭东部山区实行了封禁政策，明初大将邓禹用武力控制了郧襄山区以后，害怕这里“聚陷盗贼”，便禁止流民进入山区，对这一带实行了严厉的封禁政策。明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下诏降商州为商县，直接划归西安府，洛南县改属华州，丹江上游当时已无州县设置。这是自西晋以来，丹江流域第一次没有县级以上的政区设置，也是商洛道沿线城镇最少的历史时期。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政府规定，凡天下要冲去处，皆设巡检司，专门盘诘行人和私贩，商山道上却无一个设置，由此可见，蓝关古道在明代前极不受重视，而且相当冷落与萧条。
　　明宣宗宣德、英宗正统年间，由于朝廷粮差浩繁，大量的湖广、陕西、河南流民不顾朝廷封禁，纷纷涌入秦岭，散居于川、陕、鄂三省交界的大小川塬上。至正德末年，总户已达113711户，人口达438644人。明政府不顾既成事实，不甘封山政策的失败，更怕流民聚合起事，多次派兵驱赶流民出山强制他们遣返原籍。明廷高压政策的结果就激发了郧阳以刘通、石龙、李原为首的流民起义，还有王彪在北至商州、南至金州间的流民大规模的反驱赶活动，而且长达数十年之久。明宪宗成化年间，眼见驱赶流民的政策不能奏效，明政府采取了州县就地安置流民的政策，并在郧县设立郧阳府，后又在商洛道和支线上设立了13个巡检司，以盘诘检查往来行人。又专设商洛兵备一员驻商州，兼管四县的并屯，兼屯田、驿递之职。至此，商洛道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明代末年，以三十六营为主体的农民起义军，长期流动作战于陕、晋、川、鄂、豫五省间，秦岭山成为义军经常出没屯兵养马之地。明朝廷多次派兵“围剿”，商洛山区成为两方厮杀、血雨腥风的战场。据《康熙商志》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攻陷商州，一次就杀死男女四万七千人，内有官丁八千余。这段记载明显有夸大之词，但残酷的战争带来重大伤亡却是不争的事实。由于战争频繁发生，弄得狼烟四起，民不聊生。人口大量锐减，已是十室九空。据《续修商志》中记，“崇祯癸酉以后，剧寇繁滋，兵连不解，燹焰六百里，剪屋二十年，以致户口凋伤，土田榛芜，山泽塞闭，生理鲜稀，二三孑遗，穷入骨髓。而下有万不垦之荒，上有必不可缺之额，所由赋日益、民日罴”。可见当时的社会环境已到了十分恶劣的地步，繁荣的市镇变为丘墟。明末兵劫后，清政府实行“招垦”政策，大量的东南客籍流民进入商洛山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陕西”之说。
　　“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处于明清乱世之中的老百姓，面对烽火连天的岁月，“官军如蓖，贼至如梳”，兵匪沆瀣一气残害百姓，老百姓以走而避兵，或在悬崖峭壁挖掘天然洞穴，然后用绳梯或云梯，将一家老小吊至洞中以躲避兵燹战乱，或者于有险可守之地，自行修筑寨堡，打起围墙，堵御要隘，以杜窥伺而避战乱。于是在秦岭各险要处蜂拥而起修筑寨子或凿洞。这就是秦岭悬洞大部之由来。仅以镇安县为例，就修筑有大小山寨200余座，人工凿洞40余处。
　　古道客家人，是指清康、乾年间，受清廷“招垦”政策吸引，湖、广、皖、赣数省辗转而来到商洛山区落户的东南客籍流民(这些人不包括明初洪武与永乐年间迁来商洛的山西大槐树移民)。据商南县有关史料记载，江南安庆数县人迁至商南县，他们的服饰、器用、语言都明显带有南方色彩，故有“小太湖”之称。安徽、两湖人迁到洛南县山谷间亦不在少数，山阳县因各省客民大量迁入，竟使人口骤增十倍。蓝田红门寺、葛牌、灞源都有来自湖北、安徽、江西等省落户的客籍流民。
　　今蓝田灞源街遗存有江楚庙(今乡政府院内)。据《客家家谱》记载：当地居民多是自清乾隆、嘉庆年间由安徽、湖南、湖北、广东等地迁来的客家人，因多系江楚一带的客家人，他们先修过江楚会馆，后扩馆为庙，故称江楚庙。据程康庆与葛画匠谈；翻修江楚会馆和新修戏楼，他们从原籍安徽，带回图册，选样照修，故此戏楼格外华丽。该楼三层屋顶，四檐挑角，天顶绘有八卦全图，俗称八卦全鼎。前后用木板相隔，隔板上书“钟鼓乐天”四字。上场门楣额书“飞龙”，下场门楣额书“凤舞”。中间格子上，绘以彩凤，凤身书一“鸣”字，其余部架均雕刻彩绘。楼馆砖楼上，部分砖上刻有“江楚”二字。整个建筑雕刻彩绘，精巧别致耐人寻味。戏楼自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动工，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秋竣工。今院内尚遗留有道光二年(1822年)所立的残碑二块，属翻修江楚会馆竣工之后所立。以上江楚会馆与戏楼，充分展现了江楚一带客家人的生活习俗和建筑风格，以及客家人的迁徙情况，是一处不可多得的人文遗存。
　　客家人多是背景离乡，颠沛流离，白手起家，来到商洛秦岭山中，居住之地又多是沟壑纵横坡度较大的山地。这些客家人面对着恶劣的生存环境，毫不畏惧，披星而出，戴月而入，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从一穷二白生地插铧，到家资渐饶衣食渐裕，有的后竟置田数百余顷，风动蜂拥，纳佃户数百余家，成为当地有名的大财东。
　　长期战乱给秦岭山区所在商洛各县的农业经济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使农村中“田无常主，民无常居，大量土地荒芜”，导致“官无可役之民，役无可派之兵，赋无可税之田”。而客家流民的到来，则使商洛山区社会经济都得到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他们不仅使人口急剧增长，而且使朝廷招垦政策得到很快落实。另外客家人和当地人相互融合，促进了民族大团结，对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客家人有他们固定的生活习俗。第一，他们不改乡音，但是在社会生活中有两种语系。客家人内部用他们自己的语音(即所谓客家方言)，而在同当地人的语言交流中，则全用通行的当地商州语言或关中话。二是客家人特别注重对祖先的崇拜，注重原来的根基，重视家族的堂号，注重祠堂与家训。三是尊祖重教。发现至今商洛山区农民庭堂中，仍悬挂天、地、君、亲、师等牌位，每年四节供奉，祭祀不绝。客家人特别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尊师重教成为他们一贯奉行的原则。四是客家人的文化娱乐活动，长期保留迁陕之前的习俗。我在对商洛蓝田客家人的文化普查与调研中，至今流传在商洛的花鼓道情、孝歌等，明显地带有江南习俗或下江鄂、豫、皖等省的吴语汉调、蛮声格拉，他们的语调抑扬顿挫鲜明，富有音乐感。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也正是民族之间不断融合，促进了文化艺术的不断融合，并形成了璀璨而绚丽的中华民族多彩的多元文化。
　　兵燹战乱为客家流民的入陕，造成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大秦岭山地丘陵纵横交错，自然条件恶劣，为当地人所不取，这样就为客家人创造了一个封闭发展的空间，客家人头脑灵活，聪明多智，善于谋划，又吃苦耐劳，善与人处，从不横眉他人，不与人争一日之短长，这正是客家人不断发展壮大的内部因素。今天，当我们又一次走近秦岭悬洞，走近已经居住于商十多代的客家人，从历史的沧桑中，也许我们能领略到一个民族发展的秘史中，所司空见惯或忽略了的那许许多多历史和人生的密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