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蜀道始终是文学家不断咏颂的对象，沿途美丽的自然风光，悠久的历史文化，众多的传说故事，成为两汉辞赋、唐宋与明清诗歌描绘或赞叹的主题，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随之这些文学作品又成为栈道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李白《蜀道难》前，早在东汉时期已有一篇文学佳作——《石门颂》。它虽然至今不为传统意义的文学史所容纳，也未能列入历代的文学典籍之中，但《石门颂》可算是汉代辞赋的“另类”，其珍贵的文学价值，逐渐被学术界认可，并被誉作李白《蜀道难》的姊妹篇。
　　《石门颂》全称《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东汉建和二年(148)刻。顾名思义，它通篇颂扬的是已故的司隶校尉犍为杨君。文章开头先叙写山川河流与道路形成，再追述刘邦“兴于汉中”与穿越秦岭四道的沿革历史。第二层状摹“西夷虐残，桥梁断绝”之后褒斜道被废、子午道复通的艰险，语言极富夸张，尽写艰难情状，蔚为一篇精美的写景叙事文。第三层写司隶校尉杨孟文“数上奏请”，苦苦上疏后，“废子由斯”，褒斜道终于被修筑复通的盛况。最后部分是汉中太守王升“涉历山道，推序本原”后为杨孟文所写的歌功颂德之颂辞，极力赞扬其为褒斜道复通、嘉惠于民的功绩。全文层层蓄势，步步深入，而且四字一句，语言尽显张扬，但又庄重典雅，对仗工整，读来琅琅上口，很有节奏，很有感染力。可以肯定地说，《石门颂》是一篇典型的汉赋之作。
　　褒斜道的《石门颂》是这样，陈仓道的《郙阁颂》《西狭颂》亦是如此。颂，是汉赋的一种，专为歌功颂德之作。《石门颂》等“汉三颂”以颂扬为宗，以宏丽为美，是东汉辞赋的重要篇什。或许是汉代杰出的辞赋作者阵容异常强大，或是这种实物式的文学篇章不登大雅之堂，《昭明文选》《全上古三国六朝文》等均未录载这些佳作美文，说来诚可遗憾。
　　无独有偶，后世在蜀道沿线亦不乏名篇佳作。南北朝时期，《蜀道难》已成为乐曲、歌词的题目，也有《石门铭》这样的文学佳作。前者，“《蜀道难》备言铜梁、玉垒之阴阻，与《蜀国弦》颇同”，亦有萧纲、刘孝威、阴铿之名篇(李之勤等著《蜀道话古》之《蜀道史话》，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而《石门颂》则为实物性的文学作品。文章开始叙写褒斜道自汉代后“乍开乍闭，通塞不恒”，永嘉丧乱后又长期废弃，接着叙写北魏正始年间褒斜道、石门改道经过，而且铭赞褒斜道通畅无阻，“四民富实，百姓息肩”的喜人现象。其中不乏“水眺悠皛，林望幽长。夕凝晓露，昼含曙霜。秋风复起，寒鸟春伤”这样生动凝练的状景佳句。因此，《石门铭》是早于李白《蜀道难》的又一篇佳作美文。
　　诗歌在唐代已达到高峰，唐诗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粹之一。在唐诗中，有大量咏唱蜀道与汉中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知名者如李白《蜀道难》的佳作，亦有无名之辈者的美文，它们冲破了千百年的时空界限，已蔚为“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重要文化财富。著名诗人李白《蜀道难》，以浪漫的笔调，写蜀道沿途风光与历史传说，至今已享誉世界，传之不朽。唐代诗人沈佺期、薛能、元稹、胡曾、武元衡等，在汉中亦有众多佳作(马强《唐代诗人汉中诗考略》，《汉中师院学报》1999年第4期、2000年第1期)。五代时期的王仁裕，宋代清贫太守文同，在洋县演绎出“胸有成竹”的故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在此曾投笔从戎，金戈铁马，虽短短八个多月时间，但足足影响了他一生，成熟了他的诗歌风格。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明清诗歌史中，有许多诗人亦相继履栈，并留下不少名作。著名的如一代诗坛盟主、“神韵派”的始创者——王渔洋，“性灵派”殿军——张问陶，他们都曾数次取道连云栈道，也因为如此，其诗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除此而外，还有陶澍、张素含、曾国藩、王志沂、林则徐、李嘉绩、陈涛，等等。在他们笔下，这里的自然风光、名胜古迹，行旅过程中的感怀观赏，无一不使其生情着迷，他们极尽状摹之能事，吟诗酬唱，为文纪行，从而在历史流程中留下斑斑足迹。由此看来，汉中及其南北栈道实为诗歌创作的沃土，成就着一代又一代的诗人。
　　用行旅络绎不绝来形容蜀道交通功能的强大，似乎并不过分。历史上，取道蜀道南来北往者，可谓是庞大的一个群体，其数不可胜计。而且有朝廷命官、地方官员，有文人墨客、社会贤达，更多的则是无名之辈、凡夫俗子等。角色的差异，步栈则有不同的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仅是沧海之一粟。相信会有更多人士注意蜀道文学这一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