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历史性质只有放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格局中才能得到客观解读，许多学者都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可以说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历史。然而，中国的现代化是作为近代世界性的现代化过程一个组成部分而发生的，它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中国社会自身自然演化的结果，因此，不论当代中国法学家如何希望，它也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欧洲国家现代化过程在中国社会的一个重演。中国首先是被西方列强凭着它们的坚船利炮拉进了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现代化最终又成为中国面对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一种自我选择。中国的现代化伴随了这个民族救亡图存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实践，伴随着这个民族100多年来富国强兵的梦想。①
　　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既是一个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也是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发生危机并逐渐融入世界的现代化过程。对于由资本推动的全球化发展态势，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做过论断：“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②中国长期闭关式发展道路在资本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下，几乎没有可能仍然隔离于世界而保持独立发展。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标志，战争给战败国带来国格辱丧和经济重负，同时以设立开放口岸起点，世界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开始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下文以口岸开放为视点考察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画卷。
　　鸦片战争之后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到1895年这类条约开放口岸多达40多处，开放口岸为西方资本和文化的进入创造了重要条件。首先，西方近代工业产品可以直接进入中国市场，并以低廉价格对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家庭小农业和作坊手工业产生摧毁性作用；其次，各类西洋商品进入消费市场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人的传统生产方式；再次，在与外国人“华洋杂处”交往过程中，西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中国人产生耳濡目染的影响，从见惯不惊，逐渐认同，进而成为时尚。条约口岸成为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的一个窗口，西方资产阶级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进入并影响传统中国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开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道路。下文以鸦片战争后最早开埠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宁波为例，展现口岸城市的近代化过程。宁波作为一个传统的商业港口城市，其近代兴衰过程能充分反映出国门打开后西方资本对传统经济的冲击，以及传统经济在抗争中不断自我更新的努力。
　　南宋时期的明州港已经发展为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福建、广东商船均来宁波经营港口贸易，以信奉天后娘娘为保护神而联络起来的福建商船是当时沿海船帮的雏形。元朝统一全国后，北路航线随即得到恢复，山东、江苏等地商船也陆续进入宁波，南、北商人依托明州港地域优势定居宁波，与当地人合作开设商行，打造船只，贩运南北货物，形成从事沿海商业活动的南北商业船帮组织。在元代宁波已经出现分别经营南北方贸易的两大船帮，号称“南号”和“北号”。虽然在明、清两次“海禁”中，南北号船商营业几乎窒息，“海禁”开放后，从1796到1850年，宁波南北号商业船帮进入鼎盛时期，商号总数不下67家，约有大小海船四百艘，分别建有“安澜”、“庆安”两会馆，馆内供奉天后神龛，会馆也成为船商们讨论商情的议事场所。太平天国时期，由于通往镇江以上的长江航运受阻，宁波成为上海与内地川、鄂、皖、赣等省的重要物资中转集散地，面对清廷无力顾及沿海海盗的局面，由宁波商帮集资七万两白银从外国轮船公司购得火轮一艘，较之上海商人购买外国轮船的历史早了30年。根据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宁波被列入首批开埠的五口通商港口之一，英国在宁波取得领事权。次年12月19日，英国驻宁波领事罗伯聃率兵舰和大小轮船各一艘到达宁波，并在江北岸杨家巷租赁民房设立领事署，1844年1月1日宁波正式对外开埠。
　　宁波被迫开埠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江北岸的“外国人居留地”实施一系列特权，对社会经济产生巨大影响，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外流，大量洋货涌入严重冲击传统的自然经济，尤其大批洋纱洋布投入市场使农村家庭手工纺织业遭受致命打击，“五洋”杂货充斥宁波城乡市场。伴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新式近代资本主义商业形式开始萌生。宁波近代资本主义商业首先由外国洋行直接引进，开埠后各国先后在宁波设立洋行办事机构，1864年洋行达24家，1890年在宁波开设的公司(洋行)28家，经营鸦片、棉织品，还发展轮船、金融、保险等各行业。19世纪六七十年代，宁波银钱业、典当业、粮食业、鱼行业、药业、南北货诸业繁荣，仅药行街上就集中五十余家药行，药业职工多达五百人以上，成为当时全国中药转运中心。甲午中日战争后官僚实业逐渐衰弱，宁波民营工商业实力日渐增强，产生了通久源棉纺公司、浙江火柴厂、通利源榨油厂与和丰纱厂等一批近代民族工商企业。新式工商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使宁波港获得新的经济增长点，港口贸易总额较前有了很大增长。鸦片战争后外国商人获得我国沿海、内河的贸易和引水权，外国在华航运势力急剧扩张，1862年美商旗昌洋行率先在江北岸建造趸船式浮码头，开通定班轮船，其装卸效率当时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1874年由招商局建造的栈桥式铁木结构的趸船码头靠泊能力达一千吨，后扩建到三千吨，标志宁波从木帆船时代进入江北岸轮船码头的转型。有数字显示，1874年美国等外籍船舶的营运效益远远高出中国船舶，以木帆船为主的宁波南北号在持续七百多年的发展后无可避免地衰落了。随着近代上海港崛起为中国进出口的首要大港，新的市场格局引发商品流通路线的改变，19世纪末宁波港及其城市经济在近代航运竞争的冲击中日渐丧失明清以来的繁荣景象。③
　　条约口岸的开放反映出中国被迫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而自开商埠则是国人主动谋求富强的一种自觉行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对外贸易体系由“广州十三行”体制转为条约体系，清政府允许在通商口岸设立租界，并实行领事裁判权制度，由外国人掌握条约口岸的诸项权力，商埠建设亦多由外人操持。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条约口岸的既有内涵逐渐发生某些变化，出现上海、宁波、厦门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宁波作为一种特殊的条约口岸模式受到中国官方的倡导和推广，为此后的自开商埠提供了参考和借鉴。④在开埠之初，英人以及其后的美、法等国商民纷纷进入城外余姚江北岸区域，驻足居留，1861年太平军攻占宁波城，城内华人涌入江北岸的外国人居留地，形成“华洋杂居”局面，江北岸逐渐发展成繁华的商业区。1862年法国领事提出设立法国专管租界，遭到美、俄等其他各殖民国反对，此后宁波一直未建任何形式的租界。该居留地的行政管理权在开埠之初，仅在名义上由中外联合执掌，税务司及捕房监带原先均由外国人充任，1880年以后居留地警政权被收回，1898年宁波设立工程局管理市政建设，工程局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董事长由外国人担任，其他董事中外各半。甲午海战惨败后，在民族自强的驱动下日本的成功促使中国人认识到，闭关足以亡国，而主动开埠才是富强之道，1898年戊戌变法中“自开商埠”全面展开。从清政府实施自开商埠政策以来，十几年间陆续对外开放了36个通商口岸，这一举措意味着中国人终于从被迫开放走向自觉开放，并对中国社会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9世纪初晚清政府推行“新政”，试图自上而下进行全方位改革，改革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诸领域。“新政”改革内容具有近代社会的特征，在经济上晚清政府大力实施奖励工商、振兴实业的政策，倡导民间兴办实业，并从法律上给予确认和保护，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对经济生活的专制统治，承认商人独立的合法地位，使工商业者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活动领域。“新政”改革倡导商人成立民间社团性质的商会，允许新式商会享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在政治上，清政府推行“预备立宪”，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上而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地方自治。社会生活方面，随着地方自治的实施和民间自治团体的成立，晚清政府开始将地方事务逐渐交由相关的民间自治团体自行管理，社会自治活动领域得到拓展。⑤在晚清“新政”改革中，清政府改变历代统治者严格限制和禁止民间成立社会组织的一贯做法，转而主动倡导和鼓励商人设立新型商办民间团体，允许这些社团享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治权，并在法律上给予商会以法人地位。清末“新政”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民间商办社团的繁荣时期，1905年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后不久，全国的商务总会发展到五十多个，商务分会八百多个，商务分所更是多达两千多个。
　　总之，中国近代经济以商业资本主义为开始逐渐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建立起一系列近代商业制度，中国近代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为近代商会的孕育和萌生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①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杜2004年版，第20页。
　　②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③参见林士民《三江变迁——宁波城市发展史话》，宁波出版社2002年版。
　　④参见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⑤参见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