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绅商们的筹备立宪活动日趋高涨之时，清廷却感到惊慌不安。因为清廷原本无实行立宪的真意，只是以此作为搪塞社会舆论、平息民情的一种手段。当绅商们要求实行立宪的呼声日益高涨之时，清廷先是严词恐吓，继而于1908年8月27日宣布以9年为期召开国会，实行立宪，并抛出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试图借立宪之名，行变相专制集权之实。清廷的这种欺骗行为激起了立宪派的极大愤慨，他们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国会请愿活动。1910年1月中旬，立宪派发动了第一次国会请愿，这次请愿活动的参加者仅限于各省谘议局代表，主要是绅学两界人士，商会虽对国会请愿之事很有热情，但没有受到邀请，只是做了一个热情的旁观者。
　　第一次请愿失败以后，请愿活动的组织者才感到需要有经济实力、人数众多的商界的支持，于是在组织第二次请愿时，便极力邀请全国商会派代表参加请愿活动。在请愿活动的组织者国会请愿同志会的促动下，有不少商会积极行动起来，响应和筹备第二次国会请愿。
　　2月19日，天津商务总会邀集永平七属商会总理、商董等数十人开会，议决由天津、永平、保定商界发起，号召全省商界到津开大会，选举代表参加国会请愿；又于25日决议，直接上书清廷，要求速开国会，并函请各省商会继续请愿。
　　同日，北京商务总会召集商界开会，请前一次的请愿代表到会演讲。与会商界人士，听了演讲者所说的国会请愿决不能中途停止，请商界全体赞成作为后盾这番话后，热烈鼓掌表示赞同，甚至有人断指割臂以示决心。
　　3月16日，南京商务总会与江苏省谘议局联合开会，共商组织本省国会请愿同志会事宜；第二天，又邀集全省各地商务分会的总理开会，选出两名代表参加请愿。
　　3月下旬，江西景德镇商务总会致电上海商务总会，表示：商界为国民大部分，自应“再接再厉”，参加国会请愿，并请求上海商务总会联合全国各省总分商会成立正式请愿机关，合力要求清廷速开国会。
　　3月底4月初，负责筹建全国商会联合组织的华商联合会筹办处，起草刊发了《为国会事公告海内外华商联合请开国会书》，竭力动员海内外华商商会参加国会请愿。这个公告书从五个方面说明了商界参加国会请愿的必要性：参加国会请愿是立宪国民应尽的义务，商界为国民之多数，理应参加请愿；欧美各国商业所以发达，是因为有政府重视工商界，有公司以补助，有领事以维持，有专利以提倡，有法律以限制，而这一切都源出于国会，因此中国若要振兴实业就必须设立国会，商界欲谋自身之权利就应该参加国会请愿；社会各界请愿同人如此重视于商界，商界如不参加就有负于人；筹备立宪以来的各项举措，已给商界带来了不少好处，理应继续请开国会；华侨商界，既是中国商界的一部分，又可以用其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充分说明设立国会的重要性，更应参加国会请愿。
　　华商联合会筹办处还草拟刊发了《拟海内外华商联合请开国会书》，从内政、外交、经济三个方面论述了尽快召开国会的必要性。文中指出：中国内政不修、外交失败、经济落后，都是由于无国会的原因。无国会则无督促政治之机关，无抵拒外界之能力；无国会则官与商难以合作，商界难以联合，侨资难以吸引，恶税难以整顿，对外无应商战之能力，对内无兴实业之良策。凡此种种，若不速开国会，不合举国人民研究而讨论之，中国绝无富强的希望。这一文件为后来正式递交的商会国会请愿书提供了最初的蓝本。
　　5月18日，上海商务总会与沪南商务分会、松江商务分会联合召开会议，共同推举身兼总会和沪南分会会董的沈缦云为国会请愿代表。22日，上海商务总会、华商联合会、预备立宪公会等15个团体开会，隆重欢送上海商务总会代表沈缦云、苏州商务总会代表杭祖良进京参加请愿活动。欢送场面十分热烈，上海商界同人齐集盛装恭送，工商学各界组成的近千人送行队伍，不断高呼“国会万岁”的口号。
　　6月初，商会请愿代表和各界请愿代表陆续抵达北京，形成了一支150余人的请愿大军。在正式请愿的前几天，商会请愿代表沈缦云先拜访了一位军机大臣，他们就立宪问题进行了一番对话：
　　某军机问：各省均有代表到京乎?
　　沈缦云答：近20省，人数亦不少。
　　问：商会与商界有何关系?
　　答：关系极重。
　　问：商民亦作(认为)国会开，负担更重乎?
　　答：剔除中饱，化私为公，何重之有。
　　问：9年筹备已届3年，曷(为何)勿静待?
　　答：各省督抚大率因循蒙蔽，恐90年亦难如期筹备。
　　问：曷勿监察督促?
　　答：小民无权。
　　问：不有谘议局乎?
　　答：政柄不属，空言无补。
　　问：国民之程度如何?
　　答：“国民程度未到”是反对宪政之口头禅，实则立宪国之国民亦未必尽有国民之程度者，不能以少数概视多数也。
　　这次对话就此结束，没有什么结果。接着，沈缦云又谒见了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再次就立宪问题进行了对话：
　　某相(奕劻)问：子(你)来为国会乎?
　　沈缦云答：是。
　　问：谈何容易。日本立宪俟至20余年始得实行，岂我国人民之程度较日本为高乎?
　　答：日本当时，国不知立宪之为利为害，故迟回审顾。今吾国已见日本立宪之成败，有利无害，何必迟疑。既有9年筹备之明诏，何不缩短期限，以慰天下人民之望。
　　问：子不见各国立宪之历史，岂一呈一奏所得而请求之乎?
　　答：不革命，不流血，足见吾国之文明。
　　问：国会能否速开，朝廷自有权衡，断非人民所得而要求之。
　　答：各国之立宪，无不自人民之要求而得者。
　　问：此风不可学，吾不谓然。
　　此次对话又以毫无结果而告终。由此可见，清廷并无提前实行立宪之意。
　　16日，各省各界请愿代表80余人前往都察院请愿，递交请愿书10份。其中商会请愿代表递交的请愿书有3份，分别是：《各直省商会国会请愿代表沈懋昭等呈请代奏书》、《江苏苏州商务总会代表杭祖良、上海商务总会代表沈懋昭请速开国会书》、《南洋雪兰莪26埠总商会国会请愿代表兼澳洲华侨代表陆乃翔上政府书》。
　　第一份请愿书从四个方面指出了国会与振兴工商实业的关系。第一，世界各强国都设有国家银行，作为全国的金融机关和国家的金库，不仅以此吸收全国的金融纳于其中，势力雄厚，而且能够调剂金融市面。中国亦应设立国家银行。但是，作为全国的金融总机关，必须要由代表全国人民的国会监督，如果无国会之监督，为之担保，朝廷究有何法能维天下之信用，能吸收一国之金融尽纳之于官立银行而操纵之?第二，一国商业的兴衰与国家的商业政策关系重大，而商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要有国会的协赞和监督。世界各国工商业的发展，国家或给以资金补助，或进行必要干涉，或实施保护措施，而这一切都经过国会裁定。中国则不然，应补助不补助，应干涉不干涉，应保护不保护，听其自生自灭，甚至剥夺贸易之自由，束缚商人之手脚，抑制商人之心志，阻碍交通之发达，这一切都是无政策之故，无国会所以无政策。第三，商业发展与否，税法至关重要。各国租税都由国会承诺，所以应增应减、应免应缓，都由国会决议，而且视民生日用之需和供给情况而定。中国则不然，有应征收而反漏免者，有应蠲免而反重征者，有日用品应轻征而反重征者，有消费品应重征而反轻征者，这种颠倒失据的税法，没有国会何以能正?更有甚者，收税机关不善，官吏贪污，职员欺诈，国家收入不能十得其一，这种舞弊行为，没有国会何以能革?第四，对外贸易的胜败与进出口税直接相关。各国的进出口税额都由国会决定。中国不仅没有关税自主权，而且在关税签约和谈判中，大臣无咨询之实，商人无过问之权；大臣一席之谈，商人数世之累，洋商处处便利，华商处处受亏，数十年来，华商已无立足地矣。没有国会，不经多数议员之调查研究，其势必至于此。在历数了没有国会对商业发展的这四大危害之后，请愿书最后指出：受此四害，焦心苦思以望国会，如饥者思食，渴者思饮，朝廷迟迟不开国会，难道不明白商力疲软则民生紧迫，民生紧迫则税源枯竭，商人命脉之所在，也就是国家命脉之所在的道理吗!
　　第二份请愿书，不仅猛烈地抨击了清政府的工商和税收政策，而且以较为强硬的态度要挟清政府说：“某等承数十万商民之委托，不辞斧钺稽首君门，力求一线之生路，吁请速开国会。朝廷苟迟迟不与，则商情之涣，商业之衰，必视前此有一落千丈之势。”因此，如果等到希望断绝，人心离散，出商业衰败而牵及全国崩溃之时，则悔之晚矣!
　　尽管绅商如此强烈要求速开国会，但是清廷仍坚持以9年为召开国会之期，第二次国会请愿以失败告终。于是，国会请愿同志会决定进行第三次国会请愿。
　　同年10月，第三次国会请愿在北京发动。这时商会的请愿积极性有所减退，除了仍由沈缦云和杭祖良作为全国商会请愿代表，在名为《上摄政王书》的各界请愿书上签名之外，再未见及有商会单独出面的请愿书。在各地的声援国会请愿活动中，也很少看到商会独自出面组织的声援活动，较多的是商会配合或商会成员个人参加由其他团体发起的声援活动。这次国会请愿活动的结果，使清廷承诺在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比原定的期限缩短了3年。
　　由于商会的加入，使第二次和第三次国会请愿活动的规模和社会背景，比第一次国会请愿时扩大了许多，也体现了商会对国会请愿活动有一定的思想认同和支持态度。但是总的来说，与绅学两界相比，商会的响应不够广泛，行为是被动的，态度是软弱的。但是，不管商会及其他社会各界的请愿活动怎样坚决，要想通过请愿而让清廷在短期内自愿放弃封建专制统治制度，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不可能的，革命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