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后，外资在华势力日益扩大，中外商业竞争日趋激烈，许多中国商人在与外商的竞争中或遭失败，或处于被动地位。他们总结失败的教训，深切地体会到工商科学知识缺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不少商会人士在商会所办的报刊和其他报刊上纷纷发表文章，宣传掌握工商科学知识对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
　　首先，他们认为商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商学不兴。他们看到，20世纪初的中国工商业者，文化素质低下，所具有的工商知识只是一些口传耳闻的传统经验之谈，没有系统的工商科学知识。曾有人撰文指出说：我国的商人，在幼年所学的，大多是口传耳闻之书籍，对博奥精深的学问掌握很少，一行服贾，文字便废。所以连经商所需的，最起码的书写、计算等能力都不足，更何况从事工商业所不可少的地理之学、生物之学、制造之学、预算决算之学了。因此，这些商人又哪里能知道，哪里能做到察世情、明时变，保全本业，抵制外人的事情。凡经商之人，大部分是不学无术之徒，经营谬误，手段恶劣，非但不能与外商竞争，扩利权于海外，甚至国内贸易亦着着失败，大有江河日下之势。凡从事工业生产之人，对工业之学素不考究，所以很少能够生产出精细灵巧之物，其所生产的日常用品也多是粗疏陋俗之品。
　　其次，他们认为商战必须以商学为后盾。他们在中外商战的实践中已经体会到，所谓商战，实质上就是学战，因为有学识才能有智慧，有智慧才能有谋略，知广谋远才能在商战中取胜，否则难免失败。如苏州商务总会的章程指出：时至今日，所谓商战世界，实即学战世界，西方商人都从学堂毕业而出，不但以通文义、算术、历史、地理、制造见长，而且能知各国之情势。所以见识广博，不屑以招徕接待为能，以鸡虫得失为满足，真有保护本国权利的能力，所以做事从大处着眼。我们中国的商人，能力薄弱，资本微小，知识短缺，谋略肤浅，既无学问，而又虚伪自封。以无学识之人与有学识之人相竞争，其胜负可想而知。
　　再次，他们认识到开埠通商必须开阔知识和眼界。他们已在开埠通商以后的中外贸易实情中看到，闭关时代和开放时代的经商范围和方法已经不同，经商者必须要具备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有人指出：闭关时代，商人只观察一面，而开放时代之商业必须考察各方情势；闭关时代之商情只观本国，而开放时代之商情必须纵览世界；闭关时代之商人只取法于传统之法，而开放时代之商人必须远测其未来，只有明确这一道理才能立足于对外开放的市场之中。要使商人具有如此的远见卓识，只有大兴商学，广开商智。
　　最后，他们已经认识到要振兴实业必须先兴商学，开商智。他们认为中国兴办实业数十年，所以收效不大，主要是由于商业知识幼稚，老板与伙计倾轧；还在于人们缺乏兴商致富的观念，对商业持观望甚至鄙视态度。因此欲振兴实业，第一要注意于商学，养成实业之人才；第二当以开商智为先河，让人人皆知兴办实业的利害之所在，使人人竭全力以赴之。
　　民国成立以后，随着振兴实业高潮的兴起，工商界人士对兴商学、开商智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不仅继续强调其重要性，而且在总结前一阶段举办商学的基础上，进而探讨如何改正和完善实业人才的使用和培养问题。
　　上海总商会会董、著名棉纺织工业资本家穆藕初，曾指出中国实业之所以失败的八条原因，有七条是讲社会不能很好任用实业人才的。其中有一段话说：中国工厂，大抵总理一职往往属于稍有名望之人，至于此人之于此事有何学识、有何经验，不问也。即无学识经验，而此人之能否专心致志以办此事，亦不问也。总理不懂事务，而使实业失败。因此，他主张兴办实业，必须要有富有科学知识及经验者主持之，才能使办理实业较有把握。
　　还有人提出，培养出来的实业人才必须学以致用，不能像清末那样多去从事行政事业，而应服务于社会的实业活动。有的提出，要使培养出来的实业人才专门适应于社会的需要，那么工业学校的课程设置，必须考虑到社会的实际需要。有的认为，要使实业人才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实业活动，工商界宜与学界联合，一则资本丰富，经验充足；一则学术完备，见识高远，协力共济，相得益彰，这样工商业哪有不兴之理。有的指出，要使商业学生毕业后真正发挥作用，必须以正确的方式培养和对待实业学生，要使学生注全力以研究专门科技，不可见异思迁，轻易改变专业；还要增加实习功夫，树立社会信用，掌握企业管理法；更要确立甘心操作于场厂为生产服务，不做行政界之点缀品的观念。
　　在这种兴商学、开商智以振兴实业的思想指导下，商会不仅常常组织工商界人士讨论这一问题，而且不断向政府提出发展实业教育的要求和建议。在民国初年的工商会议和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集中讨论并向政府提出过许多此类要求和建议。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在办学道路上提出官办与商办相结合、国内培养与出国深造相结合的途径。建议官办，官款商办者，以初等、中等和高等工商专业学校为主；商办者以商业补习学校、商务传习所、工商函授学校、商业夜校为主。对出国深造，建议官派、商派和官资商派多途进行。
　　在教育对象上注重于工商界人士及其子弟。设于商业大城市的商业补习学校，除应招收本地的商人分班入校补习外，还必须通知各县商会选派灵敏的商人来校学习。商务传习所分设于各基层商会，面向在职商人，向一般商民传授商事商法的普通知识。函授学校的学员资格是：凡有一定营业，不分店东、帮伙、经理、学徒及年龄老幼，只要能识别文义均可入学，数额多多益善。商业夜校之设，则旨在使商界青年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学习商业知识。
　　在教育目的上旨在为工商业发展培养和提供大量实用人才。对出国留学生的选派要根据国内的需要选择学生和学科；学成归来之后，要合理使用，不能用徒有虚名的荣誉进行奖励，使之学无所用，而应当各就其所学专业，帮助其集资合股组织公司，或让其担任本省实业学校教员，以期普及实业教育。国内各工商专门学校要根据工商业发展的需要设置和调整课程，以便培养出来的学生能跟上和适应时代的需要，并应使服务于工商实业。至于各种工商补习、传习、函授、夜校等学校，则应明确宣布，以普及商业必要之知识，训练商界实用人才为宗旨。
　　他们的这些要求、建议和主张，不仅为清末民初的实业教育设计了发展模式，而且在当时政府、工商界以及各商会的兴办实业教育活动中，得到较多的体现。
　　在向政府提出建议的同时，商人们还以商会为基地开展兴学育才的实践活动，与政府和社会各界一起，共同推进了近代中国实业教育的发展。据统计，在1904年之前，实业学校寥寥无几，到1909年时已发展到254所，拥有学生16649人；到1912年时增至425所，31726人；1916年时更增至525所；1926年时更多达1518所。据笔者统计，由商会设立的有确切设立年代的学校，1911年之前有25所，其中商业学校8所，占同期全国商业学校总数的30%。
　　商人的实业教育活动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实业教育活动一起，共同造就了一批新式实业人才，使近代中国的第二代实业家文化素质大为提高，为民国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准备了人才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