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国民革命的潮流日渐兴起，并逐渐影响到工商界中的激进分子。1923年发生直系军阀吴佩孚镇压二七大罢工之后，出现了工商界和平民主运动与工人运动相汇合的迹象。如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人物曾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将来全国人民至忍无可忍之时，为铤而走险之举，如五四运动，全国同心，众矢一的，共讨军阀，势所必然。
　　果然，到1923年6月13日，直系军阀曹锟发动政变，将总统黎元洪驱逐出京，并公然贿选总统，终于把工商界逼上了“忍无可忍”的境地。政变当日，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开会集议，发表《对政潮重要宣言》，痛斥曹锟一伙为“亡国妖孽”，并向全国提出国民自决办法三条：由全国各界发起召集国民会议，公推德望素孚者组织一国务委员会，处理国政；通告中外，誓不承认曹锟当总统，如有甘心从逆，助桀为虐，承认曹锟者，决与国人共弃之；在政局未定以前，所有国民应纳捐税，以及税务司、盐务署应拨还之盐余、关余税款，通告中外一律暂停缴解北方当局，俟国民组织之财政监督委员会成立时再行移交。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也于16日召开会议，并致函上海总商会，大声疾呼：当此乱世，舍国民自决外，更无救亡良策。希望总商会立即发起召开国民公共团体联席会议，表达真正民意。同日，25个省区的旅沪同乡会，在广肇公所举行联席会议，确定以“民治运动”为应付时局之目标，并要求上海总商会出面领导各团体一致进行。
　　6月17日，上海总商会在各商界团体的促动下，改变原持的谨慎态度，召开临时会董会议，讨论对付时局办法，开始担负起这场民治运动的领导角色。第二天，总商会即发布召开临时会员大会通告，并斥责曹锟政府首造乱源，指责国会廉耻丧尽，奔走权门，逢恶助虐，急切呼吁全体会员讨论大局，共谋彻底解救危局之法。
　　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召开临时大会，出席大会的会员达360余人。会上群情激愤，不少会董慷慨陈词，有的说：国家现状纷乱，我商人在国民中占重要位置，尤为各方所注目，自非商议应付方法不可。有的说：总商会为各界所信赖，以现在中国无一可赖之机关，故弥觉可贵，商会有责任，也有能力挽救危局。会议最后通过四项决议：①否认摄政内阁和曹锟的候选总统资格，并通电宣布，北京政府所有对内对外一切行为，国民概不承认其有代表国家资格；②通电全国各省军民长官维持地方秩序，大局问题听候人民解决；③宣布国会议员不能代表民意，所有一切行动概属无效；④关于此外种种建设问题，组织一民治委员会，继续讨论进行方法。民治委员会，拟由总商会的35名现任会董和从会员中另选35名代表组成。
　　上海县商会也在25日举行了临时会员大会，对时局问题作出5项决议，除前3项与总商会持同样态度外，还决定：通电全国商会、教育会、农会、省议会、律师公会、工会，主张国民制宪；反对高徐顺济等铁路续订借款合同。
　　按照商界人士的设计，民治委员会的性质是一种以商人为主体的民主政府。民治委员会成立时，所规定的5项主要任务是：在中央政府中断期间，由民治委员会代表国家行使外交权力；管理国家财政；解决国内一切政治纠纷；监督各省行政；依法组织国会。显然，商人们企图自组商人政府，取代军阀政府，达到了商人参政的最高程度。
　　7月4日，民治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上海总商会议事厅召开，会场庄严肃穆，与会者情绪高昂。会议主席、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首先致词，指出：民国建立10年以来，实际宰割国脉、操纵政局者，不是官僚就是军阀，真可谓官治、兵治而已。本会以达到民治为目标，以发起运动为先导，以上海商界开其先，希望各省区各界人士继其后，结合全国人民为一大团体，挽已倒之狂澜。有的会员也发言表示：希望民治委员会以救国为宗旨，不要藉此机会谋取做官；团结一切赞助民治之人，反对一切反对民治之人。
　　民治委员会的成立，博得了工商界和社会民主革命人士的拥护和赞扬。在民治委员会成立的这一天，上海各商店和各商业团体，纷纷悬旗结彩，以示庆祝。有的商业团体还登报表示祝贺，并希望通过民治委员会迅速组织合法政府，建设平民政权。《民国日报》发表“专评”，评价上海总商会召开临时会员大会决定成立民治委员会的行动，“是对军阀官僚宣战，是做民治运动的前驱，是抱牺牲精神的，是抱革命精神的”。
　　正致力于人民民主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为此发表《北京政变与商人》的文章，赞扬民治委员会之举是“商人出来干预政治的第一声”，是“商人们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表示”；“我们从这次上海商人对于政变的态度来看，知道他们业已改变从前的态度，丢掉和平主义，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进步得非常之快”；并指出：“因为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号召商人们团结起来，“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导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希望商人与工农学各界相联合，将反对军阀列强的斗争进行到底。当时的中共中央还在第二次对于时局主张中提出，如果国民党不能承担政治建设的责任，那么“民治委员会即应起来肩此巨任，号召国民会议，以图开展此救国救民的新局面”。
　　但是，民治委员会成立之后，既没有按照原先设计的民主政府的模式去做，也没有把社会各界和中国共产党的期望放在心上，而成了少数人把持的“商人政府”，甚至成为上海总商会的下属机构。其成员完全由总商会的会董和会员组成，把其他各界乃至其他商人的组织都排除在外，不要说是人民民主政府，就连商人政府都是名不符实的，因此引起了工商界和其他各界的不满，失去了社会基础和号召力。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登报声明：民治委员会与本会风马牛不相及。有的在报上发表文章，讽民治委员会只会关起大门说大话；有的指责其为“绅治”、“商阀”。
　　外界的批评也影响到民治委员会内部的涣散，加之委员之间的个人意气之争，使之从一成立就不能同心同德地展开工作。在它成立当天举行的全体委员会议上，到会委员仅有29人，不到委员总数的一半，并有9名委员当场提出辞职。数日后举行第一次常会时，到会者更少至18人，而且又有数人提出辞职，无法议事，只好改为谈话会。到举行第三次委员会议时，仍只有24名委员到会，还是无法议事。接连三次会议，除了挽留辞职者，讨论一些组织名称、宗旨和章程之类的问题之外，其余都是一些空泛的议论，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干预政治的方案和举动。到7月16日召开常委选举会时，便只好将民治委员会的任务改为以理财为进行之范围。即使如此，仍因得不到各地商会的呼应而无所成就，只是公布了一份《中央财政报告书》和汇编了一册议案意见书，以告结束。
　　民治委员会的失败，既非出于军阀政府的压迫，亦非因于外国势力的干涉，而是完全出于商人自身的原因。由于政治知识和经验的缺乏，不知如何组织政治机构，如何协调权力关系，使工作不能开展，内部矛盾重重；由于不知道社会政治基础的重要性，不能与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乃至本系统的其他组织结成统一战线；由于缺乏政治操作技能，不能适时而有效地协调内外关系和利用有利的内外条件；由于经费不足，使已有成议的事情也难以实施。最终，这个曾一度使人心振奋的民治委员会就这样自我解体了。
　　商会从谋求自身的利益出发，从清末起参与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活动，展现了他们参政意识和行为方式的前进过程，显示了他们的力量，也对各次重大政治事件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但是受其“在商言商”政治性格的限制，使他们的参政意识不能超越实用主义的樊篱，参政行为软弱乏力，不能在改善商政之外发挥更多的实际作用。民治委员会运动失败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商人们再也不能扮演国民参政运动的领导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