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协约各国于1919年1月在法国巴黎举行和会，分配战胜果实，中国亦应邀派代表赴会。当时许多中国人以为，中国以往丧失的权利可以有所挽回，最起码被德国所占的青岛及其在山东的特权可以收回，商会和广大的工商界也不例外。在巴黎和会召开不久的1月26日，上海数十个工商团体组织了一个“中华工商保守国际和平研究会”，力图以此促成国际永久和平，并起草了一份给巴黎和会的宣言书，通过全国商会联合会转达全国各商会，以求得到全国商会的支持。各省商会在收到该会的宣言书后，表示赞同的复函纷至沓来，如奉天的昌图，直隶的河间、彭县、永年、沧县，京兆的固安，江苏的宝应、奉贤、南桥、宿迁，浙江的余姚、上虞，安徽的宿县、宁国、繁昌，山东的益都、平度，广西的藤县，山西的平原，河南的桐柏，湖北的孝感，江西的瑞昌等，已不下百余份。他们都迫切地希望，中国从此能享受平等的国际待遇。
　　这份代表全国商会和工商界意愿的宣言书，强调了国际应该平等，国家主权应该保全的国际主义原则。宣言书首先指出：世界各国同为人类之一部分，应该彼此平等，认为世界者，人类之积也，聚人类而成国家，聚国家而成世界。从狭义上来说有国家之分，从广义上来说，凡地球上的一切人类都是同胞。因此，要使国际永久和平，必须实行“世界主义”。接着，要求巴黎和会本这种世界主义的原则，公平处理国际问题，确定一国际公平之条件，无论国之大小强弱，共同遵守，如有其领土被占者，应一律归还之，如有在主权上、政治上、经济上凡不平等者，皆本公道之标准以平之。最后，以上述世界主义的国际关系原则提出：对我国领土上、政治上、经济上，其受国际之不平等待遇者，我国国民理所当然非常希望此次国际和平大会之主持公道，给以平等解决。这种国际平等和国家主权观念，较之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所鼓吹的，各国互相保障政治自由及土地完整权，国无大小一律平等的高调，毫不逊色，且不像威尔逊那样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真心希望通行于全球。
　　但是，巴黎和会的结果与中国商会和工商界的期望完全相反，不仅没有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任何改善，甚至连中国应该收回的被德国所占的青岛和山东主权也转移给了日本。对这种严重践踏中国主权的做法，包括商会在内的中国社会各界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奋起反对北京政府代表在和约上签字，坚决要求和会将青岛和山东的主权直接交还中国。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五四运动由北京的学生罢课游行活动开始，很快得到全国工商界的支持。处于运动发源地的北京总商会首先出来支持学生运动，于5月5日举行紧急会议，讨论营救被北洋政府逮捕的学生问题，并通电上海总商会、全国商会联合会、各报馆和各团体，紧急呼吁：各方致电巴黎和会力争山东主权，并招集各界开会，商量救亡办法，为外交上作声援。又致函各省商会，倡议全国商会一致行动，要求政府拒签和约，敦促和会改变对中国问题决议，力争收回山东主权。6月，又召集会员205人举行大会，一致决议不购日货，急救学生，以本会及全国商会名义致电巴黎和会力争等几项办法。从7日起就在全城开展起了抵制日货运动。
　　全国各地的商会也闻讯而动，天津、保定、南京、上海、苏州、镇江、淮阴、松江、常熟、扬州、常州、无锡、杭州、宁波、嘉兴、汉口、安庆、芜湖、济南、漳州、南昌、九江、吴城、长沙、开封、广州、成都、重庆、奉天、珲春、绥远、张家口等地的商会都相继行动，或通电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业、拒签和约，或发动抵制日货运动，反对日本接管青岛。一个全国性的反日救国高潮迅速形成。
　　除了通电请愿、抵制日货之外，商会还采用了罢市抗税的手段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和惩办签约代表。6月5日，上海南市小东门一带的中小商店自动联合起来，组成商业联合会议，宣布罢市，揭开了商界罢市活动的序幕。第二天，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发起，在上海总商会议事厅召开大会，宣告上海全市罢市。一时间，城内城外和各租界的华商商店都相继加入罢市行列。许多商店门口张贴着“罢市请命”、“商学一致”、“挽救学生”、“惩办卖国贼”、“罢市救国”等标语口号。与此同时，商界一面通电北京政府，告知上海全体罢市，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严惩卖国诸贼；一面发表宣言，希望外商主持公道，勿生误会。上海罢市风声传出以后，从6日起全国各地商界闻风而起，罢市运动很快波及南京、宁波、镇江、芜湖、苏州、常州、无锡、天津、汉口、济南、安庆、福州、松江、扬州、奉贤、杭州、常熟、宜兴、武昌等地。其中有些城镇的商会在领导商界罢市的同时，还准备拒纳税项，如松江、镇江、常州、宁波、无锡等地的商会均曾明确宣告罢税。
　　罢市、抗税活动虽然只限于江苏、浙江、湖北、安徽、福建、山东、河北等省部分城镇，为时亦仅一周左右，但充分显示了商会和工商界的决心，扩大了社会影响，使北京政府惶惶不可终日，最终不得不答应商会和工商界及社会各界的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亲日派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