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2 访问美国
上述中国商会接待日本和美国商会访华团的活动，以及中美商会的经济合作事项，虽然没有完全达到与外商开展平等互利经济合作的预期愿望，但是由此却引发了中国商人的外交观念。
中国商人的正式外交活动和外交意识也是在接待日本和美国的商会访华团时开始产生的。日、美两国商会访华团在访问期间都向中国商会提出了组团回访的邀请，中国商会也初步接受了邀请。后来，日本政府农商务大臣又在1911年3月初代表日本商会正式向中国商会发出邀请书，希望北京、天津、汉口、南京、苏州、杭州、上海、广州八大商会组织当地实业家访问日本。上海等商会经研究决定准备于当年10月访问日本，并于10月18日组成了一个有60名成员的庞大的访日代表团。该团由上海总商会议董沈仲礼为团长，京师总商会会长赵砚农为副团长，团员中包括了上海、镇江、烟台、湖南、汉口、苏州、沙市、天津、庐山、广州、营口、保定、奉天、桂林等商会和其他农工商团体和商店的代表。但是正当该团整装待发之时，武昌起义的火焰迅速蔓延，只得临时决定延期访日。辛亥革命以后，虽然日方又再次邀请中国商会代表团前往访问，中方也曾有所准备，但终因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反感而没有成行。
对于美国商会的邀请，中国商会更报以积极的态度。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商会也有组织代表团访问美国的举动，上海商务总会曾委托张謇向清政府提出此事，并获得批准，清政府还答应拨款20万元作为津贴，但也因时局变动没有成行。
辛亥革命以后，美国方面又频频来人来函敦促此事。美方筹办此事的主要负责人大来，在1912年和1913年接连来华，除了进行他自己的商务活动之外，还代表美国商会四处动员中国商会组团访美。此后，又有美国全国总商会及其他商会，来函或来人动员中国商会组团访问美国，而且美国各商会还预期筹备了中国商会访美团的旅行费60万元美金和招待费10万元美金。在美国方面如此殷切的邀请下，中国方面不得不抓紧组织访美代表团，以增进中美两国商会的联系。于是，在1914年4月举行的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一次大会上，经过与会代表详细讨论，原则上确定了组团访美之事。1915年初，大来又来到中国，经过他的一番策划，终于在4月下旬促成了中国商会访美团之行。该团以广州总商会的华侨巨商张弼士为团长，上海总商会的大实业家聂云台为副团长，成员12人，于5月3日抵达旧金山，9月回国，历时4个多月。访美期间，中国商会访美团与美商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们先后访问了26个城市，与各地商会及各界人士和政府官员进行座谈，出席各种宴会43次，参观工厂243个，参观商店、农场、学校各不下数十个，并代华商订购货物500万元以上。同时，继续讨论了中美商会合作事项，以及成立中美商会联合会之事。
此次中国商会代表团访美虽然是在美国商会的促动下实现的，但它迈出了中国商人外交的第一步。更有意义的是，通过这次外交活动，使中国商人开始萌发了商人外交的意识，为中国商人外交的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还在接待日本商会访华团时，中国商会虽怀有一种抵触情绪，表现出一种消极应付的姿态，但他们中的一些上层人物，已认识到接待日团是中日两国民间团体的交往活动，有利于中国工商界的国际交往。有不少人士在各种欢迎会上向日团明确表示：“如将来日本人能按最文明之公理以待中国，我深信中国国民未有不愿与日本交好者”，希望日本改变侵略中国的政策，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在接待美团时，更有人指出：美团访华“实为中美实业家联合之起点”。到中国商会准备组团回访时，他们的国民外交观念益显明确。在组织访日团时，上海商务总会就明确指出：此次组团东渡访日，虽纯属国民之外交，然实足为国家外交之补助，为商民联合外交之发轫。在全国商会联合会讨论组团访问美国问题时，该议案的审查报告指出：“此等事务为商业外交上不可少之事，所以亟宜组织”，“此次组织赴美考察实业团，为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外交之一种事业，将来交接以后定能发生效力”。他们已清楚地认识到，商人外交是发展中国商业、提高中国商人国际地位的重要一环。这显示出中国商人外交活动将逐渐由被动转向主动，在国际环境中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
以中国商会代表团访美为契机，中国商人的外交活动和意识又前进了一步。在中国商会代表团访美期间，美国商会向中方提出了与中国商会联合成立中美商会联合会的建议，中方亦表示赞成。访问团回国以后，在1915年11月的全国商会联合会临时大会上，立案讨论了组建中美商会联合会问题，会议一致议决：中美商会联合会应分别呈请中美两国政府立案，会长由两国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兼任。
1917年，纽约中美贸易公司总参议罗司氏率领美国实业团再次访问中国，他又带来了美国商会关于组建中美商会联合会的建议，甚至在北京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举行的欢迎会上，罗司氏倡议说：盼诸君立予赞成，拟即于今日席上发起两国国际商会联合会。罗司氏的这一建议，在1918年4月召开的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三次大会上被列为提案交付讨论，经过大会审议会审议，认为：此举造端宏大，讨论不厌详密，应给罗司氏复函说明，双方各将联合会章程互寄，以资研究，并请其说明组织范围，本会再开临时会详细讨论。可见中国商会的态度既积极又慎重，力图求实效而防流弊。
但是中美商会联合会经多年筹备一言没能成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国际商会的联合组织，中美双方都比较慎重；另一方面，美国商会虽几次提出成立中美国际商会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提出过一个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这也使中国商会无从着手。尽管如此，通过筹建中美商会联合会，使中国商会初步产生了与外国商会建立组织联系的想法，也做了一些筹备工作，扩大了中国商会的国际影响，既标志着中国商人外交开始由经济方面进入组织方面，也为以后中国商会加入国际商会组织做了准备。
中国商人的正式外交活动和外交意识也是在接待日本和美国的商会访华团时开始产生的。日、美两国商会访华团在访问期间都向中国商会提出了组团回访的邀请，中国商会也初步接受了邀请。后来，日本政府农商务大臣又在1911年3月初代表日本商会正式向中国商会发出邀请书，希望北京、天津、汉口、南京、苏州、杭州、上海、广州八大商会组织当地实业家访问日本。上海等商会经研究决定准备于当年10月访问日本，并于10月18日组成了一个有60名成员的庞大的访日代表团。该团由上海总商会议董沈仲礼为团长，京师总商会会长赵砚农为副团长，团员中包括了上海、镇江、烟台、湖南、汉口、苏州、沙市、天津、庐山、广州、营口、保定、奉天、桂林等商会和其他农工商团体和商店的代表。但是正当该团整装待发之时，武昌起义的火焰迅速蔓延，只得临时决定延期访日。辛亥革命以后，虽然日方又再次邀请中国商会代表团前往访问，中方也曾有所准备，但终因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反感而没有成行。
对于美国商会的邀请，中国商会更报以积极的态度。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商会也有组织代表团访问美国的举动，上海商务总会曾委托张謇向清政府提出此事，并获得批准，清政府还答应拨款20万元作为津贴，但也因时局变动没有成行。
辛亥革命以后，美国方面又频频来人来函敦促此事。美方筹办此事的主要负责人大来，在1912年和1913年接连来华，除了进行他自己的商务活动之外，还代表美国商会四处动员中国商会组团访美。此后，又有美国全国总商会及其他商会，来函或来人动员中国商会组团访问美国，而且美国各商会还预期筹备了中国商会访美团的旅行费60万元美金和招待费10万元美金。在美国方面如此殷切的邀请下，中国方面不得不抓紧组织访美代表团，以增进中美两国商会的联系。于是，在1914年4月举行的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一次大会上，经过与会代表详细讨论，原则上确定了组团访美之事。1915年初，大来又来到中国，经过他的一番策划，终于在4月下旬促成了中国商会访美团之行。该团以广州总商会的华侨巨商张弼士为团长，上海总商会的大实业家聂云台为副团长，成员12人，于5月3日抵达旧金山，9月回国，历时4个多月。访美期间，中国商会访美团与美商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们先后访问了26个城市，与各地商会及各界人士和政府官员进行座谈，出席各种宴会43次，参观工厂243个，参观商店、农场、学校各不下数十个，并代华商订购货物500万元以上。同时，继续讨论了中美商会合作事项，以及成立中美商会联合会之事。
此次中国商会代表团访美虽然是在美国商会的促动下实现的，但它迈出了中国商人外交的第一步。更有意义的是，通过这次外交活动，使中国商人开始萌发了商人外交的意识，为中国商人外交的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还在接待日本商会访华团时，中国商会虽怀有一种抵触情绪，表现出一种消极应付的姿态，但他们中的一些上层人物，已认识到接待日团是中日两国民间团体的交往活动，有利于中国工商界的国际交往。有不少人士在各种欢迎会上向日团明确表示：“如将来日本人能按最文明之公理以待中国，我深信中国国民未有不愿与日本交好者”，希望日本改变侵略中国的政策，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在接待美团时，更有人指出：美团访华“实为中美实业家联合之起点”。到中国商会准备组团回访时，他们的国民外交观念益显明确。在组织访日团时，上海商务总会就明确指出：此次组团东渡访日，虽纯属国民之外交，然实足为国家外交之补助，为商民联合外交之发轫。在全国商会联合会讨论组团访问美国问题时，该议案的审查报告指出：“此等事务为商业外交上不可少之事，所以亟宜组织”，“此次组织赴美考察实业团，为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外交之一种事业，将来交接以后定能发生效力”。他们已清楚地认识到，商人外交是发展中国商业、提高中国商人国际地位的重要一环。这显示出中国商人外交活动将逐渐由被动转向主动，在国际环境中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
以中国商会代表团访美为契机，中国商人的外交活动和意识又前进了一步。在中国商会代表团访美期间，美国商会向中方提出了与中国商会联合成立中美商会联合会的建议，中方亦表示赞成。访问团回国以后，在1915年11月的全国商会联合会临时大会上，立案讨论了组建中美商会联合会问题，会议一致议决：中美商会联合会应分别呈请中美两国政府立案，会长由两国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兼任。
1917年，纽约中美贸易公司总参议罗司氏率领美国实业团再次访问中国，他又带来了美国商会关于组建中美商会联合会的建议，甚至在北京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举行的欢迎会上，罗司氏倡议说：盼诸君立予赞成，拟即于今日席上发起两国国际商会联合会。罗司氏的这一建议，在1918年4月召开的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三次大会上被列为提案交付讨论，经过大会审议会审议，认为：此举造端宏大，讨论不厌详密，应给罗司氏复函说明，双方各将联合会章程互寄，以资研究，并请其说明组织范围，本会再开临时会详细讨论。可见中国商会的态度既积极又慎重，力图求实效而防流弊。
但是中美商会联合会经多年筹备一言没能成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国际商会的联合组织，中美双方都比较慎重；另一方面，美国商会虽几次提出成立中美国际商会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提出过一个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这也使中国商会无从着手。尽管如此，通过筹建中美商会联合会，使中国商会初步产生了与外国商会建立组织联系的想法，也做了一些筹备工作，扩大了中国商会的国际影响，既标志着中国商人外交开始由经济方面进入组织方面，也为以后中国商会加入国际商会组织做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