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中美双方信函往还筹建中美商会联合会的时候，国际商会诞生了。国际商会发起于1919年10月。当时由美国商会发起在纽约州的大西洋城，召开了有英、法、意、比四国商会代表参加的协约国经济会议，着重讨论了共同合作恢复战后经济问题，为了确保决议案的执行，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常设机构，名之为“国际商会”。1920年6月，国际商会在巴黎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宣告诞生。参加者仍为发起的五国商会，推举法国商业部部长格莱莽岱为会长，美国的杜莱盎为秘书长。按国际商会组织法规定，该会系一个国际性社会团体组织，其功能主要限于经济方面，具体说有：包括财政、工业、运输、商业等国际商务的一切经济机能；汇集并宣布与国际商业有关系者的意见；切实改良国际商务状况及解决国际经济问题；增进各国商人及商业团体的友谊；努力促进世界之和平和国际之友谊。
　　简而言之，国际商会就是一种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协调组织。
　　国际商会成立之后，由于中美商会已有过组建两国商会联合会的尝试，因此中国商会便成了国际商会的一个主要吸收对象。但中国商会对此仍表现了一种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大约在1920年下半年，杜莱盎就致函上海总商会，邀请中国商会派代表参加1921年6月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商会第一次大会，并邀请中国商会加入国际商会。上海总商会将此事交全国商会联合会讨论，但全国商会联合会对此一直没有作出反应。直到1925年4月下旬召开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五次大会，才由全国商会联合会副会长王文典在会上提出“请将本会加入国际商会联合会案”。就这个议案及其讨论内容来说，中国商会对国际商会的性质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对加入国际商会的意义也有了较高的认识。提案中说：国际商会之宗旨是联合入会各国，促进相互的经济交往，以此团结各国商界，维护各国公共利益。我国对于国际商业竞争莫不落后于人，世界各国几乎不知道我们中国还有商会这一商界团体，在商战上占何等地位不问可知。因此，要想增进我国商界的国际间地位，保护在外的商权，应该与世界商界立于同等地位，使我们中国商界受世界商界同等的待遇，然后可以着着争先。同人等认为本会有加入国际商会之必要。大会经过认真讨论，一致赞同该提案的意见。
　　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五次大会以后，中国商会与国际商会的联系有所加强，并希望国际商会伸张正义，主持公道，支持中国的民族独立事业。1925年5月，全国商会联合会给国际商会发去了这样的一份电报：“时至今日，揆诸情理，自不能歧视我民族，酷遇我国家，则凡一切条约，及条约以外之协定、附约、声明、换文、照会、章程等项，一届期满，悉应一举而废除之，以符人类平等原则。”又说：本会代表中华全国工商各界，恳求贵会诸君，为正义之声援，作有益之互助。请求国际商会援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接着又于6月致电国际商会，愤怒声讨列强在华的侵略行为，并请求国际商会声援在中国发生的五卅惨案。这则电报说：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来热爱和平，自开埠通商以来，诚心诚意与各国贸易。但所得到的结果，却是不平等条约、协定税率、侵害主权等等，均足为我国发展之障碍，天下不平之事，孰有过于此者!现在发生的学生运动，纯属爱国之举，贵会关心全球商业，对此问题当亦主持正义，力维人道。这两则电报，既表明了中国工商界反对侵略，欢迎平等互利的国际经贸合作，又反映出中国商会已承认了国际商会的地位，并试图把它作为自己反对列强侵略的国际援助力量，从而使两者之间的距离日趋缩短。
　　1927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已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民国全国商会联合会，但是中国商会加入国际商会的活动并没有因此而中止。这一年的冬天，国际商会通过中国驻比利时公使王景歧致函上海总商会，再次邀请中国商会加入国际商会。全国商会联合会在接到上海总商会移交来的这一函件后，随即分别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工商部、外交部和全国各商会，得到上下一致的赞同。接着由全国商会联合会组织了一个“参加国际商会研究委员会”，另外又邀请外交部驻沪办事处、工商部驻沪办事处、工商访问局、财政部驻沪货价调查局的代表，共同讨论此事。当时国际商会正在组织“中国问题讨论会”，准备在1928年正月举行预备会，邀请中国商会代表团参加讨论。但是因时间匆促，未及从国内选派代表赴会，于是就请正在欧洲的夏奇峰和中国驻德国公使馆一等秘书梁龙、商务调查部主任俞大维为代表和专门委员，代表中国商会出席会议。此为中国商人代表参加国际商会活动之嚆矢。
　　1929年7月，国际商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召开第五次大会，全国商会联合会推选了由张家璈、陈光甫、朱吟江等10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参加。到1931年，国际商会中国分会正式成立，并于是年5月获得国际商会理事会的承认，正式成为国际商会的一员。从此，中国商会在国际商会的大家庭中有了自己的一个立足之地，并利用这一国际舞台，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进行过一些值得注意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