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初，随着北伐军迫近上海，面临政权格局大变动，上海总商会内部各派系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活跃起来。采用不正当手段于1926年7月当选为会长的傅筱庵，及其周围的少数会员，仍站在旧军阀一边；以冯少山为首的广东帮会员，因反对傅筱庵而退出总商会，并当即另组“沪商正谊社”，与总商会对抗；以宁波帮首领虞洽卿为首的大部分会员，亦以傅筱庵为不齿，并看风使舵，另立山头，于1927年3月22日联合除总商会之外的工商界19个团体(后扩大为60余个团体)成立“上海商业联合会”，取代了上海总商会在上海工商界的领导地位，并成为上海工商界与蒋介石合作的领头羊。
　　在北伐军迫近上海之时，上海的工人运动迅速高涨起来，使工商资本家们惶惶不可终日，唯恐损及自己的经济利益，于是以平息“工潮”为条件，走上了与蒋介石合作的道路。1927年3月26日，在蒋介石到达上海的当晚，虞洽卿就前往谒见。隔日，蒋介石又单独约见虞洽卿，要求上海工商界迅速筹集1000万元军费，并商量组织财政和外交委员会等问题。3月28日，上海商业联合会特地推举吴蕴斋、荣宗敬、穆藕初等11位头面工商资本家为代表，再次谒见蒋介石。会见时，吴蕴斋希望蒋介石对于商业有维护方法，而商界当与之合作到底。蒋介石随即起立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帮助不少，希望以后继续给予协助。至于劳资关系问题，已有解决办法。其他关于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吴蕴斋所提出的对于商业有维护方法，与蒋介石所答应的劳资问题解决方法，都是暗指平息“工潮”。由此可见，双方已达成了这样的合作协议：由上海商业联合会出面为蒋介石筹集军费；蒋介石则为工商界平息“工潮”。
　　接着，又经蒋介石和虞洽卿等人商量，决定立即成立一个“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负责军费筹集事宜。以商业委员会主席虞洽卿，常务委员、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外交委员、银行公会会长陈光甫等人为财政委员，由陈光甫任主任委员。财政委员会一成立，蒋介石就接二连三地催要款项，到4月25日止，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已筹垫款项600万元。同时，商业联合会也答应为蒋介石募集军饷900万元，虞洽卿等商业联合会委员们为此又是召开会员大会，又是发表演讲，竭力动员工商界人士解囊捐款。但是，由于工商界对蒋介石屡屡不绝地要求筹款产生了一定戒心，加之财力有限，到5月14日止，实际募集到的款项约202万元。
　　1927年9月和1928年初，南京国民党政府又先后两次发布总额为4000万元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要求上海商业联合会承担发行任务。结果经过双方讨价还价，只是由有发行钞票权的几家银行各按钞票发行额的10%先行垫借。1927年商业联合会宣告结束，由上海总商会继续承担此项任务。
　　除了为蒋介石筹集军费之外，商业联合会和总商会还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工人运动。第二日，上海商业联合会就召开会议作出配合，讨论组织“商民协会”，以此抵制工会势力。该会在14日发出的《致各会员通告》中说：工会的势力愈大，我们商人的危险就愈多，乘此工会纠察队被缴枪，工会势力稍有削弱之时，应该赶紧遵照党部规定的章程，组织合法的商民协会，让商界有存立的余地。甚至还发表反共宣言，宣称“一致拥护蒋总司令，肃清共产分子”。16日又致电蒋介石，表示坚决拥护清除共产党的主张，拥护三民主义，愿做“扫荡赤祸”的后盾。17日，在原先投靠旧军阀的傅筱庵控制下的上海总商会也发表拥蒋通电，攻击中国共产党，称赞蒋介石的“清党”行为是“安内攘外”之举，定能成功。正在筹备中的商民协会的一些亲蒋分子，更是赶紧召开紧急会议，表态效忠，作出了“绝对拥护三民主义”，“绝对拥护蒋总司令”的决议。
　　在商业联合会解散以后恢复上海商界领袖地位的总商会，尽管正面临着受上海国民党当局扶持的商民协会的攻击，也从维护总商会的合法地位出发，于12月24日发表《对于时局宣言》，表示拥蒋反共的态度。该宣言吹捧蒋介石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底定东南”，激商民出水火，功绩卓著，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宣言还要求国民党政府，对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于12月11日发动和领导的广州起义，在最短的时间内加以镇压；厉行清党，凡有袒护共产党的言论和行为者，按照党纪给以处治。
　　在这半年多的时间内，上海工商界各团体，虽然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作出了许多拥蒋反共的行动，力图以此求得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保护”。但是，上海工商界人士对蒋介石的不断索款行为渐生戒心，合作的热情也逐渐低落，蒋介石也对上海各工商团体的配合不甚满意，更对历来以自主活动著称的上海总商会不能放心。于是，蒋介石决心要通过强权把上海总商会乃至全国各商会完全控制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