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第一节 家庭居住地的空间分布
——以东京、临安为中心的考察
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政府政策影响着商人家庭居住地的空间分布。与唐代相比，宋代商人家庭择居的自由度更大。就个体小家庭来说，择居的自由度又与家庭经济实力直接相关，经济实力雄厚的富商大贾择居时主要考虑居住的舒适度，追求的是生活质量；经济收入微薄的小商小贩择居以便于经商为第一要义，讲究的是谋求生存。商人家庭居住地的空间分布应当涵盖城市与乡村两种情况，限于资料，笔者以都城东京和临安为中心探讨一下城市中商人家庭居住地的空间分布。
一 凤凰山周边寓居的江商海贾
南宋都城临安东南邻近钱塘江，西濒西湖，南部多山，北接大运河，形成了南高北低的地势，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临安采取了“坐南朝北”的特殊城市布局①。关于这个由南向北的特殊布局，当时有一个“先兆”的传说，认为临安“山势自西北来，如龙翔凤舞，掀腾而下，至凤凰山上止”②。“大内在凤凰山之东以临安府旧治子城增筑。”③大内和中央官署即太庙在它的左翼，郊坛一带正是它的右翼，而山势自西北来，西北角正是它的龙首所在，宫城就设在风景宜人的凤凰山山麓，凤凰山周边则有江商海贾居住。《梦粱录》卷一八《恤贫济老》载：
杭城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盖此郡凤凰山谓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荫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穹桅巨舶，安行于烟涛渺莽之中，四方百货，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业者众矣④。
凤凰山及其北面的吴山一带自古以来就绿树成荫，南宋以来，大量从事长途贩运及海外贸易的大商人建宅于此⑤。《梦粱录》的这段记载多少承袭了“先兆”传说的风水之论，事实上江商海贾于凤凰山周边择居，主要是考虑到其宜居的自然及人文风貌。下面试从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经济环境几个方面对富商择居此地的原因进一步展开论述。
从地理环境看，凤凰山有宜居的自然风光。
凤凰山，史书中也称风篁岭、凤篁岭，位于城西南，是临安城风水堪舆之说中龙首的所在，被视为风水宝地。此处地势较高，山上树木葱茏，怪石林立，北面是西湖，凭山远眺，西湖风光尽收眼底，暑湿季节较为清爽，文人墨客登临驻足时常吟诗畅怀，“好事者多题名其间”。“熙宁中，郡守祖无择对排衙石作介亭，天风泠然，有缥缈凭虚之意。山上有圣果院，侧有梵天院。”⑥苏东坡曾登山至介亭，吟长诗赞誉凤凰山一带的美景：
篮舆西出登山门，嘉与我友寻仙村。丹青明灭风篁岭，环佩空响桃花源。前朝欲上已蜡屐，黑云白雨如倾盆，今晨积雾卷千里，岂畏触热生病根。在家头陀无为子，久与青山为弟昆。孤峰尽处亦何有，西湖镜天江抹坤。临高麾手谢好住，清风万壑传其言……⑦
刘景文也抒怀于此，谈及久困梅雨后登山时的神清气爽。诗云：“泽国梅雨余，衰年困蒸溽。高堂磨新砖，颇觉利腰足。松根百尺井，雨绠飞浄渌。流觞聚儿童，一笑为捧腹。清风信可驭，刚气在岩麓。始知共此世，物外无三伏。长歌入云去，不待弦管逐。西湖真西子，烟树点眉目。涛江少酝藉，高浪翻雪屋。俯仰拊四海，百世飞鸟速。”⑧刘龙洲同郭殿帅游凤凰山也作诗咏诵：“廉纤小雨久于梅，喜得新晴亦快哉。五色波光丽鳷鹊，十分云气近蓬莱。旌旗侧畔官墙转，戈戟丛中武库回。走马看花生怕晚，果然桃李一山开。”⑨
凤凰山不仅风景秀丽，而且饮水方便。“杭濒海，水泉咸苦，唐刺史李泌始导西湖水入城”，龙井为临安的饮用水源之一，龙井就在凤凰山上。“其地当在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风篁岭之上，深山乱石之水泉也。每岁旱，祷雨于他祠不获，则祷于此辄应。故老相传，以为有龙居之。”⑩
临安城多山，居住地有限，凤凰山麓及其北吴山周围地处临安城西，是高坡地，时人视为一等地。高宗南下之际，随着皇城的迁徙，将原来居住的居民移往城内其他恶劣地区或城外新开的地区，宫城、官厅等则设在了这一区域，于是“官厅周边的空隙地、皇城的四周、西湖的北、西、南边一举而宅地化了。”(11)可见这一区域是临安城内适宜居住的好地方。既然宫城、官厅设在了凤凰山及吴山东侧山麓，江商海贾相应地向地势更高一些的山上移居也就不难理解了。
此外，江商海贾的经济实力雄厚，有能力建造花园式的住宅，凤凰山为其提供了较大的空隙地，这是城中商业繁华地段较难实现的。繁华地段的居住区人口密度大，能在这样的地方建造较大宅邸的多为权势之家，他们往往通过强制拆迁普通民居来实现。《宋史》中记载了光宗绍熙年间宗室强制百姓拆迁之事：“都城之民，安居惮徙。宗戚营缮浸广，每建一第，撤民居数百，咨怨者多。”(12)不唯南宋，权势之家强制城中百姓拆迁北宋时业已有之。北宋末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二十八日，御史中丞翁彦国在奏折中讲道：“臣闻蒙赐之家，则必婉转，踏逐官屋，以空前为名，或请酬价兑买百姓物业，实皆起遣名居，大者亘坊巷，小者不下拆数十家，一时驱迫，扶老携幼，暴露怨咨，殊非盛世所宜有。今太平岁久，京师户口日滋，栋宇密接，略无容隙，纵得价钱，何处买地。”(13)
又前文中说“寄寓之人多为江商海贾”，“寄寓”一词意在表明这些富商并不是原地居民，而是由外地迁入的，有记载表明临安的富商大贾多是绍兴年间自外地迁入的。“临安府自累经兵火之后，户口所存裁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数倍土著，今之富室大贾往往而是。”(14)实际上，不唯西北，各地的富商大贾多汇集京师繁华之地，这更增加了城中繁华地段富商建宅的难度。江商海贾之家纵有金钱盈室却无强权，因此，商贾家庭如权势之家在城中繁华地段夺地建豪宅庭院是不现实的，凤凰山则为依山而建高低错落的宅院提供了较大的便利。
凤凰山为大内之屏障，地势较高，防盗、防火较为有利。南宋临安偷盗之事颇多。南宋时沈俶曾说：“京城圜阓之区，窃盗极多，踪迹诡秘，未易根缉。”(15)盗贼偷盗的对象往往是皇室权贵之家、富商大贾。凤凰山就是皇城的西城墙，与宫城的正门丽正门相对，丽正门是一年之中皇帝到南郊祭祀时的通道，门上建有城楼，城楼上设有鼓楼。禁卫的兵营就设在凤凰山北从钱塘门至清波门一带，因此，这一带的治安管理应当是较为严格的。《梦粱录》卷十《防隅巡警》载：“临安城郭广阔，户口繁伙，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16)如此密集的房屋建筑也使得临安城成为火灾的频发区，对于临安的大火史书的记载颇多(17)。凤凰山离城中人口密集区稍远，这也成为防范火灾的有利地理条件。
从经商因素考虑，江商海贾寓居凤凰山与东侧邻近钱塘江，与便利的海上交通有关。
南宋临安的商业十分发达，远胜于北宋的东京。临安的人口达百万之多，是一个对外经济依赖性很强的城市，仅以谷物的需求为例：“一百五十万人口每天要消费谷物三万石，一年是一千一百万石，官府的供给能力不过是百分之十四。杭州虽有控制谷仓地带的有利地理条件，但如果没有能够运输大量谷物的商业、交通机构，没有资本的集中和准备，没有足以吸引各地谷物以低平价格集中到这里的回货保证，这个都市是成立不了的。”(18)如此大的消费需求多是通过水路从外方运输来满足的，大量的江商海贾从事远距离贸易以保证临安的城市供应。“当时的东南海路在远距离商业运输圈中是最活跃的一条航线，由于已经有了安全、迅速、定期的大量海上的运输法，所以为了经商从江浙到闽广只需要五至十日。为了购求江浙的米、绢、陶瓷、工艺品等回货，香料、药物、染料、铁、木材、砂糖、油脂、酒、麻布、葛布、藤器、鳖甲、珍珠、生果等流入杭州市场，堆满了市中心高档商店的店头。”(19)
凤凰山东面就是钱塘江沿岸一带，是东南海路的主要进出通道，大量的海上货物进入钱塘江后至此中转。“浙江(钱塘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常有‘海商之舰’进出，海商之舰大者可载五六百人，中等可载二三百人，小的可载一百多人。浙江也还是沿海往来客商的出入口，运载柴炭、竹木、水果的严、婺、衢、徽等州的船只，运载鱼蟹水产品的明、越、温、台等州的船只，都集中到候潮门外浙江沿岸，或靠近江边的徐村。”(20)钱塘江边与临安护城河交界的浑水闸，以及沿护城河北上至候潮门一带，是江商海贾的货物堆垛场地，也是商品批发市场，这里“团”“行”汇集。东南便门外浑水闸一带有布市、鲞团。例如，鲞团集中接待外商，以便城内的店铺批发。“城南浑水闸，有团招客旅，鲞鱼聚集于此，城内外鲞铺不下一二百家，皆就此上行合摭。”(21)候潮门外则有鲜鱼行、南猪行、柴行，候潮门内大街则有青果行。经过这些市、团接纳外商，然后批发给零售商，之后通过小河、大河、西河三条通向城内的水上交通线，将大量的海上货物转送到城内。
从人文因素方面看，邻近官署与官僚住宅，便于办理相关业务及与官僚交往。
临安的皇城在凤凰山东麓，因为皇城狭小，主要中央官署就集中在大内以北和宁门外御街西侧地区。三省、六部、枢密院和谏院在和宁门西北显宁寺旧址，茶盐所、会子所在三省大门内，交引库在太府寺门内，都酒务在清河坊南部，更向西，靠近西城墙丰豫门东南有临安府署和两浙转运司衙，富商的经营活动与上述中央官署密切相关。城西南凤凰山一带为丘陵地带，官僚住宅不多但也有一些，如凤凰山北麓铁冶岭的郭婆井有七官宅，清波门内的任美坊有五官宅(22)。江商海贾以凤凰山为居所，与中央官署、官僚住宅的空间距离比较短，便于及时与官府部门进行沟通，也便于与官僚交往，这对于经商活动的顺利进行是十分必要的。在古代社会，信息的获取通常主要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传递来实现的，因此，空间距离的远近成为影响信息获取速度快慢的重要因素。在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官府对民间商业活动的开展有着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如官府的商业政策信息对商人的经营就十分重要，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可以及早作出商业决策，从而把握商机，避免损失。
此外，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与前代相比有所提高，人们对于商人的接纳程度逐步增强，富商大贾的济危救困的仁义之举也见载于史书，如寓居凤凰山的江商海贾中“有好善积德者，多是恤孤念苦，敬老怜贫，每见此等人买卖不利，坐困不乐，观其声色，以钱物周给，助其生理；或死无周身之具者，妻儿罔措，莫能支吾，则给散棺木，助其火葬，以终其事。或遇大雪，路无行径，长幼啼号，口无饮食、身无衣盖，冻饿于道者，富家沿门亲察其孤苦艰难，遇夜以碎金银或钱会插于门缝，以周其苦，俾侵晨展户得之，如自天降。或散以绵被絮袄与贫匄者，使暖其体。如则饥寒得济，合家感戴无穷矣。”(23)社会认可程度的提升降低了与官僚交往的门槛，富商大贾想要趋近官僚，将住宅建在官僚办公的官署和住宅附近是不错的选择。
凤凰山邻近皇宫，周边场所为家人的饮食游玩提供了方便。从凤凰山东北依山而下便到了御街的起点大内的和宁门口。“和宁门外红杈子，早市买卖，市井最盛。盖禁中诸阁分等位，宫娥早晚令黄院子收买食品下饭于此。凡饮食珍味，时新下饭，奇细蔬菜，品件不缺。遇有宣唤收买，即时供进。如府宅贵家，欲会宾朋数十位，品件不下一二十件。随索随应，指挥办集，片时俱备，不缺一味。”(24)御街南段的店铺主要是食品店，由于供应大内和官府官僚，食品精细齐全，这里有不少有名的铺席和饮食，如“六部前丁香馄饨，此味精细尤佳”(25)。“大抵都下买物，多趋有名之家，如昔时之内前卞家从食，街市王宣旋饼，望仙桥糕糜是也。”(26)这一带的食品之精细考究当为全城之最，江商海贾多为富户，这样的饮食更能迎合商人家庭中上层的需求。
以凤凰山为寓居之所，既能享受到山间美景，也便于经商往来，还有休闲饮食娱乐之所。江商海贾海上经商多日，下船后无须远途行走就可到达居所，放松疲惫的身心，居山间清雅之地，酌酒临风，一览湖水秋光，路途劳累顿然消释。凤凰山可谓大内的屏障，看《南宋临安皇城图》(27)可知，皇城的建筑自东向西依山而上，凤凰山就在大内的正后方。因此，从凤凰山上就可以看到大内的部分风光，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的一种开放气度。
二 繁华街区寄居的经商“细民”
与富商大贾不同，城市中的小商贩家庭多从事服务业或小商品经营，居住地的分布呈现明显的零散性、寄居性的特点。宋代坊市制被彻底打破以后，小商贩家庭居住地的选择更为自由，如繁星般散落在市井各处；由于居处繁华之地而家庭经济实力有限，居住地的选择以利于谋生为要，较少考虑居住环境的舒适度，寄居成为不少小商贩家庭的居住模式。
有的小商贩家庭在繁华街区的楼宇间空隙地修造房屋，北宋东京城内“后街或闲空处，团转盖局屋，向背聚居，谓之院子，皆小民居止。每日卖蒸梨枣，黄糕麋，宿蒸饼，发牙豆之类”(28)。以居住地周围为活动区域，小商贩家庭有时采用“勘宅”货卖的形式，所谓勘宅，就是“每日于宅舍宫院前，则有就门卖羊肉、头肚、腰子、白肠、鹑兔鱼虾、退毛鸡鸭、蛤蜊、螃蟹、杂燠、香药果子、博卖冠梳领抹、头面衣着、动使铜铁器、衣箱、瓷器之类，亦有扑上件物事者，谓之勘宅。”(29)这些小商贩叫卖的小商品大都是日常饮食起居生活用品，进货上门的货卖方式极大地方便了城中居民的日常生活。此外，临安乃四方商贾汇集之地，往来客旅甚多，小商贩的经营也为来往的客旅和拥有店铺的富商之家提供了饮食生活上的便利。
有的小商贩家庭建造浮屋，“浮屋买卖者甚众”(30)，以此为暂居和经商之所。以临安为例，由住宅扩建导致的运河桥梁等市井繁盛之地的侵占成为临安的重大城市问题，浮屋的建造就是其一。浮屋是民间搭建的非法建筑，“临安府都亭驿至嘉会门里一带居民，旧来侵占官路，接造浮屋，近缘郊祀大礼拆去，旋复搭盖”(31)。浮屋的建造多是在商业繁华地段，临安“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每日清晨，两街巷门，浮铺上行，百市买卖，热闹至饭前。市罢而收”(32)。如此密集的店铺格局应当与浮屋见缝插针式的建造不无关系，浮屋在楼店间的存在使得临街的店面成为连续的界面。浮屋的建造多是为了挤占商业空间，富商大贾由于经济实力雄厚，有能力在城市中购买或租赁房屋，因此，居住在浮屋的小商贩居多。当然也有城市中下层居民在浮屋中居住的，此处只论述居住在浮屋中的小商人家庭。
浮屋的建造禁而不止，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浮屋多建在商业繁华区，多数小商贩经营饮食及生活用小商品，本就本小利微，如果离商业繁华地区过远势必会增加成本与难度。以饮食业为例，即使不考虑往返的费用，做好的诱人时令小食品如果经过长途运输可能会色香味俱失，无法及时销售。二是宋代都城的房屋建筑与租赁费用对于小商贩家庭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家庭支出。“南宋前期在临安建筑一间民房的费用最少是10贯(不包括地皮)。”(33)“理宗淳祐十年后，临安的报恩光孝观有‘屋一所，日可僦十千’。”(34)小商贩家庭每日所得不过几文乃至几十文钱。尽管由于时间和所处地域的不同，价格有些变动，总体上看小商贩家庭难以负担得起较高的居住费用，而浮屋则只产生较少的费用，尽管居住条件比较差，依然是小商人家庭的权宜之选。
由于浮屋的非法性质，居住在其中的小商贩常受到官府的搅扰而难以安居。嘉定十三年(1220年)，“本府(临安府)准省札，将城内外居民应搭盖蓬沓及桥道上下蓬屋浮铺日下拆除，仍将已拆除浮铺屋卖买等人，开具申尚书省，支给钱本优恤”(35)。实际上官府给予的补贴是较有限的。由于拆迁不利，有时会引起居民的不安，绍兴三年(1133年)七月二十二日的诏书就涉及了拆除占领桥道的住房时产生的混乱：“昨缘临安府申请，桥道去处居民，搭盖茅草席屋，并令拆去。其本府并不预定的确去处，于一二日内了毕，却纵令官吏所至骚扰，有不系当拆去处亦行起动，小民不安。”(36)除官府外，还可能受到自然环境带来的不利因素影响。有的浮屋建在沿河地带，《挥麈后录》载：“汴水湍急，失足者随流而下，不可复活，旧有短垣以限往来，久而倾圮，民佃以为浮屋。”(37)没有了短墙的保护，浮屋下临汴河，居住于其中的人一不小心就可能失足水中。
三 唐宋都城商人家庭居住地的比较
限于材料，对于唐宋都城商人家庭居住地的比较，只能就其在都城的空间分布这一宏观的视角展开勾勒式的简单描画。了解唐宋都城商人家庭居住地的空间分布进而进行比较，要结合唐宋都城的坊市制度、坊市分布及其特点来进行。
唐都长安采用严格而整齐的坊制，坊内分区，每区又有十字形小巷，小巷在当时称为“曲”。唐代规定坊门早晚都要定时开闭，以击鼓为号。唐都长安“不仅宫城与中央官署所在的皇城分开，而且与居民的‘坊’所在的郭城隔离，所有官吏私第与平民住宅一律都造在郭城的‘坊中’。唐代长安郭城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把所有的‘坊’分列在朱雀大街的左右两方”(38)，朱雀大街东西两侧各有东西两市，市的面积有两坊之地，四面各六百步，即一公里长。唐前期，曾将工商业者的居住区严格限制在东西两市内，将工商业者排斥在坊外。长安东西两市占总坊数的3.5％左右，面积仅占2.2％，可见当时工商业者的住房十分狭小。随着财富的积累，许多工商业者开始逐渐迁出狭小拥挤和嘈杂的市区，而移居到普通居民坊内。这种迁移活动在坊制被突破的初期，只有那些实力雄厚的工商业者才可以做到，怀德坊住着富商邹凤炽，大商人窦义居于永崇坊。坊制被逐渐突破之后，一般工商业者家庭也移居于坊内，兴化坊有贩缯的商人，“光德坊有贩粥者张氏之宅第、胜业坊有力车佣人宅、安邑坊有鬻饼者宅、宣平坊有相者宅、怀远坊有善筝人宅等”(39)。但是，他们的住宅多位于两市周围的坊里之内，还没有渗入到坊里内部的巷曲之内，呈现职业相同者常聚集一坊居住的特点。
北宋仁宗中期后，街鼓之声不闻，坊市制对居民和经商活动的限制彻底失去了作用。北宋坊市制的崩溃与后周至北宋东京推行新的街道制度有直接关系，新的街道制度也成为商人居住地范围逐渐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东京原称大梁，五代时，除后唐外，四代在此建都。五代至北宋东京由于驻军众多，人口激增，除漕运外，需要大商人经常从外地运送粮食及日常必需品，城中客商所需的邸店日增。此外，原有的旧城规模较小，街道狭窄。后周世宗在显德二年下诏扩建外城，等到官府按计划划分街巷、军营、仓场、官署用地后，任由百姓建屋造室。《资治通鉴》中也说：“其标内，俟县官分画街衢、仓场、营廨之外，听民随便筑室。”(40)
后周以来，东京推行新的街道制度后，街道和坊都发生了变化。在唐代长安外郭城中，街原是排列整齐的许多坊之间的通道，而坊中通道多称为曲，至北宋，东京坊中通道多称为巷，“街市”逐渐形成。街市的形成进一步模糊了坊巷的功能界限。“‘街’就不再是‘坊’之间的通道，而成为街道两侧商店和住宅的通道；‘巷’也不是‘坊’内的通道，而成为小巷两侧商店和住宅的通道，从此大街和小巷连接的交通网逐渐形成。”(41)宋代街市的这种变化使商人家庭住宅的分布范围与唐相比有了显著扩大，凡市井繁盛处多有商人家庭的居所。
以南宋临安为例，商人家庭居住地的空间分布呈现聚居与散居并存的特点。上文所述凤凰山周边寓居的江商海贾就是较为典型的商人家庭聚居一地的情况。不同的是，唐代商人家庭聚居两坊是在政府的强制性措施之下呈现的，宋代则是自由择居的结果。散居的特点是指宋代商人家庭的居住地遍及全城的诸多角落，市场与商人居住地的结合更加紧密。这种紧密是商人家庭经商活动与日常生活两者自由结合的结果，而不带有唐代时的强制性特点。与唐代相比，宋代商人家庭居住地分布的特点，反映出宋代商人有着较为宽松的生活方式上的选择权，择居的较大自由度就是其一。
①关于南宋都城临安的“坐南朝北”的城市布局，杨宽、徐吉军有较详细的论述。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56～358页；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出版社，2008，第29～30页。
②(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三，中华书局，1996，第47页。
③(宋)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一，商务印书馆，1937，第1页。
④(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合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294页。
⑤对江商海贾择居凤凰山周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早有关注，如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予以关注，文中述及：“凤凰山本身又称‘客山’，以江商海贾为中心的留寓富商，在该山和吴山周围建有邸宅。”徐吉军在《南宋都城临安》一书中也指出凤凰山为“以外贸而致富的商贾”居所；也有的学者认为《梦粱录》的这段资料所指的地域为临安而不仅仅是凤凰山。笔者以为，《梦粱录》的这段记载所指地域为凤凰山周边更为合理。
⑥(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二二，中华书局，1990，第3576页。
⑦(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二二，中华书局，1990，第3576页。
⑧(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二二，中华书局，1990，第3576页。
⑨(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二二，中华书局，1990，第3576页。
⑩(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一，中华书局，2003，第12页。
(11)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5卷，中华书局，1993，第319页。
(12)(元)脱脱等：《宋史》卷四〇四，中华书局，1977，第12225页。
(1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卷四，中华书局，1957。
(14)(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三，中华书局，1956，第2858页。
(15)(明)陶宗仪：《说郛》卷三五上，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16)(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合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215页。
(17)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出版社，2008，第190～209页。
(18)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5卷，中华书局，1993，第321页。
(19)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5卷，中华书局，1993，第324页。
(20)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418页。
(21)(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合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271页。
(22)临安官署的空间分布主要参考了杨宽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中的相关论述。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58～371页。
(23)(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合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294页。
(24)(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合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193页。
(25)(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合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242页。
(26)(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合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94页。
(27)(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二二，中华书局，1990。
(28)(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三，中华书局，1982，第119页。
(29)(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三，中华书局，1982，第119页。
(30)(宋)楼钥：《攻媿集》卷一一一，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3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卷一〇，中华书局，1957。
(32)(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合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241页。
(33)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第50页。
(34)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第56页。
(3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卷六八，中华书局，1957。
(3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卷一三，中华书局，1957。
(37)(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38)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39页。
(39)张娜：《唐代长安城内市民家庭与坊市的关系》，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古代史专业，2008，第19页。笔者对唐代工商业者居住地的描述采用了该文中的观点。
(4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九二，中华书局，1956，第9525页。
(41)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13页。
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政府政策影响着商人家庭居住地的空间分布。与唐代相比，宋代商人家庭择居的自由度更大。就个体小家庭来说，择居的自由度又与家庭经济实力直接相关，经济实力雄厚的富商大贾择居时主要考虑居住的舒适度，追求的是生活质量；经济收入微薄的小商小贩择居以便于经商为第一要义，讲究的是谋求生存。商人家庭居住地的空间分布应当涵盖城市与乡村两种情况，限于资料，笔者以都城东京和临安为中心探讨一下城市中商人家庭居住地的空间分布。
一 凤凰山周边寓居的江商海贾
南宋都城临安东南邻近钱塘江，西濒西湖，南部多山，北接大运河，形成了南高北低的地势，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临安采取了“坐南朝北”的特殊城市布局①。关于这个由南向北的特殊布局，当时有一个“先兆”的传说，认为临安“山势自西北来，如龙翔凤舞，掀腾而下，至凤凰山上止”②。“大内在凤凰山之东以临安府旧治子城增筑。”③大内和中央官署即太庙在它的左翼，郊坛一带正是它的右翼，而山势自西北来，西北角正是它的龙首所在，宫城就设在风景宜人的凤凰山山麓，凤凰山周边则有江商海贾居住。《梦粱录》卷一八《恤贫济老》载：
杭城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盖此郡凤凰山谓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荫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穹桅巨舶，安行于烟涛渺莽之中，四方百货，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业者众矣④。
凤凰山及其北面的吴山一带自古以来就绿树成荫，南宋以来，大量从事长途贩运及海外贸易的大商人建宅于此⑤。《梦粱录》的这段记载多少承袭了“先兆”传说的风水之论，事实上江商海贾于凤凰山周边择居，主要是考虑到其宜居的自然及人文风貌。下面试从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经济环境几个方面对富商择居此地的原因进一步展开论述。
从地理环境看，凤凰山有宜居的自然风光。
凤凰山，史书中也称风篁岭、凤篁岭，位于城西南，是临安城风水堪舆之说中龙首的所在，被视为风水宝地。此处地势较高，山上树木葱茏，怪石林立，北面是西湖，凭山远眺，西湖风光尽收眼底，暑湿季节较为清爽，文人墨客登临驻足时常吟诗畅怀，“好事者多题名其间”。“熙宁中，郡守祖无择对排衙石作介亭，天风泠然，有缥缈凭虚之意。山上有圣果院，侧有梵天院。”⑥苏东坡曾登山至介亭，吟长诗赞誉凤凰山一带的美景：
篮舆西出登山门，嘉与我友寻仙村。丹青明灭风篁岭，环佩空响桃花源。前朝欲上已蜡屐，黑云白雨如倾盆，今晨积雾卷千里，岂畏触热生病根。在家头陀无为子，久与青山为弟昆。孤峰尽处亦何有，西湖镜天江抹坤。临高麾手谢好住，清风万壑传其言……⑦
刘景文也抒怀于此，谈及久困梅雨后登山时的神清气爽。诗云：“泽国梅雨余，衰年困蒸溽。高堂磨新砖，颇觉利腰足。松根百尺井，雨绠飞浄渌。流觞聚儿童，一笑为捧腹。清风信可驭，刚气在岩麓。始知共此世，物外无三伏。长歌入云去，不待弦管逐。西湖真西子，烟树点眉目。涛江少酝藉，高浪翻雪屋。俯仰拊四海，百世飞鸟速。”⑧刘龙洲同郭殿帅游凤凰山也作诗咏诵：“廉纤小雨久于梅，喜得新晴亦快哉。五色波光丽鳷鹊，十分云气近蓬莱。旌旗侧畔官墙转，戈戟丛中武库回。走马看花生怕晚，果然桃李一山开。”⑨
凤凰山不仅风景秀丽，而且饮水方便。“杭濒海，水泉咸苦，唐刺史李泌始导西湖水入城”，龙井为临安的饮用水源之一，龙井就在凤凰山上。“其地当在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风篁岭之上，深山乱石之水泉也。每岁旱，祷雨于他祠不获，则祷于此辄应。故老相传，以为有龙居之。”⑩
临安城多山，居住地有限，凤凰山麓及其北吴山周围地处临安城西，是高坡地，时人视为一等地。高宗南下之际，随着皇城的迁徙，将原来居住的居民移往城内其他恶劣地区或城外新开的地区，宫城、官厅等则设在了这一区域，于是“官厅周边的空隙地、皇城的四周、西湖的北、西、南边一举而宅地化了。”(11)可见这一区域是临安城内适宜居住的好地方。既然宫城、官厅设在了凤凰山及吴山东侧山麓，江商海贾相应地向地势更高一些的山上移居也就不难理解了。
此外，江商海贾的经济实力雄厚，有能力建造花园式的住宅，凤凰山为其提供了较大的空隙地，这是城中商业繁华地段较难实现的。繁华地段的居住区人口密度大，能在这样的地方建造较大宅邸的多为权势之家，他们往往通过强制拆迁普通民居来实现。《宋史》中记载了光宗绍熙年间宗室强制百姓拆迁之事：“都城之民，安居惮徙。宗戚营缮浸广，每建一第，撤民居数百，咨怨者多。”(12)不唯南宋，权势之家强制城中百姓拆迁北宋时业已有之。北宋末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二十八日，御史中丞翁彦国在奏折中讲道：“臣闻蒙赐之家，则必婉转，踏逐官屋，以空前为名，或请酬价兑买百姓物业，实皆起遣名居，大者亘坊巷，小者不下拆数十家，一时驱迫，扶老携幼，暴露怨咨，殊非盛世所宜有。今太平岁久，京师户口日滋，栋宇密接，略无容隙，纵得价钱，何处买地。”(13)
又前文中说“寄寓之人多为江商海贾”，“寄寓”一词意在表明这些富商并不是原地居民，而是由外地迁入的，有记载表明临安的富商大贾多是绍兴年间自外地迁入的。“临安府自累经兵火之后，户口所存裁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数倍土著，今之富室大贾往往而是。”(14)实际上，不唯西北，各地的富商大贾多汇集京师繁华之地，这更增加了城中繁华地段富商建宅的难度。江商海贾之家纵有金钱盈室却无强权，因此，商贾家庭如权势之家在城中繁华地段夺地建豪宅庭院是不现实的，凤凰山则为依山而建高低错落的宅院提供了较大的便利。
凤凰山为大内之屏障，地势较高，防盗、防火较为有利。南宋临安偷盗之事颇多。南宋时沈俶曾说：“京城圜阓之区，窃盗极多，踪迹诡秘，未易根缉。”(15)盗贼偷盗的对象往往是皇室权贵之家、富商大贾。凤凰山就是皇城的西城墙，与宫城的正门丽正门相对，丽正门是一年之中皇帝到南郊祭祀时的通道，门上建有城楼，城楼上设有鼓楼。禁卫的兵营就设在凤凰山北从钱塘门至清波门一带，因此，这一带的治安管理应当是较为严格的。《梦粱录》卷十《防隅巡警》载：“临安城郭广阔，户口繁伙，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16)如此密集的房屋建筑也使得临安城成为火灾的频发区，对于临安的大火史书的记载颇多(17)。凤凰山离城中人口密集区稍远，这也成为防范火灾的有利地理条件。
从经商因素考虑，江商海贾寓居凤凰山与东侧邻近钱塘江，与便利的海上交通有关。
南宋临安的商业十分发达，远胜于北宋的东京。临安的人口达百万之多，是一个对外经济依赖性很强的城市，仅以谷物的需求为例：“一百五十万人口每天要消费谷物三万石，一年是一千一百万石，官府的供给能力不过是百分之十四。杭州虽有控制谷仓地带的有利地理条件，但如果没有能够运输大量谷物的商业、交通机构，没有资本的集中和准备，没有足以吸引各地谷物以低平价格集中到这里的回货保证，这个都市是成立不了的。”(18)如此大的消费需求多是通过水路从外方运输来满足的，大量的江商海贾从事远距离贸易以保证临安的城市供应。“当时的东南海路在远距离商业运输圈中是最活跃的一条航线，由于已经有了安全、迅速、定期的大量海上的运输法，所以为了经商从江浙到闽广只需要五至十日。为了购求江浙的米、绢、陶瓷、工艺品等回货，香料、药物、染料、铁、木材、砂糖、油脂、酒、麻布、葛布、藤器、鳖甲、珍珠、生果等流入杭州市场，堆满了市中心高档商店的店头。”(19)
凤凰山东面就是钱塘江沿岸一带，是东南海路的主要进出通道，大量的海上货物进入钱塘江后至此中转。“浙江(钱塘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常有‘海商之舰’进出，海商之舰大者可载五六百人，中等可载二三百人，小的可载一百多人。浙江也还是沿海往来客商的出入口，运载柴炭、竹木、水果的严、婺、衢、徽等州的船只，运载鱼蟹水产品的明、越、温、台等州的船只，都集中到候潮门外浙江沿岸，或靠近江边的徐村。”(20)钱塘江边与临安护城河交界的浑水闸，以及沿护城河北上至候潮门一带，是江商海贾的货物堆垛场地，也是商品批发市场，这里“团”“行”汇集。东南便门外浑水闸一带有布市、鲞团。例如，鲞团集中接待外商，以便城内的店铺批发。“城南浑水闸，有团招客旅，鲞鱼聚集于此，城内外鲞铺不下一二百家，皆就此上行合摭。”(21)候潮门外则有鲜鱼行、南猪行、柴行，候潮门内大街则有青果行。经过这些市、团接纳外商，然后批发给零售商，之后通过小河、大河、西河三条通向城内的水上交通线，将大量的海上货物转送到城内。
从人文因素方面看，邻近官署与官僚住宅，便于办理相关业务及与官僚交往。
临安的皇城在凤凰山东麓，因为皇城狭小，主要中央官署就集中在大内以北和宁门外御街西侧地区。三省、六部、枢密院和谏院在和宁门西北显宁寺旧址，茶盐所、会子所在三省大门内，交引库在太府寺门内，都酒务在清河坊南部，更向西，靠近西城墙丰豫门东南有临安府署和两浙转运司衙，富商的经营活动与上述中央官署密切相关。城西南凤凰山一带为丘陵地带，官僚住宅不多但也有一些，如凤凰山北麓铁冶岭的郭婆井有七官宅，清波门内的任美坊有五官宅(22)。江商海贾以凤凰山为居所，与中央官署、官僚住宅的空间距离比较短，便于及时与官府部门进行沟通，也便于与官僚交往，这对于经商活动的顺利进行是十分必要的。在古代社会，信息的获取通常主要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传递来实现的，因此，空间距离的远近成为影响信息获取速度快慢的重要因素。在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官府对民间商业活动的开展有着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如官府的商业政策信息对商人的经营就十分重要，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可以及早作出商业决策，从而把握商机，避免损失。
此外，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与前代相比有所提高，人们对于商人的接纳程度逐步增强，富商大贾的济危救困的仁义之举也见载于史书，如寓居凤凰山的江商海贾中“有好善积德者，多是恤孤念苦，敬老怜贫，每见此等人买卖不利，坐困不乐，观其声色，以钱物周给，助其生理；或死无周身之具者，妻儿罔措，莫能支吾，则给散棺木，助其火葬，以终其事。或遇大雪，路无行径，长幼啼号，口无饮食、身无衣盖，冻饿于道者，富家沿门亲察其孤苦艰难，遇夜以碎金银或钱会插于门缝，以周其苦，俾侵晨展户得之，如自天降。或散以绵被絮袄与贫匄者，使暖其体。如则饥寒得济，合家感戴无穷矣。”(23)社会认可程度的提升降低了与官僚交往的门槛，富商大贾想要趋近官僚，将住宅建在官僚办公的官署和住宅附近是不错的选择。
凤凰山邻近皇宫，周边场所为家人的饮食游玩提供了方便。从凤凰山东北依山而下便到了御街的起点大内的和宁门口。“和宁门外红杈子，早市买卖，市井最盛。盖禁中诸阁分等位，宫娥早晚令黄院子收买食品下饭于此。凡饮食珍味，时新下饭，奇细蔬菜，品件不缺。遇有宣唤收买，即时供进。如府宅贵家，欲会宾朋数十位，品件不下一二十件。随索随应，指挥办集，片时俱备，不缺一味。”(24)御街南段的店铺主要是食品店，由于供应大内和官府官僚，食品精细齐全，这里有不少有名的铺席和饮食，如“六部前丁香馄饨，此味精细尤佳”(25)。“大抵都下买物，多趋有名之家，如昔时之内前卞家从食，街市王宣旋饼，望仙桥糕糜是也。”(26)这一带的食品之精细考究当为全城之最，江商海贾多为富户，这样的饮食更能迎合商人家庭中上层的需求。
以凤凰山为寓居之所，既能享受到山间美景，也便于经商往来，还有休闲饮食娱乐之所。江商海贾海上经商多日，下船后无须远途行走就可到达居所，放松疲惫的身心，居山间清雅之地，酌酒临风，一览湖水秋光，路途劳累顿然消释。凤凰山可谓大内的屏障，看《南宋临安皇城图》(27)可知，皇城的建筑自东向西依山而上，凤凰山就在大内的正后方。因此，从凤凰山上就可以看到大内的部分风光，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的一种开放气度。
二 繁华街区寄居的经商“细民”
与富商大贾不同，城市中的小商贩家庭多从事服务业或小商品经营，居住地的分布呈现明显的零散性、寄居性的特点。宋代坊市制被彻底打破以后，小商贩家庭居住地的选择更为自由，如繁星般散落在市井各处；由于居处繁华之地而家庭经济实力有限，居住地的选择以利于谋生为要，较少考虑居住环境的舒适度，寄居成为不少小商贩家庭的居住模式。
有的小商贩家庭在繁华街区的楼宇间空隙地修造房屋，北宋东京城内“后街或闲空处，团转盖局屋，向背聚居，谓之院子，皆小民居止。每日卖蒸梨枣，黄糕麋，宿蒸饼，发牙豆之类”(28)。以居住地周围为活动区域，小商贩家庭有时采用“勘宅”货卖的形式，所谓勘宅，就是“每日于宅舍宫院前，则有就门卖羊肉、头肚、腰子、白肠、鹑兔鱼虾、退毛鸡鸭、蛤蜊、螃蟹、杂燠、香药果子、博卖冠梳领抹、头面衣着、动使铜铁器、衣箱、瓷器之类，亦有扑上件物事者，谓之勘宅。”(29)这些小商贩叫卖的小商品大都是日常饮食起居生活用品，进货上门的货卖方式极大地方便了城中居民的日常生活。此外，临安乃四方商贾汇集之地，往来客旅甚多，小商贩的经营也为来往的客旅和拥有店铺的富商之家提供了饮食生活上的便利。
有的小商贩家庭建造浮屋，“浮屋买卖者甚众”(30)，以此为暂居和经商之所。以临安为例，由住宅扩建导致的运河桥梁等市井繁盛之地的侵占成为临安的重大城市问题，浮屋的建造就是其一。浮屋是民间搭建的非法建筑，“临安府都亭驿至嘉会门里一带居民，旧来侵占官路，接造浮屋，近缘郊祀大礼拆去，旋复搭盖”(31)。浮屋的建造多是在商业繁华地段，临安“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每日清晨，两街巷门，浮铺上行，百市买卖，热闹至饭前。市罢而收”(32)。如此密集的店铺格局应当与浮屋见缝插针式的建造不无关系，浮屋在楼店间的存在使得临街的店面成为连续的界面。浮屋的建造多是为了挤占商业空间，富商大贾由于经济实力雄厚，有能力在城市中购买或租赁房屋，因此，居住在浮屋的小商贩居多。当然也有城市中下层居民在浮屋中居住的，此处只论述居住在浮屋中的小商人家庭。
浮屋的建造禁而不止，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浮屋多建在商业繁华区，多数小商贩经营饮食及生活用小商品，本就本小利微，如果离商业繁华地区过远势必会增加成本与难度。以饮食业为例，即使不考虑往返的费用，做好的诱人时令小食品如果经过长途运输可能会色香味俱失，无法及时销售。二是宋代都城的房屋建筑与租赁费用对于小商贩家庭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家庭支出。“南宋前期在临安建筑一间民房的费用最少是10贯(不包括地皮)。”(33)“理宗淳祐十年后，临安的报恩光孝观有‘屋一所，日可僦十千’。”(34)小商贩家庭每日所得不过几文乃至几十文钱。尽管由于时间和所处地域的不同，价格有些变动，总体上看小商贩家庭难以负担得起较高的居住费用，而浮屋则只产生较少的费用，尽管居住条件比较差，依然是小商人家庭的权宜之选。
由于浮屋的非法性质，居住在其中的小商贩常受到官府的搅扰而难以安居。嘉定十三年(1220年)，“本府(临安府)准省札，将城内外居民应搭盖蓬沓及桥道上下蓬屋浮铺日下拆除，仍将已拆除浮铺屋卖买等人，开具申尚书省，支给钱本优恤”(35)。实际上官府给予的补贴是较有限的。由于拆迁不利，有时会引起居民的不安，绍兴三年(1133年)七月二十二日的诏书就涉及了拆除占领桥道的住房时产生的混乱：“昨缘临安府申请，桥道去处居民，搭盖茅草席屋，并令拆去。其本府并不预定的确去处，于一二日内了毕，却纵令官吏所至骚扰，有不系当拆去处亦行起动，小民不安。”(36)除官府外，还可能受到自然环境带来的不利因素影响。有的浮屋建在沿河地带，《挥麈后录》载：“汴水湍急，失足者随流而下，不可复活，旧有短垣以限往来，久而倾圮，民佃以为浮屋。”(37)没有了短墙的保护，浮屋下临汴河，居住于其中的人一不小心就可能失足水中。
三 唐宋都城商人家庭居住地的比较
限于材料，对于唐宋都城商人家庭居住地的比较，只能就其在都城的空间分布这一宏观的视角展开勾勒式的简单描画。了解唐宋都城商人家庭居住地的空间分布进而进行比较，要结合唐宋都城的坊市制度、坊市分布及其特点来进行。
唐都长安采用严格而整齐的坊制，坊内分区，每区又有十字形小巷，小巷在当时称为“曲”。唐代规定坊门早晚都要定时开闭，以击鼓为号。唐都长安“不仅宫城与中央官署所在的皇城分开，而且与居民的‘坊’所在的郭城隔离，所有官吏私第与平民住宅一律都造在郭城的‘坊中’。唐代长安郭城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把所有的‘坊’分列在朱雀大街的左右两方”(38)，朱雀大街东西两侧各有东西两市，市的面积有两坊之地，四面各六百步，即一公里长。唐前期，曾将工商业者的居住区严格限制在东西两市内，将工商业者排斥在坊外。长安东西两市占总坊数的3.5％左右，面积仅占2.2％，可见当时工商业者的住房十分狭小。随着财富的积累，许多工商业者开始逐渐迁出狭小拥挤和嘈杂的市区，而移居到普通居民坊内。这种迁移活动在坊制被突破的初期，只有那些实力雄厚的工商业者才可以做到，怀德坊住着富商邹凤炽，大商人窦义居于永崇坊。坊制被逐渐突破之后，一般工商业者家庭也移居于坊内，兴化坊有贩缯的商人，“光德坊有贩粥者张氏之宅第、胜业坊有力车佣人宅、安邑坊有鬻饼者宅、宣平坊有相者宅、怀远坊有善筝人宅等”(39)。但是，他们的住宅多位于两市周围的坊里之内，还没有渗入到坊里内部的巷曲之内，呈现职业相同者常聚集一坊居住的特点。
北宋仁宗中期后，街鼓之声不闻，坊市制对居民和经商活动的限制彻底失去了作用。北宋坊市制的崩溃与后周至北宋东京推行新的街道制度有直接关系，新的街道制度也成为商人居住地范围逐渐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东京原称大梁，五代时，除后唐外，四代在此建都。五代至北宋东京由于驻军众多，人口激增，除漕运外，需要大商人经常从外地运送粮食及日常必需品，城中客商所需的邸店日增。此外，原有的旧城规模较小，街道狭窄。后周世宗在显德二年下诏扩建外城，等到官府按计划划分街巷、军营、仓场、官署用地后，任由百姓建屋造室。《资治通鉴》中也说：“其标内，俟县官分画街衢、仓场、营廨之外，听民随便筑室。”(40)
后周以来，东京推行新的街道制度后，街道和坊都发生了变化。在唐代长安外郭城中，街原是排列整齐的许多坊之间的通道，而坊中通道多称为曲，至北宋，东京坊中通道多称为巷，“街市”逐渐形成。街市的形成进一步模糊了坊巷的功能界限。“‘街’就不再是‘坊’之间的通道，而成为街道两侧商店和住宅的通道；‘巷’也不是‘坊’内的通道，而成为小巷两侧商店和住宅的通道，从此大街和小巷连接的交通网逐渐形成。”(41)宋代街市的这种变化使商人家庭住宅的分布范围与唐相比有了显著扩大，凡市井繁盛处多有商人家庭的居所。
以南宋临安为例，商人家庭居住地的空间分布呈现聚居与散居并存的特点。上文所述凤凰山周边寓居的江商海贾就是较为典型的商人家庭聚居一地的情况。不同的是，唐代商人家庭聚居两坊是在政府的强制性措施之下呈现的，宋代则是自由择居的结果。散居的特点是指宋代商人家庭的居住地遍及全城的诸多角落，市场与商人居住地的结合更加紧密。这种紧密是商人家庭经商活动与日常生活两者自由结合的结果，而不带有唐代时的强制性特点。与唐代相比，宋代商人家庭居住地分布的特点，反映出宋代商人有着较为宽松的生活方式上的选择权，择居的较大自由度就是其一。
①关于南宋都城临安的“坐南朝北”的城市布局，杨宽、徐吉军有较详细的论述。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56～358页；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出版社，2008，第29～30页。
②(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三，中华书局，1996，第47页。
③(宋)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一，商务印书馆，1937，第1页。
④(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合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294页。
⑤对江商海贾择居凤凰山周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早有关注，如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予以关注，文中述及：“凤凰山本身又称‘客山’，以江商海贾为中心的留寓富商，在该山和吴山周围建有邸宅。”徐吉军在《南宋都城临安》一书中也指出凤凰山为“以外贸而致富的商贾”居所；也有的学者认为《梦粱录》的这段资料所指的地域为临安而不仅仅是凤凰山。笔者以为，《梦粱录》的这段记载所指地域为凤凰山周边更为合理。
⑥(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二二，中华书局，1990，第3576页。
⑦(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二二，中华书局，1990，第3576页。
⑧(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二二，中华书局，1990，第3576页。
⑨(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二二，中华书局，1990，第3576页。
⑩(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一，中华书局，2003，第12页。
(11)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5卷，中华书局，1993，第319页。
(12)(元)脱脱等：《宋史》卷四〇四，中华书局，1977，第12225页。
(1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卷四，中华书局，1957。
(14)(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三，中华书局，1956，第2858页。
(15)(明)陶宗仪：《说郛》卷三五上，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16)(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合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215页。
(17)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出版社，2008，第190～209页。
(18)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5卷，中华书局，1993，第321页。
(19)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5卷，中华书局，1993，第324页。
(20)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418页。
(21)(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合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271页。
(22)临安官署的空间分布主要参考了杨宽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中的相关论述。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58～371页。
(23)(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合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294页。
(24)(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合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193页。
(25)(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合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242页。
(26)(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合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94页。
(27)(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二二，中华书局，1990。
(28)(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三，中华书局，1982，第119页。
(29)(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三，中华书局，1982，第119页。
(30)(宋)楼钥：《攻媿集》卷一一一，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3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卷一〇，中华书局，1957。
(32)(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合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241页。
(33)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第50页。
(34)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第56页。
(3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卷六八，中华书局，1957。
(3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卷一三，中华书局，1957。
(37)(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38)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39页。
(39)张娜：《唐代长安城内市民家庭与坊市的关系》，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古代史专业，2008，第19页。笔者对唐代工商业者居住地的描述采用了该文中的观点。
(4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九二，中华书局，1956，第9525页。
(41)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