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家庭生计的需要，宋代商人家庭的住宅有时也成为经商活动的空间，店宅合一就是这种情况。也有的商人家庭将饮食起居之所和经商活动截然分开，从而较好地保留了家人生活的私密空间，这便是店宅分离。住宅是家庭生活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如果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修房盖屋，租住房屋则成为维持家庭生计与生活的首选。在这种情况下，租住地常常选择在闹市区或者交通要道等便于经商的地方。与家境不宽裕无力建房的家庭相比，富商大贾显得颇有余力，有的拥有不止一处住宅，形成家外有家的居住模式。
　　一 宅店合一
　　住宅与店铺功能一体化，商人家庭的经商活动与日常生活同在一个空间的情况就是宅店合一。宅店合一可以分为住宅店铺化和店铺住宅化两种情形。
　　有的商人家庭其住宅位于商业繁华地段或交通要道附近，邻近市场便于经商成为住宅店铺化的主要原因。“寿春民姜七，居于府市，邀接商旅作牙侩。”宁宗庆元三年九月，“五客负贩南药至，一姓陶，一姓祝，一姓何，一姓吴，一姓董，同宿房中”①，几位贩卖药材的商人在姜七家住了月余，才“起离榷场到淮岸，侯北界放客过淮”②。住宅邻近榷场，南北商旅在此地进行中转贸易的应当不在少数，加之姜七通晓市场信息，是联络商贾货物的牙人，姜七家辟为旅舍既便于姜七招揽生意，又方便了来往商旅。为了使前来的商贩在家中驻留更为便利，姜七还将家对面的空屋租赁来作为客房，姜七家对面有“空屋一所，相传鬼魅占处，无人敢居。姜赁为客房，以停贮车乘器仗”③。
　　地处繁华商业地段的商人家庭有的就在家门口开店经商，形成前店后宅式的格局。东京有个家富于财的张俊卿，“家中有赤金白银，斑点玳瑁，鹘轮珍珠，犀牛头上角，大象口中牙。门首一壁开一个金银铺，一壁开所质库”④。临安富户吴防御，“门首开个丝绵铺，家中放债积谷，果然是金银满箧，米谷成仓。去新桥五里，地名灰桥市上，新造一所房屋，令子吴山，再拨主管帮扶，也好开一个铺。家中收下的丝绵，发到铺中，卖与在城机户”⑤。开金银铺、质库、放债经营之家首先须有殷实的家境，如果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无法支撑的，此非寻常小商贩之家所及，张员外、吴防御应是富商大贾。这些店铺是上等店铺，一般都设在商业繁华、贸易频繁、交易额较大的地段。《都城纪胜》记载了都城临安中上等店铺的居所所在：“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仅百余家，门列金银及见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入纳算清钞引，并诸作匠炉韝，纷纭无数。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谓之珠子市头，如遇买卖，动以万数。间有府第富室质库十数处，皆不以贯万收质。”⑥因此，这两家门首开店是充分利用了邻近城市繁华地段的优势。还有的家庭在住宅门首开药铺，宋光宗绍熙元年，“临安府在城清河坊南首升阳库前有个张员外，家中巨富，门首开个川广生药铺”⑦。清河坊沿御街向北就是药市，在此地开药店深得货源之便。也有的在家门口开茶肆，吴生“居朝天门，开大茶肆，无赖少年竞登其门”⑧。门首开店铺难免占用公共的街道等空间，这也是造成宋代城市侵街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北宋东京和南宋临安屡见侵街的记载。
　　商人家庭的住宅店铺化不仅仅与其邻近市场、便于经商有关，还与家中经济状况的好坏有直接关系。虽身居闹市但缺少本金，临街开店的愿望也难以实现。“临安府有一个旧家，姓乐名美善，原是贤福坊平安巷内出身，祖上七辈衣冠。近因家道消乏，移在钱塘门外居住。开个杂色货铺子，人都重他的家世，称他为乐大爷。妈妈安氏，单生一子，名和，生得眉目清秀，伶俐乖巧。幼年寄在永清巷母舅安三老家抚养，附在间壁喜将仕馆中上学。”⑨从朝天门到寿安坊是御街中段，这一带是街市最繁华的地方，贤福坊就位于这一地域内，是右二厢十八坊之一。乐美善从繁华地段的贤福坊迁居到临安城西北边缘地带的钱塘门外，应当与“家道消乏”疲于支付有关。将自家的独生子寄送亲戚家抚养并在那里求学，也印证了家境窘困这一事实。宋代坊市制崩溃，店铺面街而开，乐家地处繁华地段却没有利用这一地理优势，恐怕与缺少开店面的本金有直接关系。
　　有的商人家庭居住在城市中，由于经济上不充裕不能开店铺经营，就先从沿街流动货卖做起，以维持生计。“临安内北门外西边小巷，民孙三者居之。一夫一妻，无男女。每旦携熟肉出售。”孙三自述：“我孤贫一世，有饭吃便了。”⑩等到家庭积累了足够的本金就可以开有固定经营场地的店铺了。“忠训郎王良佐，居临安观桥下。初为细民，负担贩油，后家道小康，启肆于门，称王五郎。”(11)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中小商人家庭来说，住宅店铺化既便于接近市场货卖，又节约了租金，靠着祖居之地可以维持基本的家庭生活。
　　另一种情况是店铺住宅化，一家人在店铺所在地生活起居。出现这种情况的家庭有的是由于家庭经济状况不好，只好以经商为主，个人的饮食起居服从于经商的需要，个人的家庭生活都暴露于众人的眼目之下，谈不上拥有宁静的私密生活空间。张拱“家甚贫”，“置药肆于宜春门后坊，仍不售。尝晨起，披农栉发，未洗颒。有道士迎日而来”，“径造肆中”(12)。前来的道士与晨起未及梳洗的张拱在药店中相遇，可见张拱的药肆既是经商之地，也是起居之所，店铺可能就是临街的两间房屋，没有前店后宅式的居住环境，生活的空间较为狭小。另有一位山店的老妪也是以店为宅居住的，老妪“家故汴都，累代仕族，一子事州县，卢相公违法治一事，子不能奉，诬窜南方。到方周岁，尽室沦丧，独残老躯，流落居此”(13)。落难的遭遇使得家破人亡，仅存老妪只能身居山店苟且偷生了。
　　也有的家庭尽管经济状况较好，但经营需要全家人的参与，为便于打理生意而居住在店铺之中。东京春游之日，三个宗室富家子弟行至“金明池上，行小径，得酒肆。花竹扶疏，器用罗陈，极潇洒可爱，寂无人声。当垆女年甚艾”。父母准备店中需要的物货，供应酒器饮食，女儿则在店中招呼前来的客人，一家人分工合作共同经营酒店。一年后，三人“相率寻旧游，至其处，则门户萧然，当垆人已不见”(14)。原来女儿抑郁而死，葬于屋后小丘。生意不景气却没有离开此地，还将女儿葬于屋侧，说明这里是一家人常住之所。
　　二 宅店分离
　　宅店合一使得商人家庭的经商活动与日常生活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家庭作为基本的经济单元的功能得以强化，但便利经商的同时也使得家庭生活的宁静有时得不到保障，家庭成员间的亲密接触由于住宅拓展成为商业空间的一部分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宅店分离则较好地保留了一家人生活的私密空间。店宅分离应当是多数商人家庭的生活状态，而关于这种常态的家庭史书中却记载不多，也许对时人而言，宅店分离的情况较为平常反而不见于书录了。宅店分离的家庭常常是家中的部分成员经商，其他人在居住地家中过着不直接受经商干扰的较为平静的生活。
　　店宅分离的家庭其住宅往往离商业繁华地域或交通要道较远，难以延伸为商业上的用途。于是，店铺与住宅分别位于不同的地方。“韩洙者，洺州人，流离南来，寓家信州弋阳县大郴村。独往县东二十里，地名荆山，开酒肆及客邸。乾道七年季冬，南方举人赴省试，来往甚盛。”(15)往来应试的举子为荆山酒肆和客邸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客源，每逢省试之时生意便会兴隆。由于是独自离家经商，大郴村的住宅就成了韩洙与家人团聚、休憩身心之所。
　　店宅分离的家庭其店铺与住宅的距离通常不远，多在一日能够往返的距离之内，以便家业兼顾。“南剑州(16)尤溪县人璩小十，于县外十里启酒坊，沽道颇振。只驻宿于彼，惟留妻李氏及四男女两婢在市居。每经旬日，则一还舍，然逼暮必反。”即使有时留宿家中，也“不晓便行”。店铺主要靠璩小十及雇用的仆人来打理，家人是不参与酒坊的经营的(17)。另有临川附近一家旅店生意较好，“行商走卒充满其间，无可栖泊之地”，“室距主翁家不远”(18)，主翁晚上回家休息，晨起回旅店照管生意。“黄州市民李十六，开茶肆于观风桥下”(19)，晚间回到家中，雇用仆人崔三看店门。
　　三 租赁住宅
　　南宋临安有许多从北方流落至此的商人家庭，由于在临安没有住宅，不得不租借临街的房屋，开店铺兼作住宅。“是时尚有京师流寓经纪人，市店遭遇者，如李婆婆羹，南瓦子张家团子。”(20)“都城食店，多是旧京师人开张。如羊饭店，兼卖酒。”(21)“暨南迁湖上，鱼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类，皆当行不数者。宋五嫂，余家苍头嫂也。每过湖上，时进肆慰谈，亦他乡寒故也。”(22)南宋杭州的绒线铺，以自东京流寓的人开的最为有名。“如厢王家绒线铺，今于御街开张数铺，亦不下万计。”(23)在城市中租赁房屋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对小商贩的生活影响较大。宋初绍兴三年七月曾下诏：“江北流寓之人，赁屋居住，多被业主骚扰，添搭房钱，坐致穷困。又豪右兼并之家，占据官地，盖房廊，重赁于人，钱数增多，小人重困。”(24)因此，官府曾几次下诏书禁止房屋租赁业经营者恣意增加房租。“在京有房廊屋业之家，近来多以翻修为名，增添房钱，往往过倍，日来尤甚，使编户细民难以出辨，若不禁止，于久非便。自今后，京城内外业主，增修屋业，如不曾添屋间椽地步者，不得辄添房钱。”(25)
　　有的商人家庭租住房屋，是由于经商之地官府及富户已在该地建造房屋及相关配套设施，为了便于经商同时也节约建房费用，便租用已经搭建好的房屋。临安城“官府仓储区广泛地分布在城北的东部，大体上茅山河东面的咸淳仓及盐桥运河东岸的平籴仓，可各自形成一个小区。这些仓库都在离运河最近的地方，主要是为了充分利用城内水运之便进行运输，全部选择在那一带成排地建立栈房。进口的香药、珍珠等贵重商品，若要到达城内，先须分布于南瓦附近抱剑营旁的批发仓库，然后供给小的批发商、零售商，而特别贵重的商品要收纳于与其地位相当的白洋池畔的仓库”(26)。泉州海商杨客泛海而来的货物到达钱塘江后，“悉辇物货置抱剑街主人唐翁家，身居柴垛桥西客馆”。唐翁的住宅就与仓库相距不是很远，杨客住宿发生大火时的记录表明了唐翁住宅与土库的关系：“望火起处尚远，俄顷间及唐翁屋……良久，见土库黑烟直上，屋即塌毁，烈焰亘天。稍定环视，皆为煨烬矣。”(27)除官府的仓储区外，城北白洋池一带还有民间的仓储区。“且城郭内北关水门里，有水路周回数里，自梅家桥至白洋湖、方家桥直到法物库市舶前，有慈元殿及富豪内侍诸司等人家于水次起造塌房数十所，为屋数千间，专以假赁与市郭间铺席宅舍及客旅寄藏物货，并动具等物。四面皆水，不惟可避风烛，亦可免偷盗，极为便利。”(28)塌房的租住“甚为都城富室之便”(29)。官营与民营仓储区的建立为商人家庭提供了经营和居住的便利。
　　没有祖居的房屋，家中又无力营建，有的小商人只好流落街头。临安有位卖爊鸭的小商贩，清晨从市场上买来生鸭，“日五双，天未明，赍诣大作坊，就釜灶燖治成熟，而偿主人柴料之费，凡同贩者亦如此。一日所赢，自足以糊口，但至夜，则不堪说，既无屋可居，多伏于屠肆肉案下，往往为犬所惊逐，良以为苦，而无可奈何”(30)。像这样住处无着的小商贩多是流落之家，从异地迁居而来，无屋可居又无力租赁。这些商人家庭的经济状况最为不济，经济状况好一些的往往租赁房屋居住。
　　除见载史册的文字形式的资料外，绘画等艺术形式的资料也可以适当地被运用到历史研究当中，如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了解东京商人家庭经商活动空间的很好素材。虽然《清明上河图》中的店铺许多并未见载入史册，但并不妨碍其艺术地再现当时东京城的繁华市井耐貌。人们看了《清明上河图》后，“恍然如入汴京，置身流水游龙间，但少尘土扑面耳”(31)。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台湾和大陆的学者对《清明上河图》的史学价值进行了不断挖掘(32)，其中周宝珠对《清明上河图》中所现店铺的研究最为详尽。对于图中所现香药铺、纸马铺、邸店、茶行、酒店等店铺的空间位置、店面门首及屋内陈设布置，周宝珠做了大量细致的考察和说明，是研究汴京商人家庭住宅与经商活动空间不容忽视的成果之一。
　　①(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1313页。
　　②(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1314页
　　③(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1314页。
　　④欧阳健、萧相恺编订《宋元话本小说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第46页。
　　⑤欧阳健、萧相恺编订《宋元话本小说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第320页。
　　⑥(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合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100页。
　　⑦欧阳健、萧相恺编订《宋元话本小说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第476页。
　　⑧(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中华书局，1988，第172页。
　　⑨欧阳健、萧相恺编订《宋元话本小说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第286页。
　　⑩(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1372页。
　　(11)(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1239页。
　　(12)(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520页。
　　(13)(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中华书局，1981，第112页。
　　(14)(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29页。
　　(15)(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596页。
　　(16)南剑州即今福建南平市。
　　(17)(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1316页。
　　(18)(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807页。
　　(19)(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805页。
　　(20)(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合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91页。
　　(21)(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合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93页。
　　(22)(明)袁褧：《枫窗小牍》卷上，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23)(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合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93页。
　　(2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卷二，中华书局，1957。
　　(2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卷二，中华书局，1957。
　　(26)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出版社，2008，第39页。
　　(27)(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587页。
　　(28)(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合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299页。
　　(29)(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合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100页。
　　(30)(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571页。
　　(31)《清明上河图》(吴宽跋文)。
　　(32)1933年11月17日，聂干因在《北平晨报艺圃》上发表《记清明上河图》一文，此文应当是20世纪研究《清明上河图》最早的一篇。50年代掀起了《清明上河图》的研究热，李步、张安治、董作宾、王叔惠、蒲松年等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其中董作宾著有《清明上河图》一书。六七十年代，台湾先后出版了刘渊临的《清明上河图之综合研究》、那志良的《清明上河图》两部专著。八九十年代，大陆学者周宝珠发表文章《试论<清明上河图>所反映的北宋东京风貌与经济特色》《<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分别见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和《河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以及专著《<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