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商在古代的发展，经历了三次大的高潮和三次大的低谷，与中国历史发展相吻合，呈现出波浪起伏的发展态势。
　　(一)古代秦地商业的产生
　　陕西是中国商业和市场的发祥地。新石器时代，随着农业、畜牧业与手工业的分离，在不同的氏族公社接触时，引起产品的互相交换。西安半坡的母系氏族社会遗址中，已经有了商品交换的痕迹。据研究，半坡遗址出土的石器，是用不同的岩石造成的。在这些岩石中，除片麻岩、石英岩等七种岩石产于西安附近外，其余的如玄武岩、辉绿岩、花岗岩等16种岩石，均产于关中以西地区。可见，远古的西安半坡先民们使用的石器工具，所用的外地石料，是通过交换得来的。
　　但真正使不同部落成员之间进行交换成为经常性经济行为，则是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由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黄二帝完成的。黄帝族，号有熊氏，曾居陕西黄陵县一带，《史记·五帝本纪》载“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兵师为营卫”，是个游牧部落。炎帝族，号称神农氏，原居渭河流域，后来活动区域扩大到达黄河中游地区，神农氏“教民稼穑”，是个农耕部落，今天杨凌的“教稼台”就反映了这一史实。黄帝部族东进后，与炎帝族结成联盟，并在向南发展中汇聚了其他部族，逐渐融合成华夏民族，而在这个融合过程中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首先，黄帝族南迁，扩大了分工，促进了交换。黄帝族南迁后，除一部分仍从事畜牧业外，另一部分“艺五种”，“播百谷”，过渡到农牧生活。又致力于发展手工业，黄帝命宁封为陶正、赤将为木正，以利器用；共工主金，以造铜器；元妃嫘祖劝蚕，以丝为帛。这种社会分工的发展，使交换日益成为经常性的制度。其次，黄帝还兴办了一系列有利于交换的事业。黄帝命“共鼓、货狄作舟”，命邑夷作车，减轻人们交换时负载提挈之劳，加大了商品交换的数量和扩大了商品交换的空间范围，使“驾牛，服远贾”成为可能。其三，黄帝设度量衡，命“隶首作算数”，“设五量”，即权衡、斗衡、斗斛、尺丈、里步、十百，这些都为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在技术上做了准备。
　　有交换，就需要有一个交换的场所，这就是市场。于是“有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经·系辞下》)在古老的豳歧大地上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市场。当然，这个市场最初是设在田野里，故《盐铁论·力耕》中有“市朝生草”之说，并且是人们在田野中“聚者为市”，很不固定，人们为交换往返跑路，耽误时间，不利于交换的发展。而在黄帝时便开始凿井，有井一则有水，可以洗涤商品；二则有井，就有人家，就会产生需求。人们开始把“市”搬到了“井”的旁边，《初学记》引《风俗通》有“因井成市”之语，《史记·平准书》“正义”注云：“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水，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故言市井也”。市井的出现，说明市场进一步固定化、制度化。《淮南子·览冥训》中说，黄帝时代市场管理已粗具规模，“道不拾遗，市不预贾……鄙旅之人相让以财。”这里的“鄙旅之人”就是最初的商人。这些都说明，陕西是中国最早产生市场和商人的地区之一，一个以“市不预贾”的正商形象出现的商人阶层，开始走到了文明的门槛之前。
　　毋庸置疑，中国夏商阶级社会的出现，有力推动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特别是居于商丘的殷人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据《尚书·酒诰》记载，殷人的先祖王亥“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后来的陕西周人便把从事这种行业的人称为殷商之人——商人，并顺理成章地将商人从事的买卖业务活动，称作为“商业”。
　　而真正将中国商业和商人纳入规范化管理，形成制度化的则是陕西的周人。周人是炎黄的后裔，由他们建立的周朝，是中国奴隶社会最鼎盛的时期。因此，他们也创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商业管理制度——“工商食官”体制，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府严格控制市场的制度。
　　“周人重农”，从这一政策理念出发，周王朝对商人和商业实行严格的政府控制。商务奴隶和手工业奴隶一样，都是人身隶属于官府，在官府的驱使下从事商业活动。《吕氏春秋·上农》记载：“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这就是“工商食官”制度。一般自由民只是在农闲时，才允许从事商业活动。周公在告诫殷商遗民时说：“小子惟一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牛车远服贾。”《战国策·秦策》中也记载，姜太公早年在朝歌为“废屠”，故“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周朝对市场及其交易活动，更实行严格的管理。西周王城中的市，采取“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布局，王城周围五百里都设有固定的市，“凡国野之道……50里有市，市有候馆”。并对交易商品和交易时间有严格限制，对体现身份品级的“礼器”和“武器”，“不鬻于市”；质量不合格，五谷不时，“不鬻于市。”交易时间则日设三市，“大市，日昃而市，百姓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使交易时间错开，不致造成人员和业务的混乱，并设“质人”和“廛人”对市场进行管理。西周的这一套市场管理制度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是体现奴隶等级秩序的官府控制市场的非自由贸易制度，它既反映了商业和市场发展初期的一般需要，又限制了商业和市场的发展，对后世的商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进入春秋时代后，铁器等新式农具的使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私田的大量出现，使西周的“井田制”开始崩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要求改革僵化的“工商食官”体制，使市场朝着自由贸易的方向发展。而各国诸侯为了争取民心，培植实力，纷纷放宽对商业的限制，采取“市讥而不征”的重商政策，有力推动了商业与农业和畜牧业分离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使自由的个体商人作为独立的社会阶层登上历史舞台，其标志之一就是秦商的初步形成。
　　(二)秦商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公元前356年，秦国的“商鞅变法”拉开了这场巨大社会变革的序幕。商鞅“废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使土地私有制完全合法化，私有制观念随之深入人心。这便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驱动力，使秦人在列国中最先确立了“经济理性人”的意识，儿子借给父亲耕具，就觉得是个很大的恩惠；婆母不经儿媳的许可，使用簸箕扫帚，立即受到儿媳的责备。尽管商鞅主张农战，讲求输粟拜爵，但他确立郡县制，统一斗、斛、权、衡，统一赋税，还是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为独立自由的秦商登上历史舞台扫清了道路。一大批自由的独立商人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跨州越县，服牛格马，经商于各个诸侯国之间，与诸侯分廷而抗礼。其中，国师吕不韦、陇上巨富王宗汉、蜀地女商人巴清、咸阳富商任氏、边地巨富乌氏倮就是著名的代表，从而标志着秦地商人的产生。
　　秦王嬴政即位后，以政治家的远大眼光，“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用秦国的金戈铁马迅速统一六国，尔后马不停蹄地拓展边疆，建立起万民归心的统一大帝国。秦立国关中，建都咸阳，其地“黄垠千里，沃野弥望，华实纷敷，桑麻条畅。邪累褒斜，右滨阡陇，宝鸡前鸣，甘泉后涌，面终南而北云阳，跨平原而连潘冢……南有元灞素浐汤井温泉，北有清泾浊渭兰池，周曲浸决，郑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林茂有户之竹山，挺蓝田之玉，班述陆海珍藏，张叙神皋隩区。”这种得天独厚的经济社会条件，决定了关中“上溯文丰武镐，下逮杨隋李唐，十朝建都，推为极选”，且“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得关中者得天下，关中为历代帝王建国之基。更何况此地山川雄伟，土田衍沃，水土饶益，自古有发达的农业资源。又四塞雄封，北有胡苑之利，“地多驴马牛羊旃裘筋肉”，南有巴蜀之饶，高山深谷，蕴藏着丰富的物产资源。这种区域经济的自然差异，使陕西用其畜牧产品与中原农副产品相交换成为古代经济的主要特色，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加之秦立国后，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加强市场的建设与管理。秦统一六国后，修筑了以咸阳为中心沟通全国的驰道，一条向东通燕齐，一条向南达吴楚。在北方还修筑了从云阳达九原的“直道”，新修了从咸阳到成都的“栈道”。这些道路的修筑，对加强全国市场的联系，为市场联络成网准备了条件。在市场建设方面，秦在咸阳城内设“咸阳市”，为商贩贸易的最大固定市场，还设有直市、平市、奴市、军市等专业市场。并将这种市场制度推广到巴蜀，在成都“置盐铁市官，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这里“阓”是市垣上的门，市里有四通之街，街中有各家肆铺。而且，秦对国外商人采取了“轻税”政策，以广招徕，使各地贩运更频繁，宰相李斯曾说，秦“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羽，树灵鼍之旗，此数宝者，秦不一生焉”，就是说这些都是来自全国各地从市场交换中得来的。同时，秦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这些在客观上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秦商进入封建社会后，获得了第一次发展的机会，形成秦商发展的初潮。对此，《史记·货殖列传》有很准确的描述，“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
　　秦因暴政，二世而亡。汉兴，承秦制，汉代的商品经济并没有因改朝换代而中断。相反，在秦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为秦商的发展增加了许多新的因素。这首先是为了削弱关东旧贵族的反抗，刘汉王朝多次强制迁徙六国旧贵族及其高赀商人的后裔于长安周边地区，一方面易于加强对他们的控制，使其在天子脚下受到监视；另一方面，培植了秦商的社会基础，使秦商的力量因六国贵族商人的加入而获得了巨大的增长，有力冲击了自然经济的束缚。如汉高祖九年迁原六国旧贵族后裔及强豪富户人家十余万口，包括“齐田、楚昭、屈、景、怀及诸功臣家于长陵”，武帝元厥二年“又徙郡国豪杰及高赀富人三百万以上于茂陵”，致使长安“五方杂厝，风俗不绝，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更为重要的是，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使汉帝国的版图扩展到西伯利亚以远，政府在那里设立“西域都护府”，加强对丝绸之路的国家保护，使汉代的对外贸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流向西域，西域的葡萄、核桃、黄金流向中国，极大增强了汉帝国的经济实力。
　　汉王朝立都长安，使“秦商”第一次名副其实地流播于世。
　　汉王朝对都城长安市场的建立十分重视。长安城人物殷富，规模庞大，比当时的罗马城大3倍以上，有808万户，246万口，是国际大都市和全国商业中心。文人班固《西都赋》描写汉长安城的情况是：“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城内的市场实行“坊市制”，商业区的“市”与居民区的“里”严格分开。长安城内设九市，道西六市，道东三市。有的以所在地命其名，它们是：交门市(渭桥北头)、李里市(雍门市)、交道亭市(便桥东)、细柳市(细柳仓)，加上含光门大道两侧的东市和西市。市内区划整齐，各市周围有市墙，叫阛，将市场与居民区隔离开来，市有市门，叫阓，有士兵把守，关闭有时。张衡《西京赋》中写道“郭开九市，通阛带阓”，就是这个意思。市内店铺按经营商品排列，叫“肆”或“市列”，肆中设“小屋以卖物者”称“贾区”，由贾人坐卖。即使是小贩也按商品排列，挨次摆着摊子，进行交易，叫“坐肆列贩”。长安西市有柳市，是贩卖柳条编织物的市列；东市有“酒市”，是贩酒的市列；牛市是贩牛的地方，贩肉者谓之屠肆。在城郊还有长陵小市，离城25里富平津的“直市”，因卖物言不二价而著名，城外七里还有“槐市”，“列槐树数百为隧”，让太学生在槐树下交易所带来的物产、书籍。汉高祖刘邦为了使其父亲过上故乡的生活，又仿故乡沛县“丰”邑的规模建了个“新丰”市，市内有“屠贩少年，沽酒、卖饼、斗鸡、蹴鞠”等商业娱乐活动。并且各专业市场形成自己专门的市场用语，“市语”有葫芦语、缫子语、纽语、练语、三析语等，外人不知就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专业商人的兴起。
　　汉代市场上的商品，主要是日常的生活、生产资料。例如：粮食类有粟、谷、米、粱、麦等；内食类有猪肉、牛肉、羊肉、油脂、鱼虾、鸡、鸭等；蔬食类有瓜果、芥菜、姜、藕、成芥等；牲畜类有马、牛、羊、猪、狗、驴等；器用类有铁器、陶器、漆器、竹木、编织品等；还有布帛、衣服、食盐、酒、药材及文化用品之类。此外，还有少量的皮毛、玉器、玳瑁、珠玑等奢侈品。粮食、牲畜、纺织品、蔬菜瓜果等。而且，在市肆里，店铺很多，店铺里熟食到处都是，菜肴陈列成闹市，饭店里摆着韭菜炒鸡蛋、细切的驴马肉、煎熟的鱼、切好的肝、咸羊肉、冷酱鸡、马奶酒、驴肉干、狗肉脯、羊羔肉和甜豆浆，还有小鸟肉、咸腌鱼和甜(瓤)瓜、热米饭加炸肉。
　　汉长安市场的商品交易量规模较大，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有一段记载，提供了一个大概情况。他说“通邑大都，酷一岁千酿，酞酱千瓨，浆千瓢，屠牛羊鼠千皮，贩谷案千锤，薪稿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招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裸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危茜千石，马蹄激千，牛千足，羊良千双，憧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莫鞠盐豉千苔，始然千斤，鳅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翩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族席千具，佗果菜千锤，子贷金钱千贯，节驭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这种商品交易的活跃，为秦商提供了巨大的舞台，使长安人素有经营工商业的传统。据《史记》载：“长安诸陵，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所谓“玩巧事末”，指的便是重视商业与手工业的社会风气。这些商业和手工业者，或因卖浆而聚资成千上万，或因经营五香果脯而发家致富，出门前呼后拥，连车列骑。产生了像诸田、田墙、田兰、韦家栗氏、长安王君房、樊少翁和公孙大卿等这些西汉有名的大富翁。汉长安城中甚至还有女商人，如武帝的姑母、窦太主所亲幸的董偃之母，就是一个在京城挨门串户贩卖珠宝的女商人；另一个长安著名的高利贷家无盐氏，也是全国赫赫有名的女商人。
　　在奴隶社会初期，工商业和农业被置于同等地位，即所谓“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西周建国以后，官府采取“工商食官”的管理体制，商人隶属于官府，还不是独立的社会阶层，统治阶级在官府管制下对商人还能采取宽容的态度。
　　春秋时期，生产力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各国诸侯进行变法，工商奴隶的阵前倒戈，使商业开始冲破“工商食官”的体制，独立的私人商人阶层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金玉其车，交错其服”，“志气高扬，结驯联骑”，积聚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严重冲击着封建自然经济的社会秩序，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转变以往对商业的温和态度，而采取了严厉的重农抑末政策。尤其是汉武帝时代的“告缗”“算缗”政策，严重地打击了商人势力，全国中上家财以上的商人纷纷破产，秦商的第一个发展浪潮就此衰落了下去。
　　(三)古代秦商发展的第二个高潮
　　魏晋南北朝的战乱，随着隋的统一而告结束，中国商品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恢复和发展时期。隋文帝节缩改制，为隋唐商品经济的恢复打下了基础。为了加强同南方经济区的联系，满足帝都对庞大物质的需求，隋开凿大运河，北起涿郡，南达杭州，西抵长安，成为沟通南北物资交流的大动脉，有力保证了京师的物质供应。隋炀帝大业元年又“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培植了秦商的社会基础。进入唐代后，唐太宗励精图治，选贤任能，使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盛唐气象。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内贸强劲、外贸发达。内贸以长安为中心，形成全国商品流通网络。关中地区“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千里”。当时长安城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招致商旅，珍奇山积”，长安成为巨大的全国商品博览会。外贸因中国强盛，海内统一而达到历史最繁盛时期，“是时中国强盛，自(长安)开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路，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特别是丝绸之路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外商品交流十分发达，“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许多外国商人在长安城内开酒肆，设质库，筑“波斯第”，展现了帝国强大所表现出来的开明胸怀。
　　二是市场广大，商业繁兴。隋唐立都长安，使长安成为当时最大的国际商贸城市，城区面积84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当时能与长安媲美的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人口都在80万以下，长安无疑是中世纪的第一大帝都。唐城市建置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居民区为坊，全城东西向南北大街21条，南北向东西大街16条，共分为108坊，“百千家以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交易区为“市”，唐长安有东市、西市之分。东市居南北两坊之地，街市内货财220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聚。西市，南北尽两坊之地，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两市内有各种肆店、酒家、旅邸上万家。武宗会昌三年(843)六月十七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营门以西二十四行四千余家，官私财物、金银绢药等总烧尽”。两市相比，西市更为繁盛。西市多居平民商户，又近永济渠，水路交通方便，还是丝绸之路“开远门”的起点，便有许多胡商在西市开店。同时，市的围墙也开始被打破，人们纷纷在临街房舍“白街打墙，接造檐舍”开设店铺，一种“临街设市”的自由贸易商业新形式正在兴起。
　　三是商业分工发展，新事物不断出现。初唐以后，社会经济发展和商业的繁荣，特别是长途贩运数量巨大，为储存货物服务的“邸店”开始出现，长安的东市已有“四面立邸”的记载，《唐律疏义》卷四解释曰：“居物之处为邸”，邸店即供客商堆放货物，借住食宿，还从中居停贸易，成为新的贸易中介组织。此外，由于唐贸易量大，动辄“腰缠万贯下扬州”，为了保证现金安全，经营货币存放业务的“柜坊”开始出现。戴君孚《广异论》载，开元初，有欲以高价收购三卫运至长安的北海绢，他对三卫说：“其钱先已锁在西市”。《太平广记》卷243也记载，商人窦义好施，给胡人米粮金钱，并将钱币存放在西市柜坊中，可见长安柜坊存储业务的兴盛。而且，为了克服铜钱较重，携带不便的困难，唐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充当货币支付手段的“飞钱”。《新唐书·食货志》曰：“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而取之”，已出现了纸币的雏形和前奏。这些都为秦商的第二次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隋唐时期社会经济的强盛，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使秦商以天子脚下，首善之民的优势，获得了第二次大的发展。他们以“帝都商人”的姿态，在唐帝国的广大区域内纵横捭阖，长袖善舞，极大地释放了大唐商人的雄浑。隋时的秦商已是“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进入盛唐后更是“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掀起新的经商浪潮。那些大商巨贾“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鹰……经游遍天下，却到长安城”。一般的中小商人也是“北抛衡岳南过雁，朝发襄暮看花”，“随风逐浪年年别，却笑如期八月槎”。在这种马不停蹄的通商贸易中，涌现出许多富可敌国的大商贾，形成秦商历史上第二个发展高潮。兹举其著名者为例：
　　杨素，隋炀帝时任尚书令，“贪冒财货，营求产业”，“邸店应利，田宅以千百计”，成为著名官商。
　　宇文化及，与屠贩者游，以规其利，并违禁与突厥贸易，也是著名官商的代表。
　　武士镬，为武则天的父亲，早年与邑人许元宝以鬻材为事，常聚木数万茎，因致大富。
　　窦乂，西市买油靛数石，雇人执爨，佣人剉破麻鞋，制为法烛，鬻之，获无穷利。先是西市称行之南，有十余亩坳下潜污之地，目曰小海池，为旗亭之内众秽所聚。窦某遂求买之，其主不测，酬钱三万，既获之，于其中立标悬幡标，绕池设六七铺，制造煎饼及团子召两街小儿掷瓦砾击幡标，中者以煎饼团子为酬。不逾月两街小儿竞往，计万万，所掷瓦砾已满地矣。遂经度造屋二十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甚获其大要。店今存焉，号为窦家店。
　　王辨，冯翔蒲城人，以行商致富。
　　邹风炽，长安人，其家巨富，邸店园宅遍布各地，四方所产应有尽有，金玉珠宝不可胜计，堪与古代富商猗顿、白圭媲美。生活备极奢侈，家中仆婢均锦衣玉食，其嫁女时，邀请来包括朝廷官员在内的数千人饮宴。待新娘出来时，但见周围环绕数百衣着华丽，仪容动人的侍婢，令宾客分不清哪位是新娘。曾见唐高宗请买终南山中树，愿每株树给绢一匹，自称树尽而绢不竭，从此富名遍传天下。
　　王元宝，长安人，其家财无数，时人视为天下巨富，与富商杨崇义、郭万全相延纳四方有才学之人，供其求学做官，天长日久，朝中有名望之人均出此三家门下。生活奢侈，挥金如土，常以金银叠为屋，以红泥泥壁。宅中设礼贤堂，以玉之石铺地，彩纹之石做柱础，又以铜线穿钱铺于后庭，以使雨天行走不滑，人呼其家为“王家富窟”。每大雪之际则令仆夫扫雪开径招揽宾客，欢宴为暖寒之会。唐玄宗曾问他：“家私有多少?”他说：“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南山树尽，臣绢未穷”。玄宗慨然说：“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
　　王酒胡，长安人，唐末朝廷命商贾捐资修葺城池，王氏遂纳30万贯助修朱雀门。以后要修安国寺，僖宗令能舍钱1000贯者，撞钟10次，“王酒胡半醉入来，经上钟楼，连敲一百下，便于西市运钱十万贯入市”。
　　王存处，京师富族，财产数百万。其父“善兴利，乘时贸易，由是富拟王侯，仕宦因资而富，侯服玉食，僮仆千指”。
　　宋清，唐代著名药商，“有自山泽来者，必归宋清氏，长安医工侍冀遵己。轻皆乐然相应……虽不持钱，皆与善约。积券为山，未尝谐券，终不复言”。《唐国史补》也记载“清药铺其方，辄易售，咸誉清。疾病叩痛亦皆乐就清求药取值。或不是逢与券，清不为此。岁终，度不能报，辄焚券”，“贫士请药，常多折腾，人有急难，倾财救之……人有义声，卖药宋清”。
　　罗会，长安商人，以剔粪为业，家财巨万，馆舍甚丽，入内棕洗，衫衣极鲜，屏风毡褥烹宰，无所不有。
　　裴明礼，长安商人。“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又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多瓦砾，非善价者。乃于地际竖标，悬以筐，中者辄酬以钱，十百仅一二中，未洽浃，地中瓦砾尽矣”。瓦砾清除完后，“乃舍诸牧羊者，粪既积，欲聚杂果核，具犁牛以耕之，岁余滋茂，连年而鬻，所收复至巨万”，还“缮甲第，周院置蜂房，以营蜜，广栽蜀葵杂花果，蜂采花逸而蜜丰矣。”完全是一个多种经营，以贫致富的商家里手。
　　刘钥匙，陇右水门村人，以举债为家，业累千金。能于规求，善聚难得之货，取民间资财，如秉钥匙开人箱箧帑藏，盗其珍珠不异也，故有“刘钥匙”之号。邻家有段富者，为钥匙所饵，放债与之，积年不问，忽一日执券而算之，即倍数极广，既尝之未毕，即以年系利，略无期限，遂至资财物产，俱归钥匙，简直是一个市场经营的行家里手。
　　秦商在唐代的第二个发展浪潮，到唐中期“安史之乱”后便逐步趋于衰落。因为唐德宗后，唐王朝已走出似锦的盛世，藩镇割据，军阀混战，关中为天下争夺之地。有人统计，陕西在历史上每58年便发生一次内战，战乱摧毁了经济发展的正常条件。唐中叶后，“黄河上下鞠为茂草，关中千里杳无人烟”，繁盛了1500余年的中国北方地区不可挽回地衰落下去。尤其是南宋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长江流域取代了黄河流域成为基本经济区，陕西作为安西路成为边疆洪荒，“郁孤台下清江水，满目皆是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大唐长安商人的繁盛已成为“昨夜星辰昨夜风”，留在了人们历史的追忆之中。
　　(四)古代秦商发展的第三个高潮
　　明清时代秦商的发展迎来了第三次浪潮，其标志就是陕西商帮的兴起和发展。陕西商帮是明代产生最早的“天下第一商帮”。陕西商帮的产生得力于两大历史机遇。
　　首先，明政府对陕西量身制定的“食盐开中”政策，是陕西商帮率先登上历史舞台的先决条件。明代陕西布政使司管辖的广大西北地区，是明代边防的最前线。为了防范边疆蒙古族鞑靼势力的反扑和制靡西番族的离心倾向，明政府不得不把边防建设的重点放在陕西，“明边重陕西”，在陕西沿长城一线设固原、延绥、宁夏、西宁四边镇，驻扎24万边防军和7万匹战马，以固守边疆安全。为了解决边防军的后勤供应，明政府遂于洪武三年在陕西率先实行创新性的“食盐开中”政策，以盐利为诱饵，促使陕西商民输粟换引，运粮边地，保证边疆所需。
　　明政府之所以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其政策的着眼点在于：陕西本身是边疆地区，命陕西输粮边关，路近省费，符合商品交易成本最低化原则；更为重要的是陕西本身是全国的主要产粮区之一，有大量粮食可供外运。而陕西作为十三朝文明古都，商品经济的漫长发展，也使陕西有厚重的商业文化历史积淀，使陕西人有敏锐的商业目光，可以抓住“食盐开中”政策提供的市场机遇。所以，食盐开中在陕西很快收到了效果。在开中粮盐政策引导下，陕西迅速掀起了“疾耕积粟，以应开中”的局面，陕西商民乘势而起，互相联引，输粮边关，换取盐引，走上大规模经商的道路。这时，作为以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商人集团化经营模式的商帮，就顺势登上了历史舞台。所以，陕西商帮是利用“食盐开中”机遇，最先登上历史舞台的“天下第一商帮”。
　　其次，明政府在陕西实行的“茶马交易”政策，对陕西商帮的发展起了促进和推动作用。在明代，北部中国唯有陕西产茶。陕西秦岭南麓的“秦巴茶区”，在唐代以盛产“芽茶”而闻名国内，到明代这一包括安康、汉中和四川保宁府(今日之四川万源市)在内地的大茶区已经形成，成为北部中国主要的产茶地。洪武四年，明政府规定“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处茶园，民所收茶，官给价……令有司收贮，于西番换马”，命将“紫阳茶区”所产之茶，全部由政府垄断经营，捆绑到西北各地，满足边地游牧民族对茶叶不可遏制的需求，并从他们手中换取作为主要作战工具的马匹，以保障边地和平和增强军备力量。这就是明代初年在陕西实行的，以陕南茶叶换取边地少数民族战马的“茶马交易”政策。大量秦商闻风而动，又南下陕南，将紫阳茶叶输向青海、宁夏，艰难地踩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茶马古道”，即“陕甘茶马古道”。“茶马交易”政策在陕西的实行，无疑给刚登上历史舞台的陕西商帮以有力的推动，极大增强了他们商业经营的力量，巩固了商人集团化经营模式。所以《泾阳县商业志》准确地指出，泾阳商人致富的途径是“东南在盐，西北在茶”。
　　明清时期方才登上历史舞台的陕西商帮，英姿勃发，雄心勃勃，以陕西人特有的博大劲直，以“骏马快刀英雄胆”的威武形象，在关系民生日用的“八大产业”领域，展现着自己的经营才华。
　　一是食盐。明代初年，“食盐开中”，淮盐“利敷三倍”。在淮盐利重刺激下，秦商持引到扬州贩盐，成为明代初中期淮扬盐场最大的盐业资本集团，长期占据着扬州盐业的“第一把交椅”。明人宋应星说：(扬州)“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清代陕西方志也记述“淮盐以西商为大宗。”对中国明清经济史素有研究的日本学者藤井宏则指出，在明代，“作为盐商的秦商，实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
　　到了明末，清朝贵族入主中原，秦商在扬州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帜，与清军做殊死的抗争，力量尽失，只好“弃淮入川”，将资本撤向四川，盼望在战后荒芜的四川，为自己开辟了新的发展天地。清代初年“川省正经字号皆属秦商。”形成了“豆腐、老陕、狗，走尽天下有”的垄断局面。到清代乾嘉年间，他们又将经商积蓄的资金，投资自贡的井盐业，形成“川盐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的投资热潮，一手促成了自贡井盐业的繁荣。然后，抓住清廷“川盐入黔”的机会，又将势力扩张到云贵。一首清代四川民谣准确描述了秦商在四川贸易的进程：“皇上开当铺，老陕坐柜台；盐井陕帮开，曲酒陕西来。”
　　二是茶叶。陕西的秦巴山区是中国植茶最早的地区之一。迄至明代，明政府在陕西实行“茶马交易”政策，促使秦商大规模走上西部贩茶的经营道路。当时陕西茶商将紫阳茶区每年所产115万斤茶叶，悉数西运，以换取战马。
　　但明代中叶后，西北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求量巨大，陕南茶产有限，不能满足需要。在茶市利益刺激下，陕西茶商千里迢迢到湖南安化，收购茶叶，然后将茶叶原料马驮人背到泾阳，压制成青砖茶，统一商标为“泾阳青砖”，其茶熬制后颜色红艳可人，散发土茯苓的香味，故也叫“茯苓茶”或“茯茶”。然后用骆驼驮运，贩运西北各地。这一波澜壮阔地西北边茶贸易，途经湘、楚、陕、甘、青、藏、疆、内蒙古八省区，覆盖西北40000余里市场，每年产销量4000万余斤，一直延续了400余年。
　　继“西北边茶”而起的是“西南边茶”。明代洪武三十六年，明政府又在西康实行“茶马交易”，令将四川雅安、名山、天全、射洪、邛崃川南五县的茶产，贩运康藏，这就是四川历史上500年的“五属边茶贸易”。在明清从事西南边茶贸易的主要是秦商。秦商分两批进入康藏。头一批是明代去的，主要是户县牛东乡的商人，号称“牛东帮”，他们主要集中在康定。第二批是清代去的，主要是泾阳商人，号称“泾阳帮”，他们主要集中在雅安的“三元街”。这些在西康的秦商茶号，将陕西的“团茶”技术引入川藏，在雅安将川南五县的茶产压制成茶砖，然后，雇用背夫沿茶马古道翻二郎山将茶砖运至康定驻坐锅庄，再由康定锅庄派伙计或交由从拉萨来的藏商将茶砖人背马驮，由巴塘、理塘、昌都运至拉萨，全程2000余里，每年将4500万斤茶叶运往西藏，为满足边疆民族需要做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
　　三是布匹。在明代，由于北方地区空气高亢，天气燥热，纺纱织布断头多，费时费力，无法形成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而江南由于棉纺织技术的推广，使苏(苏州府)松(松江府)嘉(嘉兴府)杭(杭州府)四府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中心，形成“北棉南去，南布北来”的流通局面，明代中前期，从事江南标布贸易的主要是秦晋商人。明代秦商去江南购布时，一般一个布商所带“白银动以数万计或多数十万两”。贩布动辄千万匹。进入清代后，北方开发了“挖掘地窖，以利纺织”的棉纺织新技术，使得湖北和河南农村棉纺织业迅速崛起。秦晋商人便主要贩运豫楚的棉布。在湖北，陕西布商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德安、汉阳、黄州、荆州等出产棉布的州县。秦商在河南各产布州县设庄成廛，收购布匹。河南的周口、怀川、豫中和豫南到处都有陕西布商的足迹，河南几乎每一个县都有“山陕会馆”，就是最好的证明。由于秦晋商人在中原大地上的胜利进军，使他们成为清代河南、湖北的主要商业力量。
　　四是药材。西北地区有中药材生长的优异生态环境，历来是药材的天然宝库。秦商将西部药材贩运各地，成为名著全国的药材贸易集团，号称“西帮”。甘肃、青海等西部地区是秦商活动的基本区域。明清陕西药商大都活跃在兰州、西宁一带，在甘肃、青海经营国药材贸易的基本上都是秦商，尤以华阴、同州人为多。另一个药材集中产区是陕西的秦巴山区，在此地收购药材的自然以陕西本帮商人居多，主要还是关中商人。这些产自甘肃、秦地的药材经过载行捆绑运送三原加工炮制成著名的“西口药材”，送至全国各地。每年经由三原改装发运各地的西口药材600万斤，“一年买卖总额20万元之谱”。在华北全国最大的药市祁州，陕西商帮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他们是西口药材的主要经营者；在华南的全国四大药市之一的亳州，陕西药商的力量十分雄厚；河南怀州药市也以秦商的马首是瞻。
　　五是水烟。陕西植烟很早，渭南、汉中在清代是重要的烟叶产地，后来同朝商人到甘肃经商，便将烟草的种植和吸食传入兰州，遂使陕西同朝烟商成为烟草贸易在西北异军突起的一支新军，一手垄断着西北的烟草生意，特别是水烟产销生意。清代以降在兰州经营水烟的主要是陕西同州、朝邑的商人，被称为“同朝帮”。他们“在兰州的烟行以财力富足而处垄断地位”，同朝烟商主要经营行销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青烟”，他们被统称为“丝子客”。其中泾阳是兰烟赴江南的必经之路和集散中心，每年过境数量在250万公斤，仅渭南孝义赵家在兰州设立的烟庄“丰盛兴”，在上海的分庄叫“一林丰”，销售量最高时多达5000担，资本亦由原先的30万两银子增加到100多万两银子，成为陕西有名的“盖省财东”。
　　六是酿酒。陕西是中国酒的原生地。明清时期凤翔城关、彪角、柳林、陈村四镇有酒坊48家，成为西北名酒之乡，境内“烧坊遍地，满城飘香”。清咸丰、同治年间，凤翔县城与柳林镇等酿酒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发展，所酿之酒被称为“凤酒”。1934年《第三届铁展陇海馆专刊》载：“陕省则以凤翔、岐山、宝鸡等县所产凤酒最优质，味醇藐，与山西汾酒不相上下。”进入清代后，陕西酿酒业最大的成功就是向“川酒”的胜利进军，他们将陕西先进的酿酒技术带入四川，酿制了包括茅台酒、全兴大曲、剑南春、泸州老窖、郎酒在内的一系列名闻全国和全世界的名酒，为中国酿酒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七是木材。陕西的秦巴山区，是祖国西部的主要林区。进入清代后，实行“放垦秦巴”的垦殖政策，便为陕西木商在清代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自明代以来，关中渭北、关西各县的商人，利用清廷开放老林“募商开厂”的政策机遇，将手中的资本转化为林业投资，形成陕西木商的市场新军。这些秦商，“来山中采买大木，就地立厂，号曰木厢。”这就是陕西“木厢”的兴起。在清代除了秦巴山区开发外，与秦巴首尾相连的陇山、祁连山以及梁山、黄龙均为林业发展之区。清代在陇山、祁连山区经营林业的主要还是秦商。富平商人在兰州开设的福兴、祥泰公木厂是兰州最大的木厂，他们在祁连山包了两座山，将林木由黄河运来兰州，供应兰州的全部木材之需。兰州城外的湖滩就是最大的木材市场，“木客松杉积万株。”而在岷州经营木材的仍以秦商为主，他们“入山购买，自洮泯临夏达宝鸡咸阳者，有自岷州短贩至新寺镇者，有自新寺镇收买转贩至临洮、宝鸡、咸阳者。”
　　八是典当。迄至明代，陕西泾阳、三原成为西部商务中心，每年“走镖之期”从西北各省流回陕西的银两两三千万两，加之陕西是西北政治、经济中心，帝国的西北财税要在陕西转输，清代乾隆以来的屡次西北用兵，每年经陕西协饷输银不下60余万两；新疆开省后，全国经陕西输疆的协饷就有291万两，这些使得泾阳、三原成为西部金融中心和钱业汇集之地。清初时陕西有当铺37座，到乾隆年间有69座，到嘉庆年间，陕西当铺有1293家，收当税6465两，而陕西全省地税才642两，足见银钱业之盛。到清初，随着“陕西填四川”的移民潮和秦商从扬州撤资入川，秦商典当业向四川扩展。有记载说：“四川省之典当业，在前清时，颇为发达。当时董斯业者，大都系陕西帮。”使秦商经营的典当、钱店成为“四川握社会金融之特权及放高利贷唯一系统。”所以四川才流传着“要发财，找老陕”的说法。
　　明清时期秦商在其经营的“八大产业”领域，以陕西人特有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发挥历史能动性，创造了明清商业史上的“八个第一”。这就是：
　　(1)陕西商帮是中国历史上产生最早的“天下第一商帮”。
　　明代初年明政府实行以“输粟换引”为主要内容的“开中制”，是明政府对陕西量身制定的特殊政策。这是因为：陕西是边关地区，将陕西粮食输送边关换取盐引，路近省费；陕西是产粮区，陕西八百里秦川，自古是中国的精耕农业区，明代陕西农业发展水平位居全国中上水平，西安府在明代全国产粮最多的164个府中排在第4位，是西部粮食输出的主要省份；陕西是十三朝文明古都，从秦汉以来陕西商业的超前发展就使秦商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营经验。这些历史和文化元素，使得秦商风云际会，抓住“开中制”所提供的历史机遇，乘势而起，成为明代初年产生最早的输粟换引的商人集团，号称“运粮大军”，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产生最早的天下第一商帮。
　　(2)陕西商帮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茶马古道——陕甘茶马古道。
　　明代初年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大量需要内陆所产的茶叶来化解食牛羊肉喝奶酪的油腻，摄取生命绿色，甚至达到“不得茶，则困以病”的程度。而在冷兵器时代，中原王朝主要是从少数民族手中获取战马，“天下腾蛟可用者不逾陕西”。在这种情况下，明政府机智地对陕西实行“茶马交易”的特殊政策。因为在北中国只有陕西包括安康、汉中在内的“秦巴茶区”才产茶。因此，用紫阳茶产换取边外少数民族战马的“茶马交易”政策，就成为明政府唯一在陕西实行的安边强国的基本国策。在这一政策引导下，秦商大量贩运秦巴茶区的茶叶到边关，从而开创了从紫阳经汉阴、石泉、洋县、西乡到汉中，又由汉中分两路，一路经略阳趋秦州(今天水)到兰州；一路经秦州到河州(今临夏市)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茶马古道——陕甘茶马古道。
　　(3)陕西商帮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盐马古道——定边盐马古道。
　　在柴达木盆地没有被开发之前，陕西定边盐池是祖国西部最大的食盐产地。明代弘治年间，为了满足伊克昭盟旗草原对食盐的需求，并从草原换取战马，明政府在陕西边地又实行“盐马交易”政策，允许陕西商民贩运定边盐湖的食盐到伊蒙草原换取战马，并在陕伊边地设“七大马市”，大规模地开展盐马交易。在这一特定边地贸易框架下，定边盐池才改名为“花马池”，即用定边的白色食盐换取草原上的五花马。陕西定边商民纷纷驮盐上路，贩盐到伊蒙草原各地，开创了从定边边墙沿长城东趋达于榆林的“红山堡”马市和经三、四马路走草原到伊克昭盟旗草原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盐马古道——定边盐马古道。
　　(4)陕西商帮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合伙股份制”企业制度。
　　陕西商帮是利用“开中制”政策机遇走上集团化经营的商帮。当大批陕西关中农民输粮换引，进城经商时，他们个体家族的力量是微薄的，而他们所承担的经营任务又是十分巨大的。如明代初年陕西富平商人李月峰一家就供应着定边最大的军营柳树涧堡1084名军士、374匹战马的粮草所需，动辄千百石粮。一家的力量不够，只好动员亲戚乡党，联合同县盘石村石家、韩村李家、亭口村王家、薛村路家“益治边事”，共同走上输粮边地的道路，后来形成富平北乡四大富户，这就是明清时期秦商合伙制的缘起。后来秦商与晋商共同努力将这种“合伙股份制”发展到进一步完善的程度。它包括：①以万金账为主要内容的融资制度；②以委托经营为主要特色的企业管理制度；③企业经理人的“记名开股”制度；④以“驻中间，拴两头”为主要内容的企业经营制度；⑤以在岗培训为主要内容的学徒制度；⑥以店规号规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⑦以“镖期”为主要形式的企业资金流通制度等。这种类似今日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制度是秦晋商人在没有任何外来文化可资借鉴条件下独立的历史创造，它比西方的股份制公司制度早了将近300年。
　　(5)陕西商帮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以“日分”为主要形式的契约股份制。
　　清代初年秦商携资入川，在四川经营贸易和金融积蓄资金，到雍乾年间利用清政府在四川实行“计口授盐”的政策机遇，开始投资四川自贡的井盐业，使“川盐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由于川盐是凿井煮盐，投资量大而且成败不定，遂使秦商创造了转顶、接逗、坐下节的资本接力投资形式。由于一井常为多人投资而成，从而使秦商在自贡创造了以“年限井”为主要内容的契约股份制企业制度。
　　这种契约股份制的内容包括：①以“出山约”为主要形式的联合投资制度；②以每天24小时划分的“日分”股票制度(即每分代表每天可推盐卤80担)是含有实际盐水产量的有价证券，可以自由买卖，转让和馈赠；③股份买卖以契约交割的形式进行；④投资风险的有限责任制度；⑤以“陕西大关”为主要形式的委托经营制度；⑥以“厂规”为主要内容的企业管理制度。这种以“日分”为主要形式的契约股份制已是现代股份制的雏形，它比西方的股份制早了100年，是秦商对世界经济史做出的重要贡献。
　　(6)陕西商帮创造了中国最早的“歇家”“锅桩”民族贸易中介形式。
　　明清时期陕西商帮承担着沟通西部少数民族经济的繁重任务，他们是面向西部少数民族的主要商业力量，当时被称为与南方商人对应的“西商”。当秦商携货到青藏高原、康藏高原贸易时，风俗不谙，言语不通，他们只好自办货栈，以寄货造饭。这种自办货栈的形式，在青海叫“歇家”，即汉语“歇伙”的意思，当年青海西宁、湟源等地的38家歇家均为秦商所办；在康藏叫“锅桩”，即汉语“垒石造饭”之意，当年康定的47家锅桩都为秦商所办。后来当地土人见办“歇家”和“锅桩”有利可图，开始与秦商联合举办汉藏合璧的歇家和锅桩，作为居停货物，传达语言，勾通买卖，说和价值的汉藏贸易中介组织即贸易经纪人，这就是青海“歇家”和康藏“锅桩”的由来。
　　(7)陕西商帮创造了天下第一名酒“茅台酒”。
　　在清代，当秦商按照清政府规定的“川盐入黔”经营体制，携带自贡井盐入云、贵贸易时，贵州省仁怀县茅台镇就成为转运川盐的水旱码头，称史“盐走赤水河，秦商聚茅台”。由于茅台镇大量陕西盐商云集，有一段时间茅台镇曾改名为“盐商镇”和“盐镇”。由于秦商来自酒的故乡，而当时贵州没有好酒，唯一的酒叫“洋柯曲”，酒品低劣。在茅台镇办“协兴”盐号的秦商高某，为酒所困，回到故乡找来凤翔柳林镇酿酒名师田某，携带西凤酒的配方来到茅台镇，利用赤水河的水和当地的优质高粱，经九次勾兑，创造了品质优异的“茅台酒”，当时叫“茅台烧锅”。1915年巴拿马国际赛会上茅台酒一举夺得金质奖，成为中国国酒的代表，号称“天下第一名酒”。
　　(8)陕西商帮创建了“天下第一会馆”——社旗山陕会馆。
　　明清时期，秦商赴外地做生意，服牛格马，周流天下。为了联乡谊，敬神庥，议商事，保太平，促进在客地的贸易事业，他们在各地建造了作为自己贸易根据地和异乡故园的会馆。明清时期中国商界流传的一句话就是“天下会馆数陕西”，秦商联合晋商是明清时期在全国建造会馆最早和最多的商帮。据调查，明清时期秦商和秦晋商人在全国各地建的“陕西会馆”和“山陕会馆”就有352所之多。其中最大的为河南社旗山陕会馆。河南社旗县在明代叫“赊旗镇”，明代以来大量秦商在社旗经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陕西韩城王庄党家，即今日的党家村。清代乾隆四十七年，由党家发起联合当地的山陕商人集资87786两白银，耗时110年，建造了由山门、铁旗杆、钟鼓楼、舞台、东西廊房、拜殿、陪殿、春秋楼一系列豪华建筑构成的山陕会馆，被河南认定为“天下第一会馆”，而当年社旗山陕会馆的馆首，就是陕西党家后人党燕堂。
　　明清时期陕西商帮对民族经济发展主要起到了“四大历史作用”：
　　第一，陕西商帮对推动明清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在明清之际从事全国商品流通的十大商帮中，秦商更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陕西处于中国西部畜牧经济区和中部农耕经济区的结合部。因此，在明清之际的中西部贸易通商领域，秦商始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在西北和西南商品贸易中更是如此。
　　在明清500余年间，把大量江南和楚豫土布贩运到西北的是秦商。明代至清光绪年间他们每年把约2700万匹江南标布贩回陕西，改卷后销往西北各地，已占到江南标布年商品量的70%以上。在明清500余年间从事西部边茶贩运的主要是秦商。在明代的西北茶马交易中，他们贩运陕西紫阳茶和四川保宁茶每年不下115万斤。入清后又大量贩运湖南安化茶到西北各省，每年不下4100万斤。在川藏边地，他们贩运“五属边茶”到藏区每年不少于4500万斤，为从根本上解决西部各省人民“不得茶，则困以病”的饮食之需同样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明清的食盐贸易领域，秦商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在明代的两淮和两浙盐场，秦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位列各盐商之首，就是成化叶淇变法后，徽商跳跃式发展，陕西盐商也是仅次于他们的第二大盐业资本集团。入清后，陕西盐商弃淮入川，在四川井盐的运销产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川盐资本秦人十居其八，以其雄厚资金和开放性经营思想一手促成了四川井盐业的繁荣，并在“川盐入黔”“川盐济楚”中占主导地位。秦商在从事西部畜牧产品与中部农耕产品的交换中占据优势地位。明代以来贩运西北的皮革、药材、木材以及水烟到中原乃至江南各地是秦商的基本业务和“西北贾多秦人”的基本条件。因此，把西北、蒙、藏各地的皮革运回陕西加工，促使“西口皮货”走俏全国的是秦商；把西北各地药材集中到陕西炮制，把“西口药材”运遍全国的是秦商；把秦巴、祁连的大木巨檩捆绑出山，使陕西木材遍布半个中国的是秦商：把兰州水烟贩回陕西刨丝加料成“青烟”，使青丝兰烟独步江南、南洋的仍是秦商。一个“西商”的称谓足以概括秦商在中西部长距离贩运贸易领域独领风骚的优势地位。
　　第二，陕西商帮对促使明清之际中国市场经济的萌芽有重大贡献。
　　在明清之际，市场经济萌芽主要产生在江南沿海地区和中部山区。而在这些地区产生市场经济萌业的20多个行业中，“它们的产品，差不多都有长距离运销”。其中有不少与秦商的活动有关。
　　首先，陕西商帮是推动江南、川、贵丝织业市场经济萌芽产生的重要力量之一。江浙丝织业是较早产生市场经济萌芽的行业。广大西北地区是江南丝绸的主要市场之一，“陕西为自古蚕桑之地，今日久废弛，绸帛资于江浙”。秦商成为经营江南丝绸的一支重要力量。当时经营丝绸的秦商统称为“标商”，他们生意做得很大，“资银来者动以千万计，供应奢华，同行争胜”，从而使江南丝织的兴衰与“商客之盛衰”形成休戚与共的关系。就是到清代，秦商转向川盐贩运，他们运川盐入黔，往往以收运川、贵蚕丝茧绸为回头货，使秦商在川贵丝市也很有实力。如四川与遵义接壤之“扶观坝”，“每岁二三月，山陕之客云集，马驼车载，本银百余万之多”。其次，秦商是推动明清江南棉纺织业市场经济萌芽产生最基本的力量。在明代，苏松嘉杭标布的主要市场在西北，每年大量陕西“标客”携银数万两、十数万两，到江南购布。一个标客一次就购布千万匹，使江南土布商品量3千万匹的70%被西商捆载而去，极大地推动了江南土布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使江南土布业的市场经济萌芽在明代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其三，陕西商帮促成了秦巴山区冶铁、木厢、造纸以及关中焙茶、制革、水烟和特种手工行业的市场经济萌芽。清代中叶在政府开发秦巴政策引导下，秦商把大量商业利润转化为生产投资，在秦巴山区开设铁厂、木厂、纸厂，使山内手工业的市场经济萌芽生长发育了百余年，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和相当规模。同时，秦商在经营中西部商品流通中，又促使关中地区的焙茶、制革、水烟手工制造业市场经济萌芽得到发展。其四，陕西商帮还直接促使了四川井盐业市场经济萌芽的产生。嘉道后，秦商把贩盐利润转化为盐井投资，创造性地以契约合营、股权合营的股份公司形式，为川盐生产开辟了汇聚资本的渠道，并掌握着川盐投资的80%以上，使川盐生产的市场经济萌芽得到长足发展。
　　第三，陕西商帮对于西部经济的初步开发起了先驱者的作用。
　　在明清时代，是秦商为利润所驱，北上陇坂在千里黄尘古道上扬鞭走马，是中国西部历史上的第一批“西部牛仔”。他们与当地人民一起，全方位地开发着处于洪荒状态的西部，为中国西部经济的初步开发起了历史先驱者的作用。
　　首先，秦商开发并培植了甘肃经济。秦商在从事甘、宁各地药材，皮毛的外销业务过程中，使陇上经济与中原经济接轨，仅1932年，甘省一地“水烟外销者共计约8833096斤，价值2174099元；药材外销5878500斤，价值820426元；皮毛外销699120斤，价值642990元，三项归齐总价值为7637506元”。这无疑对甘省经济起了输血作用。特别是同朝的秦商，在兰州一手培植的水烟生产，使“甘肃省内，直接间接依赖水烟为生者，总计男女老幼人数约30万人，仅兰州一地至少也有5万人以上……已占兰州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其次，秦商一手开发了川边经济。在明清一代的“炉客”万里投荒，赴打箭炉贸易，使秦商在康定经商已有600年的历史，经历有八代以上。在他们的努力下使打箭炉由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变为因山而城的川藏贸易总汇，川康商业操之于秦商之手。入清后，秦商又把贸易活动推进到深入藏区的道孚，东西果洛、巴塘乃至于青藏边区的玉树、结古，使陕西人的店号遍布藏区各地。清末秦商又赴甘孜和炉霍做生意，使该地区的商情顿行活跃，市场因之勃兴。其三，秦商促进了伊盟草原畜牧经济的开发。自隆庆五年俺答汗率部降明后，大量陕北榆林、神木、定边的边商携带中原产品闯入草原。在伊克昭盟各旗的王府和大昭寺附近摆摊设点，开展商贸活动，他们把大量布匹、茶叶等中原产品输入草原，使蒙古族“岁无二衣”的穷困状况得到了改善，而他们贩回蒙地的皮革、药材又进一步促进了塞北草原畜牧业的发展。其四，秦商还促使贵州经济得恢复和发展。清代初中期，从事“入黔”川盐贩运业务的主要是秦商。他们在川黔边岸从事川盐运销和购运当地土特产品的商贸活动，为“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经济带来新的生机。川盐入黔使川贵沿岸一批城镇逐渐繁荣。同时增加了贵州的财政收入，缓解了贵州财政紧张状况。康熙时贵州征收的落地盐税“六千六百两有奇，率川盐”，恩南、威宁、黔西、大定等地每年征盐税“至八九千金”，铜仁、松桃、石肝、镇运“每月可获万余金”。这些都增加了贵州的经济实力，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第四，陕西商帮对陕西经济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陕西既是明清陕西商帮的发祥地，又是陕西商帮的叶落归宿。500多年来，秦商跋山涉海，闯荡天涯，历经艰险都是为了这块厚重的黄土地。他们500多年的历史活动，对明清陕西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历史推动的作用。
　　陕西关中沃野千里，号称陆海，有素称发达的农业资源。明清的秦商经营中注重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靠山吃山，靠土食土。在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过程中，推动陕西经济的开发和发展。在明代，他们利用陕西农业丰收、土厚水深、挖掘土窑藏粮甚丰的优势，纳粟中盐，在把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过程中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从而有力推动了关中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又发挥陕南兴安、汉中产茶的优势，大量贩运陕西茶产到边关各地，有力推动了映南茶区经济的发展。入清后，他们又自备资本入秦巴山矿冶铸铁，伐木作厢，沤竹造纸，广种木耳、药材，使沉寂千年的秦巴老林第一次进入全面开发，山内农业和手工业兴盛红火了百余年之久。
　　陕西位于中西部经济区的结合部，西通陇青，南接蜀楚，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又有沟通西域的丝绸古道，处于西部地区的龙头地位。明清以来的秦商充分发挥陕西这一地域优势，大力发展中西部转运贸易，在对不同经济区域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的过程中，实现了陕西地域优势向效益优势的转化。在从明初到清末的500年时间中，秦商在陕、甘、青、宁、藏、川、蒙、黔、贵的广大范围内，结驷连骑，纵横捭阖，贩茶于川湘，运布于江浙，销盐于川淮，鬻皮于陇伊，承担着沟通中西部经济联系的繁重任务。在他们数百年的努力下，一手开通了以苏松嘉杭为起点，经襄汉达于龙驹、三原又北上陇坂直趋新疆、俄罗斯、中亚的国际贸易通道。他们肩挑车载，每年把大量江南、中原的茶叶、土布、丝绸、珍玩贩往陕西而货于西北，又把西部的皮革、药材、烟草、木仿运回陕西而贾于东南，使陕西的泾阳、三原成为西部商品集散总汇和金融划汇中心，发挥着西北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每年以三原为“标期”，流回陕西的银钱在2000万至3000万两之间，使渭北各县富室连拣，烟户繁居，保持着全省精华的优越地位。对此明人张瀚有过中肯总结。他说：“关中之地当九州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一，量其富厚，什居其二，闾阎报赛，甚于他省，而生理殷繁，则贾人所居也。”
　　陕西是中华民族科技文化的发祥地，十三朝京兆皇都的历史地位，使陕西集中了全国的能工巧匠，积淀了丰富的技术和文化存量。明清以来的秦商充分利用这一技术文化优势，将各地农产原料贩回陕西加工制造，再转卖他省，使陕西成为西部大宗日用商品的加工制造中心，在实行来料加工中把技术存量转化为技术增量，极大增强了陕西的经济实力。在明清，陕西三原、泾阳、大荔是全省的手工业加工中心，拥塞了成千上万的布匠、皮工和茶师，背负转运的闲人更多，每年秦商把东西各地的茶叶、布匹、皮革、烟草运回陕西交由他们加工制造，使陕西制造的“泾砖”“三原大布”“泾阳青丝”和“大荔皮筒”成为走俏全国的名牌产品，拥有稳定的市场流向和极高的市场占有率，500多年长盛不衰。这都有力促进了陕西城镇手工业的发展，充分显示了陕西作为西部科技文化龙头的优越地位，使陕西“市无懒农，田无荒土”，保持着当时中国西部经济最发达地区的优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