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二、秦商在近代的发展
秦商在近代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民国秦商发展的余波和革命根据地“红色秦商”的兴起。
(一)近代秦商发展的余波
进入近代社会后，由于外部西方商品的侵夺，特别是1867年陕甘回民起义的摧毁打击，内部秦商受农耕文化影响很深，他们遵循“以商求富，以农守之”的祖训，将大量商业利润在转化为土地投资和非生产性消费中耗散殆尽，没有完成向近代商人的转变，结果“资本荡然”“家产荡然”，较早地解体，进入了历史的尘封之中。
陕甘回民起义后，尽管陕西商帮在整体上已不能成帮，为后人留下了许多遗憾。但进入民国后，随着陕西经济的恢复和缓慢发展，特别是戊戌变法、慈禧新政、辛亥革命的一系列变革，工商阶层的社会地位提高，使商业资产阶级得以参加国民政府的政权建设，这些都推动了陕西商业和秦商的发展，使秦商在民国时期仍有一个不小的发展余波，并对陕西今日商贸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国时期秦商的发展余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西安作为陕西和西北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和秦商发展的余波
在明清时期，陕西的农村经济和城市政治的二元化社会结构十分明显。泾阳、三原由于交通便利，商业发达，长期以来是陕西和西北地区的商贸总汇和金融中心，每年经西北各地流向泾、三原的“标银”就高达2000万至3000万两，当时就有“宁要三原，不要西安”的传统说法。而西安仅仅是作为会城的政治中心，尚未对全陕经济发生太多的影响。明清时期的西安商业格局仍然呈现出以官府为核心展开、满足官府需要的依附形态。由于西大街是官府所在地，清时的陕甘总署衙门设在北院门，陕甘回民起义后随左宗棠迁往兰州，北院门成为陕西藩台办公之地，而南院门则长期是陕西布政使司的政府办公之地，而作为陕西考院的“贡院”又设在西大街早慈巷一带。为满足官府和文人学子的需要，西安商业以西大街为中心展开，著名商店、字号多设在南院门，盐店在盐店街，粟行在桥梓口，京广杂货铁器在广济街，文具纸张在正学街，竹木家具在竹笆市和东、西木头市。西大街成为西安商业最繁华的地段和商务中心。
但1935年以后，随着陇海铁路延展到西安和宝鸡，改变了整个陕西的经济格局，确立了西安作为全陕和西北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为了维持其统治，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进行一定程度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日本侵华战争，国民政府在江南和华北地区节节败退，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加快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而西北地区经济开发，西安自然为首选之地。同时，为确保国家经济实力，江南的大量工厂大举西迁，这都迫切需要解决运输问题，从而使国民政府重视西北的铁路建设，使陇海铁路从郑州延展到西安，而后又延展到宝鸡，并加快了西北地区的公路建设。陇海铁路的西延，改变了整个陕西的经济格局。首先铁路是更加快捷、便利和低廉的交通工具，并且不受高山河流的阻隔。铁路延展到西安，从根本上改变了陕西长期以来依托渭河水系和丹江水系运送货物的格局，泾阳、三原因在渭河北岸而不受渭水暴涨干扰的便利条件丢失。加之陇海线从西安又延展到虢镇和宝鸡，西向兰州、宁青，取道天水路近费省，从泾阳、三原到平凉入兰州的陆运优势亦不明显；西安又是省会，各地政府之间的财税划拨，资金往来更有优势，遂使西安取代三原、泾阳成为全陕经济中心，大型商店和钱业、银行纷纷向西安汇聚，并随之形成沿陇海线西安向咸阳、虢镇、宝鸡等新兴城市辐射的新格局。
其次，陇海线亦改变了西安的商业格局。由于西安火车站在西安城东尚德门一带，从而带动了西安商业向东大街、解放路一带的转移。加之清政府倒台后，清王朝贵族居住的皇城改作省政府的办公地，民族工商业的独立性也随着辛亥革命成功而进一步增强，原先那种工商依附官府的格局被打破，一些新式商业和金融业开始汇聚东大街，使东大街取代西大街成为西安新的商业中心，使西安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全陕政治经济中心。
在晚清和民国时期，西安的政治、商贸中心在南院门。南院门原是清初陕甘总督行署的驻地，坐落在西大街中段的南面，街道也因而被称为南院门。作为商业区来说，南院门正街的东、西两端向北拐，分别叫竹笆市、南广济街，再加上正学街，就形成南院门通往西大街的三条孔道。
由南院门一带向北到西大街中段，正好是人口相对密集地区的中心区位，行商坐贾纷至沓来，列肆设邸，百物汇集，逐渐形成西安城内最大的老商业区。据《长安咸宁两县续志》记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陕西抚巡升允“复于署外甬道左右建楼十楹，招商住居，规模王大”，这对南院门商业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入民国以后，南院先后为陕西省议会、国民党省党部、西安行营等机关所占驻。民国十五年(1926)又把南院西侧的箭道开辟为小百货市场，叫西安第一市场，由广场通到南广济街。到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陇海铁路通车以及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安外来人口突增，消费也随之增加，南院门商业区进入最繁荣的时期。
那时的南院门一带，不仅集中了全城几乎所有的老字号，全国著名的几家大书店也在这里开设有分支机构，给这古城的商业街渗透了浓厚的文化气息。每年春节前后开始的灯市，人山人海，元宵夜的焰火、灯谜，五彩纷呈，又使这里一时成为全城的文化娱乐中心。
辛亥革命以后，南院门商业区逐渐衰落。民国元年(1912)，陕西都督张凤翙下令拆除满城的城墙，开辟了东大街，接着又修建了两侧的街房，这是城内商业区逐渐向东半部转移的开始。民国十七年(1928)西安建市以后，市政府把满城区划为新市区，规划道路，标卖荒地，开辟了东、西、南、北四条新街，沟通了新市区与主要街道的交通。民国二十三年(1934)陇海铁路通车西安以后，新市区的东半部逐渐发展成为新工业区，北新街附近也建设了不少新村，成为城内最阔绰的住宅区。东大街由于距离火车站和西一路的汽车总站较近，成为西安交通枢纽，于是新开设的商店、旅馆业也越来越向这里集中，逐渐成为一处新的商业区。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特别是第二年武汉失守以后，大批工厂内迁，接着是沦陷区的难民也大批地涌入西安，新市区的人口不断地增长，直通火车站的尚仁路(今解放路)一带，也很快地发展成为又一处新的商业区。后来居上，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西安城内的商业重心已经大部转移到东半部，南院门已经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华。
2.抗战时期西安近代工业的迅速发展
西安近代工业发端于1869年左宗棠设立的西安机器局。但在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西安近代工业发展十分缓慢。除西安机器局(后演变为陕西机器局)外，在此期间内开办的工厂屈指可数，只有陕西省印刷局(成立于民国初年)等十余家。这些工厂不仅规模小，而且资金少、技术薄弱，在艰难的环境下惨淡经营，难以为继。
1935年以后，西安近代工业迎来了其发展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仅1935年，就有亚立工厂、玉德工厂、义聚秦工厂、中华毛织厂、成丰面粉厂、小多制革厂、西北化学制药厂、国华烛皂厂、襄明玻璃厂、西京电厂、新华机器砖瓦公司等11家近代工厂在西安设立。1936年在西安设立的近代工厂有大华纱厂、华丰面粉公司、中南火柴厂、大业香皂厂。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西南、西北地区成为支持抗战的大后方。因而抗战期间，西安近代工业发展十分迅速。1937年在西安设立的工厂有10家：西京机器修造厂、德记工厂、同发祥铁工厂、培华染织厂、民生工厂、东升面粉公司、成东面粉公司、城东制革厂、上海玻璃厂、西北电池厂。1938年在西安设立的工厂有7家：西京机器厂、陕甘工厂、和合面粉公司、西北化学制革厂、华盛皮件厂、西北协与造纸厂、启新印书馆。1939年在西安设立的工厂有11家：建国机器厂、同兴面粉公司、中原碾米厂、新兴碾米厂、大华纱厂酒精部、西北化学药厂酒精部、文化服务社陕西分社、华西制药厂、西北药厂玻璃部、西京猪鬃厂、军用颜料第一厂。1940年在西安设立的工厂有9家：振兴工厂、光大毛织厂、实验毛织厂、益生造纸厂、新华科学制药厂、长城电解厂、秦丰烟草公司、兴华造油厂、东华漂染厂。1941年在西安设立的工厂有11家：育才机器厂、建中机器厂、泰记华兴工厂、同兴铁工厂、建新铁工厂、企业公司毛织厂、长安制革厂、西北液体燃料厂、长安印刷厂、化学工业厂、华隆猪鬃厂。1942年在西安设立的工厂有1家，即三光玻璃厂。
据西安市档案馆编《陕西经济十年(1931—1941)》记载，“截至1942年2月，西安共有近代工厂67家，资本总额达1465.1万元。其中机器工业15家，资本148.5万元；纺织工业7家，资本348.2万元；面粉碾米业8家，资本177.5万元；制革业6家，资本81.3万元；酒精业2家，资本10万元；造纸业2家，资本37万元；火柴业1家，资本5万元；液体燃料业1家，资本100万元；印刷业3家，资本63万余；化学工业6家，资本172万余；制皂业2家，资本0.4万元；玻璃业4家，资本22.2万元；烟草业1家，资本100万元；电气工业2家，资本110万元；砖瓦业1家，资本8万元；制油业1家，资本12万元；漂染业2家，资本43万元；猪鬃业2家，资本2万元；颜料业1家，资本25万元。其中49家工厂都是抗战期间成立的，占当时西安现有工厂数的73.1%。这49家战时所成立的工厂资本总额为887.1万元，占当时工厂资本总额的60.5%”。从这组数字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抗日战争时期西安工业发展速度之快。
抗日战争期间，西安的近代工业发展十分迅速，不仅工厂数量多，而且涵盖门类广泛，包括纺织业、机器业、面粉碾米业、制革业、造纸业、化学工业、液体燃料工业、火柴工业、冶铁工业、玻璃制造业、纸烟制造业、电力工业、印刷业、砖瓦制造业、漂染业和制油业等十多个门类。
抗战爆发前后，西安工业发展迅速，不仅成为陕西的工业中心，而且也是整个国统区的11个工业中心之一。这次发展的余波中，在陕西也产生了如窦荫三、薛道五、石凤翔等在全国有影响的实业家。
窦萌三，1889年生于陕西蒲城县，1907年加入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在陕西著名同盟会会员井勿幕的影响下，成立了蒲城县教育会。窦萌三在其老师的主持下，与同学参加宣传革命的活动。1911年秋，武昌首举义旗，农历九月初一，西安张凤翙将军为首的同盟会人士，响应武昌义举，推翻清王朝在陕西的统治。不久，陕西都督府成立，窦萌三响应回原籍进县财政局工作。1914年调教育局任北乡视学员。1920年，窦萌三弃政从军，参加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杨虎城部，在军需处工作，后随杨虎城主政陕西，他任陕西省机械局局长。1932年，在他的努力下，筹设“西安集成三酸厂股份有限公司”。在组建过程中，延聘人才，克服了技术、原料来源上的困难，并试制成功了过去需要由远道购用的装酸瓷坛，还解决了依赖进口的生产硫酸提浓用的硅酸铁盘的问题，使生产得以正常进行。1940年时资本增至12万元，有职工、工人及学徒87人，1941年产量较战前提高了3倍以上。该厂为达到产、供、销立足西北，在蒲城县建立集中黄矿公司，在泾阳县开办硝厂，利用当地资源为西安集成三酸厂提供原料，使硝酸产量保持稳定。集成三酸厂为抗战时期陕西军工企业提供了必需的原料，也为陕西省的制革、印染、火柴等轻工业及交通、建筑等民用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保障。该厂产品不但抵制了长期霸占市场的日货，而且还远销到晋、豫、鄂等省。
1933年，在杨虎城将军和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等倡导下，发起筹设西京国货公司。窦萌三参与发起，集资招股，新中国成立后任公司董事长兼经理。当初该公司以抵制日货，倡导国货为宗旨。1935年西京国货公司正式开业。该公司建立新的管理制度，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窦任董事会董事，后又担任董事长兼经理。
薛道五(1897—1990)，陕西省华县人。曾任杨虎城将军部队军医处长，创办西安化学制药厂、私立西北药科专科学校。新中国成立前任西安市商会会长。
薛道五于1924年从江苏南通医学专科学校毕业，曾在开封创设晨光医院，因怀念故土，后将医院迁来西安，继续行医。1929年，因友人在医院传播进步书籍，被国民党军法处查获，薛道五被捕入狱。后经中共地下党张峰伯等人营救出狱，医院被迫停业。1931年他在好友连瑞奇的举荐下到杨虎城部队工作。擢升为军医处处长。
20世纪30年代初的西北地区，加工制造西药还是一个空白。西安虽有几家西药房，但所销售的药物大多是进口的，国产西药为数寥寥，而且价格昂贵。“九·一八”事变后，外货减少甚至中断。西北药品来源成为大问题。因此，内地设厂制药，更显得特别紧迫。加工制造新药尚属空白，市场供应的西药大多来自进口，价格昂贵，城乡人民深受缺医少药之苦。针对这种情况，韩威西、薛道五等人即筹划在西安创办一家化学制药厂，此举得到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先生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的赞许和支持。杨将军为其投资3万元，嘱咐迅速办厂。
1935年，由韩威西、薛道五、窦荫三、赵少艇、吴子实、程梦九、李子舟等名流共同发起创建了西北化学制药厂。他联络医、药专家，并且取得各界知名人士支持，筹集资金7万元建厂，购置地皮和机器设备，在西安市崇礼路(现西安市西五路)购买土地20亩，聘请建筑师设计兴建厂房，派人到上海观摩，组织参观团赴日观察。购置制药机械，招收工人，于1937年正式投产，薛道五被聘任为经理。从而结束了陕西不能生产化学药品的历史。
西北化学制药厂建成后，是当时陕西乃至于西北最大的西药制药厂。该厂制药部设有六个车间，即：注射剂车间；片、丸剂车间；制粉车间；蒸发车间；真空干燥蒸发车间；乙醇、乙醚车间。注射剂车间能生产镇痛、强心、止血、解热、营养药80余种。药品制成后，送省防疫处检查，合格后供应市场。片、丸剂车间生产解热、镇痛、止咳、消炎药30余种。制粉车间制造中药粉末，如甘草、大黄、山茶等30余种。蒸发车间设有大型水浴室，应用水蒸气或水浴对原辅料进行提取分离。真空干燥蒸发车间可对一些含有挥发油、不耐高温的物质进行真空低压浸渍和真空干燥。乙醇、乙醚车间生产乙醇、乙醚、重蒸馏水，对安瓶进行低温消毒。该厂的制药机械设备计有：真空蒸馏机、轧片机、糖衣机、打光机、粉碎机、振荡机、洗涤机、电力消毒箱等。名牌产品有治疗疟疾退热的注射剂“解热龙”、强心药“康福强心”、止血注射药“咯血乃好”、淋病注射药“除淋根”以及麦精鱼肝油、十滴水、风火眼药水等。生产的药品除供应军医署处，还畅销陕西、山西、河南、宁夏、甘肃、四川等省区。
到1940年，工人由建厂时的100名增加到600余名。工厂的部门也由制药部、铁工部、棉纱部发展为制药、棉纱、铁工、玻璃、酒精、印刷、坩锅七个部。产品达270余种，月营业额5万元以上。成为当时全国规模较大、产品较全的药厂之一。
1941—1946年，薛道五被工商界两次选为西安市商会会长(理事长)。1949年又任新中国成立后的商会会长。他在旧社会的几年商会会长任期内，尽个人力所能及，多方应付国民党当局的勒索摊派，竭力维护工商界利益，虽遭到当局的嫉恨，却受到各行业同仁们的信赖。由于他在工商界很有信誉，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地下党组织委托吕向晨转告他可相机做些城市宣传工作，安定工商界民心，他尽力去做。西安解放初期，解放大军云集西安附近，急需筹措军粮，薛道五即召开会议部署安排，数日之内，6万袋军粮及数十万斤馒头均已备齐，完成了这项紧急任务。这件事过了30多年，当1983年薛道五赴北京开会时，遇到西安解放时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的赵伯平还追忆此事，对薛道五说：“当时在极短时间内，能迅速筹措到6万袋面粉军粮，既说明你和党的关系，也说明你在工商界中素有信誉。”
石凤翔 湖北孝感人。青年时曾在日本东京艺学校染织系学习。他的大哥石志泉(字友渔)曾一度出任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对石凤翔后来的事业有深刻影响。石凤翔从日本毕业回国，凭着他大哥的关系，带了湖北省实业厅的公文，到武昌楚兴公司租办的一家纱厂去见习。
楚兴公司的几个领导人，对石凤翔的事业发展也有密切的关系和影响，因为楚兴租办了一家纱厂获得巨额利润，后来才产生裕华、大兴、大华三个纺织公司。
石凤翔在见习期间，得到楚兴公司领导层的赏识，当楚兴公司决定创办楚兴纺织学校时，就延聘石凤翔为校长。楚兴纺织学校招收了当时湖北甲种工业学校毕业生加以专业的技术培训。1922年武昌裕华纱厂安装机器投产，这些学生成为裕华的技术管理骨干。石凤翔也成为武汉裕华纱厂的总工程师，后担任大兴纱厂厂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石凤翔向大西北试探立足之地。他亲自到西安调查落实，提出方案，决定筹建大兴第二厂。
1935年石凤翔在西安选购地皮，着手建厂。他将大兴细纱机改造大牵伸后，将多余的粗纱机调运西安。另外订购士的细纱机，梳棉和清花机器配套成1万多纱锭，又将大兴的1100瓦的透平发电机及其配套的锅炉调运西安。1936年秋，大兴第二厂运转投产，这是西北第一所近代化的纺织工业。大兴第二厂开工半年，每月都有盈余，但因规模不大，未尽其利。石凤翔建议将工厂规模扩大至3万锭，800台布机，被董事会采纳，更改厂名为“大华纺织厂”，成立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石凤翔任大华纺织厂的经理。
石凤翔得到扩建资金后，立即向日本丰田公司订购了纱锭15000锭和丰田自动布机500台的全套设备。西安大华纱厂在石凤翔的策划下很快将引进的日本新设备投产。他锐意经营“雁塔牌”细布。雁塔牌细布时以畅销中国市场的日本龙头细布为竞争对手。石凤翔几乎把全部精力倾注于雁塔牌细布上。他从精选原料讲究混棉入手，注重保全保养工作，讲求浆纱技术，做到雁塔牌细布在布面外观、色泽、手感各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点，每匹成布长度，又略长于龙头细布，深受买主欢迎。因此雁塔细布在西北地区深入人心，就是在少数民族中也不例外。
石凤翔不仅经营大华纱厂，还与其他人合作创立了大秦毛纺厂。同时，创建了大华酒精厂、实华实业、信义贸易公司等10余家企业，为抗战和西部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成为国人皆知的“西北纺织大王”。
此时，国内闻名的石凤翔广交各界人士，拓展自己的事业。国民党嫡系胡宗南，即与石凤翔常相来往。当时蒋介石次子蒋纬国，在胡宗南部炮兵团当团长，石凤翔家中经常举行周末舞会，蒋纬国由于与胡宗南的关系，也常到石家参加舞会，这样就和石凤翔的次女石静仪逐渐熟识了。一方是西北著名企业家的女儿，另一方也早意识到那是蒋家家族的主要成员。当时抚养蒋纬国的母亲姚怡诚当时也在西安，对儿子的婚事很支持，所以不久两人就结婚了。1940年蒋纬国与石静仪的婚礼在长安常宁宫举行，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亲自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从此，石凤翔与蒋家攀上了亲戚，在国内更是名声大振。
(二)陕甘宁边区“红色秦商”的兴起
1.是秦商将中央红军带向了陕北，这是秦商对中国革命做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
位于岷山脚下的甘肃省宕昌县哈达铺，盛产药材，素有“药乡”之称，尤其是该地所产当归、大黄、党参、红芪，质优品高，闻名古今。进入明清后，“西口药材”是秦商长期垄断经营的传统项目。由于岷州是“西口药材”的主要产地之一，所以许多秦商尤其是三原药号在岷州设分号，坐庄收药。如三原“聚盛东”药号，在岷州开设的分号叫“纪兴源”；三原段玉华在岷州经营的药号叫“百汇通”；德泰药店在岷州亦设有药号。而哈达铺是“前山当归”的主产地，年产500万斤。所以，岷州城里的陕西药号纷纷在哈达铺设“驻坐分庄”。据当地人何英回忆：“陕西人生意做得很大，有‘万庆福’商号，三原人办的，收购药材，主要是当归、党参、大黄、黄芪；还有‘丁盛’号生意也很大。这些药铺收购的当归，在当地叫‘岷归’，发送陕西三原炮制整理后，叫‘秦归’，然后发卖全国”。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原馆长韩尔明也说：“毛主席当年住的‘义和昌’，是陕西人的店铺，由两间北房和11间西南临街的旧铺面组成，均为平瓦房，当年为药铺”，“义和昌”斜对面就是由王姓秦商开的药铺“两间门面，米黄色门板，漆黑檐柱，灰瓦屋顶”。由于这些在陇甘经营药材的陕西药商，一般采取“驻中间，拴两头”集购、产、运、销于一身的“一条龙”经营模式。各号为了及时掌握行情动态，设“走街”专门收集市场信息，写成“号信”经邮差传送给三原总号，这就形成了秦商特有的“号信”制度。哈达铺有300多家陕西药商需要传递“号信”和了解行情，办邮递业务是能够生利的项目，这位王姓秦商就在自己办的药材铺中兼营“邮政代办所”，邮递各类报纸，并雇佣了一个伙计叫颜新民。
1935年9月，毛主席率中央红军走出人烟稀少的川西地区，突破腊子口天险，来到岷山脚下。为了摆脱此前“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盲目性，为红军指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主席要求红一军团去哈达铺侦察敌情，筹集粮食并“找到点精神食粮”。左权参谋长遂派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率人于9月17日先期到达哈达镇，在国民党守军鲁大昌部的镇公所和邮局旁旅馆的客商手中搜集到一些报纸，有《山西日报》、《西京日报》等，上面刊有陕北红军的消息。聂荣臻将这些报纸给毛主席送去。这是毛主席得到陕北红军消息的最早版本。
1935年9月20日，毛主席率中央纵队进驻哈达铺。据毛主席警卫员陈奉昌将军重返哈达铺时回忆：“毛主席一到哈达铺，没进宿舍，就到他住的‘义和昌’药铺斜对门邮电代办所去找报纸，发现一堆报纸，马上让伙计颜新民将报纸递上来，拿到柜台上，将有用的选出来，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1935年9月12日天津《大公报》，那上面从反面登载了陕北刘志丹红军和根据地比较详细的消息。然后让警卫员付了钱，带回他的住所”。此间，张闻天也找到了登载陕北红军消息的天津《大公报》；谢觉哉上茅房时发现有陕北红军消息的《山西日报》，让彭德怀交给毛主席；周恩来的卫生员陈诗林也从伪公所找来《大公报》交给毛主席。应当说，从9月20日至22日两天时间内，有登载陕北红军消息的不同报纸密集传递到毛主席手中，使毛主席可以缜密判断陕北红军的具体情况和制定红军下一步行动方案。而在这些报纸中，对陕北红军及根据地报道最为详细最有价值的信息是天津的《大公报》，从部队的番号到活动区域，再到大致人数都有详细登载。张闻天在哈达铺利用报纸消息写了一篇《读报笔记》，题目是《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时间是1935年9月22日，刊登在1935年9月28日《前进报》第3期上，文章开首写道：“天津《大公报》曾经这样的讲到陕西苏维埃革命运动”，然后引用《大公报》1935年7月23日、29日、31日，8月1日的消息，分析陕北红军的活动和中央红军去陕北的决策，这是当事人76年前所述，应当是真实、准确和有权威的说法。在此期间，红军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大公报》的消息后，去找当时随军长征的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神木人贾拓夫，详细询问陕北及陕北红军的具体情况，又找彭德怀，找毛泽东，为红军落脚陕北起了很好的参谋作用。
1935年9月22日上午，毛主席在他住的秦商“义和昌”药铺召开中央领导人会议，会上毛主席手持《大公报》，指出：陕北23个县，全有红军和游击队活动，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主力部队有三个师，万多支抢(枪)；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有强兵三千，已转移到陕甘边界。从而改变他在1935年9月12日在川西俄界会议上做出“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甚至“被打散去白区工作的想法”，做出了“到陕北去，找刘志丹去”的重大决策，为红军落脚陕北做出了至关紧要的决定。因此，红军长征，瑞金是起始点，遵义是转折点，哈达铺是定向点，陕北是落脚点。是秦商向导着党中央，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放在了陕北，这就是秦商与红军的缘分。哈达铺也因此而永标史册。
1935年9月22日下午，毛主席在哈达铺关帝庙，也叫“山陕会馆”召开了团级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毛主席发表讲话：“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亦决定将中共红军整编为“抗日陕北支队”，先期奔赴陕北。在会上毛主席充满激情地说：“同志们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前进阵地”。从而奠定了中国革命后来的历史走向，为红军“落脚陕甘宁，走向全中国”迈出了最坚实的步伐。1935年9月23日，红军离开了哈达铺，走上了通向陕北的发展道路。
2.“红色秦商”的产生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随着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开展，“红色秦商”开始登上了舞台。陕甘宁边区的“红色秦商”一般包括公营商业、合作商业和私营商业，他们共同构成根据地的商业力量，为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发展边区的商贸事业，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就在1936年4月9日颁布了关于繁荣苏区经济的布告。主要内容有：(1)在志丹市恢复以前逢五、逢十的市集，并由苏维埃政府帮助设立消费合作社，出卖食盐、布匹等群众生活必需品。(2)责成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设立营业部，批发食盐、布匹和大宗货物，以供给各个合作社。(3)责成粮食局成立调剂局农业品收买处，凡工农群众要出卖的农产品，如粮食、豆、羊毛、羊皮等，都可随时拿到市面上出卖。(4)凡买卖资物，都要使用国家银行发行的票币。这就以政府法令的形式承认商品流通的合理性，表明了党中央支持和鼓励苏区发展商品交换的政策态度。1936年7月5日，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颁布《关于特设营业部》的布告，布告说：国家银行为供给群众需要，繁荣志丹市(即保安城)市场起见，特设营业部，采办大批布匹和其他日用必需品，将它批发给各县合作社，转售群众。在志丹市各区合作社尚未建立以前，所有各种货物，暂由营业部零售。1936年7月6日，新成立的边区政府施政纲领中，明确提出了“保护商业、发展合作运动、推广货物运动”的主张。这一系列鲜明的政策制定，为边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供应，从而为保证边区商贸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在政策上扫清了道路。
公营商业是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出现的新鲜事物，它代表了边区商业发展的新方向，并在边区的商业活动中占据着主导的作用。为了发展边区的公营商业，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
(1)建立了西北贸易总局及各地分局和采办处，为边区公营商业的发展进行了组织构架。这一时期，贸易总局共筹办进口货物价值10余万元，其中大部分是布匹及军用器材，供给部队及机关人员冬衣、夏衣、日用品及作战需要。同时组织了边区物资的出口，特别是边区盛产的红枣、池盐、药材、皮毛等物品，换回边区不能生产的紧缺物质。由于正确执行了党所提出的支持和发展商业经济政策，也吸引大批了大批白区商人到边区来，恢复了边区许多集市，使边区商业活动逐步繁荣起来。这些到边区谋求发展的商人，还帮助军队购买了大批的铜、铁、硝、黄等军需原料，为边区兵器制造提供了条件。
(2)整顿定边盐池取得了成效。定边花马池盐，是边区最具魅力的出口大宗商品，也是边区财政的主要支柱。边区政府成立后，便派得力干部到定边对定边盐场进行整顿，增加生产设备，捋顺生产流程，使定边盐池的生产走上了正常化发展的轨道。为了给定边盐场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支撑，边区政府还在定边创办了定边职业学校一处，加强对盐业技术人才的培养。
(3)在贸易方面，由于正确商业政策的指引，边区商人对政府扶持商业的政策没有后顾之忧，纷纷贩运商品到边区出售，延安、定边、曲子、蟠龙等中心县镇以及所有边区市镇，市面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而贸易局不断扩大对边区农产品的收购，提高了边区农产品的价格，如1937年春天，各县民众开剪绒毛，贸易局以较高的价格进行收购，对刺激农民牧养牲畜的热忱，增加边区商品生产总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据西北办事处统计，1937年1—8月，贸易总局购入工业品价值191110元，土特产品价值8960元，出售工业和手工业产品价值192956元，土产品价值4670元。表现了公营商业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
商业合作社是具有集体经济性质的商业运营组织。边区政府成立后，就动手建立了绥德、清涧、延水等县的纺织合作社，县、区、乡共计纺织合作社50个，社员3000余人，股金1000余元，系由政府发棉花给社员织布，再交回政府，解决了广大妇女的就业问题。还在机关人员中建立了贩卖合作社，鼓励机关人员走上互助合作的经营道路，特别是瓦窑堡中央机关人员合作社营业规模最大，取得的成绩也最优。就是在陕北东部地区各县，虽因变成游击区域，合作社运动也仍然在志丹、赤安、华池、新城及陕甘宁各县区建立了起来。合作社新发展的社员有2300人，股金约2万元。经营中除直接向区外采买不计外，仅在营业部办货的款项就达5万余元。这一时期，因为某些客观上的困难，苏维埃金融在一些地方流通发生阻滞，合作社对于流通苏票，供给群众布匹、日用品，以及收买农产品调剂部队及机关人员生活方面，都起好的作用。
私营商业是陕甘宁边区大力发展的商业形式。延安是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所在地，是红色首都。延安私营商业的发展可以典型代表边区私营商业发展的一般面貌。边区政府成立后，延安市场中私营商业的恢复发展，不仅表现在商店的大量增加，也表现在商业资本的逐步增加。据延安市私营商店历年户数及资本统计表显示：延安的私营商业1936年资本5万元以上的有2户，1937年增加至7户；资本1万元以上的1936年为5户，1937年增加到12户；资本在5000元以上的1936年为161户，1937年增至185户。总计1936年商户168家，1937年为204家，出现了一些诸如德胜玉、玉和祥、天德店等大商号，在当时颇有名声，发展很快。
延安又是边区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市场。因此，在各类私营商业中，京货商和过载行商的比重日益突出。京货商所经营的主要是从边区外输入的布匹、棉花、颜料、衣服、洋火、文具、纸张、烟酒、化妆品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德胜玉”商号，它是延安市最大的京货商行。过载行是一种半客栈性质的栈房。过往行商与脚户运货到延安时，常住在过载行栈，货栈内有一定行市，每日挂牌；货物卖出时，栈主收取“佣钱”；客商住栈，另交伙食费用；蓄养牲口则只交草料钱。
在陕甘宁边区的“红色秦商”中，延安南区合作社是一个典型和代表，它集中反映了延安时期合作商业的发展面貌。1936年12月，在边区发展合作商业的浪潮中，在延安沟门成立了南区合作社，刘建章被推选为主任，他不拘守成规，进行了大胆的改革，逐渐树立了合作社的威信。到1939年年初，南区合作社扩大到4个分社、9个经营单位的规模，初步发展成为集生产、消费、运输、信用为一体的综合性商业合作社。
1942年春，抗日根据地最困难时期，南区合作社积极开展了为群众服务的社会事业，比如代交公粮、包运公盐、代交人民各种负担、优军优抗、代政府发放农贷、征收牲口税、安置难民等。他们把政府、合作社及人民三者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成为沟通政府与人民经济的桥梁。
毛泽东强调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社事业的道路；发展南区合作社式的合作社运动，就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1943年1月该社被西北局高干会授予“模范的合作社”称号，社主任刘建章被授予毛泽东题写的“合作社的模范”奖状。随后该社还开办了学校、业余剧团、教育合作社、医院合作社等，成为陕甘宁边区商业的一面旗帜。
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中的“红色秦商”代表则是王克玉、杨玉山、顾老大和刘瑞庭。
王克玉是当时延安市最大的私营商号“德胜玉”京货庄老板，曾被推选担任过延安市商会会长。他于1935年6月来延安时，只有150余元的资金，开始在乡下贩卖羊皮、牲口，1936年开了个杂货铺子，兼做布匹生意；1938年到西安、蒲城买货，运回延安出售；1940年由陕北向外运销食盐，换回布匹在延安销售；1943年，在敌人封锁边区、物资缺乏的情况下，利用私人关系，由国民党统治区先后购回土纱、有光纸、石印机、缝纫机、布匹等物，并利用商会会长的职务之便，换回法币百余万元(21元=72元边币)；后来又在榆林、平凉、洛川、宜川等地设点派人坐庄，生意兴隆；到1945年，自称已拥有资本300余万元法币，折三八布16063匹。
杨玉山是延安“玉和祥”杂货店的掌柜，山西稷山县人。1933年筹资150元来延安做生意，开了个杂货店。到1935年，已有资本1500元。1936年，他拿出部分资金与人合作开了一个土产店，年底获利600元。1937年，土产店散伙，他又投资700元在延安开起杂货店，到1941年春，拥有资本3万多元。继而贩卖布匹和杂货，到1945年8月，资本扩大到158万元。
顾老大是延安大过载店“天德店”的店主。1931年，顾老大出资300元，由赵承业领东，在城内开设客栈，招揽客商。1935年，顾、赵分伙，赵分得客栈和1000元，与高家合伙经营(高出资200元)，到1938年，资本增至6000元。1941年2月，赵、高分伙，赵分得店址和8000元资金，与留守处合作(留守处出资2万元，赵出资3000元)，留守处派姓徐的与赵合伙经营有光纸、熟宣纸、青市布和文具用品，到年底，资金已达18万元，获纯利15万多元。1943年，留守处抽了股金，剩余资本15万元(法币)，赵独资经营。到1944年8月，该店资金扩大到874万元。
神木商人刘瑞庭，20岁起与人合作经商。1935年，国民党高沛部抓住了两名红军便衣战士，经刘瑞庭苦苦哀求，获得释放。同年7月，国民党八十六师从贺家川押回30多名红军战士，经刘说情放了28人，唯苏维埃政府区长路茂卿、乡长李能先不予释放，刘言说是自己店铺的伙计，使2人最终得到释放。8月国民党又从高家堡东山抓回70多名红军，经刘苦苦说情，放了68人，但却要将刘进才、张朝朝两人杀头示众，刘无法，只好让其母出面哭诉，说是娘家兄弟，才救下了这2名红军战士的生命。
(一)近代秦商发展的余波
进入近代社会后，由于外部西方商品的侵夺，特别是1867年陕甘回民起义的摧毁打击，内部秦商受农耕文化影响很深，他们遵循“以商求富，以农守之”的祖训，将大量商业利润在转化为土地投资和非生产性消费中耗散殆尽，没有完成向近代商人的转变，结果“资本荡然”“家产荡然”，较早地解体，进入了历史的尘封之中。
陕甘回民起义后，尽管陕西商帮在整体上已不能成帮，为后人留下了许多遗憾。但进入民国后，随着陕西经济的恢复和缓慢发展，特别是戊戌变法、慈禧新政、辛亥革命的一系列变革，工商阶层的社会地位提高，使商业资产阶级得以参加国民政府的政权建设，这些都推动了陕西商业和秦商的发展，使秦商在民国时期仍有一个不小的发展余波，并对陕西今日商贸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国时期秦商的发展余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西安作为陕西和西北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和秦商发展的余波
在明清时期，陕西的农村经济和城市政治的二元化社会结构十分明显。泾阳、三原由于交通便利，商业发达，长期以来是陕西和西北地区的商贸总汇和金融中心，每年经西北各地流向泾、三原的“标银”就高达2000万至3000万两，当时就有“宁要三原，不要西安”的传统说法。而西安仅仅是作为会城的政治中心，尚未对全陕经济发生太多的影响。明清时期的西安商业格局仍然呈现出以官府为核心展开、满足官府需要的依附形态。由于西大街是官府所在地，清时的陕甘总署衙门设在北院门，陕甘回民起义后随左宗棠迁往兰州，北院门成为陕西藩台办公之地，而南院门则长期是陕西布政使司的政府办公之地，而作为陕西考院的“贡院”又设在西大街早慈巷一带。为满足官府和文人学子的需要，西安商业以西大街为中心展开，著名商店、字号多设在南院门，盐店在盐店街，粟行在桥梓口，京广杂货铁器在广济街，文具纸张在正学街，竹木家具在竹笆市和东、西木头市。西大街成为西安商业最繁华的地段和商务中心。
但1935年以后，随着陇海铁路延展到西安和宝鸡，改变了整个陕西的经济格局，确立了西安作为全陕和西北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为了维持其统治，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进行一定程度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日本侵华战争，国民政府在江南和华北地区节节败退，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加快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而西北地区经济开发，西安自然为首选之地。同时，为确保国家经济实力，江南的大量工厂大举西迁，这都迫切需要解决运输问题，从而使国民政府重视西北的铁路建设，使陇海铁路从郑州延展到西安，而后又延展到宝鸡，并加快了西北地区的公路建设。陇海铁路的西延，改变了整个陕西的经济格局。首先铁路是更加快捷、便利和低廉的交通工具，并且不受高山河流的阻隔。铁路延展到西安，从根本上改变了陕西长期以来依托渭河水系和丹江水系运送货物的格局，泾阳、三原因在渭河北岸而不受渭水暴涨干扰的便利条件丢失。加之陇海线从西安又延展到虢镇和宝鸡，西向兰州、宁青，取道天水路近费省，从泾阳、三原到平凉入兰州的陆运优势亦不明显；西安又是省会，各地政府之间的财税划拨，资金往来更有优势，遂使西安取代三原、泾阳成为全陕经济中心，大型商店和钱业、银行纷纷向西安汇聚，并随之形成沿陇海线西安向咸阳、虢镇、宝鸡等新兴城市辐射的新格局。
其次，陇海线亦改变了西安的商业格局。由于西安火车站在西安城东尚德门一带，从而带动了西安商业向东大街、解放路一带的转移。加之清政府倒台后，清王朝贵族居住的皇城改作省政府的办公地，民族工商业的独立性也随着辛亥革命成功而进一步增强，原先那种工商依附官府的格局被打破，一些新式商业和金融业开始汇聚东大街，使东大街取代西大街成为西安新的商业中心，使西安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全陕政治经济中心。
在晚清和民国时期，西安的政治、商贸中心在南院门。南院门原是清初陕甘总督行署的驻地，坐落在西大街中段的南面，街道也因而被称为南院门。作为商业区来说，南院门正街的东、西两端向北拐，分别叫竹笆市、南广济街，再加上正学街，就形成南院门通往西大街的三条孔道。
由南院门一带向北到西大街中段，正好是人口相对密集地区的中心区位，行商坐贾纷至沓来，列肆设邸，百物汇集，逐渐形成西安城内最大的老商业区。据《长安咸宁两县续志》记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陕西抚巡升允“复于署外甬道左右建楼十楹，招商住居，规模王大”，这对南院门商业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入民国以后，南院先后为陕西省议会、国民党省党部、西安行营等机关所占驻。民国十五年(1926)又把南院西侧的箭道开辟为小百货市场，叫西安第一市场，由广场通到南广济街。到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陇海铁路通车以及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安外来人口突增，消费也随之增加，南院门商业区进入最繁荣的时期。
那时的南院门一带，不仅集中了全城几乎所有的老字号，全国著名的几家大书店也在这里开设有分支机构，给这古城的商业街渗透了浓厚的文化气息。每年春节前后开始的灯市，人山人海，元宵夜的焰火、灯谜，五彩纷呈，又使这里一时成为全城的文化娱乐中心。
辛亥革命以后，南院门商业区逐渐衰落。民国元年(1912)，陕西都督张凤翙下令拆除满城的城墙，开辟了东大街，接着又修建了两侧的街房，这是城内商业区逐渐向东半部转移的开始。民国十七年(1928)西安建市以后，市政府把满城区划为新市区，规划道路，标卖荒地，开辟了东、西、南、北四条新街，沟通了新市区与主要街道的交通。民国二十三年(1934)陇海铁路通车西安以后，新市区的东半部逐渐发展成为新工业区，北新街附近也建设了不少新村，成为城内最阔绰的住宅区。东大街由于距离火车站和西一路的汽车总站较近，成为西安交通枢纽，于是新开设的商店、旅馆业也越来越向这里集中，逐渐成为一处新的商业区。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特别是第二年武汉失守以后，大批工厂内迁，接着是沦陷区的难民也大批地涌入西安，新市区的人口不断地增长，直通火车站的尚仁路(今解放路)一带，也很快地发展成为又一处新的商业区。后来居上，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西安城内的商业重心已经大部转移到东半部，南院门已经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华。
2.抗战时期西安近代工业的迅速发展
西安近代工业发端于1869年左宗棠设立的西安机器局。但在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西安近代工业发展十分缓慢。除西安机器局(后演变为陕西机器局)外，在此期间内开办的工厂屈指可数，只有陕西省印刷局(成立于民国初年)等十余家。这些工厂不仅规模小，而且资金少、技术薄弱，在艰难的环境下惨淡经营，难以为继。
1935年以后，西安近代工业迎来了其发展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仅1935年，就有亚立工厂、玉德工厂、义聚秦工厂、中华毛织厂、成丰面粉厂、小多制革厂、西北化学制药厂、国华烛皂厂、襄明玻璃厂、西京电厂、新华机器砖瓦公司等11家近代工厂在西安设立。1936年在西安设立的近代工厂有大华纱厂、华丰面粉公司、中南火柴厂、大业香皂厂。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西南、西北地区成为支持抗战的大后方。因而抗战期间，西安近代工业发展十分迅速。1937年在西安设立的工厂有10家：西京机器修造厂、德记工厂、同发祥铁工厂、培华染织厂、民生工厂、东升面粉公司、成东面粉公司、城东制革厂、上海玻璃厂、西北电池厂。1938年在西安设立的工厂有7家：西京机器厂、陕甘工厂、和合面粉公司、西北化学制革厂、华盛皮件厂、西北协与造纸厂、启新印书馆。1939年在西安设立的工厂有11家：建国机器厂、同兴面粉公司、中原碾米厂、新兴碾米厂、大华纱厂酒精部、西北化学药厂酒精部、文化服务社陕西分社、华西制药厂、西北药厂玻璃部、西京猪鬃厂、军用颜料第一厂。1940年在西安设立的工厂有9家：振兴工厂、光大毛织厂、实验毛织厂、益生造纸厂、新华科学制药厂、长城电解厂、秦丰烟草公司、兴华造油厂、东华漂染厂。1941年在西安设立的工厂有11家：育才机器厂、建中机器厂、泰记华兴工厂、同兴铁工厂、建新铁工厂、企业公司毛织厂、长安制革厂、西北液体燃料厂、长安印刷厂、化学工业厂、华隆猪鬃厂。1942年在西安设立的工厂有1家，即三光玻璃厂。
据西安市档案馆编《陕西经济十年(1931—1941)》记载，“截至1942年2月，西安共有近代工厂67家，资本总额达1465.1万元。其中机器工业15家，资本148.5万元；纺织工业7家，资本348.2万元；面粉碾米业8家，资本177.5万元；制革业6家，资本81.3万元；酒精业2家，资本10万元；造纸业2家，资本37万元；火柴业1家，资本5万元；液体燃料业1家，资本100万元；印刷业3家，资本63万余；化学工业6家，资本172万余；制皂业2家，资本0.4万元；玻璃业4家，资本22.2万元；烟草业1家，资本100万元；电气工业2家，资本110万元；砖瓦业1家，资本8万元；制油业1家，资本12万元；漂染业2家，资本43万元；猪鬃业2家，资本2万元；颜料业1家，资本25万元。其中49家工厂都是抗战期间成立的，占当时西安现有工厂数的73.1%。这49家战时所成立的工厂资本总额为887.1万元，占当时工厂资本总额的60.5%”。从这组数字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抗日战争时期西安工业发展速度之快。
抗日战争期间，西安的近代工业发展十分迅速，不仅工厂数量多，而且涵盖门类广泛，包括纺织业、机器业、面粉碾米业、制革业、造纸业、化学工业、液体燃料工业、火柴工业、冶铁工业、玻璃制造业、纸烟制造业、电力工业、印刷业、砖瓦制造业、漂染业和制油业等十多个门类。
抗战爆发前后，西安工业发展迅速，不仅成为陕西的工业中心，而且也是整个国统区的11个工业中心之一。这次发展的余波中，在陕西也产生了如窦荫三、薛道五、石凤翔等在全国有影响的实业家。
窦萌三，1889年生于陕西蒲城县，1907年加入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在陕西著名同盟会会员井勿幕的影响下，成立了蒲城县教育会。窦萌三在其老师的主持下，与同学参加宣传革命的活动。1911年秋，武昌首举义旗，农历九月初一，西安张凤翙将军为首的同盟会人士，响应武昌义举，推翻清王朝在陕西的统治。不久，陕西都督府成立，窦萌三响应回原籍进县财政局工作。1914年调教育局任北乡视学员。1920年，窦萌三弃政从军，参加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杨虎城部，在军需处工作，后随杨虎城主政陕西，他任陕西省机械局局长。1932年，在他的努力下，筹设“西安集成三酸厂股份有限公司”。在组建过程中，延聘人才，克服了技术、原料来源上的困难，并试制成功了过去需要由远道购用的装酸瓷坛，还解决了依赖进口的生产硫酸提浓用的硅酸铁盘的问题，使生产得以正常进行。1940年时资本增至12万元，有职工、工人及学徒87人，1941年产量较战前提高了3倍以上。该厂为达到产、供、销立足西北，在蒲城县建立集中黄矿公司，在泾阳县开办硝厂，利用当地资源为西安集成三酸厂提供原料，使硝酸产量保持稳定。集成三酸厂为抗战时期陕西军工企业提供了必需的原料，也为陕西省的制革、印染、火柴等轻工业及交通、建筑等民用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保障。该厂产品不但抵制了长期霸占市场的日货，而且还远销到晋、豫、鄂等省。
1933年，在杨虎城将军和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等倡导下，发起筹设西京国货公司。窦萌三参与发起，集资招股，新中国成立后任公司董事长兼经理。当初该公司以抵制日货，倡导国货为宗旨。1935年西京国货公司正式开业。该公司建立新的管理制度，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窦任董事会董事，后又担任董事长兼经理。
薛道五(1897—1990)，陕西省华县人。曾任杨虎城将军部队军医处长，创办西安化学制药厂、私立西北药科专科学校。新中国成立前任西安市商会会长。
薛道五于1924年从江苏南通医学专科学校毕业，曾在开封创设晨光医院，因怀念故土，后将医院迁来西安，继续行医。1929年，因友人在医院传播进步书籍，被国民党军法处查获，薛道五被捕入狱。后经中共地下党张峰伯等人营救出狱，医院被迫停业。1931年他在好友连瑞奇的举荐下到杨虎城部队工作。擢升为军医处处长。
20世纪30年代初的西北地区，加工制造西药还是一个空白。西安虽有几家西药房，但所销售的药物大多是进口的，国产西药为数寥寥，而且价格昂贵。“九·一八”事变后，外货减少甚至中断。西北药品来源成为大问题。因此，内地设厂制药，更显得特别紧迫。加工制造新药尚属空白，市场供应的西药大多来自进口，价格昂贵，城乡人民深受缺医少药之苦。针对这种情况，韩威西、薛道五等人即筹划在西安创办一家化学制药厂，此举得到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先生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的赞许和支持。杨将军为其投资3万元，嘱咐迅速办厂。
1935年，由韩威西、薛道五、窦荫三、赵少艇、吴子实、程梦九、李子舟等名流共同发起创建了西北化学制药厂。他联络医、药专家，并且取得各界知名人士支持，筹集资金7万元建厂，购置地皮和机器设备，在西安市崇礼路(现西安市西五路)购买土地20亩，聘请建筑师设计兴建厂房，派人到上海观摩，组织参观团赴日观察。购置制药机械，招收工人，于1937年正式投产，薛道五被聘任为经理。从而结束了陕西不能生产化学药品的历史。
西北化学制药厂建成后，是当时陕西乃至于西北最大的西药制药厂。该厂制药部设有六个车间，即：注射剂车间；片、丸剂车间；制粉车间；蒸发车间；真空干燥蒸发车间；乙醇、乙醚车间。注射剂车间能生产镇痛、强心、止血、解热、营养药80余种。药品制成后，送省防疫处检查，合格后供应市场。片、丸剂车间生产解热、镇痛、止咳、消炎药30余种。制粉车间制造中药粉末，如甘草、大黄、山茶等30余种。蒸发车间设有大型水浴室，应用水蒸气或水浴对原辅料进行提取分离。真空干燥蒸发车间可对一些含有挥发油、不耐高温的物质进行真空低压浸渍和真空干燥。乙醇、乙醚车间生产乙醇、乙醚、重蒸馏水，对安瓶进行低温消毒。该厂的制药机械设备计有：真空蒸馏机、轧片机、糖衣机、打光机、粉碎机、振荡机、洗涤机、电力消毒箱等。名牌产品有治疗疟疾退热的注射剂“解热龙”、强心药“康福强心”、止血注射药“咯血乃好”、淋病注射药“除淋根”以及麦精鱼肝油、十滴水、风火眼药水等。生产的药品除供应军医署处，还畅销陕西、山西、河南、宁夏、甘肃、四川等省区。
到1940年，工人由建厂时的100名增加到600余名。工厂的部门也由制药部、铁工部、棉纱部发展为制药、棉纱、铁工、玻璃、酒精、印刷、坩锅七个部。产品达270余种，月营业额5万元以上。成为当时全国规模较大、产品较全的药厂之一。
1941—1946年，薛道五被工商界两次选为西安市商会会长(理事长)。1949年又任新中国成立后的商会会长。他在旧社会的几年商会会长任期内，尽个人力所能及，多方应付国民党当局的勒索摊派，竭力维护工商界利益，虽遭到当局的嫉恨，却受到各行业同仁们的信赖。由于他在工商界很有信誉，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地下党组织委托吕向晨转告他可相机做些城市宣传工作，安定工商界民心，他尽力去做。西安解放初期，解放大军云集西安附近，急需筹措军粮，薛道五即召开会议部署安排，数日之内，6万袋军粮及数十万斤馒头均已备齐，完成了这项紧急任务。这件事过了30多年，当1983年薛道五赴北京开会时，遇到西安解放时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的赵伯平还追忆此事，对薛道五说：“当时在极短时间内，能迅速筹措到6万袋面粉军粮，既说明你和党的关系，也说明你在工商界中素有信誉。”
石凤翔 湖北孝感人。青年时曾在日本东京艺学校染织系学习。他的大哥石志泉(字友渔)曾一度出任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对石凤翔后来的事业有深刻影响。石凤翔从日本毕业回国，凭着他大哥的关系，带了湖北省实业厅的公文，到武昌楚兴公司租办的一家纱厂去见习。
楚兴公司的几个领导人，对石凤翔的事业发展也有密切的关系和影响，因为楚兴租办了一家纱厂获得巨额利润，后来才产生裕华、大兴、大华三个纺织公司。
石凤翔在见习期间，得到楚兴公司领导层的赏识，当楚兴公司决定创办楚兴纺织学校时，就延聘石凤翔为校长。楚兴纺织学校招收了当时湖北甲种工业学校毕业生加以专业的技术培训。1922年武昌裕华纱厂安装机器投产，这些学生成为裕华的技术管理骨干。石凤翔也成为武汉裕华纱厂的总工程师，后担任大兴纱厂厂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石凤翔向大西北试探立足之地。他亲自到西安调查落实，提出方案，决定筹建大兴第二厂。
1935年石凤翔在西安选购地皮，着手建厂。他将大兴细纱机改造大牵伸后，将多余的粗纱机调运西安。另外订购士的细纱机，梳棉和清花机器配套成1万多纱锭，又将大兴的1100瓦的透平发电机及其配套的锅炉调运西安。1936年秋，大兴第二厂运转投产，这是西北第一所近代化的纺织工业。大兴第二厂开工半年，每月都有盈余，但因规模不大，未尽其利。石凤翔建议将工厂规模扩大至3万锭，800台布机，被董事会采纳，更改厂名为“大华纺织厂”，成立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石凤翔任大华纺织厂的经理。
石凤翔得到扩建资金后，立即向日本丰田公司订购了纱锭15000锭和丰田自动布机500台的全套设备。西安大华纱厂在石凤翔的策划下很快将引进的日本新设备投产。他锐意经营“雁塔牌”细布。雁塔牌细布时以畅销中国市场的日本龙头细布为竞争对手。石凤翔几乎把全部精力倾注于雁塔牌细布上。他从精选原料讲究混棉入手，注重保全保养工作，讲求浆纱技术，做到雁塔牌细布在布面外观、色泽、手感各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点，每匹成布长度，又略长于龙头细布，深受买主欢迎。因此雁塔细布在西北地区深入人心，就是在少数民族中也不例外。
石凤翔不仅经营大华纱厂，还与其他人合作创立了大秦毛纺厂。同时，创建了大华酒精厂、实华实业、信义贸易公司等10余家企业，为抗战和西部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成为国人皆知的“西北纺织大王”。
此时，国内闻名的石凤翔广交各界人士，拓展自己的事业。国民党嫡系胡宗南，即与石凤翔常相来往。当时蒋介石次子蒋纬国，在胡宗南部炮兵团当团长，石凤翔家中经常举行周末舞会，蒋纬国由于与胡宗南的关系，也常到石家参加舞会，这样就和石凤翔的次女石静仪逐渐熟识了。一方是西北著名企业家的女儿，另一方也早意识到那是蒋家家族的主要成员。当时抚养蒋纬国的母亲姚怡诚当时也在西安，对儿子的婚事很支持，所以不久两人就结婚了。1940年蒋纬国与石静仪的婚礼在长安常宁宫举行，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亲自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从此，石凤翔与蒋家攀上了亲戚，在国内更是名声大振。
(二)陕甘宁边区“红色秦商”的兴起
1.是秦商将中央红军带向了陕北，这是秦商对中国革命做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
位于岷山脚下的甘肃省宕昌县哈达铺，盛产药材，素有“药乡”之称，尤其是该地所产当归、大黄、党参、红芪，质优品高，闻名古今。进入明清后，“西口药材”是秦商长期垄断经营的传统项目。由于岷州是“西口药材”的主要产地之一，所以许多秦商尤其是三原药号在岷州设分号，坐庄收药。如三原“聚盛东”药号，在岷州开设的分号叫“纪兴源”；三原段玉华在岷州经营的药号叫“百汇通”；德泰药店在岷州亦设有药号。而哈达铺是“前山当归”的主产地，年产500万斤。所以，岷州城里的陕西药号纷纷在哈达铺设“驻坐分庄”。据当地人何英回忆：“陕西人生意做得很大，有‘万庆福’商号，三原人办的，收购药材，主要是当归、党参、大黄、黄芪；还有‘丁盛’号生意也很大。这些药铺收购的当归，在当地叫‘岷归’，发送陕西三原炮制整理后，叫‘秦归’，然后发卖全国”。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原馆长韩尔明也说：“毛主席当年住的‘义和昌’，是陕西人的店铺，由两间北房和11间西南临街的旧铺面组成，均为平瓦房，当年为药铺”，“义和昌”斜对面就是由王姓秦商开的药铺“两间门面，米黄色门板，漆黑檐柱，灰瓦屋顶”。由于这些在陇甘经营药材的陕西药商，一般采取“驻中间，拴两头”集购、产、运、销于一身的“一条龙”经营模式。各号为了及时掌握行情动态，设“走街”专门收集市场信息，写成“号信”经邮差传送给三原总号，这就形成了秦商特有的“号信”制度。哈达铺有300多家陕西药商需要传递“号信”和了解行情，办邮递业务是能够生利的项目，这位王姓秦商就在自己办的药材铺中兼营“邮政代办所”，邮递各类报纸，并雇佣了一个伙计叫颜新民。
1935年9月，毛主席率中央红军走出人烟稀少的川西地区，突破腊子口天险，来到岷山脚下。为了摆脱此前“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盲目性，为红军指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主席要求红一军团去哈达铺侦察敌情，筹集粮食并“找到点精神食粮”。左权参谋长遂派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率人于9月17日先期到达哈达镇，在国民党守军鲁大昌部的镇公所和邮局旁旅馆的客商手中搜集到一些报纸，有《山西日报》、《西京日报》等，上面刊有陕北红军的消息。聂荣臻将这些报纸给毛主席送去。这是毛主席得到陕北红军消息的最早版本。
1935年9月20日，毛主席率中央纵队进驻哈达铺。据毛主席警卫员陈奉昌将军重返哈达铺时回忆：“毛主席一到哈达铺，没进宿舍，就到他住的‘义和昌’药铺斜对门邮电代办所去找报纸，发现一堆报纸，马上让伙计颜新民将报纸递上来，拿到柜台上，将有用的选出来，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1935年9月12日天津《大公报》，那上面从反面登载了陕北刘志丹红军和根据地比较详细的消息。然后让警卫员付了钱，带回他的住所”。此间，张闻天也找到了登载陕北红军消息的天津《大公报》；谢觉哉上茅房时发现有陕北红军消息的《山西日报》，让彭德怀交给毛主席；周恩来的卫生员陈诗林也从伪公所找来《大公报》交给毛主席。应当说，从9月20日至22日两天时间内，有登载陕北红军消息的不同报纸密集传递到毛主席手中，使毛主席可以缜密判断陕北红军的具体情况和制定红军下一步行动方案。而在这些报纸中，对陕北红军及根据地报道最为详细最有价值的信息是天津的《大公报》，从部队的番号到活动区域，再到大致人数都有详细登载。张闻天在哈达铺利用报纸消息写了一篇《读报笔记》，题目是《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时间是1935年9月22日，刊登在1935年9月28日《前进报》第3期上，文章开首写道：“天津《大公报》曾经这样的讲到陕西苏维埃革命运动”，然后引用《大公报》1935年7月23日、29日、31日，8月1日的消息，分析陕北红军的活动和中央红军去陕北的决策，这是当事人76年前所述，应当是真实、准确和有权威的说法。在此期间，红军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大公报》的消息后，去找当时随军长征的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神木人贾拓夫，详细询问陕北及陕北红军的具体情况，又找彭德怀，找毛泽东，为红军落脚陕北起了很好的参谋作用。
1935年9月22日上午，毛主席在他住的秦商“义和昌”药铺召开中央领导人会议，会上毛主席手持《大公报》，指出：陕北23个县，全有红军和游击队活动，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主力部队有三个师，万多支抢(枪)；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有强兵三千，已转移到陕甘边界。从而改变他在1935年9月12日在川西俄界会议上做出“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甚至“被打散去白区工作的想法”，做出了“到陕北去，找刘志丹去”的重大决策，为红军落脚陕北做出了至关紧要的决定。因此，红军长征，瑞金是起始点，遵义是转折点，哈达铺是定向点，陕北是落脚点。是秦商向导着党中央，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放在了陕北，这就是秦商与红军的缘分。哈达铺也因此而永标史册。
1935年9月22日下午，毛主席在哈达铺关帝庙，也叫“山陕会馆”召开了团级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毛主席发表讲话：“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亦决定将中共红军整编为“抗日陕北支队”，先期奔赴陕北。在会上毛主席充满激情地说：“同志们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前进阵地”。从而奠定了中国革命后来的历史走向，为红军“落脚陕甘宁，走向全中国”迈出了最坚实的步伐。1935年9月23日，红军离开了哈达铺，走上了通向陕北的发展道路。
2.“红色秦商”的产生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随着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开展，“红色秦商”开始登上了舞台。陕甘宁边区的“红色秦商”一般包括公营商业、合作商业和私营商业，他们共同构成根据地的商业力量，为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发展边区的商贸事业，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就在1936年4月9日颁布了关于繁荣苏区经济的布告。主要内容有：(1)在志丹市恢复以前逢五、逢十的市集，并由苏维埃政府帮助设立消费合作社，出卖食盐、布匹等群众生活必需品。(2)责成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设立营业部，批发食盐、布匹和大宗货物，以供给各个合作社。(3)责成粮食局成立调剂局农业品收买处，凡工农群众要出卖的农产品，如粮食、豆、羊毛、羊皮等，都可随时拿到市面上出卖。(4)凡买卖资物，都要使用国家银行发行的票币。这就以政府法令的形式承认商品流通的合理性，表明了党中央支持和鼓励苏区发展商品交换的政策态度。1936年7月5日，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颁布《关于特设营业部》的布告，布告说：国家银行为供给群众需要，繁荣志丹市(即保安城)市场起见，特设营业部，采办大批布匹和其他日用必需品，将它批发给各县合作社，转售群众。在志丹市各区合作社尚未建立以前，所有各种货物，暂由营业部零售。1936年7月6日，新成立的边区政府施政纲领中，明确提出了“保护商业、发展合作运动、推广货物运动”的主张。这一系列鲜明的政策制定，为边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供应，从而为保证边区商贸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在政策上扫清了道路。
公营商业是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出现的新鲜事物，它代表了边区商业发展的新方向，并在边区的商业活动中占据着主导的作用。为了发展边区的公营商业，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
(1)建立了西北贸易总局及各地分局和采办处，为边区公营商业的发展进行了组织构架。这一时期，贸易总局共筹办进口货物价值10余万元，其中大部分是布匹及军用器材，供给部队及机关人员冬衣、夏衣、日用品及作战需要。同时组织了边区物资的出口，特别是边区盛产的红枣、池盐、药材、皮毛等物品，换回边区不能生产的紧缺物质。由于正确执行了党所提出的支持和发展商业经济政策，也吸引大批了大批白区商人到边区来，恢复了边区许多集市，使边区商业活动逐步繁荣起来。这些到边区谋求发展的商人，还帮助军队购买了大批的铜、铁、硝、黄等军需原料，为边区兵器制造提供了条件。
(2)整顿定边盐池取得了成效。定边花马池盐，是边区最具魅力的出口大宗商品，也是边区财政的主要支柱。边区政府成立后，便派得力干部到定边对定边盐场进行整顿，增加生产设备，捋顺生产流程，使定边盐池的生产走上了正常化发展的轨道。为了给定边盐场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支撑，边区政府还在定边创办了定边职业学校一处，加强对盐业技术人才的培养。
(3)在贸易方面，由于正确商业政策的指引，边区商人对政府扶持商业的政策没有后顾之忧，纷纷贩运商品到边区出售，延安、定边、曲子、蟠龙等中心县镇以及所有边区市镇，市面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而贸易局不断扩大对边区农产品的收购，提高了边区农产品的价格，如1937年春天，各县民众开剪绒毛，贸易局以较高的价格进行收购，对刺激农民牧养牲畜的热忱，增加边区商品生产总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据西北办事处统计，1937年1—8月，贸易总局购入工业品价值191110元，土特产品价值8960元，出售工业和手工业产品价值192956元，土产品价值4670元。表现了公营商业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
商业合作社是具有集体经济性质的商业运营组织。边区政府成立后，就动手建立了绥德、清涧、延水等县的纺织合作社，县、区、乡共计纺织合作社50个，社员3000余人，股金1000余元，系由政府发棉花给社员织布，再交回政府，解决了广大妇女的就业问题。还在机关人员中建立了贩卖合作社，鼓励机关人员走上互助合作的经营道路，特别是瓦窑堡中央机关人员合作社营业规模最大，取得的成绩也最优。就是在陕北东部地区各县，虽因变成游击区域，合作社运动也仍然在志丹、赤安、华池、新城及陕甘宁各县区建立了起来。合作社新发展的社员有2300人，股金约2万元。经营中除直接向区外采买不计外，仅在营业部办货的款项就达5万余元。这一时期，因为某些客观上的困难，苏维埃金融在一些地方流通发生阻滞，合作社对于流通苏票，供给群众布匹、日用品，以及收买农产品调剂部队及机关人员生活方面，都起好的作用。
私营商业是陕甘宁边区大力发展的商业形式。延安是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所在地，是红色首都。延安私营商业的发展可以典型代表边区私营商业发展的一般面貌。边区政府成立后，延安市场中私营商业的恢复发展，不仅表现在商店的大量增加，也表现在商业资本的逐步增加。据延安市私营商店历年户数及资本统计表显示：延安的私营商业1936年资本5万元以上的有2户，1937年增加至7户；资本1万元以上的1936年为5户，1937年增加到12户；资本在5000元以上的1936年为161户，1937年增至185户。总计1936年商户168家，1937年为204家，出现了一些诸如德胜玉、玉和祥、天德店等大商号，在当时颇有名声，发展很快。
延安又是边区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市场。因此，在各类私营商业中，京货商和过载行商的比重日益突出。京货商所经营的主要是从边区外输入的布匹、棉花、颜料、衣服、洋火、文具、纸张、烟酒、化妆品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德胜玉”商号，它是延安市最大的京货商行。过载行是一种半客栈性质的栈房。过往行商与脚户运货到延安时，常住在过载行栈，货栈内有一定行市，每日挂牌；货物卖出时，栈主收取“佣钱”；客商住栈，另交伙食费用；蓄养牲口则只交草料钱。
在陕甘宁边区的“红色秦商”中，延安南区合作社是一个典型和代表，它集中反映了延安时期合作商业的发展面貌。1936年12月，在边区发展合作商业的浪潮中，在延安沟门成立了南区合作社，刘建章被推选为主任，他不拘守成规，进行了大胆的改革，逐渐树立了合作社的威信。到1939年年初，南区合作社扩大到4个分社、9个经营单位的规模，初步发展成为集生产、消费、运输、信用为一体的综合性商业合作社。
1942年春，抗日根据地最困难时期，南区合作社积极开展了为群众服务的社会事业，比如代交公粮、包运公盐、代交人民各种负担、优军优抗、代政府发放农贷、征收牲口税、安置难民等。他们把政府、合作社及人民三者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成为沟通政府与人民经济的桥梁。
毛泽东强调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社事业的道路；发展南区合作社式的合作社运动，就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1943年1月该社被西北局高干会授予“模范的合作社”称号，社主任刘建章被授予毛泽东题写的“合作社的模范”奖状。随后该社还开办了学校、业余剧团、教育合作社、医院合作社等，成为陕甘宁边区商业的一面旗帜。
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中的“红色秦商”代表则是王克玉、杨玉山、顾老大和刘瑞庭。
王克玉是当时延安市最大的私营商号“德胜玉”京货庄老板，曾被推选担任过延安市商会会长。他于1935年6月来延安时，只有150余元的资金，开始在乡下贩卖羊皮、牲口，1936年开了个杂货铺子，兼做布匹生意；1938年到西安、蒲城买货，运回延安出售；1940年由陕北向外运销食盐，换回布匹在延安销售；1943年，在敌人封锁边区、物资缺乏的情况下，利用私人关系，由国民党统治区先后购回土纱、有光纸、石印机、缝纫机、布匹等物，并利用商会会长的职务之便，换回法币百余万元(21元=72元边币)；后来又在榆林、平凉、洛川、宜川等地设点派人坐庄，生意兴隆；到1945年，自称已拥有资本300余万元法币，折三八布16063匹。
杨玉山是延安“玉和祥”杂货店的掌柜，山西稷山县人。1933年筹资150元来延安做生意，开了个杂货店。到1935年，已有资本1500元。1936年，他拿出部分资金与人合作开了一个土产店，年底获利600元。1937年，土产店散伙，他又投资700元在延安开起杂货店，到1941年春，拥有资本3万多元。继而贩卖布匹和杂货，到1945年8月，资本扩大到158万元。
顾老大是延安大过载店“天德店”的店主。1931年，顾老大出资300元，由赵承业领东，在城内开设客栈，招揽客商。1935年，顾、赵分伙，赵分得客栈和1000元，与高家合伙经营(高出资200元)，到1938年，资本增至6000元。1941年2月，赵、高分伙，赵分得店址和8000元资金，与留守处合作(留守处出资2万元，赵出资3000元)，留守处派姓徐的与赵合伙经营有光纸、熟宣纸、青市布和文具用品，到年底，资金已达18万元，获纯利15万多元。1943年，留守处抽了股金，剩余资本15万元(法币)，赵独资经营。到1944年8月，该店资金扩大到874万元。
神木商人刘瑞庭，20岁起与人合作经商。1935年，国民党高沛部抓住了两名红军便衣战士，经刘瑞庭苦苦哀求，获得释放。同年7月，国民党八十六师从贺家川押回30多名红军战士，经刘说情放了28人，唯苏维埃政府区长路茂卿、乡长李能先不予释放，刘言说是自己店铺的伙计，使2人最终得到释放。8月国民党又从高家堡东山抓回70多名红军，经刘苦苦说情，放了68人，但却要将刘进才、张朝朝两人杀头示众，刘无法，只好让其母出面哭诉，说是娘家兄弟，才救下了这2名红军战士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