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三、清末商团的活动及其作用
清末商团的活动内容，较诸商会而言，其范围要狭窄得多。一般情况下，商团的日常活动主要是组织会员操练，有的也注重启发新学新知，激励会员的爱国热情。遇有匪徒袭扰，治安混乱，商团即协助出防，维持地方秩序。除此之外，清末的一些商团还曾参与立宪活动，武昌起义后又投身于辛亥革命，发挥了令人瞩目的积极作用。下面，就清末商团的这些活动作一具体说明。
苏商体育会“以健身、卫生为始事，以保护公益、秩序、治安为宗旨。”①会中聘请专门教练若干名，教以柔软体操、器械体操及各种兵式操法。操场设在祥符寺内空地，规定每日操练一小时，具体时间随季节变化而定。正月和十月为八时至九时，二月和九月为七时半至八时半，三月和八月为七时至八时，四月和七月为六时半至七时半，五月为六时至七时，十一月和十二月为八时半至九时半，一年四季均无间断。
苏商体育会注意将健体强身的操练和学习兵式操法，与振奋商界精神及御侮强国的目的联系在一起，唤起会员的爱国精神。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五日，苏商体育会举行首次开操仪式，邀请各界人士参加，说明“吾吴众商，激于义愤，组织吾会，体育为本，草创萌芽，今始开操，蒙诸君贲然枉教，桓桓沪团，翼翼君人，赞成扶翼，淬厉精神”。同时还表示，在体育之外“尤不可不讲者，莫如德育、智育。有德育，则乃有爱国心，公德心；有智育，则乃可讲求制造，振兴实业，以为抵制外货之计。现在组织斯会，全在团体之坚固”②。
从实际情况看，苏商体育会的这一活动，对于激发会员的爱国热情，是产生了积极效果的。1911年，在苏商体育会颁发学历证书的大会上，即将退伍的操员代表在致谢词中指出：
“商为立国之干，而颓然不知自振，宁有是理?!考之往古，弦高犒师，百里剏霸，商之勋业，彪炳千古。即今东西各邦，以商战富，以商团强，商旗所指，亘九万里，庸非我黄胄商界之导线哉……比者神洲(州)大陆，风云刺激，民团响应，而操员等适届第一期及第二期之退伍，愧时艰之无补，祈志士之群来，推陈出新，进步系焉。当此四郊多垒，凡所以增进国民思想，担荷军人责任，为操员等稍盖往日之愆者，则又惟来者之是赖。”③
显而易见，普通商人通过在苏商体育会中数年(操员一般以三年为期满)的熏陶，阶级意识和时代使命感也明显地增长。
上海的“五体育会”成立后，日常活动主要也是进行徒手操、柔软体操、木枪、杠子、田径运动和兵式操练。如商余学会实行“严格军训”，规定其成员毕业期限为三年，“必须讲堂学科与操场术科均足六十分，才得给予证书，其有缺课分数不足者，延至下届补足后方毕业”④。同时，上海商团还引导成员了解西方社会，关心祖国危亡，寻求致富强国之道。各会经常“礼聘通才，研究武术，冀借以转移风气，而使一般文弱青年振作精神，趋向尚武”⑤。1907年“南市商团公会”成立，各会会员更加紧“每晨操练，以三年为毕业期，毕业后，由沪道发给文凭，升为公会为团员”⑥。1910年，“英国占我云南片马，日本灭我邻国朝鲜，人心愤激，不可终日，忧时之士于是益为国家之前途危，商团公会乃应时势之需要”，在原有基本队外，添置预备队。“士商界之优秀青年踊跃加入，数达千人以上”。因团员人数迅速增加，“乃分四处操场，从事训练”。人众械少，不敷分配，乃轮流以用之，务使每一团员咸谙枪击之术。1911年，各业先后设立商团，并联合组成“全国商团联合会”，“咸具爱国热诚，无间寒暑，晨则勤习兵式操法，因无枪械，多以木制赝者为代，夜复集于会所，由教练员讲解《步兵操典》”⑦。由于助学苦练，不数年上海商团即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武装。
此外，上海商团也是政治性较强的武装团体。“原夫五体育会之组织也，其动机出自爱国。”⑧“振作尚武精神”的目的，也在于“资自卫而谋富强”。为达此目的，体育会在操练之余，常常组织会员学习西方文化知识，“敦请社会名流演说各种致富图强之要旨”，阐明“国是日非，人民急当力图自强”⑨。这些活动内容，对于提高会员的政治素质是有其进步作用的。
1911年成立“全国商团联合会”，也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据记载，沈缦云、叶惠钧等人原拟组织全国义勇队，章程编定，正待成立之际，被清政府勒令解散，于是改为组织商团联合会。《沈缦云先生年谱》云：“先生与宋教仁、叶惠钧先生等组织全国义勇队，设总机关于上海，由宋公编订章程，先生主持召集。成立有期，为清廷所悉，电饬沪道勒令解散。先生乃舍义勇队之名，行义勇队之实，与沪上有识之士剏办上海商团公会。公举李平书先生为会长，未几改由先生继任会长，训练会员数千人，……。所需经费除由各业分任外，不足之数悉由先生筹措。”⑩这里所说的“商团公会”，实指“全国商团联合会”。担任会长的李平书和副会长沈缦云、叶惠钧曾公告全国商界，阐明设立“全国商团联合会”的原因说：“若不广结团体，民自为兵，将使繁锦庄严之大陆，瓜分豆剖于从容樽俎之间。(11)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著名领导人之一的宋教仁，参与发起组织“全国商团联合会”，并亲自编订章程，更使商团联合会的成立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政治意义。同时，也增强了所属各业商团的政治色彩。闸北商团团员、商务印书馆学徒罗品洁在回忆录中说：“因为看到满清皇帝的腐败，看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有亡国之祸，为了民族独立，为了自由幸福，又看到广东七十二烈士成了可歌可泣的牺牲者，因此上海各业相继成立商团——名义上是保卫地方，实质上是培养革命基本力量。”(12)有的研究者也认为：“上海商团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发动，由上海各行业的商团联合组成的统一武装团体，它胚胎于宋教仁等人准备组织的义勇队，具有反清爱国意义。”(13)尽管从实际情况看，当时的上海商团还称不上是严格意义的革命武装团体，但其爱国的思想倾向十分突出，也孕育着一定的革命因素。
在此之后，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革命党人发起组织中国国民总会，拟联合上海各界团体，全国商团联合会即列名其间，沈缦云并参与发起组织活动。1911年5月7日，上海日报公会、全国商团联合会、全国学界联合会等十个团体在张园举行大会，讨论通过了有关条例。6月11日，中国国民总会召开成立大会，据称与会者近五千人，公推沈缦云为会长。中国国民总会“以提倡尚武，兴办团练，实行国民应尽义务为宗旨”(14)，其上海会员的骨干多为同盟会会员，因而与革命党人的关系更为密切，有的论者称之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
上述表明，上海商团的政治活动内容，到辛亥年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革命党人的联络，在原有基础上已拓展至一个新的阶段。
汉口各地段分散的保安会成立之初，日常主要活动也是侧重于体育、军事操练。各保安会“附设操场，青年人士早晚以时习练”(15)。1910年，由汉口著名商董宋炜臣、蔡辅卿(汉口商务总会总理)发起组织的“商团益智会”，“以营业余暇，研究各种实学”，每星期日邀请“精于各科学之人士讲授一件。……来会之人，异常踊跃，几逾定额三倍”(16)。
1911年各保安会联合组成各团联合会之后，更进一步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日趋关心国家政治大事，于体育、军事训练之外，也开展了各项政治活动。据有关文献记载说：“初，汉口各团组织联合会，其关系起义伟业者，设演说而疾专制，重自治以基共和，对于清政府抵抗铁路国有，要求国会速开，有捕逮鼓吹改革者，则多方辨(辩)护，有调查组织机关者，则极力弥缝，鼓荡舆情，胚胎革命，各团联合会力实居多。”(17)“胚胎革命”之说虽有所夸大，但其政治活动内容的日见扩充却是公认的事实。
其他方面，清末有的商团也曾开展一些活动。如上海商团公会曾于1911年2月举行特别大会，“集议该会进行事宜，并发起创办中国改良衣服公司，其宗旨为提倡土货，挽回利权”(18)。1911年6月29日的《民立报》还曾以《商团不用外货》为题登载消息云：“全国商团联合会第二次续招新会友已截止多日，所有操衣、皮鞋、军帽等，亦已陆续量制，本定于六月初七日在沪军营商团操场行开操礼，兹因各会友均主张不用外货，今所需布、皮各料，均用土货缝制，亦不假手外人，以故初七之期赶办不及，须延至十四日举行开操礼。”可见，上海商团比较注重倡用国货，维护利权。
此外，在拆除上海的旧城墙，改变上海城市古老面貌的过程中，上海商团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据李平书在《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中记载，“上海拆城之说，始于庚子五月”。当时，闻讯法国人拟绘制新城图，“议拆城垣，推广租界”，李平书即提出：“不如及早自拆，以保地方”。但因众人疑信参半，赞成者廖廖而未果。1903年和1905年，李平书又两次向清朝上海地方官员提及拆城墙之事，也因“反对者电阻，事遂中止”。1908年，曾在明伦堂开会集议拆城事，反对者公开扬言：“有人主张拆城者，演说时当飨以城砖。于是欲言者不敢言，一哄而散”。直至上海光复的1911年底，时任沪军都督府民政部长的李平书，召集沪上南北市绅商在救火联合会开会，“痛陈拆城之有利无害，谓今日时机已至，欲拆则拆，失此时机、永无拆城之望矣!是否主拆，请公决。时到者二千余人，在席商团千余人，救火会员七百人，同声主拆，于是全体赞成，表决主拆。”(19)会后，李平书将拆除旧城墙决议告以都督府都督陈其美，获大力支持。紧接着，“商团及救火员各自出资，星夜购具，翊日先将大小东门拆动，无人反对，不旬日而全城尽拆矣。”(20)
旧城墙的拆除，为建设现代化的上海大都市创造了条件，原有的城墙，是束缚上海近代市政设施系统进一步扩展的藩篱，也严重影响了城市交通和经济的发展。要建设现代化的上海，就必须拆除旧城墙。所以，上海商团促成其事，对上海城市的现代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位研究上海市政机构的外国学者曾经指出：1905至1914年初的这段时期，上海商人市政机构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用于修建市政设施和公共事业，“其中最为壮观的成就，就是拆除了原有的旧城墙……建立于气势宏伟的环城大道，并且配置了电车轨道”。因为旧城墙阻碍现代交通运行，深刻影响了上海作为中心区域的经济生活(21)。
协助维持治安，是清末商团的另一项主要活动。
商业较诸工业而言，与社会的联系更为直接和广泛。社会秩序稳定与否，对商业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土匪抢劫骚扰，也常常以店铺为主要掠夺对象。所以，商人对社会治安十分关心，希望维持秩序安定，以保障正常的商业往来。其成立商团的目的之一，亦即保卫地方，以补警力的不足。当商团拥有枪枝，受过一定的军事训练之后，遇有地方不靖，商团团员即出防梭巡，保护商人免遭不测之祸。从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商人利益，有利于商业发展的角度看，商团的这一活动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但是，另一方面，许多商团又常常在地方官吏的商请或命令下，帮助清政府维持统治秩序。如前述上海“五体育会”即曾受官府之命，协助禁绝烟馆，防止烟民暴动，会员“分区出防，历三昼夜”。如果说禁烟尚属正义之举，无可指责，那么“厥后地方每有不靖，官厅辄请商团团员出助维持治安”(22)，包括镇压所谓的“匪党”，表明商团在辛亥革命前同时又充当了清政府维持统治秩序的一种补充治安力量。正因为如此，商团受到清政府地方官吏的信任，并获得官府资助的枪枝弹药。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说清末商团维持社会治安的行动，既起了保护商人利益和商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又产生了维护清朝反动统治的消极影响，具有双重的社会效应。
应该指出，最初成立的商团，都不是作为清政府的对立物出现的，也不支持革命，并对清政府存在着较大的幻想。此从商团对待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态度及其表现，即可显而易见。
清政府面对革命浪潮日趋高涨，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于1906年颁发“预备仿行宪政”上谕，作出“预备立宪”的姿态，受到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欢迎。他们希望通过清政府由上而下的这一改革，达到参与政权，开创发展资本主义新局面的目的。从政治主张看，当时各地控制商团的上层领导人，都可归为资产阶级立宪派的行列。受其影响，商团的政治倾向也是赞成和支持立宪。
清廷“预备立宪”的上谕一颁布，上海的一部分上层资本家就积极响应。1906年12月，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人成立了第一个立宪政团——预备立宪公会，上海商团的主要领导人大都加入了该会，有的还担任了会董。例如“全国商团联合会”的会长李平书、南市商业体操会发起人王一亭等，就是预备立宪公会的会董，“全国商团联合会”名誉会长虞洽卿、商余学会会长郁屏翰等，是预备立宪公会的会员。
汉口商团也与立宪派有着密切的联系。湖北立宪派首领汤化龙发起成立宪政同志会，商团是积极支持的团体之一。据当时亲历者王保民先生回忆：“清朝末年预备立宪，湖北以汤化龙为首，发起组织汉口宪政同志会，由湖北省咨议局、湖北省自治筹办处、湖北省教育会、汉口总商会、汉口各团体联合会五个团体的人士结合而成，以集合同志，促进实行宪政为宗旨。”(23)各团联合会正会长王琴甫，是宪政同志会36名基本会员之一，副会长马刚侯虽然“思想较为进步”，但“他的政治背景是接近君主立宪派”。
当时，商团领导人不仅与立宪派联系密切，侧身于立宪团体之中，而且参加了立宪派发起的国会请愿运动。1910年第二次请愿运动中，上海商团的沈缦云和苏州商团的杭祖良，分别被举为请愿代表，进京向清廷递交了敦请速开国会请愿书。汉口商团于第二次请愿运动开始之前的四月，即联合教育会、自治研究会等团体共70人，齐集汉口商业学堂，“为请愿速开国会事开研究会”(24)。汤化龙赴京请愿时，汉口33个商团保安会和88个商业行帮，在汉口跑马场开会为汤送行。南洋侨商请愿代表梁祖禄到汉，各保安会、商会、自治会等38个团体也联合举行盛大欢迎仪式。11月，武汉各团体组织数千人赴总督署衙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各保安会也曾积极参加。(25)
由于立宪派接二连三地动员各界举行大规模请愿，各省督抚后也联名上奏请开国会，革命党人举行的武装起义更连绵不绝，在此各方面的压力下，清廷不得不采取权宜敷衍之计，宣布提前于宣统五年(1913)开设议院。为此，苏州商团在商会的组织之下，与各团体一起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在城内繁华喧闹的观前大街，一连三天“高搭彩棚，并提灯游行”，“立宪万岁”的横幅高悬空中。杭祖良由京返苏时，商会、商团曾组织盛大欢迎仪式，“军乐前导，列队长驱，道路观者逾万人”(26)。
综上可知，商团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主要的政治活动就是敦请清王朝速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制。但如前所述，有些商团的领导人在武昌起义前夕也与革命党人建立了秘密联系，还有的甚至参加了同盟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担任“全国商团联合会”副会长重要职务的沈缦云，是上海商团中较早结交革命党人并投身于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他首先与革命党人于右任建立了密切联系，投资帮助于创办宣传革命的报纸。据记载：“他因为爱护(?)于右任的鼓吹革命文字，心向往之，自动访唔，一诉仰慕之忱，从此和于右任订为莫逆交。”(27)1908年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不久被清政府取缔，次年改办《民吁日报》，旋又遭封禁。1910年又办《民立报》，此时沈缦云已与于右任过往甚密，从中予以资助，“独负经济责任，认股二万元，垫资三万元”(28)，因此于右任后来称沈缦云“是《民立报》最热心的赞助人”(29)。
沈缦云何时加入同盟会，正式走上革命道路，尚有多种说法。有的回忆文章称其1905年即“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进行反清活动”(30)，该文叙述前后事件在时间上多有谬误，不足凭信。有的断定约在1909年，经于右任、叶兆崧两人介绍，沈缦云宣誓加入了同盟会(31)。还有的认为，他虽然在1909年已与于右任结交并资助革命派的报刊，但更为明显的转向，恐怕还是在1910年以上海商务总会代表进京劝说清廷速开国会碰壁以后(32)。据载：沈缦云敦请清廷速开国会，被无情拒绝，随即退而叹曰：“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天意难回，人事已尽，请自此辞。乃束装返沪。”(33)王蕴登所撰《无锡沈缦云先生之墓志铭》中也说：“既入京师，睹朝政腐败，不可挽救，始倾心于改革”。
“全国商团联合会”的另一位副会长叶惠钧，在辛亥革命爆发前的1911年也参加了革命工作，他是经沈缦云介绍认识于右任之后，逐步接受了同盟会的影响。许多记载表明，1911年初叶惠钧也加入了同盟会(34)。是年5、6月间，他与沈缦云和革命党领导人一起组织中国国民总会，并担任了坐办职务。
“全国商团联合会”的名誉会长虞洽卿，同样也是在辛亥革命前走上革命道路的。据有的研究者考察，上海革命党人举行起义前，虞洽卿在同盟会上海秘密机关见到革命党领导人陈其美，提供了8000元的起义经费。如果虞不是同盟会员，陈其美不可能在同盟会的秘密机关里见到他，更不会同他商量筹措起义经费的问题(35)。
南市商业体操会的发起人王一亭，据说于“民元前二年结识陈其美，民元前一年参与中部同盟会活动”(36)。担任“全国商团联合会”正会长的李平书转向革命的时间虽稍晚一些，但在革命党人举行起义前夕，也经沈缦云介绍与陈其美见面，共同商议起义的行动方案。可见，上海商团的主要领导人在革命达到高潮之际，已相继由支持君主立宪转为赞助革命，这就为上海商团日后转为革命武装奠定了基础。
武昌起义爆发前，汉口商团成员中的一部分人也有接近革命党人的迹象。据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载：“武汉两商业学堂学生邓汉鼎、李涛，汉口商团团员刘少舫、林醒浓、黄小池、李鸣实等，原藉互相切磋为名，组有秘密团体神洲学社，有社员四十余人，平时与祝制六等常通声气，今经祝之介绍，全体加入文学社。”(37)其中刘少舫系旅鄂广东商帮中的著名人物，1905年汉口反美爱国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汉口各团联合会会长王琴甫，是具有爱国心和民族感的资本家，他“性慷慨”，“喜与士大夫论郡国利病，国家安危”，“穷年矻矻，以提倡公益为己任，念教育为强国之本”(38)。
武昌起义爆发后，一方面革命以沛然莫遏之势发展到高潮，革命党人加紧对商团的联络和争取；另一方面，一些商团的上层领导人在此前夕已与革命党人建立了联系，有的还参加了革命。在这历史性的转捩关头，他们引导商团公开支持革命，在清末商团的活动史册中，写下了值得赞颂的新篇章。论及清末商团支持革命的活动及其所起的作用，最为突出的要属武汉和上海的商团。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士兵打响了震撼世界的首义枪声，经过一夜血战，起义军攻占各衙署，占领了整个武昌城。从武昌督署狼狈逃出的湖广总督瑞澂，为了苟延残喘，赴汉口商务总会请商团设法维持反革命秩序。随后，汉口商会又接到武昌革命党人的照会，“谓各团保安会只可防火，不可用武装相抗，违则严究”(39)。紧急时刻商会、商团经过议决，毅然转向支持革命，由各保安会“以白布为标记”，接应民军。
于是，在武昌、汉阳的民军到达之前，汉口商团已担负起维持社会秩序的责任，作好了准备工作。“辛亥八月二十日，汉口清吏闻起义武昌，旋弃地遁。民军未及渡汉，巡警散兵力微，秩序大乱。汉口联合会忧之，乃集合堤口下段商防保安会、黄陂街上段商防保安会、公立永宁救火社、义成社商防保安会、平安社商防保安会、永济消防会、四官殿中段商防保安会、四段保安会、小董家巷筹办自治会、公益保安会、商界体育会、敦乐保邻会、清和保安会、永安消防会、公益救患会、仁义下段保安会、仁义上段保安会、同益自治会、水土果帮自治会、泰安商防保安会、仁义中段保安会、普济保安会、华景街商防保安会、商育婴局、清真自治保安会、汉口演说自治戒烟会、万全保安会等二十二团，会员千余人，开会筹议，以保卫地方协助民军为要义。”(40)10月11日，各团联合会正干事马刚侯、副干事关少尧、“往商会约同协理孙君涤甫同诣汉阳，要求中华民国军政府到汉镇抚”(41)。当日晚，民军开赴汉口时，商团、商民燃点鞭炮，夹道欢迎。
在各团联合会的组织下，其所属各地段的保安会都采取积极态度支持革命。下面仅举数例。
四段商团保安会：民军从汉阳开赴汉口之际，该会全体会员正集议于沈家庙会所。“适近邻裕成钱庄被汉防营散勇勾结地痞抢劫，会民军鸣号而过，该会率同全体欢迎于会所，并邀裕成庄将抢匪逐散，拘一首要送惩治外，且留民军晚餐焉。次日揭旗会所，介绍民军与商务总会，督率会员梭巡街市，秩序赖以维持，匪类因而潜戢。”时任该会会长的刘永清，开贸三盛药行，“民军过汉，毅然首表欢迎，并会同各职员、会员，竭力襄助”(42)。
汉口公益救患会：“八月十九日武昌光复，驻汉亡清官兵逃遁，全镇为地痞扰乱。斯时，民军未即渡汉，由各团联合会集议各保安商团，携救火器具，上街梭巡。二十一、二十二日，匪徒纵火，日凡数起，赶救疲困。”该会会正关少尧，担任各团联合会副干事，随同马刚侯赴汉阳邀请民军。“民军渡江日众，饷糈未备，均商人筹集供给，当南北两军交战最烈时，本会日采办馒头，供给民军之用”(43)。
堤口下段商团保安会：该会位于汉口繁盛之区，“地接华洋，菁华荟萃”，五方杂处。“民军起义时，义师敌忾从戎，不暇计及民间。该会与联合会协商，力图保卫之方”(44)。
清真自治公益会：武昌起义爆发后，“夏口、汉阳地面异常紊乱，防营、警察均已逃避。该会居汉江之滨，联合各团整顿商团，同时反正，大张义旗。于是外侦敌情，内缉奸宄，或时祝融肆威，极力灌救，或时战场缺食，踊跃输将，屈指约二十余日，而地方得以安宁，人心得以鼓舞。各会员均抱纯粹义务，自备糇粮，至暮至朝，未尝稍懈。”(45)
他如永宁救火社，“逮民军起义之时，全社同人，箪食壶浆以迎”。普济商团自卫社响应各团联合会“保卫地方协助民军”的号召，“由该会团长督带团员，不分昼夜，沿街梭巡”。永济消防会“适民军起义，无不踊跃协助，冀图光复”。清和保安会“集合团员四十四名，极力振作，严查奸宄，守望梭巡，须臾罔懈”(46)。
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之后，商团仍从各方面予其大力支持。概而言之，其活动内容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协助维持社会治安，稳定城市社会生活。
起义之后，民军主要集中于同敌军作战，维持社会秩序的重任几乎完全由商团承担。当时，匪徒地痞纷纷乘一时混乱之机，四出抢劫放火，以致人心惶惶，惊恐不安。10月11日，从清晨到夜间，汉口即发生抢劫案数十起，甚至连官钱局及钱庄、典当铺也同时被劫。“匪徒纵火，日凡数起”。12日晚，花楼和华景街等处起火，烧毁商店多家。革命政权建立后，必须尽速使社会秩序趋于安定，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才能得以巩固。为此，革命军渡江后即与商会、商团讨论决定，由各商团团员荷枪实弹巡查街道，缉拿抢匪，维持治安和防火。
商团团员可谓恪尽职守，“无昼无夜，守望梭巡，一面分途演说，安慰人民，称民军运筹美备，虎贲鹰扬，救民出水火而登衽席，诚属易事。请各店铺居民，照常居住交易，劝户悬一灯，家抽一丁，同为卫护。”“匪独市面肃清，亦足觇立国民气之盛”(47)。各地段保安会仍负责本区内的秩序和治安，如公善保卫会地段处后城马路，地僻巷多，为匪徒出入要道，该会请领枪枝弹药，“会员、职员、团员，不分风雨昼夜，认真保卫闾阎”。“分段站岗，编列门牌，便于夜缉”，迭获抢劫匪徒四起，共计七名，放火匪徒五起，相计共九名(48)。
第二，为民军筹集给养，解除民军的后顾之忧。
民军举义，饷糈仓促未备，给养困难，遂求助商会、商团缓解燃眉之急。“各团联合会力任其难，为之详细布置，设粮台五区：一、沈家庙，二、商育婴局，三、济生堂，四、小关帝庙，五、友仁义社。商同就近团体购办干粮，按日运送，接待民军。”(49)四段商团保安会在民军渡汉，缺乏铜元支用时，“筹垫甚巨”，另“购办粮糈，日夜不倦。战争殷时，代为发赴前敌，休息兵士至会，又为供给餐饭，每日数十桌，至百余桌不定。”(50)激烈的武汉保卫战开始之后，各商团更是“群相解囊”，购买干粮，以济民军之需。汉口四区公益会在歆生路余庆里、长源里筹处设立军人招待所，专门接待作战民军，各团联合会派人与该会等米百石，在如寿里搭盖大席棚，架大锅十余口，造饭送至浴血奋战的民军。汉阳商团也“押运粮食，不遗余力”。“汉阳积存米谷三千多石，由商团报效民国。”(51)
第三，武汉保卫战中，支援民军作战。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惊慌失措，急忙调遣大批清军南下，企图一举扑灭在武汉燃起的革命烽火。10月17日，南犯清军开始进攻汉口，民军奋起抗击，进行了英勇而艰苦的武汉保卫战。在激烈的战事期间，商团做了大量的支前工作，团员“奋不顾身，出应箪壶，或荷枪助战，或赍送军实，或帮运炮弹，或侦探敌情，破产亡家者有之，饮弹丧身者有之”(52)。18日，各团联合会得前线民军“飞信”，谓子弹缺乏，难雇夫役，联合会即会同各商团团员及所带夫役，将子弹、炮弹从汉阳枪炮厂解往火线。随后，仍每日协同民军运送，“虽在枪林弹雨之中，而不知畏”。与此同时，商团还派人“深入敌军，侦探敌情，随时报告，以便预防”(53)。有的商团更直接派员羽翼民军作战。如17日民军马队、炮队开赴刘家庙前线，途经汉口四区公益会所在地段，过铁路时被铁轨震断炮架二乘，公益会会长黄文根“当即招呼机匠六名，搬运铅床整配安全”。战斗打响后，为阻止敌军进逼，“复督率机匠多人，各执器械，拆毁前途铁轨”。民军得胜，商团乘势截获敌军车粮械，解献汉口军政分府。
稍后，处在困境之中的清廷不断增兵，并起用袁世凯南下亲自督战，民军压力越来越大，形势已趋不利。此时，商团仍义无反顾地予民军以支持。如敦乐保邻会“至战事吃紧”，“聚集款项，出应箪壶……各会员皆勇于从事，奋力不辍”(53)。堤口下段商团有18人参加作战，四官殿保安会书记员周松樵等26人“荷枪助战”，其他各团也不乏“荷枪助战，不畏险阻者”。当清军攻进汉口，纵火焚烧时，商团团员又奋力救火，“有中流弹而丧身者，如下段保安会之曹山堂是，有遇北兵而被枪毙者，如公益救患会之费新文是”。
总之，武昌起义爆发后，武汉商团旗帜鲜明地站在革命一边，从各方面支持民军，发挥了比较突出的积极作用，功不可没。
上海商团领导人较早与革命党人建立了联系，有的直接走上了革命道路，因此在上海辛亥革命前夕，商团即已转向革命一边，与民军共同策动了上海起义。
武昌起义爆发后，同盟会中部总会和光复会上海支部的革命党人即密谋响应。同盟会中部总会领导人陈其美与沈缦云、叶惠钧等商团负责人早有联络，决定将筹备起义的工作重心放在争取数千人的商团武装上。据沈缦云之子沈焕唐在回忆录中云：1911年10月24日，宋教仁、陈其美、沈缦云等人在《民立报》馆召开秘密会议，“即席决议以联络商团，媾通士绅为上海起义工作之重心，并利用《民立报》宣传革命胜利消息，以激励民气。”(54)
当时，争取商团的关键，在于将“全国商团联合会”会长李平书劝说至革命一边。时任联合会副会长的沈缦云与李系“莫逆交”，遂承担了这一重要工作。李平书记载说：“武昌起义，沪上一日数电，闻者兴会飚举，而缦云窃忧之。一日语余曰：‘顷得私电，汉阳有难保之信，万一失守，武昌亦危，若此次失败，我汉人尚有噍类耶?’言次唏嘘不置。余曰：‘某亦知报纸捷电之不尽可凭，盖筹之熟矣!此时非东南急起响应，无以救武汉之危。’言未已，缦云跃然起曰：‘先生有此意耶?日来沪上党人正谋此举，特非先生赞同不可。今欲介同志于先生，其可一见乎?’余曰：‘可’。乃于是晚偕陈君英士来余家密唔谈，一见如故。”(55)同陈其美唔谈之前，李平书即已与自治公所和商团领导人“相与密商，佥谓时势至此，不能守闭关主义，当审察情势，以为进止”(56)。
此后，上海革命党人和商团负责人陈其美、沈缦云、李平书、叶惠钧等，“日必举行会议”，研究起义部署。“十二夜(1911年11月2日)，会于城自治公所，定翊日举事，当与警务长穆杼斋君商议保卫地方事宜，余(李平书——引者)又商请全体商团及救火联合会员，共同守卫城厢内外各重要地，以助警察之不及。”(57)接着，李平书召集各商团团长临时联席会议，宣布“时局日见紧张，愿各商团竭力保卫桑梓。如闻南市救火会钟楼鸣钟九响，继以十三响，即派团员分段出防，以安闾阎”(58)。
11月3日，闸北巡警首先举义，商团按预定计划接管了沪宁车站。在接管车站的过程中，曾一度与帝国主义分子发生摩擦。起义爆发后，英籍车务总管濮爱德以保护铁路为名，请租界殖民武装万国商团进驻车站予以控制。闸北商团前往车站，以民军名义提出四点要求：(一)将站顶清廷龙旗卸下；(二)撤退万国商团；(三)由民军驻防；(四)负责为革命军供应运输车辆。濮爱德起初横蛮拒绝，商团表示：必须在12小时内撤走万国商团，到时民军即开进车站，一切后果由濮负责。11月4日，商团即全副武装整队进入车站，万国商团见起义军不断取得胜利，各国又宣布“中立”，遂从车站撤出。闸北商团控制车站后，承担车站防务，负责军运调配和稽查。后由商余学会换防，达三月之久(59)。
在城内，起义后商团受命分段出防，接管道、县两署，陈其美则率敢死队一、二百人进攻江南制造局。商团方面进展顺利，到达道、县衙署后，放火焚烧，沪道刘襄孙、县令田宝荣亡命租界，“各城门上先后树白旗与革命军旗”，群众“鼓掌欢呼，声隆如雷”。但陈其美率队攻制造局受挫，而且陈本人被局内清军俘执。李平书、王一亭闻讯前往“以市公所、县商会名义”要求保释，遭拒绝。商团公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王一亭表示：“事亟矣。进或亦死，退则必死，等死耳，与其引颈待戮，无宁为国殉身。若事有济，则与民国前途裨益良巨。”(60)李平书起初犹豫不决，担心商团会有所伤亡。等候命令的商团团员“群起鼓噪”，大呼“若不发动，我等今日愿洒血阶前，誓不散归”(61)。最后一致决定，集合商团配合民军进攻制造局。出发前，“由王(一亭)、沈(缦云)、叶(惠钧)三公挥泪誓师，勉励至再”。战斗中，团员咸抱破斧沉舟之志，奋勇迈进，无一反顾者。在商团、巡防营、警士等各方面力量的配合进攻下，11月4日凌晨终于攻占制造局，救出陈其美，整个上海宣告光复。由此可以说，在上海光复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商团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上海光复后，一部分商团还组织义勇队，参加苏浙联军攻克江宁的战斗。如书业商团组成一队，隶属沪军先锋队，在攻打乌龙山、幕府山、天堡城的战斗中表现十分英勇，数名团员壮烈献身。攻克了江宁，有的商团成员又在下关担任兵站工作，历时数月，并曾随北伐军进至徐州。
同时，上海商团也承担了维持治安、运送军械的重任。起义爆发后，“居民伏匿不出，而地痞流氓，则以其间拦路抢劫”。但商团会同反正的巡防营等武装，“日夜警备，轮流出防，保卫地方”，很快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城厢内外各要地以及衙署监狱，赖商团同志彻夜驻守，乃得闾阎安堵，匕鬯无惊”(62)。此外，商团还帮助军政府捉拿清军奸细。如广帮商团会员在沪宁车站旅客行李内查到手枪两枝，刀20把，子弹若干，并当场拿获5名形迹可疑者，经审讯，系盘踞南京顽固抵抗革命的清朝江南提督张勋所遣密探，遂解送军政府发落(63)。
为运送军械，商团组织了战地干事团，专门负责运输枪炮支援攻宁战役。会攻江宁过程中，由于联军“仓促组成，军备不佳，而南京又为天险，故进攻之际，多历险阻，即商团之解送军需者，亦备尝艰苦。”(64)苏浙联军抵宁后，先攻天堡城，历二昼夜未下，枪炮短缺，陈其美致函商团诸负责人，说明：“战机紧迫，非有后援，攻取不易……补充军械，急于星火，制局枪弹，发给一空，购备之货，尚未运到。仰恳眷怀大局，鼎力转商商团诸公，将从前所发快枪设法借用五百枝，俾得挑选劲旅，克日赴宁。”(66)李平书等人得信后，及时派遣商团炮队教练张玉法带队，携大炮赶赴南京助战，并飞速解运快枪五百枝，为胜利攻克天堡城这一战略要地作出了贡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归国至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的一段时间，其保卫工作也主要由上海商团负责。1911年12月孙中山抵达上海时，商团原拟武装保护并示欢迎，因租界外国当局以所定禁例加以阻止，后决定“携轻武器护卫”。商团团员“手枪密藏襟底，至虹口埠头迎先生登陆”。孙中山在上海寓居扆虹园，“保卫工作也由商团担任”。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其警卫部队仍由上海商团步、骑两队组成，叶惠钧负责统率。“总统府草创伊始，人材缺乏，并由商团团员分股任事。迨宁局底定，商团团员先后返沪，各归本团，尽保卫桑梓之责。”(67)
与武汉、上海商团相比较，其他一些地区的商团在辛亥革命中的进步表现和影响不是显得十分突出，但也有许多商团发挥了不应忽视的积极作用。
如上海独立在苏州引起极大震动，苏州商会、商团领导人多次面谒江苏巡抚程德全，要求宣布“和平独立”。1911年11月4日，即上海举义的次日，苏州商会就传令各商团，“于夜间一律出巡，严防土匪藉端滋扰。是晨见(上海)民军已来，即袖缀白布，均甚欢迎，并各认定日夜时间，轮流出巡，共保治安。”(68)
湖北宜昌独立前夕，商会将原有商团、体育会300人组成商防队，由商董李春澄任管带官，“各佩带器械，日夜巡逻，以防不测，地方赖以无恐。”(69)独立之初，“各处邮电不通，谣风日甚，曾由商队管带李君春澄向川路公司介绍，借用济川轮船，为司令部侦探军情及拖运兵士等用”(70)。
他如重庆、南昌等商团成立之后即站在革命一边，对于壮大革命力量，加速清王朝的瓦解，无疑也起了积极作用。
各省独立之后，所在地区的商团均无一不协助革命政权维持地方秩序。如杭州光复后，“商团全体会员左手均缠白布，荷枪梭巡，不遗余力，故市面安堵如常。”(71)又如“苏城光复之时，承苏商体育会暨各支部会员热心任事，昼夜梭巡，市面赖以安堵。”(72)湖南独立后，由于“市面冷落，银根奇紧，值此革故鼎新之际，诚恐匪徒乘间滋事”，于是商人“特组织商团保安会，选募兵士一营，分班上街，轮流梭巡”(73)。
但是，也有的商团害怕革命导致商人身家财产损失，仍帮助清统治者维持反革命秩序，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如天津商人配合清朝地方当局抵制革命，在武昌起义后相继组织了阖津水团、铺民局和民更局、绅商保卫局、天津公安总会等准军事和治安机构，派员巡逻值更，防范暴动发生，受到直隶总督陈夔龙的褒奖。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抗拒革命，通令各地组织“保安会”以垂死挣扎，一些商团即与其沆瀣一气。如营口商会会长出任该地保安会会长，从商人中征募商团团员500名，宣称：“举凡发生骚乱或暴动，我营口必团结一致，全力以赴，以确保治安。”(74)其反对革命的态度，依旧十分明确。
① 《苏商体育会史料辑》，苏州市档案馆藏。
② 《苏商体育会章则、名册和练习打靶档》，苏州市档案馆藏。
③ 《清末苏州商会档·商团》，苏州市档案馆藏。
④ 朱尧卿：《上海商团史料辑录》，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第197页。
⑤⑥ 伍特公：《上海商团光复上海纪略》，《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4、145页。
⑦ 伍特公：《上海商团光复上海纪略》，《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46页。
⑧ 同上书，第145页。
⑨ 《清真商团纪略》，《辛亥革命》(七)，第91页。
⑩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82——983页。
(11) 《时报》1911年5月1日。
(12)(13) 均见吴乾兑：《上海光复和沪军都督府》，《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第819页。
(14) 《时报》1911年5月8日、6月12日。
(15)(16) 《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65页、第245页。
(17) 《申报》1911年8月28日。
(18) 《申报》1911年2月12日。
(19)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76页。
(20)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76页。
(21) (美)Mark Elvin:The Administation of Shanghai,1905——1914。载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22) 伍特公：《上海商团光复上海纪略》，《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45页。
(23) 王保民：《关于武汉历史见闻》，武汉市政协档案资料。
(24) 《宪政白话报》，第1年，第1号。
(25) 《民立报》1910年11月14日。
(26) 《民立报》1910年10月20日。
(27)(29) 王成圣：《于右任传》，台北1973年版，第49页。
(28) 《沈缦云先生年谱》，《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82页。
(30) 沈子高：《沈缦云的一生》，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第141页。
(31) 沈云荪：《关于沈缦云加入同盟会的时间》，《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
(32) 章开沅：《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3页。
(33) 《沈缦云先生年谱》，《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82页。
(34) 《叶惠钧先生小传》，《叶公惠钧传略》，见吴乾兑：《上海光复和沪军都督府》，《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第817页。另见《上海名人传》，第70页以及《叶惠钧先生六旬晋征诗文启》等。
(35) 丁日初：《辛亥革命前的上海资本家阶级》，《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第317页。
(36) 《王震事略》，《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86页。
(37)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54年版。
(38) 《夏口县志》，“人物志”(三)。
(39) 《辛亥革命》(五)，第192页。
(40) 《汉口各团联合会协助民军纪实》、《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45页。
(41) 《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52页。
(42) 《四段商团保安会起义时事实》，《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47—248、249页。
(43) 《汉口公益救患会起义时事实》，《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52页。
(44) 《堤口下段商团保安会事实》，《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54页。
(45) 《清真自治公益会起义时事实》，《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55页。
(46) 《武是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57、258、260、264页。
(47) 《汉口各团联合会协助民军纪实》，《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46页。
(48) 《公善保安会起义时事实》，《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58页。
(49)(53) 《汉口各团联合会协助民军纪实》，《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46页。
(50) 《四段商团保安会起义时事实》，《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49页。
(51) 《汉阳商团大概记》，《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43、244页。
(52) 《堤口下段商团保安会事实》，《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54页。
(53) 《敦乐保邻会起义时事实》，《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63页。
(54) 《辛亥革命回忆录》，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辑，第48页。
(55) 《沈缦云先生年谱》附言：李平书撰《哀文》。
(56)(57) 李平书：《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72页。
(58) 《上海商团小史》，《辛亥革命》(七)，第87页。
(59) 尹村夫：《闸北商团与上海光复》，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第208—209页。
(60)(61) 伍特公：《上海商团光复上海纪略》，《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51、152页。
(62) 《上海商团小史》，《辛亥革命》(七)，第88页。
(63) 《时报》1911年11月14日。
(64)(65) 朱尧卿：《上海商团史料辑录》，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第194②。
(66) 朱尧卿：《上海商团史料辑录》，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第194—195页。
(67) 同上书，第194—195页。
(68) 郭孝成：《江苏光复纪事》，《辛亥革命》(七)，第6页。
(69) 《宜昌光复大概情形》，《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第109页。
(70) 《宜昌光复大概情形》，《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第111页。
(71) 《神州日报》1911年11月7日。
(72) 《苏州商会档·商团(三)》，苏州市档案馆藏。
(73) 《神州日报》1911年11月27日。
(74) 《外交部使领馆档案》，牛庄，1911年11月16日。转引自白吉尔：《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辑。
苏商体育会“以健身、卫生为始事，以保护公益、秩序、治安为宗旨。”①会中聘请专门教练若干名，教以柔软体操、器械体操及各种兵式操法。操场设在祥符寺内空地，规定每日操练一小时，具体时间随季节变化而定。正月和十月为八时至九时，二月和九月为七时半至八时半，三月和八月为七时至八时，四月和七月为六时半至七时半，五月为六时至七时，十一月和十二月为八时半至九时半，一年四季均无间断。
苏商体育会注意将健体强身的操练和学习兵式操法，与振奋商界精神及御侮强国的目的联系在一起，唤起会员的爱国精神。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五日，苏商体育会举行首次开操仪式，邀请各界人士参加，说明“吾吴众商，激于义愤，组织吾会，体育为本，草创萌芽，今始开操，蒙诸君贲然枉教，桓桓沪团，翼翼君人，赞成扶翼，淬厉精神”。同时还表示，在体育之外“尤不可不讲者，莫如德育、智育。有德育，则乃有爱国心，公德心；有智育，则乃可讲求制造，振兴实业，以为抵制外货之计。现在组织斯会，全在团体之坚固”②。
从实际情况看，苏商体育会的这一活动，对于激发会员的爱国热情，是产生了积极效果的。1911年，在苏商体育会颁发学历证书的大会上，即将退伍的操员代表在致谢词中指出：
“商为立国之干，而颓然不知自振，宁有是理?!考之往古，弦高犒师，百里剏霸，商之勋业，彪炳千古。即今东西各邦，以商战富，以商团强，商旗所指，亘九万里，庸非我黄胄商界之导线哉……比者神洲(州)大陆，风云刺激，民团响应，而操员等适届第一期及第二期之退伍，愧时艰之无补，祈志士之群来，推陈出新，进步系焉。当此四郊多垒，凡所以增进国民思想，担荷军人责任，为操员等稍盖往日之愆者，则又惟来者之是赖。”③
显而易见，普通商人通过在苏商体育会中数年(操员一般以三年为期满)的熏陶，阶级意识和时代使命感也明显地增长。
上海的“五体育会”成立后，日常活动主要也是进行徒手操、柔软体操、木枪、杠子、田径运动和兵式操练。如商余学会实行“严格军训”，规定其成员毕业期限为三年，“必须讲堂学科与操场术科均足六十分，才得给予证书，其有缺课分数不足者，延至下届补足后方毕业”④。同时，上海商团还引导成员了解西方社会，关心祖国危亡，寻求致富强国之道。各会经常“礼聘通才，研究武术，冀借以转移风气，而使一般文弱青年振作精神，趋向尚武”⑤。1907年“南市商团公会”成立，各会会员更加紧“每晨操练，以三年为毕业期，毕业后，由沪道发给文凭，升为公会为团员”⑥。1910年，“英国占我云南片马，日本灭我邻国朝鲜，人心愤激，不可终日，忧时之士于是益为国家之前途危，商团公会乃应时势之需要”，在原有基本队外，添置预备队。“士商界之优秀青年踊跃加入，数达千人以上”。因团员人数迅速增加，“乃分四处操场，从事训练”。人众械少，不敷分配，乃轮流以用之，务使每一团员咸谙枪击之术。1911年，各业先后设立商团，并联合组成“全国商团联合会”，“咸具爱国热诚，无间寒暑，晨则勤习兵式操法，因无枪械，多以木制赝者为代，夜复集于会所，由教练员讲解《步兵操典》”⑦。由于助学苦练，不数年上海商团即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武装。
此外，上海商团也是政治性较强的武装团体。“原夫五体育会之组织也，其动机出自爱国。”⑧“振作尚武精神”的目的，也在于“资自卫而谋富强”。为达此目的，体育会在操练之余，常常组织会员学习西方文化知识，“敦请社会名流演说各种致富图强之要旨”，阐明“国是日非，人民急当力图自强”⑨。这些活动内容，对于提高会员的政治素质是有其进步作用的。
1911年成立“全国商团联合会”，也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据记载，沈缦云、叶惠钧等人原拟组织全国义勇队，章程编定，正待成立之际，被清政府勒令解散，于是改为组织商团联合会。《沈缦云先生年谱》云：“先生与宋教仁、叶惠钧先生等组织全国义勇队，设总机关于上海，由宋公编订章程，先生主持召集。成立有期，为清廷所悉，电饬沪道勒令解散。先生乃舍义勇队之名，行义勇队之实，与沪上有识之士剏办上海商团公会。公举李平书先生为会长，未几改由先生继任会长，训练会员数千人，……。所需经费除由各业分任外，不足之数悉由先生筹措。”⑩这里所说的“商团公会”，实指“全国商团联合会”。担任会长的李平书和副会长沈缦云、叶惠钧曾公告全国商界，阐明设立“全国商团联合会”的原因说：“若不广结团体，民自为兵，将使繁锦庄严之大陆，瓜分豆剖于从容樽俎之间。(11)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著名领导人之一的宋教仁，参与发起组织“全国商团联合会”，并亲自编订章程，更使商团联合会的成立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政治意义。同时，也增强了所属各业商团的政治色彩。闸北商团团员、商务印书馆学徒罗品洁在回忆录中说：“因为看到满清皇帝的腐败，看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有亡国之祸，为了民族独立，为了自由幸福，又看到广东七十二烈士成了可歌可泣的牺牲者，因此上海各业相继成立商团——名义上是保卫地方，实质上是培养革命基本力量。”(12)有的研究者也认为：“上海商团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发动，由上海各行业的商团联合组成的统一武装团体，它胚胎于宋教仁等人准备组织的义勇队，具有反清爱国意义。”(13)尽管从实际情况看，当时的上海商团还称不上是严格意义的革命武装团体，但其爱国的思想倾向十分突出，也孕育着一定的革命因素。
在此之后，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革命党人发起组织中国国民总会，拟联合上海各界团体，全国商团联合会即列名其间，沈缦云并参与发起组织活动。1911年5月7日，上海日报公会、全国商团联合会、全国学界联合会等十个团体在张园举行大会，讨论通过了有关条例。6月11日，中国国民总会召开成立大会，据称与会者近五千人，公推沈缦云为会长。中国国民总会“以提倡尚武，兴办团练，实行国民应尽义务为宗旨”(14)，其上海会员的骨干多为同盟会会员，因而与革命党人的关系更为密切，有的论者称之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
上述表明，上海商团的政治活动内容，到辛亥年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革命党人的联络，在原有基础上已拓展至一个新的阶段。
汉口各地段分散的保安会成立之初，日常主要活动也是侧重于体育、军事操练。各保安会“附设操场，青年人士早晚以时习练”(15)。1910年，由汉口著名商董宋炜臣、蔡辅卿(汉口商务总会总理)发起组织的“商团益智会”，“以营业余暇，研究各种实学”，每星期日邀请“精于各科学之人士讲授一件。……来会之人，异常踊跃，几逾定额三倍”(16)。
1911年各保安会联合组成各团联合会之后，更进一步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日趋关心国家政治大事，于体育、军事训练之外，也开展了各项政治活动。据有关文献记载说：“初，汉口各团组织联合会，其关系起义伟业者，设演说而疾专制，重自治以基共和，对于清政府抵抗铁路国有，要求国会速开，有捕逮鼓吹改革者，则多方辨(辩)护，有调查组织机关者，则极力弥缝，鼓荡舆情，胚胎革命，各团联合会力实居多。”(17)“胚胎革命”之说虽有所夸大，但其政治活动内容的日见扩充却是公认的事实。
其他方面，清末有的商团也曾开展一些活动。如上海商团公会曾于1911年2月举行特别大会，“集议该会进行事宜，并发起创办中国改良衣服公司，其宗旨为提倡土货，挽回利权”(18)。1911年6月29日的《民立报》还曾以《商团不用外货》为题登载消息云：“全国商团联合会第二次续招新会友已截止多日，所有操衣、皮鞋、军帽等，亦已陆续量制，本定于六月初七日在沪军营商团操场行开操礼，兹因各会友均主张不用外货，今所需布、皮各料，均用土货缝制，亦不假手外人，以故初七之期赶办不及，须延至十四日举行开操礼。”可见，上海商团比较注重倡用国货，维护利权。
此外，在拆除上海的旧城墙，改变上海城市古老面貌的过程中，上海商团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据李平书在《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中记载，“上海拆城之说，始于庚子五月”。当时，闻讯法国人拟绘制新城图，“议拆城垣，推广租界”，李平书即提出：“不如及早自拆，以保地方”。但因众人疑信参半，赞成者廖廖而未果。1903年和1905年，李平书又两次向清朝上海地方官员提及拆城墙之事，也因“反对者电阻，事遂中止”。1908年，曾在明伦堂开会集议拆城事，反对者公开扬言：“有人主张拆城者，演说时当飨以城砖。于是欲言者不敢言，一哄而散”。直至上海光复的1911年底，时任沪军都督府民政部长的李平书，召集沪上南北市绅商在救火联合会开会，“痛陈拆城之有利无害，谓今日时机已至，欲拆则拆，失此时机、永无拆城之望矣!是否主拆，请公决。时到者二千余人，在席商团千余人，救火会员七百人，同声主拆，于是全体赞成，表决主拆。”(19)会后，李平书将拆除旧城墙决议告以都督府都督陈其美，获大力支持。紧接着，“商团及救火员各自出资，星夜购具，翊日先将大小东门拆动，无人反对，不旬日而全城尽拆矣。”(20)
旧城墙的拆除，为建设现代化的上海大都市创造了条件，原有的城墙，是束缚上海近代市政设施系统进一步扩展的藩篱，也严重影响了城市交通和经济的发展。要建设现代化的上海，就必须拆除旧城墙。所以，上海商团促成其事，对上海城市的现代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位研究上海市政机构的外国学者曾经指出：1905至1914年初的这段时期，上海商人市政机构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用于修建市政设施和公共事业，“其中最为壮观的成就，就是拆除了原有的旧城墙……建立于气势宏伟的环城大道，并且配置了电车轨道”。因为旧城墙阻碍现代交通运行，深刻影响了上海作为中心区域的经济生活(21)。
协助维持治安，是清末商团的另一项主要活动。
商业较诸工业而言，与社会的联系更为直接和广泛。社会秩序稳定与否，对商业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土匪抢劫骚扰，也常常以店铺为主要掠夺对象。所以，商人对社会治安十分关心，希望维持秩序安定，以保障正常的商业往来。其成立商团的目的之一，亦即保卫地方，以补警力的不足。当商团拥有枪枝，受过一定的军事训练之后，遇有地方不靖，商团团员即出防梭巡，保护商人免遭不测之祸。从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商人利益，有利于商业发展的角度看，商团的这一活动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但是，另一方面，许多商团又常常在地方官吏的商请或命令下，帮助清政府维持统治秩序。如前述上海“五体育会”即曾受官府之命，协助禁绝烟馆，防止烟民暴动，会员“分区出防，历三昼夜”。如果说禁烟尚属正义之举，无可指责，那么“厥后地方每有不靖，官厅辄请商团团员出助维持治安”(22)，包括镇压所谓的“匪党”，表明商团在辛亥革命前同时又充当了清政府维持统治秩序的一种补充治安力量。正因为如此，商团受到清政府地方官吏的信任，并获得官府资助的枪枝弹药。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说清末商团维持社会治安的行动，既起了保护商人利益和商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又产生了维护清朝反动统治的消极影响，具有双重的社会效应。
应该指出，最初成立的商团，都不是作为清政府的对立物出现的，也不支持革命，并对清政府存在着较大的幻想。此从商团对待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态度及其表现，即可显而易见。
清政府面对革命浪潮日趋高涨，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于1906年颁发“预备仿行宪政”上谕，作出“预备立宪”的姿态，受到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欢迎。他们希望通过清政府由上而下的这一改革，达到参与政权，开创发展资本主义新局面的目的。从政治主张看，当时各地控制商团的上层领导人，都可归为资产阶级立宪派的行列。受其影响，商团的政治倾向也是赞成和支持立宪。
清廷“预备立宪”的上谕一颁布，上海的一部分上层资本家就积极响应。1906年12月，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人成立了第一个立宪政团——预备立宪公会，上海商团的主要领导人大都加入了该会，有的还担任了会董。例如“全国商团联合会”的会长李平书、南市商业体操会发起人王一亭等，就是预备立宪公会的会董，“全国商团联合会”名誉会长虞洽卿、商余学会会长郁屏翰等，是预备立宪公会的会员。
汉口商团也与立宪派有着密切的联系。湖北立宪派首领汤化龙发起成立宪政同志会，商团是积极支持的团体之一。据当时亲历者王保民先生回忆：“清朝末年预备立宪，湖北以汤化龙为首，发起组织汉口宪政同志会，由湖北省咨议局、湖北省自治筹办处、湖北省教育会、汉口总商会、汉口各团体联合会五个团体的人士结合而成，以集合同志，促进实行宪政为宗旨。”(23)各团联合会正会长王琴甫，是宪政同志会36名基本会员之一，副会长马刚侯虽然“思想较为进步”，但“他的政治背景是接近君主立宪派”。
当时，商团领导人不仅与立宪派联系密切，侧身于立宪团体之中，而且参加了立宪派发起的国会请愿运动。1910年第二次请愿运动中，上海商团的沈缦云和苏州商团的杭祖良，分别被举为请愿代表，进京向清廷递交了敦请速开国会请愿书。汉口商团于第二次请愿运动开始之前的四月，即联合教育会、自治研究会等团体共70人，齐集汉口商业学堂，“为请愿速开国会事开研究会”(24)。汤化龙赴京请愿时，汉口33个商团保安会和88个商业行帮，在汉口跑马场开会为汤送行。南洋侨商请愿代表梁祖禄到汉，各保安会、商会、自治会等38个团体也联合举行盛大欢迎仪式。11月，武汉各团体组织数千人赴总督署衙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各保安会也曾积极参加。(25)
由于立宪派接二连三地动员各界举行大规模请愿，各省督抚后也联名上奏请开国会，革命党人举行的武装起义更连绵不绝，在此各方面的压力下，清廷不得不采取权宜敷衍之计，宣布提前于宣统五年(1913)开设议院。为此，苏州商团在商会的组织之下，与各团体一起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在城内繁华喧闹的观前大街，一连三天“高搭彩棚，并提灯游行”，“立宪万岁”的横幅高悬空中。杭祖良由京返苏时，商会、商团曾组织盛大欢迎仪式，“军乐前导，列队长驱，道路观者逾万人”(26)。
综上可知，商团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主要的政治活动就是敦请清王朝速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制。但如前所述，有些商团的领导人在武昌起义前夕也与革命党人建立了秘密联系，还有的甚至参加了同盟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担任“全国商团联合会”副会长重要职务的沈缦云，是上海商团中较早结交革命党人并投身于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他首先与革命党人于右任建立了密切联系，投资帮助于创办宣传革命的报纸。据记载：“他因为爱护(?)于右任的鼓吹革命文字，心向往之，自动访唔，一诉仰慕之忱，从此和于右任订为莫逆交。”(27)1908年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不久被清政府取缔，次年改办《民吁日报》，旋又遭封禁。1910年又办《民立报》，此时沈缦云已与于右任过往甚密，从中予以资助，“独负经济责任，认股二万元，垫资三万元”(28)，因此于右任后来称沈缦云“是《民立报》最热心的赞助人”(29)。
沈缦云何时加入同盟会，正式走上革命道路，尚有多种说法。有的回忆文章称其1905年即“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进行反清活动”(30)，该文叙述前后事件在时间上多有谬误，不足凭信。有的断定约在1909年，经于右任、叶兆崧两人介绍，沈缦云宣誓加入了同盟会(31)。还有的认为，他虽然在1909年已与于右任结交并资助革命派的报刊，但更为明显的转向，恐怕还是在1910年以上海商务总会代表进京劝说清廷速开国会碰壁以后(32)。据载：沈缦云敦请清廷速开国会，被无情拒绝，随即退而叹曰：“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天意难回，人事已尽，请自此辞。乃束装返沪。”(33)王蕴登所撰《无锡沈缦云先生之墓志铭》中也说：“既入京师，睹朝政腐败，不可挽救，始倾心于改革”。
“全国商团联合会”的另一位副会长叶惠钧，在辛亥革命爆发前的1911年也参加了革命工作，他是经沈缦云介绍认识于右任之后，逐步接受了同盟会的影响。许多记载表明，1911年初叶惠钧也加入了同盟会(34)。是年5、6月间，他与沈缦云和革命党领导人一起组织中国国民总会，并担任了坐办职务。
“全国商团联合会”的名誉会长虞洽卿，同样也是在辛亥革命前走上革命道路的。据有的研究者考察，上海革命党人举行起义前，虞洽卿在同盟会上海秘密机关见到革命党领导人陈其美，提供了8000元的起义经费。如果虞不是同盟会员，陈其美不可能在同盟会的秘密机关里见到他，更不会同他商量筹措起义经费的问题(35)。
南市商业体操会的发起人王一亭，据说于“民元前二年结识陈其美，民元前一年参与中部同盟会活动”(36)。担任“全国商团联合会”正会长的李平书转向革命的时间虽稍晚一些，但在革命党人举行起义前夕，也经沈缦云介绍与陈其美见面，共同商议起义的行动方案。可见，上海商团的主要领导人在革命达到高潮之际，已相继由支持君主立宪转为赞助革命，这就为上海商团日后转为革命武装奠定了基础。
武昌起义爆发前，汉口商团成员中的一部分人也有接近革命党人的迹象。据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载：“武汉两商业学堂学生邓汉鼎、李涛，汉口商团团员刘少舫、林醒浓、黄小池、李鸣实等，原藉互相切磋为名，组有秘密团体神洲学社，有社员四十余人，平时与祝制六等常通声气，今经祝之介绍，全体加入文学社。”(37)其中刘少舫系旅鄂广东商帮中的著名人物，1905年汉口反美爱国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汉口各团联合会会长王琴甫，是具有爱国心和民族感的资本家，他“性慷慨”，“喜与士大夫论郡国利病，国家安危”，“穷年矻矻，以提倡公益为己任，念教育为强国之本”(38)。
武昌起义爆发后，一方面革命以沛然莫遏之势发展到高潮，革命党人加紧对商团的联络和争取；另一方面，一些商团的上层领导人在此前夕已与革命党人建立了联系，有的还参加了革命。在这历史性的转捩关头，他们引导商团公开支持革命，在清末商团的活动史册中，写下了值得赞颂的新篇章。论及清末商团支持革命的活动及其所起的作用，最为突出的要属武汉和上海的商团。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士兵打响了震撼世界的首义枪声，经过一夜血战，起义军攻占各衙署，占领了整个武昌城。从武昌督署狼狈逃出的湖广总督瑞澂，为了苟延残喘，赴汉口商务总会请商团设法维持反革命秩序。随后，汉口商会又接到武昌革命党人的照会，“谓各团保安会只可防火，不可用武装相抗，违则严究”(39)。紧急时刻商会、商团经过议决，毅然转向支持革命，由各保安会“以白布为标记”，接应民军。
于是，在武昌、汉阳的民军到达之前，汉口商团已担负起维持社会秩序的责任，作好了准备工作。“辛亥八月二十日，汉口清吏闻起义武昌，旋弃地遁。民军未及渡汉，巡警散兵力微，秩序大乱。汉口联合会忧之，乃集合堤口下段商防保安会、黄陂街上段商防保安会、公立永宁救火社、义成社商防保安会、平安社商防保安会、永济消防会、四官殿中段商防保安会、四段保安会、小董家巷筹办自治会、公益保安会、商界体育会、敦乐保邻会、清和保安会、永安消防会、公益救患会、仁义下段保安会、仁义上段保安会、同益自治会、水土果帮自治会、泰安商防保安会、仁义中段保安会、普济保安会、华景街商防保安会、商育婴局、清真自治保安会、汉口演说自治戒烟会、万全保安会等二十二团，会员千余人，开会筹议，以保卫地方协助民军为要义。”(40)10月11日，各团联合会正干事马刚侯、副干事关少尧、“往商会约同协理孙君涤甫同诣汉阳，要求中华民国军政府到汉镇抚”(41)。当日晚，民军开赴汉口时，商团、商民燃点鞭炮，夹道欢迎。
在各团联合会的组织下，其所属各地段的保安会都采取积极态度支持革命。下面仅举数例。
四段商团保安会：民军从汉阳开赴汉口之际，该会全体会员正集议于沈家庙会所。“适近邻裕成钱庄被汉防营散勇勾结地痞抢劫，会民军鸣号而过，该会率同全体欢迎于会所，并邀裕成庄将抢匪逐散，拘一首要送惩治外，且留民军晚餐焉。次日揭旗会所，介绍民军与商务总会，督率会员梭巡街市，秩序赖以维持，匪类因而潜戢。”时任该会会长的刘永清，开贸三盛药行，“民军过汉，毅然首表欢迎，并会同各职员、会员，竭力襄助”(42)。
汉口公益救患会：“八月十九日武昌光复，驻汉亡清官兵逃遁，全镇为地痞扰乱。斯时，民军未即渡汉，由各团联合会集议各保安商团，携救火器具，上街梭巡。二十一、二十二日，匪徒纵火，日凡数起，赶救疲困。”该会会正关少尧，担任各团联合会副干事，随同马刚侯赴汉阳邀请民军。“民军渡江日众，饷糈未备，均商人筹集供给，当南北两军交战最烈时，本会日采办馒头，供给民军之用”(43)。
堤口下段商团保安会：该会位于汉口繁盛之区，“地接华洋，菁华荟萃”，五方杂处。“民军起义时，义师敌忾从戎，不暇计及民间。该会与联合会协商，力图保卫之方”(44)。
清真自治公益会：武昌起义爆发后，“夏口、汉阳地面异常紊乱，防营、警察均已逃避。该会居汉江之滨，联合各团整顿商团，同时反正，大张义旗。于是外侦敌情，内缉奸宄，或时祝融肆威，极力灌救，或时战场缺食，踊跃输将，屈指约二十余日，而地方得以安宁，人心得以鼓舞。各会员均抱纯粹义务，自备糇粮，至暮至朝，未尝稍懈。”(45)
他如永宁救火社，“逮民军起义之时，全社同人，箪食壶浆以迎”。普济商团自卫社响应各团联合会“保卫地方协助民军”的号召，“由该会团长督带团员，不分昼夜，沿街梭巡”。永济消防会“适民军起义，无不踊跃协助，冀图光复”。清和保安会“集合团员四十四名，极力振作，严查奸宄，守望梭巡，须臾罔懈”(46)。
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之后，商团仍从各方面予其大力支持。概而言之，其活动内容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协助维持社会治安，稳定城市社会生活。
起义之后，民军主要集中于同敌军作战，维持社会秩序的重任几乎完全由商团承担。当时，匪徒地痞纷纷乘一时混乱之机，四出抢劫放火，以致人心惶惶，惊恐不安。10月11日，从清晨到夜间，汉口即发生抢劫案数十起，甚至连官钱局及钱庄、典当铺也同时被劫。“匪徒纵火，日凡数起”。12日晚，花楼和华景街等处起火，烧毁商店多家。革命政权建立后，必须尽速使社会秩序趋于安定，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才能得以巩固。为此，革命军渡江后即与商会、商团讨论决定，由各商团团员荷枪实弹巡查街道，缉拿抢匪，维持治安和防火。
商团团员可谓恪尽职守，“无昼无夜，守望梭巡，一面分途演说，安慰人民，称民军运筹美备，虎贲鹰扬，救民出水火而登衽席，诚属易事。请各店铺居民，照常居住交易，劝户悬一灯，家抽一丁，同为卫护。”“匪独市面肃清，亦足觇立国民气之盛”(47)。各地段保安会仍负责本区内的秩序和治安，如公善保卫会地段处后城马路，地僻巷多，为匪徒出入要道，该会请领枪枝弹药，“会员、职员、团员，不分风雨昼夜，认真保卫闾阎”。“分段站岗，编列门牌，便于夜缉”，迭获抢劫匪徒四起，共计七名，放火匪徒五起，相计共九名(48)。
第二，为民军筹集给养，解除民军的后顾之忧。
民军举义，饷糈仓促未备，给养困难，遂求助商会、商团缓解燃眉之急。“各团联合会力任其难，为之详细布置，设粮台五区：一、沈家庙，二、商育婴局，三、济生堂，四、小关帝庙，五、友仁义社。商同就近团体购办干粮，按日运送，接待民军。”(49)四段商团保安会在民军渡汉，缺乏铜元支用时，“筹垫甚巨”，另“购办粮糈，日夜不倦。战争殷时，代为发赴前敌，休息兵士至会，又为供给餐饭，每日数十桌，至百余桌不定。”(50)激烈的武汉保卫战开始之后，各商团更是“群相解囊”，购买干粮，以济民军之需。汉口四区公益会在歆生路余庆里、长源里筹处设立军人招待所，专门接待作战民军，各团联合会派人与该会等米百石，在如寿里搭盖大席棚，架大锅十余口，造饭送至浴血奋战的民军。汉阳商团也“押运粮食，不遗余力”。“汉阳积存米谷三千多石，由商团报效民国。”(51)
第三，武汉保卫战中，支援民军作战。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惊慌失措，急忙调遣大批清军南下，企图一举扑灭在武汉燃起的革命烽火。10月17日，南犯清军开始进攻汉口，民军奋起抗击，进行了英勇而艰苦的武汉保卫战。在激烈的战事期间，商团做了大量的支前工作，团员“奋不顾身，出应箪壶，或荷枪助战，或赍送军实，或帮运炮弹，或侦探敌情，破产亡家者有之，饮弹丧身者有之”(52)。18日，各团联合会得前线民军“飞信”，谓子弹缺乏，难雇夫役，联合会即会同各商团团员及所带夫役，将子弹、炮弹从汉阳枪炮厂解往火线。随后，仍每日协同民军运送，“虽在枪林弹雨之中，而不知畏”。与此同时，商团还派人“深入敌军，侦探敌情，随时报告，以便预防”(53)。有的商团更直接派员羽翼民军作战。如17日民军马队、炮队开赴刘家庙前线，途经汉口四区公益会所在地段，过铁路时被铁轨震断炮架二乘，公益会会长黄文根“当即招呼机匠六名，搬运铅床整配安全”。战斗打响后，为阻止敌军进逼，“复督率机匠多人，各执器械，拆毁前途铁轨”。民军得胜，商团乘势截获敌军车粮械，解献汉口军政分府。
稍后，处在困境之中的清廷不断增兵，并起用袁世凯南下亲自督战，民军压力越来越大，形势已趋不利。此时，商团仍义无反顾地予民军以支持。如敦乐保邻会“至战事吃紧”，“聚集款项，出应箪壶……各会员皆勇于从事，奋力不辍”(53)。堤口下段商团有18人参加作战，四官殿保安会书记员周松樵等26人“荷枪助战”，其他各团也不乏“荷枪助战，不畏险阻者”。当清军攻进汉口，纵火焚烧时，商团团员又奋力救火，“有中流弹而丧身者，如下段保安会之曹山堂是，有遇北兵而被枪毙者，如公益救患会之费新文是”。
总之，武昌起义爆发后，武汉商团旗帜鲜明地站在革命一边，从各方面支持民军，发挥了比较突出的积极作用，功不可没。
上海商团领导人较早与革命党人建立了联系，有的直接走上了革命道路，因此在上海辛亥革命前夕，商团即已转向革命一边，与民军共同策动了上海起义。
武昌起义爆发后，同盟会中部总会和光复会上海支部的革命党人即密谋响应。同盟会中部总会领导人陈其美与沈缦云、叶惠钧等商团负责人早有联络，决定将筹备起义的工作重心放在争取数千人的商团武装上。据沈缦云之子沈焕唐在回忆录中云：1911年10月24日，宋教仁、陈其美、沈缦云等人在《民立报》馆召开秘密会议，“即席决议以联络商团，媾通士绅为上海起义工作之重心，并利用《民立报》宣传革命胜利消息，以激励民气。”(54)
当时，争取商团的关键，在于将“全国商团联合会”会长李平书劝说至革命一边。时任联合会副会长的沈缦云与李系“莫逆交”，遂承担了这一重要工作。李平书记载说：“武昌起义，沪上一日数电，闻者兴会飚举，而缦云窃忧之。一日语余曰：‘顷得私电，汉阳有难保之信，万一失守，武昌亦危，若此次失败，我汉人尚有噍类耶?’言次唏嘘不置。余曰：‘某亦知报纸捷电之不尽可凭，盖筹之熟矣!此时非东南急起响应，无以救武汉之危。’言未已，缦云跃然起曰：‘先生有此意耶?日来沪上党人正谋此举，特非先生赞同不可。今欲介同志于先生，其可一见乎?’余曰：‘可’。乃于是晚偕陈君英士来余家密唔谈，一见如故。”(55)同陈其美唔谈之前，李平书即已与自治公所和商团领导人“相与密商，佥谓时势至此，不能守闭关主义，当审察情势，以为进止”(56)。
此后，上海革命党人和商团负责人陈其美、沈缦云、李平书、叶惠钧等，“日必举行会议”，研究起义部署。“十二夜(1911年11月2日)，会于城自治公所，定翊日举事，当与警务长穆杼斋君商议保卫地方事宜，余(李平书——引者)又商请全体商团及救火联合会员，共同守卫城厢内外各重要地，以助警察之不及。”(57)接着，李平书召集各商团团长临时联席会议，宣布“时局日见紧张，愿各商团竭力保卫桑梓。如闻南市救火会钟楼鸣钟九响，继以十三响，即派团员分段出防，以安闾阎”(58)。
11月3日，闸北巡警首先举义，商团按预定计划接管了沪宁车站。在接管车站的过程中，曾一度与帝国主义分子发生摩擦。起义爆发后，英籍车务总管濮爱德以保护铁路为名，请租界殖民武装万国商团进驻车站予以控制。闸北商团前往车站，以民军名义提出四点要求：(一)将站顶清廷龙旗卸下；(二)撤退万国商团；(三)由民军驻防；(四)负责为革命军供应运输车辆。濮爱德起初横蛮拒绝，商团表示：必须在12小时内撤走万国商团，到时民军即开进车站，一切后果由濮负责。11月4日，商团即全副武装整队进入车站，万国商团见起义军不断取得胜利，各国又宣布“中立”，遂从车站撤出。闸北商团控制车站后，承担车站防务，负责军运调配和稽查。后由商余学会换防，达三月之久(59)。
在城内，起义后商团受命分段出防，接管道、县两署，陈其美则率敢死队一、二百人进攻江南制造局。商团方面进展顺利，到达道、县衙署后，放火焚烧，沪道刘襄孙、县令田宝荣亡命租界，“各城门上先后树白旗与革命军旗”，群众“鼓掌欢呼，声隆如雷”。但陈其美率队攻制造局受挫，而且陈本人被局内清军俘执。李平书、王一亭闻讯前往“以市公所、县商会名义”要求保释，遭拒绝。商团公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王一亭表示：“事亟矣。进或亦死，退则必死，等死耳，与其引颈待戮，无宁为国殉身。若事有济，则与民国前途裨益良巨。”(60)李平书起初犹豫不决，担心商团会有所伤亡。等候命令的商团团员“群起鼓噪”，大呼“若不发动，我等今日愿洒血阶前，誓不散归”(61)。最后一致决定，集合商团配合民军进攻制造局。出发前，“由王(一亭)、沈(缦云)、叶(惠钧)三公挥泪誓师，勉励至再”。战斗中，团员咸抱破斧沉舟之志，奋勇迈进，无一反顾者。在商团、巡防营、警士等各方面力量的配合进攻下，11月4日凌晨终于攻占制造局，救出陈其美，整个上海宣告光复。由此可以说，在上海光复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商团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上海光复后，一部分商团还组织义勇队，参加苏浙联军攻克江宁的战斗。如书业商团组成一队，隶属沪军先锋队，在攻打乌龙山、幕府山、天堡城的战斗中表现十分英勇，数名团员壮烈献身。攻克了江宁，有的商团成员又在下关担任兵站工作，历时数月，并曾随北伐军进至徐州。
同时，上海商团也承担了维持治安、运送军械的重任。起义爆发后，“居民伏匿不出，而地痞流氓，则以其间拦路抢劫”。但商团会同反正的巡防营等武装，“日夜警备，轮流出防，保卫地方”，很快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城厢内外各要地以及衙署监狱，赖商团同志彻夜驻守，乃得闾阎安堵，匕鬯无惊”(62)。此外，商团还帮助军政府捉拿清军奸细。如广帮商团会员在沪宁车站旅客行李内查到手枪两枝，刀20把，子弹若干，并当场拿获5名形迹可疑者，经审讯，系盘踞南京顽固抵抗革命的清朝江南提督张勋所遣密探，遂解送军政府发落(63)。
为运送军械，商团组织了战地干事团，专门负责运输枪炮支援攻宁战役。会攻江宁过程中，由于联军“仓促组成，军备不佳，而南京又为天险，故进攻之际，多历险阻，即商团之解送军需者，亦备尝艰苦。”(64)苏浙联军抵宁后，先攻天堡城，历二昼夜未下，枪炮短缺，陈其美致函商团诸负责人，说明：“战机紧迫，非有后援，攻取不易……补充军械，急于星火，制局枪弹，发给一空，购备之货，尚未运到。仰恳眷怀大局，鼎力转商商团诸公，将从前所发快枪设法借用五百枝，俾得挑选劲旅，克日赴宁。”(66)李平书等人得信后，及时派遣商团炮队教练张玉法带队，携大炮赶赴南京助战，并飞速解运快枪五百枝，为胜利攻克天堡城这一战略要地作出了贡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归国至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的一段时间，其保卫工作也主要由上海商团负责。1911年12月孙中山抵达上海时，商团原拟武装保护并示欢迎，因租界外国当局以所定禁例加以阻止，后决定“携轻武器护卫”。商团团员“手枪密藏襟底，至虹口埠头迎先生登陆”。孙中山在上海寓居扆虹园，“保卫工作也由商团担任”。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其警卫部队仍由上海商团步、骑两队组成，叶惠钧负责统率。“总统府草创伊始，人材缺乏，并由商团团员分股任事。迨宁局底定，商团团员先后返沪，各归本团，尽保卫桑梓之责。”(67)
与武汉、上海商团相比较，其他一些地区的商团在辛亥革命中的进步表现和影响不是显得十分突出，但也有许多商团发挥了不应忽视的积极作用。
如上海独立在苏州引起极大震动，苏州商会、商团领导人多次面谒江苏巡抚程德全，要求宣布“和平独立”。1911年11月4日，即上海举义的次日，苏州商会就传令各商团，“于夜间一律出巡，严防土匪藉端滋扰。是晨见(上海)民军已来，即袖缀白布，均甚欢迎，并各认定日夜时间，轮流出巡，共保治安。”(68)
湖北宜昌独立前夕，商会将原有商团、体育会300人组成商防队，由商董李春澄任管带官，“各佩带器械，日夜巡逻，以防不测，地方赖以无恐。”(69)独立之初，“各处邮电不通，谣风日甚，曾由商队管带李君春澄向川路公司介绍，借用济川轮船，为司令部侦探军情及拖运兵士等用”(70)。
他如重庆、南昌等商团成立之后即站在革命一边，对于壮大革命力量，加速清王朝的瓦解，无疑也起了积极作用。
各省独立之后，所在地区的商团均无一不协助革命政权维持地方秩序。如杭州光复后，“商团全体会员左手均缠白布，荷枪梭巡，不遗余力，故市面安堵如常。”(71)又如“苏城光复之时，承苏商体育会暨各支部会员热心任事，昼夜梭巡，市面赖以安堵。”(72)湖南独立后，由于“市面冷落，银根奇紧，值此革故鼎新之际，诚恐匪徒乘间滋事”，于是商人“特组织商团保安会，选募兵士一营，分班上街，轮流梭巡”(73)。
但是，也有的商团害怕革命导致商人身家财产损失，仍帮助清统治者维持反革命秩序，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如天津商人配合清朝地方当局抵制革命，在武昌起义后相继组织了阖津水团、铺民局和民更局、绅商保卫局、天津公安总会等准军事和治安机构，派员巡逻值更，防范暴动发生，受到直隶总督陈夔龙的褒奖。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抗拒革命，通令各地组织“保安会”以垂死挣扎，一些商团即与其沆瀣一气。如营口商会会长出任该地保安会会长，从商人中征募商团团员500名，宣称：“举凡发生骚乱或暴动，我营口必团结一致，全力以赴，以确保治安。”(74)其反对革命的态度，依旧十分明确。
① 《苏商体育会史料辑》，苏州市档案馆藏。
② 《苏商体育会章则、名册和练习打靶档》，苏州市档案馆藏。
③ 《清末苏州商会档·商团》，苏州市档案馆藏。
④ 朱尧卿：《上海商团史料辑录》，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第197页。
⑤⑥ 伍特公：《上海商团光复上海纪略》，《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4、145页。
⑦ 伍特公：《上海商团光复上海纪略》，《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46页。
⑧ 同上书，第145页。
⑨ 《清真商团纪略》，《辛亥革命》(七)，第91页。
⑩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82——983页。
(11) 《时报》1911年5月1日。
(12)(13) 均见吴乾兑：《上海光复和沪军都督府》，《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第819页。
(14) 《时报》1911年5月8日、6月12日。
(15)(16) 《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65页、第245页。
(17) 《申报》1911年8月28日。
(18) 《申报》1911年2月12日。
(19)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76页。
(20)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76页。
(21) (美)Mark Elvin:The Administation of Shanghai,1905——1914。载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22) 伍特公：《上海商团光复上海纪略》，《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45页。
(23) 王保民：《关于武汉历史见闻》，武汉市政协档案资料。
(24) 《宪政白话报》，第1年，第1号。
(25) 《民立报》1910年11月14日。
(26) 《民立报》1910年10月20日。
(27)(29) 王成圣：《于右任传》，台北1973年版，第49页。
(28) 《沈缦云先生年谱》，《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82页。
(30) 沈子高：《沈缦云的一生》，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第141页。
(31) 沈云荪：《关于沈缦云加入同盟会的时间》，《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
(32) 章开沅：《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3页。
(33) 《沈缦云先生年谱》，《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82页。
(34) 《叶惠钧先生小传》，《叶公惠钧传略》，见吴乾兑：《上海光复和沪军都督府》，《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第817页。另见《上海名人传》，第70页以及《叶惠钧先生六旬晋征诗文启》等。
(35) 丁日初：《辛亥革命前的上海资本家阶级》，《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第317页。
(36) 《王震事略》，《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86页。
(37)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54年版。
(38) 《夏口县志》，“人物志”(三)。
(39) 《辛亥革命》(五)，第192页。
(40) 《汉口各团联合会协助民军纪实》、《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45页。
(41) 《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52页。
(42) 《四段商团保安会起义时事实》，《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47—248、249页。
(43) 《汉口公益救患会起义时事实》，《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52页。
(44) 《堤口下段商团保安会事实》，《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54页。
(45) 《清真自治公益会起义时事实》，《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55页。
(46) 《武是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57、258、260、264页。
(47) 《汉口各团联合会协助民军纪实》，《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46页。
(48) 《公善保安会起义时事实》，《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58页。
(49)(53) 《汉口各团联合会协助民军纪实》，《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46页。
(50) 《四段商团保安会起义时事实》，《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49页。
(51) 《汉阳商团大概记》，《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43、244页。
(52) 《堤口下段商团保安会事实》，《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54页。
(53) 《敦乐保邻会起义时事实》，《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63页。
(54) 《辛亥革命回忆录》，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辑，第48页。
(55) 《沈缦云先生年谱》附言：李平书撰《哀文》。
(56)(57) 李平书：《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72页。
(58) 《上海商团小史》，《辛亥革命》(七)，第87页。
(59) 尹村夫：《闸北商团与上海光复》，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第208—209页。
(60)(61) 伍特公：《上海商团光复上海纪略》，《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51、152页。
(62) 《上海商团小史》，《辛亥革命》(七)，第88页。
(63) 《时报》1911年11月14日。
(64)(65) 朱尧卿：《上海商团史料辑录》，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第194②。
(66) 朱尧卿：《上海商团史料辑录》，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第194—195页。
(67) 同上书，第194—195页。
(68) 郭孝成：《江苏光复纪事》，《辛亥革命》(七)，第6页。
(69) 《宜昌光复大概情形》，《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第109页。
(70) 《宜昌光复大概情形》，《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第111页。
(71) 《神州日报》1911年11月7日。
(72) 《苏州商会档·商团(三)》，苏州市档案馆藏。
(73) 《神州日报》1911年11月27日。
(74) 《外交部使领馆档案》，牛庄，1911年11月16日。转引自白吉尔：《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