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经营所首要考虑解决的问题，是选择经营的地点。
　　从明代的原始资料来看，很多都声称本乡或本邑商人山陬海堧、孤村僻壤“足迹几无所不遍”。在现今大量对明清商帮进行研究的著作中，学者们也证明了各自所研究的商帮经营活动范围广阔、几乎无所不至，同时指出，总体来说，由于明代交通运输条件相对落后，还是存在一些地域性的倾向，比如徽商多在江淮，西商多在北方，闽粤商人多在本地和海外等。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本节试图解决的问题则是，明代商人们选择经营地点的时候，都考虑了哪些因素?体现出怎样的规律以及原则?
　　(一)经营地选择的基本规律
　　(1)“天下之大众所聚集处也，百物易售”④(卷一九，《姜材传》)，为了追逐更高的利润，水陆通衢、货物辐辏之都会，往往以其优越环境成为商人们经营的首选地。万历《歙志》即言：“今之所谓都会者，则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次之而为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洲、景德诸镇……大贾则必据都会耳!”⑤(卷一〇，《货殖》)因此不难看到，众多商人纷纷涌向通都大邑，张开百货之肆以榷管其利。
　　如弘正间休宁范浩，“才智辐凑，善计生事，以为扬当水陆之交，列国四通，百物所贸易也，乃治产积居，射时有先后、取货有窳良，舟浮毂转交利而俱赡，数年之间起富累巨万，号为魁桀。”⑥(卷一〇，《东溪范君传》)正嘉间休宁汪狮，“操奇赢逐什一，且叹曰：‘恶用是龌龊者为哉，古之为市者，必于通衢大都。’于是客淮扬，历诸名郡，业日以饶。”⑦正嘉间太原郝理，“以为扬南北之中，民工于市，为天下饶，易贾，遂家焉。乃治产积居……襁至辐凑，息常什倍。”⑧(卷一〇，《封奉直大夫刑部员外郎寅楼郝公行状》)嘉靖时淮阴金彦，财富已“甲淮海”，然“季年复决策曰：‘燕中四方之会，而财货之薮，吾闻善居货者据四通九达之区，交易而不趋此鲜不失利矣!’乃挟资北走燕，往来经营者二十年，而资益以富”⑨(卷七，《金秋泉传》)。嘉万间歙县汪时雨，年十七时父出贾不利归，汪“请于父曰：‘夫趋利者趋时若鸷，必于江海都会诸所辐凑，乃可以得志，今徒倚里门，非策也!’遂辞行……资日起。”(10)(卷一二，《汪长公行状》)嘉万间歙县汪奎卿，世业浙盐，然其“言曰：‘浙虽濒海，其地狭小，岁出盐盬不足以当淮扬什三，淮扬为南北之冲，北走齐梁燕赵，南走三楚，其中具五民，舟车辐辏，江淮之间一都会也。趋名于朝，趋利于市，广陵天下朝市，吾将舍浙而之淮矣!’”遂趋淮，“币乃大赢”(11)(卷一九，《参军汪长公行状》)。
　　(2)有的商人则愿意选择环境比较熟悉，或具有良好人际关系基础，或悦其风土民情的地方开展商业活动。
　　如明前期歙县鲍伦，“庄重达于事理，审取予，慎交际，有声缙绅间。尝挟资游汴，士大夫多所爱重”，亦因此，其“审知中州非他地比，命诸弟子姓相继居货焉，累镪巨万”，诸弟子姓蒙其荫，“河洛之士无间隐显，相与益广，上至藩府长贰亦罔不加礼”(12)(卷一四，《明故乐静处士墓志铭》)。嘉隆间休宁金应奎，“初商云间，以倭乱转毂桐之双渡，双渡，奎大父坦翁所开基。……坦翁卒，有廛在者六。奎之在双渡也，土人周、钱、王、刘四大家谓为坦翁孙，皆接以通家。奎又执礼敬缔欢诸贤士大夫，而诸贤士大夫交口誉奎，由是奎之生理遂与坦翁时埓”(13)(卷八，《侄应奎行状》)。嘉万间东莞邓世厚，“商电白，以族人多商于此，可相依也”(14)(卷一六，《封征仕郎南京户科给事中慎吾邓公墓志铭》)。史料中多见同乡同族的商人在某地聚集从商，应当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嘉万间歙县汪本善，走淮扬吴越都会，与其兄同为贾，后来，其兄“谋□□洛阳，君力挽之”，并说“较贾之利便，洛阳不若豫章，吾尝游之，习其风土矣”，故其止足于豫章，终“贾道成，多贤豪长者游”(15)(卷三，《汪本善行状》)。嘉万间歙县樊传，“有四方之志，十六游中州，至于杞曰：‘此夏后氏故都也，百货绾毂其口而俗近朴，卜居莫良于是。’遂受廛，以其资行贾，久之益饶。”(16)(卷九六，《樊季公冯孺人墓志铭》)
　　(3)如果商人所居地正是或临近商品出产地(或集散地)，此地不一定都是通都大邑，但考虑到地利、人和以及资源优势，有的商人遂“不游别省”，避开远徙之劳，选择在本地经营，坐而待收。
　　嘉靖时清江余古泉就是这类商人的代表，“他贾者类皆北适燕泰、西通滇蜀、东走吴会、南极闽广，出入波涛风浪之中，冲犯烟雾，冒涉沙尘，敝筋劳骨，而后庶几于什一，故其人率多齿未至而先衰也。余君独不然，乃谓：‘水利居上，山泽次之，善贾者不越疆土，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家取给焉!豫章之南为处，其地多楩楠杉梓之材；又章贡二水汇吉临而下，循支港而上数十里，吾家在焉!’乃赢粮于家，取材于山，具绋*(左纟右丽)戒榜枻，不旬月而辐凑云集，贵人富家求高名之丽者，环百里而至，……不数年而其业大息。”(17)(卷七，《寿余古泉七十序》)再如正嘉间枣强黄仲亨，其兄远徙四方都会服贾，而他却观察到近邑故城郑家口，“口前临卫河，接南北水陆通衢，居民富殷，商估丛集，四方货利及远地难致诸珍异，舟涉舆载率于此驻泊，故居此者比他镇生计颇饶”(18)(卷一，《赠李从周序》)，地理环境优越，又易于治生，因此“乃独受廛不去”(19)(卷七，《处士黄公配毛孺人合葬墓志铭》)。嘉靖时徽州岩镇蒋某，“跬步不出里门，坐收山林材木之利于其家，岁课江淮盐策之利于其子，不逐时而获，不握算而饶”，人服其能，因叹曰“其得之地者，殊也!”(20)(卷一四，《谷口篇》)嘉万间长洲余乐善，因“家近市，固都邑之冲，行旅走集，犹多就翁斥卖居积，商取予，行货财”(21)(卷四二，《赠余乐善序》)，故而贾亦不远游。嘉万间钱塘林氏，世商本地，“始以造币杼柚不可胜用焉，继以积陈贸新有无不可胜穷焉，继以行鹾居货予夺不可胜计焉，故乡人称富资者必曰林氏”，其“不藉东海之鹾、南番之舶而能通无济有，……至万金之积”(22)(卷一八，《林益庵先生传》)，足见对地利利用之充分。
　　(4)当通都大邑、大村名镇等地方商贾越来越密集的时候，当地市场容量必然渐趋饱和，利润也势必会被摊薄，有的商人便另辟蹊径，致力于开拓有发展前景却未被充分利用的地方。
　　如徽商金应奎之祖父金坦翁，他于弘治间“道双渡，览其周墟，谔然曰：‘此地水陆会，真一市区也!’遂质钱氏地若干，辟为一廛以自市。数岁生理殖，又增辟一廛。于是群商人竞奔走焉，蜂逐蝇附，不约而合”，坦翁自身获利外，也使双渡当地得以迅速发展，到嘉万间，“为一都会”(23)(卷八，《侄应奎行状》)，当地土人因此对其感恩戴德，为其子孙后来在当地的经营提供了极大方便。正嘉间蒲州王海峰行贾时，“凡蒲人贾于外者，西则秦、陇、甘、凉、瓜、鄯诸郡，东南则淮海、扬越，西南则蜀，其相沿若此耳”。海峰公“初亦略抵诸域”，然而“校计所以阜财，故辙以为不足，置吾算乃东走青沧”，当时的青沧盐区(即长芦盐区)，“法敝利壅，诸贾过不以正目视之”，惟公“独曰：‘此可居也!’遂相地计宜，审时观变，究览鹾政所以*败颠末，并所以疏通兴建之目，洞洞乎胸中有成筹矣。……台察者患法之盩也，公为之指画而缕析之，法因以举；司鹾者患利之瘠也，公为之指画而缕析之，利因以丰。于是沧盐遂大有裨于度支，视先岁所入不啻三倍”(24)(卷二一，《海峰王公七十荣归序》)，而海峰公自身也成为巨富，可谓得“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的真谛。又如休宁王守玺，“一日行贾江阴，涉江至平宁沙而熟睨之曰：‘是足以豪矣!’闻者掩口，谓：‘此间唯有荒苇蔓草，恐无所助君豪!’君曰：‘不然，唯人弃，所以取也!’乃决策构庐舍，买犊治器，择田而授之。三年大垦、五年大辟，会天幸连得岁稔，而沙之趾芽而为新田者数倍，其身亩益拓、土益腴，鸡犬桑麻，居然乐壤矣!”而这时，“江人以君起流寓，拥孤渚，赢得暴振，则扼腕争言沙利”(25)(《传·仰峰王君传》)，相较之下，其眼光、见识，兼“起瘠为饶”之能实令人赞叹。嘉靖时歙县吴荣让，相地而至桐庐焦山，“焦故多薪木，……虎多窟焉，处士乃身为薙其芜代以茶栗，居人翕然效之，虎无所窟，避徙去，而岁获茶栗利蓰倍。已又视南亩课耕艺可圃者，益树佳木美箭郁然矣。凡二十年，处士自致资巨万，而它小贾受母钱者，岁以其子来，至不可訾数，而焦山之傍居人，亦用以饶裕。”(26)(卷一二七，《处士吴介石翁墓表》)其度山林之宜加以开发，终使焦山“庶几埒都”(27)(卷四七，《明故处士吴公暨配合葬墓志铭》)，自身更获利不菲，可称善商。这些商人，在选择经营地时不为其当时状况所左右，能有意识地进行开发，最终赢得经营的先机和成功，不能不说是一种过人的见识和胆略。(28)
　　当然，上述几种选择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商人们会进行理性的分析思考，综合各方面因素以作出最适宜的决策。如正嘉间休宁朱模，“从伯兄贾淮楚，而割资季弟令修息武林。季资中诎，(模)廉棠邑淳朴可居，复割若干缗予之，顷之，业渐起。”(29)(卷二五，《上园朱封公传》)关于朱模基于怎样的考虑而作出决策，有一则材料这样说：“(模)弟贾武林，武林人巧说少信，仰机利而食，以此折阅。……(模)因策曰：‘吾闻范蠡周行吴越齐楚间，而独善陶，故富称陶朱公，施及子孙亦巨万，何者?得其地也!吾阅天下广矣，莫如棠邑，是襟带维扬真州，其俗俭啬，畏罪远邪，矜己诺，可以居。’择诸子姓可使者，割资令佐弟贾，久之，赢得过当。”(30)(卷六九，《朱次公家传》)可见，他是综合地理位置、民情风土与信用环境等因素，从而作出的最佳选择。又如嘉隆间休宁金秀，初以“‘吾家世业贾，道里便莫如苏松，苏松东南一都会也，又吾叔兄辈咸在。’于是幡然释故所习，从兄游”，后“不数年，资渐肥，乃与兄分贾。兄在香山、弟朱家角，地虽狭小而土人工于市易”，金氏兄弟的经营，即先后考虑了道里远近、城市特点、人际基础、经营环境等各种因素，最终“兄饶而弟亦竞爽，所生资产视父存日十倍不啻。”(31)(卷八，《英四族子行状》)
　　①(清)王棠：《燕在阁知新录》，《续修四库全书本》。
　　②(明)邵经邦：《弘艺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③(明)张瀚：《松窗梦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④(明)郑明选：《郑侯升集》，《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⑤万历《歙志》，明刻本。
　　⑥(明)张衮：《张水南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⑦张海鹏：《徽商资料选编》第336条，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117页。
　　⑧(明)余有丁：《余文敏公文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⑨(明)李春芳：《李文定公贻安堂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0)(明)方弘静：《素园存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1)(明)冯梦祯：《快雪堂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此外如嘉万间婺源李大鸿，初随伯叔父行贾龙都，“会肆之主人词少倨，乃谋诸诸父曰：‘余尝过江宁，睹江宁为南都重镇，四方会集，贾而不就都会以罄其怀，何徒局促尺寸为哉?’乃罢龙都而贾江宁。公居中调业，而转贾者人资相得，计所就业，未逾十年而遂足当上贾矣。”(《徽商资料选编》第296页、第938条)由“罄其怀”三字可知，客观环境优越外，能够更好地发挥抱负应是商人们选择都会的重要心理动因。
　　(12)(明)汪舜民：《静轩先生文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13)(明)金瑶：《金栗斋先生文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14)(明)汤宾尹：《睡庵稿》，《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15)(明)王士骕：《中弇山人稿》，《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16)(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商人择地本应基于方便获利，风俗厚朴之地商业氛围或许略逊，但或因其信誉环境良好，故史料中时见商人选择此类地方，上述外，又如正嘉间休宁汪玎，初“商于菊邑双河口”，“后游贵邑申庄，见厥俗仁厚，遂居商之”(《徽商资料选编》第445页，第1355条)。嘉万间休宁程有功，为人“恂恂朴温”，“行贾江北几十年，而贾就悦六安之土风，筑室焉”(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一六《处士程有功暨配吴孺人葬志铭》，《四库全书本》)。等等，皆是因为喜好当地风情风土而决定商居。
　　(17)(明)敖文祯：《薜荔山房藏稿》，《续修四库全书本》。
　　(18)(明)孙绪：《沙溪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同上。
　　(20)(明)汪道昆：《太函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1)(明)刘凤：《刘子威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2)(明)邵经邦：《弘艺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3)(明)金瑶：《金栗斋先生文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24)(明)张四维：《条麓堂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25)(明)缪昌期：《从野堂存稿》，《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26)(明)王世贞：《弇州续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明)汪道昆：《太函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8)商人们在探寻货源产地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如正嘉间休宁木商汪庆，几经实践察知木利可为，遂语其弟曰：“但兄弟皆徒手，非得一饶区，有木岁可续，恐非速化之术。闻衢严诸处山尤深，而土人刁悍，商人不敢入其乡，其势木估必下下，不探虎穴不得虎子，吾与汝当深入视时事以进，或不负此生!”于是，兄弟俩“倒其家箧笥所有，并称贷以益，径入衢严道。自是岁有木下浙，而生理遂如春花，欣欣向荣，不二十年拥资巨万，所置产屋视祖遗百倍，富比封君。”(金瑶：《金栗斋先生文集》卷七《百滩汪翁传》，《续修四库全书本》)
　　(29)(明)焦竑：《焦氏澹园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30)(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1)(明)金瑶：《金栗斋先生文集》，《续修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