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陕西三原县出了个大诗人孙豹人，他写了诗集《溉堂集》28卷，“名甚重，诗本秦声，激壮之词”。这个孙豹人是个奇才。明末他因家贫，弃儒学而入扬州经商，“三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为扬州闻名的陕西商人。一日，从扬州城门过，突发灵感“大丈夫处世，既不能舞马捎取官印如斗大，则当读书十万卷”，遂闭户读书，成为清初著名诗人。后又被清政府召为鸿儒博学科，官授内阁中书舍人，为皇帝拟诏行文，却弃官不就，说：“我家有数几十口人在扬州嗷嗷待哺，我在京为官，家人岂不饿死！”仍回扬州经商。这个孙豹人由儒而商，由商而儒，由儒而官，又由官而贾的曲折经历，正是明清扬州陕西商人的典型代表。
　　人们很难把厚重质朴、强悍粗犷的陕西人与风光秀丽、钟灵毓秀的扬州联系起来。然而这却是事实。扬州是陕西商人发财致富的历史原点，是明清时期陕西商帮脱颖而出、纵横捭阖的第一个历史舞台。至今，扬州的许多著名文化景点仍铭刻着陕西商人的历史痕迹……
　　扬州大明寺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为陕西泾阳商人赵运捐资所建。
　　扬州的著名景点“康山别墅”，原名“焦山”，是陕西武功富商康海家的产业。后因康海曾在这里操琴演剧，被称为“琵琶圣手”而轰动广陵，遂改名“康山别墅”。
　　扬州的另一名园“蜀冈”，“前以石胜，后以竹胜，中以水胜”，为陕西临潼富商张氏的私园。
　　扬州的“张园”，为陕西富平商人张臻家的别业。
　　“溉园”为陕西三原富商孙豹人“闭户读书”的地方。
　　扬州的新城是在陕西商人何诚的倡导下修建的。
　　扬州留下了陕西商人太多的历史足迹，流传了太多陕西商人的历史故事。扬州是陕西商人发家致富、变梦为真的风水宝地，是陕西商人风云际会、长袖善舞的富贵之乡。
　　在明代初年，陕西商人是扬州商人中资本最雄厚的商人集团，其实力在晋商之上。明代著名文人宋应星在分析明初扬州商人的实力时说：“(扬州)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年间的《扬州府志》也记载说：“扬州皆四方贾人，新安(徽商)最盛，关陕山西、江右次之。”清代陕西著名文人刘光蕡在其所著《烟霞草堂文集》中记录那一段历史时中肯指出，由于当时边境安实多依赖陕西，故“淮盐以西商为大宗”。日本学者藤井宏也指出：“在明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其势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
　　是什么把屈居西北边荒的陕西商人与千里之外作为“淮盐重地”的扬州连接在一起呢?
　　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明代初年，洪武皇帝采纳户部尚书郁新的建议，对陕西、山西等边疆省份，实行“食盐开中”的新经济政策，即政府打破千百年来“食盐专卖”的垄断局面，以盐利为诱饵，诱导内陆省份的商民将粮食贩运到边关，换取经营食盐的许可证——盐引，然后按引到产盐的盐场贩卖食盐。这便是明政府引以为自豪的“盐法与边政”相捆绑的食盐开中政策。
　　这个新政策，一则解决了政府转输粮草到关边的“路远费繁”矛盾，节省军政开支；二则保证了关防军的后勤供应，“军民错居，守望相助”；三则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商人“欲卖盐不得不报中，欲报中不得不积粟”；欲积粟不得不“戮力垦田”；四则便利商业发展，中盐利厚，商人输粮贩引有积极性，“大利在前，人争趋之”。这种“利国”“利民”“利商”的上下交利政策，明廷甚为得计，故《明史·食货志》中说：“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
　　洪武三年“食盐开中”率先实行于陕西，然后行于山西，从而为陕西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在“食盐开中”的新经济政策刺激下，许多陕西商民“率先趋中”，纷纷推着独轮车，将家中窖藏的粮食贩运到边关，换取盐引，走上经商的道路，被称为“运粮大军”。当时陕西从事这股“输粟贩引”热潮的人数很多，阶层广泛，不仅有力农致富的农人商贾，还有弃儒经商的士人君子和弃官经商的官宦衙吏。以致《三原县志》记载说：“民逐末于外者八九，商贾外出，数年不归。”《泾阳县志》更记载说：“县西北殷实小康诸户又多以商起家，其乡之姻戚子弟从而之蜀之陇之湘之鄂者十居七八……推而计之，数不知其凡几。”
　　明代初年，陕西商人从事输粮换引的经营方式有“边商”“内商”之分。边商即输粟边关，勘合领引的商人；内商即按引配盐的盐场坐商。其著名商人如三原师庄南，久居扬州，其大儿子师从文在老家三原输粟换引为边商，小儿子师从政在扬州守引贩盐为内商，师庄南坐镇扬州指挥，“诸方略一一听公指援”，父子虏力，不几年积聚不啻巨万。
　　到明代中叶弘治年间，宰相叶琪“变法”，停输粟换引为“输银运司”，商人直接花钱从官府买取盐引，种粟塞上便失去了经济意义，山陕边商纷纷撤业，迁居扬州为专业盐商。这便使陕西商人在扬州大量聚集，当时在扬州贩盐的陕西商人就有500多人，著名的有“三原之梁，泾阳主张、郭，西安之申，临潼之张，(他们)兼籍故土，实皆居扬”，都是名扬广陵的大盐商。这些标志着一个冲出潼关、走向全国的陕西商帮开始形成。这些山陕盐商主要居住在靠近运河钞关和盐运司的扬州最繁华的下关一带。以至于《扬州竹枝词》中这样描述道：
　　商人河下最奢华，
　　窗子都糊细广纱。
　　急限饷银三十万，
　　西商犹自少离家。
　　这些聚集扬州的陕西盐商，出于保护他们共同利益的需要，在扬州首先修筑了“陕西会馆”。后来为了同徽商竞争，他们又与山西商人联手共同修建了“山陕会馆”，馆址在扬州新城东北角靠近东运河远离官府的大东门一带。而不像后来安徽、湖南、江西等商帮会馆多设在扬州新兴市场新城西南角一带。山陕会馆设在远离闹市和官府的东北角，正反映了山陕商人在扬州捷足先登的历史事实。因为当山陕商人在扬州设立会馆时，徽商还仅仅是从山陕商人手中买取盐引的“水商”，其他商帮在扬州还不甚闻名。他们后来发达了，便在扬州新兴的市场小东门一带扎堆设立会馆，这正是后来者居上历史变迁规律的反映。
　　寄居扬州的陕西商人除了在淮盐经营上独占鳌头外，更将业务伸展到典当、布匹、皮货、烟酒等各个领域，成为扬州城中著名的商业力量。
　　扬州最繁华的商业街缎子街，有一家“伍少西皮货店”，的陕西商人所办，它出售的绒袜毡鞋很有名，曾被列为“大内供奉”，分店遍布南京、苏州、杭州各地。由于产品名贵，连皇帝都很喜欢，其店名就是明代嘉靖皇帝所题，成为名闻江南的百年老店。另一陕商办的“戴和美”与“伍少西”并驾齐驱，是扬州另一有口皆碑的名店。故《扬州竹枝词》记载说：
　　运司门口查原当，
　　旧帽新翻缎子街。
　　伍少西家绒袜贵，
　　戴和美店看毡鞋。
　　明代中叶初，由于山陕盐商在扬州势力很盛，故“淮盐以西商为大宗”。到明中叶“叶琪变法”后，徽商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地域优势，在扬州逐渐兴盛，终于在明朝末年爆发了一场山陕商人与徽商之间激烈的冲突。这就是扬州历史上有名的“商籍之争”。在明代，由于山陕商人在扬州势力很盛，他们的子侄多寄籍两淮，不能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为了礼待山陕商人，明廷特别恩准山陕商人子弟在扬州另立“商籍”，每年岁考附入扬州府学，并且专为山陕商人增加7个名额，不用回原籍考试。而徽商及其子弟由于隶属南直隶，不能享受这一优惠政策的待遇。徽商对此长期恚忿不平。崇祯五年，徽商联名上书两淮盐运司，要求其子弟也能够参与商籍，入运学考试。山陕商人得知后，认为是损害了他们在扬州的利益，不符合政府怀柔远人的政策初衷，喧哗于运司，使徽商的请求无法实现，这也说明直到明末山陕商人在扬州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只是到了清代康熙年间，经过徽商的多方面运作，清廷才在扬州“商籍”下增设7个名额，允许徽商参与运学考试，这也反映了陕、晋、徽三帮商人在扬州实力的盛衰变化。
　　流寓扬州的陕西商人很注重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他们以“文雅武豪”的历史风貌，在扬州人心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扬州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贡献。
　　从文的方面讲，陕西商人秉承“耕读传家”的历史传统，他们注重教育，开运学、办书院，把不少盐业利润转化为教育投资。嘉庆《两淮盐法志》“科举表”中记载，陕西盐商在明代科举考试中登第者进士29名，举人42名，贡生3名，共计74名。而山西商人中进士8名，举人9名，贡生1名，共计18名，说明陕西盐商的势力超过了山西商人。
　　这些寄籍扬州、商籍中第的陕商子弟中出了不少名垂青史的大官。如王恕，正统十三年进士，历任扬州知府、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刚正清严，时称“西京十二部，一人独王恕”；温纯，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历任吏部尚书、工部尚书，“清白奉公，时称名臣”；李世逵，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历任吏部尚书、刑部尚书，为官清正，时人称颂。
　　从武的方面讲，陕西风刚土厚，山川耸峙的自然风貌羽化了秦人疾恶如仇、轻生重死的强悍民风。明代末年，在倭寇(其中有不少是闽广商人)侵扰海疆、屡犯扬州的危急关头，旅扬的陕西商人能够举身赴死，杀敌退寇，在扬州人心头留下保境安民的英武形象。如陕商何诚，建议扬州知府构筑新城，保护城外的商民财产。倭寇来犯时，见“新城雉堞屹然，逡巡引却”，被扬州人称颂为“商民安堵，至今赖焉”。陕商刘承渠，面对倭寇来犯、城门已闭、百姓啼号的危急局面，大声斥责守城者启门放桥，使“数千人赖以全活”，被扬州人传为佳话。陕商闫金当倭寇攻城，守城军民皆惊慌失措之际，闫率陕西商人中善武者登城，并搭箭射杀贼西，使贼惊呼：“西北人来也!西北人来也！”连夜退去，闫金由是而“名扬江淮”。
　　当然，在封建社会腰缠万贯的商人还是把大量金钱在酒肆妓馆、歌楼舞榭的奢侈性消费中耗散殆尽，这是封建商人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陕西商人也不能例外。他们同山西商人一道，用贩盐赚就的大量金钱，促成了秦淮河畔五百年青楼文化的繁荣，一手培植了扬州“瘦马”现象的滋养繁衍，可以说他们是中国“包二奶”现象的始作俑者，当年山陕商人给其取了一个很文雅的名词叫“购置别室”，俗称“两头大”。在世界上，凡商人聚集的地区，青楼文化都比较发达，这是一个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在传统社会，重农抑商，士农工商的社会身份排序，使商人处于社会最低层，商人主子难为官又阻止了商人向其他阶层上升移动的可能。而商人又是最奢侈的阶级，他们将手中的金钱寄情声色犬马，以宣泄心中的郁闷。加之商人抛妻别子，奔走天涯，自身的情欲得不到释放，使他们对女人占有的欲望同对金钱占有的欲望一同增长。而且嫖娼狎妓又为传统道德所默许。因此，商人是青楼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青楼又是商人旅外经营的生存条件，两者相互补充和依赖。马克思早就说过：“娼妓制度是资本主义一夫一妻制度的必然补充。”
　　况且陕西商人多是农民进城经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江南女子，因而将贩盐赚来的大批银子都花在扬州女子身上。而扬州青楼女子又看准了山陕商人的这种需求，想方设法满足商人们的需要，有一首《扬州竹枝词》这样描绘扬州女人：
　　淡淡衣衫淡淡裙，
　　淡描春山淡点唇。
　　皆因一身都是淡，
　　将来付予卖盐人。
　　因此，许多陕西商人在扬州饮醇酒、近女人，一手促成了秦淮河畔的繁荣。冯梦龙编撰的《醒世恒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富商孙富，便是以山陕商人为原型的。前面提到的陕西商人孙豹人，在扬州致富后，与扬州妓院一位名叫美凤的姑娘打得火热，沉迷于酒色之中。美凤为了使豹人在沉醉中奋起，毅然离开孙豹人，嫁给了一位陕西泾阳商人赵秉义，演绎了青楼歌榭的一段佳话。陕西商人康海，官场失意，到扬州经商，与妓女打得火热，经常与一位妓女倒骑毛驴穿梭在扬州的闹市之中，明代文人袁宏道写诗说康海是“其人与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陕西渭南商人贺士英，在扬州买一女子为姨太太，这位江南女子在陕西贺家大院中生活了一辈子，做饭从不烧柴，而是烧书，说用书烧饭，饭里有书香。因此，陕西秦腔名剧《张连卖布》借布商张连之口，说出了陕西商人的人生追求之一就是“娶妻小赛过那南京俏画，买丫环和小子装烟倒茶”。
　　进入明代末年后，徽商的势力在扬州兴起，压倒了陕商，晋商又与清廷打得火热，借官府超越了陕商。陕商只得“弃准入川”，离开扬州这个富贵温柔之乡、伤心满腹之地，携资入川，为自己在四川开辟另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