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陕西商人采取弃淮入川的经营战略，调整经营方向，取得了在四川的胜利进军。
　　陕西商人赴川经商起源很早，还在宋代就有许多陕西商人入川贸易。进入清代后，川中经张献忠和清兵战火焚烧，人口稀少，大量秦人移垦川省，形成“秦人填四川”的移民潮。川北各地基本上都是陕西人，他们与当地居民相互杂居，互通婚姻，完成了客帮商人的本土化过程。所以，清代《成都竹枝词》中说：
　　大姨嫁陕二姨苏，
　　大嫂江西二嫂湖。
　　戚友相逢问原籍，
　　现无十世老成都。
　　这些入川的陕西商人，头戴瓜皮帽，身披钱褡子，以敏锐的市场眼光横扫川蜀大地，到处投资创业，着实在巴蜀大地上刮起了一场商品经济的“西北风”。
　　明成化三年，“叶琪变法”后，秦、晋、徽三帮商人在淮扬盐场的实力对比有了新的变化。明代后期淮扬盐场的徽商势力迅速增长，他们在竞争中力克陕商坐上了淮扬盐场的第一把交椅，陕西盐商只能屈居第二，位列晋商之上，对此，万历《扬州府志》作了肯定的记述：“扬州皆四方贾人，新安最盛，关陕山西、江右次之。”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明末。受徽晋两帮夹击，陕商发展受阻。面对这种市场竞争格局的急剧变化，陕西盐商沉着应变。他们不计较已有的市场得失，而是抓住川盐因战争破坏而产销受阻、资金短缺，蜀人又不懂行盐的有利时机，避实就虚，果断地实行“弃淮入蜀”的经营地域战略转移，抢先为自己在川盐运销领域占得一席之地。结果化劣势为优势，不仅逃脱了嘉道年间在淮经商衰落的悲惨命运，而且为自己在川盐产销领域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陕商最初在四川办钱庄、办典当、办商号积累资本，“川省正经字号皆属陕帮”，到乾嘉年间陕商利用清廷对川盐实行“招商认引”的政策机遇，又一次进军川盐贩运，使川盐贩运大部分掌控在陕商手中。正如自贡《西秦会馆关圣帝庙碑记》所载：“三秦客友，运榷黔滇，运樯万艘，出没于穷贲窊渘之内。”雍正以后又采取“借地入股”的方式进入井盐生产，使“川省井盐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成为左右自贡盐场经济命脉的大型盐商资本集团，成就了四川井盐的历史辉煌。四川自贡的井盐是由陕商一手搞起来的。自流井的磨子井、耳勺井、源发等高气田盐井都是陕西商人开发的，陕西商人创造的用竹筒输送盐水的“竹枧”如同今日的输油管道一样，将自流井与贡井连接在一起，这就是今天自贡的由来。同光年间，自流井盐场火旺于卤，贡井盐场则卤旺于火。光绪二年(1876)，陕商李德山创大生枧，把贡井的卤水枧到自流井，每天过水3000多担。据说卤水枧创始于老陕，后来资本雄厚的盐商都自办卤枧，当时有十大枧，可以说是陕西商人一手促成了自贡井盐业的崛起。当年自贡的八店街就因八家陕商字号掌握着自贡的金融流通而得名。乾隆二十五年在自贡设立的“西秦会馆”，当地人称为“陕西庙”，至今仍是自贡著名的文化景点。陕西商人高绍棠开办的“协兴隆”盐号，拥有72家分店，从自贡一直排到贵阳，沿途可以不入别家分店。渭南孝义镇的严家在四川犍为五通桥有乾记盐号，赵家有元记盐号，二号规模很大，既经营烟坊又办运销。八店街的陕商苏家在仁怀厅有20多家字号，到乾隆年间像“协兴隆”“恒盛源”这样的陕商盐号、盐店在川省就有152家，其中仅自流井一地就有119家。他们于1760年在自贡集资兴建了富丽堂皇的“西秦会馆”，初修时耗费5万两白银，均由各家盐号捐资，捐银最多者达3000余两，并以此作为陕西盐商的活动中心。而且依照地形还别具匠心地将会馆建筑设计为船形，寓意欲将四川银子运完，充分显示了陕西盐商在川盐运销领域的实力。
　　七十二行，金钱为王。清初许多陕西人上甘陇，入川蜀，经营金钱、典当业，将当铺开遍了陇蜀大地。
　　经营银钱业是最赚钱的生意。清代在四川开设典当、钱庄的基本都是陕西商人。“四川省之典当业，在前清时颇为发达，当时董斯业者，大都系陕西帮”。由于陕西商人经营的钱庄、字号“组织严密，办事认真，又实行低息的经营策略，如当时钱业有‘利不超过三分’的规定，而陕西人在四川办的当铺‘腊月十五以后，减至二分，销利者昼夜拥挤，至地方公私款项亦多交当生息’，加之当时川省人民俭朴，十当九赎，不愿当死”，故陕西钱商在四川省聚敛了巨额财富，到雍正时他们已发展成为拥有雄厚资金的商业高利贷资本集团，掌握着四川的金融流通。
　　川省各县均有陕西典商的字号：
　　三原第五君“贾于四川富顺县为典商……执估衣铺领袖”。
　　遂宁县“前清当商以定一、珍益、谦益三号资本最为雄厚，然皆陕西人开”。
　　涪陵的当铺“乾隆时多为陕西人挟资而来，放债剥利，布满樊家巷，其中以公质、和兴两当店最大”。
　　成都仅三原、泾阳二县人开的当铺就有48家。
　　清代的兰州，金融之权，操于山陕津帮之手。而钱庄药号，秦人居多。其中最大的七家驻庄钱庄中有四家是西安、三原老号在兰州开设的分庄，它们分别是义兴源、敬盛丰、自立久、德樊恒。韩城人吴大鹏在兰州开设的天福公钱庄更是同业中的大户，该店本利2万两银子，一次分红就5000两白银。在兰州有不少钱庄因经营货币兑换业务而发展成为金店，大多数金店是由陕帮商人开的，西安人苏彼坡开的济源长，付功勋开的天宝成，合阳人杨昆山开的苏盛魁，渭南人吴荫亭开的德义成，韩城人柳舜如开的德顺成、越新斋开的晋茂昌以及庆胜涌、万源富等十余家金店，都是清一色的陕西帮。其中历史最长的由茂盛魁缎楼转化来的茂盛魁金店，开业资本才30两黄金，而营业额均在500两以上，仅一个新疆客商在茂盛魁购买的黄金一次就达200两之多。
　　西宁地处西北边陲，该地的金融业，多由善于经营的山陕帮商人垄断。清末民初，西宁当铺处于全盛时期，前后计有当铺600处，其中两家是陕商或陕晋商人合办的，它们是庆盛当、益恒当，这两家当铺资本雄厚，每家皆为银币万元上下。在乌鲁木齐设典肆者也多陕甘人，典息取至五六分，取三分者，则谓之官当。
　　渭南阳郭镇的贺家更以经营典当而势倾全省。凭光里的贺甲弟，业典陇上有著声，县太爷送一联云“廉贾四方闻，拼将缗镪微收，已播仁声于陇上”。高陵程希人早年从父客城固……开当铺于川湖间，是有名的钱商。泾阳的王桥于家在汉中、四川设典当，四川的当铺名恒泰盛，堂名“务本堂”，在汉中就有他家设的当铺七大号。三原东关的胡历廉家在四川开当铺，放高利贷，同治年间一次捐银五六万两。
　　在中国，茶不仅是一般的消暑饮料，民食所需，更成为超俗、淡雅精神文化的象征，然而在这源远流长香茗文化的背后，支撑它的却是一批又一批在商贸领域闯荡天涯的勇敢人群，他们就是明清几百年间活跃在中国西部广阔天地的陕西商帮。在赚钱发财、脱贫致富强烈欲望的驱动下，他们不畏西部风刚土厚、路险山陡的艰苦条件，勇敢地走上抛妻别子、离乡背井的生活道路，他们走水放账出外登程，服牛格马戴月披星，正如《固原竹枝词》中描述贩茶的陕西商人是：
　　参横月落夜迟迟，
　　络绎鸣驼任听之。
　　盐茶春暖花开际，
　　水草秋高云塞时。
　　在明清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陕西茶商基本上垄断了中国西部的边茶贸易。最早官府对陕西的茶叶实行官收官运官卖，不许商人插手。由于茶价偏低，茶农没有积极性，而边茶的售价又很高，茶利很厚，私运边茶成为风险高、利润大的抢手生意，连洪武皇帝的驸马都参与了私贩边茶。为了遏制边茶走私，明政府不得不改变政策，实行茶叶中开，允许商人贩运边茶到边关，与官府四六分成，六成交官，四成允许商人自由贩卖，边茶每引100斤，为正茶，又允许商人每引附带茶叶120斤，这就是历史上的“附茶”。陕西茶商就是充分利用了政策的这一有利机遇，垄断了中国西北和西南的茶叶市场，他们将陕西紫阳茶区所产的绿茶经汉中、徽县、天水贩到兰州、宁夏，每年不下15万斤。
　　陕西茶商做生意很讲究随行就市，把握政策和市场行情，调整经营战略。清代初年，西北茶叶市场发生重大变化，湖南安化的“副茶”(附茶)急剧兴起，逐渐取代陕西“紫阳茶”而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陕西的紫阳茶系绿茶，绿茶味淡，散装不便于运输和保管，成本较高，而湖南安化的红茶枝粗味重便于积压成砖，量多价廉，方便运输，而且更适合生活在陇藏高原西北游牧民族的口味。于是为了适应这一市场产品格局的变化，陕西商人便赴安化贩运红茶到泾阳压成茶砖，再贩运到西部，这就是“湖茶”的由来。当年住在安化茶区收茶的主要是陕西商人。他们在湖南安化收茶的座庄“资本最厚，组织最整齐”，为安化其他茶帮所不能比拟，还在安化修建了山陕会馆，作为谋划茶事的所在。陕西泾阳更是茶叶加工中心，每年仅在泾阳捡茶的临时工人就“不啻千百人”，泾阳茶号七八十家。陕甘回民起义期间，回民义军攻打泾阳县城，各家茶号将装茶的木箱垒在一起，泼上水冻成冰，在平原上顿时造就了一座新的冰城墙，可见茶叶贸易量之大。那些经营茶叶的大商号在西北都很有名，“马合盛”马家光运茶的骆驼就千余匹，每次出发峰峰骆驼相连，蔚为壮观，连慈禧太后都亲口封他为“大茶商马合盛”。泾阳“裕兴重”的东家是安吴的安吴寡妇，裕兴重每年贩茶占全县的一半以上，后来慈禧还认当家人为干女儿，入宫闲话，足见财力之盛。
　　在西南，边茶数量更为庞大，陕商们把川北雅安、灌县、名山、射洪的茶运到康定，然后贩运到四川松潘、西藏，换取藏民的马匹和其他产品，每年交易量多达数千万斤。明嘉靖时期为240万斤，隆庆时期为340万斤，到清代中叶每年增加到4500万斤。当年经营边茶贸易的商人主要是陕西商人，他们居住在康定，那时叫做“打箭炉”。在康定还有一条陕西街，经营茶叶的陕商茶店就有80多家。由于在打箭炉经商，那里的陕商统统被称为“炉客”。而四川的民众则幽默地称他们为“老陕”。当时康定流传的一首歌谣叫做“老陕豆腐狗，走尽天下有”，形容在四川经商的陕西商人比豆腐和狗都多。
　　在中国明清经济史上，商品经济发展最耀眼夺目的要属江南苏松嘉杭棉纺织市场的勃兴和由此而带来的中国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促成这一地区超前繁荣的依然是陕西商人。明代《清华乡土志》中有一首《棉布谣》说：
　　莫辞劳，关中贾来价更高。
　　经长迢迢纬不足，
　　龟手辛苦连夜操。
　　明清两代的500年里，是陕西商人泛舸长江，贩运江南的标布、湖北的土布、河南的颖布到西北各地，并因此而开辟了“南布北来”的流通大动脉，一手促成了苏松棉纺织业几百年的繁荣。这是陕西商人以其“西秦大贾”的雄浑气概在江南水乡的历史长河中留下的凝重倒影。
　　明代的西北天气高寒，六畜不全，物产不丰，棉花种植有限，而纺织技术尚未北传，西北市场对布匹的需求量巨大。边防军需要布匹，每年20万边防军需布100万匹；布马交易需布，为了同边外的藏蒙民族换取马匹，七镇马市需布50万匹；陕西赋税征实需要布匹，每年仅陕西的地亩布就需要30多万匹。所以明代的西部地区是中国棉布需要最广阔的市场，而明代棉布的主要产地在江南苏松嘉杭一带，年产不低于3000多万匹。于是，把江南的标布贩运到西北的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到了陕西商人的肩上。陕西商人挟资千万，日夜奔腾，驱车冰河，风餐露宿，达于苏常，标号监庄，非松不办，垄断坦途，旁郡相间，在苏松棉布市场上长袖善舞，位尊王侯，轰轰烈烈地演出了近300年棉布贸易的历史活剧。
　　当年这些关中布商或是挟官银，或是带积蓄，或是贷子钱去江南购布时，莫不腰缠万贯，一般一个布商“白银动以数万计或多数十万两”，贩布动辄千万匹。每年陕西商人从江南贩运的布匹占到江南布匹产量3600万匹中的2700多万匹，占总产量的80％。他们简直就是江南人民的财神爷，江南人民尊陕西商为王侯，争陕西布商为对垒。
　　明代经营江南标布的主要是陕西渭北的财东，他们的布店设在三原，因此三原是西部布业中心，这一方面是因为布商总号一般都设在三原，叫“驻房子”，由江南过载行运来的标布要在三原交割核算；另一方面，由江南运往陕西的标布要在三原“改卷”“整染”，即卷成适合西北运输条件和交易方式的形状。因此三原成为布商集中的专业市场，有布行54家，棉布运到，堆积一市。其间不少商人因贩运棉布成巨室。
　　三原多布商。王一鹤、王一鸿、王一鸣三兄弟，贩盐起家后，又贩布江南，老二王一鸿后来干脆常住苏州、杭州，转化为专业布商。
　　张处士也是贩布起家，成为苏杭一带有名的布商。三原孟店村的周梅村贩布苏州起家，家藏白银36万两，府第华丽。泾阳业布起家的大掌柜也很多。师庄南贩盐获利，又兼贩布，“往来姑苏于越诸处，贸迁有无”，他把贩盐赚的钱用来投资贩布，到苏州、松江贩运标布到三原改卷，卷成适合于西部驮运的形式，再运到边关前线，赚钱甚丰。他一次携带千百万两白银到江南购布，江南的布工视他为钱串子，把他像王侯一样捧着。
　　朝邑、大荔、渭南有更多的陕商业布致富，他们一般是在三原、泾阳设布庄，在朝邑享其成，故《朝邑县志》说：“朝邑颇事贾。”其著名者如赵悦，壮游江南，既雄富藏；王子正贸易吴越荆楚，百计经营，辛苦备尝，终获厚利；孝义镇赵家一门九府皆是富户，赵家有不少人也是经营布庄为业。大荔八女井李家，完全是贩布发的家，是陕西靠贩布发家成为“盖省财东”的典型。
　　进入清代后，陕西商人在棉布市场上的活动发生了较大变化，他们一般不再赴江南贩运标布，而是转销湖北、河南的府布和颖布。当年陕西布商在江南受到徽商的排挤而放弃江南标布市场转向豫鄂棉布市场时，北方的手工纺织业才刚刚兴起，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使棉布生产规格很不统一，产量也有限。到底这个市场的前景如何，人们心中都没有底。徽商们以幸灾乐祸的心情看着陕西商人在这片土地上败得落花流水。陕西商人经商素以强毅果敢而著称于世，他们虽说胆大敢为，但也粗中有细。他们深知河南和湖北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宜于棉花的种植，而中原人民历来有纺纱织布的习惯，不愁技术上不能推广。他们调查得知，当时豫鄂大地上棉布生产并不低于江南，也达到同江南一样的日织一匹的水平。而且豫鄂离陕西更近，运费更低。因此，他们大胆地向豫鄂棉布生产投资，为了提高质量，他们把所要求布匹的规格、尺寸写成招纸，遍贴于豫鄂城乡各地，引导棉布生产向规模化发展，派伙计到各地纺织户家里，介绍收购土布的品种、规格，并与当地的棉布收购行栈建立了稳定的购销关系。在他们有意识的市场培育活动下，豫鄂棉布市场迅速发展，很快压倒了江南布市，使陕西布商在豫鄂大地上牢牢地站稳了脚跟。
　　在湖北，陕西布商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德安、汉阳、黄州、荆州等产棉织布的州县。不同府地的棉布又各具特色，如德安府的安陆、云梦、应城、应山、随州及汉阳府的孝感等地，城乡民习于织布，其所产土布结实耐穿，有“暖布”之称。每年秋冬两季，陕西布商来往德安收购府布，许多陕西商人就住在当地经纪人的家里，买一个大板柜，里面放的就是购布的银子，陕西商人吃睡都在柜上，这就是“陕西掌柜”一词的由来。又如孝感所产土布细薄如绸，陕西商人收之，称为“孝感布”，黄州府的黄冈、黄安、衡水、蕲春、麻缄、罗山、广济八城以产“景布”著称，分销汉中、郧阳、广元、白河、天水、兰州、兴安、石泉。而荆州府所产“荆庄大布”畅销陕鄂豫等省，贩运荆庄大布的仍以山陕商人为多，沙市洋镇行栈会馆林立，山陕会馆规模最大。
　　陕西布商奔走于豫南豫北的中原大地，在各产布州县设庄成廛，收购布匹。河南的周口、怀川、豫中和豫南到处都有陕西布商的足迹，河南几乎每一个县都有“山陕会馆”。
　　明代时，陕商从江南、豫鄂贩来的棉布大都销往陇甘，进入清代后，他们大胆地将棉布贸易市场拓展到新疆。哈密为陕西布商携布北上的中转站，市面铺户皆关内商人主宰，其中仅陕西回民掌管的商号就有174户。到光绪末年，哈密还有陕商大小百余家店。乌鲁木齐俗称“红庙子”，屯戍相望，圜阓错居，陕西人多至千户。伊犁“筑缄百堵，列市百重，所集人民半系雍凉秦晋，其以贸易来者，各安其生”。叶儿羌居民栉比百居，几无隙地，陕西商民，不辞险远，货贩其地。可见清代陕西布商的经营足迹已遍布西北各省的各个角落，他们千里跋涉把鄂豫土布贩运到西北各地，为解决西北各民族人民的衣着之需立下了汗马功劳。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活动的西部地区黄尘古道，天寒地冻，千村寥落，出哈密而走西域更是人迹罕至，茫茫戈壁，天山尽削，古垒啼鸟。
　　要在这条充满艰难险阻的商路上经商求富，需要有万难不屈、不畏艰辛的勇敢精神。而清代的陕西皮货商人恰是凭着这股不辞艰险、万里投荒的精神和勇气，将足迹踏遍了南方商人视之为畏途的西北各地。
　　徽商曾经诬蔑陕西商人是：“高底馕鞋踩烂泥，平头袍子脚跟齐。冲人一身葱椒气，不待闻声是老西。”这是因为陕西皮货商身着老羊皮袄，经营“西口皮货”，一身羊膻气，他们被称为“毛毛客”。而陕西商人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皮货生意而被冠以“西商”名号的。
　　入清后，西北皮货取得大发展，走俏全国。这一方面是由于清政府扶持畜牧业，西北地区无论是关西、陇右的半农半牧地区或是宁青藏蒙的以畜牧为主的地区，畜牧业都有长足发展，这为陕西商人经营皮货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清政府统一西域，收复新疆为西部皮货贸易拓展了经营空间，加之满族封建贵族喜穿裘皮，亦刺激了清代西口皮货贸易的繁盛。陕西商人抓住这一市场机遇，运用自己掌握硝制皮货的技术力量，在西部皮货贸易中迅速崛起。
　　清代的陕西皮货商多设硝皮作坊于泾阳、大荔、礼泉和凤翔。清初尤以泾阳为盛。泾阳借泾水以熟皮张，故皮行甲于他邑。早在清乾隆以前，皮业就开始兴盛，李松林、魏德润、刘锡寿、白启泰、李乐耕等在百谷镇建起皮行数十家，相继经营此业者也越来越多。
　　与泾阳皮货行汇聚百谷镇隔河相望的礼泉北屯镇，为甘省至泾阳必由之路，该镇附近一带肩挑负载皮货之居民也不少。遂有该镇牙人李梦魁兴办的长盛宏店转做皮毛生意，每年由泾阳贩卖布匹前往甘省巩昌府属地方售卖，即在彼收买生皮回归硝熟卖于客商，从而导致礼泉县北皮毛加工业的兴起，“甘产牛羊皮毛多集于此，京、津、沪、汉及河北河南等处皮货商多来贩卖，清末市肆较为繁盛”。
　　大荔昔为同州，因流经大荔之洛水及蒲城南乡所产之硝，适于硝皮之用，因此同城、羌白诸城镇皮业极盛，成为继泾阳之后的陕省皮毛集中地。最盛时有硝皮作坊100余家，著名的敬信义皮货庄，“方法系世传，经营此业者已八十余年”。由于大荔皮货贸易发达，使皮毛加工成为该县支柱产业，商人多取卖皮为生，“商贾以通有无，间挟资远贾，率多鬻皮为业”。
　　凤翔是清末继泾阳、大荔之后新兴的皮革加工转口中心，时有皮庄40余家，大者有万泰成、万顺生、永兴合、振兴皮店等，仅永兴合皮店年销售额10万两白银，经理党士元是皮庄行头。同光年间甘陕回民起义后，陕西本土皮毛加工业逐渐衰落，渭南等地的商人又西上陇坂，在兰州辕门东西两廊开设了几家估衣铺，并代销郊区回民自制的新羊皮衣，后来便自购生皮设作坊招工熟制，形成皮货行业，使陕西的皮毛加工技术又传播到兰州，成为陕西商帮在兰州垄断经营的又一行业。
　　这些设在泾阳、大荔、凤翔等地的皮货庄，多在甘肃、宁夏、青海设庄口，常年派人驻守，收购生皮运回本庄硝制，遂使陕西皮毛客的足迹遍布西北各地。
　　甘肃平凉是西北皮毛产品赴陕的必经之地，因此平凉多皮毛过载行，每家资本在万元左右，毛客来平凉多驻过载行，由行客供茶水灯火。贩运商资金雄厚，经营贩运商的主要为“大荔帮”。甘州为秦陇商人赴新疆贸易的主要通道，青海蒙古诸番，岁携羊牛皮毛至此间易茶面，在甘州交易皮毛的陕西商人为数也不少。
　　宁夏的清和(坊)在明代就是皮货市场，山货、靴帽等皆集于此，至清代银川城中的四牌坊更是羊豕、皮毛、驼马等应有尽有，其周边之中卫、灵州、平罗等地畜牧之利甚广，其物最著者香山羊皮，因此，各地皮毛商云集。
　　陕西皮商赴西宁收购羊羔皮的时间很早，当时主要是陕西同州商人。西宁城内的陕西帮商人，大者11家，聚义成、秦源涌、兴德合……批发京广杂货兼办皮毛或药材。而在青海收购皮毛的外地客商多集于湟源，当年湟源每年集散的羊毛总额约400万斤以上，各类皮张亦不下30余万张……每逢元宵节，商店用彩布篷街，爆竹通宵，可谓盛极一时，现在湟源的一半人说的都是陕西话。当年青海经营皮货的38家货栈，当地叫“歇家”，都是陕西商人开的。从青海、宁夏、甘肃贩回的皮张在泾阳、大荔硝制成皮袄、皮甬、皮摔，最有名的叫“二毛皮甬”是全国人最喜爱的皮制服装，旧社会有钱人家将收藏皮袄作为财富保值的重要手段。
　　新疆是西口和北口贸易牲畜入关的皮毛主要产地，在清初官办互市时期，赴新疆与各地少数民族队商交换皮毛畜产的主要是陕西商伙，其所易皮毛70％运回陕西泾阳硝制。同治后，陕西回民白彦虎率领不少起义军及家眷来到新疆，他们中的不少人就留居在吐鲁番、乌鲁木齐、米泉、伊犁。新疆回民中陕西人较多就与此有关。这些留居新疆的陕西回民商人多从事皮毛等畜产的收购和转运，使北疆之伊犁、南疆之叶儿羌成为两大皮毛集散中心。伊犁广衢容九轨……每岁布鲁特人驱牛羊10万及明镜等物入城互市，易砖茶、缯布以归，西方行贾者以所有易所鲜，恒多奇羡。这里的西方行贾者有不少是陕西皮货商。而叶儿羌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每当八栅儿会牲畜产品，尤不胜枚举。
　　这些购自西部各地的“西口”皮毛产品，由各地过载行辗转运到陕西泾阳或大荔皮货本庄，由本庄招雇皮匠泡熟硝制，再缝制成“皮筒”或“皮摔”，统称“西口皮货”，行销全国。泾阳有皮货作坊30～40家，齐聚不下万人，每年硝制黑白羔皮、二毛皮、老羊皮约2万余斤，运往京、津、沪、汉销售。大荔最盛时有硝皮作坊120家，年硝皮10万张，其中仅“敬信义”一家“年可出产七八百件袍料”。这些缝制成件的“皮筒”，或是由陕商直接运销各地，或是批发给来陕购货的京、津、沪、汉的外地客商，由他们再转运各地，遂使陕西的“同州皮货”闻名全国，明人绘制的《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中就画有“西北两口皮货发客”的招牌。
　　清代陕西商人皮货贸易除“西口皮货”繁盛外，还包括北口皮货的勃兴。经榆林、神木运往陕西的伊克昭盟各旗皮毛产品通称为“北口皮货”。北口皮货贸易初兴于明末，繁盛于清代，它是清代陕西蒙地边商一手创造的历史业绩。隆庆五年俺答汗率部降明后，广大河套蒙地皈依中原王权，明政府为加强与套内蒙族的经济联系，在三边设十个马市，进行“布马交易”，其中延绥镇的红马市堡主要是面向伊克昭盟七旗，使榆林成为河套与内地连接的商品集散中心。同时明朝廷又于各马市同开“民市”，准汉民以农产品、手工业品与蒙族牲畜、皮张等进行交换，使北口贸易一开始就具有以皮货贸易为主的特点。而当时从事北口贸易的主要是榆林、神木的蒙地边商，仅神木定边从商者不下20万人，神木城什么产业都没有，只有皮货业比较有名。
　　清代陕西商人的皮货贸易除了西口和北口的皮货贸易外，还应包括川藏地区的皮货贸易，因为从事川藏皮货贸易的仍然是陕西商人。清代康定的山货帮川陕人约十余家，专营绸缎布头，收买康地皮张土产，店号均以康定为主，间有于成都及西康外设分庄的。一些陕西商人深入藏区的道孚县，“贩牛、羊、毛革与买换茶叶之商甚巨……汉商多饶裕，皆陕人”；藏南的玉树、结石，商人以“陕甘汉人”为多，“自各地携物来售，售完后将玉树土产运往内地……玉树贸易全赖此辈流动商人为之往返”，而玉树之土产仍主要是牛、羊、皮革。
　　清代是“西口药材”盛销全国的时代。西北山川峻，秦地无闲草。陕原以西的广大西北地区，高山巨川，长河深涧，天苍野茫，水冽甘泉，尤以秦岭、巴山、鸟鼠、祁连、天山首尾相连，浓阴覆盖，碧草滴翠，是各种中药材生长的天然生态环境，历来以生产药材而著称于世，为祖国药材的天然宝库。西藏、西宁的冬虫夏草，甘肃岷州的枸杞、大黄、甘草，陕西秦巴的党参、柴胡、秦艽，兴平的红花都是药力强劲的名贵药材，陕西商人将西部药材贩运回三原，使三原成为全国闻名的药材市场，陕西商人因之而被一身药香，奔走全国各地，以药济世，悬壶救人，成为名著全国的药材贸易集团，号称“西帮”。
　　清代陕西的药商大都活跃在兰州、西宁一带，在甘肃、青海经营国药材贸易的基本上都是陕西商人，尤以华阴、同州人为多。如西宁经营国药业的“都是陕西华阴县人，来西宁所出售的国药材是他们自己向陕西、秦州贩运来的为最多，以后在本地采挖”。陕西药商多设药店、药栈于三原、凤翔，驻坐指挥，在西北各地设分庄采购药材。其基本做法是雇募当地药夫，向其预支粮钱，由药夫自带炊具帐篷，结队入山，采得药后乃下山以药交商，用抵前债。这些药材由过载行转运兰州，此外在岷州和宁夏的中卫堡亦有购药材的陕商分号，他们常常是运土布、茶叶而来，采购药材而归。因此，兰州经营国药业的主要还是陕西商人。《甘肃商业志》指出“药材经营利润较大……近代开始时，药商以山陕人为多”；萧梅性在分析民国兰州商业结构时亦说，兰州“钱庄药号，秦人居多”。
　　此外，除了以甘肃为中心的药材产区，另一个药材集中产区是陕西的秦巴山区，在此地收购药材的自然以陕西本帮商人居多，主要还是关中商人。如陇县，山谷地产当归、乌药等类，“东路贾客相率赴陇捆贩”，这里的“东路贾客”，主要是关中东部的陕西药商。有的陕西商人干脆在秦巴山区辟老林山凹山沟种植厚朴、黄连，他们“写地数十里，偏栽之，须十年方成，常年佃棚户守连，一厂辄数十家……雪泡山，灵官庙一带，连长甚多”。
　　这些产自甘肃、秦地的药材经过载行捆绑运送三原加工炮制成著名的“西口药材”，因此在有清一代乃至民国，三原一直是西部药材的加工集散中心，三原东关药店林立，除了药店没有别的店，经营药材的有名店铺就达三百余家。
　　经三原加工炮制的中成药材，改装后由车骡先驮运西安东关，再分运渭南、潼关或走龙驹、商洛发送至全国各地。每年经由三原改装发运各地的西口药材600万斤，“一年买卖总额20万元之谱”，充分显示了陕西商人把资源优势经技术分解而转化为效益优势的能动作用，亦进一步增强了三原在清代作为陕西首县的经济地位。而在由三原发送药材至全国各地的过程中，西安东关也逐渐成为西口药材的重要中转地。东关南街药庄聚集，如全盛裕、际盛隆、恒胜生、广育堂、通盛和、万盛店、同春丰等。他们中有许多是百年老店，如际盛隆、全盛裕在乾隆时就很有名，那时满族贵族问病，先问吃谁的药，总是推药际盛隆、全盛裕。由于从清代到抗战前后，东关一直是西安药材的集散地，所以在东关北街南头清代还专设有药材会馆，馆中供奉着药王孙思邈的塑像，统筹药行事务，足见药材行业发达。
　　这些从西安东关出发的西部药材，分两路运往全国。一路由东关发渭南交口，装船运潼关转销华北；一路走龙驹寨装船沿汉水转销华中、华南，遂使陕西药商的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河上下。
　　在华北全国最大的药市祁州药市，陕西商帮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他们是西口药材的主要经营者。由于陕商厚重质直，成交时按质论价，货真价实，从无假冒顶替、蒙头盖面、以次顶好的情弊，几百年来，始终保持实事求是、言行一致的作风”，在祁州药市保持着良好的商信。
　　在华南的全国四大药市之一的亳州，陕西药商的力量十分雄厚。他们除了贩运西口药材到亳州外，又大量贩卖亳州特产的亳芍、亳菊、柔白、瓜萎、槐米、二丑等名贵药材到西部各地。依靠雄厚的财力，他们在亳州集资建造了素负盛名的“山陕会馆”，原名“大关帝庙”，俗称“花戏楼”，用来联乡情，敦信义，还供闲时听戏所用。河南怀州药市也以陕商马首是瞻。陕西药商在此“设会馆叙乡情泪如雨下，开戏班唱戏会四海一腔”。
　　在封建时代，药道与医道往往相辅相成，许多药商在经营药材过程中钻研药性，了解药用而成为治病郎中，而不少悬壶郎中又常常设药铺配制药剂。因此，在陕西药商中有不少行商在贩卖药材过程中积累了财富，之后又开设药铺，行医配药转化为坐商，如宝鸡著名的诚顺和药店就是创始人合阳行培德与河南温县李某在行药过程中结金兰之好，合伙贩运药材，经营有年，俩人手中有了积蓄，遂携带家眷在宝鸡定居，于光绪年间在宝鸡开设了“诚顺和”药店。
　　此外，陕西药商在关中各县及兰州、徐州、乌鲁木齐开设的药铺也不少。乌鲁木齐东街十字最有名的“凝德堂”药材铺就是陕西华阴县李姓商人在新疆的生意。还有陕西华阴县北演村的党姓巨商开设于道光年间的徐州“广济堂永记”药店，这些都是全国知名的老药铺。
　　入清后，陕西商人又在兰州拓展了烟草经营。烟草，又名淡巴菰，是舶来品。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西力东渐，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商人从北美洲将烟草种植及吸食传入南洋，明末万历年间才自南洋(吕宋)传入我国闽广，故陆濯《烟谱》云：“烟草处处有之，其初来自吕宋国，名淡巴菰，明季入中土。”入清后广为种植和吸食，“今则山陬海噬，男女大小，莫不吃烟”。
　　清代初叶，烟草种植从山西传入陕西，试种于富平等渭北各县，使之很快成为陕西烟叶的重要产地，而这一带恰是后来在兰州垄断水烟产销“同朝商人”的故乡。后来陕西商人到甘肃经商，便将烟草的种植和吸食传入兰州，可以说，水烟是陕西商人一手开创的新兴产业。对此陈琮《烟草谱》中有记载，“水烟出甘肃之五泉，一名西尖，从陕中来……”而康熙十二年刻本《延绥镇志》中更有详细的记载：“烟，岭南、江东诸州及齐鲁秦晋间往往有之……黄甫川市口比他处较盛。昔年行茶者与烟并至，每岁额课千余斤。不数年，边口既众，市利甚微，又从而征之，商遂大困。康熙二年，总督白如梅疏请蠲免，从之。”陕西商人所以贩烟到陇甘是因为当时边关和边贸有这种需要。明代时，政府设边镇驻守边疆，一些陕西军人为抗苦寒，靠烟草驱除瘴疠，遂吸食水烟。陕西商人便在兰州的五泉山下培植烟叶种植，使“五泉水烟”成为全国的名牌产品。
　　陕西商人将烟叶贩回泾阳加工炮制，由富平的技师推刨制成烟丝，连推刨烟丝的刨子都只能由富平所产，别地出产的都不能用。由于刨烟丝的推刨购自陕西富平，而富平又是陕西最早植烟的地区，因此水烟的制作技术很可能清初传自陕西，从而使清代以降在兰州经营水烟主要是陕西同州、朝邑的商人，被称为“同朝帮”，他们“在兰州的烟行以财力富足而处垄断地们”，陕帮商人主要经营行销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青烟”。因此，“兰州在嘉道之际最远销至汉口一带”，陕西商人以烟叶加工起家的不乏其人。
　　清代兰州水烟最初种植于兰州、永登、榆中、靖边、临洮、永靖等府县，而以兰州所产最为优良，因兰州附近的土壤，最适应种植这种烟叶。烟叶多生长于大田中，以粪便、油渣为主要肥料，烟农对于每株烟叶之灌溉、施肥、除草、剔苗、松土、摘心、除害、驱虫等工作无不倾全心而为之，以期丰收获利、俾备还债、献纳婚嫁以及送死养生之用，“据过去估计，兰州及兰州附近七县市烟田约千万亩左右，每年烟叶产量在7百万斤以上”。最初是自种自吸，后来一些商贾见贩烟有利，便设烟坊收买烟叶，大概在乾隆初年已有专制烟叶的烟坊，到嘉道之际出现第一个高峰，嘉道后有“数十家厂商，雇工人数亦有数千人之多”。
　　太平天国后，兰州水烟业经历了光绪二十年(1891)和民国十年(1921) 的黄金时代，迅速发展到历史上的最高峰。这是因为光绪后，左宗棠的部队调防西北，他们以湘人为多，把兰州特产水烟带到南方赠送亲友，一些有钱人视为珍品，互相宣传称赞，使长江下游的水烟市场迅速兴起。当时上海富商德隆彰见是个发财致富的机会，挟巨资来兰州运销水烟。陕西渭南孝义赵家见大利所在，急起直追，在兰州投资设立“丰盛兴(兴记)”水烟坊，收购当地小烟坊的产品，并设厂制造水烟丝，装箱运沪；另一陕商又投资开办了“丰盛源(源记)”烟号，被称为“丝字客”，加上湘人的“德隆彰”形成兰州水烟业“三老行家”。自从陕商“兴记”“源记”两烟号兴起后，陕西大荔、朝邑、合阳各县有资力者如蚁附膻，多逐利趋向烟叶一途，兰州市大小烟坊都是同朝各县人的企业，资方既是同朝人，后来遂以亲朋关系相互援引，坊内管理人员也成了同朝的清一色。当时兰州有烟坊80余家，每年可产水烟2万余担，合920万斤。其中陕西人办的“青烟坊”，大厂如“一林丰、义聚隆、祥盛和、天生德、德泰盖、协和成、福源厚、正兴泰、合顺成、兰草芳等烟坊均为大荔县人所经营；聚兴泰、德记、德性瑞、福生德等烟坊均为朝邑人所经营，此外临洮则有义泉隆、天成德等陕西大荔人办的烟庄”。其中一林丰、协和成“资本达一百万两银子”，成为水烟业独领风骚的佼佼者。从1923年到1928年，兰州水烟业达到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开厂营业者猛增至130至140家之多，临洮烟丝坊竟有150余家，每年产量约10万担以上，还供不应求，被称为“水烟史上的黄金时代”。
　　水烟产销给甘肃带来了致富的希望。近代兰州城二分之一的人就业与水烟有关，水烟经销带来的税收占到甘肃财政收入的70％以上，使兰州经济基本上是水烟经济。因此，陕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西部牛仔”，他们在历史上被称为“西商”，就是对这种历史地位的肯定。
　　在近代，陕西烟商除了经营兰州水烟外，同时亦在各地经营旱烟生意。陕西的渭南、汉中在清代是重要的烟叶产地，所产烟叶为“邓州烟”，品质最佳，颜色淡黄，被称为“黄金叶”。汉中“城固胥水以北沃土腴田，尽植烟草”，“民有田数十亩之家必栽烟苗数亩”，因此汉中城里的烟贾十居三四是烟铺，每当秋烟上市，连云充栋，仅他们在湖南贩烟草就“有九堂十二号，每堂出入资本岁十余万金”，做的都是大生意。
　　清代秦巴山区的全面开发，有力促进了陕西林木采伐加工业的迅速崛起，沿终南、蟠冢各州县人民靠山吃山，采木砍椽，制枋作厢，在有清一代规模相当巨大。在短短的几百年间，将绵亘数千里、积淀数千年的秦巴植被几乎砍伐净尽，使陕西木材商成为商贸领域最著名的商人群体之一。
　　秦巴山区从陇坂直趋太行，绵亘千里，森林茂密。自东汉以来，历代政府因惧怕农民聚啸山林而采取的禁革山场政策，客观上起了保护生态的作用，使秦巴老林直到清初还保持着“便山皆是海，无处不生林”的原生状态，满山生长着云杉、冷杉、铁杉、落叶松、油松、柏类、栎类、桦类、杨类等用材林木，在镇巴、西乡、紫阳等县还有大片竹林分布，被称为“陆海”。进入清代后，由于沿海居民内徙和山外人口滋生过快，无田可耕，推动着清政府实行“放垦秦巴”的招徕垦殖政策，使秦巴老林进入全面开发时期，这便为陕西木商在清代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
　　还在康熙年间，陕川总督鄂海就在秦巴山各边邑招募客民，开荒种山，各县还专门设有招徕馆，负责招揽商民，入山开垦。到乾隆五年(1740)又准陕西巡抚张楷奏请准许放垦商州，并特许“有民人现在割漆砍竹及采取构皮木耳等项听民自便”，使秦巴老林进入初步开发。到嘉庆后秦巴山区进入了大规模开发时期，因嘉庆四年(1799)上谕将开荒种地、砍木取材联系起来通盘考虑说，“朕意南山内既有可耕之地，莫若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既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而所伐林木，既可作建盖庐舍之用”。
　　自清代嘉道年间起，陕西木材采伐业兴起，从周至西南至洋县境内的600里山区内，先后出现了两个木材采伐区。首先开采的是终南山北麓的黑河区域，山势较浅。其次开采的是黄柏园迤西至太白河区域的深山林区。其余眉县、凤县、岐山、宝鸡等县的山林中，也有设厂伐木的，使有清一代林业采伐成为山内各业中规模最为巨大的经营，形成空前绝后的发展态势。如周至，清代中叶“县境内的秦岭山地，约100公里深山道路上，经常有五六千至一万名采伐大木的……黑河上游的厢运业兴盛了200余年。厢运利用黑水河流运木材，称为赶厢”。因此黑水谷以产大木而闻名，“所出木植，近至西同，远及晋皆赖之”。厢运兴起乾隆年间，盛于嘉庆、道光年间。道光年间黑河林区已砍伐十之六七，厢运业遂向深山进发，入山200余里的佛坪“境内共有数十厂，每厂辄用数百人，由水路运出黑水河谷口，留坝万山重复，林木矿产之优自来未经开采，设厅后远商始集当时商务上操重赀者一曰厢，在褒沔两水上游，商凡四五家，皆伐木取材陆运秦川，水运梁洋”。
　　在清代进入开发的除了秦巴山区外，与秦巴首尾相连的陇山、祁连以及梁山、黄龙均为林业发展之区。清代在陇山、祁连山区经营林业的主要还是陕西商人。因为陇县固关等处历来有经营木材加工的传统，“解锯木植，做驮鞍农具木盂木棒之类，名为山货，贩卖甚伙，山民多借以为生”。而清代在祁连山区经营林木采伐的又以陕西富平商人为多。如富平商人在兰州开设的福兴、祥泰木厂是兰州最大的木厂，他们在祁连山包了两座山，将林木由黄河运来兰州，供应兰州的全部木材之需。兰州城外的湖滩就是最大的木材市场，“木客松杉积万株……白杨林在湖滩南，每大水木遭漂没”。而在岷州经营木材的仍以陕商为主，他们“入山购买，自洮岷临洮达宝鸡咸阳者，有自岷短贩至新寺镇者，有自新寺镇收买转贩至临洮、宝鸡、咸阳者”。至于梁山的长武“多枣树，西安一带之梳头木梳及洗衣捶以此地为佳”。
　　这些产自秦巴山的木材，质大材美，它们或是经水运川鄂，或是陆运西安。因为山高水长，巨木亦可放下，旬阳、镇安、孝义各老林“十数年来砍伐皆牌排下老河口者不少”，就巴山而言，东北两面山水归巴江“则木亦可放至巴”，汉则下至兴安、郧阳，江则下至夔州、宜昌。或是经黑河水运至各山口，再驮运至咸阳。因之，咸阳成为关中主要的木材市场，“木板，亦由两路车运而来，用舟载至下路”，远及西同晋豫。
　　清代秦巴山区的林木加工业繁盛数百年，许多陕西商人因经营木材采伐加工而发财致富。周至“穷民依山求食，计日往来则有如烧炭折薪也砍椽也木枋割漆也……供正赋而备用支焉”；留坝“万山复叠材木矿产之饶……谋生之路，多且易也”；宁陕“林木之利……为利颇巨”；岐山“材木出于斜谷……其利得焉”，林业带动了岐山经济的发展；凤县“老林绵亘千里……树木铁炭，类借此远行，瘠苦之区，渐可饶利”。各地都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开发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