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明清时代，陕西商人活动的主要范围是陇、青、川、藏、蒙、陕的西部地区。这里地处边关，关山险远，急涧巨川，戈壁瀚海，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西出长安达于陇坂，回首秦川，墟社桑梓与云霞一色，瞻望前程则天苍野茫，辽荒万里，堑山湮谷，荒村野店。
　　由兰州而西往甘凉，四面险固，皆阻大涧，朔风怒号，黄尘万里，“有时无行人，沙石乱飞扬。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旁”，陇上仍然是一片荒凉。
　　出嘉峪关而趋哈密，沙漠千里，风动沙移，地无水草，热毒鬼魅。
　　出哈密而通西域，途中更是天山孱削，古垒啼乌，戈壁瀚海，夏炎如烧，冬寒裂指，秋冬之季，劲风卷地，扬石拔木，寸草难生。更有“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坂，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险阻危害，不可胜言”。
　　由陕西而走康藏途中景色一如河陇。途程3000余里，山岭绵延，道路崎岖，危关隘路，羊肠小道，“春夏之时，江水泛涨，秋冬之际，大雪封山，加上山势高峻，劲风怒号，雷雨交加，大雪弥漫，人马失足，葬身雪窟者，时有所闻”。
　　明清时期的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风劲缺雨，春短冬长，谷粟难生，六畜不全，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清末光绪年间，光绪皇帝派翰林院大学士王培为御使，到陕西考察，他考察完后递了一份折子送给皇帝，这折子叫《七笔勾》，把西部生活描写得艰苦万状，难以生存，显然出自南方人的手笔，描绘陕甘的生活状况是：
　　“万里遨游，百日山河无尽头，山秃穷而陡，水恶虎狼吼，四月柳絮抽，山花无锦绣，狂风骤起哪辨昏与昼，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
　　堪叹儒流，一领蓝衫便罢休，才入黉门，文章便丢手，匾额挂门楼，不向长安走，飘风浪荡荣华坐享够，因此上把金榜题名一笔勾。
　　没面皮裘，四季常穿不肯丢，纱葛不需求，褐衫耐久留，裤腿宽而厚，破烂亦将就，毡片遮体被褥全没有，因此上把绫罗绸缎一笔勾。
　　奶子熬茶敬一瓯，面饼葱汤醋，锅盔蒜盐韭，牛蹄与羊首，连毛吞入口，风卷残云，吃罢方撒手，因此上把山珍海味一笔勾。
　　窑洞茅屋，省上砖木措上土，夏日晒难透，阴雨更肯露，土块砌墙头，灯油壁上流，掩藏臭气马粪与牛溲，因此上把雕梁画栋一笔勾。”
　　因此，在左宗棠率湘军西征之前，西部很少有南方商人的影子，主要是南方人难以适应西北艰苦的生活环境所致。而陕西山高水长、土厚风刚的生态环境，长期以来造就了秦人尚气概、先勇力、忘死轻生的强悍性格，使陕西商人能够迅速适应西部贸易环境的需要，在南方人视为畏途的西部贸易环境中如鱼得水，纵横驰骋了近五百年之久，并以“西商”的形象而成为中国西部开发史上的第一批“西部牛仔”。
　　陕西沃野千里、地僻泉庞的生态环境，抚育了秦人厚重质朴、刚毅果敢、轻生重死的性格。黄土高原土脉纵横，天苍野茫，一望无垠。生长于其间的陕西人崇尚自然，心胸宽阔，荡气回肠，博大劲直，无忸怩之态。而且陕西群山怀抱，雄关耸峙，人生其间，羽化山川气象，骨鲠成性，多坚强刚勇。加上陕西水深土厚、生存艰难的求生环境，也形成秦人轻生重死、亡命天涯的强悍性格。这些使得陕西商人可以坦然面对西部严酷的贸易环境，携资江湖，万里投荒，取得中西部贸易通商的胜利。正如《朱子诗传》所云：“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惰浮靡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于兴起而笃于仁义；以勇驱之，则强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
　　另外近人李亦人在其所著《西康综览》中分析陕西商人在川藏贸易中兴盛的原因时亦总结说：“川人不善经营，尤畏远道，故不能与陕人竞争，陕人之富于涉远性经营商业，不辞艰辛，亦所罕有者。”
　　这种不畏艰险、锐意贸迁正是陕西商人的基本特点。
　　清代乾隆年间，御使赵熙出使西域。行走千里戈壁，到茫茫瀚海一个叫“一道泉”的地方，见有一瓦屋炊烟袅袅，招待行旅，进店问讯，方知店主是陕西三原人，年轻时随大军贸易，留住此处，开一小店，招待行旅，并娶妻生子。这位陕西商人告诉赵熙，朝前走便没有人家了，这方圆百里，只此一家，所以叫“一道泉”，还说他最大的心愿是临死前能回家乡看一次。赵熙听罢，对陕西人的亡命涉险精神感慨不已。无独有偶，光绪年间，又有一御史刘文海走西域，在茫茫戈壁滩碰到一陕西人开的店，独家经营，四野无靠，店中仅一人，使这位御史很惊诧，不解地问，为什么只有陕西人敢在戈壁滩开店。店主告诉他，家在陕西，是哥老会的人，后流落在戈壁滩，“凡客商住宿其店者，管保安全”。清末姚莹奉命去人迹罕至的松潘考察，在草原深处第一天住在西果洛一刘姓陕西商人开的店，第二天在水草地上走了一整天，到达东果洛，也是住在一陕西人开的客栈，他感慨地说：“陕西人在这样的艰难条件下能够开店经商，足使南方人叹为观止。”
　　其实亡命天涯、涉远经营正是陕西人长期形成的经营精神，今天在从西安到新疆的千里路途中，沿途多有陕西人开设的“修车铺”“洗车店”“补胎处”，正是对这种寄迹天涯传统的历史传承。这也是小桥流水、风光绚丽的南方人所难以理解的。
　　明清时代的西部，不仅自然条件恶劣，而且社会条件也很不安定。这里天高皇帝远，地处边关洪荒，民族杂居，风俗不纯，人少牲畜多，社会不靖，“荒郡村烟少，频年寇骑多”，土匪没道，千沟万壑。加上山高水深，征剿不易，管束鞭长莫及，使这里强盗蜂起，土匪横行，一语不慎，死即随之，持货负银的商人常常成为他们劫掠追杀的主要对象。清代商人编写的《天下水陆路程》就对东西商路上的匪情有详尽描写：“湖口至于康郎山，盗贼不时有之，江中强盗得财便罢休，唯此湖贼凶贪无厌，杀人常事。北入吴越，南入赵家围，风盗渐可省。下漳江，大风宜慎，瑞河口，象牙漳，老虎口，贼出早晚。”
　　由于道路不靖，商人财产、生命安全没有保证，所以涉远经营处处面临风险。清人编的《士商规要》就对商路的各种风险有刻细的说明：“夫人之于生意也，身携万金，必以安顿为主，资囊些少，必以趋疾为先。但凡远出，必须告行，搭伴同行，必以合契……未出门户，须仆妻不可近言。既离家庭，奔程途贵乎神途。若搭人小船，不可出头露面，犹恐船夫相识，认是买货之人。陆路而行，切休奢侈。囊沉箧重，亦要留心。下跳上鞍，必须自挚，岂宜相托舟子车家。早歇迟行，逢市可住。车前桅后，最要关防；中途逢花，慎勿沾惹；中途搭伴，切认提防。”
　　就这样，许多陕西商人还是被害死在经商的旅途之上。清代文人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记载，有一陕西商人，年少，早驱驮布驴趋市，不久，驴回而人已被土匪格杀路旁。铁庵《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中也记载，有一西安商人在吐鲁番贩布有年，一日背褡裢骑驴外出，人驴皆被杀死在回庄外沟中。陕西边商黄台子在草原经商致富，养了百余只羊，办了货店，人们称其富，便将此地命名为“黄台子”；可不久这一消息被草原深处的土匪知道了，他们趁天黑杀了黄台子，劫掠了他的羊和货店，抢了他的钱，黄台子一生的辛苦一夜之间付之东流。
　　这样被杀被抢被盗的悲惨经历在陕商身上发生得不胜枚举：
　　成化中朝邑布商冯翊眭父子“携祥行货过临清小滩，有盗诡为佣，任输于杭，既成券，忽有翁仗而告彼佣实盗也，将杀汝父子，翁忽不见。公大惊，故以少值购盗毁券”，才避免了一场财失人亡的悲剧。
　　朝邑商人张云商，在甘陇做生意，以财雄，后遭土匪抢掠，赀财几尽。
　　西康瞻化县有一商人姓高，陕西籍，壮年经商来此，作鹿茸、麝香生意，后因迭遭匪劫，资本耗尽，流落在瞻化以为人剃头为生。
　　山西商人周某与一陕西金商王某同行，王骑一健驴，携一从者，并骁健有勇，拳技敌十令人。同宿可卡。王携金数百两，以驴载之，步行赶驴。一早过松林，匪出劫，王与之格斗，匪怒，肢解其人与徒。
　　陕西西安巨商刘永泰与家仆进兴往广东发卖毡绒等货，大获其利，结账得银千有余两，遂与家仆收拾行李回家，被马夫杀死在回家路上。(《详刑公案》)
　　陕西某茶客，从江南贩茶，路宿阌乡旅店，东厢住山东两布客，晚膳毕，闭门睡矣。客见有人撞门入，手持铁索取东厢俩布商客锁之，遂锁陕西茶商，缚于门外柳树上。二布客铁链甚紧，不能动，陕西茶客链稍松，苦挣得脱。次日五更，店主大喊“东厢两布客死矣”。
　　这些说明，只有具备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和英勇尚武的素质，才能适应明清西部严酷贸易环境的需要，获得持久的生存和发展。
　　而陕西自商鞅变法以来，虎狼文化，寓兵于农，形成秦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尚武精神，“秦人喜斗，平居睚眦，视生死甚轻”；加之陕西自周秦汉唐以来，都会所在，五方杂处，风俗不纯，其人负气尚勇，“多游侠轻薄之风，甚至好斗轻死”。入明清后，远居边檄重地，军垦商屯，兵民合一，更形成秦人尚武好斗、粗犷强悍的性格。亦如顾炎武所言：“按三代而下，兵防之政大明为盛，大明兵备之制，将士之勇陕西为盛，况设百二之险，地藏九死之区。”这便使得陕西商人能够适应西部兵荒马乱、土匪剪径的社会环境，以“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的西商形象，在兵匪出没的漫漫商路上挟货携重，扬鞭走马，奋志经营，闯荡天涯，具有武装贸易的性质。
　　早在明朝末年，倭寇骚扰海疆时，陕西商人就以其负气尚武的英雄气概而声震淮扬。
　　陕商何诚，榆林人，明末倭警至，“诚与江都举人杨守诚倡议以扬州盐课重地而盐运司及商人皆城外，非策也，请于知府吴桂芳拟筑外城，议未决……而倭犯扬州劫城外一空，于是率从诚等议，工竣，诚自为记勤石，时(嘉靖)二十五年冬也。明年夏倭又大至，望新城雉堞屹然，逡巡引却”，这是筑城保民的善举，因此扬州商民感其德，书之史册曰：“商民安堵至今赖焉。”
　　高陵陕商刘承渠“入广陵，寓居东廓，时值倭寇数甚猖獗，百姓趋城者如市，而城门已闭，百姓啼号，莫知所之。公叱守者曰：数千人命在旦夕，坐视为救，御暴御河。守者因启门，众乃得人，数千人赖以全活”，这是开城救民的义举，因此承渠“名已藉之广陵矣”。
　　陕商阎金，当“嘉靖三十七年，倭躏畿辅，知府石茂华发民守城，民望倭薄城率股粟，时西北贾客在扬者数百人，金召其豪共登，陴有郜某者连躬殪其渠魁，倭闻陴多塞上人，疑其矢非边外劲弓不能发，遵宵遁”，这更是杀敌护民的壮举，因此“金由是名扬江淮”。
　　并且，从明代起陕西商人为适应西部险恶的贸易环境，便组成马帮形式的驼队，每每一队几十头骆驼，几十匹马，再加上护家犬，一行数十人，在一向导的带领下，行进在茫茫的戈壁瀚海之中。如茶商马合盛，每次运茶的骆驼数百，每头骆驼背上插有“大茶商马合盛”的小黄旗，浩浩荡荡越街过市，翻山越岭。在康定运茶的陕西茶商，组成牛骡大帮，一次运茶的牛骡就有一两百头，并且组织严密，防御紧凑，还与“藏民结伴而行，藉其保护，藏民引走乘马，刀枪并随身携带”。在经商途中，每遇土匪兵祸，陕西商人拔刀相向，奋力拼杀，使盗贼闻名胆寒，在中西部贸易商路上留下了威武雄壮的“西商形象”。
　　明代富平大商人李月峰有一身好武艺，往来于塞北荒野中，押运粮草，手提强弓，坐骑骏马，是关中有名的刀客。不逞之徒，望见他纷纷逃匿，其他商旅也借用他的名号，保持旅途安全。
　　高陵巨商刘锡有一次经商于漳泉，夜宿蝎蛰岭被一群强盗围住，欲砍其兄。刘锡拔刀相向，与之拼杀，掩护其兄携带货物先走，由他断后，有两个土匪头子持刀来攻，刘锡与之交战不到两个回合，便连斩二人之首于刀下，其他匪徒一哄而散。
　　三原商人温朝凤经商于四川，有一次行商于三峡中，水深浪急，有大盗数十人将他的货船团团围住，其他人伏在船上不敢动弹。温朝凤挺身而出，立于船头，连毙三人，其他匪徒作鸟兽散。
　　三原商人刘自学经商蜀中，有一次行船至黄龙岗，遇群盗其势甚凶，刘自学无所畏惧，大声问强盗说：“你们想要干什么?”强盗说：“留下买路钱，否则休想保住性命。”刘自学回答说：“你们不过想要我船中的货物，这个容易，船中的货物任你们搬去，何必杀人。”群盗反而佩服其有胆量，开路放行。
　　三原商人贾云山为武林魁首，他年轻时经商为贾，遍历大江南北，入武林流览天下俊秀。武林大会壮士聚会，莫不闻公大名，纷纷交接贾云山。
　　陕西商人这种负气尚勇的经商特点还表现在他们敢于冒险，一次次向官府政策划定的“红线”“雷区”进行冲击，敢冒杀头的危险，冲破“禁区”，驱车如雷，扬长而去。
　　在明代，边茶贸易实质上是由官府操纵控制的非自由贸易，为了确保军马供应并以茶羁制番族，明政府曾制定了极为严厉的“禁私”制度，私采有禁，私市有禁，通番有禁，出境有禁，私贩边茶往往要受到茶园茶叶“籍入官”、人枷号甚至杀头的制裁。面对这种严厉的制裁政策，如果没有一点冒险精神，不敢跨越政策界限的雷池一步，明代的边茶贸易便不可能发展到那么波澜壮阔的程度。事实上整个明代，陕西茶商都在同明政府的非自由贸易政策进行顽强抗争，他们以陕西人素有的重死轻生、强悍不训的勇敢精神，冒死犯禁，一次次向政府划定的政策红线发动冲击，一次次冒死跨越政策法令的禁区，迫使政府作出让步进行政策调整，不断推动着边茶贸易商品化的历史进程。这在封建社会重农抑末、商人地位低下的时代是十分大胆的举动。
　　在西北边茶贸易中，陕西茶商首先对不准在陕西境内贩茶，“茶户私鬻者籍其园入官”的“禁茶”制度发起冲击，蓄茶自贩，私茶横行，迫使明廷只得在成化五年允其合法，“民间采茶除税官外，余皆许给文凭于陕西腹里货卖”。同时他们还不顾明廷不许私贩边茶的严厉规定，大量走私边茶到西部各地，其数量甚至是官茶的一倍以上，形成“私贩盛行，虽有抚谕之官，率莫能禁，坐失茶马之利，垂六十年的局面”，遂使明政府不得不于弘治三年实行边茶开中，“出榜召商，报中给引”，使私贩茶叶成为合法贸易。边茶开中后，由于西北各地对茶叶需求量增加，陕西茶产不敷供应，他们再次冲破明廷关于“越境下湖南者禁止”的政策限制，大量贩鬻湖南安化茶叶到边地销售，推动明廷再次调整政策，允许湖茶加入边茶行列，“各商中引，先给汉川毕，乃给湖南……报可”。在西北边地虽然明廷规定“有私越黄河及边境通番易马者，究问如律”，但这并不能阻止陕西茶商经商贸易的步伐，他们往往“雇请土人，传译道行，群附党援，深入番境，潜往不出”，搞得明廷虽三令五申仍不能查明禁止，“久而奸弊日生……茶法、马政、边防于是俱坏矣”。这说明，明代西北边茶的繁盛完全是陕西茶商同政府限制贸易政策斗争得来的结果。
　　在西南边茶贸易领域，陕西商人也表现出敢于冒险的进取精神，当明廷规定西南边茶只能以碉门、雅州为互市地点，不许通番贩鬻时，陕西茶商不为所限，他们不走“天全六番故道”而是“私开小路经通嗒葛，而松、藩、黎、雅私商尤多”，致使明廷只得“茶禁日驰”，从而“商贾满于关隘，而茶船遍于江河”。明中叶后，陕商又突破“明例茶不入番地”的规定，为了远售求价，他们领引边茶后，直入藏区“皆于炉城设店出售”，推动汉藏贸易中心“自雅令嘉岩，渐至打箭炉焉”。由于“惟茶商聚于西炉，番众往来贸易”，使打箭炉从一个荒僻的小山村变成了“汉番互市之所”，“百货完备，商务称盛，在关外可首屈一指”。入清后，一些陕商又突破“不入夷地”的禁令，到炉霍贩茶“使炉霍的商情顿行活跃”。然后他们又应麻书土司之请“汉商赴甘孜设市”，使该地“市场因之勃兴”。这说明敢于冒险的开拓精神是陕商取得西南边茶贸易胜利的重要保证。
　　清代陕西盐业掌柜，冒着财失人亡的风险，打开了自贡井盐的生产局面。在清政府“引岸专商”制度下，官府严格控制川盐，“边商均在川黔接镶设店发卖”，不许越境贩卖，置腹地民众无盐可食于不顾，借以钳制边民。陕西掌柜负气尚勇，锐意进取，冒死犯禁，携带盐船深入腹地，“由黔侵灌而湘而粤而滇”，一路凯歌。到雍正年间，把川盐的销区扩大到贵阳、安顺、遵义等十府，约占贵州全省十分之七，确定了陕西掌柜在川黔滇盐业市场上的优势地位。
　　清代陕北蒙地边商也同样冲破内地商人不许擅入蒙地买卖的陋规，他们大量进入草原，携带砖茶、布匹、日用百货交换伊盟的皮毛产品。这些陕北蒙地边商分为两类。一类是“流动边商”，陕人叫“跑边”，蒙人谓“出拨子”或“货郎”。他们对蒙古人的嗜好和日常所需知之甚详，出发时将各种商品载于牛车，三五人一帮，自带食科、炊具、帐篷，一直向蒙古地方西进，流动于伊盟各旗之间。到达蒙地后，展开帐篷，陈列货品。“把蒙人需要的货品带入蒙地，又把蒙地产的皮毛牲畜带回，反复买卖，往往转手即可获得数倍利润”，这就是《神木县志》中记述的“土著贾人，每赴蒙古各旗贩买驼马牛羊，往他处转卖”。另一类是固定边商，陕北人称“边行”，他们是由边客发展来的较大规模的边商。这些大边商在蒙地经商年深日久，或在王府附近，或在大昭庙前设有商号，自身备有骆驼、驴骡，雇有脚夫伙计，从事边地皮毛贸易。当时陕北著名边商有黄台子，“陕西北部人，十五岁就向沙漠讨生活，在沙漠里整整过了50个年头，凭着双手和一张能说蒙古话的嘴，在沙漠里开了一片不太小的杂货店，房屋四周，用柴草围成各样牲口的栏圈，那里喂养着很多牛羊……这个地方就成为附近五里的‘贸易’中心，按这里的习惯，人们以他的名字叫这里为‘黄台子’”。还有“呼掌柜”为郡王旗首富，“神木人，开设天城商号，住赤老图沟，每年在旗下收购大批皮毛，运往包头出售”；另一个仅次于呼掌柜的大边商叫王铁闩，“神木人，开一家大商号叫‘义聚成’”。像这样的大商号“各旗都有”。到清民初，伊盟各旗有陕商商号232家，各县边商当在2万人以上。
　　明清时期从事典当银钱业的陕西商人为了便于金融汇划，还形成稳定的货币流通网络，这就是西部各商号熟知的“标期”。
　　所谓标期就是西部各商号统一汇划银两的日期。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在西部各府州县经商的商店、字号，统一规定每月阴历二十八、二十九两日为汇解银钱之日。这两日内各家字号将本月收入的银两，统一装在特制的银箱内，由商店专门雇佣的“驮夫”押运到兰州、西宁、迪化(乌鲁木齐)等中心城市，再由这些中心城市的总号将各号银钱归齐，由驮银的驮队押送到西部金融总汇的泾阳、三原。由于道路不靖，盗贼蜂起，持财辇重的商人常常是土匪追杀的对象。为确保安全，商家雇佣武艺高强的武士沿途押运，这便产生了专门押解护送银两的“标客”，后来形成专门的行业就是“镖局”。这些被押解护送的银两就被称为“标银”，运银之期便被称做“标期”。
　　有许多镖客在陕商发展史上留下了英武的形象：
　　苏州镖客姚海愚，人称姚大汉，体型魁梧，武艺高强，专门为陕西布商护航，往来于秦晋与江南之间，盗贼闻名逃匿。有一年，他护送布匹到西安，西安府衙的屋角上栖有双鹳，鸣叫不止。太守心烦，招人驱之，飞去又复来，弓箭弹丸均不能伤它们。太守闻姚大汉射技高超，专门邀请他飞弹击鹳。大汉用连珠法连发数弹，击中鹳眼，人们欢呼。
　　山东镖客冯雄，刀法过人，名冠镖行，被陕西布商雇做保镖。有一次他保护布匹，从汉中运往西安，走到秦岭山中，一群强盗将驼队团团围住，要劫持布银。冯雄怒从心头起，大吼一声：“有山东冯雄在此，谁人敢上前拦截?”说完提刀相向，两三个回合，就将几个盗贼砍死刀下，护送驼队平安出山。
　　陕西刀客康绩，文武双全，豪爽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常做些护送布商的营生。明代末年边疆有事，康绩受募押运粮草到河西，走到半路，见到沿途饥荒遍地，人民流离，乞讨无法自存，便动了恻隐之心，将押解粮草全部散给饥民，然后到官府负荆请罪。官府见他是个人才，后令其将功折罪。
　　朝邑刀客王振乾，护商运货，为保镖，舟车所至，匪人闻其名，不敢侵犯，甚至关长皂役慑其威多予便利，后渐渐成为独居一方的掌柜，陆行有四套大车四辆，大河上有船二艘，从事专业运输，生意奇好。
　　到了清代，就有了专门护商的镖局组织。陕西在光绪年间就有了专门跑两大路即通向河南开封、许昌、南阳直到湖北、湖南这一布商所经之途的镖局。如永庆镖局、宏泰镖局、宏发镖局，它们的镖行都设在西安。镖局有镖头，也叫舵把子，对保镖车辆负完全责任。其次为镖师和镖客。镖局为了保镖安全，自己备有专车，专程往来。镖车上路时，都插有镖局的三角旗帜，并写有某某镖局的字样，每辆镖车，都有镖头和镖师押车起运，车与车紧密相连，互相呼应，以防不测。镖客们坐在车上，有一定的格式，叫做打镖腿，并且常常喊号子，打呼哨，前呼后应，甚是好看。
　　《清代镖林轶事》就记载了一个陕西商人镖路遇险的故事。徽州汪某以勇闻名，被一陕西巨商请去做镖客，护卫其回陕。路上，适逢一位携带重资的大官，便相约为伴一起走。至旅店，刚解行装，即见一个童子也来投宿。他把马拴在门外，就上前对汪镖客说：“如果囊中物均系攫取来的，我当攫取而去。明晨你如果上路迟，将有令人骇怕事发生。”汪某一时惊讶而不敢说什么。一过半夜，他就招呼众人启程，并推说疲倦而要迟走一步，估计众人走远了，他才上路。只见十里进山路上，车驼狼藉，那童子坐在石头上指着山沟要他看，尽是死人，汪某只觉又惊又怕。童子告诉他：“此去山路险恶，要快走。”镖客立即要和众人疾行，但却因匆忙赶路而失去投宿之所，仿徨于山谷之中。忽见山堰处有座草庵，于是前去投宿，一位年约40多岁的尼姑把他们引至堂东一间小室说：“住在这，夜里虎狼很多，不要乱看，骡马放在后院没关系。”约一更时，听有叩门声，进而听见尼姑说：“取不义之物，割下其为首的一只耳朵便是了，何以多杀人，忘了我的戒规!”随即又闻有杖打之声传来。汪镖客一行很是惊恐，未等天亮就打点行装，谢过尼姑，上路了。
　　在明清时期的漫漫商路上，商人们除了要与人为存在的各种风险作斗争，而且还得与自然存在的豺狼虎豹作斗争，勇敢地发展自己的商贸事业。如秦岭巴山，沟壑纵横，连绵八百里，山中树木参天，路少行人，且常有虎狼出没，行走其间有性命之忧。
　　唐代末年，陕西云阳商人王行言与同村众商人赴蜀中贩卖盐巴，因山中野兽出没，人们常常携带铁杖予以防身。行至乌稍岭有一吊睛猛虎寻迹紧随其后，众人皆战栗不止，在一树下歇息，等待天亮虎走再行。王行言胆小睡于众人中间，第二天天亮，众人醒来一看，王行言已被老虎噙走，这就是虎噙商人的故事。
　　但也有陕西商人打死老虎的事情。明清之际，甘陇青藏产汗血良马，许多陕西商人到西域贩马，以回民商人为多，洛阳的清真寺就是陕西贩马商人所建。
　　明代末年陕西贩马商人吴松与众人到甘肃河西一带贩马。吴松身材魁梧，武艺超群，早年随一高人练就一身钢鞭技艺，三五个人不是他的对手。他们从河西购得良马数百匹，赶到山东去卖。沿途2000余里，它与伙计骑上马，手持长鞭，前呼后应，呐喊照料。行至陇山中，一伙计突然挥鞭前指，对吴松说：“东家快看，那是什么?”吴松策马向前站一高处，寻着伙计指的方向一看，就在200步开外的一个大岩石上，蹲着一只花斑猛虎，眼放绿光，引颈长啸，震得树叶簌簌发抖，情况十分危急。吴松心想，这山谷是贩马必经之路，如若马群被老虎惊扰跑散，他的全部家当必然化为乌有。看来只有赶走猛虎，此外别无选择。吴松凭着自己的一身武艺，一手挽弩弓，一手执长鞭，策马朝前方的猛虎扑去。离老虎还有50余步，吴松手拉弩弓，利箭离弦呼啸着直射虎身，结果插到了岩石上。老虎一惊，一跃而起，朝吴松扑来。吴松策马躲过虎身，挥起弩弓朝虎身一劈，不料老虎长尾用力一甩，把弩弓弹飞到十几步外的草丛中。吴松只好手持长鞭朝虎头猛打，这一鞭正打在老虎的耳门上，血便从老虎的脸上淌下来。老虎见势不妙，掉头便跑。吴松回过身来对伙计们一挥手说：“虎被我赶跑了，大家各就各位，吆喝上路。”眼看就快到黄昏，马群还没走出山谷，众人又渴又饿，吴松让大家停下来，歇一会儿再走。就在这时，前面的草丛中有声音窣窣作响，只见那只猛虎悄悄潜来，躲在距马群不远的草丛中眼里冒着贪婪的凶光。吴松看得真切，大喝一声道：“又是那畜生。”说着手提长鞭，向猛虎奔去，猛虎前扑，吴松一鞭打在老虎的前腿上，把老虎打得差点跳起来，老虎大吼一声，向吴松扑去，吴松抽出腰间的长刀，朝老虎的脖子使劲戳去，直到老虎毙命为止。众人看着这惊心动魄的场面，都惊呆了，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迈不开步子。吴松一言不发，沉默了半晌，拍了拍身上的泥土，对伙计们说：“把老虎抬到马背上，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