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陕西商帮是以陕西同州府(今渭南市)商人为核心所形成的商人资本集团。而在同州商人中又在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以朝邑、大理、华县、华阴、富平、临潼、泾阳、三原为内核的渭北商人资本财团，他们构成明清陕西商帮的主体。在“东西制”的管理体制下，财东一般家居在渭北农村，生意或字号的总店设在泾阳、三原，由财东聘任经理执掌事务，分号遍设全国各地，叫做“坐两头(一头在产地，一头在销地，‘设坐庄’)，驻中间”，从而形成供、产、销一体化的经营模式，保证了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多财善贾，以商求富。
　　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也造就了不少陕西著名商业家族。尤其在渭北地区出现了一批号称“关中巨富”“盖省财东”的大商业家族。陕西同州府有“渭北严、赵、柳、詹四大财东和焦、常、曹三大富户，渭南有蒋、贺、李、刘四大姓”的说法。这里主要讲述渭北地区三大富户焦、常、曹是如何发家兴旺的。
　　焦家“以商求富，以农守之”，并且上联官府，下惠乡党，广博积善名声。
　　焦家在今渭南市信义镇南焦村，其兴家在焦荣栋、焦耀栋两兄弟之手，二人的事迹在《续修渭南县志》卷八“笃行”中有详细的记载。荣栋、耀栋兄弟二人最初在四川彭县岐山马家(马松岭)开的“万盛”号当掌柜，荣栋为“万盛”八分号总管，耀栋为“万盛”一号掌柜。由于焦荣栋精明能干，深得“万盛”号另一东家——渭南王家的信任，很快荣升为“万盛”号的总经理，并使业务蒸蒸日上，道光六年资本积累到10万两银子。道光十七年，王、马两家发生分歧，拆股分伙，王家将其渭南籍雇员一起迁到四川新都，仍以焦荣栋为经理，在焦荣栋的精心执掌下，“万盛”号业务发展很快，从一号发展为八号，支号81处，业务遍布成都、新都、什邡、温江、荣宁、广信各地，资本积累到100万两。
　　后来，焦荣栋、焦耀栋兄弟生有离心。有一年，老二耀栋回陕西过年，老大荣栋嘱其迟归，并以违犯店规为由硬要将老二开除，当时有人劝老大资助老二点钱，让其另立门户，老大佯作不许。陕西籍客商纷纷解囊，资助耀栋在新都开设“恒丰荣”商号。焦荣栋见策划成功，暗中将“万盛”号输向“恒丰荣”商号，并辞东不干，专意经营“恒丰荣”号。在兄弟二人齐心努力下，“恒丰荣”从一号发展为五号，其为新都“恒丰荣”、彭县“恒丰顺”、金堂“恒丰新”、成都“恒丰裕”、郫县“恒丰合”五号，主要经营烟、茶、票、当诸业务，在川东成都一带主营典当，在川西雅安一带主营茶业。另外，在西安、华县、潼关、羌白、赤水等地设有分号，主营钱业与皮货。到光绪年间，焦家业务发展到极盛时期，除四川五号外，在陕西设有西安“恒丰益”、渭南“恒丰德”、大荔“恒丰永”“新盛裕”“谦太和”“敬盛祥”等六号，又在陕西开当铺8处，其他行业18处，店员800余人，成为当时渭北三大富户之一。
　　焦家致富后，在家乡信义焦村大兴土木，盖了“九院三堂”的华丽住宅。总堂叫“协和堂”，下设三堂，老大荣栋为“德厚堂”，老二耀栋为“春敬堂”，老四相栋为“天一堂”，每堂三院，每院建筑花费千余两，号称“焦家大院”。老大、老二经商，老四在家务农，体现了“以商求富，以农守之”的经营策略。除此以外，焦家还上联官府，下惠乡党，博取积善名声。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焦家助饷五千两，被赏以花翎，还以三千两修筑了本村的堡寨。1870年渭南修县城的时候，焦家出资数千两。1877、1880年的饥荒中，焦家又分别赈捐麦粮千石，施惠乡里，得到官府青睐。在焦家的支持和联引下，南焦村共63户人家，从商的就有62户，可谓一村皆商。如焦承祥在成都温江县开设“泰和昌”号放贩生理，有焦承武在成都李氏处帮贸，道光十四年，“承祥念系同宗，将承武携入号内为伙，承祥从李氏号中带过银八百两，寄存生息”。焦家还巴结宦府，庚子年间，慈禧、光绪逃难陕西，焦家出银五万两、麦六千石，被授予“资政大夫”衔，“恒丰”号资东焦联奎出任刑部员外郎，焦联甲出任四川新丰知县。仅老三相栋一门中，二儿任四川昭化县令，三儿任山东济宁道台，六儿秀才，七儿湖北试用知府，使焦家财大气粗。光绪三十四年“国丧”期间，例禁演戏，而焦家七老爷焦振甲过寿照旧演戏，知县张世英路过，闻听锣鼓喧天，派差查问后，不敢干涉改道而过。焦振甲死后，举办盛大葬礼，送礼的有当朝亲王贝勒、宰相、督抚等。
　　板桥常家良好的“东伙关系”，是促进其家族事业兴盛的重要秘诀。
　　常家现住渭南固市镇板南村一组。常家祖上从山西迁来，因此对于常家的姓氏读音有不同说法，按山西发音读“尚”，按陕西发音读“常”，五音不纯正说明常家系迁徙户。据说常家的发家人叫常克珍，道光年间人，出身贫苦，初为手工裁缝，后在四川金堂县设估衣铺，又入岐山马家“金盏”号为经理，发家后于咸丰年间在金堂县设“光义诊”号，长期自东自掌，独家生意。常克珍有五子，称“常五经堂”，即华新、华中、华栋、华宾、华坤。第一代掌柜为常克珍，故店号曰“义兴珍”；第二代掌柜为长子常华新；第三代掌柜为次子常华中；第四代改革为“东西制”，东家为克珍长孙常生春，掌柜为外姓人马朝贵。常生春秉承祖脉，自幼善于经商，18岁开始主政，他有一套经营秘诀，凡是从四川本号回来的伙计、学徒都要留在常家住一个月才能回家。在这一个月中，通过与伙计攀谈，对四川生意的经营情况了如指掌，而常家生意在他的管理下长达50年，发展至极盛。而常生春经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敢于重用外姓人马朝贵。马朝贵是岐山人，精明能干，是个行家里手，在他的执掌下，“义兴珍”获得大发展，先后开设了简阳“义兴珍”、成都“义兴和”、新都“丰裕森”、广汉“义兴珍”、彭县“义兴惠”、绵竹“义兴恒”、什邡“义兴珍”、金堂“义兴珍”等八号，支号20余处，主营典当和钱业，典钱以土地为抵押，仅金堂县“义兴珍”号就掌握土地8000亩，几乎占据了金堂县全部土地的2/3。每年收租1万多石，现金120万，利息10余万两。光绪初年又在陕西开设了汉中“义兴琳”、西安“义兴泰”“自积永”、故市“顺兴生”“公正诚”“凝运长”等号及其他行业20号，房产200余座。仅西安“义兴泰”从郑州、河北贩运各种布匹到西安、甘肃各处贩卖，生意最盛时有10万银两的资本，店员30多人。“义兴珍”系统最盛时资本300万两，总值450万以上，店员800余人。常生春对马朝贵礼遇有加，每次马朝贵回陕向东家汇报业务时，常生春都亲自带上乐人、轿车到渭河岸边迎接，放炮敬酒，亲自为马朝贵执镫，一路吹吹打打，场面极为隆重，体现了良好的“东伙关系”。对其他伙计、学徒也是以礼相待，帮其在家乡结亲娶妇，发送亲故，对伙计有知遇之恩。辛亥革命后，四川动乱，总号“义兴珍”的伙计们将账本藏好后，携带500两银子逃回陕西交给东家。东家问：“这么多银子交给我咋办？”伙计们答道：“四川那边乱了，人都散了，银子是你家的，不交给你给谁！”后来东家无法，除一部分分给伙计外，均分给自己的儿子，体现了东伙的诚笃人格。
　　常家当年财宏气盛，五经堂在板桥南村修有五大房院，都是水磨砖砌成，有大量石雕、砖雕，大厅宏畅，后院修竹，一派富贵气象。房梁的担子从终南山买来，两个人都抱不拢。二门还有专门养的戏班，有陕西著名秦腔名角王文明，艺名双喜，社长叫金叶子，逢年过节在常家戏台办堂会，在渭南很有影响。光绪二十七年常生春“过三年”举办大祭，演大戏五台，小戏十几台，知县张世英闻讯不准，但见有省藩台樊增祥送的挽幛，并派兵队前去护卫，只好作罢。庚子年间，义兴号五经堂助银10万两，捐粮5000石(每石300市斤)受褒奖，被封为“资政大夫”。常家生活奢靡，常生春有孙叫祥和子，养有名马叫“独角兽”，因马头生角而得名，十分珍贵，名闻全省，每年全省三原腊八古会上跑马，若独角兽不到场，会就不算圆，后来被慈禧太监李莲英知道了，要出1000两银子占为己有，祥和子赶忙偷骑回家藏了起来。
　　曹家借三月三古会组织大规模的木材、骡马交易。
　　曹家现住渭南蔺店镇曹村三组。其发家人叫曹元绅，嘉庆年间在兰州贩马，后入岐山马家“万盛”号为学徒，学得经营本领，后来归乡在蔺店设“新兴惠”商号放账为业，开始走上发家道路。曹家三兄弟，总堂号为“三经堂”，老大元绅为“树德堂”，老二元卫叫“同庆堂”，老三叫“四聪堂”。产业在陕西和四川。老号“新兴惠”设于蔺店，总号“新兴盛”设于四川彭县，主营典当钱业，蒲城“永兴公”经营粮食，凤翔陈村有烟坊，并在成都也有字号。最盛时每号资金都在10万两以上，店员500余人，仅蒲城“永兴公”就有100多名伙计。
　　曹家发家后，就大兴土木，修建了华丽的曹家大院，有房千间以上，尤其以元绅的五间厅和花园别墅最负盛名。元绅别墅占地十亩，入门三间大厅，步入蔽日长廊入后花园，有四季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树，又修八角亭，极目南望，可见渭河，翘首北眺，可望蒲城宝塔，成为渭南有名的私家花园。庚子慈禧西狩，各县筹款甚急，曹元绅捐银1万两，粮2000石，并声言不要借据，西太后褒曹为陕西开明士绅，其子曹京贤授为河北宛平知县。曹认为是神灵显佑，便携其母三月三日在程曹立古会为神还愿，使曹村三月三古会成为渭南著名庙会。立会三日，连唱三天大戏，皮影二三十台。过会时以经营木材、骡马为主，木材多来自华阴、华县，木材所集比整个渭南县都多，三天后若卖不出去，全由曹家收购，成为渭南有名的木材市场。牲畜交易量也很大，一晌上市的牲口就有一二千头，是有名的“骡马大会”。
　　曹家还与板桥常家、程曹焦家互相联姻，曹家三代云瑞之姐嫁给程曹焦家三少，住在西安柏树林，云瑞之侄女平鸽嫁给板桥常家祥和子之子，使三家荣损与共，成为渭河北岸著名的“焦、常、曹三大富户”。
　　综上所述，明清的陕西产人以其开放性经营活动促进了陕西商品发展，他们是依靠本土资源和地域优势发展起来的著名产帮，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把地域优势转化成效益优势，把技术、资本优势转化为技术和资本增量，合资经营和股份制是他们的经营特色。以这些富家大族为主体，陕西商人凭借着其雄厚的商业资本，在明清和达500年的历史中，演绎了轰轰烈烈的商品经济历史活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