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花鼓是活跃在商洛七县(区)的年轻剧种，尤以商(州)、丹(凤)、镇(安)、柞(水)等县最为流行。它是具有浓厚商洛地方特色的小戏，以欢快、活泼、婉转、动听、诙谐、幽默而为群众喜闻乐见。
　　根据戏剧志有关资料表明，花鼓戏是清光绪年间从鄂西北传入陕西。当时由于水涝灾害，“两湖”(即湖南、湖北)一带灾民由丹江、漫川关等地溯源而上进入商洛。这些灾民四处漂流，靠打花鼓卖唱的形式，讨要谷物而维持生计，当地叫“化谷物”。后来将他们所唱之调，也称作“化谷调”，后来逐渐衍称为“花鼓调”。还有一说是讲，“下河”来的移民，带来了家乡湖南花鼓、荆州花鼓，并在演出过程中逐渐与本地山歌小调相融合，产生了串乡走村的花鼓戏。
　　花鼓调进入商洛之后，很快同当地民歌小调融合，兼融渭、华等地迷胡秧歌等曲调，逐步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地方小戏。
　　商洛花鼓属于联曲体。它把一支支花鼓小调联缀一体，或用一种曲调，或用几首曲调来表现戏剧内容，构成了不同的花鼓戏唱腔。音乐形式分为大筒子、八岔子、花鼓子三种。又根据传播地域的不同，分为商丹流派和镇柞路两种，商丹路在音乐风格和语言音调上，多用关中语系和当地土语，曲调流畅、优美、柔和、婉转。镇柞派在音乐风格和语言音调上多采用鄂西北语系，曲调多高亢、明亮、欢快。
　　花鼓戏的乐队及伴奏乐器比较简单，仅用一个筒子胡为主奏乐器，其他均为锣、鼓、铙、小锣等打击伴奏乐器。
　　商洛花鼓戏约有大小剧目三百多个，仅商县、丹凤就有一百多个。小戏居多，大戏少。内容多是讴歌劳动人民的淳朴、善良、聪明、果敢等优良品质，讽刺社会恶人的愚昧、贪婪、狠毒、阴险等邪恶嘴脸。唱词形象生动、爱憎分明、主体明显；语言则采用当地民间方言、土语，通俗易懂、朴实真切，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为广大劳动人民所喜爱。
　　商洛花鼓经历了对对戏、三小戏、舞台戏三个发展阶段。对对戏，即地跚子，二人表演；三小戏，即小生、小丑、小旦三人演出节目；舞台戏，即包括上演大中型戏和剧目。
　　解放后，商洛花鼓迎来了艺术的春天。1953年其折子戏《送香茶》参加省民间艺术调演，获改编音乐奖。1965年由商洛剧团改编的《夫妻观灯》、《回河南》、《西楼会》、《桑园配》参加陕西省第一届戏曲会演，剧目全部获奖。之后《夫妻观灯》又进京参加全国音乐周，在中南海演出，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观看了演出，并接见了剧组成员辛庆善。从此商洛花鼓这一剧种被正名，并列为我国300多个剧种之一。
　　1958年至1966年，商洛花鼓聘请著名花鼓艺人刘全兴、毕占成为指导，先后创作移植、上演了《种核桃》、《龙凤山》、《对鞋》、《换猪》、《桐岭赛歌》等大小剧目数十个，在音乐方面也不断进行了继承与创新。改革开放之后，商洛花鼓艺术生命又获得第二个春天。在音乐创作上，将外来技法相继渗入到花鼓戏的音乐中，并创造了倒板、哭板、散板等板式，在民乐(板胡、二胡、中胡、高胡)为主奏乐器的基础上，又采取中西混合乐队，并加用了电声乐器。商洛花鼓又改编移植、上演了《屠夫状元》、《牧童与小姐》、《刘海戏金蟾》、《六斤县长》、《桃花运》、《山魂》、《商君商於行》、《月亮光光》等剧目。部分剧目也先后到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城市巡回演出，受到了观众的一致欢迎与赞扬，好评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