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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摆在首要位置

李忠全 马广荣 马朝琦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在注重干部培养和管理的同时,又非常重视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在思想教育上,不论是在校学生还是在职干部,都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时刻不忘对党员和干部进行革命大目标的教育。比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初,有人便公开提出“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不能并存”的谬论;抗战期间,反共声浪一度却甚器尘上,反共分子又散布“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在中国没有存在之必要”,要求“把共产主义暂时收起来”,妄图以“三民主义代替共产主义”。那些当初抱着追求真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广大革命青年,他们都把延安作为革命的象征,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在这种情况下,却被这种思潮所迷惑,甚至有所动摇,还有的人因适应不了艰苦生活而离开边区。为了扫清思想上的障碍,毛泽东特意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指出:“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①不久,他又批评部分人对共产党愿意实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觉得奇怪,以为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不能并存的观点,他指出:“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②中央其他领导人张闻天、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各种场合都大力宣传党的这一正确主张,批驳了顽固派及其反动分子的宣传和叫嚣。为了更加系统地对党员和干部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信念的教育,毛泽东于1940年1月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阐明了作为无产阶级整个思想体系和新的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社会。因而他断言:“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所以,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正是由于全党上下在抗战时期注重了对干部和党员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经常教育,因而才使来到延安的大批青年,在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能够以满腔的热情,高昂的斗志,顽强的毅力坚持战斗、工作、学习和生活,创造出惊人的业绩。经过长期艰巨的斗争,培育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究其原因,就是共产主义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干部不可动摇的信仰,成为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与此同时,他还向干部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要求他们清正廉洁,克服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行为,树立大公无私、积极工作,克己奉公,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为树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价值观奠定了基础。
  此外,在注重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党中央又大力倡导干部的作风建设。因为作风是执行政策的枢纽,是思想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风问题是政权工作中的根本问题之一,边区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参加政权的人员对人民的态度、作风,是至关重要的。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十分重视干部作风。毛泽东就党的作风问题有科学的系统的论述,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说:“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就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干部作风进行专题研究和解决,林伯渠、李鼎铭、李维汉等就干部作风多次召开座谈会,自上而下进行检查。从总体上看,边区干部的作风是比较好的,对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进行了深入揭露和批评,并及时提出解决的措施,具体措施有:一是开窗子、透空气。从边府的领导人到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实行开窗子、流通空气;二是开动机器、动脑筋。就是开动大脑这部机器,想问题。干部的任务是出主意,出主意就要想,大干部大想,小干部小想,不会想的人,绝不能去做领导工作,也不会做好工作;三是照镜子、挖根子。要求各级领导部门及领导干部,要下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解决问题。通过照镜子,可以加强领导者的自我批评,挖根子可以减少领导者的表面性;四是有功赏、有过罚;五是发扬民主,严守法制。通过上述办法,使陕甘宁边区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边区干部好的作风,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从而不仅端正了党风政风,也赢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因而毛泽东一直强调:延安时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一定要发扬。有了这么好的作风,腐败自然不会滋生,这是廉政建设的基础所在。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