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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民主和谐的新气象

李忠全 马广荣 马朝琦

  延安时期的廉政建设,尽管不如当前那么有计划、有安排、按步骤地去进行。但是,从整体上看,它也是有目的、有内容、有重点的。其目的就是创建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把边区建设成为文明先进的地区;其内容是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干部队伍建设、规章制度建设和民风民俗改革等;其重点是党的建设,也就是说,通过党风建设来带动廉政、勤政和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延安时期党风和廉政建设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廉政建设也的确使陕甘宁边区出现了新气象和风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党风端正
  延安时期,由于始终不断地加强了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的相持阶段,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内容的全党普遍的整风运动,从而分清了路线是非,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的高度统一;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起来,集中全党的智慧,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使中国共产党更加走向成熟。这样,才把中国共产党在旧中国小生产十分广大、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社会里,又在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和白色恐怖下的城市,真正建设成为一支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正如1994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充分肯定的:“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罕见的壮举,毛泽东同志豪迈地称之为‘伟大的工程’。”这无疑是对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最高评价,这也是廉政建设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根本原因。
  (二)政府清正廉洁
  边区政府自1937年9月成立,到1950年1月结束,历时12年4个多月。在此期间,边区政府一直把清正廉洁作为《施政纲领》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实行了诸多有效措施和办法,才逐渐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廉洁政府”。其表现在:
  第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边区政府的根本宗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是为了解放人民,建立人民的新政权;它执掌政权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办事。因此,边区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以毛泽东号召的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原则。首先,它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反映群众的意愿和要求。例如组织和领导群众打日寇、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搞土地改革、搞生产建设、关心和帮助群众解决办教育卫生事业和油盐柴米问题等等。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为群众办实事。当时边区群众丢掉一头牛、一只猪,政府都要发布公文给以寻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成为边区政府的一贯指导思想。其次,它在财政上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取之有道,用之得当”,“既要开源,又要节流;量入为出,也量出为入”。这是边区政府为人民掌权、用权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当时,边区的财政十分困难,政府经常教育一切工作人员,要把来自于人民的每一文钱,都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之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要用钱少,办事多,甚至不用钱也办事;并十分注意节约,决不允许存在铺张浪费与贪污现象。边区政府曾规定: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要减少公差公马;要注意一张纸、一寸布、一点油、一根火柴的节约;要爱惜每件公物,使之多用些日子。因此,勤俭节约成为风尚。第三,它的一切公务人员,不论职务高低,都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公仆”。他们不仅以当人民的勤务员为荣,不摆官架子,而且在工作中朝气蓬勃,干劲很足,经常以忘我的精神在为革命而工作。党需要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艰苦的地方人人争着去,艰苦的工作人人争着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边区公务员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高度的发扬。
  第二,艰苦奋斗是边区政府的一贯作风。边区经济落后,物质生活条件本来就很困难,加之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困难更为严重。当时,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一律不发薪俸,实行生活津贴制度。边府成立后对工作人员规定的生活标准是:边区行政长官每月最高的津贴5元,各县县长每月3.5元,每天1斤4两粮食,4分菜钱。县政府每月办公费平均20至30元之间。1941年后,由于财政遇到严重困难,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每月少量的津贴也全部取消,改为供给制,从边府主席到乡长、文书、只在伙食供给和衣服上稍有差别,即厅长以上吃小灶,科长以上或相当科长以上的老同志吃中灶,其他吃大灶。大、中、小灶的差别也很小,小灶每月多几斤油,每餐有一个白馒头,中小灶的差别就更小了;衣着上,领导干部比一般同志只是上衣多个小口袋,衣料除厅长以上有时有斜纹布以外,其他一律都是平布或边区产的土布。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从上到下都是一样的。党外少数民主人士虽说实行薪金制,但其数量也很低,只能勉强维持其本人及家属生活。对此,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了边区政府工作人员这种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却又忘我工作的情景,无不为之感动。甚至惊奇地说:“天下竟有这样的官!”有的还说:“只有共产党,才能培养出这样的干部。”
  第三,为政清廉是边区政府工作人员的品德要求。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手里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这个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边区政府法文规定,政府工作人员必须为政清廉。边区抗战时期的施政纲领中说:“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五一”施政纲领中要求:“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边区政务人员公约又提出把“公正廉洁,奉公守法”作为公务人员的守则之一,并解释说:“这是我们政务人员应有的品格,要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耍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腐化,不堕落。”这些规定均表明,实行廉政是政府的奋斗目标之一,也是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具有的品格。通过实际工作的检验,边区政府的各级公务人员基本上都做到了清正廉洁,杜绝了各种歪风邪气,受到了群众的普遍好评。
  为保证政府工作人员为政清廉,边区政府还相应制定了许多有关条例和规则,作为工作人员的行为准则,对他们加以约束。正是由于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廉政建设,收到明显效果,并受到各界人士好评与赞扬。林伯渠主席曾自豪地说:“廉洁奉公,已成为政府人员一般具有的品质。”①从某种程度上看,陕甘宁边区政府不但是当时全国最民主的政府,而且事实上也真正成为了全国最廉洁奉公的政府。
  (三)社会风气良好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同一时期中国的两种区域及社会风气作了对比,他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这样的评论,准确地概括了两个政党、两种政权及其社会所造成的截然相反的图景。对此,美国记者斯诺在两次采访延安后感慨地说:“我曾在两个不同的情况下——该地政权改组以前和改组以后——都参观过延安。我在现政权建立后最后一次访问它时,发现它已大大改变了,因为中国任何部分,都没有比这整个边区动员得更有效。在7年中,延安政府已在世界上一块最贫穷和落后的地区上建立了文明与繁荣的社会生活。”②他转告国人,在边区“鸦片烟已经禁绝,娼妓和儿童奴役有效地被禁止了。没有一个乞丐,二流子被改造参加工作。”③
  通过党和政府的不断努力建设,陕甘宁边区的社会风气的确是良好的。整个边区境内,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经过整风和大生产两大运动之后,已丰衣足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社会安定,充分展现出这块新民主主义模范区一派生机与活力;人际关系融洽,和睦相处,平等待人的风气已经形成。比如1938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时,机关、学校和市民都来不及关锁门户而去防空,轰炸后一度给社会秩序造成一片混乱,但大家都全力去抢救伤员,而无一人去发洋财;1942年7月延安发大水,冲走许多人和牲畜,整个延安都卷入救灾赈济而未见一人去为自己发横财;1945年11月,毛泽东由重庆谈判归来时,市民们为了迎接毛泽东,欢迎的人们丢下门户和商滩、水果店等而奔向机场,他们的东西无一丢失。边区这么好的社会风气,而国民党政府却千方百计进行封锁,开动种种宣传机器,做颠倒黑白的宣传,成天造谣,诬蔑“奸党”、“奸区”如何如何,而铁的事实却是无法掩盖的。
  请看国际友人是如何评论的:
  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后,谢伟思等一行立即发现这里“鲜明的兴致勃勃、信心百倍和干劲十足”,与“重庆的灰暗气氛”,形成全面的对比。谢伟思将其所得的“极其讨人喜欢”的印象,写成一份有趣的报告,用朴实无华的笔调描述延安的图景。他说:“那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言辞和行动上都是如此。官员和人民与我们的关系,以及中国人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这里完全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中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也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迹象”;“这里到处都强调民主和同志百姓的鱼水关系”;“他们的廉洁奉公是显而易见的,财富对于他们可能是无用的——在这种环境中不可能隐匿起来。假如他们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话,他们早就可以转奔他方了”,“因为他们的生命从来不是专心致力可满足个人的野心,而是奉献于一种忘我的事业的进步。”④据此,综合这些感性材料,这位头脑清醒的美国外交官进而从理性上作出结论,同年11月,他在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就卓有远见地预测到:“共产党的胜利将是必然的了。”⑤
  谢伟思写出上述这些看法,固然反映出他堪称是一位正直的和具有敏锐观察能力的美国人,同时也说明延安时期廉政建设在全国甚至全世界产生的政治影响是异常广泛和深远的。1943年6月,一个驻重庆的美国外交官戴维斯报告国务院说:“国民党和蒋介石认识到,共党是在人民的拥护之下,并享有政治改革和廉洁的声誉,因而是对中央政府及其分赃制度的一种挑战。”由此,他推断蒋介石绝不会给予共产党以合法地位和实行民主政治——“要是这样做,可能意味着国民党以及许多分据各地方的土皇帝退位下台。”⑥后来,历史的发展从事实上验证了这一预言的高明与准确。
  ①《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63页。
  ②斯诺:《六千万被忘掉了的同盟者》,1944年8月17日《解放日报》。
  ③1944年8月18日《解放日报》。
  ④单远慕等著:《中国廉政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
  ⑤《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96页。
  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