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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党性修养是廉政建设的根本

李忠全 马广荣 马朝琦

  我们通常所说的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就是说要搞好廉政建设,必须要有良好的党风。那么,良好的党风是怎样培养起来的呢?延安时期,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有许多理论建树,特别是我们党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树立起来。那么,党的优良作风又如何通过全党整风运动树立起来的呢?说到底是增强了党员的党性修养。因此,我们认为增强党性修养是廉政建设的根本。
  回顾延安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增强党性修养的论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这个《决定》是1941年7月1日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各种不良倾向,为保证党的高级干部整风能够顺利进行而作出的。在此之前,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曾作过《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根据当时抗战的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更进一步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要求全体同志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之下,成为有机的整体。没有这样坚强统一的集中的党便不能应付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便不能实现我们党所担负的伟大的历史任务。因此,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体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更加增强自己的党性修养。在当时,“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①但是,我们党内还普遍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歪风邪气。比如,在党员干部中存在着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许多同志还不知道这种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此外,违反党性的倾向还表现在:政治上的自由行动,不尊重党的决定,随意发言,标新立异。在组织上表现为: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在思想意识上表现为: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风头主义等等。上述种种表现,严重地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对此,毛泽东严厉批评说:“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他强调:“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②在当时,中共中央就是针对党内这些表现,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做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认真分析了党内产生上述这些违反党性的倾向的原因,认为当时我们党所处的环境,是广大农村,是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环境,还因为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的成分占很大的比重,党的理论水平还是非常的低,党的教育还是非常薄弱。因此,为了纠正这些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特制定了六条办法。
  (1)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组织,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要求各个独立工作区域领导人员,特别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相信与服从中央的领导,应当在党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
  (2)更严格的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
  (3)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才更能挽救干部,不使工作受到损失。反对当面客气,背后指斥,一切批评应当是正确坦白诚恳的提出,目的是为了挽救,而不是为了打击。应当强调党内的团结互助,爱护干部,帮助干部在政治上的进步,对屡教不改者,必须及时预防,加以纪律制裁。
  (4)要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要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无论是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都必须如此。
  (5)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领导的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应有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要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际、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
  (6)最后决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决定精神,1941年9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加强党性锻炼》的社论。指出:“更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的党性锻炼,更好的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更好的统一党的意志和巩固党的团结,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引导我们的党走向新的胜利。”
  自从毛泽东第一次把主观主义提到党性的高度,说是共产党的大敌,并论述了怎样克服主观主义才能增强党性的辩证关系之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都在不同场合有过精僻独到的阐发。而任弼时在当年中央决定发出之后,他专门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一文,要求全党党员加紧锻炼党性,提高党性,培养党性,增强党性。显然,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是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他特别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违反党性的问题,提出了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强党员党性的修养。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点。
  第一,要深刻地认识和了解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我党的最高利益,应该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这个利益服务,并且要使得为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是出自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且丝毫不受任何所谓“要尽的义务”所驱使,所催迫,所束缚。不然便会成为盲从者。盲从者的忠实性和坚定性都是相对的东西。任弼时同志强调:“要使我们为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成为自觉的、自动的和积极的,这首先必须具有无产阶级的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当然,要具有阶级觉悟,要把握住阶级意识,决不是在口头上讲几句漂亮话所能做到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强烈的斗争过程。
  第二,在这样的斗争过程中,应同时并列而进行的工作就是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以及党的政策和策略,就是要充分地掌握“与革命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③任弼时说:“要在领悟马列主义理论方面修养自己,培植自己,坚定自己。不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所谓阶级觉悟、阶级意识也能化为乌有。对马列主义也得有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无论在学习它的时候,或运用它的时候,都是一样的。”他的意思是要学会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和处理问题,决不能教条式的去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他号召要反对机会主义,对妥协、投降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为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纯洁性而斗争,对那污辱和曲解革命理论者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就是要与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作坚决的斗争。这个斗争是测量党员的党性的主要标志之一。
  第三,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实际活动。他认为:党员的利益,党员的愿望,应与党的利益和党的愿望融会在一起,就是要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党的利益,要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因此,就得与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状态、独立主义、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作斗争。应当对党内存在的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同时也对自身存在的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任弼时说:“因为这些倾向是破坏党的组织,破坏党的统一、纪律和团结的。”④所以,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也是测量党员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
  第四,要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我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党的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的各个组织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这对于任何一个党员都是一样的。任弼时说,党不仅要求每个党员遵守党的铁的纪律,教育他遵守党的纪律,而且也教育为革命而斗争的阶级遵守一定的纪律。关于什么样的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斗争时,他引用斯大林的话:“党应当向千百万无组织的非党工人群众灌注斗争的纪律性和计划性、组织性和坚定性。可是,党只有当它自己是纪律性和组织性的体现者的时候,只有当它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的时候,才能完成这些任务。”⑤显然地,党的各个组织,以及每个党员不应该只向群众向别的人要求服从纪律遵守纪律,而首先自己应该服从纪律,遵守纪律,就是说,首先自己应该克服无组织性与散漫性,克服不遵守纪律、不服从组织等不良倾向。所以,遵守纪律、服从组织也是测量党员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准。
  第五,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党是为无产阶级、为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的党,是领导广大群众为自身求利益求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党,我们的党是已经与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党,而且仍然为与广大群众取得密切联系而斗争。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所以,哪个党的组织脱离了群众,失掉了群众,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础,失掉了斗争力量。哪个党员脱离了群众,那他对党便减弱了自己的作用。可以说,少联系一个人,便对党减少一份力量。因此,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经常使我们党的威信在群众面前提高起来,使得广大群众信赖我们的党,为我党的力量的雄厚和增大而斗争的精神,也是测量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
  第六,任弼时依据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的精神,他向全党提出了十个方面的要求:要我们为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而斗争;要展开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要坚决与阳奉阴违的两面性作斗争,并且要彻底肃清这种现象;要及时纠正和不纵容错误的发展,若果发现了错误,要正面地、坦白地、诚恳地提出批评;要团结互助爱护干部,帮助他们在政治上进步;要为服从纪律和服从组织而斗争;要克服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实事求是;要把理论与实践、工作与学习联系起来,配合起来;要每个党员都参加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他强调指出,上述这些要求,“这就是培养和锻炼增强党性的几个重要关键”。中央领导的这些论述,为全党整风运动期间如何增强党性修养提出了方向和目标,成为改进党风的有效措施。
  (二)延安整风运动普遍提高了党性修养
  众所周知,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马列主义的学习运动,也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一场思想革命,特别是每个党员都要认真学习中共中央规定的学习文件,增强自己的党性,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出现许多先进单位,被誉为延安整风运动中增强党性的典范。比如边区保安处支部是怎样讨论增强党性的决定;军事学院的党性检查等,均刊发在当年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供大家学习。这些单位之所以做得好,是他们认真学习和落实了中央决定精神,并结合各自的实际把增强党性落到实处。军事科学院政治部制定的《党性锻炼的标准》很有特色,不仅回答了什么叫做党性?为什么要坚强的党性?而且具体规定了党性锻炼检讨标准,总共八条。
  第一,忠实于革命事业,积极为党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具体要求两条:一是不怕困难,认识困难,向困难斗争,有艰苦奋斗的战胜困难的精神和决心;二是有牺牲精神,不因家庭牵缠,不受金钱地位美女的引诱、牢狱刑场威胁所屈服投降而背叛党。
  第二,无条件的执行党的一切决定,严格遵守纪律,真正做到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具体要求两条:一是反对两面态度,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必须在一定的会议上组织上正确的提出自己的意见,不能以自由主义的现象,去代替正确的意见;二是尊重组织与组织上委派的干部,遇有原则之争论,是应对事而非对人,故不得有谩骂个人或组织的行为。
  第三,正确的思想意识,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要求做到以下四点:一是反对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放任主义及绝对平均主义的影响;二是反对把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要组织服从个人的要求;三是不要自高自大,自命不凡,工作学习不切实,而铺张敷衍推诿好高骛远,英雄主义,风头主义,或者自暴自弃,对事情不客观,不从大局去看去想,悲观失望,在工作学习上不安心,不忠实于自己的岗位;四是要真正的大公无私,无论对人对事,照顾全部,政治上向上看,生活上向下看。
  第四,理论与实际联系,养成“实事求是”,认真切实朴素的学习工作作风。具体要求两条:一是凡事首先要调查研究具体情况,不论在学习或工作上,均应脚踏实地;二是反对在思想上学习上工作上的主观主义,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象。
  第五,与群众密切联系,面向群众,启发教育与提高群众。思想上,工作上,学习上为群众的表率,虚心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所拥护,因此态度要和气、谦逊、诚恳,善于团结群众。
  第六,努力学习,切实学习,视学习为对党应尽的义务,反对为个人而学习的观点。把马列主义真正的融合于实际,真正锻炼出党性坚强,意识健康,全面的一个共产主义者。
  第七,保障党内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正确的团结、互助、互学的精神,要注意同志关系及工作关系之改进,保证同志间各部门各连队关系之密切。
  第八,重视与积极参加党内一切生活,尊重各种制度,对党应尽党员之权利和义务。诚恳接受别人的批评,及时纠正自己的缺点,更大胆的善意的帮助别人,批评别人,促成其政治上之进步,思想意识上之加强。
  除此之外,还专门为从事经济工作干部党性锻炼提出补充标准,其中特别强调坚定自己的政治立场,把握住原则,决不为资本主义思想所影响,做私生意,发展资本主义及不尊重边区法令;要忠实坦白,经济手续清楚,一是一,二是二,一点不打埋伏,不贪污,不浪费,不腐化。
  军事学院政治部制定的关于党性锻炼检讨的标准,不仅全面,而且具体,每个党员都要依据这些标准和条件来对照检查自己,经过集中检讨,终于使大家做到了党性坚强,意识健康。正是通过整风把党中央《决定》规定的内容全部落到实处。通过这个典型的分析,就使我们明白:延安时期之所以党风正、作风好,党员干部清正廉洁,就是因为抓到了本质。即不仅制定颁布了有关对干部的命令、指示和条例,也不仅仅停留在对违纪干部的惩处上。从深层次上分析,我们认为要从客观上把握。延安时期总体上党风和廉政都是最好的时期之一,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堪称是全国廉洁奉公的模范,究其原因就是提高了党员的素质,增强了党性,使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不仅思想觉悟高,自己不搞腐败,还能自觉地抵制腐败,这就是开头我们所说的,增强党性修养是廉政建设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党性问题的提出和论述,对廉政建设有重大理论贡献。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③《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2页。
  ④《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5页。
  ⑤《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