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

    
    (1908—1989)
    周扬，原名起应。湖南益阳人。1928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同年冬留学日本。1930年回到上海，任中共“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主编，参与领导进行国民党统治区文化战线的反“围剿”斗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考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需要文化方面的带头人，以推动延安文化向前发展。经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潘汉年、冯雪峰推荐，中央决定调周扬等到延安工作。他携妻子苏灵扬和李初梨、何干之、艾思奇、周立波等12人于9月初离开上海，途经南京、西安，于10月到达延安。他到延安不久，毛泽东就约见了他，向他了解上海文化界的情况。在前不久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周扬被委以教育厅厅长一职。
    同年11月14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在延安成立。周扬在成立大会上报告了筹备的经过和意义。1938年7月，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称“鲁艺”)组建文学系，周扬任系主任，并主讲全校大课《艺术论》和文学系专业课《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周扬这两门课的讲义大部分散失了，现在只留下一份很不完整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周扬在考察五四新文学前后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时，把以“五四”为核心的新文学史放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坐标中进行论述。他还突出强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同于以前的文化运动，因为共产主义思想已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主导的部分”。1939年12月，周扬被任命为鲁艺的专职副院长，实际主持鲁艺的工作(院长吴玉章因事不到院视事)。1937年至1940年，周扬根据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有关指示，经常在《解放》周刊、延安《新中华报》发表文章。
    1940年1月4日，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讲话(后更名为《新民主主义论》)。这次大会决定由周扬等筹办一个大型的学术刊物，用来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周扬致信请示毛泽东，将刊物定名为《中国文化》后，打算在创刊号上发表毛泽东在文代会上的讲话，他去约稿时，毛泽东谨慎地说“还要修改”。对于这篇纲领性的重要讲话，毛泽东自己是非常看重的。后来，他写信给周扬说：“文章虽写好了，但还待汇集意见加以修改，还得两三天才能将最后修改稿交你付印。累你等得太久了!现送上初稿一份请加审阅、指正、指示，并退我为盼!”过了两天，毛泽东又给周扬写信：“我的感冒尚未好，字(指周扬请他题写的《中国文化》刊名)还要等两天才能写好送来。兹先将文章送上，请付印，清样打好以后，请给我自己校对一次。你对此有何意见，仍请阅示，以便校对时修改。前送上的那一份仍请退还。”
    刚到延安的周扬不但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而且在鲁艺师生中也有较高的威望。当年在鲁艺工作或学习过的人，绝大部分都说他作风平易近人，同学找他谈话，他都热情接待，有时就在校园内边走边谈，周末和节日还和大家一道唱歌跳舞。他对职工也不摆架子，碰到理发员、炊事员常在一起聊天，对知识分子也很尊重，先后邀请了100多名作家、艺术家在鲁艺从事教学和创作。据鲁艺学员回忆他上课时常常不带讲义，讲起来滔滔不绝，像个讲演家，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一讲就是三个多小时。他还利用鲁艺院长的工作关系，团结了一大批文化界人士，如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人，形成了后来著名的“鲁艺派”。
    周扬出于一贯的文学立场和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解，认为文学应当歌颂光明。“文抗派”作家丁玲、萧军等人则从文艺本身的特点出发，认为文艺作品中暴露边区生活的黑暗和歌颂光明同样重要，他们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批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与“首长至上现象”。1941年7月17日至19日，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周扬的《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他批评“文抗派”作家萧军的文艺观点，指出他们在延安“感觉写不出东西或者写得很少，主要是因为他们仍然走着老路，或者只看到‘太阳的黑点’，或者住在自己的窑洞里，被外面的生活甩在了后面，或者陷于自己人的圈子和新生活格格不入，甚至说‘他们写不出东西原因归之为没有肉吃’。”周扬的文章引发了延安文艺界许多人的不同意见，他们合作写了一篇文章对周扬进行反驳，说他有自己的小厨房可以经常吃到肉，却无端贬低其他人只知和首长闹平等争肉吃。萧军等人气愤地说：“到延安来的都不是为了来吃肉，是为了来革命，正如周扬到延安来不仅仅是为了当院长、吃小厨房和有马骑一样。”一时间，两派因为相反的文学主张和宗派主义情绪而吵的沸沸扬扬。
    延安整风运动中，周扬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全程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2年9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周扬的《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一文，文章中对延安鲁艺的艺术教育做了深刻的工作总结。他说，鲁艺过去在艺术教育中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严重的毛病”，“教育和实际脱节的现象是很严重的”，主要表现在“关着门提高”。提高的方针是对的，问题是“把提高和普及机械地分裂开来”，片面强调了提高，强调了技巧，脱离了现实斗争与现实需要。这样，就导致只重视西洋古典作品，“看不起当代中国的作品，民间的文艺更不消说”；而对现实主义也产生了“糊涂观念”，即只写“身边琐事”，写“过去生活回忆”。周扬并提出了改进方案，要求加强艺术教育与部队、农村文艺运动及其他文化部门的联系，深入体验实际生活，研究民间艺术，正确接受遗产，认真学习马列主义。
    为了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周扬的领导下，鲁艺于1943年春节期间陆续排演了《兄妹开荒》、《十二把镰刀》、《红军万岁》、《预备队长》等多部秧歌剧。这种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体的艺术形式，受到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次年，周扬又先后发表了《开展群众新文艺运动》、《论秧歌》等文章，并组织编选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对毛泽东《讲话》中所提出的“民族形式”问题进行了论述和阐释。1944年5月，《晋察冀日报》记者李满天给周扬写信，讲述一个流传在晋察冀边区的故事：在河北平山县的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间的一切祸福。周扬听到这个故事后，敏锐地感觉到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意义，提出要创作演出一部大型的新歌剧《白毛女》，要赋予故事新的主题，即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周扬组织鲁艺的一批文化骨干投入到《白毛女》的创作中，编剧是鲁艺文学系的贺敬之、丁毅，作曲是音乐系的马可、张鲁、瞿维、向隅、李焕之，导演是王滨、王大化、舒强。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的前一天，《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迅速风靡各个解放区，其创作方法也对解放后的文艺发展影响深远。
    1940年周扬着手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一书，其中选收了马克思致斐·拉萨尔，恩格斯致敏·考茨基、玛·哈克奈斯的信，以及列宁论述托尔斯泰的几篇文章。1942年5月之后，周扬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重新主持编辑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1944年7月由延安华北书店出版。在这本书里面，周扬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斯大林、高尔基、鲁迅，以及毛泽东有关文艺的评论和意见，内容分为“意识形态的文艺”，“文艺的特质”，“文艺与阶级”，“无产阶级文艺”，“作家、批评家”等五个部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既是本书编纂的指导纲领，又是这本书的重要内容。在序言中，周扬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1945年4月至6月，周扬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解放战争时期，周扬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局宣传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周扬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还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1989年7月31日，周扬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