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在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后，红军和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到1935年初，陕北苏区有9个苏维埃县治，陕甘边苏区有11个苏维埃县治。两块苏区的迅速发展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对这两块苏区开始了新的大规模“围剿”。但红军与敌军相比，无论兵力与装备仍明显处于劣势，且两支红军、两个根据地又分属不同上级组织的领导。因此，严峻的形势迫切需要将两个特委、两支红军、两块根据地统一起来，集中兵力，统一领导，以便更有力地粉碎“围剿”。
    1935年1月，经过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协商，并征得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出的巡视员黄翰同意，拟建立统一的中共组织，领导两个苏区的党、政、军组织。为此，刘志丹专程从陕甘边到赤源县水晶沟，探望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负伤的谢子长，并就建立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机构等问题与谢磋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崄刺儿圪垯举行联席会议。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陕甘边区军委主席刘志丹，陕北特委书记崔田夫和组织委员郭洪涛、宣传委员马明方等出席。谢子长因伤病严重未能出席。会议由刘志丹主持。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两个苏区实行统一领导，对红军游击队实行统一指挥；撤销中共陕北特委，其所属之党组织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保留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西北工委领导下继续领导陕甘边的党政军民组织。从而把原来由两个特委分别领导的两个苏区统一为由中共西北工委领导，中共西北工委由惠子俊、崔田夫、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明方、郭洪涛、张秀山、高岗组成。惠子俊任书记(在惠返回陕甘边传达联席会议精神期间，由崔田夫代理书记)，郭洪涛任秘书长、组织部部长，高岗任宣传部部长，白茜任妇女部部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①(一说为谢子长)，副主席高岗，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白坚，参谋长朱子休。周家崄会议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实现了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实现了两支红军的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两块根据地的党组织合并成立的中共西北工委，下辖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神府工委和直属的原陕北特委领导的县委。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由李生华任书记，蔡子伟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龚逢春任宣传部部长，刘景范为军委主席。陕甘边区特委下辖南区区委，张邦英、唐洪澄先后任书记；马文瑞为边区特委驻东地区特派员。中共神府工委由王达成任书记，组织委员贾令德，宣传委员张晨钟，青年委员贾怀琪。这时，西北根据地先后有中共县委(工委)26个，其中西北工委建立后新建的有延长、红泉、宜川、延安、肤甘、肤施、神木东、神木西、神木北、米西、子长、新正、靖边、淳耀县委和安塞工委。
    周家崄会议后，由于谢子长的病情十分严重，刘志丹于2月18日发布了粉碎国民党当局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提出西北红军反“围剿”的任务是集中兵力，打破高桂滋部的进攻，然后向南、向西发展，逐步将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在地域上连成一片。《动员令》还详尽地部署了红军的作战计划：为有效地打击敌人，红四十二师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作战；红一团进至耀县柳林地区，钳制敌六十一师；红二团在完成阻击马鸿宾部三十五师的任务后，向环县、三边发展，开辟定(边)环(县)新苏区；骑兵团相机东进宜川，积极向韩(城)合(阳)游击；留当地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暂时放弃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向东区洛河川一带转移。《动员令》最后要求，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树立必胜的信心，坚决服从命令，反对游击习气，以不怕牺牲的精神夺取斗争的胜利。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的组建和《动员令》的发布，是重大的战略决策，它为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从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做好了充分准备，同时，吸引了大量的国民党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北上。
    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1935年2月初，蒋介石集团不断调集军队，向西北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当时国民党军对西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共投入近30个团的兵力。同时以保定行营参谋处长毛侃为主任组成参谋团，常驻绥德县城，协调各部作战。国民党军采用分区“进剿”、围堵结合、驻点修堡、步步为营的办法，企图彻底消灭西北根据地及其工农武装力量。面对国民党军的强势“围剿”，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一成立，就开始对第二次反“围剿”进行了具体部署。2月18日，西北军委发出动员令，号召根据地军民紧急动员起来，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5月1日，从陕甘边北上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一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与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会师于赤源县白庙岔村。
    在刘志丹指挥下，经过五六月两个月的激战，西北红军连克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6座县城，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根据地的“围剿”，使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红军和游击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为后来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取得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  第一，西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北方革命斗争中的一面旗帜，到1935年初，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已下辖10多个县的苏维埃政权；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也下辖近10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在西北根据地全盛时期，其范围东临黄河之滨，西至六盘山下，北迄长城，南临抵泾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曾经建立过陕甘边、陕北省、陕甘晋省、陕甘省、陕甘宁省、陕北东地区、神府特区、关中特区及53个县级苏维埃政权。
    第二，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10多块根据地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一块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的工作方针》中指出：“没有陕北那就不能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②这是对西北根据地历史作用的高度概括。
    第三，西北革命根据地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有力地策应了南方红军的战略转移。中央红军长征后，西北根据地军民在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下，历经10余战，解放了6座县城，扩大了红军和根据地，将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与大江南北红色区域遥相呼应，使国民党军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和“围剿”西北红军中不能相顾，兵力分散，客观上减轻了长征中红军的压力，策应了红军长征。同时，拉开了各路红军会师西北的序幕。
    第四，西北根据地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治党、治军、治国的干部，刘志丹、谢子长是其中卓越的代表，还有习仲勋、高岗、马文瑞、阎红彦、杨森、杨琪、张秀山、张达志、王世泰、贺晋年、张策、张邦英、龚逢春、刘景范、崔田民、蔡子伟、高朗亭、李赤然、王兆相等优秀干部，他们不仅为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更是新中国建立和建设的中坚骨干。
    ①1943年5月1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撰写的《烈士刘志丹同志革命事略》碑文写道：“……二十四年(即1935年——编者注)，先后粉碎陕甘宁晋绥数十万大军之三次‘围剿’，打通陕北与陕甘边苏区，并扩大而巩固了陕甘苏区，扩大了红二十六军与二十七军，广泛开展了陕甘游击战争，时志丹同志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军前敌总指挥。西北红军在志丹同志的领导下，已成为强大之红军矣。”碑文见刘志丹烈士陵园碑刻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95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