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北苏区“肃反”的由来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西北革命根据地实行了统一的党政军领导体制(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驻地在甘泉县下寺湾，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驻地在延川永坪镇)。1935年2月，谢子长逝世后，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保安、靖边、安定6座县城，长期被分割的两个苏区连成一片，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80万，建立了2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府，红军主力扩大到5000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人，西北的革命形势的新变化，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西北创造了条件。但是，这时根据地却“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①。执行“左”倾错误的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的领导者，在西北苏区发动“肃反”，原陕甘边区和红二十六军的领导人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马文瑞等及一大批干部被捕入狱，200多名干部被杀害，蒙受不白之冤，造成根据地的危机重重。西北苏区“肃反”发生，有其错综复杂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
    思想根源  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是中国革命复兴和发展时期，也是中共发展史上“左”倾错误屡屡发生的时期。党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由于对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党内逐渐滋长了“左”的急躁情绪，“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尤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时间长达4年之久，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这种错误与危害，也对西北根据地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早在陕甘边苏区创建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者，对西北地区形势的复杂性，以及革命的艰苦和曲折性缺乏认识，对原陕甘边苏区实行的军事、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政策，如给富农生活出路的土改政策、坚持农村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的战略思想、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和国民党爱国人士交朋友的做法等，不但不能理解，而且不能容忍，以致在党内产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分歧。为了达到红军应以工人为主的目标，脱离实际地设想要在西安招3000工人去改造根据地红军成分。对于收编的一些农民起义武装不是进行教育和引导，而是采取排斥态度，认为“土匪色彩浓厚”，甚至“缴枪”。就连刘志丹等也被扣上“勾结军阀、白军军官”的帽子。1933年2月15日，在执行“左”倾错误的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由陕北代表团通过的《目前陕北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中，批评陕北党的组织，“并没有在国际路线领导之下进行工作，抛弃了阶级路线，在富农路线领导之下，阻碍了党的工作的开展”。12月下旬，“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批评陕北特委，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对武装斗争“消极怠工”等。1934年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给陕甘边特委戴上“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帽子。1934年冬和1935年春，在给陕北特委的指示信中，批评陕北特委没有去领导工人罢工运动，显出乡下党的偏向等。
    历史根源  由于西北根据地是由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组成，创建之初就在建军、建政、土地革命等问题上出现一些分歧，其根源源于1932年2月的“三嘉原缴枪”事件。加之西北苏区有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两套组织机构，陕甘边特委接受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领导有红二十六军，领导人有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王世泰等。陕北特委先后受河北省委、北方局及中共驻北方代表的领导，陕北游击队、红二十七军受陕北特委的领导，领导人有阎红彦、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等。在陕西省委和北方局主要领导人的“左”倾错误指导下，西北苏区内屡屡发生了令人痛心的事，而西北“肃反”就是中共西北党内斗争的总爆发。
    1935年七八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上海临时中央局相继派原河北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朱理治、曾任闽浙赣军区政委和红十军团师政委的聂洪钧来到陕北，解决陕甘边苏区“右派反革命问题”②。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来到陕北后，对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和现实不作正确的估计和分析，反而指责刘志丹和其他负责人“右倾”，把两块根据地取得的第二次反“围剿”战争胜利，说成是在敌人进攻面前悲观失望，在战略上退却逃跑以及单纯的坚壁清野政策，阻碍革命战争的开展，没有充分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完全忽视地方暴动之配合。7月中旬，朱理治先后在延川县文安驿、永坪镇主持召开干部会议和西北工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驻北方代表给陕北特委的信》《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同志的信》《中央驻北方代表、河北省委给陕甘边特委及全体同志的信》《中央驻北方代表、河北省委给陕北、陕甘边特委的指示信》《中央驻北方代表五月份机密指示》③，并作出《反右倾取消主义决定》。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北后，即由朱理治、聂洪钧和红二十五军政委程子华组成“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驻西北代表团”(简称“中央代表团”或“中代”)。9月17日，“中央代表团”在永坪镇主持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军队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以朱理治为省委书记，郭洪涛为副书记；改组西北军委，撤去刘志丹西北军委主席之职，以聂洪钧为军委主席；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原西北军委副主席高岗为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为副主任。从这种人事安排可以看出，“中央代表团”对刘志丹为首的原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众多领导人的排斥和限制。
    同时，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工作的张慕陶曾在中共陕西省委任职，和陕甘边苏区的一些领导人熟悉，曾派人联系。不久，张慕陶因“托派”问题受到审查，“左”倾错误的执行者也就怀疑陕甘边苏区干部同“托派”有联系。
    直接动因  永坪会议后，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徐海东、郭洪涛、戴季英6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座谈，西北苏区“肃反”的“一切问题都是在6人座谈中决定的”。④会上，红二十五军领导人介绍了前不久该部在陕南围歼由共产党员张汉民担任旅长的杨虎城的警备三旅(该旅主要干部为共产党员，受陕西省委领导，对西北苏区多有帮助)之事，亦即“九间房事件”，还谈及张汉民同刘志丹和红二十六军有联系。朱理治更加“怀疑刘(志丹)高(岗)有问题”。⑤郭洪涛、聂洪钧、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等“都觉得陕甘边右派问题很严重”。这样，“张汉民事件”成为促成西北苏区“肃反”的直接动因。座谈会商定：立即开始“肃反”，重点在张汉民已有“布置”处，即原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
    ①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②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435页。
    ③《王世泰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
    ④《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参见吴殿尧、宋霖著：《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页。
    ⑤据朱理治1945年在延安称：“红二十五军从陕南到陕北来时，路上有一个张汉民的部队跟踪他们，后来张给他们来了一封信，说他是共产党员，归西安党领导，叫他们不要害怕，但是他们听说西安党有问题，因此路上就把张汉民解决了，张汉民做了俘虏，听说他与刘志丹、高岗有关系。红二十五军把张汉民杀了，并将张部下面其余同志及赤色群众也杀了。”“红二十五军同志说，他们这次赶来陕北，帮助这里肃反是主要任务之一。”《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参见吴殿尧、宋霖著：《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115页。